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共12篇）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篇1
社会主义观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看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基础上, 又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 形成的崭新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的内容, 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具有的基本特征。
1. 社会主义本质论。
1992年,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 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 首先, 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社会发展的最普遍、最基本的规律。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首先的、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能否尽快发展生产力, 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其次, 社会主义本质论突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 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1]他还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最后, 在动态中描述社会主义本质。过去, 我们讲社会主义往往是从静态中, 用僵硬的定义, 概括出一个僵硬的社会主义概念或固定观念。这类做法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根本要求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并没有把社会主义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 而是用了五个动词———“解放”、“发展”、“消灭”、“消除”、“达到”———在动态中生动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中, 在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统一过程中, 来阐明社会主义本质及其逐步实现。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正确认识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 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客观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邓小平根据当时的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指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 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 这就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这便很明确地揭示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社会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最基本的特点。党的十三大前夕,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处在初级阶段,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制定规划。”[1]1987年, 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客观依据、基本特征、性质、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历史地位, 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为建设有中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3.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经济方面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政治方面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共产党领导;在文化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 邓小平有其独特的见解。他把原来认为是社会主义特征的东西重新分类, 一类属于基本制度、基本原则, 另一类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使用的经济手段。其中, 对计划经济的重新认识, 是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重大突破。过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曾提出过社会主义可以有商品经济,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但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前, 一直把计划经济当做社会主义固有的特征。邓小平从社会发展的一般经济规律出发, 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 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2]“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在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中, 他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中国改革开放能取得巨大成功, 与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直接和重要的关系。
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 他们对整个未来社会的论述只是原则性的设想, 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论述更是不够完整、清晰。他们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 应该马上做些什么, 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3]
邓小平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用新的思想、观点,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 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
1985年10月,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代表时说:“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1]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是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1]邓小平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因为只有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 摆脱贫穷落后状态, 实现了共同富裕, 体现出了优越性, 社会主义才能“站住脚”, 才能得以巩固。
2. 坚持改革开放。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现在真正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有效地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思路。对外开放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突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 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为特色的对外开放格局。邓小平在1988年6月3日的讲话中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 不改革不行, 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走上了新的道路, 这些政策概括起来, 就是改革开放。”[1]对于改革开放, 邓小平又作出了明确的解释:“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 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1]
