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地位（共4篇）
商业地位 篇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全国商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海商业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商业城市。三个方面变化十分显著:一是, 社会零售额极大增长, 从1978年54.1亿元, 上升到2008年预计4500亿元, 增长了82倍, 满足了1800万上海居民、1亿国内游客、500万外国游客的需求, 市场丰富多采、琳琅满目;二是, 商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以十大市级商业中心为主体, 形成了多层次、多功能的商业体系, 总量达到近4000万m2, 人均面积2.2m2, 超过东京水平;三是, 以国有商业为核心, 外资、民资商业积极发展, 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上海市场。这些成绩来之不易, 是市委、市府领导下, 几代商业干部和职工努力的结果。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总结过去, 展望未来, 总觉得有一个问题, 常常牵动着政府领导层、大型企业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心, 就是上海商业在全国应处于什幺地位, 发挥什幺作用。对此发表个人浅见, 供后来者参考。
地位作用问题的历史反复
上海以“万商云集”兴市, 解放后上海商业又是计划经济下全国商业的调拨中心。改革开放后, 国家对上海又定位四大中心, 其中有国际贸易中心, 这里既包括外贸, 也包括内贸。但是上海商业应该发挥什幺作用?九十年代中期, 市委提出“走出去”, 几大商业集团“点、线、面”全面出动, 结果因对己对彼实力和需求、优势和弱项估计不足, 基本上没有成功。进入二十一世纪, 上海大型商业集团仍积极推进全国战略, 有的在外地布生产、收购基地比较成功, 布商业销售网点成败参半, 收效不大, 在全国形不成什幺优势和声势。在此方面可以说既不及外资商业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 也不及民资国美、苏宁。
再有一个数据显示, 上海社会商品零售额在全国比重十年来不断下降。1978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3.47%, 1988年升到3.97%, 到1998年升到最高值5.04%。当时上海八大商业中心形成, 面貌大变, 连锁商业快速发展, 全国领先, 极大地吸引了外地顾客。但此后十年, 上海常住人口虽然增加了500万人, 但社会零售额占全国比重却连年下降, 到2008年预计为4.5%。历史的反复, 要求上海商业正确定位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
上海商业在全国地位作用的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地区性商业。以满足上海1800—2000万人为主体, 满足国内1亿人, 国外500万人旅客的消费需求, 包括购物、餐饮、娱乐、休闲、文化等多方面需求 (当然2 0 1 0年世博会还要做好增加7000万人的需求) 。
第二种选择:领先示范作用加交易平台。所谓领先示范, 即在上海本地商业对全国有很大吸引力 (特别是长三角二小时经济圈形成后, “谁吸引谁”将成为突出问题) 。从层次、业态、服务上有很强吸引力, 如香港对内地及日本游客吸引力一样。并且在全国少数有代表性的主要城市, 以集合力量开设以购物中心为主体的上海商业品牌企业组合。所谓交易平台, 上海应是全国各种商品、物资交流辐射范围最大的平台, 有巨大的商机, 吸引各地企业来上海交易。这一点, 全国仍看好上海, 因为上海的信息、金融、交通、航运条件均有优势。
第三种选择:继续向全国进军。继续走1995年老路, “点、线、面”全面出击, 与外资“沃、家、麦”, 民资“国、苏”在不同业态上错位比一高低, 好象总要争一口气, 为什幺外资、民资能做全国性布局的企业, 我们为什幺做不到。
我本人倾向第二种选择。因为第一种选择在全国商业迅猛发展条件下, 占全国比重会进一步下降, 全国领先也是空话;第三种选择上海商业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上海和全国的经济结构布局都已发生重大变化, 用“老皇历”来判断决策不会有好结果。最近上海国有资产正在重组, 百联集团也是四大重点集团之一, 我认为先要弄清“发展战略”, 正确理解市委领导提出的百联要实现“全国性大集团”目标, 是把“店”开到全国去, 还是“营业额加起来全国最大”。地位、作用, “发展战略”不明确, 资产重组仅是企业业态和资产重新排列组合而已, “五、六年再来一次”。
当然, 选择第二种道路, 要在上海本地和少数主要城市起领先示范作用, 上海商业必须解决一个与各大主要城市“商业同质化”的问题。因为现在上海商业自营比重很低, 厂商 (国内外品牌) 联销是主要经营方式, 实际上是“二房东”。这种经营方式下, 不可能“高人一筹”。因为国际、国内品牌进入中国各大城市商业都有地区计划, 上海一定要取得新品牌或新品种的“首见权”, 才能领先。而且要扩大自营、定牌和特色商品、服务比重。“二房东”经营方式已有二十多年了, 转变比较困难, 但不转变没有出路, 也可能要以更高的方式取代。至于“交易平台”本已散居于各地区、各行业、各业态, 完全可以提高水平, 发挥更大作用。问题是市区领导都不重视而已, 只想要“总部经济”, 有多少啊?我认为上海既要吸引“人” (国际、国内企业) , 同时也要重视造“桥” (交易平台) 。“人”、“桥”并举, “万商云集”, 上海才能兴旺发达。
上海商业在过去三十年取得巨大胜利的基础上, 一定能够继续前进, 在全国取得应有的地位, 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 各级领导要重视商业工作呀。
商业地位 篇2
关键词：信任,内部控制质量,市场地位,商业信用融资
一、引言
制度是经济社会中信任的重要来源之一 (张维迎, 2002) 。作为正式制度的安排, 资本市场上企业内部控制及其鉴证、信息披露行为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Doyle et al., 2007;董望、陈汉文, 2011;方红星、金玉娜, 2011) , 缓解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增进相互信任。内部控制因具有信任功能而成为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信任机制 (雷宇, 2012) 。
理论上内部控制可以增进企业-供应商之间的信任, 进而使企业获得较多的商业信用融资额。因为供应商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就是信任 (朱慈蕴、王莉萍, 2004) , 诸多文献甚至将商业信用作为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信任度衡量的工具 (Johnson et al., 2002;Raiser et al., 2008;屈耀辉, 2012) 。遗憾的是, 至今鲜有文献从实证角度对其进行检验分析。本文基于信任理论尝试研究这一问题。
