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

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通用8篇）

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 篇1

苏厚旭10旅游管理二班44号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北宋名相范仲淹称赞严先生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认为这句话来称赞孙中山先生也毫不为过。孙先生作为中华革命的先驱，一生为中华之解放和民主、富强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其去世后百余年间，国共两党虽为政敌，但却一致尊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我认为这足以证明孙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功绩之流芳百世！

纵观孙先生之一生，其为革命奋斗三十余年，先后成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又总结了“民主，民族，民生”三民主义，在自己的革命果实被篡夺后几次又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路线和新三民主义，并创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近现代军事家的摇篮“黄埔军校”，其功绩烁烁，对中国的近现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5年，孙先生为了共和事业扶病强行北上，不幸病逝于北平，在为其送葬的10天里，先后有74万多人前往为其送行，诗人原野说：人死了，让别人洒下诚实的泪，数一数，那是人生价值的珍珠。孙先生，虽然去世时无甚家产，但可堪称这世间最富有的人了。

我认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能够赢得无双的殊荣，不仅仅是由于他所建立的功业，更是由于他作为中华革命的先驱所变现出来的那种为国为民殚心竭力，虽历经艰难困苦终不放弃追求中华之民主独立的高尚品格。所以孙先生被国共两党都尊为“国父”，因为他的高尚的品格作为一颗耀眼的明星，一直激励着后来的革命志士为了中华之彻底解放和民主而奋斗终身。我们当今的大学生虽然不用去为中华解放民主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但应该学习孙中山先生的胸怀大志，报效祖国，为国为民谋福利的志向和历经艰难险阻终不放弃梦想的品格！

老子云：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孙中山虽然逝世时只有59岁，还没到退休年龄，但其思想和道德的光芒却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经历百年不衰。彭祖虽活800岁，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长寿；孙中山虽活了59岁，但其言行却流芳百世。孙先生59年的岁月中，有三十多年都在为了振兴中华而不懈努力，在世界上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的振兴中华的理想激励着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不懈努力，其精神也成为中华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我们来说，活100年不为长，活50年亦不为短，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这一生中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能够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一些有益的事，这样或许就是“朝得道，夕死可矣”。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是我们中国的“国父”，虽然他有生之年没有实现中华的解放和振兴，但他的崇高的精神和风尚将会激励着炎黄子孙为中华的振兴而不断努力，等到中华真正振兴的那天，我想孙先生庶几无憾了！最后用原野的诗《人生》来形容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也作为自己的勉励。

从自己的哭声开始，在别人的泪水里结束，这中间的时光，就叫做幸福。人活着，当哭则哭，声音不悲不苦，为国为民啼出血路。

人死了，让别人洒下诚实的眼泪，数一数，那是人生价值的珍珠。

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 篇2

一、引言:关于儒学

儒家学说, 亦称儒学, 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 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并称诸子百家, 汉朝汉武帝时期起, 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 如果从孔子算起, 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 我认为中国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第二个阶段是两汉政治制度化宗教化儒学;第三个阶段是宋、元、明、清时期性理之学的儒学;第四个阶段是鸦片战争后至现代的近现代新儒学。儒学最初指的是司仪, 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 儒家学派对中国, 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 维护“礼治”, 提倡“德治”, 重视“人治”。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 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 它包括孝、弟 (悌) 、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 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经历史的选择, 儒家学说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

儒家学说在历史发展长河中, 能以开放精神, 不断吸收、融会阴阳、道、墨、名、法以及道教等本土文化, 而且大胆地吸收、融合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 即儒学学说在源源不断的新血液灌溉中或新陈代谢中, 转换自己的具体理论形态, 一直与中国的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并且通过政治家的思想指导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儒学就像长江水, 也是从小到大, 形成影响巨大的思想流派, 汇入世界思潮, 成为世界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大丰富了世界精神宝库。二十一世纪, 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 欧洲的科技发达、文明进步, 向儒学提出严重的挑战, 世界政局也发生很大变化, 有资本主义潮流, 有共产主义潮流, 都同时风行天下, 儒学在各种潮流冲击下也在不断地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儒学于两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产生以后, 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不再局限于那块大地、那个时代, 是在不断的前进之中发展的。直至近现代, 儒学仍然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政治领袖的思想产生相应的影响, 例如, 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对华夷之辨思想的继承和扬弃

