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的历史功绩

2024-06-03

论孙中山的历史功绩(精选6篇)

论孙中山的历史功绩 篇1

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及其重要思想

孙中山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的先驱,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为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付出了毕生的奋斗和追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一、发动和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结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推开了中国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藩蓠

辛亥革命及其历史意义(下面的很重要!!)1.封建帝制覆灭的必然性

2.辛亥革命对于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彻底摧毁 对比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辛亥革命虽然最终失败,但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其后的复辟帝制事件都极其短暂且影响较小(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确立了中国的共和政体,同时也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1917年俄国革命推翻沙皇统治、1919-1922年土耳其凯末尔革命推翻苏丹统治)

二、提出和倡行“三民主义”主张,关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开凿了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河

民族主义以“反满”为基本内容和中心口号,力求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避免为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厄运,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的国家”,并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反对清政府对国内各民族的统治和压迫,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创民族平等合作、共同参政的共和政体,从而把民族解放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民权主义是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创立一个“平等”、“民治”、“国民”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下就相应的政体问题,设计“革命程序论”、“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地方自治论”、“全民政治论”和“五权宪法论”等一系列具体的建政方略。它作为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革命政纲出现,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产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无疑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高峰。

民生主义包含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方面的内容,孙中山将其解释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民生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显然,他的民生主义的宗旨和精髓是既要振兴实业,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防患于未然,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

孙中山先生毕生为实践三民主义而奋斗 自辛亥革命后: 1913年 二次革命 1917年 护法运动 1920年 第二次护法运动 1924年 组建黄埔军校 筹备北伐

三、坚持实业救国,致力于变封建农业国为近代化工业强国,构筑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蓝图

四、传承先进文化,努力用近代文明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污秽,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总结:(最后一页幻灯片)孙中山先生承继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秀成分,并汲取西方近代学说的进步成果而熔铸创造的“三民主义”学说,作为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反映和概括了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动向,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他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并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主张“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敢于向几千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制度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宣战。他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期望中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并为推动实现这个美好理想而顽强工作。他历经艰难险阻,但始终百折不挠,忠实地实践着他所说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的誓言。他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把“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作为自己四十年革命生涯的经验留给了后继者。

(幻灯片中可以插入有关孙中山先生的各类图片 我这个只是文字稿 如有错误麻烦改一下 谢谢!)

论孙中山的历史功绩 篇2

陈兴汉,1876年出生于翠亨村,陈孙两家比邻而居。身为农家子弟,陈兴汉与孙中山有着相同的家庭处境,当时村中大部分土地为杨、陆两姓地主占有,陈家也是靠耕种地主土地来维持生计。农家的困苦生活在年幼的陈兴汉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883年,17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归来,他向村民讲了海外见闻及清政府腐朽无能之事,在村中引起极大反响。陈兴汉被孙中山的博识多闻以及义愤填膺、正气凛然的谈吐所倾倒。孙中山在村中改良乡政,发动村民修路时,他便常跟随左右。

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清政府大肆抓捕革命党人,使陈兴汉认清了清廷的反动面目;同乡陆皓东的遇害,更坚定了他的反清信念;孙中山的每一次革命举动,都给予他极大的鼓舞。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不久,陈兴汉成为其中一员。随后,陈兴汉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主要担任保卫警戒工作,成为孙中山的贴身保镖和得力助手。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陈兴汉被聘为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同年3月5日,他以发起人的身份陪同孙中山出席在南京举行的追悼粤中倡义死事诸烈士大会。孙中山高度评价了在1895年广州起义中赴难的陆皓东、陈孔屏等翠亨籍烈士,称“……甲午而后,青天白日,汉帜儵敡,我陆皓东烈士实首殉焉!……殆因缘被难,株累重牢,若杨烈蘧[衢]云、郑烈弼臣、陈烈孔屏……暨所有名不具详之诸志士者,咸负知觉之先,耆义如饴,真岭海之芳丞民哉!”