中小微型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担保抵押不足而在银行等正规金融市场存在金融抑制问题, 在收集企业“软信息”方面具有优势的非正规金融如商业信用 (林毅夫、孙希芳, 2005) 已成为中小微企业重要的外源性融资来源。中小微企业一般市场地位较低, 偿债能力难以博得供应商的信任, 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则相反。但现有文献并未清晰揭示市场地位与企业内部控制机制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故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市场地位与内部控制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基于信任理论, 考察了企业内部控制能否影响供应商信用政策的制定, 这弥补了当前与此相关的规范与经验研究文献的不足;二是考察了经济社会其他类型信任机制与内部控制在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中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三是对于市场地位较低的中小微型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中小微型企业应加强自身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积极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其鉴证信息, 利用内部控制信号传递功能, 维持、增进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信任关系, 进而缓解其所面临的经营性融资难问题。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内部控制质量与商业信用融资
基于双方购销关系和较高信用基础而发生的商业信用是企业在购销商品或劳务时采取延期付款或预收货款方式占用客户资金而形成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贷关系。相对于银行等正规金融, 商业信用属于非正规金融的范畴 (林毅夫、孙希芳, 2005) , 在使用者的财务报表中反映为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和预收账款。商业信用的提供可以拓展销售渠道、增加销售额, 而缓收货款丧失良好的投资机会、承担应收款项的管理成本以及发生坏账的损失则是上游供应商在制定商业信用是否给予 (或继续给予) 的政策时需权衡的因素, 其博弈的依据就是长期购销业务形成的交易伙伴关系所带来的信息优势 (Burkart和Ellingsen, 2004) , 包括信用申请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行业竞争状况等。内部控制在此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 内部控制的核心、首要目标是保证企业财务报告的质量。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确保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真实、可靠, 而财务报告具有为债务契约签订与执行提供必要信息的价值 (Asquith et al., 2005;Bharath et al., 2008) 。Hui et al. (2012) 认为, 上游供应商对下游企业的会计信息也有稳健、可靠的需求。商业信用申请人财务报表中所反映的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可供担保的资产正是上游供应商采用的“5C”信用评价系统即客户品质 (character) 、能力 (capacity) 、资本 (capital) 、抵押 (collateral) 、条件 (conditions) 的重要内容, 所以真实、稳健的财务会计信息有利于供应商进行是否给予商业信用的信任决策。诸多文献已经证实, 内嵌于企业财务信息产生过程中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能够从根本上有效防范财务舞弊的发生 (章铁生、林钟高, 2011) ,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方红星、金玉娜, 2011) ,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董望、陈汉文, 2011;孙芳城等, 2011) 。刘峰 (2006、2009) 、雷宇 (2012) 进一步认为复式记账、会计准则和外部审计使得财务会计信息具有信任功能, 因此内嵌财务会计信息系统之中的内部控制体系还具有信任品的特征。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信任度, 进而缓解企业-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提升基于供企信任的商业信用融资能力。
其次,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偿债能力, 便于供应商做出信用决策。能否及时、安全地收回应收款项是供应商在制定商业信用政策时首要考虑的问题, 这关系到企业整体营运资金的安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偿债能力:一方面,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 (2008、2010) 规定, 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螺旋上升的财务报告目标、资产安全目标、合法合规目标、经营效率目标及战略目标, 这意味着内部控制已从单纯的财务报告导向转向财务报告与价值创造导向并重的局面, 企业应根据内外环境因素, 构建和实施包含战略控制、管理控制及作业控制在内的战略导向型与系统整合型内部控制体系 (李心合, 2007;池国华, 2009) 。相关文献也已证实, 内部控制能够使企业有效规避财务困境 (李万福、林斌、林东杰, 2012) , 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李万福、林斌、宋璐, 2011) 和盈余持续性 (肖华、张国清, 2013) , 对企业经营业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陈丽蓉、周曙光, 2011) , 并最终提升企业价值 (林钟高、郑军、王书珍, 2007;于海云, 2011) 。换言之,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的确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偿债能力, 增进企业-供应商之间的信任度, 便于供应商做出信用决策。另一方面,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缓解债权人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增进相互信任, 而信任度的提升则有利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提高债务融资额度与期限 (Schneider和Church, 2008;杨德明, 2011) , 降低债权人与投资者的风险预期, 进而减少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 (Dhaliwal et al., 2011;Kim et al., 2011;方红星、施继坤, 2011) , 最终缓解融资约束问题 (程小可、杨程程、姚立杰, 2013)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有一定的替代关系, 正规金融市场上较好的融资能力能缓解供应商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忧虑, 进而愿意批准下游企业的商业信用申请。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一:
H1: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越能得到上游供应商的信任, 即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
