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共8篇）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篇1

第一节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一、单项选择题

1．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特征是()。

A．和平与发展B．战争与革命

C．社会主义建设实践D．第三世界兴起

2．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两者之间是()。

A．继承和发展关系B．替代关系

C．继承关系D．发展关系

3．正式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写人宪法是在()。

A．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B．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C．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D．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4．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是()。

A．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B．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C．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

D．“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

5．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把革命理想定为()。

A．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B．最低理想

C．一般理想D．个别理想

6．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马克思和恩格斯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B．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

C．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D．邓小平理论无需向前发展了

7．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科学体系的标志是()。

A．党的十二大B．党的十三大

C．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 D．党的十五大

8．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据是()。

A．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特别是反对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B．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败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对苏东剧变的认识

C．建国29年来建设社会主义成功干和失误总结与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继承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

D．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经验的总结

9．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

A．1956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B．1975年主持国务院工作

C．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D．1987年党的十三大

二、多项选择题

1．邓小平理论是()。

A．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B．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C．中华民族振兴的精神支柱D．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统一

E．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

2．邓小平理论是()。

A．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B．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C．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D．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E．邓小平个人为我们创造的宝贵财富

3．邓小平理论是一个()。

A．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B．开放的理论体系

C．指导当今世界发展的理论体系

D．指导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建设的理论体系

E．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4．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表现在()。

A．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B．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C．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D．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E．改革开放

5．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是指()。

A．它所依据和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

B．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C．它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

D．它是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E．它的基本内容无不源于马克思主义

6．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以()为标志，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科学体系。A．邓小平南方谈话B．党的十四大

C．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D．《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发表

7．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有()。

A．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B．极左路线的破产

C．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正确总结D．苏东剧变的警示

8．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条路即()。

A．一条是老路，就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的“两个凡是”的路

B．一条是邪路，就是以借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的路

C．一条是新路，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冲破“两个凡是”、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

D．一条是西路，就是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制、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西化”

三、判断题

1．邓小平理论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是在党的十四大。()

2．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他们是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

3．“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

四、简答题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时代主题转换有什么关系?

五、论述题

试述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2．A3．D4．B5．A

6．B7．C8．C9．C

二、多项选择题

1．ABCDE2．ABCD3．ABE4．ABCD5．ACD

6．AB7．AC8．ABC

三、判断题

1．×2．√3．√

四、简答题

答：(1)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二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时代主题开始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生活要提高，成为各国人民的愿望和普遍要求。在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的同时，战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浪潮，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世界范围的竞争，从过去的军事较量转向经济实力和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上。时代的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发展。

(2)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科学的分析，正确地回应了时代主题转换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都和对时代主题转换的正确判断有关。

五、论述题

【要点】(1)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发展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首先是因为当代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了时代的主题。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时代主题的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时代的变化，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征。

(2)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发展，邓小平理论还将不断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篇2

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实际上主要指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在异化劳动理论是否成熟, 或者说到底是不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上, 学术界提出了不同见解。

俞吾金认为, 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主要来自四个背景, 即“黑格尔的思想,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 空想共产主义理论和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1]。尽管马克思超越前人的视阈, 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维度楔入了异化问题研究, 并把异化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但是, 青年马克思考察异化问题的总体思路仍然停留在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论框架内, 是从道德批判的角度去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以及国民经济学对这一现象的掩蔽, 虽然也提出了像“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这样的历史性见解, 但其总体上仍然停留在一种“道德评价优先”[1]的视角, 还没有真正运用历史性的评价角度。

不同于俞吾金的“道德评价优先”视角, 张奎良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一直是以“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马克思超越了以往的哲学家将异化归结为“异化劳动”, 开始以人的价值和社会进步为双重坐标, 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考虑和看待异化问题, 并把异化作为表述历史、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他认为, 马克思对私有财产一向是持否定态度的, 然而在《手稿》中, 马克思并不是简单的批判私有财产, 他还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 指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2], 这就说明了私有财产产生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尽管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工人的处境进行了充满“悲情主义”的描述, 对异化问题根源的探讨也还显得有点“扑朔迷离、难以厘清”[3], 但这也是其历史局限性决定的, 不能以此推断马克思是出于“道德上的义愤”, 甚至是以“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在分析问题。他认为, 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形成了一种道德评价和价值评价的统一[3]。

针对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 宋朝龙提出马克思早期异化概念本来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指矛盾的对立, 即《手稿》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对立性质描述为劳动者和劳动产品、劳动者和劳动行为、劳动者和人的类本质、人与人四个方面的异化, 这是现实而具有进步意义的。另一方面是指先验本质外化。马克思在还不能用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分析私有制产生的根源时, 又想摆脱私有制与异化劳动之间循环论证的困境, 于是不得不回到黑格尔的逻辑, 利用先验本质外化, 把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劳动。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经过外化成为“异化劳动”, 继而又产生私有制。这也就同时说明了“异化劳动”向自由自觉的劳动复归以及私有制的扬弃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宋朝龙认为, 马克思运用这两个逻辑并不是要对异化进行道德控诉和道德评价, 而恰恰是为了说明私有制和异化产生以及被扬弃的历史, 只是这个说明还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

二、关于马克思早期异化概念与成熟时期异化概念关系的分歧

俞吾金认为, “异化是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中的一个基本概念”[1]。纵观马克思的理论著述, 对于异化理论的运用确实存在着前多后少的现象。究其原因, 一是为哲学基础差的读者提供理解上的便利;二是当时德国哲学家对异化有滥用之势, 马克思为免口舌, 故而避之。他认为, 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中, 存在着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两个维度。马克思在还未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前, 道德评价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 随着马克思思想的逐渐成熟, 历史评价逐渐上升, 进而占据主导地位形成“历史评价优先”。然而这只是马克思思路上的转变, 而不是“抛弃论”所认为的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断裂。

