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历史功绩

邓小平历史功绩（共8篇）

邓小平历史功绩 篇1

刀口评论：小平同志最大的历史功绩

金正恩解职其姑父，他的权力基层真的进入死循环状态了吗？

再联系到不久普京制裁朝鲜，有没有联系呢？刀大给分析呗！！！

对朝鲜的分析要谨慎，乱讲会引起朝鲜朋友的不满。

怎么说呢？瞎说几句。

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最大的并不是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客观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也不缺拉起大幕的那只手。

小平同志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创造性的开启了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新型的领导轮换机制和集体领导的执政党模式，这个功绩光照千秋，无人可比！

朝鲜的问题恰恰出在这个问题上，朝鲜党如果不能彻底的解决领导人换代危机，党的最高领导就始终处在危机中。同时，这也给敌对势力有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和活动空间，也不能使和平建设成为可能。

简单说，将一个国家的领导层变动，由“出什么样的事都可能”模式，变成“出什么样的事都不可能”模式，需要极大的智慧、勇气和力量！

我们只能祝金正恩好运，祝朝鲜半岛和平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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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到这几天帖子里的信息

个人感觉：

1、美国登月是真实的阿姆斯特朗上了月球；

2、登月的阿姆斯特朗死在了月球上，只有未上月球的两人返回了地球；

3、在地球上宣传登月的阿姆斯特朗，是一个演员，所以它与一起登月的战友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从未联系过。另外两人也不发声。

赞！思考的方向正确！

假设三个都是演员呢？剧本让FBI撕掉了（那可是铁证），三个人相聚再对不上台词，岂不坏事？

而阿姆斯特朗又恰恰是记忆力最差的一个！

邓小平历史功绩 篇2

天地悠悠, 人事悠悠, 不废江河万古流。汉武帝以其雄才伟略成为中国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和史学研究的热点。他七岁当太子, 十六岁登基, 七十岁驾崩, 历时五十四年, 是第三个在位最长时间的皇帝, 他设立中朝, 削弱相权;实行“推恩令”;设置十三州部刺史, 加强监察制度;严刑峻法, 打击豪强;建立羽林军;统一货币, 发行五铢钱;均输平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建立太学。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加强中央集权, 决战匈奴扩大疆域, 造就了西汉盛世。但是, 他一生声色犬马、荒淫暴虐, 食色不厌, 纵情恣欲, 宁三日不食, 不能一日无女, 后宫美女竟达七、八千。他不问黑白, 杀人如麻, 穷兵黩武, 横征暴敛, 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他的晚年, 社会矛盾加剧, 农民起义不断。

汉武帝实行“息兵重农”的政策, 使社会逐步安定, 这一点值得肯定。总之, 他还是一位较英明的君主。

第一, 他在位时期, 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

第二, 汉武帝连续发动战争消耗了大量财富, 府库积蓄都已用尽。因此, 他打破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 任用大盐商东郭, 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盐铁领事, 洛阳商人子桑弘羊主持财政。这些人凭借强大的专制政权, 推行统一货币的措施, 稳定农业生产和商品市场。

第三, 汉朝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 这时候他开始着手解决匈奴的威胁, 他利用名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加上张骞的外交, 经过三十年终于征服了匈奴成为东亚的霸主。汉武帝反击匈奴, 始于公元前1 29年, 历时三、四十年。

最后, 汉武帝时期, 中国古代思想发生了巨大变革, 这些变革承上启下, 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意义。汉武帝最崇尚的儒学是《孝经》, 他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 主旨是“孝”或“孝治”。汉武帝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 规划制度, 招揽人才, 改革内政, 建立币制与财政, 拓展外交, 不仅重新奠定了汉帝国的制度基础, 而且其深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法宪制度提供了一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

“字同音”的历史功绩 篇3

中文汉字五千年前就产生了，但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更因缺乏一个皇帝提出要“字同音”的规定，所以虽有几万个汉字产生并运用，但许多字的读音却各地不同。汉代发明的“反切”注音方法，能分析一个字音为两个简单音素，但还是借用不同汉字来代表的音素，并没有创造出代表声音的符号。到后来，又细化到将反切上的字归纳成36个“字母”(这是模仿印度的“梵文字母”)，但还是借字表音，难以说推广全民族的字同音。

机遇从海外传来。17-19世纪来华的外国人为了了解中国，自然先从学习语言文字开始。17世纪初利玛窦就进行拉丁文与中文的对译，19世纪初的英国人马礼逊编纂了《华英字典》。外国人在学习中基本掌握住中文的形、音、义各方面特点，把经过他们加工的、容易与西文对应的中文语法表述方法传给了中国人。改革家梁启超在1896年著文日：

……吾师南海康长素先生，以小儿初学语之声为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为母，自发凡例，属女公子编纂之，……窃私喜此后吾中土文字，于文质两统可不偏废，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转引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958年9月1版，P8)

他的号召和朝廷的批示，引来一批先行者的尝试努力，如1900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方案等。一些地方学堂，开始试用各种学习汉字音的新方法。这是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早期尝试，从汉字音入手的尝试，很自然，也必然，可以说至今未断。