(二) 市场地位与商业信用融资
作为在产业价值链中竞争能力强弱的体现, 市场地位是企业最为重要的特征, 可以归为企业的个性特征型信任 (张维迎, 2002) 。石晓军、李杰 (2009) 认为, 延缓支付货款而产生的机会收益、使用的低成本是下游企业对上游供应商提供的商业信用积极争取的原因。一方面, 企业的议价能力、竞争优势与市场地位正相关, 下游企业可以凭借上述优势采取诸如威胁更换原材料供应商等措施要求供应商批准其商业信用申请;另一方面, 市场地位可以用来表征企业在本行业内的市场份额。市场地位高, 表明企业市场份额大, 具有规模优势, 反映在供应商“5C”信用评价系统中的客户资本 (capital) 、抵押 (collateral) 等指标就会具有突出的优势。再者, 企业具有较大市场份额也折射出与其存在购销业务关系的客户较多, 交易也比较频繁, 供应商在利用“软信息”监督企业方面与银行等债权人相比具有天然的优势。同时, 频繁的交易、长期重复的博弈使企业-供应商之间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不断增进、延续是商业信用发生更为重要的原因 (毛道维、张良, 2007) 。相反, 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在谈判能力、信息提供、资本及抵押等方面不具优势, 会引起商业信用债权人的担忧与不信任, 进而做出不予提供商业信用的决策。藉此, 本文提出假设二:
H2:市场地位高的企业, 供应商为其提供的商业信用融资额度也高, 反之, 市场地位低的企业, 其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也低。
(三) 内部控制质量、市场地位与商业信用融资
经济社会中的各类信任机制常常交互作用, 李琳 (2010) 、Claessens和Djankov (2003) 认为, 在某种信任基础缺失的情况下, 其他的信任基础会受到更多的依赖。林毅夫、孙希芳 (2005) 指出, 信息不透明、抵押担保不充分是市场地位较低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而前文的文献梳理表明,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不仅能够保证财务会计信息质量, 缓解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同时还能使企业有效规避财务困境、提高经营效率与正规金融融资额度、增加企业价值从而使企业偿债能力得以保证, 进而增进供企之间的相互信任。因此, 个性特征型信任在市场地位较低的中小微型企业中缺失时, 其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或许可以抵消个性特征型信任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企业提高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三:
H3:内部控制质量与市场地位在对企业商业信用的获取上具有替代作用, 即对于市场地位低的企业, 较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将显著增加其商业信用融资能力。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本文设立模型 (1) 对假设一、二、三进行检验。
模型 (1) 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t+1年度商业信用融资水平, 反映供应商的商业信用政策。银行贷款有“增量”和“余额”两种度量方式 (胡奕明、周伟, 2006) , 考虑到本质上商业信用融资与银行信贷融资都是债权人根据企业财务状况而做出的决策, 因此本文定义了Δcredit、credit两个变量来表示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 前者为t+1年度商业信用融资增量, 后者为t+1年末商业信用融资余额。
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ic。目前可以观察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其年报中披露或年报外单独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审计师鉴证报告。根据信号传递理论,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越充分, 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本文采用中山大学、深圳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课题组计算得出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的自然对数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变量。杨德明、林斌、王彦超 (2009) 、郑军、林钟高、彭琳 (2013) 、李晓慧、杨子萱 (2013) 等人也利用该指数表征内部控制质量取得了稳健的结果。由于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要通过每年 (t年) 年报中披露或年报外单独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判断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 据此得出的结论只能影响下一年度 (t+1年) 的相关决策, 因此本文被解释变量Δcredit、credit为t+1年数据, ic为t年数据, 这样还可控制内生性问题 (刘浩, 2010;余明桂, 2010) 。
本文另一解释变量为市场地位mp, 借鉴张新民、王珏、祝继高 (2012) 做法, 根据企业年度营业收入占本年度行业内所有企业营业收入的比率并与其年度行业中值比较判断。在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采用了企业资产规模代替营业收入来计算上述比率。
根据刘凤委、李琳、薛云奎 (2009) 、陈运森 (2010) 等学者的研究, 本文设置了如下控制变量:表示企业盈利能力的roa、成长能力的growth、财务状况的bank、lev、size、cash, 公司治理结构的shr1。由于供应商只能根据以前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判断企业偿债能力, 是跨期决策, 因此上述变量全部采用t年数据。此外, 每年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情况都会对商业信用产生影响 (石晓军、张顺明, 2010;陆正飞、杨德明, 2011) , 因此本文还设置了行业和年度哑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二)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原始样本数据来自2009-2012年沪深两市A股, 根据研究目的, 对数据做了以下处理: (1) 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样本; (2) 剔除无内部控制指数的公司样本; (3) 剔除计算相关变量所需数据缺失的样本; (4) 由于计算商业信用增量需用到公司连续的、至少一年的数据, 所以剔除了不满足此要求的样本公司。对连续变量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 (1%、99%) , 最终得到4 961个样本。本文所需的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 单变量检验分析
