历史地位

历史地位（通用12篇）

历史地位 篇1

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大量的观察事实及心理学研究发现, 凡是对某一学科有浓厚兴趣和满怀热情的学生, 该门功课的成绩较好, 反之则相对较差。而新课改的主题之一是强调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没有兴趣的诱导又何谈学习的主动性呢?因此, 历史教学中, 教师当务之急是以中学生的心理特征为依据, 尽全力发掘历史教材中激趣、引趣的素材, 运用新颖多变、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精心设计问题

兴趣激发的途径之一是设疑。古人云:“小疑则小进, 大疑则大进。”陶行知先生也说过:“发明千千万, 起点是一问。”在历史教学中巧妙地设置疑问能引起学生积极思考, 而通过设置疑问不仅能让学生因为看到事情的相同之处而感到熟悉, 更能因为看到事物的不同而产生落差产生惊奇。如在讲如何客观评价列强侵华的影响时, 教师提出问题, 可以先让学生分组讨论, 学生很容易活跃起来, 大部分学生纷纷举手发言:“使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导致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受到阻碍”等等。那么教师再启发:“除了这些不利的影响, 有没有好的方面呢?”有的学生站起来说:“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 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然后教师再总结:“在回答影响、评价这一类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从有利、不利的两个方面考虑, 才是完整的答案。”这就为后来类似问题的解答做了良好的铺垫, 从而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 在思考中不断擦出火花。

二、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我们学习历史时有必要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 用历史法则阐释分析现实问题, 关注时事政治和国际关系。也同样关注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中探索问题, 解决问题, 获得新知, 所以历史教师不但要让学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更要让学生运用这种智慧来关注现实, 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如:“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节中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有的同学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中‘中小企业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家经营’一项, 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相似, 这样下去的话, 是不是会改变它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时, 教师不必急于回答, 应首先对学生进行引导, 向学生简要介绍我国现在的形势加以比较, 进行讨论, 最后教师归纳。这样, 有利于学生知识的落实和掌握, 使学生的认知水平得以提高。这段讨论不仅得到了正确的结论, 而且对当前中国的形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讨论有利于学生的创新, 能启发学生思维。在精读过程中, 对于与学生认识水平接近的疑点, 师生共同讨论解决, 效果更佳。

三、设置活动

古人曰:“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人们要想深入了解和认识事物, 就必须亲身参与、体验。如让学生编演历史剧本、历史知识抢答竞赛、历史谜语竞猜、开展辩论会等。就学生感兴趣而又存在争议的人物或事件组织辩论会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如在中国近代各大派别的救亡运动中, 我把全班分成四个部分, 分别代表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阶级, 让他们提出自己的口号、措施, 探索不同的救国救民道路。这种方式使学生耳目一新, 他们兴奋地坐在一起, 针对当时的国情和救国方案进行探讨。每个小组的学生都认真而积极, 他们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 发表自己的看法, 积极地探究。从课堂上学生思维活动的现象可见, 让学生成为历史角色的扮演者, 实际上就是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学习历史探究历史的积极性。

总之, 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先导和持续的动力, 一旦学习摆脱了枯燥感, 学生的实践活动和创新精神便会进入新境界。这就要我们科学地处理教材, 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手段, 教会学生学会学习, 学会生活, 学会审美, 学会做人,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这样才会提高学生主体地位, 这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历史地位 篇2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教育专著。全文虽然只有一千多字，但是对教育目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作用等问题，都作了论述，系统性强，并且非常精练。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奉为经典，对我国教育学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现在仍是我们教育学所应该学习的经典之一。

研究《学记》，首先要看其写作的历史背景。《学记》写作时间大约在战国的晚期，当时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封建制度刚刚确立，封建专制统治尚不牢固。新兴阶级的产生、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都强烈要求社会形成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人民的行为。能够从根源上树立道德标准的最好途径莫过于教育，于是《学记》应运而生。《学记》认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体现了儒家所说的教育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学记》的出现可谓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迎合了封建统治的需要。虽然其对教育的目的理解有着历史局限性，但是其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等问题的论述都尤为精妙，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学记》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论述主要有启发诱导、循序渐进、藏息相辅、尊师重道等原则。

启发诱导是教学原则的基础。想要高效率的教学，必定先要让学生对学习提起浓厚的兴趣，这就要利用各种方式启发学生。良好的比喻、讲故事、做游戏等形式等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积极思维，继而教师再做到“道而弗牵”、“强而弗抑。” “开而弗达。”这三点原则，则学生就能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

《学记》对教学方法的论述主要提到了“教学相长”原则。主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启发诱导，学生应积极思考，自觉学习，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现在，“教学相长”原则已经潜移默化到了我们教学过程中的各种教学方法中：建构主义教学，支架式教学都体现了对学生的启发式教学。“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教育者所认同。我认为，现在是信息告诉发展的时代，知识更新速度极快，终身学习早已经被社会所认同。终身学习必然不能终身靠师学习，所以教育无形中又被赋予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这一任务，学生掌握了自主学习能力才能有效的自我学习，针对自己发展需要更新知识结构，更好的迎接各种挑战。

《学记》提出，教学讲究系统性，讲究循序渐进，不能没有计划的学习，要因材施教，系统教学，这是课程安排所必须遵守的原则。对于上课讨论时老师提到的关于课改后高中历史课本变化我自己有一些浅薄的思考：原来的高中课本是按时间顺序，将历史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与世界史，而这些内容在初中课本中已经学习过一遍（地理也是），如果在高中继续按此顺序讲可能会导致重复性教学，这应该是新课改变动时所考虑到的原因。新课改后专题的教学可能更利于培养学生系统性思维，让学生更好的将不同时期的历史内容结合到一起，使学生真正能够通过学习历史来思考现实，实现历史教学“以史为鉴”的教学目的。而且，在高考历史考题中越来越注重专题考法，未实现课改前，历史基本在高三复习时都会根据专题来复习，从这种角度看新课改可能减轻了学生负担。但从另一种角度考虑：中考不考历史，初中生迫于升学压力就很有肯能不认真学习历史课程，这就会使其在学习高中历史课程时增加难度，又使得本来已经略显繁重的高中课业更加沉重„..这个貌似悖论的结果看来只能有待历史来验证了。

对于《学记》中“藏息相辅”原则我认为也有一定局限性，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包括高中）更为突出。当时社会背景是知识少，文化本不丰富，所以课上课下学一样的有利于教学。而现在社会知识膨胀，即使课上课下学不一样的知识也学不完，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教育需要，注重培养学生兴趣，鼓励自主学习才适应学生发展。这点在课上已有讨论，在这里就不多做赘述了。

“尊师重道”原则则是《学记》中最为精华的原则之一，已经成为了我国优良文化传统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中，浮躁的社会风气，商业化的教育让很多人淡忘了“尊师重道”的重要性。师生矛盾问题在一些学校日益突出，甚至有学生侮辱老师的行为所出现，这时候就需向传统优良文化回归，重新提倡尊师。《学记》作为我国教育瑰宝，应该被大力弘扬，让人们在古人的教导下驱邪扶正。

学记中有关学校制度、学制与考试制度的描述虽然不能被我们用，但是其意义在于指导后人：只有健全学校制度、合理的学制安排、严格的考试制度才能更好的培养人才，选拔人才。

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 篇3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改革开放结束了原本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方针路线，而开始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中国共产党真正开始由革命党向着执政党转变。虽然早在1949年已经建立政权，完成了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共产党的革命思维、斗争思维依然在社会治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建国之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多项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这使得党和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果继续按照这种指导思想发展下去，整个中华民族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不仅仅在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也不仅仅是将整个国家的航向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说，它是挽救中华民族继续沉沦的力举。

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成为中古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计划经济的弊端有目共睹，当然，这与一定时期内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在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中，市场的活力受到大大的限制，很多时候往往不是生产率上不去，而社会生产率不敢上去或者生产者不愿意让生产率提高。因为人性都是自私的，大家往往都存在一个思维：反正不是我自己的，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极为低下，更不用说创造和创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存在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虽然限于当时的种种限制，这种经济体制改革的效应并没有在短期内迅速释放出来。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改革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端，也社会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原始细胞，直接促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再次，从农村来看，改革开放之后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农村土地政策，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杜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人口大量死亡等问题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进一步稳固了党在农村地区的统治。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从中国历史来看，凡是土地政策稳固的时候，就是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时期；凡是土地兼并严重、土地政策不稳的时期，几乎都伴随着农民起义、社会治安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1958年，伴随着国家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高指标、大跃进、浮夸风，广大农村群众的生活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加之1959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农村劳动力锐减，农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热情和活力，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对于稳固党在农村地区的统治、稳定农村地区的社会治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后，从国家环境来看，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开始以一个正常国家的面貌出现在国际社会，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拥抱西方现代文明，为提升中国的社会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从根本上颠覆了建国之后我国在国家政策方面所采取的敌视、对立、冷战以及相对封闭策略，而代之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使得中国能够融入到现代社会中，享受和借鉴一切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历程。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在国际事务中不仅毫无建树，甚至往往被摒除于国际事务之外。泱泱大国，沦落至此，令人扼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取得了对日作战的胜利，国际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但是伴随着国内形势的急转直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事务中的职能和作用并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便匆匆限于国内战争的泥淖。建国之后，由于我国政权性质的特殊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极尽封锁之能事。在此背景下，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政策来予以化解和回击，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仍然相对孤立和封闭，而且在市场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仍然有很多自定的“特色”，这使得它远远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与西方社会接触，在此过程中对自身原有的一些“特色”进行改进，但同时又坚持“底线”，这使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点更加明晰，也使得中国社会能够以一个正常国家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