纵观这一时期的陈兴汉,他主要从事的是幕后保卫工作。1935年,他在上海接受有关人员访问时就说:“孙中山搞革命,就任大总统后,我专门做看门警卫,及煮东西给孙中山等食用。”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人们注意的往往是台前的英雄,而从事幕后工作的陈兴汉,不为人们所注意,也就不足为奇。

1922年5月,正当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如火如荼之际,陈炯明在后方发动叛乱,孙中山命令北伐途中的滇桂联军班师广州,平息叛乱。1923年1月,广州光复。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巩固后方的重要性,3月1日,他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作为平息叛乱以及日后北伐的根据地。

这时,既是同乡又是亲信的陈兴汉开始走到历史的前台。3月12日,他被任命为大本营庶务司司长,负责大本营的后勤保障等各项事宜。陈兴汉迅即拟定了《大本营庶务司官制》及《大本营庶务司办事细则》,刊铸、颁发了大本营公报及直辖机关印信和牙章。虽然由于经费困难,庶务司后来被裁撤,但陈兴汉的办事效率得到孙中山的赏识。4月17日,陈兴汉出任粤汉铁路事务督办,19日,孙中山指令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董事局,重申今后该铁路各事由陈兴汉全权处理,并对他寄予厚望:“陈兴汉既经令派,兼受公推,自宜以全权,令负专责,以期作事敏活,庶能裨益路政,不误戎机。”事实上,陈兴汉接受任命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

陈兴汉接管之初,粤汉铁路管理紊乱,政令不通,运力无法保障,严重影响了孙中山的军事部署。临危受命,陈兴汉首要解决的便是整顿管理系统,培训专业人才。1923年9月,以培养“铁路人才”为宗旨的交通传习所成立,在职的铁路员工分班轮流入所培训,为粤汉铁路的兴革利弊奠定了人才基础。在行政上,为使上下戮力同心,陈兴汉将铁路全体职员介绍加入国民党,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成立了国民党粤汉铁路区分部,并颁发分部组织法大纲。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政权,需要铁路运输的收入来支撑。各路军阀也一直觊觎铁路运输的所得款项,经常借机向粤汉铁路摊派各种名目的税费,而手无兵权的孙中山,为了平定陈炯明叛乱,又不得不倚重他们。熟悉内情的陈兴汉,于1923年11月间向孙中山献计,将铁路运输所得每日拨给滇、湘两军各壹千元,所余之数由粤汉铁路、滇湘两军三方均分(当时孙中山平乱主要依靠滇军杨希闵及湘军鲁涤平所部)。这样的利益分配方式暂时满足了滇、湘军阀的胃口,有利于孙中山迅速平定陈炯明在广东的叛乱。

陈兴汉接手粤汉铁路时,粤段机车损坏,枕木废烂情况严重。为保证路畅车通,陈兴汉呈请孙中山停提路款3个月,以便利用积余资金重新修整粤段路面。1923年4月26日,陈兴汉被任命为兵站总监部铁路输送局局长,在军事作战计划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日,他陪同孙中山、蒋介石、邓慕韩等巡视北路战地。

上任伊始的陈兴汉工作果敢,有魄力,其才干得到孙中山的首肯。在涉及广东境内的其他铁路线管理上,孙中山都希望能借力陈兴汉。由于财政困难,广九铁路停业日久,英籍广九铁路代理总工程司要挟若财政上再无接济,将遣散工人。孙中山甚为忧虑,1923年6月7日致函留守广州的胡汉民、杨庶堪,筹备恢复广九路交通运输,透露预派陈兴汉接管广九路,称“陈兴汉对于铁路管理为特别专才,于管理粤汉铁路已得确证,有此人在断不怕英工程司之要挟也”。

1924年1月,陈兴汉以铁路运输支援革命工作颇力,被孙中山派任为大元帅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参赞财政。2月,陈兴汉出任广三铁路管理局局长,兼代广九铁路局局长。为褒奖陈兴汉,孙中山在4月21日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3次会议上提名他为广州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候选人6月3日,当选广州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实业部长。