民族主义既是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 也是其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 民族主义既是孙中山政治理念中的阶段性目标, 也是其终极目的。由于孙中山前后期所处的中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此孙中山政治理念中的民族主义的内涵也有明显的不同。就其前期即辛亥革命前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言, 他的目标主要是反抗满族在中国的统治, 即以相对先进的华夏文明去反击相对落后的满族的文明形态。孙中山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虽不能说是一种狭隘的满汉之争、华夷冲突, 但在其内心深处对异族统治中国的不满与厌恶,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其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

在孙中山的政治意识中, 似乎中国人只有真正完成了民族主义革命的任务, 建立了强大的民族国家, 才说得上中国民族对世界人类的贡献。他在谈到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时再三强调:“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 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 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 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 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 主张世界主义者煽惑我们, 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 人类的眼光要远大, 民族主义过于狭隘, 太不适宜, 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 反对民族主义, 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 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 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 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 (《三民主义》 (孙中山原稿, 民族主义第四讲) ) 1911年革命的成功, 满族在中国200多年的统治便彻底崩溃, 民族主义的目的便基本完成, 之后的任务是中国境内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民族和平共处, 共同奋斗, 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现代国家。然而, 20世纪初年中国问题的关键毕竟没有随着满族统治的结束而自然解决了。恰恰相反, 辛亥革命所产生的政府虽然取得了相当的合法性, 但由于国际形势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原先革命党人所指责的清政府的那些罪责与无能, 事实上也被革命之后的政府所全部继承。

也就是说, 中国在摆脱了满族的统治之后, 原先所存在的问题并没有随之获得完全解决, 作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事实上仍像满清统治的末年一样, 被诸列强“翦藩压境, 堂堂华夏不耻于邻邦, 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兴中会章程》, 《孙中山选集》第14页) 于是, 从根本上说, 辛亥革命只实现了民族主义的阶段性目标, 民族主义任务的真正完成还有待于异日。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虽然一度放弃民族主义, 虽然不时宣称“今满洲政府已去, 共和国体已成, 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 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 即民生主义是。” (《在上海同盟会机关的演说》, 《孙中山选集》第105页) 然而为时不久, 他便又重提民族主义, 只是他这之后的民族主义, 已与其早期明显不同, 不是指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冲突, 而是指中国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关系。孙中山面对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民族冲突与文化冲突时, 并没有简单地主张以旧文明形态去抵抗新文明, 更没有倡言尽弃其学而学焉的全盘西化, 而是自始至终采取一种分析批判的态度。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长处以及有利于我民族未来发展的地方, 孙中山从来都是主张“拿来主义”, 坚持吸收与融合的辩证立场, 体现了华夷之辨思想对孙中山后来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三、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扬弃

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一种非专制的、带有朴素民权要求的封建思想, 它宣扬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孙中山的民权思想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理论, 但也有明显的融合中西文化的特征。在他看来, “民权的言论在几千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是见之于言论, 没有形于事实”。 (《孙中山全集》第9卷, 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262页) 孙中山还将民为邦本的思想看成是自己民权学说的理论根据。他说:“余之从事革命, 以中国非民主不可, 其理有三:既知民为邦本, 一国之内人人平等, 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此为自学理言之者也。” (《孙中山全集》第7卷, 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60页) 因此, 儒家民本思想是孙中山民权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