名词“国音”重现

古汉语中就有“国音”一词，早在晋朝翻译佛经中，就出现“外国音”、“众国音”词组。在南朝谢庄写的《鹦鹉赋》中有“审国音于寰中，达方音于裔表”(见扫叶公司古典文献库)。

1913年，“国音”被突然高度使用，北洋政府教育部积极参与，成立“读音统一会”。与会的代表观点可分成三派：偏旁派、符号派、罗马字派。其所用的观念，以吴稚晖在1908年提出的见解为代表：

……盖文字有二职：一为志别，一为记音；中国文字志别之功用本完，所少者，记音之一事。……最要者，当先刊字典一册，即如日本所翻印之中国字典；字付音训于其旁，凡小学读本及通俗之书报，莫不如上文所云，增付切音字之音训。……(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发表于1908年7月25日，引自《吴稚晖学术论著》，梁冰弦编，上海合作出版社1926年1月再版，P328)

会上讨论定音的方法，也是吴稚晖提出来的：

附注字典，其道甚简。……特设一三个月之短会，延十八省所谓能谈“之乎者也”之名士，每省数人，每天到会半日，书记将字典揭开唱曰：“一”，候大家议定官音，当注何音；又唱曰：“丁”，又候大家议定当注何音。每日注三四百字，有如“庭”音既定，则“廷亭停”可不复多议，故三月内必可讫事。决议之际，苟无十死不通之经学大师在内，不将古音等横插无谓之问题，似解决亦无所难。……(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发表于1909年6月26日，同上书，P293)

1913年5月7日大会决议：“国音字典改名为国音汇编。”因为“国定字音，关系重大，本部须斟酌尽善，始能颁布施行，与私家传布者不同”。(转引自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商务印书馆1933年12月1版，P26)所以暂不用“字典”而用“汇编”。但用“国音”一词来作为大家努力目标是一致同意的，并且也审议注定6500多个字的“国音”，也就让清末年间的方案融汇到一起。当年底王璞先生受命将这些字编辑的《国音检字》出版，该书体例是同音字的汇编，汉英图书馆发行。书前有姚华、蔡璋的序言。

“国音字典”的缘由

《国音字典》由吴稚晖在1918年首先在上海起草。其将原先审定的6500多字(以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为基础选定)，再增添6000余字，以及科学新字等增600余字，共13000余字。并且按照《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定名为《国音字典》。吴先生当年到北京，邀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共商，两夕而定，交由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9月出版。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到20世纪初才有了对汉字的统一定音，汉字初步同音，标音也用统一的字符。

《国音字典》一出版，立即由南京高师教授张一士引发“京国问题大纷争”，争的焦点是读者的标准问题。“京音派”主张标准是北京本地人，而“国音派”则倾向1913年的“国音汇编草”。双方争论激烈，1920年12月，由“国语统一筹备会”指定的“国音字典校订专员”钱玄同、黎锦熙等人专职研究商定，刊布“修正国音字典之说明”及“字音校勘记”，再由教育总长范源廉以部训令形式公布。1921年6月出版订正的《校改国音字典》，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方案在实用中，问题多多。

1923年的国语统一会第五次大会上，一些学者又提出各种修正案，并且指定27人为“增修校正国音字典会会员”。1926年12月，12册的增修国音字典稿大致完成。由于经费等各种问题，这本第三次的“增修”本没有正式出版。

1928年成立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中设立“增修国音字典股”，来执行具体“增字”与“改音”的任务，编成油印本7大册，成为《国语同音字典》的初稿。1932年编成《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公布。

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普通辞典股”做主任的汪怡先生，除了在1937年编辑出版《国语辞典》外，抗日战争期间，还拥有该处积累的300万张文字卡片。于是他将前述第三次的《增修》本稿本，重新调整，督导同人，连编带注，继续订补，终于在1949年8月出版第五次的《国音字典》，收录12230余个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印作黎锦熙主编)。

当年主要参与者黎锦熙先生曾有评论道：

过去的国音字典，……无论三次已出版公布的和一次仅成稿的，……就体裁方面说，都应该叫做“国字音典”，而不必叫做“国音字典”，因为“字典”是要有注解的，……这部民三十七年“国音字典”的名称，……才算是真正的“字典”了。(黎锦熙：《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序，商务印书馆1949年8月1版，P9-10)

《国音字典》类的语言工具书

“国音”是当时专用的新名词，是以国家名义商定的新概念，并且是要与注音字母等合用定音，因此各个民办出版社开始在书中，共同摆出官方色彩。除说明该“国音”的来龙去脉以外，还普遍在例言中详细列举使用方法和状况。例言后还附有1918年和1919年，由教育部长傅增湘署名的部令75号和32号的全文，即注音字母表。(《校改国音字典》“例言”，商务印书馆1921年6月1版，P1-24)该书目录还是完全按照《康熙字典》214个部首，也分12卷排列。