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历史变迁 篇4

殷商时期的贵族妇女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力与地位, 妇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政治领域并没有对男、女两性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 社会并不认为政治应该由男性主导, 女性也不应该被排斥在政治、军事之外, 贵族妇女不只拥有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 而且拥有较高的权力与地位。由于战争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主要部分, 商代妇女在战争中的突出表现更提高了女性的地位。

到了周代, 妇女的社会地位呈现下降趋势。在春秋时期生产力提高, 男性地位随经济权利上升而提高, 相应的女性地位随之下降。发展到战国时期, 社会上男尊女卑的思想逐渐形成并成为礼法体系的一部分, 以一种道德标准的形式教育、约束着女子的一生。法家将性别尊卑与君尊臣卑的行政关系相并立, 因此这时期女性地位在家庭、职业、生存权利各方面都呈下降趋势, 活动的范围被禁锢于家门之内, 学习的礼仪以顺从、贞顺为主。同时由于战乱频繁, 女性作为战利品被来回抢夺, 一妻多妾制盛行, 女性殉葬现象也增多。周代贵族阶级的礼教较严格, 尊男轻女、多娶多生的观念开始产生, 但平民阶级对礼教还没有严格的遵守。

东汉女性的地位相对比较高, 这是因为汉朝和平时期比较长, 女性在和平的汉朝比征战连年的周代地位要高。在秦和西汉时期, 父家长制还不完备, 妇女较少受到公婆和宗族的管束与压迫, 社会所有成员都是直接隶属于国家的统治之下。汉朝女性没有被完全束缚在家庭中, 能参与政治活动和聚会, 普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手工纺织等多种职业, 但人员主要局限为贫寒的下层妇女、大量的女奴。妇女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作户主, 还可以继承父亲的爵位。当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格局确立, 渐渐地农业生产主要由男子负担, 女性多数在内室专营纺织, 经济活动日渐畸形化, 预示着女性经济地位的下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女性在经济、文化、婚姻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北魏政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授予妇女土地的数量, 此后西魏, 北齐基本沿袭这种授田制度。社会欣赏能说会道的女性, 女性的言论被接纳并记入史册留存后世。当时士人家庭较为重视子女的教育, 男女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那个时期出现不少聪慧而有才学的女性, 《晋书·列女传》《世说新语》都有褒扬女子才学的记述。在社会公共领域, 女性基本上是没有话语权的, 但在家庭实际生活层面上, 女性还能参与家庭管理。这时期的贞节观念较之汉朝更为宽疏, 在社会上亦未形成舆论的重视, 战争造成人口锐减, 政府鼓励早婚、再婚, 同时受到少数民族热情奔放的习俗影响, 女性再嫁是比较平常的事情。

学术界有人认为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历史中女性地位最高的时期。隋唐时期是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 人的个性得以相对自由的发展。这个时期宫廷妇女参政的情况比较突出, 隋代后妃参政首推的是文帝独孤皇后, 唐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武则天更是主要代表。这时期女性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在唐代上层社会的夫妻关系中, “惧内”现象算是比较多的, 离婚改嫁现象也明显增多, 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表现出毫不在意, 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在文学领域中女性尽情地挥洒才华, 表达自己的思想, 从唐代女性着装的开放可以看出女性社交生活的风光, 她们出游和生活都比较自由。

到了宋代因为宋明理学对人欲的扼杀, 对妇女贞洁观广泛提倡, 这个时期以男尊女卑为主导, 妇女几乎被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宋朝的一批理学家歧视妇女, 司马光就说过“夫天也, 妻地也”。当时社会的状况是两性地位不平等, 但妇女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某些权利, 例如离婚改嫁权, 财产继承权, 家事管理权。儒家的礼教重视长幼有序, 妇女在母家的地位是按长幼辈份的差别而享有一定的权利。宋代许多女性的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流传后世, 从李清照和魏夫人两位女词人诗词中就可以发现, 宋代女子还是比较大胆的追求享受生活。

元代社会对女性的管束加深, 女性地位更低下了。元朝法律中规定的民间婚姻制度“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 各从本族法, 递相婚姻者, 以男为主”反映了法律确立婚姻中男方的主体地位, 当时的“七出”休妻原则使得女性触犯原则都可以被男方休弃。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不仅体现在婚姻上, 社会礼法对女性的束缚也颇多, 交游的地理范围很小, 与外界的来往主要是亲戚和邻里, 甚至某些男权思想浓厚的人认为亲戚、邻里之间的交往也要加以严格的限制。这时期衙门、学校等公共场所都将妇女拒之门外, 各种经商活动也很少看到妇女的身影, 只有各种宗教庙宇对男性、女性都开放, 在一些民间节庆时女性才离家到外面活动, 所以她们聚会游玩的时间很少。

明朝是学术界公认的广大妇女遭受封建压迫最深的时代, 统治层有意识地对贞节观念和寡妇守节予以积极提倡和奖励, 赋予其与忠、孝同等的道德意义, 并把旌表节烈立为定制, 对节烈女性的奖励无论在广度、力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相应的制度建设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当时夫尊妻卑表现在夫妻相互犯罪时的“同罪异罚”, 法律把妻子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明朝女性的经济权力也减少了, 明律规定只有在“无同宗应继者”的情况, 才承认未嫁女的法定继承权, 这明显是女性继承权的削弱。

清代是封建社会的末期, 这时期妇女的人格被否定, 是不独立的、不完整的, 完全依附于男性。一方面, 女性受“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的礼教要求, “烈女不事二夫”的社会意识也束缚她们。另一方面妇女几乎没有什么权利, 对丈夫却负有全部的守贞义务, 丈夫死后, 她还要承担丈夫对于自己家庭、家族的全部义务。在清代汉人中上层社会妇女仍然受“缠足”这种陋习的迫害。有学者分析清代妇女的人生境遇呈现“两头甜, 中间苦”的特征, 即少女时代往往受父母宠爱, 没有生活负担, 而到老年,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以母之尊, 受儿孙孝养, 并有儿媳、孙媳可供驱使, 还算幸福。

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 出现了一个拥有职业的女性阶层, 女性开始接受学校教育, 增长了知识, 开阔了眼界, 使她们可以向更广阔和层次较高的职业领域扩展, 也唤醒了更广大妇女的觉醒意识。“五四运动”之后男女青年可以自由恋爱, 妇女地位大大提高, 民国时期颁布法律确认了男女平等的原则, 改变了数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但由于整个社会意识受到制约, 妇女经济并没有独立, 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没完全实现。

直到新中国成立, 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 各行各业中女性优秀人才层出不穷, 广大妇女摆脱了附属者的地位,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女性社会地位迎来了历史上最顶峰的时期。但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领域中, 女性社会地位仍有待提高。要进一步改善我国女性社会地位就需要消除传统的男权性别文化, 也要提高女性自信、自强的心理及能力。

摘要：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总体而言比男性要低下, 但在不同的历史朝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又有所变化, 本文试图依据历史时代的变迁, 分析各个时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原因。

关键词：古代,女性,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1]刘向.列女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2]高世瑜.关于妇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J].历史研究, 2002 (06) .

论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篇5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进入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随着法家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黄老之学、儒学相继登上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齐鲁文化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文化范畴。作为历史范畴，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作为文化范畴，又有其历史超越性，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是这种历史超越性的表现。

一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二

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齐鲁文化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随着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古代中国文化中心由西而东转移。齐、鲁两国的建立是周文化征服东夷文化的政治尝试，但历史的发展往往超出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意图，这两种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一经结合，便形成了两种更高级、更先进的文化――齐文化和鲁文化。齐鲁文化的出现，打破了镐京在文化上的垄断。西周末年，随着镐京倾覆，王室东迁，当时的文化中心就转移到了齐鲁文化所在的东方。战国时期，齐国一直是东方的大国，统治者又重视文化发展，设立稷下学宫，“招致天下贤士”，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鲁国初封，因是周公的封国，所以得到的西周礼器文物典籍甚多，故后人有“周礼尽在鲁”之说，又由于鲁国有重礼的传统，造成鲁国特有的文化氛围，而作为传统文化传播者的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孔子产生于鲁国，乃势所必然。战国以后，以鲁国为根据地的儒学向四周辐射，造成齐鲁文化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百家争鸣，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仅在先秦时期，齐鲁地区就产生了像管子、晏子、孙武、墨子、孟子、庄子、邹衍、孙膑、吴起这样一批文化伟人。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齐鲁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齐鲁之地是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葛洪伦理思想的历史地位研究 篇6

关键词：道教伦理；葛洪；《抱朴子内篇》

一、道教产生的时代背景

道教伦理萌生于汉末曹魏，上古斋戒仪轨是其主要历史渊源，五斗米道、太平道等都实行过一定的组织规范与戒律。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道教革新的重要手段。道戒全面兴起，道教伦理伴随着道教的理论体系一同臻于成熟，奠定了发展基调：一是融摄儒家纲常，结合成仙信仰，突出仙道兼修的伦理思想；二是吸收墨家兼爱，强调群体协作与自身修养并重的伦理观念；三是以神道设教，称神灵为人伦最高主宰的伦理说教。道教伦理在形式上灵活丰富，品类繁多，繁简结合；在思想上有突出的养生意识、生态意识及三教合一主张。