王东、林锋认为, 马克思的异化观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4]。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并不是其探索异化问题的顶点, 而恰恰是逻辑起点, 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观后, 没有抛弃异化理论, 也没有用其他的理论予以替代, 而是对其做了创造性的探索。马克思对异化的探索经历了两次飞跃:“一是《手稿》对异化观的思想奠基和初步表述;二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对异化观的重大深化和创造性发展”[4]。他们认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立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根据经济现实和哲学分析, 对《手稿》中对异化的四个规定进行了深化。同时还赋予了异化范畴四个新的规定:“ (1) 工人的活劳动和劳动条件相异化; (2) 劳动过程中的智力因素同工人相异化; (3) 劳动创造的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社会权力, 劳动异化发展成为全面异化; (4) 异化劳动必然导致商品、货币、资本的拜物教。”[4]

戴安良在异化理论和异化思想上作了区分, 并把发展的维度引入对异化理论的分析中。他认为, 《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积极地想从经济现实去研究异化问题, 但又摆脱不了抽象的人的本质的牵绊, “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他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有关”[5]。通过楔入历史的维度, 马克思迈出了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一步, 与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尽管《手稿》之后马克思抛弃了异化思想, 但却继续使用异化概念。“随着实践与理论的向前发展, 异化范畴也会相应地被赋予新的含义。”[5]因此, 异化本身只是发展的一个阶段, 它的本质是一种进化。

不同于上述几位学者, 段忠桥认为, 早期马克思所谈的异化其实是异化劳动, 也就是《手稿》中阐述的四个方面的异化。成熟后的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后就放弃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 》、《经济学手稿 (1861—1863年) 》等几部经济学手稿中的异化含义, 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转变, 主要描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三种现象:“ (1)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交换关系对生产者的异化; (2)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中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产品的异化; (3) 资产阶级经济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目的的异化。”[6]

宋朝龙认为, 早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差别, 落脚点还在于《手稿》中异化的二重性。“作为矛盾对立关系的异化,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沿用了它;作为先验本质外化的异化, 其逻辑功用是借助黑格尔倒立着的发展观来摆脱理论困境的表现,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抛弃了它”[7]。

三、关于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作用地位的不同认识

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 俞吾金的基础论。

他认为, 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具有“实质性的、基础性的”[8]地位。主要表现在异化与劳动、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批判和辩证法的关系上:一是在异化与劳动上, 创立了异化劳动理论, 并将之运用于对经济生活的分析和批判。二是在异化与共产主义上, 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和异化理论间互有交织, 共产主义实现与普遍异化扬弃间存在着内在关系。三是在异化与资本主义批判上, 进一步发展异化概念, 运用物化、外化、商品拜物教等概念来说明物的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 对资本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四是在异化与辩证法上, 把特定历史背景下存在的异化劳动和对异化劳动的扬弃 (共产主义) 纳入辩证法的核心内容。

2. 段忠桥的无用论。

他指出, 异化劳动概念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意义, 但异化劳动本身却并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概念。马克思在其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著述:《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和《哲学的贫困》中都没有运用异化劳动概念。同时“异化劳动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人的类本质, 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则是现实的人”[6], 异化劳动理论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的类本质复归的过程, 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6], 人类社会进步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因而它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连象征性的、边缘性的地位都谈不上, 更不用说实质性的、基础性的地位了。”[6]

笔者认为, 马克思的众多概念都是开放的, 也是“活”的, 是由本质到现象, 由抽象到具体, 由简单到复杂的结果。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也是如此。它随着马克思研究阶段的不同而穿上了不同的“外衣”。且不论异化劳动的提出是建立在唯心观还是唯物观上, 亦或是出于道德评价还是历史评价, 马克思的根本目的都是要扬弃异化劳动, 进而复归自由劳动, 阐释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1]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 2003, (2)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20-131.

[3]张奎良.作为“历史之谜”的异化及其评价尺度———与俞吾金先生切磋[J].中国社会科学, 2003, (4) .

[4]王东, 林锋.《资本论》异化观新探[J].江海学刊, 2007, (3) .

[5]戴安良.试论异化与发展及其辩证关系———解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新体会[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4) .

[6]段忠桥.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俞吾金教授商榷[J].江海学刊, 2009, (3) .

[7]宋朝龙.马克思在异化问题上思想转变的实质———评张奎良与俞吾金的争论[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5) .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篇3

邓小平理论；教育理论；新世纪教育

、涵盖各方的科学理论体系，教育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成为指导我国21世纪教育胜利前进的一面伟大旗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多年，我国的现代教育拨乱反正，重现生机，出现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邓小平教育理论正确导航的结果。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教育理论是我国现代教育前进发展的不朽的里程碑，也是指导新世纪中国教育进一步前进的伟大旗帜。它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极其宝贵的历史性贡献，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

1.邓小平主张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确立了我国现代教育于当前和未来在其地位、功能上的基本特征

现代教育的特征，被邓小平同志睿智地牢牢地抓住了，并变成了指导我国现代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把握时代发展的契机与脉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出发，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基础在教育。”“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

展望二十一世纪，他还高瞻远瞩地预见到：“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与这一战略目标相比，他指出我国的教育投资太少，不成比例，还赶不上印度、埃及这些发展中国家，以后无论如何要逐年加重，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并且告诫全党：“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邓小平同志这些重要论述确立了我国新世纪教育的地位与功能的基本特征，已经成为和必将继续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重大指导思想之一。

正是在邓小平同志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和科技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大战略重点之一。十三大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十四大再次强调：“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说明把教育放在新世纪各项事业优先发展、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已成为我们党的共识和一贯主张。一切轻视教育，忽视教育发展的言行显然是与这一主张相违背的，也是为邓小平同志确立的我国现代教育的特征所不允许的。

2.邓小平主张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发展了我国现代教育于当前和未来在其培养目标上的基本特征

在教育实践中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这是现代教育区别于机器大工业生产出现以前的教育的明显特征，也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科学论断在实践中的体现。

适应现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潮流，邓小平同志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总结我国建国以来教育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十分注意人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认为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合格人才的培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他多次强调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性。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又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全局出发，进一步明确提出，现代教育应“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而赋予我国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以崭新的内容。

