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新闻思想

邓小平的新闻思想（共9篇）

邓小平的新闻思想 篇1

《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通过列举数据, 得出了2006年中国报业经营开始抛物线般下滑的结论。以全球报业衰退为背景的中国报业广告颓势并非偶然。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 中国报人的不懈思考和辛勤耕耘虽无法阻止中国报业延续2006年的低靡状态, 但仍保持住了报业总量的增长, 这表明, 无论如何, 中国报业仍旧在上升中曲折地前进。合理经营报业, 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资本运营是报业的必然选择

报业资本运营理论的产生和提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它更多的是一个理论先于实践的问题, 当理论界开始对这种问题开始关注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资本运营形式已经开始产生了。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经营管理理论研究的薄弱,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给我们的思维和机制造成的积疾之深。当我们回头总结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报业资本经营是在诸多因素的“逼迫”下, 必须做出的选择。

1、市场经济对原有体制空间的压缩

1992年l0月, 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掀起了一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革命。我国的商业企业等各个领域都先后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体制。但是, 由于传媒业的特殊性, 其改革一直滞后于商业企业单位的改革, 虽然我国很早就提出要发展多种经营, 但是一直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和很低级的资产运营阶段。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建立市场运行的新秩序, 所谓市场新秩序是指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观念体系、规范体系、组织体系和管理体系的综合, 它包括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毫无疑问, 作为宣传部门的报业与整个市场的新秩序是格格不入的, 势必就会导致在社会大市场环境中生存空间的缩小。而生存空间的缩小直接导致的便是报业自身经济利益的受损, 这种受损逼迫着报业以各种形式和方法突破原有体制的囿圄。

2、资本本性的促动

追求暴利是资本的本性。从世界范围看, 传媒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而在中国, 传媒业因其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其诱人的前景不可估量。以报业发展为例, 近10年间, 报业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7%到50%之间, 远远高于其他产业。整个传媒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虽然广告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大大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但所占比例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 而发达国家已占2%左右, 其发展空间相当可观, 在许多投资者看来, 传媒产业是“能获取超额利润的最后一块领地”。

正是我国报业市场和潜在的利润空间让社会、民间和国际资本“蠢蠢欲动”, 谁都不想放弃这块大肥肉, 于是各种各样的资本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或边缘或主流的报业开始或明或暗的资本合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在一次会上这样描述目前媒体与资本合作的状况:“资本与媒体两情相悦, 无论是官方承认或不承认, 实际上这几年已经有了很多谈恋爱的、甚至同居的现象, 这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了。”

3、报业竞争压力的增大

如前所述, 报业与资本的恋爱或同居并不是资本的一厢情愿, 而是两者一拍即合, 甚至报业要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嫁出去。一切都是因为媒介竞争压力的增大。

原来办报纸由国家财政拨款, 自己不管赢亏。随着国家拨款的减少直至到最后断奶, 彻底将媒介作为一个实体单位抛向了残酷的市场。这虽然有利于国家财政的更合理利用, 但是这对报纸而言并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虽然国家将媒体推向了市场, 让媒体自己到市场上去自负盈亏, 但是国家仍然将报纸作为特殊的单位进行干预, 这样就不能像其他商业单位一样轻装上阵。近年报纸的大量增多和网络新媒体的如火如荼, 传统报纸的压力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而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报纸不得不扩张规模, 更新设备, 引进人才, 投入新的资金。正是由于出现以上这些情况, 使得各级报纸普遍面临着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 从而强烈需求有新的资金投入。

4、WTO的大环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讯传播国际化的大传媒格局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中国传媒业将面临着国际传媒集团的竞争。国内报纸在资本实力方面明显与国外报纸有较大差距, 一旦境外电子媒体大规模进入, 不仅缺乏抵御渗透的能力, 更谈不上进人世界舞台驰骋。我国的报业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强, 这就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 以资本运营在融合资本方面的能力无疑是最佳手段。

二、构筑以壮大报纸实力为目标的经营框架

在全国的报业中, 浙江走在了前列。浙江有相当一部分报纸能够靠自身经营壮大实力, 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如《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这两家报业集团的良好发展就是一个范例。

构筑以壮大报纸实力为目标的经营战略, 首先要建立现代报业企业制度。其次在观念上要从报业经营转变到经营报业, 充分利用报业多方面的资源, 从传统的广告经营、印刷加工、报刊发行三大经营项目, 扩展到报业资源经营, 物流配送经营, 品牌经营, 知识产权经营, 从原来单一的各自独立的经营走向综合的、连锁的经营, 谋报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再次, 大胆地探索资本运营。按照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精神, 媒体可以建立安全、有效的融资渠道。所谓“安全”, 是指融资活动不得干扰编辑业务;“有效”, 是指所融资资金要为加强主业服务。特别要注意融资的性质、资金的来源是否会对报业的方向产生良好影响。

在经营报业中有三个核心部门可比喻为三个“轮子”。这三个部门分别为:侧重于生产的编辑部门, 侧重于营销的广告部门, 侧重于管理的经营管理部门。报社的其他部门虽然也与整个经营有关, 但在重要性上讲, 这三个部门的工作情况决定了报纸的经营业绩。因此三个“轮子”要一起转。

经营报业成功与否有个硬指标:发行量。以广东的《南方都市报》为例, 日均发行量达103万份, 它自称是广东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据了解, 2001年该报在广州地区的发行量为47.4万份。从该报的发行结构来看, 其零售占65%, 征订占35%。业内人士认为, 这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发行结构。

报纸不会为了吸引读者而去吸引读者, 最终的目标, 主要是将读者的注意力转而销售给广告主, 将读者注意力转换成广告收入, 这才是报纸的生存之本。没有广告收入, 品位再高的报纸也是无法支持下去的。尤其, 中国目前的媒体市场, 产品同质化相当严重, 读者的有限的注意力受到无数的外界“诱惑”。因此, 市场 (广告) 部门的工作人员, 不仅需要对自己的产品———报纸熟悉, 还需要对广告市场熟悉, 知道哪些行业的目标消费者与本报的读者是相似或一致的, 哪些行业广告投入处于上升阶段等等。只有这样, 才能使报纸广告销售目标和对象更加明确。

经营报业涉及各种资源的使用, 如何调配资源, 运用资源, 是一个大学问。整合资源, 就是让所有有利于报纸经营发展的资源, 有效地围绕着能让报纸经营出效益的方向发展, 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合力, 推动报业经营不断向前发展。假如一个报社的各部门, 意见不一, 目标不明确, 就会产生各干各的局面, 所有的资源就会在这种内耗中全部殆尽。实践表明, 管理层的整合能力, 决定着报业经营的成果。

三、目标营销, 是报业的市场发展策略

实施“目标营销”方法是企业经营的一项良策, 即从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出发, 把整个市场划分为若干个大致相同的消费者群, 一个消费者群称为一个细分市场, 企业根据自己的营销能力和擅长, 选择其中一个或几个细分市场, 有针对性地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制定相应的营销战略, 以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

这种“目标营销”方法表现在报业竞争中, 就是报纸在办报过程中要在分析自身现状的基础上, 对读者市场进行细分, 根据自己的特长, 确定一定规模的读者群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 以他们的基本特征和阅读心理为基准确定报纸的内容与风格, 为自己的产品创立鲜明的个性、塑造独特的形象, 同时运用各种“营销”手段使读者了解并接受自己这种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 促使受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传媒市场中选中自己, 藉此完成市场交换行为, 实现报纸的商品价值, 赢得一定的市场份额。