然而,正当官运亨通,政途光明之时,陈兴汉却提出辞呈。1924年6月下旬,孙中山陆续准其辞去粤汉铁路督办、大元帅府财政委员会委员以及广三铁路局长等职,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应该说,陈兴汉在工作上的表现是无可挑剔的,其辞职应有深层次的政治原因。陈兴汉与孙中山之子孙科私交甚笃,两人政见相同,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心存芥蒂,特别是1924年6月,孙科以广州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名义提案中央党部,呈请制裁共产党,陈兴汉也参与其中。一时间,广州特别市党部被认为是反共的策源地,受到革命左派人士的猛烈抨击。孙中山对孙科、陈兴汉等人的举动深感失望。

陈兴汉虽然淡出政界,但他矢志追随和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热切盼望尽早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实现国家统一。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共商国是,以期谋求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此举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许,孙中山途经上海时受到各界空前、热烈的欢迎。陈兴汉与各团体代表多次前往孙中山寓所致敬,讨论时政。

1929年,陈兴汉出席了孙中山遗体安葬南京的盛大仪式。

1931年9月18日,日本出兵中国东北,拉开了侵华序幕。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日军铁蹄直驱中原。

国难当前,此时蛰居上海的陈兴汉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他与上海各界一道督请政府积极抗战,呼吁上海民众全力支援前线。为抵御外敌,陈兴汉多次请缨,希望能为国效力。2月初,陈兴汉出任京沪、沪杭甬铁路局长一职,专责军运,确保前线兵源运输、物资补给的畅通。陈兴汉以饱满的热情迅速投入到工作中,抢救路产、救护难民、保全商货,正如他本人所说“举凡人力所及,无不戮力奔赴。”

3月1日,日军为迅速结束战事,集结重兵向上海发起全线攻击,由于蒋介石仅令“固守”,迟不增援,十九路军被迫撤退,淞沪战事宣告结束。在停战谈判桌上,日方蛮横无理,坚持要求将吴淞、江湾、闸北等处划入日军撤退的驻屯范围。陈兴汉闻此焦虑之极,指出“吴淞为全线车辆修理总厂所在,万一划入日方驻屯范围,则本路要害尽失,京沪杭交通即遭障碍。”为此,他于4月16日呈请南京铁道部“对于撤兵谈判,务须顾全铁路地带”,并转请外交部注意此事。

5月9日,上海撤退区域接管委员会致函两路局,建议“京沪淞沪两路交通当须迅即恢复”。陈兴汉随即复函,请接管委员会向日方交涉,定期交出京沪淞沪车站、机厂材料、站码头等,以便早日修复通车。同时开展了恢复通车的准备,下令车务工程,机务材料等处,即日从事准备修理沿路桥梁、路轨、站台等工作。5月23日,日军完全撤离两路各站点,24日京沪路全线通车,28日陈兴汉向外界宣布,6月1日起京沪路恢复夜车。

陈兴汉行事果断,其办事效率得到广泛的赞许,5月31日,南京铁道部给陈兴汉颁布嘉奖令:

“电悉,此次该路全线通车,办理迅速,该局长等尽心筹划,深堪嘉尚,仍仰切实统筹计议,俾该路局早日兴复,是为至要。”

京沪路虽已通车,但是由于日军破坏严重,桥梁、路轨、机车、站台等铁路基础设施的维修和建设仍迫在眉睫,7月8日,铁道部成立京沪沪杭甬铁路建设委员会,陈兴汉成为该会委员之一。

铁路建设关系国计民生,是政府主导的一项公共事业,然而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特别是抗战爆发后,铁路建设资金缺乏和不到位已是司空见惯。5月中旬,在陈兴汉的努力周旋下,铁道部才下拨了两路局职工四月份的薪水。但铁道部的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32年12月12日,京沪、沪杭甬两路爆发了员工加薪风潮,交通停滞,一时人心浮动。在各方压力下,陈兴汉于同日辞去两路局长职务。