从原始巫术、汉末的农民起义工具到唐代的国教，道教一直在宗教化，进行自我改造，这些改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不可忽视的就是葛洪在两晋时对道教进行的多方面改造。而要说明葛洪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就不得不从他所处的时代说起。

中国古代思想曾经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一是自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至西汉整合而为天人感应神学；一是自两汉儒学独尊经魏晋之际至宋代整合而为理学。汉学向宋学的这次转变在学术界通常也被认为是儒、释、道三教由冲突演化至融合，逐渐形成特殊的三教合一格局的过程。这种特殊的多元文化结构，一直维系至近代。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转型期之一的魏晋之际，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极腐败、政权大更迭、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罕有的思想文化的解放时期。鲁迅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宗白华评价这一时期“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的大自由”。在这个动荡不安和个性觉醒，政治钳制的高压与思想自由的大胆同样惊人的并存的时代，不同的学说和意识形态经历了冲突与较量，改造与糅合的过程，在思想文化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玄学与道教是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思潮。

玄学是对动荡的社会现实的反思，它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探讨人如何生活才有意义和价值、人如何才能超越世俗社会的束缚而获得自由的问题。一些玄学家常常将自己的生命理想寄托于神仙世界，从而推进了以个体的长生不死、自由愉悦为宗旨的神仙说在社会上流行，以至于魏晋名士从“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形神观出发，既注重“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生”，又以服药行散，养形以求长生为时尚，这在客观上将道教的生命理想凸现了出来。

在主流意识形态崩溃、社会危机和思想危机加剧的历史条件下。传统学术思想中的“非正统”因素被激活，玄学与神仙道教分别由理性与神学的角度做出反应，建构儒道会通的理论体系，树立魏晋社会士人人生价值取向的指导方针，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两者虽然一为宗教，一为哲学，但处在同一个历史阶段，相同的社会环境下，其理论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是魏晋时期以门阀士族为主的士人阶层根据自己独特的感受与心态，以道家的老庄思想为核心，融合儒道发展形成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道教是以先秦道家为思想渊源，吸收、融合了阴阳五行、儒家谶纬学说中的神秘成分以及祭祀醮仪、祈福免灾的方术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的泛神论宗教，是中国三教文化之一。魏晋不仅是玄学大兴的时代，同时也是道教结束原始风貌，建构起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的时期。士人将神仙方术与道教宗教思想相结合，对道教理论作了建设性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道教又称为神仙道教。而葛洪便是对神仙道教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二、《抱朴子内篇》成书背景

葛洪(公元283—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丹阳郡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卒于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著有《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神仙传》等众多著作。其中《抱朴子内篇》是神仙道教的重要典籍，全书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

汉末至魏晋，道教从民间蓬勃兴起，并逐步发展为神仙道教。道教信仰的核心是神仙信仰，这是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教义的最显著之点。道教是追求“长生久视”、“肉体成仙”的宗教。但是，对于人如何才能实现不死而成仙的理想，在学术理论上却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以致怀疑神仙的真实存在者大有人在。道教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在理论上证明成仙的可能性。

虽然在汉末创立时道教已经有了某些教义和理论，但无论是《太平经》还是《老子河上公注》、《老子想尔注》等都还不能说已经使得道教的宗教理论系统化。而葛洪这位“神仙道教在创始时期的理论与仪式的奠基祖师”在东晋初著《抱朴子内篇》，不仅为道教构造了种种修炼长生的方法，而且还为它建立了一套宗教理论，使得此后的道教宗教理论不断得到发展。

受玄学的影响，葛洪的代表作《抱朴子内篇》，通过张扬“玄道”的超越性、神秘性，不仅从本体论上对神仙的性质作了说明。而且对人的肉体可以获得长生，以及如何得道成仙等作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论述，促成了道教第一套宗教理论的成形和出现。

汉末的五斗米教与太平道虽然在后世被视为“道教起源”，但实际上它的内部组织规范与知识技术的混乱，特别是它采取的与主流社会和话语权力的对抗姿态，其实给后世道教在社会上的公开存在带来相当的麻烦。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对以往的神仙信仰和各种方术作了系统的整理和理论上的阐述，并且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对民间道教和某些“流俗道士”的活动猛烈攻击，这对道教从原始民间宗教向成熟的以仙道为中心的官方宗教的方向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将道教改变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宗教”，道教从此开始向主流文化和上层社会靠近。另外，从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主要是试图对葛洪的道教伦理思想的历史地位进行考察，而这些重要的文本便是他的《抱朴子内篇》，其他著作中只是零星掺杂而已。就《抱朴子》一书的内外篇而言，毋庸置疑《内篇》的核心地位，相对而言《外篇》无论是在葛洪本人的思想体系内部或者是对后世影响、历史地位而言都要差很多，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将选取《内篇》作为考察文本。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外篇》中葛洪提出的伦理思想是他所构建的神仙道教伦理体系一部分，不过正如他在《内篇·明本》中所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其实这个观点已经可以一定程度上体现和代表《外篇》了。《抱朴子外篇》所阐述的是儒家的思想，而这些通过《内篇》中“道本儒末”加以统摄，而且体现葛洪神仙道教思想的内容绝大部分在《内篇》当中，所以，本文将对《内篇》考察，但也会对两者的联系加以说明。

三、《抱朴子内篇》伦理思想考察

历史地位 篇7

如何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构建高效历史课堂, 我以高中历史人教版必修一专题四的第一课“新中国初期的政治建设”为例进行说明。

一、课标为纲, 整合教材

高中历史教材是按专题史编排的, 专题史的时序性和复杂性是高中历史教学中必须要解决的难题。如果我们割裂了历史之间的联系, 强制地把历史分割开来, 学生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在教“新中国初期的政治建设”一课内容时, 教材体系明了:新中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民主之路, 进行民主建设。1949 年9 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通过了《共同纲领》, 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49 年10 月1 日举行开国大典;1954 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确立了三大政治制度。

在实际教学中, 有的教师着重讲解新中国成立, 详细介绍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条件, 过度渲染开国大典的细节, 而对于三大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只要求学生单纯记忆。授课没有做到有的放矢、重点突出, 教学也只停留在简单化落实基础知识的层面上。

如此低效的历史课堂教学原因之一是:教师没有认真解读历史课程标准, 不敢对教材内容进行大胆地取舍。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教育部的课程改革文件指出:课程标准是国家教育质量在特别教育阶段应达到的具体指标, 是国家管理和评价合成的基础, 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可见, 在历史教学中, 历史课程标准是教师教学的指挥棒, 教师可以对教材进行自主整合, 但这种整合应建立在对课程标准的正确解读之上。

本课的课标要求为: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史实, 阐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认识我国民主政治的特色。

本课的课标要求可以解析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史实;第二部分是中国三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民主政治的特色。课标要求: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史实, 并且要从专题的主线索即现代中国的民主建设来分析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因此, 教学中就不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定位在开国大典。教师要阐明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过程, 突出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对民主政治的追求, 着重强调新中国的成立为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石, 没有新中国的成立就没有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分别涉及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民族制度。依照课标要求, 通过阐述三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认识我国民主政治的特色。新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和确立, 要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来剖析, 学生要充分理解三大制度的构建受到了新中国国情、民情、历史传统、现实等因素的影响, 体会不同政治文明的独特性和多元性, 进而尊重不同民族、国家对政治道路的选择, 最终达成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

在深度解读课程标准的基础上, 围绕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初创, 本课内容可整合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政治建设的基石———新中国成立;第二部分是政治建设的内容———三大政治制度。主题突出、线索清晰, 突显1949 年到1956 年, 深入理解新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是如何探索与建设民主政治制度的。

二、精选史料, 求真务实

历史教学离不开史料, 没有史料作依托, 历史就成了无源之水, 正如梁启超所说:“史料为史之细胞, 史料不具或不确, 则无复史而言。”在高中历史教学中, 对史料充分合理的利用将有助于学生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与理解, 增强学生的“史由证来, 证史一致, 论丛史出, 史论结合”的历史学科素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 史料丰富, 既有文字史料、图片史料, 又有实物史料、声像史料, 但受限于教学时间, 教师无法在课堂上面面俱到地讲解或呈现史料。教师应选用少而精的史料, 在学生已有知识的基础上精选、精用史料, 使之难易适度, 最终服务于教学。

真实的史料是开展历史教学的前提。“无论作任何研究, 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用固然成大问题, 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 那么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 因为缺乏材料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 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本课涉及新中国两部重要的法律文献, 即《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 年) 。在引领学生解读这两部法律文献时, 我直接从两部文献中选用原始的史料, 选取最能揭示问题本质的史料, 保证所用史料的权威性。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 年) 进行剖析时, 我直接出示了宪法的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 引导学生逐条分析宪法对国体、政体的规定, 在学生读懂读透宪法原文的基础上, 掌握1954 年的宪法是规划和设计新中国政治建设的宪法, 进而解决学生对宪法的陌生感和距离感, 加深他们对宪法内容的理解, 从而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

开国大典是学生比较熟悉的历史知识, 相关史料繁多。为了避免单一地呈现史料, 使课堂更具生气, 我拓宽了史料范围, 经过仔细筛选和甄别, 我选取了一段开国大典的纪录片, 其中主要讲述了1949 年开国典礼的盛况、毛泽东的讲话、爱国人士的期盼、群众的欢呼与游行, 彰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喜悦之情。之所以选择纪录片, 是因为纪录片相对于电视剧、电影更为客观和真实, 可以直接再现历史场面, 纪录片的播放时间应控制在2 分钟内, 避免因视频文件过长而对学生的视觉冲击过多, 导致历史课堂失去历史本色, 而变成影视欣赏课。