本文将内部控制指数大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归为内部控制质量高组, 否则为低组。表2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行业内市场地位的高低作为分组变量对商业信用融资水平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 对于高质量内部控制组, 无论是年度商业信用增量Δcredit、还是年度商业信用余额credit, 其均值、中位数均显著大于低质量内部控制组。这表明,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的确可以缓解企业-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向供应商传递出企业财务报告真实、可靠、经营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较高等有价值的信息, 从而增进供企之间的信任关系, 使供应商做出信用授予的决策, 假设一得以初步证实。同样, 行业内较高的市场地位表明企业规模较大、抵押担保能力较强、信誉好, 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这会使供应商信任其偿债能力, 进而比市场地位低的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 本文提出的假设二也初步得到证实。
注:均值为t检验, 中值为Mann-Whitney检验。***、**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注:***、**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 内为经过white异方差调整的t值。
(二) 回归分析
表3是利用模型 (1) 对假设一、假设二及假设三检验的回归结果。第 (1) 、 (4) 列显示, 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 ic系数显著为正, 即ic与因变量年度商业信用增量Δcredit、年度商业信用余额credit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表明供应商在制定商业信用政策时关注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 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更能博得商业信用债权人的信任, 持续获得供应商提供的商业信用, 而企业较低的内部控制质量会引起供应商对其偿债能力的担忧, 进而制定出提前收账、不予授信的信用政策, 致使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下降, 假设一得以验证。第 (2) 、 (5) 列显示, 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 mp与年度商业信用增量、年度商业信用余额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由于本文mp为1表示企业市场地位低, 0表示市场地位高, 所以上述结果说明企业的行业市场地位高, 其抵押担保能力、谈判能力、信誉度也就越强, 这能够降低供应商对其债务违约风险的评估, 从而商业信用申请得以批准;与此相反, 市场地位低的企业, 上述融资优势就会较小, 供应商对其不信任感会进一步加剧, 反映在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上会显著下降, 这支持了假设二。第 (3) 、 (6) 列显示, 交乘项ic*mp与年度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显著正相关, 表明高质量内部控制带来的高信任度显著削弱了较低市场地位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负面影响, 具有替代关系, 即对于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 如果内部控制质量较高, 这将显著增加其商业信用融资能力, 假设三也得以验证。
(三) 拓展性分析与检验
1.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是否可以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一般来说, 中小微型企业市场地位较低, 大型企业市场地位较高。根据上述研究,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缓解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该结论的稳健性尚需验证:一是虽然佟岩、冯红卿、吕栋 (2012) 认为上市公司整体上具有很好的行业代表性, 但衡量上市公司市场地位高低的理想做法是将其与市场中该行业所有企业进行比较, 即计算年度行业内所有企业营收情况应包括市场中非上市公司, 而不仅局限于上市公司, 但非上市公司数据无法获取;二是将市场地位高的归为大型企业, 而将市场地位低的归为中小微型企业, 该划分是否科学还需检验。
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以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研究制定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根据企业营业收入、资产规模等绝对数指标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类 (其中, 中型企业标准的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 , 该标准适用于全国范围内各类所有制和组织形式的企业, 是国家制定各类中小企业政策的基础。另外, 该规定划分的16个行业门类与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修订版) 能够完全匹配。因此, 本文利用证监会网站公布的2013年2季度最新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与四部委《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分类结果进行精确匹配后①, 根据规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计算变量企业类型MSMEtype, 将本文样本中的上市公司分为中小微型企业 (MSMEtype赋值为1) 、大型企业 (MSMEtype赋值为0) 两类②, 采用模型 (1) 对假设一、假设二及假设三重新进行回归检验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结果略) , 结果如表4所示。对于年度商业信用增量、余额, MSMEtype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中小微企业在商业信用融资方面的确存在劣势;而交乘项ic*MSMEtype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缓解中小微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提升信任度和商业信用融资水平。本文提出的假设一、二、三均再次得到验证。这也佐证了佟岩、冯红卿、吕栋 (2012) 认为上市公司整体上具有很好行业代表性的观点, 同时也说明本文以市场地位高低表征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是科学的。
2. 目前, 市场地位较低的中小微型企业是否积极运用了内部控制的信号传递功能?