很明显，邓小平同志关于培养又红又专的“四有”新人，即全面发展的现代人的观点，使我国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的内涵具体化了，且反映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正确处理了培养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中德育与智育、思想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从而奠定了我国新世纪教育在培养目标上的理论基础。

3.邓小平主张全面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突出了我国现代教育于当前和未来在其形式途径上的基本特征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又一个基本特征。这一基本特征与前一个基本特征，即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一起，乃是现代教育两个带根本性的特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宏观上精辟分析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订教育规划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是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指明了教育同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强调了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人才资源这一基础性工作，清楚地反映了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经济与教育发展一体化的客观要求，摆脱了只在教育圈子内讨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狭隘观念，从而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地位、作用及其重要意义提高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赋予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以崭新的内容。邓小平同志不仅从理论上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而且在具体实践上，敦促教育战线“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且指出：“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接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生产劳动、科学试验和科学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怎样组织得更有计划，使之更符合于经济计划和教育计划的需要，应该加以深入的研究。”这对于提高人们对新世纪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性认识，提高执行教劳结合方针的自觉性，使教劳结合更为科学化、规范化，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4.邓小平主张科技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统一，阐明了我国现代教育于当前和未来在其内容体系上的基本特征

现代教育的核心是科学教育，即教育内容是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和人类认识规律的，内容是科学的，方法是先进的，其表现形态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统一。任何割裂二者关系，顾此失彼，都不符合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以其敏锐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视角，强调我国现代教育既要加强科技知识教育，又要加强年轻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重视科技知识教育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始终重视年轻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他一直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不能顾此失彼。他说：“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的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他尤其强调理想和信念的教育：“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很明显，邓小平同志既重视科技知识教育，又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张，体现了现代教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基本特征，对我们在新世纪的教育实践中，正确处理科学与信仰、知识与道德、科技教育与人格教育的关系，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5.邓小平主张教育要普及与提高并举，各方参与，尊师爱生，阐明了我国现代教育于当前和未来在其管理体制上的基本特征

现代教育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享受、所掌握、所参与，即越来越民主化。这是人类进步、社会进步和教育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现代教育的又一个基本特征。在教育管理体制上，即教育民主化的不同层面上，邓小平同志都有着重要的论述和指示。

首先，他重视教育的普及，尤其重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更加关注我国普及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明确提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其次，他号召全党全民、各行各业关心、支持和参与教育。

他指出：“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为了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他提出：“科研系统有的人可以调出来搞教育，支援教育。搞教育是很光荣的，要鼓励大家热心教育事业。”邓小平同志这些指示，充分调动了全党全民，各行各业参与和兴办教育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再次，他强调尊师爱生，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

他要求“我们提倡学生尊敬师长，同时也提倡师长爱护学生。尊师爱生，教学相长，这是师生之间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教师要成为学生的朋友，与学生的家庭联系，互相配合，共同做好教育学生的工作。”

邓小平同志这些关于教育民主化的论述，阐明了我国现代教育在管理体制上的特征，是我们在新世纪教育理论和实践上，正确处理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教育与领导部门、各行各业参与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6.邓小平主张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指明了我国现代教育于当前和未来在其战略方向上的基本特征

现代教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开放的整体的系统工程，这是它的又一个基本特征。中国现代教育如何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如何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如何适应信息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保持它的发展活力？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发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宏伟号召，从而为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个面向”是一个统一的多维整体。

在这里，“面向现代化”是总任务、总方向，即教育既要面向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又要面向我国赶超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的长远目标，为未来的建设和发展，培养、储备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

“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则进一步指明了教育面向现代化的空间和时间，即我国的现代教育既要立足中国，培养能参与国际竞争的社会主义中国公民，又要面向世界，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具有先进水平的优秀教育成果；既要立足当前，为新一代的发展与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又要着眼于未来，根据未来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来办教育，培养人，使我国的现代教育成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系统工程。

邓小平同志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在新的世纪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教育水平的步伐，“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当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吸收国外文明成果，显然要从我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洋为中用”的原则，办出我们中国教育的特色，使我国的教育跻身于世界教育之林，对世界教育、对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总之，邓小平同志的教育理论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我国现代教育发展的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对于发展我国21世纪的教育，亦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本文仅是从其在我国现代教育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未来价值的角度略陈管见。进一步认真学好、用好这一理论，推动我国现代教育在新的世纪，继续沿着邓小平教育理论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仍是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包括教育理论工作者长期而艰巨的光荣使命。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同志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

[3]黄济，王策三主编.现代教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发版社.1993

[5]学会生存.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6]张健主编.邓小平教育思想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7]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篇4

（1）在8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性成果。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是第一次飞跃。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功探索，是第二次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次。

（2）在100多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邓小平理论是中国三次历史巨变的第三次飞跃性成果。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又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谋求完成历史任务的过程中，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消灭了旧封建制度，为中国的发展打开了民族民主革命之门，这是第一次历史巨变；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第一方面的历史任务，这是第二次历史巨变；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完成第二方面的历史任务的新时代，实现了中国的第三次历史巨变。

（3）在150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上，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性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经历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科学、从理论变现实、从单一模式到多样化的三次飞跃。邓小平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中最伟大的成果。

其次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提出的新观点，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要求人们在新形势下，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要求人们依据世界的变化，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四，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根本任务、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也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发展的科学体系。

隋唐五代的历史地位 篇5

隋唐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和丰富内涵的承上启下的时代，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一）经济方面

1.农业

由于南北朝时期犁的改进，曲辕犁在隋唐时被普遍采用，旱田农具以及灌溉工具的进一步完善和系列化，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唐代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与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互相适应，形成了最佳的经济效果，农业生产率和全国人均粮食数量都达到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农业的发展为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以及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

从北魏开始实行的均田制，唐初虽仍在实行，并对唐王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到高宗、武后时期已日益瓦解。唐玄宗时代，宇文融括户，是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然而也是最后一次由国家出面争夺劳动力的斗争。