图表史料是在对相关历史知识加工的基础上进行的归纳与总结, 主要包括表格、结构图、统计图等。我在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相关内容时, 出示了各党派所占比重的饼状图表。图表形式新颖, 学生能较为直观、清晰地了解当时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来源的广泛性, 掌握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筹备新中国、民主建国的史实。

三、巧设问题, 重理思辨

高中历史知识多是结论式的内容, 结论背后所隐藏的历史知识却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学生迫于学习和考试的压力, 只能死记硬背。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思维特性, 设置多层次、多角度的问题, 使学生不畏难, 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师生、生生探究问题的过程中,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 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

教学中要注意:设计的问题不能过于简单或偏难, 问题的呈现要有梯度, 要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让学生“跳一跳, 摘桃子”;要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促进知识迁移, 推进历史与现实的有效结合。

在本课的教学导入中, 我以“特别的书信”为题目, 设置了历史情境, 指导学生阅读书信内容, 我设计了以下问题:两封书信的作者分别是谁?信中所指的“先生”是谁?邀请“先生”北上共商什么大事?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是人民选举的还是中国共产党邀请的?为什么无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导入将学生置于1949 年新中国建立前夕的历史情境中, 问题设置明确, 富有思维的递进性和思考价值, 学生的注意力能快速地集中到对书信内容的解读上来。学生学习新知识的热情被点燃, 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新课的积极性。

在讲解《共同纲领》一课内容时, 我出示了《共同纲领》的第一章第一条、第二章第十二条, 并提出以下问题:《共同纲领》体现了怎样的社会性质?《共同纲领》对国体、政体是如何规定的?《共同纲领》相当于什么法律文件?为什么共同纲领只能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为什么在1954 年可以制定宪法?

这样, 围绕《共同纲领》内容而设计的问题群, 避免了同一知识点因史料充斥太多, 学生易产生阅读厌倦与疲惫。由浅入深的问题设置能兼顾到大多数学生, 使得学生信心十足, 能够主动探究历史知识。同时, 也能避免把回答问题变成少数学优生的个人表演。

本课的结尾, 我没有采用传统总结式知识要点梳理的方式, 而出示了刘少奇在“文革”遭遇批斗后, 他手持宪法抗议的图片。我带着悲愤的感情大声诵读:“‘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你们怎样对待‘我’这无关紧要, 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要罢免‘我’, 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审判, 而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也是一位公民, 为什么不让‘我’讲话?每一位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都受到宪法的保护, 侵犯宪法的人, 是要受到法律严厉制裁的!”学生被我的语言所打动, 他们的情绪也受到了感染, 我借此时机追问学生“:为什么1954 年的宪法实施三年后, 没真正地贯彻执行呢?”这一问题引起了学生认知方面的冲突, 因为教材充分肯定了新中国初期的民主政治建设, 学生无法接受如此完善的宪法没能真正践行的事实?学生能够主动探究其历史原因, 学生的视野扩宽了, 能够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问题。这样的课堂结尾, 既保证了教学的深度和有效性, 又为下一节课“文革时期民主法制建设”作铺垫, 提升了学生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曲折性的认识。

总之,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 构建高效的历史课堂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教师要“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这是课堂教学成功的基础。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才能发挥其主体作用,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去发现问题与创新思想。”教师要改变“一言堂”的传统教学模式, 用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设计合理的教学过程。这样才能真正践行学生主体地位的教学理念, 打造高效的历史课堂。

摘要：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 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构建高效的历史课堂, 这是每位历史教师的追求目标。通过以课标为纲, 整合教材;精选史料, 求真务实;巧设问题, 重理思辨这三方面来探究构建高效的历史课堂。

关键词：学生主体,历史课堂,高效

参考文献

[1]韩江英.点亮课堂, 成就高效[J].文理导航, 2011 (12) .

[2]郝瑞庭, 陈伟国.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和外交关系[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06 (3) .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方法[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4]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5]朱煜.论史料教学[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1999 (1) .

[6]刘爱琴, 刘少奇.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N].周末, 2009-04-23 (17) .

论孔子民族观的历史地位 篇8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 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 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伟大的文化导师和精神领袖, 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以色列产生了犹太教的先知, 古印度有释迦牟尼, 古代中国有老子、孔子、庄子等。他说:“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 世界上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1]著名学者刘泽华教授也指出:“在后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 各式各样的思想差不多都可以从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库里找到原型或雏形。直到今天, 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问题, 或多或少地还可以从诸子中找到相应的命题或源头。”[2]通常我们说,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 以释、道文化为两翼, 而奠定整个中国文化主流地位的是先秦孔子之道, 因此, 孔子之道对整个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基本上确定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和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它反映在民族观上也是如此。

二、以血缘为主体的民族观

《礼记·王制》说:“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可见, 先秦时代已经有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的说法了。

东夷, 主要是指居住在离西周核心政治区较远的部落与方国民族的总体称呼, 并不是指东夷族。东夷, 分为很多种民族。《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 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此外, 还有“淮夷” (《史记·周本纪》:“召公为保, 周公为师, 东伐淮夷。”) “蓝夷” (《竹书纪年》:“仲丁即位, 征于蓝夷。”) “鸟夷” (也作“岛夷”) (《史记·夏本纪》:“鸟夷皮服”。《尚书·禹贡》:“鸟夷卉服。”) “嵎夷” (《尚书·禹贡》:“嵎夷既略, 潍、淄其道。”) “莱夷” (《尚书·禹贡》:“莱夷作牧。”) 。

南蛮是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云贵高原地区民族的总称呼。蛮族也有很多种民族。《尚书·周书·武成》说:“华夏蛮貊, 罔不率俾。”《诗经·大雅·荡之什》说:“以先祖受命, 因时百蛮。”《史记·孔子世家》也说:“昔武王克商, 通道九夷百蛮, 使各以其方贿来贡, 使无忘职业。”由此可见, 蛮族是南方多种民族的总称, 而不是仅仅指蛮族这个民族。

西戎是对中国境内西部民族的总称, 也不是指单一的西戎族。西戎族, 包括羌 (姜) 族、鬼戎、骊戎、狐戎等。据说都是炎黄的后代。《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 姜姓其后也。”西戎在先秦的主要居住区是在秦国的西部, 以陇山山脉为中心地带。

北狄是指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总体的称呼。北狄主要分为赤狄、白狄、长狄等。每个狄族由很多的部落氏族组成。如赤狄主要由皋落氏、潞氏、留吁氏、甲氏、铎氏、廧咎如氏等六大氏族组成。[3]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 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民族也开始纷纷建立自己的诸侯国。西周政权内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周政权外部则是“四夷交侵”。从历史上看, 西周的华夏族统治区域是十分有限的, 大概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五分之一, 其他五分之四地区是四夷民族居住区。宋代洪迈在《容聊随笔》中说:“成周之世, 中国之地最狭, 以今地里考之, 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 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 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 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 今汴之属邑, 亦用夷礼。邾近于鲁, 亦曰夷。其中国者, 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 通不过数十州, 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容聊随笔·周世中国地》卷五) 到秦统一中国, 华夏族的活动和势力范围已经东至大海, 东北抵今东北地区, 北达大漠南, 西临今甘肃、宁夏, 南暨今两广。到汉代, 这个范围更加扩大。[3]

先秦时代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少数民族, 而是对西周周边地区民族的总体称呼, 他们不是少数民族集团。

春秋时代, 中国的文明其实已经相当成熟。孔子采取“述而不作”的方式, 对三代以来的文化 (自然包括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民族的文化) 作了总结、损益和传承, 同时又汲取了各个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 如巫、史、儒 (孔子创立儒家之前的神职人员) 等文化精髓, 创立了儒家。孔子民族观是儒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开创之日起就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三、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观

孔子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是从血缘的角度来划分民族, 认为诸夏民族是优等民族, 而四夷是劣等民族, 因此经常对他们采取战争来俘获大量奴隶, 迫使他们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左传》《国语》《穆天子传》等书都有关于征四夷的战争丰富记载和描述。诸夏认为, 四夷其实是畜生的后代, 比起诸夏民族要差一等。《国语·鲁语上》说:“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郊鲧而宗禹。”

从血缘关系上说, 血缘民族观论者认为夏是黄帝的后代, 是正统。《大戴礼记·帝系》说:“黄帝产昌意, 昌意产高阳, 是为帝颛顼。”又说:“颛顼产鲧, 鲧产文命, 是为禹。”《史记·夏本纪》中也说:“禹之父曰鲧, 鲧之父曰颛顼, 颛顼之父曰昌意, 昌意之父曰黄帝, 禹者, 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这也就证明禹与黄帝部落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所以, 诸夏各族认为华夏文明的真正人文始祖是黄帝。