另外，一种新形式的语音工具书，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即用当时的新技术产品留声机片来学习汉字国音。主要有两家，一家是中华书局，由陆衣言主持，1920-1921年问开始印制“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说明书本；另一家是商务印书馆，1922-1923年间，由赵元任主持，开始印制“国语留声机片”及课本。我手头有《中华国音留声机片说明书》，该书的“缘起”中写道：

我们中国言语不统一，是大家都知道都感著痛苦的。我们中国的字典，有许多字，甲音乙，乙仍音甲；虽然有反切，但是各地读音不同，仍旧切不准，查来查去，到底不知道读什么；这也是大家都知道都感著痛苦的。因为这两个缘故，所以要统一国语；因为要统一国语，所以要统一读音；因为要统一读音，所以要注音字母。(《中华国音留声机片说明书》，陆衣言编，中华书局，1921年10月1版)

还需要提到《中华新韵》(《中华新韵》，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12月1版)，它是将国音推行到诗韵中的工具书。元明清的中国诗人作诗是需要诗韵来协调，但历来争论颇多，根源还是发音没有规范所致。因此当有了国音，就自然运用来做新韵的规范。在该书前是教育部布告社字第37834号，其中写道：

惟自七年公布注音符号，用代反切，工具渐精；廿一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悉循平音，标准确立，本部特于民国廿九年七月廿六日，召集国语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推定黎锦熙、卢前、魏建功三委员准照国音，编订中华新韵。分部十八，各别四声；斟酌古今，权衡文质。

为了实现字同声的历史愿望，当年中国书生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过学术性论争、论证、协调，终于能够在短时间内开始全国性尝试，为汉字添加了学习辅助性工具，提供了各种国音字典。虽然其中问题多多，但这新事业在中华民族运用近百年了。

华盛顿的历史功绩的经典故事 篇4

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它位于大西洋岸的波托马克河畔。其实，在年以前美国并没有这样一座城市，它是美国人民为纪念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而专门建立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是多么崇高。

年月日，乔治·华盛顿生于弗吉尼亚的一个种植园主家庭。他自幼丧父，只继承了少量的田产和个黑奴。岁的时候，就去西部作土地测量员，后来又在俄亥俄河流域领做过土地买卖，靠着自己的`艰苦奋斗，华盛顿成为当地有名的大种植园主。

当时，英法两国为争夺北美殖民地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英国为战胜法国，竭力争取北美大种植园主的支持，年，弗吉尼亚总督答应把万英亩土地给参加反法战争的富人，华盛顿积极参加了英国方面对法作战，指挥弗吉尼亚地方武装英勇战斗，屡立战功，协助英军把法军赶出北美。但战争结束后，英国却立刻翻脸，宣布西部土地为王室私产，不准垦殖。这一禁令使华盛顿一下子丧失了万多英亩土地，从此，他成为英国殖民政策的坚决反对者。

年月日，波士顿人民在列克星顿打响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枪，北美各州人民纷纷响应，轰轰烈烈的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了。

年月，北美个英属殖民地在费城召开“大陆会议”，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这时，波士顿义军正和那里的英军激战，华盛顿立即骑马出发，于月日抵达波士顿，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给英军以严重打击。

在战争初期，美军打得非常艰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临时招集来的农民，衣服破烂不堪，没有武器，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根本不像一支军队，另一方面，美军的后勤供应也极度的困难，士兵们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有时一连五六天吃不到面包，只好吃马料，在寒冷的冬季，有许多士兵不得不赤脚行军。

相反，他们的对手英军却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后勤供应充足。所以，美军一败再败，纽约等要塞相继失守，到年月，连首都费城也被英军占领，有些意志不坚的将领竟率兵向英军投降。

邓小平思想历史意义 篇5

首先，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原则上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科学地揭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对100多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一作出回答。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这里的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结合得好就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并不断取得胜利；相反，采取教条主义、生搬硬套的态度，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这已为无数的事实所证明。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经过不懈努力和多次曲折，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同志对此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来说，也同样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在这方面，我们曾走过不少弯路，有过不少曲折与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20多年的实践，正确地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用这个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就一定能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其次，邓小平理论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愈是深刻理解和掌握这个理论，就愈能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理论和路线的关系上，我们党是有过教训的。党的八大曾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是，八大以后不久，党就在指导方针上背离了八大路线，以致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八大路线为什么未能坚持下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这种错误的理论最后发展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我们终于从迷雾中解脱出来，找到了正确的理论，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制定和执行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这里，路线是关键，理论是根本。理论和路线是党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基础。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基本路线，坚持用这样的理论和路线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是无限光明的。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意义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

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中广网 08月05日 11:3

4江泽民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

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注释：这是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

读《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有感 篇6

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

苗键强

201101064

5本学期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孔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些阅读书目。在这其中，《历史选择了邓小平》这本书吸引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在课后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通读了一遍全书。读过本书之后，我对于邓小平同志的生平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对于小平同志为党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情怀也无比敬佩。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这本书通过邓小平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与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与中国的对外开放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邓小平与科教兴国、邓小平与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和祖国统一、邓小平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等各个历史时期等方面的内容，客观、真实而全面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孕育、产生、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对于我们的人生有着重大的启迪作用。