“目标营销”获得成功的切入点是基于准确与合理的市场细分 (包括读者群细分和读者需求细分) 而确立的产品定位。

准确定位要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 为谁生产?目标市场是什么?通过市场细分, 根据自身条件确定一定规模的读者群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第二, 生产什么?根据目标市场中读者的组成情况, 分析他们的共同需求和差异需求, 确定选择什么样的新闻来满足特定读者群的特定阅读需求, 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第三, 怎样生产?选用什么样的方式完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即老报人常说的:报道对象、报道内容、报道方式。这三者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由读者对象决定内容, 进而内容决定形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 衡量一家报纸成功与否, 读者市场占有率的大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因为读者占有率的大小, 基本意味着市场份额的大小。一张报纸应该在全面分析市场、分析读者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条件, 寻找自己的细分市场。要牢牢把握一定规模的读者群, 并尽可能地争取最广泛的读者群。

报业竞争“买方市场”的形成, 使“受众中心”地位更加凸显。当今报业市场中, 读者选择媒价的自主性日益增强, 媒体———受众之间的关系已由过去“我传你受”的单向传播阶段转为“你需要, 我来生产”的营销时代。要办好报纸, 报人必须树立“读者为本”的观念, 很好地进行市场调查, 了解受众, 认识受众, 以便根据他们的所需所求, 有的放矢地筛选新闻与信息、安排版面、设置栏目。

四、报业经营必须改革

加入WTO, 中国传媒业正面临着国际媒介市场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筹码是实力, 没有实力, 非但不能登陆国际市场, 就是国内这块市场可能被别人吞食。基于这种认识, 联系党的十六大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及其相关论述, 我国报业必须进行改革:

第一、政策环境必须完善。改革开放以来的媒介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与媒介的结合程度及方式选择都直接受制于国家的相关政策。十六大把“文化竞争力”上升到综合国力的国际竞争高度, 不仅将从思想观念上解除以前阻碍传媒与资本结合的束缚, 而且为一切促进传媒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后盾。由于“入世”, 我国报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资本的支持, 而资本的增值本性也早已对这个行业寄于强烈的期待;据统计资料显示, 1988年至1998年, 报业投资回报率是17%--50%, 远高于同期其他产业;资本对其介入的期待当属发乎本性。

我们确实要警惕和防范资本对报纸业务方面的干扰, 但是现在传媒实践已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传媒的经营与传媒的业务分开。而且, 经过媒介自身的尝试和探索, 已经表明资本进入报业并不是预想的那么可怕, 在方兴未艾的传媒产业化面前, 各家报业集团的成立, 已经在资产重组、资产集中管理以及经营性资本同业外资本的合作做了种种有益的探索, 中国报业进行的一些改革, 已经为接纳业外资本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国家相关政策必须充分运用这一点, 以实质性地体现自己的“引导性”, 改变此前追随实践甚至落后于实践的被动局面。

第二, 创设合适的法律环境。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 报业资本的规范运作必须要有相关法律为保证。据笔者所知, 虽然我们在资本运营方面已实施《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专门法, 但迄今为此, 我们还没有任何一部专门而完整的法律是针对媒介领域的。有的大多是部门规章或条例, 而且其中很多是“试行”或“暂行”。由于部门权力有限, 而且政出多门, 彼此难免相互混杂以至抵触, 严重影响实施效果。十六大明确提出的“加强文化法制建设”, 必须促进传媒领域专门法规的诞生, 以有力保障媒体资本运营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尽快引导报纸资本运营自觉进入法制化轨道, 彻底消除现有各种不良影响。

第三、报业自身要以资本为纽带进行整合。规模狭小、重复建设、资源分散、效益低下是当前阻碍我国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十六大的纲领性指导下, 报业产业首先要做的, 是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 打破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重重的现状。报纸自身必须以市场为基础, 以政策为导向, 通过其产业结构的调整, 尽可能地提高行业自身的社会化和集约化程度。要做到这些, 就必须以资产为纽带, 积极组建大型文化产业集团, 增强行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与此同时, 现代企业制度在媒介产业中的迅速成长, 也是势在必然。毕竟, 过去主要依靠国有银行的贷款来发展与已经起步的主要依靠股资来发展是有本质区别的。银行贷款压力较小, 使用起来无顾忌一些。而使用股资, 融资单位不仅要定期向股东大会、董事会, 而且还要向全社会公布资本的运作和企业的运营状况。此外, 融资单位还受到行政和法律的严格监管。所以说现代企业制度在媒介产业中的生根开花, 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 都将是行业整合和壮大的主体之一, 而资本的纽带作用更是大有可为。

第四、民营资本必须进入报业。我国的民营资本,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社会竞争力已有相当增长。按照社会市场规律的客观要求, 民营资本与其他性质的所有制资本一样都有追求利益的权利和公平竞争的机会, 都有作为市场主体中的一员, 参与市场化产业的合法身份。但是, 媒介的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功能, 使其成为一种行政性垄断的行业, 从而将民营资本拒之门外。在十六大以后的未来形势中, 传媒的产业化必将全面升级。传统的产业垄断在市场对产业化的要求面前, 必将解体。民营资本, 作为平等主体与其他国内资本一起在这一产业内的公平角逐, 既是报业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 又是我们整个市场经济按规则正常运行的需要。联系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 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 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的论断,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民营资本对媒介的介入已不可逆转。

当然, 有关报业经营,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都必须在“双百”、“二为”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指导下才有实质性意义。有鉴于此, 我们可以认为, 在未来相当时期, 现行传媒体制不会有太大改变, 因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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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衡.中国报业发展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国际新闻界, 2006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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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有春.中国报业产业价值创造能力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

邓小平的新闻思想 篇2

一、邓小平提出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过程。

反腐倡廉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系统学习和探讨邓小平反腐倡廉的思想，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建国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克服腐朽思想的途径，他说：“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

1954年2月，邓小平在《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中讲到：“我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原创：http://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地步。”指出党内存在着骄傲自满的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使我们党丧失敌情观念，必然会破坏党的团结，会经不住困难和敌人的考验与袭击，从而使我们伟大的事业遭到失败。[]

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执政党应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他提醒全党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防止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和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他要求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监察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与腐化现象。

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专门讲了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批评道：“多少年来，我们的干部能上不能下，副作用很大，已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因此要逐步予以解决。”他认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其次是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另外，还应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以及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这是邓小平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党风党建问题着眼，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1975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后，他紧紧抓住整顿党的作风这个关键，大刀阔斧地整顿由于“文革”的破坏而产生的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的闹享受，闹待遇，一切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邓小平列举的腐败现象虽然是在军队中讲话的，但对当时的整风来说具有普遍性。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集中阐述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本的同时，提出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他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

1982年4月，针对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猖獗，邓小平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时，他第一次提出“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对外开放，改革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抓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这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再次重申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十二大”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全面而迅速的发展，各种错误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也随之猖獗。邓小平十分关注对腐败现象的防范和对腐败犯罪的有力打击。为此他做了不懈地努力。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一定能赶上资本主义，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平现象。”表明了我党对根治腐败现象的坚定信心。

1989年春夏之交，在平息政治**中，邓小平连续谈到反腐败问题，他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丧失了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要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表示了他对反腐败工作的最大决心。他还指出：“惩治腐败，至少抓抓紧一二件大案，透明度高，处理不能迟。”他把惩治腐败能否取得成效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

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谈话。再一次强调了反腐倡廉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保证，原创：http://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绝不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二、邓小平关于反腐倡廉思想特点的概述

第一，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过程是一以贯之的。从1950年一直到1992年期间，邓小平针对不同情况多次论述了反腐败的思想，这表明他对维护党的纯洁性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战略眼光。