林斌、饶静 (2009)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分析得出, 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有动机向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传递其内部控制信息。表5是对不同类型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检验的结果。总体而言, 市场地位高的、大型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显著好于市场地位低的、中小微型企业, 是否可以由此推测市场地位较低的中小微型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概率不高?
另外前文已经证实, 高质量的内部控制的确可以缓解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那么资本市场中的中小微企业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积极运用内部控制的信号传递功能, 进而反映在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上更大的概率?本文采用Logit模型 (2) 、 (3) 检验了上述问题。
注:***、**和*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 内为经过white异方差调整的t值。
注:均值为t检验, 中值为Wilcoxon rank-sum (Mann-Whitney) test。***、**和*分别表示1%、5%、10%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中,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否披露ic_selfappr (披露赋值1, 否则为0) 、内部控制鉴证信息是否披露ic_audit (披露赋值1, 否则为0) 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解释变量为mp、MSMEtype (定义同前文) 。参照佟岩、冯红卿、吕栋 (2012) 等人的研究, 设置了控制变量:产权性质state (国有为1, 非国有为0) 、盈利与否profitorno (盈利取1, 否则为0) 、审计师是否为四大big4 (是四大取1, 否为0) 、审计意见auditopinion (标准意见为1, 否则为0) 、资产负债情况lev、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1 (定义同上文) 、独董比例board (独董数与董事会规模比) 、所在证券市场commite SZ (深市取1, 否则为0) 以及年度行业控制变量 (定义同上文) 。与上文对应, 样本选自2009-2011年沪深全部A股, 剔除金融保险业, 同时删除了 (1) 强制要求内控鉴证的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 (2) 因特定事项 (如IPO等) 而进行内部控制鉴证的公司样本, (3) 相关变量计算所需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对于在年报或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中仅提及内部控制鉴证而没有对应的审计师报告或审计师报告编号的, 视为没有披露内部控制鉴证信息;对于在年报或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中介绍内部控制鉴证情况并有事务所审计报告编号的, 视为进行内部控制鉴证并予以披露。最终样本量为5 540个。所需的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公司治理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与鉴证信息披露数据来自上海恒生聚源数据 (Gildata) 终端, 并与巨潮资讯网交叉核对后经手工整理而得。
表6给出了Logit回归的结果。第 (1) 部分中, 对于被解释变量ic_audit、ic_selfappr, 解释变量市场地位mp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表明市场地位低的企业倾向于不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与自我评价信息, 同时这也说明市场地位较低的中小微型企业尚未意识到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具有向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传递其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信息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并增加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功能。第 (2) 部分中, 对于被解释变量ic_audit、ic_selfappr, 解释变量企业类型MSMEtype的系数也均显著为负, 这再次证实中小微型企业较之大型企业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上积极性普遍不高, 同时也再次印证以市场地位高低表征大、中小微企业与以四部委《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划分大、中小微型企业所取得的结论完全一致, 前者具有很高的稳健性。
注:***、**、*分别表示在1%, 5%, 10%的水平上显著, () 内为经过Robust处理的z值。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拓展性分析与检验部分, 以市场地位高低mp表示大型、中小微型企业, 以四部委《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计算企业类型MSMEtype, 其回归结果都得到了相互印证, 这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对商业信用融资水平采用年度增量、余额两种方式计量, 检验结论的一致也表明研究是稳健的。此外, 本文对回归研究结论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1) 借鉴谭伟强 (2006) 、Petersen和Rajan (1997) 的做法, 将变量Δcredit重新定义为 (t+1年末应付账款-t年末应付账款) /t年末总资产, 利用模型 (1) 对假设一、二、三进行回归分析, 研究结论不变; (2) 根据张新民、王珏、祝继高 (2012) 等人做法, 采用企业总资产规模占年度本行业所有企业总资产规模的比率作为衡量企业市场地位高低的指标 (比率低于本年度行业内全部样本的中位数, 即市场地位低, 赋值为1;否则取0) , 重新对假设一、二、三进行检验分析, 研究结论不变; (3) 模型回归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VIF均值小于3, 残差Durbin-Watson值均在2左右, 这也说明研究具有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信任理论考察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否缓解企业-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增进双方信任度, 进而使企业获得较高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同时, 本文选择了市场地位作为个性特征型信任, 考察其与内部控制这一制度型信任机制在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影响中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 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越能得到供应商的信任, 表现为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市场地位高的企业能得到供应商的信任, 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额度也较高, 而市场地位低的企业, 其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也较低;内部控制质量与市场地位在对企业商业信用的获取上具有替代作用, 即对于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 如果内部控制质量较高, 这将显著增加其商业信用融资能力。进一步的拓展研究显示, 较之大型企业, 我国中小微型企业在商业信用融资问题上仍居劣势地位, 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增进其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信任关系, 从而缓解所面临的经营性融资难问题。但就目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现状而言, 市场地位较低的中小微型企业, 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鉴证信息的概率显著低于市场地位较高的大型企业。这表明内部控制对中小微型企业融资的帮助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促进中小微型企业加强高质量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并积极对外披露其内部控制信息, 从根本上增强其外部融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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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地位 篇3