诸夏认为, 四夷民族不是黄帝的后代, 因而是野蛮民族, 所以, 四夷民族的名称基本都是以反犬旁或者是以动物名称为偏旁来起名的。如《后汉书·南蛮传》中有段神话般的描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 帝患其侵暴, 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 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 购黄金千镒, 邑万家, 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 其毛五采, 名曰槃瓠。下令之后, 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 群臣怪而诊之, 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 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 又无封爵之道, 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 以为帝皇下令, 不可违信, 因请行。帝不得已, 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 负而走入南山, 止石室中。所处险绝, 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 为仆鉴之结, 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 遣使寻求, 辄遇风雨震晦, 使者不得进。经三年, 生子一十二人, 六男六女。槃瓠死后, 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 染以草实, 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 以状白帝, 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 语言侏离, 好入山壑, 不乐平旷。帝顺其意, 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 号曰蛮夷。外痴内黠, 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 母帝之女, 田作贾贩, 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 皆赐印绶, 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 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这段话, 我们至今无法考证其真实, 但是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夏、商、周三代诸夏民族认为, 四夷民族就是某种动物的后代。他们从血缘关系上就比诸夏民族低一等。这反映了三代以来民族血缘不平等的关系。

孔子作为三代以来文化集大成者和儒学的开创者, 他否定了三代以来血缘论不平等的民族观。孔子认为, 民族之间的不平等, 不是体现在血缘关系上, 而是体现在文化教养的高低上。他认为华夏族之所以是先进的民族, 主要体现在礼乐文化上。他说:“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 (《论语·八佾》) 孔子认为, 诸夏文化鼎盛, 而四夷地方则是文化荒漠, 保留了很多落后的风俗习惯。

《汉书·地理志》记载先秦北狄燕地就有“宾客相过, 以妇侍宿”的陋习, 东夷齐国一些地方, “民家长女不得嫁, 名曰‘巫儿’”, 甚至一些地方娼妓盛行, 如赵国和中山国地区。但是像邹鲁这样的国家, 深受华夏文明的洗礼, 就很少见到有关于娼妓盛行的记载。司马迁说:“邹、鲁滨洙、泗, 犹有周公遗风, 俗好儒, 备于礼。” (《史记·货值列传》)

孔子作为夏商西周文化的总结者, 他整理《诗》《书》《易》《礼》《春秋》作为培养弟子的教材, 同时又开创了民间私人办学的先河, 采取“有教无类”方式平等招收弟子。他在教学过程中, 阐述了自己的民族观。孔子的民族观, 不是从血缘关系上讨论“夷夏之辨”“尊夏卑夷”“尊夏攘夷”。《论语》里记载了一件事,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 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 (《论语·子罕》) 孔子认为, 凡是礼仪文化存在的地方就不是简陋的地方, 即便是像偏远的夷地亦是如此。因此, 在民族观上, 他希望将礼仪文化简陋的四夷之地变成周礼文化盛行的地方, 由四夷变诸夏, 由诸夏而入周道。所以, 他说:“齐一变, 至于鲁;鲁一变, 至于道。” (《论语·雍也》) 杨树达说:“《春秋》之义, 夷狄进于中国, 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 则夷狄之。盖孔子于夷狄之界, 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 而以行为为准。”[4]齐国管仲, 奉行“尊王攘夷”, 忠实地捍卫着华夏文明, 这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赞扬。孔子说:“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赐。微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 (《论语·宪问》) 用文化来界定一个民族的先进与落后, 这是孔子民族观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突破与超越, 这大概也是孔子从事教育, 成为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的一个内在动机吧!

综上可知,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夷夏之辨是着眼于文化角度, 较少地域之分和种族之别, 这对于促进华夏族和周边诸族的交融, 提高经济、文化水准, 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睦, 产生了许多正面积极的作用。”[5]因此, 孔子民族观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德)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2]刘泽华, 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3]王钟翰.中国民族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4]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刍议军歌的历史地位与时代魅力 篇9

关键词：军歌,历史地位,时代魅力

军歌是军队的歌。每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自己的军歌, 它用音乐表达感情, 催发感情, 以达到统一步调和行动, 激发和鼓舞它所有官兵的士气。因此可以说, 军歌是一支军队有声音的形象, 显示出的是它的性质、奋斗目标、精神状态及战斗力。正如有人所言:一首好的战歌, 胜过一个兵团的威力。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场合, 只要听到军歌, 就仿佛看到军队的阵容、军队的行列、军队的战斗场面、军队的胜败命运。在十七大报告中, 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 深入进行军队历史使命、理想信念、战斗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军歌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和精神食粮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对凝聚军心、激发斗志、培育战斗精神, 提高战斗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近代史上军歌的历史地位与时代魅力

1. 晚清时期, 军歌注重忠君保皇, 具有条令和条例的作用。

曾国藩的军歌创作于他奉旨组建湘军, 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期, 共四首, 分别是《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和《解散歌》。曾国藩在筹建湘军时, 针对民间流传“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的说法, 发誓要把湘军练成一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 “以挽民心, 而塞民口”, 于咸丰八年 (公元1858年) 专门编写了《爱民歌》, 要求官兵熟唱, 要求部下爱民如子, 改变“兵匪一家”的传统形象:“在家皆是做良民, 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 官兵是人贼是禽。”同时, 确定了“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 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1]的原则, 要各级将领遵行。正因如此, 湘军早期的群众纪律确实比较好。《水师得胜歌》和《陆军得胜歌》分别创作于咸丰五年 (公元1855年) 和咸丰六年 (公元1856年) 。歌中所唱内容涉及平时的着装、军纪, 武器的保管、保养, 训练的要求、方法, 行军时的顺序、侦察, 营地的选择方法和营墙的构筑规格, 作战时的兵力部署、指挥要领和各种情况的处置, 几乎包罗无遗, 起到了相当于条令和条例的作用。如《陆军得胜歌》:“三军听我苦口说, 教你陆战真秘诀:第一扎营要端详, 营盘选个好山冈。不要低洼潮湿地, 不要一坦太平洋。”每天上操下操的路上, 士兵们和着脚步, 高唱得胜之歌, 不但队列整齐雄壮, 而且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这四首军歌, 是曾国藩属下官兵的“军旅生活指南”, 以传统“升官发财”的应许来激励士气, 如《水师得胜歌》的结尾:“仔细听我得胜歌, 升能发财笑呵呵。”歌词中通过赏律和戒律, 一方面使兵勇为得重赏而不惜卖命作战, 另一方面使兵勇因害怕受到惩处而不得不循规蹈矩。实行这些办法, 确实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梁启超在《致伍致庸星使书》中提道:“昔王文成在军中, 自编俗语歌诀, 口授军士, 以作其敌忾之气。近曾文正亦用其法, 以授前敌及围城中人。此教乡曲粗人莫善之良法也。”

2. 北洋军阀时期, 军歌以恢复军人名誉、重塑军魂为第一要义。

在派系军阀中, 袁世凯非常喜欢音乐, 他所组建的军乐队赫赫有名。光绪三十一年 (公元1905年) , 他命令直隶省正定知府李映庚编写军队歌曲。“时事太艰难, 说也心酸, 远方土地日凋残, 好像钢刀从外割, ……军人那个没心肝, 他有钢刀咱也有, 劈面交还。”[2]袁世凯的军歌常用国势危亡号召军队保家卫国, 同时, 对军队忠诚于“朝”与“国”也大力提倡:“头顶皇家恩泽, 脚登大清山河, ……只有国兵能制, 人人尽执干戈, 先将忠义自磋磨, 千万团成一个。”[3]军歌中对“负责任”、“乐从军”、“振国威”、“不畏死”的“军人精神”极力赞扬, 如《男儿汉歌》:“男儿汉戴君王, 一人有道万人康, 军民团结一体, 处处关痛痒, 我是擎天柱、架海梁, 有事来出头挡……”歌中极力呼吁“男儿汉”应该为国“出头”, 成为挽救国家危亡的“擎天柱”、“架海梁”。又如《行军歌》:“上了平川路, 耳郎莫念家, 家中告了爹娘假。营中支起英雄架, 手中提着钢刀把, 说甚艰难苦话, 提起精神, 挣得个军人声价。”这首军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每一段歌词都以“挣得个军人声价”结尾。这就从曾国藩的《爱民歌》防止“官兵与贼不分明, 到处传出丑声名”, 发展到“挣得个军人声价”, 可见“军人”已经从一个拥有“丑声名”的名词, 变成了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正面词汇。对军人身份的珍视与爱惜, 在这句歌词中表露无遗。再如《出队歌》第二段:“轰雷裂炮, 与凶徒愿共焦, 想生还不算英豪。”这是为士兵临敌时创作的歌曲, 令人热血沸腾。其中“想生还不算英豪”, 对军人形象的高度颂扬, 振奋军威, 激发士兵的英勇奋发精神。袁世凯的军歌为新军而创作, 所体现的军队精神面貌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激情与浪漫, 诉诸军人“爱国保种”的责任。“军人”由一个充满了世俗欲望的粗鄙形象, 蜕变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为国牺牲的大无畏英雄形象:“大丈夫身卧荒郊, 落得千秋英名世上标。”这些传达出现代“军人”精神的战歌, 有效提升了军人形象, 提高了军人的地位, 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二、革命战争时期军歌的历史地位与时代魅力