陈兴汉主持上海铁路事务不足一年,但他对上海抗战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正如他在辞呈中所说“溯兴汉自接事以迄今兹凡数月,对危难则失以忠贞,对常务则一以章则成例为从违,未敢稍忝厥职,至劳厪紧。(今)路务已臻常轨,建设指日观成……”,实乃中肯之言。

陈兴汉离职后仍留居上海。1970年,陈兴汉病故,享年94岁。

摘要:在孙中山先生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里,曾出现过一大批矢志不渝的同乡追随者,如“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陆皓东,中共早期卓越的工运领袖杨殷,被孙中山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杨仙逸……他们灿若星河,彪炳史册。其中曾做中山先生卫士,继而委以粤汉铁路督办,广三、广九铁路局长的陈兴汉,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多有建树,然而由于史料零散,乏人注意。为纪念先人,笔者在所涉史料范围内,试对其前半生的主要活动进行粗线条的勾勒。

关键词:陈兴汉,粤汉铁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

参考文献

[1]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M].中山文史第38辑,1996:79-80.

[2]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中华书局,1982:176-177.

[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M].中华书局,1991:1618,1640.

[4]交通传习所成立[N].广州民国日报,1924-1-6(四).

[5]王一华,李凤梧,主编.中国现代日志(上)[M].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316.

[6]陈兴汉宣布辞职[N],申报,1932-12-12(四).

[7]两路局请各方注意两路交通[N].申报,1932-4-16(二).

[8]铁道部嘉奖陈兴汉[N]申报,1932-5-31(四).

“字同音”的历史功绩 篇3

中文汉字五千年前就产生了,但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更因缺乏一个皇帝提出要“字同音”的规定,所以虽有几万个汉字产生并运用,但许多字的读音却各地不同。汉代发明的“反切”注音方法,能分析一个字音为两个简单音素,但还是借用不同汉字来代表的音素,并没有创造出代表声音的符号。到后来,又细化到将反切上的字归纳成36个“字母”(这是模仿印度的“梵文字母”),但还是借字表音,难以说推广全民族的字同音。

机遇从海外传来。17-19世纪来华的外国人为了了解中国,自然先从学习语言文字开始。17世纪初利玛窦就进行拉丁文与中文的对译,19世纪初的英国人马礼逊编纂了《华英字典》。外国人在学习中基本掌握住中文的形、音、义各方面特点,把经过他们加工的、容易与西文对应的中文语法表述方法传给了中国人。改革家梁启超在1896年著文日:

……吾师南海康长素先生,以小儿初学语之声为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为母,自发凡例,属女公子编纂之,……窃私喜此后吾中土文字,于文质两统可不偏废,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转引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958年9月1版,P8)

他的号召和朝廷的批示,引来一批先行者的尝试努力,如1900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方案等。一些地方学堂,开始试用各种学习汉字音的新方法。这是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早期尝试,从汉字音入手的尝试,很自然,也必然,可以说至今未断。

名词“国音”重现

古汉语中就有“国音”一词,早在晋朝翻译佛经中,就出现“外国音”、“众国音”词组。在南朝谢庄写的《鹦鹉赋》中有“审国音于寰中,达方音于裔表”(见扫叶公司古典文献库)。

1913年,“国音”被突然高度使用,北洋政府教育部积极参与,成立“读音统一会”。与会的代表观点可分成三派:偏旁派、符号派、罗马字派。其所用的观念,以吴稚晖在1908年提出的见解为代表:

……盖文字有二职:一为志别,一为记音;中国文字志别之功用本完,所少者,记音之一事。……最要者,当先刊字典一册,即如日本所翻印之中国字典;字付音训于其旁,凡小学读本及通俗之书报,莫不如上文所云,增付切音字之音训。……(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发表于1908年7月25日,引自《吴稚晖学术论著》,梁冰弦编,上海合作出版社1926年1月再版,P328)