隋及唐初，由于门阀士族的衰落，大量农民摆脱了他们的控制而成为国家的编户，因此，在均田制下维系了大量的自耕农，他们是国家赋税、徭役和兵役的主要承担者。自耕农的大量存在，使国家有了一个比较坚实、稳定的财政基础，造就了唐王朝的繁荣与富强。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对农民剥削的加重，从高宗、武则天时代开始，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日益被破坏，自耕农大批破产并逃亡。武则天在政治上打击士族地主（主要是关陇军事贵族），扶持庶族地主的方针，客观上顺应并加快了普通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普通地主是当时地主阶级中正在兴起并最有前途的阶层。随着普通地主势力的发展，租佃制也相应地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加强，普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关系普遍发展。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国家征收赋税不再采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而改用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门阀士族地主衰落，庶族地主势力不断增长，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削弱，是隋唐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显著特点。隋末农民战争以反劳役、争取生存权为主，唐末农民战争则提出“均平”的口号，正是这一社会变化的客观反映。

3.赋税制度的变化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实行的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在财政制度上的反映。

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赋税征收对象从以身丁为主变为以土地资产为主。这一新的征税原则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赋税制度的基础。

在两税法税制下，赋税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唐中期以前，以农业税为主，工商税只处于杂税的次要地位。唐中期刘晏实行盐的专卖及稍后的榷酒、榷茶则是在正税系统之外另外开辟了一个工商业的征税系统，工商税收开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与农业税相辅相成的两大财政税收支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4.工商业和城市

从南北朝后期开始，农业生产逐渐有所恢复，门阀士族地主日益衰落，到隋和唐前期，这种趋势仍然在发展。在唐后期，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成为一个亮点，并带有新的特点，即向近代社会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手工业生产和商业交易中间，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份额增加，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第二，一些重要的商品生产在一定地区特别发达，形成一些地区的经济特色，不仅使这些地区内部经济有所发展，也使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加强。这一时期，日常生活必需品也加进了长途贩运的行列。除了传统的盐和丝绸，又加进了茶叶、瓷器、铜器、纸笔文具等，甚至粮食也成为长途贩运的物资。通过商业贸易的往来，各个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加强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的雏型开始出现，过去地区间经济交往很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第三，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力减弱。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下，国家控制工商业的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唐官营手工业所占比重逐渐下降，私营手工业相应地发展。在唐中后期，随着官府对工匠控制的逐渐松弛和工匠地位的逐渐提高，个体工匠越来越活跃，成为商品的主要生产者。规模较大的私营手工业作坊也开始出现。手工业的另一个变化是官私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雇佣劳动的关系得到发展。

从商业上看，隋及唐前期国家对商业的管理仍很严格，在城市实行坊市制度，商人有专门的户籍——市籍。市场只准设在州县以上的城市的指定区域，并设有专职官吏管理，开市和收市都有固定的时间，商品的价格、质量、度量衡以及市场秩序都有严格的检查管理。这种状况从唐中期开始发生变化，商店已经不局限在固定的市场范围之内，而逐渐遍布城中大街小巷。在原来不准设市的城郊和水陆交通要冲，也出现了集市。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许多城市里出现了早市与夜市。草市广泛发展，从而突破了坊市制度对市场的地域限制，夜市与早市的出现则突破了时间方面的限制。到宋朝，坊市制度彻底瓦解。这种变化是从唐中后期开始的。

第四，货币经济的变化。唐朝实行钱币兼行的货币制度。在唐前期，铸币的数量增多，质量提高，开元通宝钱的使用很普遍，绢帛作为货币也广泛运用。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绢帛有逐渐退出货币体系的趋势。至中晚唐，货币经济有显著的发展，绢帛的货币作用日益衰退，钱币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且出现了飞钱（便换）、柜坊等具有近代金融业务特征的货币经营形式，标志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经济重心的南移

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领先地位。从东汉开始，长江流域的地位逐渐上升。从西汉末到三国两晋南北朝，重大的战乱几乎都发生在北方，黄河流域遭到长期的破坏，而南方则比较安定，经济稳定发展。北朝后期，北方社会比较安定，民族矛盾逐渐缓和，北方经济开始恢复。到唐前期，黄河流域仍然是经济重心所在。虽然南方经济落后于北方，但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却高于北方。经过安史之乱，北方地区再一次遭到严重的破坏，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终于超过了北方，从此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经济重心南移，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格局，对唐以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政治方面

1.中央集权的政体趋于完善

隋唐时期的三省为中书省（隋称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设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中书省负责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敕，门下省负责上行文书奏案的审读，中书诏敕有不便者可驳正封还。尚书省则主要负责国家各种政令的贯彻执行。此外，还设立了分掌具体事务的机构九寺三监（或五监）。唐代以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以国子、将作、少府为三监（或加军器、都水为五监）。三省六部和九寺五监的设立把国家政务机关与事务机关分开了，皇家事务则统归事务机关处理。

三省六部制是中央集权政体进入完善和成熟时期的产物。它把朝廷的决策和行政职能分离。决策的权力在宰相和皇帝，执行机构为尚书省及其所属六部。决策的权力本身也被分割，中书和门下之间互相制约。与秦汉时丞相集决策与行政的权力于一身的旧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尽管唐以后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局部上还在不断地变化，但从总体上看，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奠定了总体的格局，为以后历代所沿用。

隋唐时期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影响后世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使职、差遣的广泛设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疆域扩大，三省六部制已不能完全适应日益增长的政务的需要，从武则天时期开始大量设置临时性的使职，出现了官职分离的现象。后来，有些临时性的使职成为固定职官，有些使职一经产生便终世长存。开元时设立节度使、采访使，始有坐而为使者，玄宗、肃宗时期使职名号繁多，至数十种。使职由皇帝通过中书省和门下省任命，向皇帝负责，不受尚书各部管辖。使职的广泛设置突破了唐初以来尚书省总理政务的格局，对后世影响很大。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地方行政机构由两级制变为三级制，最终是在唐代完成的。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废郡改州，实行郡县两级制。唐初，承袭隋制仍为州县两级。但地方政府两级体系不便于管理中国这样辽阔的疆域。贞观元年（627），唐廷一方面下令并省州县，一方面又依据山川形势，划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临时派遣中央或地方官员兼任大使去进行巡察。鉴于十道监察区域过大，巡察不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将十道正式分为十五道，并置十五道采访处置使，“道”从此成为州以上的一级行政机构，道、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形成，并一直为后世沿用。地方行政三级制的建立，反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