邓小平的新闻思想 篇3

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群众观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 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正是基于这种唯物史观的认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形成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并将其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其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历史的主人, 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二是党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要求、集中群众的智慧, 形成正确的理论和政策, 然后再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由此可见, 新闻宣传工作属于群众工作的范畴, 要坚持群众观点, 走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群众路线做过许多精辟论述, 这些观点包括“全党办报, 群众办报”思想、“拿事实来说话, 反对形式主义”的观点、“三贴近”原则以及“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等等。这些理论阐释, 为我国广大新闻工作者强化群众观点, 践行群众路线, 并逐步形成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从战争年代开始到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新闻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始终坚持群众观点, 践行群众路线, 并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

二、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中的群众观点

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中的群众观点, 来源于他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直忠实地践行着党的群众路线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 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群众观。在指导思想上, 邓小平强调在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基础上, 进一步突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引导群众和扩大群众的监督。在新闻宣传实践中, 邓小平要求新闻工作者拿事实说话, 注重调查研究;办报要关注“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 培养良好的文风和过硬的作风。

(一) 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 把它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张

毛泽东同志早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就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意义给予明确说明:“报纸的作用和力量, 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 方针政策, 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指出:“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 把它变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张, 并且组织人民群众加以执行。”[2]225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 一方面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 深刻全面地领会党的方针政策, 懂得党制定政策的理论根据和现实依据, 准确生动地宣传党的政策;另一方面, 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在进行政策宣传时, 要紧密结合实际, 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 针对群众的思想和需求, 深入浅出地解释党的方针政策, 找准党的主张与群众利益的契合点, 并由此展开去, 随着群众实践的进展, 政策宣传也步步深入, 最终使党的政策落到群众行动的实处。

(二) 公开地向群众表明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 指明正确的方向

坚持真理, 敢于并且善于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展开斗争, 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针对党内极少数人的怀疑情绪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 1979年3月, 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此后又针对当时新闻宣传工作中的问题, 在1980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 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地、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 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他向全国新闻界提出, 正确的思想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确立和发展的, 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 新闻宣传工作者要同妨碍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斗争。

可以看出, 在表述的侧重点上, 邓小平强调将新闻媒体作为有力的武器, 对不同时期的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进行尖锐的批评, 教育人民, 发挥新闻舆论导向作用, 这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在实践中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表现。

(三) 扩大群众的监督, 让群众通过新闻媒体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在1957年的《共产党要受监督》一文中, 他写道:“党要受监督, 党员要受监督。如果不受监督, 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 就一定要脱离群众, 犯大错误。”这里的监督, 除了一套章程以外, 也包括了新闻舆论某种程度上的监督。所以邓小平接着补充道:“发扬民主不会妨碍统一领导, 扩大群众的监督很重要, 那么, 什么是群众的监督呢?所谓群众监督, 就是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 其中新闻媒体是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 表达他们对领导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 我们的党报党刊积极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 成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渠道。20世纪80年代初对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山西省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以及商业部长在饭庄吃饭不付款的批评报道, 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使人们对改革增加了信心和力量。到了90年代, 随着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以批评性报道著称的栏目面世并受到中央领导的鼓励和群众的欢迎, 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走上了一个新的轨道。

(四)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强调新闻报道要拿事实说话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 坚持新闻真实性是新闻宣传受到群众信任的前提。他要求新闻工作严格尊重客观事实, 准确反映客观实际,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邓小平早在1961年就指出, 报社发社论, 提出口号, 不要搞一般号召, 而要扎扎实实地告诉人们怎样做。1962年, 针对“大跃进”以来由新闻界带头刮起的“浮夸风”邓小平批评道:“这几年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 不讲老实话, 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有意弄虚作假, 是不好的……”对新闻宣传夸大成就的倾向, 他说:“切不可过分夸大自己的成就, 切不可把我们的事情说得太美满了。”[3]262针对夸大缺点的倾向, 他说:“报纸上正确批评的作用应该肯定, 但是应该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现象, 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对新闻宣传的形式主义问题, 他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说:“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 尽是会议。会议多, 文章太长, 讲话也太长, 而且内容重复, 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 但要精简。”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和指示, 中心意思只有一个, 就是强调:“我们的宣传, 要拿事实说话, 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3]366

(五) 讲求新闻的针对性———办报要“结合实际”“考虑对象”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体现。两者的结合, 就是邓小平对新闻宣传要“结合实际”“考虑对象”的要求, 即讲求新闻的针对性。这一办报思想来源于他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 在担任《红星报》主编时, 他就让报纸内容贴近红军战士的实际生活和战斗, 因此深受红军指战员的喜爱, 大家都称赞《红星报》是“革命的喇叭”。1950年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 邓小平又指出:“我们的报纸要登中央发的一般消息, 但作为地方报纸, 新华总社的广播稿不一定全用, 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 要考虑对象, 能不能看那么多, 看了懂不懂。”[2]50他对如何办好西南《新华日报》提出过加强针对性的具体要求:“报纸要结合实际, 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 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 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 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2]146

(六) 坚持群众路线, 注重调查研究

坚持群众路线,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在党的几代领导人的思想体系中都闪耀着这一思想光辉, 并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 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包含着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从人民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把群众的新问题、新思想和新创造集中起来进行总结和传播。为了密切联系群众, 邓小平还要求新闻工作者重视和研究读者听众的来信来访。他说:“从领导来看, 办报是大家办报, 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 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 报纸办好了, 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 报纸能听到, 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 常常就能看出来。”[2]150

(七) 关心作风建设, 身体力行提出明确要求

新闻工作的作风反映着新闻工作的面貌。邓小平十分重视和关心新闻工作的作风建设, 这主要体现在他早期革命生涯新闻宣传实践中的身体力行和作为国家领导人对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视和强调。

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 邓小平有过两次重要的新闻宣传实践, 一次是在法国, 他协助周恩来创办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一次是在苏区及长征途中, 主编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无论是在赤光还是红星报, 他都身体力行, 培养和树立了无产阶级新闻宣传工作的优良作风。比如在创办《赤光》时, 他就克服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亲自刻蜡板和油印, 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油印博士”。担任《红星报》主编后, 他把报纸办得相当活泼, 有的版面图文并茂, 使报纸真正做到了通俗易懂。他还要求, 一般的新闻只要百八十字, 通讯也不能超过二三百字。这个时期的《红星报》上经常能够看到生动活泼的短新闻、短通讯, 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在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体系中, 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针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 邓小平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说:“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 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 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4]43邓小平的这些论述, 对于当时的新闻宣传领域有着非常现实的警示意义。他同时对所有新闻宣传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作为灵魂工程师, 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 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 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 认识现实, 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 鼓舞人民奋发努力, 积极向上, 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4]40

新闻宣传的作风与文风之间本来就密不可分:作风决定文风, 文风反映作风。作风好了, 文风就不会坏;文风不良, 作风必然不良。邓小平把握这一规律, 使他的一系列论述, 既针对作风建设, 又针对文风建设, 对新闻宣传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发表意见, 显得有的放矢, 具体而实在。