在邓小平同志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曾经三次被打倒，又三次从打击中走出来了。而且在他一步一步地再次站起来的过程中，他表现地一次比一次更加坚强，而他所做的事迹也一次比一次更加辉煌。最终，他成为了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系统全面的分析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最终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进入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并极大的提高了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彻底地结束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悲惨命运，让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在通读了全书后，我发现邓小平同志能够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始终坚持奋斗，最终带领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和他的坚忍不拔的性格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邓小平同志胸怀远大的理想，在年轻时期就树立了为国家拼搏奋斗的信念。邓小平同志于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在他16岁那年，邓小平离开家乡到法国勤工俭学，同时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和使国家富强的途径。少年的邓小平在求学的过程中遇到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积极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对此进行了各种政治宣传活动。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他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这种始终不渝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爱，使邓小平拥有了一段辉煌的人生，同时他也开创了一段辉煌的历史。邓小平同志的早期生活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拥有崇高的理想追求和为之付出的决心，就可以开创一段不平凡的事业，同时拥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其次，邓小平同志能够拥有坚定的信念，做到永不言弃，在面对挫折时能够勇敢面对，愈挫愈勇。他的一生曾受到了三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因为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第二次是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全家受到株连，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第三次被打倒是因为“全面整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

纲，“四人帮”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然而，在邓小平三次被打倒又三次顽强地站起来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坚如磐石的意志。在他人生的三落三起中，每一次的跌落他都被打击到人生的低谷，然而随后的站起来都会把他带到人生中一个新的高度。这不禁让我想起来我们面对人生的挫折时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态度。在我们现阶段的生活中，最大的挫折莫过于学习上的压力了，有的同学由于受不了这样的压力而自暴自弃。然而，邓小平同志在一生中所经历的挫折远比我们现阶段受到的打击要大得多了。他连这么大的打击都能克服，并且通过自己的奋斗与拼搏再次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在学习中遇到的压力到底算得了什么呢？现阶段我们的学习压力虽然很大，然而这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段必须经历的历程，只有现阶段我们熟练掌握了学习工作技能，我们才能在以后所从事的职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现在贪图安逸，或是面对挫折时自暴自弃，那么以后在遇到挑战是就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以后的科研或者工作中我们也不能拥有坚定地意志来勇敢地迎接挑战。

第三，邓小平同志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许多经典语录，比如他曾经所过“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这是对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辨证统一关系最为经典的解释。而他从“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到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这些都是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经典例子。而改革开

放的过程中，由于邓小平高瞻远瞩的预见，所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要论断诞生了，这些基本理论的提出使得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卓越成就。在现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我们更应该有解放思想、打破常规的勇气和魄力，勇于改正与实际需要不适合的习惯和做法，以创新推动工作不断前进。在以后的学习和科研中，我们也要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思考，不断体验和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要让自己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最终使得社会主义不断进步。

第四，邓小平同志拥有宽广的胸怀，对于不同的意见能够做到海纳百川。邓小平一生中曾经三次被打倒，可见反对他的人不少。然而，在他复出后，他并没有对这些人进行打击报复，而恰恰相反，他能够团结有过不同意见的人一起工作，这正是他拥有宽广的胸怀的体现。第三次复出后，他开始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了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他提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了团结一致共同发展上。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使得他在主持中共领导工作时能够团结所有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共同奋斗，同时这些成就了伟人的光辉形象。现阶段，我们同学之间虽然有竞争，但更多的是团结合作关系。因此，我们应当在学习和生活中发挥互帮互助的精神，这样对于我们的成长将是大有裨益的。

所谓历史选择了邓小平，在我看来更为合适的说法是邓小平和历

史做出了双向选择。邓小平同志一生中遭受到的三次大起大落对于他的意志是一种极大的考验，正是通过这样的磨砺，使得他拥有了坚定的意志，从而能够在以后的工作中始终保持坚定地信念。而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政治上一直坚定地拥护真理，拥护党和人民利益。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探索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谋求和平发展的和民族强盛的道路，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上的保障。

邓小平同志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优良品质也值得我们学习和体会。对于将来的人生，我们应当树立崇高的理想目标，做到以天下为自任，而在为实现目标而奋力拼搏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始终拥有坚定地信念，做到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同时，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实际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用创新推动社会的发展。而对于学习生活中的伙伴，我们应当发挥团结互助的精神，只有大家互帮互助，才能一同进步，共同成长。

邓小平历史功绩 篇7

一

1925年冬, 国民政府为了统一军官培训, 命令在粤各军取消他们各自办的讲武堂和军官学校, 合并于黄埔军校。次年10月, 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 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采纳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现在我方局面进展, 粤东偏处一隅, 招人才不易, 似宜及时于武昌或长沙开设分校的建议, 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校址设在武昌长街两湖书院旧址, 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学府, 训练储备革命的军事政治人才。同时,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正式成立, 并开始在武汉和全国各省、市陆续招生。招生的办法是采取公开登报和秘密招考相结合;考生的条件规定必须具有中学文化程度;报名后, 要经过初试和复试及体格检查, 最后登榜录取。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 武汉分校决定破天荒地招收部分女生, 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校招收的唯一的女兵,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极大的反响和争论。