另一方面, 虽然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儒家民本思想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 但孙中山对儒家民本思想采取了扬弃的作法, 吸收和发扬了儒家民本思想中朴素的民主、平等精神, 否定和抛弃了其中的消极、落后成分, 其意义是积极的。它使得儒家民本思想在近代新的历史条件下, 仍然焕发出理性的光辉。孙中山对传统民本思想并非全部拿来, 继承的只是民本思想人民性的方面。事实上, 西方主权在民的思想才是孙中山民权思想根本所在。这在他主持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体现的极为明确。第一章《总纲》中首先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 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集会、结社及选举、被选举等权利。所以, 孙中山的民权学说虽然形式上保留了传统民本思想的许多概念和理论, 但其内容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即新民本主义。孙中山在其民权思想中将民定义为四万万国民, 民权不仅仅是人权, 更重要的是政治权, 即民有、民治、民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孙中山的民权观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完善起来, 形成了扬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工农群众观。他已经认识到广大工人和农民才是民众的主体, 是民权斗争的最主要的力量。“国民革命之运动, 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 然后可以决胜。” (《孙中山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593页) 正是由于工农群众观的提出, 孙中山的民和民权思想变得饱满起来。

儒家民本论十分重视德治思想, 德治思想是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融入于政治领域, 形成封建的伦理纲常, 并以此来规范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行为。孙中山对儒家的道德政治极为重视, 认为德政建设在近代仍能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他认为人民要成为民国的主人, 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和进行道德教育, 他说:“夫国者人之积也, 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 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 系乎人心之振縻。” (《孙中山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177页) 即“宣传的奋斗”。所谓“宣传的奋斗, 是改变不良的社会, 感化人群。” (《孙中山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529页) 民国建立以后, 孙中山对执政党---国民党的自身素质极为关注, 面对国民党员在成份和思想的复杂状况, 他提出了人民公仆思想。“中华民国者, 人民之国也。……国中之百官, 上而总统, 下而巡差, 皆人民之公仆也。” (《孙中山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173页) 孙中山的公仆理论彻底否定了儒家官与民之间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重新定位了官民关系, 将儒家重视执政者自身修养的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为了保证执政者真正为民众服务, 孙中山还提出用四项直接民权 (选举、罢免、创制、复议) 来限制政府之权, 以五权宪法来防止政府某些部门权力过于集中, 从而保证人民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能参与和监督政府工作, 影响政府决策。孙中山的民权思想重在政治实践, 与儒家民本论仅仅停留在理论层次是有很大区别的。同时, 其民权思想也体现了民主政治和儒家以人治为基础的民本政治的不同。

四、孙中山民生主义思对大同理想的继承和扬弃

儒家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大同世界, 大同之治是君主政治中的最为理想的政治境界, 千百年来, 儒家“大同境界”一直为后世进步思想家所憧憬和追求。大同世界也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和革命蓝图, 孙中山从民主革命的需要出发, 他并不像儒家那样迷恋于“大同”, 而是要“打破旧思想, 改造旧思想”, 要通过革命实践, “成一个大同之治”。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20余年所孜孜以求的, 除却具体的政治冲突所干扰外, 主要的便是他的民生主义。所谓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 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适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 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 政府就价征税, 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 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 或有独占的性质, 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 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 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 则民生主义之进行, 可期得良好之基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孙中山选集》第593页) 于此不难看出, 孙中山的所谓民生主义, 就其本质而言, 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它虽然蕴涵发展生产, 繁荣社会的“发财主义”, 但其目标与手段都含有防止贫富过分悬殊, 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的深层意义, 它所企盼的真实效果, 便是后来者所津浸乐道的“均富主义”。均富主义容或代表了中国人的共同理想, 容或有助于消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极分化问题。于此只要我们稍微熟悉西方近代的社会发展史, 我们便不难觉察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之提出, 主要的还是为了防止西方近代社会弊病在中国的重演, 具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深刻含义。用中国的古训来说, 便是防微杜渐, 防患于未然。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 似乎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史都足以表明, 任何进步都伴随着人类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铁与火的激烈斗争,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堡垒不可能那么快地倒塌;如果没有残酷的“羊吃人运动”和无数农民流离失所, 就不可能有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崛起和发展。同样道理, 中国人如果不愿付出社会转型期必须付出的那一份沉重代价, 那么, 中国社会必将依然在近代大门内外徘徊, 决不可能真正跨入近代大门的门槛。应该承认, 孙中山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未来社会理想模式的建构, 就其理论而言并无大错。但是, 孙中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 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 而是儒家的大同理想, 是儒家政治学说中所设计的“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由于孙中山过分看重儒家大同理想的现代意义, 因而他的所谓民生主义的实在内涵──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便在客观效果上要遏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从而再次使中国人走上平均主义的老路。以土地为例, 既要平均地权, 就要防止土地的集中和垄断。土地的集中与垄断既然无从实现, 那么资本的原始积累便无从发生。这样一来, 中国社会的转型虽然有可能避免一次“羊吃人运动”, 但其转型的过程无疑会更为漫长, 希望会更加渺茫。显而易见, 孙中山的心态是既要学习西方, 采用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 又要扬弃西方, 避免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 尤其是在分配领域的贫富悬殊和非正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其说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扬弃, 不如说是对儒家大同理想的向往和复归。与原始儒家大同理想所不同的, 是借助于西方近代的生产方式, 不是均贫, 而是均富, “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 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4页) 这就是孙中山心目中的民生主义, 也就是孔子大同理想的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宋志明:《孙中山与现代新儒家思潮》, 《学习与探索》, 2009年10月总第95期。