三、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意义

(一) 新闻宣传工作说到底还是群众工作

近年来, 我国新闻工作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新的传播技术的运用,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发言人的时代, 群众 (受众) 已不再是简单的被告知、被引导的对象, 而是能够自主发布信息, 乃至制造舆论事件的主体, 这就要求新闻媒体不但要向群众真实描述社会的发展进步, 同时需要在充斥各种矛盾的社会运行中, 披露事件真相、解释变动原因、剖析环境影响、说明发展趋势。前不久的湖北黄石食品药品监管局“天价制服”失实新闻报道, 由于记者对所掌握的新闻线索没有做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核实, 对国家政策做了断章取义的误读, 导致消息刊发后给当事人和媒体公信力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 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 我们共同研读其新闻宣传思想中的群众观, 就是为了更加主动地应对时代变化, 调整工作思路和方法, 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增强公信力、亲和力和影响力。

(二) 培育对基层对群众的心理认同

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 存在着一些不良风气, 尤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甚。一些记者以无冕之王自居, 靠跑会议、混机关、拿材料写新闻, 这样如何能拿到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只有怀着对基层、对群众的深厚感情, 对“脚底板下出新闻”的心理认同, 转变工作态度和方法, 深入基层一线、各行各业, 体验群众的酸甜苦辣, 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才能得到基层最真实的声音和诉求, 写出群众爱看的新闻。

(三) 练就群众喜闻乐见的优良文风

改文风, 关键是去除空和假, 倡导短实新。首先是要抓住中央关注、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 有了共同话题才能有共振共鸣, 群众看了报道才会觉得言之有理、言之有情, 报道才能够深入人心。其次是对于热点问题要主动发声, 用事实确立认知。当下的舆论场, 特别是网络舆论场, 热点频出, 众说纷纭, 不少混淆视听者混杂其中, 扰乱人心。对于热点问题, 媒体应敢说早说, 抢占话语权, 积极披露真相, 用事实战胜谣言, 赢得受众的关注和信任。再次是善用群众语言包括适度运用网络语言。运用好群众语言, 既能增强报道的思想性、针对性, 又能增强趣味性和可读性。近些年, 媒体在运用群众语言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给力”“死磕”“史上最……”等先后见诸主流媒体, 在青年读者特别是网民中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当然, 运用网络语言, 一定要注意适度, 对于主流媒体来说, 还能“给力”说明依然年轻, 总是“给力”说明还不够成熟。

(四) 建立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采写新闻的方式很多, 但归根结底, 走基层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习近平说, 地方尤其是基层一线是了解实际, 向广大群众学习的好课堂。新闻宣传战线走基层的意义毋庸多言, 但不能停留在一时一地, 满足于一两篇鲜活的作品, 关键是要成为一项常态工作。在制度层面, 要建立量化标准, 将走基层纳入人事考核范围, 成为提拔晋升的重要参考;在业务层面, 要长期策划一些走基层的重大新闻采访活动, 让年轻记者在实践中逐步培养深入基层的习惯, 掌握如何走基层写出鲜活报道的本领;在推广层面, 要运用博客、微博客等新媒体刊登优秀的走基层作品, 在全社会形成支持走基层、参与走基层的品牌效应。

新闻传播工作的终极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政治昌明、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这些目标的实现, 需要新闻工作者深入了解国情和民情, 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通过不断改革创新, 努力增强新闻宣传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和影响力, 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大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213.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论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最终版） 篇4

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权力失去制约、失去了监督，当权者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为自己、为亲友谋取私利。特权导致腐败。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存在弊端，这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

法国的孟德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主要就是公共权力与金钱、物质、美色等的交易，公共权力成为腐败者谋私的手段。权力的运行需要制约和监督，监督是制约权力、抵制腐败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廉政建设的落脚点就是要要放在规范权力的运行上面，建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权力制约的内在依据在于权力源泉的人民性。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跋扈，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规章制度不健全或不严格执行，决策、人事、管理缺乏公开和透明度，特别是对这些单位的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这些领导腰杆又不硬，反过来又放任下属违法违纪，甚至暗中为其牵线搭桥，使腐败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人事升迁任免权，行政审批权，资金发放权等，大到官吏的荣升贬谪，小到百姓的油盐酱醋，都受“公仆”的干预、影响。一些当权者，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唯我独尊，专权擅断，压制民主，践踏民意，脱离人民，由“公仆”变成“老爷”。搞“一言堂”，“家长制”，特别是在决策上缺少民主性和透明度，许多腐败事情由“暗箱操作”、“权力黑洞”产生的，或只有圈内的少数亲信知道，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的屏障，权力寻租，索贿受贿，权力达到了最大的使用值，腐败现象产生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换，大搞裙带关系，“亲友团”控制一方。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家族网、人情网，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近几年来被揪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胡建学、李嘉廷等都是由于集中了过分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他们大权独揽，权倾一日，威震一方，胡作非为，贪污受贿，权权交易，以权谋私，以权猎色，贪图享乐，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例如，云南省委原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就是一个腐败分子，收受邹某某等9人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共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与有夫之妇徐某某通奸，并利用职权为徐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纪周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我们国家中不断滋生的腐败现象，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湛江特大走私案、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烟台“11.24”特大海滩事故，层出不穷的“豆腐渣”工程，甚至长江三峡工程，长江大堤抛石护堤工程，这样百年大计的“生命”工程，竟然有偷工减料严重事件，使工程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腐败现象正吞噬着党和国家健全的肌体，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干群关系，毒害了人们的心灵，污染了社会风气，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腐败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它是寄生在国家健全肌体上的毒瘤。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利剑向腐败现象进行不懈怠地斗争。

二、加强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

首先，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开展理想信念和法制教育，引导大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利益观，真正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腐败。

应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发生，应建设各个环节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范操作程序，制止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特别是对重大决策，必须坚持集体讨论决定和公开办事的原则，增强权力行使的透明度，充分发挥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制约作用。同时，应加强财务管理，实行财务委派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财务监控，坚决取缔小金库，从源头上铲除滋生粮食腐败的温床。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向腐败分子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狠抓了一批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和威慑力。反腐倡廉纯洁了党的队伍，健全了党的肌体，受到了人民的拍手称快的赞扬，提高了党的威性。但是这没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铲除腐败要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控制，只有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同时，转变政府职能，由行政命令、审批向协调、中介、服务职能转变。

一个个被揪出的腐败分子，他们不是先天就具有“腐败因子”，他们大都有一个艰苦的成长过程，有一个艰难的奋斗史，有绚烂多彩的创业史，他们也曾有许多璀璨耀眼的光环，他们为什么由一个“明星”、“功臣”脱变为一个令人唾弃的腐败分子呢？也许你可以说，封建残余思想，特权思想，资产阶级的享受思想等，不一而足，为什么一沓钞票、一根金条、一座洋房、一句许诺，一个情人，就把他们拉下水了呢？为什么不从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上铲除其根源呢，腐败分子“腐败”后才被制裁，对个人和国家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如从“源头控制”，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和制约机制，科学地调控权力的运行，那可以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

因此，我们反腐败要从根本上、制度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产生的土壤，建立一个健全的权力产生机制、权力运行机制、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产生、运行的规范，对权力行使的制约，对权力滥用的监督。使腐败现象失去滋生的温床，把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加大对现行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增加决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他切中肯綮地指出：“克服特权思想，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长期性”。

我们从根本上反腐防腐，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要从健全完善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入手：

① 建立完善的完备、科学的人事任免制度，公开竞争，择优录取，精选优秀人才。任人唯贤、唯能，杜绝任人唯亲，跑官、要官的行为。建立完善公平、公开、民主选拔、选举公务员、官员制度，使德才兼备的英才脱颖而出。建立完善公务员的考试、考核、奖惩、晋升制度，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

② 建立完善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权。杜绝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的温床，监督和防犯行政审批中可能产生的腐败行为。