会上讨论定音的方法,也是吴稚晖提出来的:

附注字典,其道甚简。……特设一三个月之短会,延十八省所谓能谈“之乎者也”之名士,每省数人,每天到会半日,书记将字典揭开唱曰:“一”,候大家议定官音,当注何音;又唱曰:“丁”,又候大家议定当注何音。每日注三四百字,有如“庭”音既定,则“廷亭停”可不复多议,故三月内必可讫事。决议之际,苟无十死不通之经学大师在内,不将古音等横插无谓之问题,似解决亦无所难。……(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发表于1909年6月26日,同上书,P293)

1913年5月7日大会决议:“国音字典改名为国音汇编。”因为“国定字音,关系重大,本部须斟酌尽善,始能颁布施行,与私家传布者不同”。(转引自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商务印书馆1933年12月1版,P26)所以暂不用“字典”而用“汇编”。但用“国音”一词来作为大家努力目标是一致同意的,并且也审议注定6500多个字的“国音”,也就让清末年间的方案融汇到一起。当年底王璞先生受命将这些字编辑的《国音检字》出版,该书体例是同音字的汇编,汉英图书馆发行。书前有姚华、蔡璋的序言。

“国音字典”的缘由

《国音字典》由吴稚晖在1918年首先在上海起草。其将原先审定的6500多字(以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为基础选定),再增添6000余字,以及科学新字等增600余字,共13000余字。并且按照《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定名为《国音字典》。吴先生当年到北京,邀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共商,两夕而定,交由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9月出版。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到20世纪初才有了对汉字的统一定音,汉字初步同音,标音也用统一的字符。

《国音字典》一出版,立即由南京高师教授张一士引发“京国问题大纷争”,争的焦点是读者的标准问题。“京音派”主张标准是北京本地人,而“国音派”则倾向1913年的“国音汇编草”。双方争论激烈,1920年12月,由“国语统一筹备会”指定的“国音字典校订专员”钱玄同、黎锦熙等人专职研究商定,刊布“修正国音字典之说明”及“字音校勘记”,再由教育总长范源廉以部训令形式公布。1921年6月出版订正的《校改国音字典》,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方案在实用中,问题多多。

1923年的国语统一会第五次大会上,一些学者又提出各种修正案,并且指定27人为“增修校正国音字典会会员”。1926年12月,12册的增修国音字典稿大致完成。由于经费等各种问题,这本第三次的“增修”本没有正式出版。

1928年成立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中设立“增修国音字典股”,来执行具体“增字”与“改音”的任务,编成油印本7大册,成为《国语同音字典》的初稿。1932年编成《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公布。

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普通辞典股”做主任的汪怡先生,除了在1937年编辑出版《国语辞典》外,抗日战争期间,还拥有该处积累的300万张文字卡片。于是他将前述第三次的《增修》本稿本,重新调整,督导同人,连编带注,继续订补,终于在1949年8月出版第五次的《国音字典》,收录12230余个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印作黎锦熙主编)。

当年主要参与者黎锦熙先生曾有评论道:

过去的国音字典,……无论三次已出版公布的和一次仅成稿的,……就体裁方面说,都应该叫做“国字音典”,而不必叫做“国音字典”,因为“字典”是要有注解的,……这部民三十七年“国音字典”的名称,……才算是真正的“字典”了。(黎锦熙:《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序,商务印书馆1949年8月1版,P9-10)

《国音字典》类的语言工具书

“国音”是当时专用的新名词,是以国家名义商定的新概念,并且是要与注音字母等合用定音,因此各个民办出版社开始在书中,共同摆出官方色彩。除说明该“国音”的来龙去脉以外,还普遍在例言中详细列举使用方法和状况。例言后还附有1918年和1919年,由教育部长傅增湘署名的部令75号和32号的全文,即注音字母表。(《校改国音字典》“例言”,商务印书馆1921年6月1版,P1-24)该书目录还是完全按照《康熙字典》214个部首,也分12卷排列。