2.选举制度由察举到科举的转变

对于官吏的选拔，汉代实行的是察举制度。东汉时，由于门阀士族的兴起，察举逐渐为他们所把持，出现了选士惟“论族姓阀阅”的现象。曹魏时，建立了九品中正制，从制度上保证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到南北朝时，门阀士族日益腐朽，南方各朝寒人渐掌机要，北周选人也更重实际才干，不分清浊。九品中正制逐渐名存实亡，最终为科举制所取代。

隋朝建立后，选官实行科举制，隋文帝设秀才、明经科，炀帝时又置进士科。唐初，科举制日益发展，到武则天时，又增加了武举。科举制度的实行，打破了九品中正制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为中小地主参政开拓了道路，更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各级行政部门，使国家政权建立在更广泛的阶级基础之上。这一制度对古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3.兵制由征兵向募兵的变化

隋唐以前的兵制主要是征兵制，成年的男丁都有义务服兵役。隋唐时期实行的府兵制，始创于西魏大统（535～551）年间，历北周、隋至唐初期而日趋完备。充当府兵的一般都是家境富裕的均田农民。但从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破坏，府兵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加之战事频繁，服役期限延长，府兵地位低落等原因，府兵逃散的现象日益严重，以致番上卫士缺乏，征防兵员更难调集。

开元十年（722），宰相张说建议召募强壮，以宿卫京师。次年，募取京兆、蒲、同、歧、华等州府兵及白丁为长从宿卫（彍骑），代替府兵宿卫京师。开元二十五年（737），又下诏令诸镇节度使在各种征行人和客户中召募丁壮为长征健儿（官健），代替轮番戍边的府兵和兵募，停止调发府兵征防。天宝八载（749），鉴于军府无兵可征，停止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正式废止。长征健儿和长从宿卫代替了府兵和兵募，这种变化表明召募制的雇佣兵、职业兵代替了征兵制的义务兵，这是中国兵制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

4.法律的继往开来

隋唐时期的法律文书有律、令、格、式四种，“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正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唐六典·尚书刑部），四者互有区别，又互有联系，共同构成了隋唐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典体系。四者之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律，对隋唐之后法律影响最大的也是律，唐律堪称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最完备的法典，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于开皇元年（581）命令高颎、郑译等删定律、令，开皇三年又令苏威、牛弘再次修定，对历朝的律令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但隋律（《开皇律》、《大业律》）并没有完整保存下来。唐初，在隋《开皇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武德律》。唐太宗时，又令房玄龄等人重新删定，修成《贞观律》。高宗时的《永徽律》与《贞观律》基本相同。永徽三年（652），高宗令人为律文作解释，撰成《律疏》30卷，由长孙无忌领衔进上，呈准颁行。这就是著名的《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是对秦汉以来历朝法律的经典性总结，也是东亚现存的最古老最完整的法典。

唐律为后代历朝法律的制定提供了蓝本，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在中国法制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文化方面

1.哲学和宗教

隋唐都很重视经学。隋统一后，在京师集中各地学者进行研讨，为诸经作义疏。唐太宗认为儒学多端，注释繁杂，命国子祭酒孔颖达和诸儒为五经撰定义疏，名为《五经义疏》。高宗时又加以考订，于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作为学习研讨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唐初对经学进行的带有总结性的整理，成就是显著的，但此后经学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佛教的哲学思想在隋唐时得到很大的发展。佛教于汉代由印度传来，经历魏晋南北朝愈益被中国接纳并逐渐中国化。隋唐时期，佛教形成了许多宗派，各宗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彼此影响和渗透，最终完成了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其典型代表为禅宗。禅宗的慧能认为“万法尽是自性”，“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坛经校释》）。宣称佛性即在心中，心外本无一物。只要悟到这一点，就可以成佛。而且，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这种新颖、朴素的理论受到广泛的欢迎。但禅宗之后，佛教哲学的发展也基本停顿了，更多表现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宗教信仰。

至中晚唐，哲学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在阐发儒学思想的时候，引入佛学思想，其代表人物是韩愈、李翱。韩愈在《原道》、《原性》等作品中，不仅论述了儒家道统传授的渊源，强调孔、孟在儒学中的作用，而且在论及性情时，吸取了佛教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理论，用以阐述《大戴礼记·大学》中“正心诚意”之说，并且把正心、修身、齐家同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抽象的心性之说与具体的政治社会组织加以融会贯通，奠定了宋代理学的基础，对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

2.文学与艺术

唐代文学最杰出的成就是诗歌。初唐以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沈期、宋之问、陈子昂等人为代表，他们继承了从汉魏到南北朝时诗歌的优秀传统，一扫梁齐宫体靡丽之风，为盛唐时期诗歌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盛唐和中晚唐出现了一大批光耀诗坛的诗人，如贺知章、王维、岑参、高适以及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白居易、元稹等，他们的诗歌充满了高瞻远瞩的气概和豪迈放浪的精神。唐代诗歌的体裁广泛，风格多样，无论是田园诗、边塞诗，还是现实主义的诗歌，都表达了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热爱。直到今天仍然深受广大人民的热爱。

音乐舞蹈在唐代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唐代乐舞继承周、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优秀传统，融会了外国及兄弟民族的乐舞艺术，经过初唐近百年的发展、创造，到盛唐时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盛唐乐舞多姿多彩，表现力和艺术水平都很高。