③ 建立完善公务员、官员生活保障制度。高薪虽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但提高了腐败的成本。举个例子，我们给公务员一辆“奥迪”，行贿者给一辆“夏利”，肯定不会产生腐败。高薪养廉目前不现实。高薪与经济状况是相关联的，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很高的高薪。另外，高薪的标准是什么，说不清。公务员的收入是与地方财政相联系的，而现在各地方的财政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势必导致薪水的不平衡，这种差异是暂时无法消除的。当然，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是可以实行“高薪”的，以后的趋势也会是“高薪养廉”。

④ 建立完善信息的保密与公开制度，增加对决策的监督和决策的透明度。

⑤ 建立完善公务员、官员轮换、回避、任期制度。

⑥ 建立完善民主评议制度。

⑦ 建立完善群众检举、监督制度。

⑧ 建立完善财产登记、申报制度。

⑨ 建立完善重大事项的公开制度。

⑩ 建立完善弹劾、罢免制度。

增加政治的民主性和决策的透明性，切实保证人民的参政、议政权、监督权，并切实以上制度的贯彻实施，必然有效地防范、遏制腐败。正本才能清源，“欲流其远者，必浚其泉源，欲求草木之长者，必因其根本”。从制度上保证不能腐败。把腐败现象消灭、抑制在萌芽状态，决不使其滋生、蔓延。

三、依法行政是反腐败的关键

我们社会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与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没有切实实行依法行政的重要关系。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和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甚至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干些专横非法的事。好大喜功，好阿谀奉承，好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唯我独尊，大权独揽，高高在上，目无组织，目无党纪国法，权力欲膨胀，特权思想严重，办事缺乏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凡事由长官一人说了算，写条子、打招呼、办事缺少公开性、透明性，搞“暗箱操作”，导致徇私枉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腐败现象就产生了。

邓小平指出：“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很少。解放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他指出了我们的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缺少法治理念，以人治代替法治，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过分集中，如果领导的品德存在问题的话，腐败现象就随之产生了。

我们必须运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来制约权力、防治腐败。邓小平在反腐倡廉问题上，提出了用法制手段。在廉政问题上，他讲到“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做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现在实行依法治国，重要的是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制约权力。（1）依法配置权力资源。建立稳定的合理的权力制度，建立国家机关的工作范围和责任制度，使国家机关权限分工、权力取得规范化、法律化。（2）依法制约权力主体。使权力行使者受到制度和法制的规范和约束，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轮岗制、民主评议制、选举制。邓小平指出：“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的。”（3）依法监督权力的运行。依法建立权力运行的监控制约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审议、质询等方式监控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专权。（4）依法监督矫正权力的滥用。对权力滥用，以权谋私者，通过弹劾、罢免、撤销、制裁的方式来矫正权力的滥用。邓小平指出：要健全领导制度、规范权力制约活动，“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轮换制度”，设置罢免制度，他指示“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

依法行政是保证我们办事的公开性、公正性、民主性，有效地防范腐败的产生的关键。官吏的任免、选举、重大事项的决策、重大项目的招标、投标等必须按照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进行，向社会公开，增加公众参与性，保障公民的参政权、知性权、监督权。防止官员的专断擅断，防止“暗箱操作”，防止程序不公可能产生的腐败现象。

四、加强司法监督是反腐败的后盾

以严厉法律的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慑于法律的威严使欲贪污腐败者不敢贪。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发挥党纪国法的特殊预防功能。不仅对涉嫌犯罪者要一查到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规经商等违反党纪政纪者也要从严惩处，决不姑息。应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全面的清理检查，可采取公告形式，督促投案自首，鼓励检举揭发，从而震慑犯罪分子，纯洁干部队伍，坚决堵住腐败这一黑洞。

五、加强社会监督是反腐败的保障

权力的运行受到社会的监督，可以有效防止权力运行中产生的专权擅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社会监督包括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发挥第“三只眼”的作用，使腐败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法国的孟德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的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权力的运行需要制约和监督，监督是制约权力、抵制腐败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权力制约的内在依据在于权力源泉的人民性。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跋扈，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腐败的核心问题，表现为权力的腐败，而决策又是权力的核心源泉，加强对决策权的监督，制约，又是反腐倡廉的有力举措。

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到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应发挥从大、纪委、行政监察、司法、新闻、舆论及人民群众等对各级各部门政府决策的监督作用，建立环境与发展重大决策的监督机制。

监督的主体可分：①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②国务院对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地方政府对其各职能部门的监督。③人大及其常委政协会对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督。④人民群众的监督、检举。⑤新闻媒体的关注、监督、评价、批评。

监督的方式有（1）来信来访，（2）批评、建议，（3）检举、揭发、举报，（4）公众听证会，（5）控告，（6）审诉

决策监督是行政监督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对决策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科学性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国家权力机关及领导的决策行为的合法性、科学性、公正性、清廉性的监督。决策中，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反映群众的呼声，是否符合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群众监督是促使政府和官员清正廉明、高效的有效手段和措施，是政府和官员行为的一面镜子，充分发挥监督手段有效防范、遏制、揭露腐败现象。全国的67%的反腐案例都是群众揭发检举的，群众监督在反腐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一些违法现象进行曝光，起了很好敲山震虎的作用，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许多报刊在反映社会的光明面的同时，也敢于揭示社会的阴暗面，起了鞭策、监督作用。

不庸讳言，我们的监督存在不力的一面，广州市就“对该市领导干部廉政监督是否有力”进行调查，认为监督不力的占67.4%。监督不力的原因有很多：（1）不敢监督：腐败分子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势力网、权大势众，根深叶茂，怕“斗”不过，怕打击报复。（2）不能监督，群众不知情，没有真凭实据，监督无门。（3）不愿监督。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4）不会监督。不知用法律手段，采取正当程序检举、监督腐败，只是发牢骚，闹情绪。

我们的监督制度有待于完善，要切实保护监督人的合法权益，增加行政的透明度、公开性，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决策的公众参与性，让群众监督、防范腐败。陈毅诗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加强监督，使腐败分子处于天网恢恢之中。

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回(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诸君如何跳出历史兴衰存亡的周期率支配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民主监督，人民监督政府，政府不敢懈怠，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但长久以来，民主监督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监督弱乏力、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就会产生权力滥用，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

在新时期下，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断完善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人事任免制度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切实实行依法行政、增加决策的民主性、透明度、保障人民的参政权、监督权，使腐败现象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邓小平的新闻思想 篇5

邓小平一出来工作, 他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就是错综复杂的, 他需要对国际局势和国内状况作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集中精力, 首先破除“两个凡是”, 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让思想冲破牢笼。他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从思想路线、理论原则上奠定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

1.1 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对世界格局最好的总体把握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继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之后, 对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的又一重要理论概括, 对我们正确把握世界局势, 研究对策, 提供了最好的判断标准。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 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东西问题。”“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但是, 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 我看这个问题就是世界发展问题。”这就是说, 当前, 不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种战争与革命的形势, 只有顺应潮流, 争取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1.2“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国情的透彻分析

如果确立“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对世界格局的最透彻分析, 那么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则是对中国国情和所处历史地位的科学分析, 是对四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它正确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 用新的观念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1981年6月, 在小平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第一次正式使用“初级阶段”。1982年9月, 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物质文明不发达”。1986年9月, 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再一次进行了阐述。党的十三大, 首次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并把它作为十三大报告的立论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包括两个含义:第一, 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 一切都须从这个实际出发, 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初级阶段的理论, 不仅为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找到了钥匙, 同时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初级阶段理论是在新条件下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坚持这个理论才能保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2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2.1 确立一条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早在1978年, 小平同志就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同时最早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 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深刻地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围绕这个中心, 决不能干扰它, 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 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之后, 他在多种场合, 反复强调一个中心, 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到1987年1月他完整地明确地同时提出了“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观点, 并强调两个基本点是互相依存的。两个基本点不是简单的1+1的关系, 是互相制约、依存、贯通、促进的对立统一关系, 无论忽视哪一个基本点, 都将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 直接破坏“一个中心”的实现。因此, 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改革开放, 强调“两手抓”,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 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小平同志特别强调,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 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即使是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的时候, 他仍然“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不要惊慌失措, 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 没有了, 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其核心就是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 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 只有这样, 社会主义建设才能不断推向前进。