1. 革命战争时期, 军歌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军歌随着我军的发展而发展, 又为我军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向前, 向前, 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是一首威武雄壮、激人奋进的人民军队的战歌。早在72年前就唱遍全国、全军的《八路军进行曲》, 抗日战争胜利后, 歌词作了适当调整, 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这首歌创作于1939年, 由诗人公木和作曲家郑律成创作完成。歌曲集中表现了人民军队豪迈雄壮的军威, 具有一往无前的战斗风格和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军人那种高度的政治觉悟,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歌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唱着这支歌, 我们会感到坚强、自豪、浑身充满力量。我军另一首影响广泛, 地位特殊的军歌是《新四军军歌》, 歌词是根据陈毅的诗稿《十年》修改而集体填成, 由何士德作曲, 于1939年5月创作成功。歌曲表现了新四军将士奋勇向前的战斗精神、豪壮气概和坚韧性格。歌词中唱到:“千百次抗争, 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 穷山野营。”这是新四军艰苦奋斗, 一往无前精神的生动概括。“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巩固团结坚决地斗争!”展示了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 为了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官兵团结, 不怕牺牲去克服千难万险的精神状态。“为忠实于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至死不屈。宁作英勇牺牲, 决不苟延残喘, 这是我们斗争的精神。”唱出了新四军为了争取独立、自由和幸福、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2. 国民党的军歌, 发出“军人要保家卫国, 为国而战”的呼声。

蒋介石非常重视战斗精神的培育, 他要求军官、士兵对国旗, 军旗的信仰, 以及对党歌、军歌的传唱, 如此“以养成敬爱国家和党的心理与习惯”。蒋介石根据国民党军陆、海、空三军不同军种的特性, 组织创作出鲜明的军歌。为维护自己的独裁专政, 深受中国传统忠君思想教育的蒋介石提倡“忠”, “忠”也就成为歌词的中心。如陆军军歌:“黄埔建军声势雄, 革命将士誓忠贞。”海军军歌:“养成忠勇冒险之好习惯, ……为青天白日旗争光荣。”[4]如此, 达到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中, 在国内局势复杂的环境中, 能够效忠他、拥护他的目的。国民党军三军军歌的歌词结尾虽然保留了传统以“立大功”激励军人的话语, 却也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 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歌词中充分体现出为国而战。如“纵横扫荡, 复兴中华, 所向无敌立大功。”“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 我们是三民主义的新海军。”“凌云御风去, 报国把志伸……我们要用血汗永固中华魂。”[5]突破了一直以来要求军队“效忠”的对象是朝廷, 现在却以“国家”的存亡来激励军队。这体现了近代政治由以“朝廷”为中心转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现实。歌词中充满了战斗的豪迈, 英勇奋发、尚武的精神气概, 还发出了敢于创造, 敢于创新, 激人振奋的呼声, “创造海洋生活之新精神!新海军, 新海军!”“辉映着无敌机群, 我们要使技术发明日日新。”[6]从而体现了创建一个世界海军强国、空军强国的愿望。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共两党加强了合作, 国民党的军歌中也融入了抗日的内容。如:“中华男儿血, 应当洒在边疆上, 飞机我不睬, 重炮我不慌, 我抱正义来抵抗, 枪口对好, 子弹进膛, 冲!冲过山海关, 血我国耻在沈阳!中华男儿义勇本无双, 为国流血国不亡。抵抗!抵抗!凯旋作国士, 战死为国殇。精忠常耀史册上, 万丈光芒。”歌词阐述了当时国内的严峻形势, 号召军人保家卫国, 号召中华男儿, 在抗日统一大业上, 没有党派, 没有阶层, 全民族共同抗战, 充分表现了奔腾澎湃的炙热情感, 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前赴后继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可惜的是, 这些豪迈的军歌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军歌的历史地位与时代魅力

1. 改革开放时期, 军歌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蚀、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强大武器。

《军人道德组歌》展现了当代军人为祖国为人民甘愿牺牲奉献, 是革命军人精神支柱的本质特征和道德风范的最高境界。《爱国奉献歌》准确地展现了当代军人宽如大海的胸襟和坚如钢铁的志向。歌词以“头顶边关月, 情系天下安”起头, 使人强烈感受到军人职业在平凡处蕴含的伟大, 于细微处凸显的崇高。“祖国的利益重如山, 为民甘洒血和汗。”深刻揭示出军人奉献精神的深厚思想底蕴。“艰苦奋斗”四个凝重的大字, 总括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程, 融贯了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真谛, 寄托了老一辈奠基创业的豪情, 昭示了新一代义不容辞的使命。正因为如此, 《艰苦奋斗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政治本色不能变”, 创业艰难守业更难。一个执政的大党, 一支作为专政柱石的军队, 丧失艰苦奋斗的本色, 贪图安逸享乐, 无异于自取灭亡。对每个官兵来说, 走好人生之路, 也必须自觉“以苦为乐经磨炼”, 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培养严谨朴实的生活作风, 在战胜艰难险阻中使自己坚强和成熟起来, 当好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文明礼貌歌》生动地展示了当代军人可敬可爱的美好形象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人民战士形象美, 精神文明当先锋。”把军人日常的文明礼貌行为同军队形象这一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形象是窗口, 透视着一支军队的整体素质。形象是旗帜, 体现了我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方向。我军作为先进的社会群体, 应当按照党的要求, 在精神文明建设上走在全社会前列, 革命军人要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模范实践者和积极传播者, 成为讲文明有礼貌的榜样。

2. 新世纪军队转型期, 军歌唱响了打得赢, 不变质的时代强音, 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全军战斗精神歌曲》展示了我军在军队转型的关键时期, 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神圣使命歌》是一支队列歌曲, 表现了人民军队朝气蓬勃、威武前进的英武形象, 在雄壮、有力、气势磅礴的进行曲中, 人民子弟兵那种为民族、为人民, 奋勇向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得到了音乐的再现, “高举旗帜跟着党, 神圣使命肩上扛, 万里江山我守卫, 中华崛起奔小康”。表现了革命军人奋勇向前的战斗精神、豪壮气概和坚韧性格。“科技强军谋打赢, 陆海空天军威壮, 维护和平促发展。”讴歌了官兵心系国家, 忠于使命, 展现了“忠诚、勇敢、善战”的战斗精神。《一切为打赢》是一支雄壮有力, 节奏鲜明的队列歌曲, 明快刚健, 集中贯穿了“想打赢、谋打赢、练打赢”这个鲜明主题。“枪要天天擦, 刀要天天磨, 当兵习武咱没呀没得说。仗要怎么打呀, 兵就怎么练, 本领过得硬才算合格。”表现了新一代军人时刻准备为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的豪壮气概, 宏大抱负和执着追求, 充分表达了广大官兵对世纪风云变幻和国家安全的强烈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一句“一切为打赢”, 是我军建设的历史性课题, 抓紧军事斗争准备, 成为时不我待的紧迫任务;“一切为战果, 只等祖国一声令下。一切为打赢, 一切看战果, 敢打必胜, 必胜是我。”充满了军人特有的阳刚之气和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

军歌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我们要让革命的、前进的、健康向上的歌声激荡在我们的军营, 丰富我们的生活, 振奋我们的精神, 使之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服务, 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为广大官兵服务。

参考文献

[1]曾国藩.与吴竹庄.曾文正公全集.书札, 卷9:162.

[2]达情歌 (兵歌) .

[3]练音南调.西江月 (工字吹调) .

古代藏书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分析 篇10

书籍是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重要象征, 历朝历代, 藏书都是上到皇宫贵族、下到平民百姓的常见行为。古代藏书, 从类型上分, 大概包括以下几种:国家藏书、书院藏书、寺院藏书和私人藏书。在这几种类型中, 规模和内容上更为齐全的当然是国家藏书, 但是, 这并不影响其他几种藏书形式的重要价值。

古代藏书的真正兴盛, 应该始于唐宋, 这与中国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春秋时期的藏书代表, 就是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孔子, 以后历朝历代对藏书的重视也受到孔子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 但是春秋时期, 社会生产力还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 这一时期的藏书也仅限于一些士庶阶层。自秦朝以后, 生产力逐渐提高, 经过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发展, 无论是生产力还是文化艺术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经历过盛唐以后, 藏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被越来越多的私家藏书者推崇与认可。与此同时, 各种书院藏书、寺院藏书开始初具规模, 可以说, 这一个阶段, 是古代藏书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藏书机构包括唐代的弘文馆、宋代的集贤院、秘阁等, 书院藏书则有一直保留到后世的岳麓书院等, 这些都是古代藏书的代表[1]83-84。

二、古代藏书的历史地位分析

1. 文化地位。

古代藏书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中有着独特的文化地位, 这种文化地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 古代藏书肯定了古代文献的价值。藏书的前提是大量文献的存在, 中国最早的文献应该追溯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 在此以后, 才有各种记载文字的文献典籍。但是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 文献作为一种文化传承形式并没有得到正确对待。所以, 在藏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后, 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对之前所产生的所有文献予以了价值上的认可, 包括殷商时代的甲骨文, 它对后世的文化研究工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 古代藏书彰显了封建社会的文化理念。古代藏书现象的兴盛, 是当时社会文化理念最直观的体现, 自春秋伊始, 圣贤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 人民对于文化的推崇和尊重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可见一斑, “敬惜字纸”就是当时社会最形象的比喻。除此以外, 封建社会对文化的尊重同样体现在, 当时许多的私人藏书家认为, 藏书是一件比财富积累更有价值的事情, 并且更为高贵。“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对这一心理最形象的描述。古人藏书, 目的更为单纯, 他们不是为了在投资市场上占得先机, 不是为了书籍日后能够升值, 他们的出发点仅仅在于通过收藏书籍获得一种精神文化上的满足, 这种理念在封建社会具有普世价值。第三, 体现独特的文化品位。在上文中, 我们已经了解到, 私人藏书是古代藏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较于其他几种藏书形式, 私人藏书是个人文化品位最直接的反映。在宋代以后, 藏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 不仅藏书的数量增多, 而且出现了不同的版本。私人藏书在版本的选择上开始出现了差别, 出现了一种文献多个收藏版本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 表示着古代的藏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收藏工作, 它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文人学者个人独特的文化品位[2]48-55。