在唐代的绘画中，画圣吴道子对中国水墨画法技巧的革新做出重要的贡献。他喜用焦墨勾勒，略加淡彩，运笔雄健磊落，气势磅礴，自然传神。吴道子是中国绘画史上极有影响的大师。唐代还有一大批杰出的画家，如张萱、陈义国、殷季友、曹霸、韩干、李思训父子、王维等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和成就。唐代的宗教壁画和雕塑远远超过前代。大型壁画绘制得富丽堂皇，感染力极强。雕像彩塑则圆熟洗练，饱满瑰丽，充满生活气息。唐代书法，楷书以颜真卿为代表，行书、草书也有很高成就，特别是张旭和怀素的草书享有盛名。苏东坡曾高度评价唐代文化，他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文集·书吴道子画后》）

3.科学技术

唐代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天文学上，僧一行等制成的黄道游仪和水运浑天仪对观察天象起了很大作用；南宫说实测地球子午线1°的长度为123.7公里，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李淳风的《法象志》和僧一行的《开元大衍历经》都是唐代天文历法的名著。李淳风等注释的《算经十书》是数学方面的重要成就。在地理学方面，李泰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以及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等都在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医药学中，显庆四年（659）唐廷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唐初的医学家孙思邈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被后世尊称为药王。雕版印刷的出现是唐代最重要的科技成就，对于文化的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篇6

●举世瞩目的十七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历史盛会。其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我们学习领会这次党代表大会的精神，首先要充分认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是新时期又一个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书，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根本问题，为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这次会议全面地部署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系统地阐述了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的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次会议将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将以发扬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为特点载入史册

举世瞩目的十七大，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胜利地召开了。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历史盛会。我们学习领会这次党代表大会的精神，首先要充分认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为什么说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历史盛会呢？

这次党代表大会承担了五项重要任务：一是听取和审议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二是审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是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四是选举党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五是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中，体现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主题和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的，是胡锦涛同志代表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即我们常说的十七大报告。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地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个主题和贯穿这个主题的整个报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瞻远瞩，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其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第一，这次会议深刻地总结了十六大以来五年的辉煌成就和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的历史经验。

十六大以来这五年，是我国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和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五年，是我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显著提高的五年，也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更加紧密的五年。进一步联系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我们的体会更多更深刻。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76万亿美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实际增长都在4倍以上，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2000万人。胡锦涛同志在总结这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宝贵经验的时候，深刻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第二，这次会议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根本问题，为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面向未来，我们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着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出现的新课题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就成了许多人关心的根本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以非常鲜明的语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而且，他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他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概念。与此同时，胡锦涛同志强调，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可以这样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是新时期又一个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书。

第三，这次会议全面地部署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

我们注意到，胡锦涛同志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包括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包括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因此，十七大报告专门论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问题，论述了按照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并且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出发，具体部署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国防建设以及推进祖国统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各项工作。这对我们今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第四，这次会议系统地阐述了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的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

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最后集中论述了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关键问题。他强调，我们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报告还根据这一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对今后五年党的建设作了具体部署。这一切，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第五，这次会议突出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的党内民主。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这次会议将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将以发扬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为特点载入史册。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的党内民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一系列新的发展和推进。在这次党代表大会筹备过程中，无论在党代会议题征集和文件起草、讨论过程中，还是在党代表选举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推荐过程中，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在不断完善。

这次会议还将进一步展示中国共产党朝气蓬勃，后继有人。大会将选出充满活力、奋发有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继续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可以说，这次党代表大会，已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这是

论孔子民族观的历史地位 篇7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 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 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伟大的文化导师和精神领袖, 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以色列产生了犹太教的先知, 古印度有释迦牟尼, 古代中国有老子、孔子、庄子等。他说:“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 世界上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1]著名学者刘泽华教授也指出:“在后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 各式各样的思想差不多都可以从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库里找到原型或雏形。直到今天, 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问题, 或多或少地还可以从诸子中找到相应的命题或源头。”[2]通常我们说,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 以释、道文化为两翼, 而奠定整个中国文化主流地位的是先秦孔子之道, 因此, 孔子之道对整个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基本上确定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和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它反映在民族观上也是如此。

二、以血缘为主体的民族观

《礼记·王制》说:“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可见, 先秦时代已经有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的说法了。

东夷, 主要是指居住在离西周核心政治区较远的部落与方国民族的总体称呼, 并不是指东夷族。东夷, 分为很多种民族。《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 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此外, 还有“淮夷” (《史记·周本纪》:“召公为保, 周公为师, 东伐淮夷。”) “蓝夷” (《竹书纪年》:“仲丁即位, 征于蓝夷。”) “鸟夷” (也作“岛夷”) (《史记·夏本纪》:“鸟夷皮服”。《尚书·禹贡》:“鸟夷卉服。”) “嵎夷” (《尚书·禹贡》:“嵎夷既略, 潍、淄其道。”) “莱夷” (《尚书·禹贡》:“莱夷作牧。”) 。

南蛮是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云贵高原地区民族的总称呼。蛮族也有很多种民族。《尚书·周书·武成》说:“华夏蛮貊, 罔不率俾。”《诗经·大雅·荡之什》说:“以先祖受命, 因时百蛮。”《史记·孔子世家》也说:“昔武王克商, 通道九夷百蛮, 使各以其方贿来贡, 使无忘职业。”由此可见, 蛮族是南方多种民族的总称, 而不是仅仅指蛮族这个民族。

西戎是对中国境内西部民族的总称, 也不是指单一的西戎族。西戎族, 包括羌 (姜) 族、鬼戎、骊戎、狐戎等。据说都是炎黄的后代。《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 姜姓其后也。”西戎在先秦的主要居住区是在秦国的西部, 以陇山山脉为中心地带。