[2]马勇:《孙中山思想中的儒学因素》, 《初中历史》, 2005年9月。

[3]周桂钿:《儒学与当代中国政治》, http://www.360doc.com/2010年5月更新。

孙中山先生的汉字观 篇3

1.关于汉字的历史功绩，据文抽绎，我们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汉字对东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山先生在文中首先指出，汉字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是跨民族的文字，不特为中华民族所使用，亦为周边其他国家民族所使用。“夫自庖羲画卦，以迄于今，文字递进，逾五千年。今日人口四万万众，其间虽不尽能读能书，而率受中国文字直接间接之陶冶。外至日本、高丽、安南、交趾之族，亦皆号曰‘同文’。……其文字之势力，能旁及邻圉，吸收而同化之。”世界上所有的文字，没有像汉字那样有着深远的文明历史背景，以至于使得汉字不仅成为连绵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承载体，而其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并对中国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最终形成为东方的汉字文化圈。就中华民族自身而言，几千年的历史，数亿人众，无论是否能读能书，莫不受汉字的陶冶，从而形成了传统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与民族思维模式等，故而有人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而汉字的势力，“旁及邻圉，吸收而同化之”，邻国如日本、朝鲜等，从古至今一直使用着汉字，汉字本身的文化学意义，以及它所承载的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对其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亦同样有着极深远的影响。所谓“吸收而同化之”，正是这个意思。中山先生微言大义，正蕴涵了他对汉字给予东方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之深刻认识。

其二，汉字是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纽结。中山先生说：“五千年前，不过黄河流域之小区，今乃进展成为兹世界无两之巨国，虽以积弱，屡遭异族吞灭，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华民族所同化，则文字之功伟矣。”中华民族原不过生活在黄河流域一小片地区，几千年来，民族之间战争不断，异族多次入主中原，然而，中华民族非但没有灭亡，反而越来越强大，终成泱泱大国，这是汉字的历史功绩。汉字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具有伟大的凝聚力，这凝聚力正来自汉字所负载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山先生是在考察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进展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以，他明确指出：“中国文字决不可废也。”20世纪80年代，香港人士安子介又响亮提出：“我们靠汉字统一中国。”时世不同，所识却何其相似！

2.关于汉字的作用，中山先生不仅认为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更把它提到了关系到民族的发展进步、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进步的高度。