2.2 实现三个伟大历史性转变

2.2.1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同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目标。工作中心的转移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一场新的革命, 就其实质而言, 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 同时相应地变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 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了真正完成工作中心的转移, 使经济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根据小平同志的建议, 在全会决议中提出了,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到1980提12月, 邓小平明确把这个思想概括为“对外开放”, 接着又提出“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2.2.2 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邓小平同志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特别是七八十年代, 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 进一步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而且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学说,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学说。揭示了科学技术作为重要变革力量对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家振兴,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反映了邓小平对时代特点所作出的敏锐把握。在这个基础上,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提出了“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 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江泽民同志曾这样评述第二次战略转变, “如果说, 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保证了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那么我们把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必将保证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 同时将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2.3 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为了使经济建设有一个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 邓小平同志不囿于传统的生产关系理论, 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1990年底, 他又强调, “必须从理论上搞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 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没那回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得要。不搞市场, 自甘落后, 连世界信息都不知道。”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 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观点。他一再强调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尤其强调, 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能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 而只是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的机制或手段。他的这些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现代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动态形式的理论, 为十四大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我国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所有成绩的取得, 都雄辩地说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 的确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 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 它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35-36.

邓小平的新闻思想 篇6

一、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对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启示

(一) 邓小平关于“消除民族隔阂, 形成民族团结大家庭”思想的论述

在邓小平的民族团结理论中, “消除民族隔阂, 形成民族团结的大家庭”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1950年, 邓小平就指出:“在中国的历史上,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虽然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交往和相互影响, 但是,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 甚至对被统治民族采取屠杀政策, 造成了各民族间尤其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很深的隔阂。”因此, 邓小平指出:“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 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

对于如何搞好民族团结, 消除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问题,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采取措施, 使少数民族相信, “在政治上, 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 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 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 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 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也就是说, 邓小平认为, 要搞好民族团结, 首先要消除民族隔阂。而要消除民族隔阂,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这方面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只有诚心诚意、切实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 才能使他们在心理上消除对汉族的戒备, 消除彼此的隔阂。

(二) 周恩来关于“消除民族隔阂, 实现民族团结”的论述

周恩来在阐述其如何实现民族团结时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 如果不把历史上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制度、民族之间的不平等等痕迹彻底除掉, 就很难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而要消除这种痕迹, 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 必须认识并做到以下五点:民族无优劣之分, 对少数民族应当平等相待;消除民族间在经济文化上事实上的不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汉族要自觉, 严于责己;汉族对少数民族要采取还债的态度。

(三) 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对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启示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周恩来民族团结实现途径思想几乎涵盖了邓小平所阐述的如何实现民族团结的全部内容。无论二者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在论述上有何字面差异, 究其根本都是要使少数民族相信汉族会真心帮助他们, 让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得到切实的发展, 拉近与汉族的距离, 从而消除隔阂。

二、周恩来民族经济繁荣思想对邓小平“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经济保证”思想的启示

(一) 邓小平关于“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思想的论述

在邓小平的民族团结理论中, “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 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因素固然也起作用, 但其中, 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邓小平对于民族团结的分析, 认为只有实现经济现代化, 才是发展和巩固民族团结的基础, 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1.邓小平首先指出:搞好民族团结, 必须首先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而唯有如此, 才能进一步搞好国防建设。邓小平一再强调:抓住机遇求发展, 不仅是汉族, 少数民族也必须得到发展, 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 同时也是多民族国家。我们有55个少数民族, 这些民族的人口总量虽然占全国总人口不足10%, 但居住面积却占到中国总面积的60%以上。最值得一提的是, 少数民族地区拥有大量的丰富资源, 这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意义重大。而且, 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 有30多个民族居住在边疆地区。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2.1万公里, 这其中1.9万公里有少数民族居住。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甚至是跨国界居住的。因此, 少数民族地区是否稳定直接影响着国防的稳固。而只有让边疆少数民族的人民富裕, 经济发展, 才能搞好民族团结, 从而稳定边疆秩序, 巩固边防, 一心一意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取得阶段性进展, 起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民族关系。为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必须搞好民族团结、维护国内稳定。邓小平指出,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但不得不说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经济差距仍然比较大, 而且有持续加大的迹象。近年来民族间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隔阂, 究其原因正在于此。而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会任由这种民族隔阂继续发展下去的。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 即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 也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少数民族和汉族两极分化严重, 就会导致民族和区域矛盾增大, 从而会致使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加深。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前提, 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的繁荣。如果要实现全中国的共同繁荣, 就不能忽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有实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繁荣, 才能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稳定。如果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得不到发展, 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况, 民族关系就会遭到破坏, 从而能影响民族团结, 导致社会不稳定, 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都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江泽民所指出: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是整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没有西部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就无法达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首先要发展西部地区, 只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发展, 整个中华民族才能繁荣富强;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 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实现。

因此,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不仅关系到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 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最终实现。

3.邓小平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它主张:在现代化进程中消除民族隔阂, 从而缩短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经济上的差距, 从而实现民族的大团结。他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 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 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邓小平上述观点说明, 努力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发展各民族的经济、文化, 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 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联系。最终达到江泽民所说的“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 各民族人民要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关系。

(二) 周恩来关于“民族经济繁荣思想”的论述

周恩来在论述其“民族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时首先指出:发展民族经济是实现各民族平等的根本途径。他指出:“衡量各民族是否平等的最重要标准其实就在于经济上是否平等, 如果汉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少数民族, 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 所以, 要实现各民族真正的平等。首先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少数民族贫困落后的面貌, 从而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 就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他认为民族经济的繁荣是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 因为各民族的繁荣是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他认为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最重要的和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既要实现各民族在政治、法律、社会上的平等, 又要使各民族得到发展、繁荣。而为实现这个目标, 就要帮助各民族繁荣经济。接着, 周恩来还指出:各民族繁荣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需要。他认为, 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应该由56个民族所共有,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因而, 新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就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反过来, 不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实现各民族的发展繁荣也是不可能的。可见, 建设强大的国家和各民族的发展繁荣是相辅相成的, 缺一不可, 不能突出强调问题的这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任何一方, 失去了对方, 也就难以存在和实现, 这是必须明确的。

其次, 周恩来指出少数民族的经济繁荣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的需要”。他认为只依靠汉族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虽然“汉族人口多, 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对较高, 但可开垦的土地面积不多, 拥有的资源也没有少数民族地区丰富;但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少, 技术不够, 没有汉族的帮助也无法顺利开发其资源。因此, 少数民族必须和汉族携起手来, 共谋发展, 从而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接着, 周恩来还指出发展民族经济有利于民族团结。他认为要消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距和隔阂,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展民族经济, 丰富民族文化。而这需要每一个中国人, 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奋斗才能实现。

最后, 周恩来还强调了发展民族经济对巩固国防的重要作用。周恩来指出, 少数民族地区多地处边疆地区, 这种特别的地理条件就决定了巩固国防要依靠少数民族人民。而要使少数民族人民自觉地保卫边疆、巩固国防, 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其民族经济, 使他们赶上或接近汉族发展水平, 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三) 周恩来民族经济繁荣思想对邓小平“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经济保证”思想的启示

从以上这些论述可以看出, 周恩来是把发展民族经济作为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来论述的, 而这也是邓小平“民族经济现代化”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周恩来认为发展民族经济对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目标、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巩固国防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些论述几乎涵盖了邓小平“民族经济现代化是各民族团结的经济保证”思想的各个层面。

参考文献

[1][2]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文选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4:162.