对于改革开放的意义, 邓小平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邓小平把坚持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出路, 认为改革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他认为,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 从而, 能够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否则,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表现不出来。
3. 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979年, 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我们要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文化建设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 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思想建设则决定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邓小平看来,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不仅有高度的物质文明, 而且还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高度的精神文明。但是, 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 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忽视精神文明建设, 出现一手硬, 一手软的情况。邓小平多次批评了这种现象, 他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 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 走弯路。”[1]
4.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979年,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 明确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命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必须做到:第一,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新型专政的统一体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邓小平认为, 相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2]。第二,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 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的政体,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 这最符合中国实际。”[1]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议行合一的原则, 同时又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这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 必须走依法治国之路。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 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2]必须确保“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2]。这些论述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另外, 也指明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方向只有是从人治走向法治, 走依法治国之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49-37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68-3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3.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篇2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我看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后，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深深地被这句话感动着。影片以访谈和追寻临时遗迹的方式，向我们再现了邓小平不同寻常的一生。纵观邓小平同志的一生，也是纵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成就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从早年去法国留学岁月，到觅雪大别山，再到三起三落；从保护科学家到恢复高考；从改革开放到深圳再演绎春天的故事以及为了高考回归与撒切尔夫人谈判，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雄才大略和政治风云中深思熟虑，不露身色，决策往往出乎常人预料的政治家风范。
----少年时代
通过观看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第一集，我们了解到少年时代的邓小平不仅聪明好学而且有了朴素的爱国思想，五四期间年仅十六的他便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了抵制日货的活动，通过比较思考他逐渐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并于1920年9月11日远赴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做苦工，艰难生活没有压垮这个有着坚定意志的少年，忍常人只所不能忍，做常人不敢做之事，积极参加共产主义事业。回想那时的我们，正无忧无虑地生活在父母温暖的怀抱中，不谙世事，尽情享受着我们的少年花样年华。由此，对于那时的邓小平，我们不得不深深地感慨，这时怎样一种爱国情怀，才让年仅十六岁的邓小平，毅然决然的踏上异国之旅，独自承担人生道路上的酸甜苦辣。----战争年代
回到祖国后，他在危机重重的大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共产党员团结一致，勇于为为革命事业献身。后来年轻的邓小平，由于他头脑机灵，工作稳重踏实被派往广西做工作，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诠释了邓小平的戎马生涯。面对敌人精良的设备与众多的人数，勇不畏惧，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以寡敌众，以智取胜。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邓小平战功卓著，充分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领导天才。
----三起三落时期
第一落一起1933年被临时中央政府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邓小平从中心县委书记第一次被打倒撤职下放，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但邓小平数次据理陈述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他在会、寻、安所进行的各项工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管他们怎样残酷斗争采取什么措施，他坚信执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正确的就要坚持。他那坦荡的胸怀，革命的智慧和胆略，不畏强权让我十分敬佩。尽管下放，但还到各个乡进行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帮助下面出主意，开展各项工作。他的这种能上能下，对中共的事业兢兢业业，忍辱负重的非凡气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夏天，邓小平就告别宁都，到瑞金当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去了。
第二落二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斗争的矛头就集中到
了刘少奇、邓小平的身上。邓小平被扣上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受到批判和斗争，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改造。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身处逆境不改其志，更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格。在改造期间，邓小平不论是数九寒天还是赤日炎夏，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暴晒，一年到头不请病假，不请事假，总是按时到厂，按时上班，从不间断，从不无故缺勤。每次，一踏进车间的大门，见到工人第一句话是：“工人同志们你们早！” 到了工作台时，便脱去上衣，挽起袖子，立即聚精会神的干活。干活时，不讲话，不东跑西走，总是直着腰，钉在工作台前，双手紧握锉刀，以标准的姿势来回的锉着零件。他看上去是那么认真，那么全神贯注。看似十分单调的劳动，可他干起来却是十分的有滋有味，毫不厌倦。经他加工的零件，没有出过废次品。这是怎样一种高尚以及让人尊重的行为。他对中共的事业是多么的忠贞不渝，尽管目前又处在逆境，但他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始终坚持不变。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复出了！西方一家媒体就此形象地称他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第三落三起 1976年，邓小平被指控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第三次被打倒，离他第二次复出仅三年时间。1976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始终乐观地相信未来的邓小平，也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又一次转机。正是他这种乐观的心态，是他一直站立在政治的舞台上，挥其所长，最终使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时期