2. 社会责任承担。

对于古代藏书社会责任的解析, 我们仍然需要从不同的藏书主体来进行分析, 由于藏书主体的不同, 他们在藏书的选择上也有着不同, 所体现的社会使命感、价值观念也有不同。

国家藏书, 它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我们应该客观看待这个问题,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 都希望通过藏书来体现这个时代的贡献和其存在的价值。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 藏书体现的是一种职能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承担的责任。如清朝在康乾盛世的一百多年中, 在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下, 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特别是乾隆年间颁布的《四库全书》, 是文献编纂的典范。寺院藏书, 主要集中在经书的收藏上, 由于受到藏书对象的限制, 这种藏书所引起的社会反响相对较小, 但是对于文化的传承同样发挥着作用, 特别是对佛经文化的传入与传播,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书院藏书, 是古代藏书的重要组成, 与国家藏书相比, 书院藏书在类型上更为开放, 它是对国家藏书在内容上的丰富和完善。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 书院藏书承担着还原历史真相的重担。私人藏书的社会职责, 体现在个体思想文化的传承和交流上, 它具有浓郁的个人色彩, 是社会个体对人类社会进步承担责任的体现[3]121-127。

三、古代藏书的历史价值分析

1. 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对于古代藏书的历史价值, 最直观的呈现就是为中华文化保存了大量丰富的文化典籍。自殷商的甲骨文出现以后, 文献资料在类型和数量上逐渐增加, 但是在漫长动荡的社会发展中, 文献的遗失和散落也是极为常见。对于这种情况, 古代的藏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真正热爱文献的藏书家来说, 他们除了追求内容上的丰富、版本上的差异以外, 他们更加重视文献内容的完善与否。一些藏书家收藏文献的过程, 其实也伴随着对文献进行校勘的工作。因为当时虽然已经有了雕版印刷术, 但是整体的印刷效果和印刷质量并不高, 错字、漏字的现象非常普遍。所以在每个朝代几乎都涌现了一批自发地进行校勘工作的收藏家, 例如唐宋时期的曾巩、苏颂等学者, 对当时的校勘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明代的赵用贤经过八年的时间校勘的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更是古代藏书家不为名利、废寝忘食于校勘文献的典范。正是有了这些藏书家的存在, 所流传下来的文献不仅在数量上惊人, 并且在图书的整体质量上也极为过硬[4]92-99。

2. 促进学术文化发展。

学术文化交流与文献的收藏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只有在政治清明、学术文化旺盛的时代, 藏书才能很好地进行和推广。同时, 也是因为有了文献的收藏, 才使学术文化的风气更胜。图书文献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 无论是对历史的研究还是哲学思维的出现, 都得益于大量的图书收藏工作。这种学术文化的交流, 在私人收藏家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因为私人收藏现象的兴起, 与当时的国家藏书、书院藏书几乎不对外开放的背景有关, 文人学者迫于对知识的渴望才开始自己着手收藏各种文献, 并且通常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爱好的小群体, 在这个群体中从形式上看必须是文献书籍的交换或者阅览, 从本质上来讲, 这就是学者在文化意识上的碰撞。通过这种交流使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更加浓厚、更加开明, 著书立说, 促进社会学术文化的进步发展。

3. 奠定图书馆馆藏基础。

古代藏书工作, 奠定了图书馆馆藏基础和馆藏文化的形成, 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 开始形成早期的图书分类。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发展, 图书文献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 对文献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 成为国家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通用的方式。在隋唐以后, 形成了一种较为广泛的图书分类, 就是按照经、史、子、集将图书文献分为四类。在这四个大类下面, 又分别有不同的小类。经又分为易、书、诗等10个不同的部分, 史分为正史、古史、刑法等13个类别, 子部分为儒、道、天文、医方14类, 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3类, 集部之后附道经。这是古代藏书的一种重要图书分类方法, 不仅延续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 即使到现在仍然有这种图书分类方法。其次, 图书文献开始向体例化发展。从甲骨文到印刷术, 古代文献的发展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演变, 在载体上、内容上、体例上也各不相同。古代藏书工作的另一大贡献就是通过藏书架的校勘工作, 不仅在内容上更加完善, 在体例上也更为科学, 开始有书名、作者、附注等后世图书编目的雏形。并且从唐代以后, 出现了图书专用章, 不同的书院、藏书家开始使用具有代表性的图书印章, 丰富了图书收藏的文化内涵[5]22-25。

4. 推进知识共享。

文献作为一种物质载体, 它记载的是各种类型的文化知识, 古代藏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推进知识的共享。人类的进步不是某一个个体闭门造车来推动的, 它必须是社会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而这种结晶的产生, 源于对文化知识的共享和趋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古代藏书推进知识共享, 表现在:首先是国家藏书, 这种共享方式并不是直接地借阅给社会民众, 而是需要依赖于一定的主体对内容进行转化或者完善, 然后通过当时的领导阶层进行社会普及。其次是书院藏书, 我们所说的书生坐拥书城, 经年不出, 就是描绘的这种现象, 学子们沉浸在书海里, 吸取各种精华, 造就了许多的文人和智者,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其次, 寺院藏书, 这点我们从佛经文化的传播上可见一斑, 这种知识共享虽然范围较小, 但是对佛教文化的盛行功不可没。最后, 私人藏书, 这是知识共享体现得最为明显的一个群体, 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章法, 可以借阅、临摹、抄录等, 更为随意, 也更为灵活有效。

摘要：藏书,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自古以来已经存在, 并且在中华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古代藏书的角度出发, 对我国古代藏书的特点、类型、形式、价值等进行分析, 领会我国古代藏书的文化魅力。

关键词：古代藏书,历史价值,地位

参考文献

[1]朱黎明.略论中国藏书的文化人文主义精神[J].江西图书馆学报, 2004 (4) .

[2]晓荷, 好虚.中国的藏书文化与私家藏书楼[J].中国文化遗产, 2006 (5) .

[3]徐凌志.中国古代藏书理念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 2004 (9) .

[4]周少川.藏书与文化[J].安徽大学学报, 2003 (3) .

避暑山庄在清朝的历史地位 篇11

关键词 避暑山庄 杜尔伯特部归顺 土尔扈特部回归 接见英国特使 辛酉政变

承德避暑山庄建于1703年，建成于1792年，历经康、雍、乾三代共89年时间，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它的建立与清朝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着直接关系。康熙初年，国家统一不久，国内形势还不稳定，西北察哈尔蒙古的布尔尼和厄鲁特蒙古的噶尔丹相继发生了叛乱；康熙十二年（1673年），南方爆发了以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为首的“三藩之乱”；同时沙俄侵略者于16世纪末就不断侵犯我国东北、西北边境。在平定叛乱和打击侵略的过程中，康熙发现历史上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八旗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平藩不得不依靠绿营兵。对此，康熙深感忧虑，为了重振满族“骑射尚武”的精神，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提高八旗兵的军事素质，使之能够有效地抵御外侵，维护统一，康熙亲自率军出喜峰口，北上巡视，建立了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在行围过程中，沿途既要休息，又要批阅奏折，处理朝政，于是在古北口外修建了22座行宫。其中，热河行宫由于山水秀美，风景怡人，而被康熙、乾隆喜爱，逐步把它扩建成规模宏大的避暑山庄。

当然，清帝选中避暑山庄的理由除了它风景秀美外，还因为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北控蒙古，南制天下，左通辽沈，右引回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由于它气候凉爽，对于害怕京师炎热气候而染上天花的蒙古王公来说，这里也是他们朝见皇帝的好地方。而清帝则通过在山庄举行的召见、赐宴、赛马、摔交等活动，结识和团结了蒙古及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达到了“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

乾隆十九年（1754年），乾隆在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内接见了杜尔伯特部三策凌一行，并册封策凌为亲王，策凌乌巴什为郡王，策凌孟克为贝勒。杜尔伯特部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其余三部为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其中以准噶尔部势力最为强大，经常袭扰其他三部。乾隆十八年（1753年），达瓦齐夺得准噶尔部的汗位后，更加变本加厉的侵扰其他各部。杜尔伯特部不堪忍受达瓦齐的侵扰，便向东迁移并暂住在厄克阿拉尔。乾隆知道后，让他们移入卡伦以内，并分给他们粮食、牛羊等物资，对此三策凌深表感激，请求谒见皇帝。这次接见，不仅加强了中央与杜尔伯特部的联系，还使乾隆了解到准噶尔部与其它各部的关系，为日后平定达瓦齐奠定了基础。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因不堪忍受沙俄的迫害，在年轻的首领渥巴锡汗的带领下，不远万里，开始了东归的艰难历程。一路上，他们冲破了沙俄的重重封锁，克服了疾病、寒冷、饥饿等困难，终于在九月底到达了木兰围场。乾隆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在避暑山庄举行了接见、赏赐，并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　境单独召见了渥巴锡，与之长谈，还先后3次为他们举行灯宴，宴后观火戏，乾隆还特别写了两篇碑文，即“土尔扈特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分别刻碑立于普陀宗乘之庙的碑亭内。土尔扈特部的万里东归沉重的打击了沙俄，是清政府具有向心力的反映，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