[3]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3:364.

[4]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186.

[5]江泽民.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

[6]不信教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309.

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 篇7

我国属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粮食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人多所以存在着大量的粮食需求, 并且每年都在以一定的速度增长。1986 年针对全国粮食产量连年下滑的局面, 邓小平提出粮食问题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 粮食问题具有重要的地位, 要采取改革措施打开农业发展的空间, 我国的粮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解决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 要坚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的指导思想, 通过不断深入的改革增加粮食产量, 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否则, 国家的安全将会收到威胁。

我国的粮食生产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基本上实现了粮食的供求平衡, 但部分地区还有许多居民群众处在温饱线以下, 需要采取措施逐步缓解。今后, 我国社会的发展步伐将会不断加快, 人地矛盾将会更加紧张, 人增地减成为不可忽视的发展现实, 我国粮食供需的缺口也会不断扩大, 粮食进口量会出现攀升。

二、农业两个飞跃论

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构想于1990 年3 月提出, 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 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总趋势进行了重申。

第一次飞跃:废除人民公社,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共中央于1983 年印发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指出,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自此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正式被确立为我国农村发展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对土地推行家庭承包制, 改变了以往农业发展大帮哄的情况, 农业经营不再采取高度集中和统一的模式, 该由农户家庭进行分散经营, 赋予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进行自助经营的权力, 农民拥有了独立的财产主体地位, 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改善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生产关系, 解放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力, 促进了农村建设的跨跃式发展, 为国民经济的复苏和改革奠定了稳定基础。

第二次飞跃:发展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在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发展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对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户的人均土地规模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最小的, 随着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 土地规模也将会不断集中, 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是社会进步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在规模经营的发展过程中, 要保障农业的生产效率不降低, 即促进土地资源向拥有较高使用效率的农业经营者手中集中, 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

三、科教兴农论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引导我党干部队伍走科教兴农的道路。邓小平的上述论断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依靠科学和尖端技术解决农业长远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是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点的核心内容, 阐明了科学技术在促进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拥有的重要的地位, 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武装农民和农业, 才能找到农业长远发展的出路。

四、共同富裕论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阐述了对城市与农村关系的重视。1975 年邓小平指出工业区和城市去要帮助附近农村地区发展小型工业, 既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也可以改善城市地区的副食供应情况。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具有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作用。邓小平在经济改革和农村建设过程中,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先行致富, 最终带动其他人民群体实现共同富裕。对于改革实践中出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 邓小平采取了客观和辩证的分析方法, 邓小平认为农村或城市部分群体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先行致富是正当的, 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 因此先行发展起来的地区或群体要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对于发展滞后的部分地区或个人给以示范和引导, 带动其他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五、农村可持续发展论

“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虽然未曾明确出现在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众, 但其提出的许多观点和主张都表达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意图。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 我国采取了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优先发展重工业, 但由于未能与我国的实际国情有效结合, 结果并不理想, 甚至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 人们的生活条件也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上。我国虽然地大物博, 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我国人均拥有的资源数量并不乐观, 高投入、高污染、高资源以来的发展模式显然在当时是难以为继的。针对上述情况,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班子对当时的局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且警告全党干部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 我们不能盲目照搬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验, 只有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牛斌.科技兴农工程的实践与经验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 2008 (06) .

[2]高万龙.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J].中国科技论坛, 2007 (08) .

[3]杨美英.论农业科技创新的实现途径[J].安徽农学通报, 2007 (09) .

[4]方运战.试论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01) .

邓小平人才思想的四维审视 篇8

邓小平人才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孕育、发展、成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沃土,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密切相关、紧密相连、共生共荣。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者,他以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政治智慧把人才问题提高到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实践为邓小平人才思想的孕育、发展、成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为战略思想体系的“集大成”作出巨大贡献。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P284邓小平人才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社会最伟大实践实际和改革开放这一当代中国社会最显著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才工作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聚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课题,以人才为核心、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而形成的系统的思想理论观点,它深刻地回答了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有关人才和人才工作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就围绕其核心精神、主要原则、根本标准和基本目标这四个维度作审视解读。

一、核心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核心精神,是邓小平同志对人才问题认识的高度概括。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更有甚者,将考试交白卷者吹捧为“反潮流英雄”,这些在今天看起来都是可笑的……为此,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这种蔑视知识、摧残人才的错误思想和荒谬做法,曾经多次义正词严地予以坚决驳斥,态度鲜明地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P41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就指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也)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1984年10月,他在针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意见时特别强调,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和能不能用人才;1985年3月,他又在参加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明确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也是)我最关心的是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

今天,漫步在由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回顾邓小平人才思想发展历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总是反复地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于人才。在今天看来,唯有经历过那场对知识和人才进行过残酷摧残、无情打压的历史浩劫,才会真正体会到邓小平的良苦用心。邓小平同志对人才抱有深厚感情,将人才置于决定事业成败的最高位置,严厉批驳贬低知识、贬低人才的论调观点,并且用实际行动驳斥“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荒谬观点,更是在不同时间和场合代表中央对过去一段时期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予以最明确的澄清说明,并进一步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号召全党全社会要从根本上牢固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才观点,而且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切实采取实际行动,努力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和社会地位,积极为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发展开辟道路。此外,邓小平人才思想的这些观点,对当时教育、科技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起到重要作用,也为后来的人才强国战略的正式提出和最终确立奠定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中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口号,可谓是家喻户晓,也深深地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站在当下的历史坐标点上深情回望历史,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邓小平同志把人才问题提高到“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兴衰、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能否顺利实现”的战略高度,对过去的错误人才政策进行坚决、彻底的拨乱反正,并身体力行地贯彻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核心精神。

二、主要原则:“大胆提拔,放手使用”

“大胆提拔,放手使用”是邓小平人才思想的主要原则,是邓小平同志对人才使用原则的精炼总结。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2]P95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特别强调要“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总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说”[2]P324,同时他还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组织路线问题,虽然新的人才培养任务很多且艰巨,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由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决定的,(并进一步说明这)并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来潮提出的问题,并要求全党要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观念,(积极)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为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提供便利条件,而且(要求)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绝对)不能停留在嘴巴上说(而行动上不去落实),并且希望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快点提拔上来,(同时,提拔干部要注意节奏)提拔干部(既)不能太急,但是(也不能)太慢了,(慢了)也会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而且)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要积极创造条件给特别优秀的(干部人才)搭个便梯使他们越级上来,并殷切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干部人才)这个问题上要有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此外,邓小平同志还把“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作为衡量领导者成熟的一大标志。邓小平同志这些思想观点可谓是满含深情、掷地有声、意味深长,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邓小平同志那种开明的人才观念和豪放的用人风格,就是一旦看准了人,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更不要怕人家没经验、办不好事、压不住场,而应该充分相信这些(干部)人才,“大胆提拔,放手使用”,不失时机地把这些人才提拔到合适的岗位上来,创造出好的人才工作环境氛围,让各类人才在岗位上尽情发挥才智、得到充分锻炼并尽快成长起来。