另外,一种新形式的语音工具书,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即用当时的新技术产品留声机片来学习汉字国音。主要有两家,一家是中华书局,由陆衣言主持,1920-1921年问开始印制“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说明书本;另一家是商务印书馆,1922-1923年间,由赵元任主持,开始印制“国语留声机片”及课本。我手头有《中华国音留声机片说明书》,该书的“缘起”中写道:

我们中国言语不统一,是大家都知道都感著痛苦的。我们中国的字典,有许多字,甲音乙,乙仍音甲;虽然有反切,但是各地读音不同,仍旧切不准,查来查去,到底不知道读什么;这也是大家都知道都感著痛苦的。因为这两个缘故,所以要统一国语;因为要统一国语,所以要统一读音;因为要统一读音,所以要注音字母。(《中华国音留声机片说明书》,陆衣言编,中华书局,1921年10月1版)

还需要提到《中华新韵》(《中华新韵》,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12月1版),它是将国音推行到诗韵中的工具书。元明清的中国诗人作诗是需要诗韵来协调,但历来争论颇多,根源还是发音没有规范所致。因此当有了国音,就自然运用来做新韵的规范。在该书前是教育部布告社字第37834号,其中写道:

惟自七年公布注音符号,用代反切,工具渐精;廿一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悉循平音,标准确立,本部特于民国廿九年七月廿六日,召集国语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推定黎锦熙、卢前、魏建功三委员准照国音,编订中华新韵。分部十八,各别四声;斟酌古今,权衡文质。

为了实现字同声的历史愿望,当年中国书生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过学术性论争、论证、协调,终于能够在短时间内开始全国性尝试,为汉字添加了学习辅助性工具,提供了各种国音字典。虽然其中问题多多,但这新事业在中华民族运用近百年了。

22中共七大的历史功绩是什么 篇4

第一,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指出,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的***,建立联合政府;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人民就用革命的战争,打到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第二,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经验与教训,指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第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倾向。

论孙中山的历史功绩 篇5

1)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2)指挥八一南昌起义

3)参加长征,并且在遵义会议后与毛泽东一起指挥军事

4)参与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谈判

5)与毛泽东一起参加重庆谈判

6)解放战争时期与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指挥军事,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7)1953年,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8)1954年,与印度、缅甸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9)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方针

列强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李大钊在《圆明园故址》中写道:“圆明两度昆明动,鹤化千年未忍归。一曲悲笳吹不尽,残灰犹共晚烟飞,”这里的“两度劫”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下列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共同点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两次战争都是西方列强为打开中国市场而发动的B、两次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C、两次战争都使中国丧失了领土和主权

D、两次鸦片战争的侵略者都是英国

近代中国人民承担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下列选项显示的内容中没有直接关联的是

A、向外国侵略者“借师助剿”

B、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C、向外国侵略者开放中国内地

大禹治水的历史功绩与影响 篇6

一、大禹治水促进了氏族部落的融合

在黄帝时期, 由于治水的需要, 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部落联盟, 并不断发展。到尧舜时期, 出现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同时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部落的融合, 他们都面对一个共同的水患问题。在氏族社会, 人们一直从事原始农业, 人们一般很少进行交流, 在治水问题上也是各自为战, 由于洪水规模过大, 就超过了单个部落的承受能力, 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水患。同时由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 缺乏植被保护, 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且降雨的季节性很强, 在尧舜时期就有“洪水茫茫, 浩浩滔天”的说法。禹经过与众多有经验的长者进行商量, 最终摸索出一个可行的方案:要想消除水患, 就必须疏通淤塞的河道, 把洪水疏导出去。当时要想疏通河床, 开凿水渠是一件很难的工程, 当时既没有铁锹也没有相关的疏水工具, 人们只有斧头这些并不实用的挖土工具。然而, 要想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 仅仅依靠华夏部落是很难实现的, 洪水的疏导需要经过其他领地, 这就必然要与其他部落进行联系。在当时“部落是人们的界限”的情况下, 能提出联合其他部落进行治水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同时还要争取所有部落行动一致更是破天荒的事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大禹在争取部落联盟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用尽各种办法来争取其他部落的统一行动。例如:大禹在治水时, 与“涂山女”通婚, 以争取通婚部落在治水方面的统一。大禹通过通婚这个手段, 进一步加强了治水的效果[1]69。所以, 大禹通过通婚的方式争取了其他部落的支持, 在《吕氏春秋·贵因》中记载:“禹之裸国, 裸入, 衣出。”这便说明了大禹去各部落说服他们参与治水的情况。