围绕招收女兵引发的争论, 最早发轫于1925年3月8日发表在黄埔军校《中国军人》上的《军人与妇女》一文, 该杂志实为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办, 文章女作者洪筠首次提出“女同志军”的概念, 并广泛号召“吾亲爱之姊妹诸姑, 其速武装完成国民革命, 以追取应得之平等自由, 以洗女界之旧污, 发扬女权, 以追求人类最高之幸福”。同时, 当时的一些进步女青年思想觉悟迅速提高, 纷纷赶到广州, 坚决要求参加革命军。1925年6月9日, 毕业于法政大学的广西籍女子金慧淑赴粤考察期间上书军校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 要求黄埔军校招收女学员。此后她赴黄埔军校面见蒋介石未成, 又往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亦无实质进展。回到广西后, 金慧淑再次致书黄埔军校政治部表达投考愿望, “若贵校不能收为正式学生, 情愿为旁听生, 伙食、服装愿自备, 多一人听讲恐不碍事耳, 一腔热血统希鉴原”。政治部对此深表同情, “星期特刊发行征集女同志军专号以为鼓吹”。与此相反, 女子从军问题引起了一些顽固派人物的激烈反对, 如有些人狭隘地认为倡导“女同志军”是仅仅是为满足军营男子的性欲而已, “设不幸而我革命军中果然加入了一些女同志, 则诚恐将来已和敌人接触时, 他们都还在鸳鸯床上甜睡呢”, 又有7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一篇署名“忠言”的文章, 大肆诋毁“女同志军”, 惊呼“以满足男子性的要求, 这是万万不可能的”。对此, 《中国军人》杂志及时发表了共产党员李之龙的《陆军军官学校招收女生问题》一文, 旗帜鲜明地加以反驳:“用侮辱男性或侮辱女性的言辞来反对军校招收女生, 是为我们所不齿的, 若是在女子体格上说, 或是在管理不便上说, 那就很值得我们来讨论。”关于招收女生的激烈争论, 也纠正了一些人的错误想法和片面认识, 连原来持反对意见的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最终也表示:“只要那位女子身体强壮, 真能吃得下, 我也是同意的。”

对于女子从军问题, 恽代英首先是倡导男女平等观念的, 1925年3月11日他在上海景平女校演讲妇女问题:“首述古来妇女进化之程序及男女平等之重要, 述妇女应具革命思想, 革命精神, 团结同志, 反抗一切外界之压迫, 听众感极表示满意。”[1]P113黄埔军校女生队成功创办后, 恽代英曾对女生队负责人说:“军校成立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 是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的创举。办女生队阻力很大, 丁惟汾 (国民党右派———笔者注) 等人反对, 封建势力拼命阻挠, 守旧的人也不赞成。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 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 你们要努力啊!”[2]P65由此可见, 恽代英不仅态度决绝地支持军校招收女兵, 并且从中共培养妇女骨干、领导妇女解放的政治高度对女生队寄予厚望。

更重要的是, 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特别重视加强妇女的思想解放工作, 在广大妇女的培养和成长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为女生队的诞生做了有效的思想准备和人才准备。原第6期政治科学员冼大启回忆说:“重庆当地报考的男女生, 多来自重庆中法大学和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这两个学校。中法大学系吴老 (吴玉章先生———笔者注) 所办, 省立女师, 受萧楚女、恽代英两先生的革命熏陶甚深。”[3]P243在执教上海大学期间, 恽代英更是悉心培养和造就女生队指导员钟复光等人, 在女生队开办之初就教导钟复光:“过去你当学生, 现在当教官, 作为指导员, 首先要遵纪守法, 为人师表, 什么事情都要以身作则, 走在大家前头。你上大学是党培养的, 你到女生队当指导员也是党的安排, 一定要尽职尽责。”[4]P22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生公告发布之时, 1926年12月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145、146合刊发表《告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一文中说:“黄埔军校是近年来国民革命运动的重心, 在南方方兴未艾的‘赤化’势力之下, 有一般革命的领袖正在尽心力的培养熏陶将以供给中国革命的军事与政治上的需用。……以黄埔的地位与名誉, 及他所能给与一般青年的满足与便利, 他自然会成为全国青年‘心响往之’的地方。”[5]P884这篇文章强烈呼应了黄埔军校招生公告, 吸引和号召了广大进步青年毅然决然投考, 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青春和热血。

二

自1927年2月12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 至7月18日提前举行毕业典礼, 女生队只存在了五个多月时间, 但是它创造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批女军官, 在中共军事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恽代英从1927年1月出任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 并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军校中共特别委员会 (即中共党团, 熊雄、聂荣臻、陈赓、饶来杰等4人为委员) , 后又担任武汉分校校务委员 (其他为谭延闿、徐谦、邓演达、顾孟余等4人) 、常务委员 (共3人, 其他为谭延闿、邓演达) , 并直接分管女生队的工作, 对在校期间女生队的训练和培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 注重加强政治教育。