三、根本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根本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大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加速推进、加快发展对人才形成巨大而迫切的需求,但在实际工作中,人才特别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严重老龄化等问题十分突出,人才的数量、知识结构、专业水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形成诸多制约,这种制约束缚随着形势的发展日益突出严重、迫切需要打破。因此,面对这种现实形势,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鲜明地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加以保证,并进一步指出人才(特别是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的前提和基础)首先是要革命化,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明确强调革命化主要是指人才(特别是干部)队伍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品德和思想作风,具体来说(就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才特别是干部的革命化就是要求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有践行党的宗旨的意志、决心、勇气和行动,具有无私奉献精神,为人清廉、勤政爱民,公道正派,这些都是衡量干部革命化程度的主要标志。此外,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P326这进一步确认人才干部队伍的革命化是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根本前提和首要条件,只有坚持革命化,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保证国家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因此,干部队伍建设必须是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去(追求)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强调德是革命化的根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才进一步突出强调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问题,具体来说,“年轻化”主要指干部的培养要注重选拔年富力强、具有旺盛精力和强健体魄并且能够适应艰巨繁重的工作,“知识化”就是要求新时期干部选拔要聚焦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较强的学习创新能力的人才,而“专业化”则是立足于工作岗位的专业性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拔精通本职工作的干部,力求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人才“四化”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深刻内涵,为做好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有力指导。

四、基本目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是邓小平人才思想的基本目标。1980年邓小平同志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社题词时指出,殷切希望全国的小朋友都要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1982年他又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目标)是使我国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据此,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则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至此,培育“四有”公民“四有”新人,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成为新时期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此外,邓小平同志还进一步指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合格人才的根本路径在于科技教育,并旗帜鲜明地强调要把科技教育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审时度势地提出着眼于人才培养和国家发展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的著名论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明科技教育的育人树人功效作用,育人树人,人才培养目标就是要符合“四有”基本要求。邓小平同志把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放置于推进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来审视,明确教育的基础性地位、科技的关键性作用和人才的根本性保障,中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必须依靠各类专业人才,人才培养的突破口又在于科技教育,因此,培养人才需要以“四有”为目标导向和价值取向,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由此科教地位凸显、人才作用重大,因此,“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便成了国家毫不动摇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措施。

邓小平同志在人才领域建树颇多,但是就人才论,他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还是在于其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推动全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主动转变人才观念、牢固树立人才意识深入提炼人才观点、积极修正人才主张、扎实深化人才认识,并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的创新发展,形成邓小平人才思想。邓小平人才思想这笔宝贵思想财富是值得倍加珍惜、深入发掘和继承发展的,人才问题决定民族复兴伟业的前途命运,这为在新形势下研究邓小平人才思想绘就最好的时代大背景,因此,当前,深刻领会、准确把握邓小平人才思想,有助于更好地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发展,继续脚踏实地抓人才工作、真抓实干谋人才发展,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更可靠的人才保障和奠定更坚实的智力基础。

摘要：邓小平人才思想,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片沃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由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推进、深化发展,邓小平人才思想赋予了更大的理论价值和更多的时代内涵,具有指导实践发展的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的现实需要,文章选择从四个维度进行审视解读:一是核心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二是主要原则:“大胆提拔,放手使用”;三是根本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是基本目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人才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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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程旭惠.论邓小平人才思想与“人才强国战略”[J].前沿,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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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袁梅.邓小平人才思想探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10).

邓小平的新闻思想 篇9

关键词：南方谈话,改善民生,社会主义本质

1992年春, 邓小平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城市视察, 沿途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这次关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富有战略意义的谈话蕴含着邓小平的民生思想, 也直接体现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改革开放的动力、发展经济的战略等内容之中, 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及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思想资源。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民生思想的总体框架

邓小平历来高度关注民生, 他在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论述中都包含着丰富的民生思想, 南方谈话一开始就尖锐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 (1) 整篇南方谈话就以这些内容为主线展开的, 并从理论高度上构建了改善民生的总体框架。

1. 社会主义本质是改善民生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依据

他在南方谈话中, 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 这一概括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首位。其次,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保证。并突出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 邓小平始终把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 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认为离开共同富裕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了。

2. 改革开放是改善民生的基本途径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 促进了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3) 讲话对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改革开放是改善民生的基本途径作了充分肯定。既大力推进改革发展, 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 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 在改革发展中促进社会稳定。

3. 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直接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 邓小平就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4) 经济发展是富民之本、强国之基。在南方谈话中, 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邓小平认为, “低速度就等于停步, 甚至等于后退”“但也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 要扎扎实实, 讲求效益, 稳步协调地发展”。 (5) 一是防止片面强调经济发展, 只重视积累和投资, 忽视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应从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目的出发去谋求科学发展。二是防止不顾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 片面提高居民收入, 提出不切实际的收入和福利标准。 (6)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民生思想的现实意义

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民生思想, 挖掘“南方谈话”深刻现实意义, 不仅是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而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 必须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是指既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 又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既要抓好党风建设, 又要抓好社会风气建设, 等等。这其中社会风气建设也包括了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7) 这些论述表明我们党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内涵方面的认识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丰富。

2. 必须认识民生问题是当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着力点、结合点和交汇点, 既体现党立党为公的宗旨, 又是党执政为民能力的检验尺度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 人民才会相信你, 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老百姓不答应, 谁就被打倒。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给人民带来了好处, 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8) 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9) 这些执政思路的提出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 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3. 必须深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认为, 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来说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立足基本国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0) 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 邓小平的民生思想, 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而且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民生思想引发的新思考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民生思想为指引, 以十八大报告中民生思想为依托, 从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 借鉴以往改善民生的举措和经验,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举措:

1. 新增就业渠道, 就业是民生之本

从就业方面来看, 我国人口基数大, 需要就业的人口多。近年来, 毕业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大军是两大直接面临就业的群体, 这个群体一年又一年地在增长。与此同时, 就业岗位却没有得到大的增长, 就业难也就随之而来。现阶段需强化促进就业的责任, 实施积极就业政策, 建设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 不断新增就业渠道和就业援助, 以落实十八大报告中规划的“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的目标。

2. 形成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社保制度是民生之依

从社会保障方面来看, 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 我国几乎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 由于意识到将来各种问题的出现, 国家政府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适当提高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稳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水平。病有所医, 形成以低保制度为核心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 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等等。确保完成十八大报告中部署的“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健全全民医保体系”的战略任务。

3. 加强全方位的民政工作, 民政工作是民生之盾

民政工作是我党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 它一头连着“民”, 一头连着“政”, 充分体现着党和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民政工作内容多, 范围广, 进一步落实民政工作任务, 包括具体量化五保供养标准、基本覆盖高龄老人津贴和生活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 探索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 基本形成社会福利事业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等等。基本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老有所养上持续取得新进展”的局面。

4. 确保建成各类住房保障工程

住房工程是民生之急, 住房是人民迫切的需要, 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 解决好住房问题成为我们党的重要工作之一, 应该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 尤其是要继续实施限贷, 限购这两大核心政策。建立健全保基本、分层次、多渠道的住房保障体系, 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加快廉租住房建设, 规范和加强经济适用房建设, 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努力让人民过上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的更好的生活。

今天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民生思想, 研读十八大报告中的民生思想, 就是要坚信我国民生的改善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而不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随着民生问题的不断解决而不断地提高。这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最好纪念, 也是对十八大报告精神最好的诠释。

注释

1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人民出版社, 1993:370, 373, 371, 116, 375, 375.

2王金水.邓小平民生思想探析[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09 (1)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