治水已经成为当时部落的首要问题, 并促进了部落联盟的形成, 在大禹做了大量工作之后, 许多部落间形成了治水的一致行动, 对于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加入治水行动的, 大禹便采用武力威胁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因为, 如果只要与治水有联系的部落不合作, 便很难将洪水导入大海。当时的苗部落自峙实力强大, 拒绝与华夏族合作, 所以有“禹攻三苗, 而东夷之民不起”的说法, 其他部落都与华夏部落站在一边。由此可见, 当时各部落的联合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基础,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部落之间的界限, 建立了治水的联合战线, 这一过程便是相互了解与协作的过程, 各部落也都纳入了以华夏为主干的部落联盟之中, 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所以, 大禹治水的过程是民族或部落间相互融合的过程, 在治水后各部落便推举大禹为部落联盟首领, 这也是华夏文明形成的标志。

二、大禹治水精神的形成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神话传说, 在《尚书》、《论语》、《墨子》、《史记》中都有相关的记载。人们将大禹治水归于征服自然的一种象征, 并将历代称颂的大禹视为英雄人物。其实, 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应该是可信的, 它至少反映了四千年前, 中国先民的生存状况及敢于面对自然灾害的英勇精神。无论是从大禹治水方法还是在治水过程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都已经成为大禹治水精神, 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象征及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知道, 大禹是中国古代羌族的首领, 在带领羌族人民与水患作斗争的过程中, 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使华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泉。大禹根据不同民族的特点,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尊重各民族的生活习惯, 并传授他们先进的生产技术及文化艺术等, 增进了民族的团结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治水过程中, 治水目标更是体现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 大禹治水的终极目标是所有民族都能免受洪水灾害的困扰与威胁。大禹治水对于形成一个统一的九州有着重要作用, 他成为了中华民族从局部发展到全面发展大融合的重要推动者。

广大中原地区建立了父系氏族公社后, 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 频繁的水患严重制约了社会的进步。当时, 肥沃的土地被洪水淹没, 且被淹没的高地又布满了沼泽与虫蛇。于是就有“蛇龙居之, 民无所定, 下者为巢, 上者为营窟”的说法。所以, 通过治水来发展社会经济是当时的首要任务。在治水的过程中, 人们还学会了凿井, 因为在挖筑土坝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了地下也有水源, 于是学会了凿井取水, 这样人们开始开拓黄河流域, 耕地面积也逐年增加。虽然大禹治水是历史传说, 有些内容也未必真实可信, 但是其有着重要的历史功绩, 它告诉人们, 在同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是可以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大禹认为, 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根基, 他说:“民可近不可下,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2]5由此可知, 大禹治水的目的便是为了解除洪水对民众的危害, 从而实现民族的振兴与繁荣。在面临滔滔洪水和鲧治水失败的局面时, 大禹认真总结失败经验, 并创造发明了测量工具, 提高了治水的效率。在此基础上, 大禹大胆提出了“疏川导滞”的思路与策略。大禹治水的成功及其形成的“民为本, 治万邦”的精神, 对中国古代社会及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同时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及必要的物质基础。在治水过程中, 大禹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及持之以恒的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并在以后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在民族的交流过程中, 先进经验得到进一步的交流及作物品种的扩大。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 大禹根据各地的情况, 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 使得生产经验不断得到推广及种植范围不断扩大, 物质财富自然也不断增加。