1927年2月来武汉分校正式就学的女生183名, 加上后来编入军校的南湖学兵团的30名女生, 共210余名女生。这批女生多来自于湖南、湖北、四川、河南等地, 家庭出身各不相同但相对而言家境比较殷实, 年龄介于15岁至30岁之间, 婚姻状况不尽相同但有逃婚和抗婚经历的较多, 政治面貌迥异, 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员甚至无党无派的学员都存在。面对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 恽代英对女生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有加。早在1926年10月, 恽代英在主持起草《修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时, 就提出了开展政治教育的十大目标: (1) 使学生彻底了解他自己的责任, 是要能够担负责任使一切已经与国民相结合的武力, 渐进而成真正的国民之武力; (2) 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 (3) 使学生彻底了解本党总理学说与三民主义之根本原理, 本党的各项宣言决议案之要点; (4) 使学生彻底了解中国的国民革命; (5) 使学生彻底了解各种与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科学常识; (6) 使学生彻底了解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方面各种重要的现象与问题; (7) 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是起于农工群众的物质要求, 革命的胜利, 亦必须靠农工群众的势力参加始能有所保障; (8) 使学生彻底了解纪律是造成统一集中的力量所必要的; (9) 使学生彻底了解军事学术和军事锻炼, 对于革命意义上之重要; (10) 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基于以上目标任务, 恽代英于1927年1月主持召开政治教官第三次会议, 制定包括应教授科目, 参考以前所造计划与黄埔时的办法, 由主任教官编制具体提案再行讨论;教学中多留时间让学生提问或发表意见;学生须实际参加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每星期至少请中央委员或名流讲演一次等十项措施。他为女生队全体学员开设了社会主义史、社会发展史、妇女解放运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世界妇女运动史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多门课程。这些课程分别由许德珩、吴文祺、沈雁冰等讲授, 当时的许多革命领袖和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进步人士如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萧楚女、陈潭秋、郭沫若、吴玉章、宋庆龄、何香凝等都来校作过报告或讲演。不仅如此, 恽代英还亲自为她们讲解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北伐战争形势、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等课程, 学员评价他“社会经验丰富, 读书又多, 真是博学多才, 他的报告深入浅出, 人人听了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旁征博引而又深入浅出, 使人感到通俗易懂, 生动活泼、幽默风趣, 确有其真知灼见, 学生越听越爱听, 历久不倦”[2]P64。

(二) 注重加强军事训练。

在武汉分校的开学典礼上, 邓演达开宗明义指出了军校的办学目的和宗旨, “本校是黄埔的分校。……是为全国痛苦的人民求解放而设立的。我们要有革命的武装力量, 军校就应运而生, 目的是要解放痛苦的民众”[6]P58。围绕这一定位, 武汉分校对开展军事教育明确规定:“入伍生教育方针, 不专在研究学术, 实在练习军队生活, 使知士兵之动作, 亦可谓为养成军事坚固基本动作, 即服从命令, 严肃纪律, 忍苦耐劳, 及简单军事学识, 尤须注意。”[7]同时, 恽代英等人在武汉分校开学之初就确立了“军事科加强政治训练, 政治科加紧军事训练, 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这批女生被编为一个大队, 下分三个中队, 九个区队, 每个区队三个班, 她们在入学后前三个月作为入伍生参加入伍教育, 后被列为黄埔军校第6期政治科学员。女生队因身兼入伍生和政治科双重身份, 在武汉分校接受与男生队一样的每日“三操两讲”教育, 即早操、上午两堂术科 (军事训练) , 下午两堂学科 (军事教程和政治教程) 。军事课主要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和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四大教程等军事理论, 术科教以制式训练、实弹射击、战斗教练, 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军事技术。此外, 武汉分校还经常组织女生队到蛇山“打野外”, 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尽管军事训练十分艰苦, 但女生队仍然强调坚持男女平等理念, 努力克服女性自身生理弱点, 做到与男生一样接受同等军事训练。长期严格的军事训练, 锻炼和培养女生队的革命意志和军事指挥才能, 为她们以后参加实际军事斗争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注重加强纪律教育。