社会、民族的发展进步，是以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发展进步程度为标志的，只有两个文明齐抓共建，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进步。文中，中山先生明确指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而汉字则有助于精神文明的进步，即中山先生所谓“文字之用，则有助于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何以言之？人类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代人类无不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即便是当代青年，在他们的血脉中，无不涌动着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人类的精神追求、心性理想，古今有着割不断的历史共同处。汉字正表现和承载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精神追求、心性理想，使得我们今天可以从中考其利弊得失，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正如中山先生所说：“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正因为汉字有助于中国“心性文明”之发达，所以它也就关乎我们民族的进步与发展。

汉字也关乎着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中山先生认为，“大文字为思想传播之媒介”，“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为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以古人之思想足资今人学问”。中山先生所论，简练而精当。盖因每一民族的思想文化，都有其成形、积累、发展和传承的过程，而这一切须依赖于语言才能得以实现，然而，语言却存在着先天性缺憾，即不能传于远方，留于异时。正是文字，弥补了这一不足，才使得人类数千年积累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得以相互传播，流传至今，从而方便了我们的学习和借鉴。今天，世界思想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是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沃土之上的。汉字是世界上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文字，它有着几千年中华民族生活的根基，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累，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中山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汉字对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他归结说：“彼欧美学者于埃及、巴比伦之文字，国亡种灭，久不适用者，犹不惮搜求破碎，复其旧观，亦以古人之思想足资今人学问故耳。而我国文字，讵反可废去乎？”

3.关于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中山先生是从历史的纵向与横向予以阐释的。他认为：“文字之源本出于语言，而言语每随时代以变迁。”在历史的流动中，由于外来民族语言的影响，语言和文字的发展并不平衡，中山先生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三代以前，文字初成，文化限于黄河流域一区，其言语与文字当然一致。”而到了周代，“文化四播，则黄河流域以外之民，巴、庸、荆、楚、吴、越、江、淮之族，受中国之文字所感怀”，却又习惯于自己的方言，于是“言文始分”，“及至周衰，戎狄四侵，外来语孱入中原”，到了五代，辽、夏、金、元“各以其力蚕食中国”，他们的语言与中原语渗透融合，于是文字与语言的差异越来越大，最终造成“文字可达之意，言语不得而传”。汉语与汉字的发展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中山先生以中西文字比较说明原因，“欧洲文字基于音韵，音韵即表言语，言语有变，文字即可随之。中华制字，以象形、会意为主，所以言语虽殊，而文字不能与之俱变。”中山先生这一论断，不仅说明了汉字与汉语发展差异性的根因所在，而且证明了汉字，也只有汉字，以其象形象意的独特品貌，而不为外来民族语所左右，并因而成为联系华夏几千年文明及民族统一的纽结。

在谈建国的大事中，中山先生用了一定的篇幅谈我们的汉字，足见先生对我们汉字在国家建设中作用的重视，亦足以唤醒我们对汉字全面正确认识的自觉性。那些持“废除汉字”、“汉字落后”、“汉字拉丁化”论的人，亦当细读深研以自省矣。

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七则 篇4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 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 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 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臵，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 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 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 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 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纪念孙中山先生读后感 篇5

《纪念孙中山先生》是1956年毛泽东同志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写的。在这一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华大地上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人民在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后，又开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于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篇文章第一方面是写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一是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了尖锐斗争，举起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旗；二是在辛亥革命中，领导人民推翻帝制，结束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掀起了国民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赞扬孙中山先生具有谦虚的美德，有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认为，孙中山先生虽然有缺点，但是这些缺点不能掩盖孙中山的伟大历史功绩，评价孙中山，要把他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去说明，不能苛求。

第二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者。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以使中国能够为人类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对外方面，已经独立的中国人民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即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的独立。

毛泽东对孙中山的高度评价，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如此，而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毛泽东第一个充分地、高度地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这份政治思想遗产的宝贵价值。由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背叛了三大政策，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屠杀，一部分共产党员存有“不喜欢孙中山”的思想和情绪，但毛泽东没有被党内的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和情绪所左右。毛泽东提出纪念孙中山先生，就是要学习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 篇6