北狄是指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总体的称呼。北狄主要分为赤狄、白狄、长狄等。每个狄族由很多的部落氏族组成。如赤狄主要由皋落氏、潞氏、留吁氏、甲氏、铎氏、廧咎如氏等六大氏族组成。[3]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 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民族也开始纷纷建立自己的诸侯国。西周政权内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西周政权外部则是“四夷交侵”。从历史上看, 西周的华夏族统治区域是十分有限的, 大概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五分之一, 其他五分之四地区是四夷民族居住区。宋代洪迈在《容聊随笔》中说:“成周之世, 中国之地最狭, 以今地里考之, 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 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 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 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 今汴之属邑, 亦用夷礼。邾近于鲁, 亦曰夷。其中国者, 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 通不过数十州, 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容聊随笔·周世中国地》卷五) 到秦统一中国, 华夏族的活动和势力范围已经东至大海, 东北抵今东北地区, 北达大漠南, 西临今甘肃、宁夏, 南暨今两广。到汉代, 这个范围更加扩大。[3]

先秦时代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少数民族, 而是对西周周边地区民族的总体称呼, 他们不是少数民族集团。

春秋时代, 中国的文明其实已经相当成熟。孔子采取“述而不作”的方式, 对三代以来的文化 (自然包括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民族的文化) 作了总结、损益和传承, 同时又汲取了各个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 如巫、史、儒 (孔子创立儒家之前的神职人员) 等文化精髓, 创立了儒家。孔子民族观是儒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开创之日起就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三、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观

孔子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是从血缘的角度来划分民族, 认为诸夏民族是优等民族, 而四夷是劣等民族, 因此经常对他们采取战争来俘获大量奴隶, 迫使他们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左传》《国语》《穆天子传》等书都有关于征四夷的战争丰富记载和描述。诸夏认为, 四夷其实是畜生的后代, 比起诸夏民族要差一等。《国语·鲁语上》说:“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郊鲧而宗禹。”

从血缘关系上说, 血缘民族观论者认为夏是黄帝的后代, 是正统。《大戴礼记·帝系》说:“黄帝产昌意, 昌意产高阳, 是为帝颛顼。”又说:“颛顼产鲧, 鲧产文命, 是为禹。”《史记·夏本纪》中也说:“禹之父曰鲧, 鲧之父曰颛顼, 颛顼之父曰昌意, 昌意之父曰黄帝, 禹者, 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这也就证明禹与黄帝部落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所以, 诸夏各族认为华夏文明的真正人文始祖是黄帝。

诸夏认为, 四夷民族不是黄帝的后代, 因而是野蛮民族, 所以, 四夷民族的名称基本都是以反犬旁或者是以动物名称为偏旁来起名的。如《后汉书·南蛮传》中有段神话般的描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 帝患其侵暴, 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 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 购黄金千镒, 邑万家, 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 其毛五采, 名曰槃瓠。下令之后, 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 群臣怪而诊之, 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 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 又无封爵之道, 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 以为帝皇下令, 不可违信, 因请行。帝不得已, 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 负而走入南山, 止石室中。所处险绝, 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 为仆鉴之结, 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 遣使寻求, 辄遇风雨震晦, 使者不得进。经三年, 生子一十二人, 六男六女。槃瓠死后, 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 染以草实, 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 以状白帝, 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 语言侏离, 好入山壑, 不乐平旷。帝顺其意, 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 号曰蛮夷。外痴内黠, 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 母帝之女, 田作贾贩, 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 皆赐印绶, 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 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这段话, 我们至今无法考证其真实, 但是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夏、商、周三代诸夏民族认为, 四夷民族就是某种动物的后代。他们从血缘关系上就比诸夏民族低一等。这反映了三代以来民族血缘不平等的关系。

孔子作为三代以来文化集大成者和儒学的开创者, 他否定了三代以来血缘论不平等的民族观。孔子认为, 民族之间的不平等, 不是体现在血缘关系上, 而是体现在文化教养的高低上。他认为华夏族之所以是先进的民族, 主要体现在礼乐文化上。他说:“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 (《论语·八佾》) 孔子认为, 诸夏文化鼎盛, 而四夷地方则是文化荒漠, 保留了很多落后的风俗习惯。

《汉书·地理志》记载先秦北狄燕地就有“宾客相过, 以妇侍宿”的陋习, 东夷齐国一些地方, “民家长女不得嫁, 名曰‘巫儿’”, 甚至一些地方娼妓盛行, 如赵国和中山国地区。但是像邹鲁这样的国家, 深受华夏文明的洗礼, 就很少见到有关于娼妓盛行的记载。司马迁说:“邹、鲁滨洙、泗, 犹有周公遗风, 俗好儒, 备于礼。” (《史记·货值列传》)

孔子作为夏商西周文化的总结者, 他整理《诗》《书》《易》《礼》《春秋》作为培养弟子的教材, 同时又开创了民间私人办学的先河, 采取“有教无类”方式平等招收弟子。他在教学过程中, 阐述了自己的民族观。孔子的民族观, 不是从血缘关系上讨论“夷夏之辨”“尊夏卑夷”“尊夏攘夷”。《论语》里记载了一件事,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 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 (《论语·子罕》) 孔子认为, 凡是礼仪文化存在的地方就不是简陋的地方, 即便是像偏远的夷地亦是如此。因此, 在民族观上, 他希望将礼仪文化简陋的四夷之地变成周礼文化盛行的地方, 由四夷变诸夏, 由诸夏而入周道。所以, 他说:“齐一变, 至于鲁;鲁一变, 至于道。” (《论语·雍也》) 杨树达说:“《春秋》之义, 夷狄进于中国, 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 则夷狄之。盖孔子于夷狄之界, 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 而以行为为准。”[4]齐国管仲, 奉行“尊王攘夷”, 忠实地捍卫着华夏文明, 这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赞扬。孔子说:“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赐。微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 (《论语·宪问》) 用文化来界定一个民族的先进与落后, 这是孔子民族观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突破与超越, 这大概也是孔子从事教育, 成为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的一个内在动机吧!