恽代英一直将党纪、军纪作为军队建设的重中之重, 对军队强化纪律教育有着清醒认识, “所谓党高于一切, 是说军队不能违背党的主义, 所以军纪是在党纪监视之下的;同时亦是说军队是完全为党的主义工作的, 只有严整的军纪可以集中革命的力量, 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打到一切反革命的敌人, 所以军纪亦是党所应极力注意”。“我们破坏军纪, 便是破坏我们革命党的作战势力, 便是破坏党, 所以应当拿党纪制裁他”[5]P798。正是由于恽代英对革命军队养成严明纪律十分重视, 武汉分校学员纪律执行比较到位, 真正做到令行禁止。据女生队学员吕儒贞回忆, 军校纪律非常严格, 生活节奏非常紧张。早上军号一响, 女生队全体立即起床、穿衣、梳洗, 将被子叠成豆腐块, 摆在木板床正中央。十分钟一切要收拾完毕, 然后进行操练。在饭堂里吃饭要军事化, 只要指导员放下筷子, 学生必须全体起立, 没有吃完的要受批评。对于违反军队纪律的, 实施严厉处罚, 做到以儆效尤。如女生队学员陈德芸在一次行军途中不慎把佩戴的符号丢失, 就被代校长邓演达亲自罚关三天禁闭。尽管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女生队的纪律抓得十分严格, 但是他特别关注关心女生队的建设和发展, 尤其注意在女生队中发展党员, 并注意加强对女生党员的教育。比如恽代英曾指示女生队党支部, 要做好组织和发展工作, 他在校务工作极繁忙的情况下, 还亲自到女生队参加党的生活会。在女生队的生活方面, 恽代英还专门交代:“女生的身体比较弱, 她们不仅在校内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还要到校外去进行革命活动, 体力消耗大, 要注意她们的饮食和作息时间。”[2]P66据部分女生队学员回忆:“女生队的伙食办得很好, 除早餐外, 中午和晚间都是大米饭, 四菜一汤, 节日还加菜。”[2]P66-77

(四) 注重加强实践锻炼。

女生队在武汉分校就读的半年时间, 是武汉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形势激荡全国的重大节点, 也是蒋介石、夏斗寅等反动军阀为篡夺革命领导权而公开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关键时刻。这为女生队参加阶级斗争和经受革命锻炼提供了广阔舞台和良好契机。恽代英大胆带领女生队学员到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 推动学员将革命理论与阶级斗争有机结合。每逢重大节日, 如纪念“二七”、“三八”、“五一”、“五七”、“五卅”、孙中山先生二周年纪念及武汉的重大群众活动, 学校都要派女生队, 或是全体出动, 或是轮换外出, 以发放传单、张贴标语、口头宣传、教唱革命歌曲、化装演讲、演出活报剧等多种形式, 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宣传工作。恽代英经常教导女生队:“你们要善于把革命的任务向老百姓宣传, 使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 我们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希望你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 把自己培养成党的出色的宣传家。”[2]P68此外, 女生队还主动接受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坚持“边学习、边战斗”, 以实际行动支持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 驻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部趁北伐军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武汉防务空虚之际, 于5月13日通电联蒋反共, 勾结四川军阀杨森讨伐武汉国民政府, 武汉形势危急。军校决定把全体学员编成中央独立师, 配合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开赴前线, 恽代英任独立师党代表。女生队编为政治连, 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 分别隶属军医处和政治部。“这两百多名娘子军, 要求和男兵一样, 全部武装起来, 持枪杀敌, 与男兵并肩作战”[8]P29。这次西征历时34天, 女生队学员“历尽艰难困苦, 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讨伐杨夏的战斗, 使女生队经受了一场难得的战争实践, 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和校园里学不到的革命知识。女学员谢冰莹在西征途中写下了《从军日记》, 寄给孙伏园主编的英文《中央日报》副刊发表, 在当时的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三

1927年7月15日, 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 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地区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7月18日,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迫提前举行毕业典礼, 恽代英主持典礼并向第五期炮兵、工兵大队和女生队学员发放了毕业证书。他在临别赠言中说:“现在政治形势虽然一时逆转, 但我敢说, 中国革命必然会成功,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分散以后, 希望每一位同志就是一粒种子, 不论撒在什么地方, 就会在那里发芽、开花、结实。”[9]

女生队解散后, 去向主要有三:一是少数女生如陶桓馥、赵一曼等被党组织派往前苏联继续学习, 赵一曼回国后在上海、江西等地做地下工作, 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 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战而不幸被俘英勇就义;二是有部分女生被分配到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和贺龙领导的第十二军担任文书、通讯、宣传、医务等工作, 这一部分女生旋即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如胡毓秀、陈觉吾、杨庆兰、谭勤先、周开璧、曹泽之、王鸣皋等30人 (其中2人为宋庆龄、何香凝在汉口四维路举办的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学员) ;另有部分女生留在军官教导团和第二方面军军医处, 随军参加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 如游曦、邱继文、李蕴瑞、邓苏、郑梅仙、曾宪植、张弼、骆英豪、廖德彰、张瑞华、熊天春、危拱之、周越华、杨庆桂、张益志、张先怡、刘光慧等40多人, 她们在广州起义中直接参加巷战, 许多人英勇牺牲, 成为千古不朽的巾帼英烈;三是部分女生回到家乡继续从事武装斗争, 如胡筠在大革命失败后返回老家湖南平江, 组织了一支秘密游击队, 协助彭德怀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平江起义, 又如黄杰、黄静汶等在敌后参加了地下斗争, 胡兰畦等则参与了国民党左派的有益工作。她们中的一大部分人,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活跃在各种岗位上, 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恽代英在女生队毕业典礼上所勉励的那样:“女生队的许多战士, 五十多年来, 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 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如同圣洁的革命花, 开遍祖国的大地。”[2]P75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 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 但它培养和造就了中国现代第一批女军事政治人才, 在中共军事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如今, 我们重新翻开女生队这段历史, 见证的不仅是女生队学员坚苦自立勇于献身的光辉形象, 更多的是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从女生队的诞生到组织、管理、培养等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立下的不朽功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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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读书笔记 篇8