一、商业银行传统发展发展模式的瓶颈
商业银行是社会资金集散的重要媒介, 是间接融资的重要环节。国民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也要求商业银行不断发展, 这种发展不仅要体现在银行整体规模的扩张、服务范围的拓展和服务内容的丰富上, 也要体现在服务模式的创新和多样化上。
(一) 从外延式增长到内涵式增长
虽然我国古代的金融事业很发达, 但由于小农经济和封建势力的长期顽固存在, 近代中国的并没有衍生出自己的商业银行体系。新中国建立以后, 商业银行发展模式多番易辙,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 才基本奠定了目前的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多种体制商业银行并存的发展格局。在这之后, 我国商业银行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上升期, 但仍没有摆脱通过增设物理网点的外延发展模式。数据显示, 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 中国工商银行拥有的物理网点数16648个, 平均而言全国300多个地级市, 每个地级市就有55.49个工商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而言, 银行的密度远远高于这一平均数值) 。可以看见这种片面铺设网点的发展模式, 已经难以维继。
(二) 竞争的加剧迫使银行创新服务模式
随着我国微观企业数量的增多和需求的日益多样化, 监管当局不断放宽对银行业准入的严格限制, 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 使我国的商业银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失去了绝对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 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所处的市场环境, 谋求更加主动的竞争地位。
传统的柜面业务是商业银行本源业务, 也是商业银行发展其他非柜面业务的根基所在, 因此必定成为各商业银行争夺的重中之重, 其竞争激烈程度因此也就可想而知。为此, 一些富有远见的银行家, 开始把目光瞄向了离柜业务, 通过开辟一块新的“阵地”来避开传统柜面业务上的激烈竞争, 一者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来减少对柜面业务的过分依赖。
(三) 高额时间成本的亟需缩减
如果说商业银行对与内涵式增长模式的追逐是离柜业务得到发展的根源所在, 竞争压力的存在是离柜业务发展的推动因素, 那么寻求缩减甚至规避传统柜面业务所引致的高额时间成本便成了促成离柜业务发展的直接动因。
传统的柜面办理模式下, 客户需办理的所有业务, 都需通过商业银行的物理网点并与银行工作人员进行直接的接触才能完成, 这就难以避免的造成在高峰时段每个客户要排队办理业务。所以说, 柜面提供服务的模式会引致时间成本, 而这种成本很可能是高额的 (过多的客户需要等待, 以及单个客户的等待时间可能很长) 。除此而外, 这种等待现象, 可能还会给银行带来更恶劣的影响, 如降低客户对银行的满意程度, 损害银行的形象。
所以, 从降低等待的时间成本, 更好的维护商业银行的信誉角度来说, 适度的发展离柜业务是必然的——这不仅是银行客户所期待的, 也是商业银行所希望的。
二、离柜业务在银行转型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 满足多样化需求, 改善客户体验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 个人和群体的需求日益多样化, 这也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柜面服务模式, 往往只能给客户提供千篇一律的服务, 很显然已经难以适应市场需要了。而离柜业务因其独有的灵活性, 往往能够很好的契合客户的需求。比如说, 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的出现, 使得客户在办理业务时, 不必在去银行的物理网点, 只需通过网络和电信网络便可办理业务, 极大地便利了客户, 同时时间成本问题也得到有效解决;而且网上银行等电子银行服务模式, 是一种Anytime、Anywhere、Anyhow的服务范式, 为客户提供的更多的选择空间;同时将信息技术全面引入银行业务也为客户个性化服务的定制创造了可能。
所以说离柜业务的发展, 使得客户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选择权, 能更好的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改善客户体验, 从而提升银行的信誉。
(二)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随着商业银行竞争加剧, 不断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了商业银行的迫切关注的问题。为此, 商业银行一方面开始大力发展表外业务, 另一方面开始大力发展离柜业务——前者是服务范围的拓展, 后者是服务方式的创新和转变。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两者都成为了商业银行的重要利润增长点。
例如, 商业银行作为信用卡的开户行和收单行, 可以通过持卡人POS刷卡消费来赚取服务费用;又如, 银行向开通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和网上银行的客户收取年费和服务费。统计显示, 2011年工商银行实现非利息收入1124.50亿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3.7%, 而这些非利息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是通过柜面来办理的。由此可见, 发展离柜业务对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的贡献之大。
(三) 增强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
国外的商业银行的离柜业务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发展成熟, 相较而言国内的商业银行已经在离柜业务的发展中处于落后地位了。伴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进程, 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进程也相应的展开了。在这种情况下, 发展离柜业务, 增强商业银行综合竞争力便显得尤为必要。
2011年英国《金融家》杂志发布的“全球银行1000强”排名中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六。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 这种排名更多的考虑了银行的资产规模, 而没有给予综合竞争力以过多的考量, 再加上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下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被严格限制, 我们应对商业银行的实力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大力发展离柜业务, 也就成了增强自身实力, 缩小与国际一流银行差距的重要途径。
摘要：离柜业务作为传统柜面业务的重要补充, 其发展不仅可以满足多样化需求, 也可以成为商业银行的重要利润增长点, 增强银行的综合竞争力。
关键词：离柜业务,商业银行,地位,作用
参考文献
[1]庄毓敏.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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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地位 篇4
1 商业健康保险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