三、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世袭制度的形成

大禹治水的传说在后世不断发生着变化, 其实这些变化又与中国古代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地理状况紧密相关, 影响着人们的民族认同感, 有重要的历史功绩。大禹治水的成功必然会促进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治水业绩首先表现为生产工具的改进。在河南怀平凉台这个地方便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青铜, 这便是大禹所处的时期, 虽然并不能说当时青铜已经开始用于生产, 但至少可以说明水患清除后, 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在治水后, 土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充, 根据《国语·周语》中记载:“封崇九山, 决泪九川, 破障九泽, 古泽九蔽, 泪越九源, 泽居九奥, 合通四海。”[3]19就是说, 大河疏通后, 洪水被排入了大海, 原先的沃田显现出来, 得到了很好的开发与利用。同时, 先进的生产经验也得到很好的推广, 以前由于各部落之间很少交流, 生产发展很慢, 许多先进的经验很难推广。大禹治水后,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先氏族的界限, 加速了生产经验推广。在土地面积不断扩充的情况下, 大禹根据具体情况, 提出“益予众庶稻, 可种卑湿, 命后樱予难得之食”的思路, 这使得生产经验不断推广, 粮食产量及种植范围都有了很大变化。另外, 大禹治水成功也促进了奴隶劳动的出现, 由于治水需要, 大禹发动了对苗部的战争, 这次战争使“亡其姓氏, 湮替隶困”, 这让参战的各部落得到很多的奴隶, 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财富。广大的黄河流域由于在水患后, 气候温暖、土地肥沃, 人们的剩余劳动也逐渐增多, “养物丰民人”便是对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真实写照[4]25。

大禹治水成功促使凌驾于氏族之上权力的形成及世袭制度的产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氏族部落的上层开始将剩余的产品作为私有产品, 这便产生了贵族, 同时, 为了维护这一阶层的利益, 他们需要加强自己的权力, 氏族之间的战争便是夺取权力的重要途径。随着权力与地位的提高, 众多的氏族首领开始实行世袭制度, 韩非子便认为“舜逼尧, 禹逼舜”, 他们虽然没有放弃禅让的方式, 但是也说明了他们权力的不断壮大。治水的成功将大禹推上了历史舞台, 并成为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 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当落后, 要想战胜洪水是件很难的事情, 这是治水的不易, 所以这也是大禹得到推崇与拥戴的重要原因。大禹治水的成功使其得到了空前的崇拜, 以至于有“天下诸侯皆去商均 (舜之子) , 而朝禹”的说法, 禹声望的提高也自然提升了对各部落首领的支配权, 继续对苗部落的征伐便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其手中的权力, 同时对苗部落的征服便去掉了中原地区长期存在的离心力, 也进一步巩固了大禹的权力。随着治水的成功、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大禹权力的增强, 这也为世袭制度做好了铺垫, 这是由于大禹在治水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无人能比的权力, 这样大禹便通过“任土作贡”的方式确定了世袭制度。所以, 大禹治水的成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推动了国家制度的形成。各个邦郡世袭制的确立及公权力的产生为首领的世袭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禹年老时, 通过“以启人为吏”的方式为世袭制做了最后的铺垫, 这也标志着奴隶社会的形成。

摘要:大禹治水的传说在后世不断发生着变化, 这些变化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与社会地理状况紧密相关, 影响着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大禹治水对于形成一个统一的九州有重要作用, 他成为了中华民族从局部发展到全面发展大融合的重要推动者。

关键词:大禹治水,历史功绩,影响

参考文献

[1]贾兵强.大禹治水精神及其实现意义[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 1998 (2) .

[2]李亚光.对大禹治水的再认识[J].社会科学辑刊, 1998 (2) .

[3]杜勇.论大禹治水广为流传的缘由[J].江西社会科学, 199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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