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热播《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之际，读到了由龙平平、黄亚洲、张强、魏人联合创作的、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图书，不禁喜出望外。读这本近80万字《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直沉浸在感动和震撼之中：一是为书中的主人翁邓小平而感动和震撼，邓小平的确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永远值得崇敬。二是为书中众多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而感动和震撼，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他们亲历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他们和每一个中国人一起共同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创造出这个新时代的辉煌。邓小平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也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的人生。三是为本书作者的付出和作品形式而感动和震撼。书中展现的大量历史史实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夫和多年的海量积累，那些文采飞扬的描述不仅展示着作者本人的内心感受，更吸引着读者进行一场酣畅的阅读，引导读者把自己的身心也投入到作品之中，让读者的喜怒哀乐也随着伟大的转折时代而跌宕起伏。

感动和震撼之余，仔细品味，这本厚厚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至少展现出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特点。思想性体现在这本书站在了当今时代高度，展现了当今时代脉搏。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而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邓小平所开创的事业。正如总书记所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透过这本书，我们恰好可以从书中鲜活的人与事中，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策划人杨政先生对本书所总结的三句话说出了本书的思想高度：“这是一部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史!一部中华民族的新创业史!一部最接地气的邓小平理论的通俗读本!

说这本书是“一部最接地气的邓小平理论的通俗读本”，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出了这本书的艺术性。它不是理论著作，但分析和解释了邓小平理论;它不是史学著作，但说的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它是文学著作又不是文学著作，它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来纪实，用小说的文笔来构虚，运用文学作品的魅力来吸引着读者忘我阅读。

二是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相结合的特点。本书的作者有党史专家、有作家。党史专家提供和把握史实，为还原历史的真实打下扎实基础，也为通过事实和真实的力量来感染读者提供了前提。作家则通过文学虚构的形式烘托历史事实，展示历史过程的曲折与精彩。

书中的人物有实有虚，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陈云、胡耀邦等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真实存在的。书中使用了大量真实而准确的史料，许多是人们熟知的，也有许多是不为人们所知的。特别是书中对许多历史事件有所揭秘，表现出历史转折时期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民众思想观念的矛盾冲突，惊心动魄，引人入胜。这些真实的史料，使我们了解了这些真实人物如何走过历史转折关头，在决定中国命运中起到什么分量的作用。

而夏默、夏建国、田志远、田源、曹慧、刘金锁等众多人物又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不是盲目的虚构，而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虚构，是把1976——1984年间许多普通的中国人揉合成一个个典型。这是另一种真实，使读者仿佛从书中的人物中看到了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人与事，甚至看到了包括自己和自己家庭成员在内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读者在书中看到夏建国的高考经历，必然会联想自己的当年;历经磨难回到城市的知青在看到田源的遭遇时，必然会回顾往日的岁月;那些个体户、企业家，那些改革大潮中的弄潮儿、决策者、亲历者，都能在书中人物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读这些虚构的人物、虚构的情节与戏剧性冲突，感受的却是历史的真实。

书中的展示的细节也有实有虚、虚实结合。比如一些对话或具体的情节描写，可能是把发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对话和情节揉合在了一起。但是，这一实一虚，却将真实的魅力与艺术的魅力结合在一起，用这种全新的、别出心裁的方式，更增添了这本书的“魅力指数”。

三是突出重点与立体呈现相结合的特点。全书通过点面相间、详略有别、取舍有度，展现出其突出重点与立体呈现相结合的特点。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到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八年时间，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为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这本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它不是年谱、不是资料汇编，在无法做到事无巨细的前提下，做到了通过突出重大历史事件的“点”来全方位展现历史过程的“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高考、向科学进军、文艺复兴、联产承包、中美建交、开办特区等重大事件，清晰地、宏观地反映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全景。

另一方面，该书逻辑线索安排合情合理，叙事启承转合自然流畅，文学描写又曲折跌宕、细致入微、感人至深。比如历史细节中的过程描写生动具体，人物的刻画生动立体，有许多细腻的心理和情感描写。虽然能看出这其中倾注了作者的主观愿望与推测，但仍然能引起读者的认同与共鸣。尤其是对邓小平的描写，展现出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在描写邓小平与国家大事之外，书中还描写了邓小平与家庭小事，甚至还有邓小平的作息时间、穿衣和说话习惯等，让读者既能看到可敬的领袖韬略，也能看到可亲的凡人情怀，塑造出立体、完整的小平形象，让读者更加接近了真实的邓小平。书中对其他人物的描写，无论是真实的人物还是虚构人物，也为立体呈现历史事件与历史过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书中详细展现了华国锋、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重要历史人物在面对重大转折时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以及集体决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