自1998年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全面开展以来,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随着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以及政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演变,从最初基本的保障程度和保障范围上的“补充”作用,逐渐演变到与基本医疗保障相互融合的“补充+参与”的角色,最后发展成为国家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18年来,商业健康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有实质性的飞跃。
最初,商业健康保险仅是对基本医疗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的简单补充,包括对基本医保范围之外的病种、药物、医疗保健与护理服务,以及基本医保报销范围之外的自负费用提供保障。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医疗费用急剧上涨,社会医疗保险的经办、管理、监督能力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在此背景下,2009年新医改方案提出“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并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新医改方案肯定了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补充”地位,也肯定了商业健康保险直接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管理的功能,使得商业健康保险成为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
2012年,中国保监会下发《关于贯彻落实〈“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支持保险行业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并支持保险业积极服务地方医改工作,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争取政策支持和发展空间。同年,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方式得以从政策层面确定下来,表明商业健康保险会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我国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产业体系的建设中来。从实践来看,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各类医疗保险经办服务,积极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和职工补充医疗保险,不仅有效提高了老百姓的健康保障水平,也切实提升了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率,同时进一步巩固了商业健康保险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
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指出在新医疗体制改革背景下,要“着力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有机衔接”,使商业健康保险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是国家第一次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展健康服务业、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高度定位商业健康保险的地位和作用,这体现了政府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充分重视和支持,也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目前,商业健康保险已经成为国家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民众健康保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健康服务资源。
2 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保险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而商业健康保险的势头更为强劲,成为商业保险增长最快的业务板块,但同时,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也存在一系列问题。
2.1 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但对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重视程度较低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中有财险公司(只经营短期健康险)、寿险公司及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三类主体。
2.1.1经营健康险的财险公司数量增加,但规模有限。2011年至2014年,我国分别有57、63、63和63家财险公司,其中经营短期健康险业务的分别为37家、43家、47家及51家,呈逐年增多的趋势。2014年,63家财险公司实现的保费总收入为7540.89亿,健康险保费收入为160.58亿,财险公司的健康险保费收入约占商业健康保险总保费收入(约1587亿元)的10.12%。每家财险公司健康险保费收入占其各自保费总收入的比例极低,2011年超过2%的仅有7家、2012年和2013年有13家,2014年为14家。可见,作为财险公司非主营业务的短期健康保险产品的规模十分有限。
2.1.2经营健康险的寿险公司数量增加,但在寿险公司的地位仍然不高。2011年至2014年,我国分别有58、65、68和68家寿险公司(不包括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2014年,68家寿险公司的健康险保费收入约为1243.3亿元人民币,约占商业健康保险总保费收入的78.34%,明显要高于财产险公司的健康险保费收入比例。在所有经营健康险的寿险公司中,健康险保费收入过百亿的仅有平安人寿、新华及国寿股份3家,过十亿的共有14家寿险公司。且从每家寿险公司健康险保费收入占其各自保费总收入的比例来看,所占比例较为突出的有平安养老(56.20%)、东吴保险(56.16%)及太平养老(48.14%)三家,68家寿险公司的健康险总保费收入占保费总收入的平均比例为15.2%。因此,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作为人身保险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健康保险在以其为主要经营对象的寿险公司中也并非占有重要地位,众多寿险公司都将健康保险产品作为其他人身险的附加险种进行售卖,对其重视度较低。
2.1.3经营健康险的专业健康险公司数量增加,但大部分的健康险产品市场份额较低。我国自2005年4月成立了第一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人保健康开始,分别于同年6月成立了平安健康,2006年1月成立了昆仑健康及和谐健康,2014年12月成立了太保安联,正式开始了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之路。2014年,四大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健康险保费收入约为155.66亿元人民币,约占商业健康保险总保费收入的9.8%,其中人保健康的健康保险保费收入最高,约为149.38亿元人民币,约占四大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健康险总保费收入的95.97%(注:由于太保安联尚无相关的统计数据,因此本部分只对人保健康、平安健康、昆仑健康及和谐健康这四大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由此可见,除人保健康外,其他专业健康险公司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其市场份额较低,所开发的健康险产品并不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2.2 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总体增长,但占总保费的比例较低