利用课余时间，我读了近现代史书上推荐的一篇文献，毛泽东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这是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写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献，我对这位我一直十分敬仰的伟大革命者有了更多的认识与理解。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虽然字数不多，但是其斩钉截铁的利落行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深刻内涵，使我印象深刻。这篇文章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先生和他伟大的革命事业，其中高度概括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历史贡献：一是“在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二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丰功伟绩”；三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同时，也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也有他缺点方面”。

孙中山先生，推翻了统治中国千年的封建制度和腐朽的清王朝，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以“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还有“要不要社会革命”三个当时主要的革命矛盾进行论战。通过这次论战，转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暴露了改良派的弊端，为后面的辛亥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同时孙中山不畏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迫害和威胁，努力地实现着自己的革命理想，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国。

孙中山领导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来推翻腐朽不堪的清朝政府，最终辛亥革命成功了，辛亥革命也成为了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孙中山让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为中国和中国人民重新崛起打好了基础。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打乱了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的阵脚，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辛亥革命也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禁锢思想进步的闸门。孙中山倾尽心血，不畏危险和强权所领导的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民主和自由；第一次真正看清了封建帝制的腐败和黑暗；第一次真正可以用自己力量来把握自己的命运；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了中华民族的重要。后来孙中山先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孙中山还为了对抗中外各种的反动势力并且为了团结国人和革命者，建立了革命政党国民党。他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一次又一次进行着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一次又一次捍卫着共和制度。孙中山先生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一切，耗费了毕生的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为中国的革命提供先进的思想主体和指导思想，也为后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孙先生又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在另外一篇文献中，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提到“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问题，或者说，丝毫没有轻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孙中山先生提出和修改的新三民主义，结合了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特殊情况，为中国的民主革命道路提供了前进的方向，中国的革命再也不是单纯的只是反对一个王朝，推翻一个王朝并再建立一个；也不再只是一味的照搬外国的各种思想，一味的模仿和套用；更不再是革命中充斥着鱼龙混杂的主义和思想，始终不知道革命是为了什么，要做些什么。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正确的指导思想，革命者的前进道路也有了鲜明的志向，中外各种反革命势力用来蒙蔽众人双眼的伎俩也被一一展现，警醒着后来的革命者。

尽管孙中山和他的辛亥革命最后失败了，但是其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的深刻影响和伟大意义，却是成功和伟大的。虽然孙中山也有些缺点和不足，但是人无完人，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先驱，他所具有的坚忍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敢于蔑视权威的气概，还有为中华民族复兴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言行，都是我们值得学习和敬仰的。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的业绩和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伟大和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财富。

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 篇7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 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孙中山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虽然他十分推崇马克思主义, 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 但是在所有制问题上, 孙中山并没有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教条之中。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社会生产资料全部实行公有的基础上进行生产, 要求建立单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 否定私人资本主义等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孙中山看到中国的社会现状不适合照搬照抄马克思为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转变所设计的模式和具体方法, “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 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而只“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 迎合世界潮流做去, 社会才可以改良, 国家才可以进步”。因此, 孙中山认为必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模式来发展壮大国家经济实力。

孙中山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由国家控制一切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企业, “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务皆归国有, 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 “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 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 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 自食其力。……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 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孙中山认为通过“国家社会主义”, 也就是建立公有制经济, 必须将大银行、大企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主导性行业由国家来建设和投资, 并由国家经营管理, 创建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国有制, 在此基础上组成全国一体化的国营经济体系, 不仅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进行生产从而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状态, 而且能通过“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 悉当归国家经营, 以所获利益, 归之国家公用”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 防止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衡现象的出现。

另外, 孙中山还提倡地方自治, 主张由地方政府主持的自治团体从事交通运输以及农矿各业的开发经营, 这种地方公营经济的收益由当地政府支配并用于当地人民所需, 这其实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经济形式。他晚年提倡的工农合作社经济也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形式。