综上可知,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于“夷夏之辨是着眼于文化角度, 较少地域之分和种族之别, 这对于促进华夏族和周边诸族的交融, 提高经济、文化水准, 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睦, 产生了许多正面积极的作用。”[5]因此, 孔子民族观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德)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2]刘泽华, 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3]王钟翰.中国民族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4]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葛洪伦理思想的历史地位研究 篇8

关键词：道教伦理；葛洪；《抱朴子内篇》

一、道教产生的时代背景

道教伦理萌生于汉末曹魏，上古斋戒仪轨是其主要历史渊源，五斗米道、太平道等都实行过一定的组织规范与戒律。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道教革新的重要手段。道戒全面兴起，道教伦理伴随着道教的理论体系一同臻于成熟，奠定了发展基调：一是融摄儒家纲常，结合成仙信仰，突出仙道兼修的伦理思想；二是吸收墨家兼爱，强调群体协作与自身修养并重的伦理观念；三是以神道设教，称神灵为人伦最高主宰的伦理说教。道教伦理在形式上灵活丰富，品类繁多，繁简结合；在思想上有突出的养生意识、生态意识及三教合一主张。

从原始巫术、汉末的农民起义工具到唐代的国教，道教一直在宗教化，进行自我改造，这些改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不可忽视的就是葛洪在两晋时对道教进行的多方面改造。而要说明葛洪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就不得不从他所处的时代说起。

中国古代思想曾经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一是自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至西汉整合而为天人感应神学；一是自两汉儒学独尊经魏晋之际至宋代整合而为理学。汉学向宋学的这次转变在学术界通常也被认为是儒、释、道三教由冲突演化至融合，逐渐形成特殊的三教合一格局的过程。这种特殊的多元文化结构，一直维系至近代。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转型期之一的魏晋之际，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极腐败、政权大更迭、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罕有的思想文化的解放时期。鲁迅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宗白华评价这一时期“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的大自由”。在这个动荡不安和个性觉醒，政治钳制的高压与思想自由的大胆同样惊人的并存的时代，不同的学说和意识形态经历了冲突与较量，改造与糅合的过程，在思想文化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玄学与道教是其中最富代表性的思潮。

玄学是对动荡的社会现实的反思，它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探讨人如何生活才有意义和价值、人如何才能超越世俗社会的束缚而获得自由的问题。一些玄学家常常将自己的生命理想寄托于神仙世界，从而推进了以个体的长生不死、自由愉悦为宗旨的神仙说在社会上流行，以至于魏晋名士从“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形神观出发，既注重“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生”，又以服药行散，养形以求长生为时尚，这在客观上将道教的生命理想凸现了出来。

在主流意识形态崩溃、社会危机和思想危机加剧的历史条件下。传统学术思想中的“非正统”因素被激活，玄学与神仙道教分别由理性与神学的角度做出反应，建构儒道会通的理论体系，树立魏晋社会士人人生价值取向的指导方针，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两者虽然一为宗教，一为哲学，但处在同一个历史阶段，相同的社会环境下，其理论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是魏晋时期以门阀士族为主的士人阶层根据自己独特的感受与心态，以道家的老庄思想为核心，融合儒道发展形成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道教是以先秦道家为思想渊源，吸收、融合了阴阳五行、儒家谶纬学说中的神秘成分以及祭祀醮仪、祈福免灾的方术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的泛神论宗教，是中国三教文化之一。魏晋不仅是玄学大兴的时代，同时也是道教结束原始风貌，建构起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的时期。士人将神仙方术与道教宗教思想相结合，对道教理论作了建设性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道教又称为神仙道教。而葛洪便是对神仙道教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二、《抱朴子内篇》成书背景

葛洪(公元283—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丹阳郡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卒于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著有《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神仙传》等众多著作。其中《抱朴子内篇》是神仙道教的重要典籍，全书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

汉末至魏晋，道教从民间蓬勃兴起，并逐步发展为神仙道教。道教信仰的核心是神仙信仰，这是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教义的最显著之点。道教是追求“长生久视”、“肉体成仙”的宗教。但是，对于人如何才能实现不死而成仙的理想，在学术理论上却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以致怀疑神仙的真实存在者大有人在。道教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在理论上证明成仙的可能性。

虽然在汉末创立时道教已经有了某些教义和理论，但无论是《太平经》还是《老子河上公注》、《老子想尔注》等都还不能说已经使得道教的宗教理论系统化。而葛洪这位“神仙道教在创始时期的理论与仪式的奠基祖师”在东晋初著《抱朴子内篇》，不仅为道教构造了种种修炼长生的方法，而且还为它建立了一套宗教理论，使得此后的道教宗教理论不断得到发展。

受玄学的影响，葛洪的代表作《抱朴子内篇》，通过张扬“玄道”的超越性、神秘性，不仅从本体论上对神仙的性质作了说明。而且对人的肉体可以获得长生，以及如何得道成仙等作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论述，促成了道教第一套宗教理论的成形和出现。

汉末的五斗米教与太平道虽然在后世被视为“道教起源”，但实际上它的内部组织规范与知识技术的混乱，特别是它采取的与主流社会和话语权力的对抗姿态，其实给后世道教在社会上的公开存在带来相当的麻烦。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对以往的神仙信仰和各种方术作了系统的整理和理论上的阐述，并且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对民间道教和某些“流俗道士”的活动猛烈攻击，这对道教从原始民间宗教向成熟的以仙道为中心的官方宗教的方向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将道教改变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宗教”，道教从此开始向主流文化和上层社会靠近。另外，从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主要是试图对葛洪的道教伦理思想的历史地位进行考察，而这些重要的文本便是他的《抱朴子内篇》，其他著作中只是零星掺杂而已。就《抱朴子》一书的内外篇而言，毋庸置疑《内篇》的核心地位，相对而言《外篇》无论是在葛洪本人的思想体系内部或者是对后世影响、历史地位而言都要差很多，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将选取《内篇》作为考察文本。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外篇》中葛洪提出的伦理思想是他所构建的神仙道教伦理体系一部分，不过正如他在《内篇·明本》中所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其实这个观点已经可以一定程度上体现和代表《外篇》了。《抱朴子外篇》所阐述的是儒家的思想，而这些通过《内篇》中“道本儒末”加以统摄，而且体现葛洪神仙道教思想的内容绝大部分在《内篇》当中，所以，本文将对《内篇》考察，但也会对两者的联系加以说明。

三、《抱朴子内篇》伦理思想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