2015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约为2140.47亿元,同比增长51.87%,但仅占总保费收入的9.93%,如图1所示。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美国的健康险保费收入年达8500亿美元,占总保费收入的40%左右,这说明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规模水平较低,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图2为2000~2015年健康险保费收入。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健康保险原保费收入总体呈增长趋势,16年间原保费收入从65亿元增长到2410亿元,健康保险原保费收入增长了37倍多,但有的年份原保费收入出现下降趋势,保费收入增长缓慢。因此,不难看出2011年之前我国的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处于“跳跃式”的不稳定发展状态,但2011年之后健康险保费呈稳步上升的趋势。
2.3 商业健康保险占人身保险的比例快速增长,但总体业务规模仍然较小
2012年以来,商业健康保险出现快速增长,2015年占人身险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值,为14.8%,如图3所示。但尽管如此,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总体业务规模仍然较小,其保费收入在人身保险保费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平均值约为9%,相比寿险占人身险的比例相差较大。
数据来源:中国保监会网站,作者计算得出。
数据来源:2005-2014年数据来源于保险年鉴;2015年数据来自保监会官方网站。
2.4 商业健康保险的深度和密度快速增长,但与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保险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2015年我国保险深度为3.59%,商业健康保险的深度为0.36%,同比增长分别为12.89%和44%。2006~2015年间,我国商业保险深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商业健康保险在2013年之前增长较为缓慢,2014年之后大幅度增长,如图4所示。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乃至一些商业保险政策健全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保险深度基本上保持在1.2%以上。这表明我国的健康险市场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2015年,我国商业保险的密度为1766.49元/人,商业健康保险的密度为175.4元/人,同比增长分别为19.44%和51.2%。从2006~2015年的增长幅度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上升幅度较低,甚至在2009年出现了负增长,如图5所示,这说明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并不稳定。但从总体来看,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率大有提升,并且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为其发挥社会保障以及经济补偿作用奠定了越来越广泛的基础。
2.5 商业健康保险赔款率波动较大,但与寿险的赔付率差距正在缩小
2015年,保险公司赔付支出累计约8674亿元,同比增长20.20%。其中,健康险业务赔款和给付约763亿元,同比增长约34%。2006~2015年间,与寿险和意外险相比,健康险的赔付率变动最大,2011年的赔付率最高,约52%,如图6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健康险的赔付率显著高于寿险的赔付率,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与此同时,除2007和2008年外,健康险的赔付率均高于意外险。
数据来源:2006-2014年数据来源于保险年鉴;2015年数据来自保监会官方网站。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年鉴2007-2015、保监会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经笔者计算整理得出。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年鉴2007-2015、保监会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经笔者计算整理得出。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年鉴2007-2015、保监会网站,经笔者计算整理得出。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年鉴2007-2015、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7~2015,经笔者计算整理得出。
2.6 商业健康保险赔付额占卫生费用的比例较低,在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有限
2006~2014年间,商业健康保险赔付在我国卫生事业总费用中的占比约为1.6%,如图7所示,而这一数字在美国为37%。因此,无论是从健康险占社会卫生支出的比例来看(近十年的平均值约3.6%),还是从健康险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来看(近十年的平均值约1.3%),商业健康保险在我国医疗保险体系中的参与程度较低,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3 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建议
3.1 积极对接社会医疗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国际经验表明,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医疗保险运作,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经营范围得以扩大,有利于提高经营效益。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商业健康保险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管理,能够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3.2 走专业化经营道路
就目前来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规模小,专业化经营还处于探索阶段,从某种程度上看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业健康保险,一些寿险公司仍将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寿险的附加险种,且核保和理赔也沿用寿险的方式,但两者在精算原理、风险评估、风险控制技术、管理与服务的方法等方面都不相同,两者的混合经营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稳健发展,健康保险需要专业的人才、独立的管理体系和专门的风险管理技术。因此,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应当走专业化道路,集中实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形成系统而精细的健康保险经营和服务,从而保障商业健康保险在保险市场上的良好经营。
3.3 拓宽健康保险的覆盖面,提供个性化产品
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应进一步拓宽健康保险的覆盖面,加大产品创新力度。首先,应该加强医疗、疾病、护理、失能、医疗责任等业务服务内容创新,满足客户多元化健康保障需求。其次,针对高端客户,提供个性化、差异化、更具人性化的高品质服务;针对大众客户,提供标准化的优质服务。
摘要：商业健康保险是商业保险经营的重要领域和新的利润增长点,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众健康保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健康服务资源。本文首先对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演变情况进行分析,继而分析商业健康保险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问题,最后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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