实际上, 孙中山想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公有制经济,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 希望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 要“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二、允许私营经济的适度存在和发展

孙中山认为“盖凡百事业, 公办不如私办之省时省费。私人之经营, 往往并日兼程, 晷之不足, 继之以夜。官之经营, 则往往刻时计日……故往往一种事业, 有官办之十年不成, 私办之五年可就者”, 认为在一些行业私人资本的效率比公有制经济高, “凡夫事物之可以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背为适宜者, 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 而以法律保护之……”,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营经济成分的存在和适度发展。

但是, 孙中山为了防止在中国出现“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 贫者贫无立锥”、“善果被富人享尽, 贫民反食恶果, 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 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的财富分配不均, 两极分化严重的现象, 对“私有资本制度”实行“限制”, 对私人资本的投资规模和经营范围实行严格的限制, “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肯定私人资本对振兴经济的积极作用, 主张私营企业在合法范围内的发展应予保护和奖励。

三、合理利用外资发展国民经济生产

在当时的中国发展经济生产, 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今日谋中国之发达, 不患自然力之不足, 人力之不足, 所缺者资本而已”, 孙中山认为必须切实解决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 主张利用外国资本“使外国之资本主义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孙中山首创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 他主张门户开放, 大胆地吸引外资、外国先进的人才、科学技术、生产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等, 用来发展本国经济, 将外资经济作为庞大的国营经济体系的有益的补充。

孙中山主张利用外资的策略, 蕴含着他炽热的爱国热情和宏伟的强国理想。他认为利用外资主要有四种形式和途径: (一) 由国家出面向外国资本家或政府借钱, 在中国投资设厂、自办实业, 其中有的企业可以聘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国人经营, 但是“其财产属之国有”; (二) 实行“中外合作”的形式发展实业, “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 中国人提供原料和人力, 外国人提供机器设备和技术并“负担外国专家的开支”, 规定他们在中国的经营期限 (通常为40年) , 时间一到就将这些企业的全部资产收归国家所有, 纳入国营经济体系, 具体办法为按合同约定于期满时“无偿收回”或“由国家赎回, 仍为国有”, 或则国家视需要于期满前“备价赎回”; (三) 中国各级政府或国内资本家与外国人合资在中国境内以“中外合资”的形式办企业, 但是在投资比例上“华股皆略占优胜地位”, 或“中国政府必须拥有股份的半数”, 而且这类企业“不得垄断进出口权利”; (四) 将民间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规模大、赢利状况好的企业限期“收为国有”, 或期满前由国家“随意择其优者用款收买”。

同时, 孙中山清醒地意识到, 引进外资不可能完全无弊, 但他权衡轻重, 认为利多弊少。“用外资非完全无害也。两害相权, 当取其轻”, 孙中山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引进外资, 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外资。他认为“中国不能经常对外进行借款”, 利用外资要控制在“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 决不使外国资本操纵国家经济命脉。

孙中山所构想的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模式是和当时中国的国情相适应的, 是科学的, 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模式的一种探索。在当时的世界, 用这种所有制模式来发展经济并没有现成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 “建设国家乃无人能知之者”, “又须知国强不能预知, 只实行做去便得”。孙中山的这种“知难行易”、“不知而行”的观点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这种实事求是和“不知而行”的探索精神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实行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体经济等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 实际就是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孙中山对经济所有制的设想而发展起来的。目前, 我国坚持的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与孙中山对当时中国经济所有制的构想也非常相似, 只不过是现在领导的中国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共产党, 而当时的中国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2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写的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讲到“现代中国人, 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 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事业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和发展。现在重新认识孙中山先生对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的构想, 重新认识孙中山先生关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公产主义的观点, 不仅对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而且对于化解海峡两岸历史隔阂、实现民族和解、早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将会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摘要：“节制资本”和“大资本国有制”是“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 也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主张, 其实质就是所有制问题。孙中山主张在公有制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 适度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为了解决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以及技术和设备落后的弊端, 他还赞成对外开放, 合理利用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来发展国内经济生产。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其实就是对在中国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形式的一种有益探索。