乾隆四十三年（1778），章嘉活佛奏称，六世班禅要求朝见皇帝，乾隆认为，班禅这次“不因召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是清朝吉祥盛世的象征。因此做了周密的准备，他一方面花费重金命人按照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样式修建须弥福寿之庙，另一方面陆续派人在沿途迎接、慰问班禅一行，他自己还专门向章嘉活佛学习了藏语。当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二十日班禅一行抵达避暑山庄时，乾隆即在澹泊敬诚殿举行了欢迎仪式，并用藏语问道“长途跋涉，必感辛苦”，班禅答道“远叨圣恩，一路平安”。一问一答间表达了乾隆的关切之情和班禅的感激之心。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是乾隆83岁寿辰，乾隆在避暑山庄接见了前来给他祝寿的英国特使马戈尔尼.斯当东一行。英使向乾隆敬呈了英王亲笔书函并敬献了礼品，而乾隆也赏给二人玉如意各一柄，并在御幄赐宴，第二天又派人陪同英使游览了万树园。

1861年，咸丰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驾崩，他临死前留下三道遗命，一是立6岁的载淳为太子；二是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事务八大臣”，总摄朝政；三是把象征着皇权的“御赏”、“同道堂”印分别赐予皇后慈安和载淳，因载淳年幼，“同道堂”印暂由慈禧掌管。这三项遗命的本意是为了平衡朝中各派政治力量，由于皇帝载淳年幼，谕旨要由赞襄事务大臣拟订，两宫皇太后阅后加盖御玺，上用“御赏”，下用“同道堂”，方才有效。谁知慈禧母以子贵，挟幼帝而手握先帝御章，与在京师的恭亲王秘密结盟，策划了历史上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

1861年10月，清政府下令停止了避暑山庄的一切工程，“热河避暑山庄已停止巡幸四十余年，所有殿堂各工，日久未修，多就倾圮，上年我皇考大行皇帝举行秋狝，驻跸山庄，不得已于各处紧要工程稍加葺治。现在梓宫已恭奉回京，朕奉两宫皇太后亦已旋跸，所有热河未竟工程，着即停止！”自此以后，直至清朝灭亡，避暑山庄再也没有象样地维修过，随着清王朝的行将就木而逐渐破落下来。

从一定意义上看，避暑山庄是清王朝政治风云的汇集处，康熙、乾隆等皇帝每年都有很长时间在这里避暑，这里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清王朝的兴盛与衰亡，在清朝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可以说，避暑山庄是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中顾委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篇12

一、为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和干部年轻化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 建国以来因历次运动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年, 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 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使命, 一方面, 干部队伍严重老化, 力不从心;另一方面, 因无位子, 年轻干部又上不来。如果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退下来, 老干部本人思想上不大容易接受, 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出现一个干部断档的问题——老干部是国家政权的主心骨, 一时少不了他们, 处理太急了行不通。因此, 需要采取一个过渡的办法, 来解决这个日益突出的矛盾。

1977年, 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后, 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后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邓小平感到,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 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和方针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 还要有人干, 谁来干?靠老干部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 没有希望。一次, 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 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 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 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

要使那些贡献较大、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干部既能适时退出第一线, 以利于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 又能在第二线过渡一段, 继续在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后来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成立中顾委这样一个组织。

从党的十二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上已经可以看出新老交替的趋势:在中央委员会的348名成员中, 有211人, 即60%以上, 是第一次选进中央委员会;在这211人中又有140多人, 即三分之二以上, 年龄在60岁以下, 最小的才38岁。

这样, 一批老干部从中央和省级领导岗位上比较顺当、稳妥地退了下来, 直接推进了这两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同时, 这部分老同志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的模范行动, 也带动了全国几百万超龄的在职干部从工作岗位上陆续退下来, 从而也推进了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事实证明, 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机制的活力, 保持党和国家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也为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和干部年轻化奠定了基础。

二、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提供了的有效途径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是邓小平干部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 也是推进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在这个方面率先垂范, 为推动干部管理制度的改革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邓小平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由产生到完善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 邓小平开始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一重要问题。第二个阶段, 是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82年中顾委第一次会议。在这个阶段, 邓小平深刻阐述了以下一些基本的思想:第一, 要建立干部的离退休制度;第二, 从改革制度入手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第三, 设顾问委员会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第三个阶段, 从1982年中顾委第一次会议后到1992年南方谈话, 邓小平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 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又有了新升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分两步走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一步是设立顾问委员会, 逐步完成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任务, 为全面实行退休制度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度创造条件;第二步完善和制定各类干部退休制度, 全面实施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1982年7月, 邓小平在《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一文中说, 鉴于我党的状况, 干部队伍老化, 但老同志又是骨干, 处理不能太急,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 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1]。党的“十二大”决定并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身体力行, 亲自担任中顾委主任, 明确指出中顾委的主要工作有四条:一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 接受咨询;二是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三是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四是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 在这一阶段, 邓小平不仅深刻地分析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存在的原因和弊端, 而且明确提出了从制度上废除这一现象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 所论问题之广泛, 所述问题之深邃, 标志着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已经形成。从1982年中顾委第一次会议后到1992年南方谈话, 邓小平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 其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升华。

党的“十二大”后, 在邓小平带动下, 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老同志先后退出领导岗位。邓小平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85年9月, 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 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 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2]1986年9月, 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时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 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 我是希望早退休。”[3]

1987年11月, 党的“十三大”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等领导职务, 留任中央军委主席。1989年6月, 邓小平在会见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再次提出:“现在看来, 我的分量太重, 对国家和党不利, 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 是很不健康的, 是很危险的。”[4]邓小平一贯反对个人崇拜, 始终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 尽量淡化自己的作用和影响。

1989年5月, 邓小平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指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 我坚决退出, 不干扰你们的事。”[5]经过邓小平的多次恳求,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至此, 从法规到实践, 困扰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终身制最终被彻底废除。

从1982年到1992年, 正好10年。10年来, 党的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取得如期进展, 同时, 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 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 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 其使命已完成。党的十四大经过充分讨论, 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大会对中央顾问委员会10年来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 作了高度的评价:“大会认为, 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10年来, 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 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6]大会高度赞扬老同志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 保证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后继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三、为培养接班人发挥了传帮带作用

设立中顾委是邓小平有意识地采用这种史无前例的办法, 目的是为了平稳过渡。顾问不任现职, 这样就可以把位置让给忠于“四化”的年轻人。顾问又是一种职务, 而且它的级别不低于同级党委成员, 让老同志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种地方, 工作比较好做。然而, 顾问的头衔不单是起安慰作用, 还有“传、帮、带”的责任。邓小平的这一层谋虑用意很深。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班子不仅存在老化问题, 还存在断层问题。“文革”影响了一代人, 老的一下子丢开不管也不行, 必须在离开前选好接班人, 并把他们放到领导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线顶事, 老同志则利用他们的经验在二线上做参谋, 必要时指导指导, 发现选的不当就换人。到时年轻人成熟了, 老同志放心了, 顾问制自动取消, 终身制到此为止, 过渡到常规退休制, 新老交替顺利完成。

中顾委成立后始终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 主动接受中央的领导, 紧密围绕中央的统一部署来安排工作。所以, 中顾委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真正起到党章规定的“助手和参谋”的作用, 要注意起“传、帮、带”的作用, 而不是去发号施令。正是本着这样一些原则, 10年间, 中顾委参与了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 并提出了一些建议;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积极而谨慎地完成了交办的任务;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写下了400多篇、200万字的调查报告;走访了革命老区, 组织专题报告;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 坚决地支持了党中央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所采取的正确决策。同时, 10年间, 中顾委为培养接班人发挥了传帮带的重要作用。

四、成为党的建设的伟大创举

以前我们党的干部从没想过要退休。解放前武装斗争时期, 党的干部都是职业革命家, 除了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需要职业掩护外, 大家几乎都脱离了生产, 专门从事革命斗争, 将一生都投入到这个事业上。新中国刚刚成立时, 也不存在新老交替的问题。当时, 大部分的省部级干部才40岁左右, 大家都还年轻。然而, “文化大革命”期间, 这些年富力强的干部被打倒, 整整10年时间, 脱离了工作岗位。“文革”后, 老干部们先后被解放出来, 恢复工作, 但年纪已经大了。“文革”中提拔了一些年轻人, 但优秀的年轻化的干部队伍却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领导班子普遍出现老化, 有青黄不接的问题, 需要建立一个过渡组织, 尽快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

在酝酿成立中顾委的过程中, 邓小平同志起到了关键作用, 可以说中顾委是在邓小平同志倡议下建立的。他说:“早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 邓小平同志就先后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 我们的党有着长期斗争的历史,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中, 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坚强的干部队伍, 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同志。当前, 各级班子要实现年轻化, 老干部要逐渐下来, 但要通过适当的方式, 不能太急, 要使那些贡献较大、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干部既能适时退出第一线, 以利于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班子, 又能在第二线过渡一段, 继续在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后来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成立中顾委这样一个组织。”设立顾问委员会是我们党的一项创举,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既切合我们的国情党情, 也切合干部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干部队伍的实际。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产物, 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设立的。它的设立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深刻洞见: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纳入制度化轨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建立退休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稳定、渐进地进行。

通过设立并撤消中央顾问委员会等具体措施, 彻底打破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体现了邓小平勇于探索、敢于实践的政治气魄, 也开创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3:414、227.

[6]十四大关于中顾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1992-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