孙中山先生的一段武术情 篇8

钱立缙，系清代光绪年间人，1877年生于江苏无锡，祖籍上海青浦。他从幼年起就随其父、清代光绪初年上海“三大名医”之一的钱啸林“串雅悬壶”而周游南、北方10余省，足迹遍及江、浙、沪、闽、晋、鲁、豫、鄂等地。钱立缙于青年时代在上海市中心地区协助其父为沪上的许多达官贵人治疗疾病，且每每手到病除颇得人心，这为其日后开设中药大铺与诊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钱立缙在26岁时，因遭上海滩地痞暴打致伤后明言发誓：“悬壶济世难救自身，惟有武艺可保太平。”于是，他便通过社会上各个层次的朋友与熟人，代为打探、游说，终在29岁之际得拜光绪初年曾担任过清代两江总督署大将军的李德贵先生为师，并勤学苦练道家武当派“太和门”的诸般武艺，诸如“板功”(7大架)、“五凤齐鸣”(2套)、“排五毒垒塔功夫”(5套)及“武当天罡剑”、“武当雁尾单刀”等兵器套路，并学习道家本草采集配制与诊疗技术。

钱立缙于民国元年开设“钱存济堂”大药房于上海英租界(位于浙江路中段)区域内。这在当时的形势及环境中，若是没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经济实力——那是万万办不到的!而“钱存济堂”的名声，则更是在大江南北叫得极响——当时的医药界及一些经常光顾药铺的人，都耳闻过这样的一句话：“北有同仁堂，南有钱存济堂”!正因如此，孙中山方才召见钱立缙并与其作推心置腹的交谈。

据钱立缙事后向武艺“圈内”的人士透露：孙中山召见自己，除了一些特定的政治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欲意向其请教武当派武艺精华的目的。孙中山之所以对武艺颇感兴趣，是因为他深知此门技艺在乱世期间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早在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前，清王朝的当权者们，视孙中山为“大清克星”、“洪水猛兽”；遂先后派出20多批刺客，利用孙中山出席宴会、接见民众代表等场合图谋行刺。由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刺客们均不便携带枪弹且只能凭自身之武技动手——多亏孙中山的两名“黑白双煞”(注：武艺高强并令人震惊且分别身穿黑、白衣裤而得名)女保镖尹锐志、尹维俊，她们均深谙“内家”武当派特绝秘技——“五毒殛手”，姐妹以一当十并一招制敌方才得保平安。另外，总统卫队教官朱振英曾多次向孙中山先生讲述过武艺在革命斗争中的特殊性、必备性、重要性，故而坚定了孙中山的信念。这就是孙中山向钱立缙学练“武当太乙龙形剑”等武艺精华的原委。从此，孙、钱两人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在其后的多年中，钱立缙曾数十次往返于沪、宁之间，且在每次拜访孙中山先生时都要为其讲述“武当太乙龙形剑”的演练方式与临阵至要；同样，钱立缙更愿洗耳恭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以求自己的思想得到洗礼。

笔者1982年在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工作并兼任该市武术协会负责人期间，曾两次访问过孙中山先生的卫士长范良先生。据其回忆：孙中山先生在任期间，非常愿意与武艺“圈内”的人士交往。在总统卫队里，配有一名专职武艺教习(即朱振英)。另外，孙中山先生曾多次赴沪上向武、医双绝的名流钱立缙学练剑术；孙中山先生还尊称自己身边的两名女卫士尹锐志、尹维俊姐妹为“革命女侠”，并在公开场合多次言表尹氏姐妹“十余次救过自己的性命”。范良卫士长还告诉笔者：孙中山在接见钱立缙时，曾动员过他把武艺技术和中医方药整理成书以求造福于民众。为此，钱立缙特花费4年时间，亲笔著录《钱存济堂丸散膏丹全集》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