文化大革命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小平勇于承担责任。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他以巨大的超人的胆识和勇气,为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遗路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循序渐进，逐渐打开中国的国门，加强对外经济交流，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很大程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每当我们处于十字路口的历史时刻,及时给党和人民指明正确航向的,是小平同志;每当国内外的政治风云的剧变引起人们忧虑和困惑的时候,能够高吮远瞩、玻除迷津,使大家头脑清暇、心明眼亮的,还是小平同志。
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财富，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永不放弃，执着的追求自己理想的精神。由彼及己，像邓小平一样，在我们的人生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摆正心态，面对挫折时不一味的怨天尤人，而是从中吸取教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历练自己，从而使自己更加的强大起来，这样才是真正的生活的智者。我们不仅要看到邓小平在正确领导使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国力增强等政治上的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还要看到他的坚定的信仰，执着的追求以及他的思想、做人原则、面对失败的态度等带给我们的深刻的启发。我们要学会将这些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品质合理的运用到自己的学习与工作中，乐观的面对一切挫折，并从中吸取一定的教训，但永不退缩，坚强勇敢的走下去，这样，我们一定会拥有更多人生中美好的东西，我们的人生也将会更加的精彩。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话，成事在人，而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而我们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也在于
我们自己，在现实生活做事情要从实际出发，从中引出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做到按客观规律办事。
看完纪录片，那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久久的在我的脑海的中。。。
观
小
平
有
感
邓
组员（分工）：
洞观邓小平逝世十年后的中国 篇3
“猫论”的历史贡献
十年前逝世的邓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1962年 7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包产到户”时引用的四川谚语。后来被讹传为“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文革”中更被冠以“猫论”的罪名而遭批判。邓的形象从此与猫结下不解之缘。
“文革”结束，邓小平二次复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务实的“猫论”被提升为治国方略。邓小平脚踏实地，朝着现实目标探索前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口号应运而生。
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最大贡献，在于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结束了那场随时“触及灵魂”的革命，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转移。他以快刀斩乱麻式的果决，使国家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推动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才有了今天经济上的骄人成就。与此同时，通过对外开放，使中国摆脱了国际孤立状态，迅速融入国际大家庭，国际外交格局也因邓小平而改观。
为推动国家的现代化，邓小平发动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坚冰，“思想解放”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响亮的政治口号。邓小平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对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同样不遗余力。在对“凡是派”的斗争占据上风后，他迅速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地位。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总设计师的遗憾
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曾力图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当时朝野的共识。但民间诉求操切，僵硬的意识形态则不时吹动寒流，迫使邓小平在执政地位与政治改革之间作出抉择。不按指令捉“老鼠”，当然够不上“好猫”。1989年后，邓小平淡出政坛。
进入90年代，当邓的改革开放路线再度受到严重挑战时，这位自称“平民”的老人拍案而起，用颤抖的声音发表“南方谈话”，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业。他以政治余热开创了一个政治学上罕见的先例，并机智地撬动经济杠杆，将全民导入一场风起云涌的经商大潮，“一部分人先富”成为当时最时尚的口号。50～60年代被消灭的民营经济再度迅速崛起。一些失意精英的政治怨愤，也从经济发迹中得到补偿。政治体制改革处于停摆状态。
邓小平在淡出政坛前作了这样的检讨：“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总设计师作为执政党领袖所表达的遗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须支付之代价。直到他逝世，未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和道德重建的任务。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历史遗产中的债务
邓小平早在20年前就认识到：“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与改革滞后造成的民主监督功能缺失，使转型中的社会逐漸失衡：“权力寻租”造成普遍的权钱交易和官场腐败；“诸侯经济”的迅速崛起，令执政党的各项政策面临“下有对策”的挑战；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种种弊端，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而日见突出。
邓小平早年受过传统和新式的教育，青年时代有着在法国工厂务工四年的履历。严格的工业化启蒙训练，使他具备了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革命家的素质，有着超越寻常的政治家眼界。对设计师而言，工业化设计的思维是缜密而务实的，目标明确，不受浪漫理想的支配，注重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和制造工艺。
与当今世界多数发达国家领导人的法学、政治学教育履历不同，自上世纪末起，中国逐步进入“工程师治国”的时代，邓的“猫论”在继任者手中持续发扬光大。历经江泽民时代之后，作为邓小平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在继承经济遗产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政治遗产中的债务。
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领导人所面临的，是大量前任及隔代遗留的问题。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依靠传统威权及法律等技术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现代化的高速列车，已不再是“技治主义”手段所能驾驭，而需引入更多的人文理念，从道德和政治层面解决社会难题。
有鉴于此，在承袭固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胡锦涛同志去年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试图以“八荣八耻”的设教，重建社会道德标尺，继而重拳出手，惩治贪腐诸侯，重振中央权威。关注民生和社会公正的举措与姿态，年来也频频出现于媒体，但基本上属于执政党自查自处。
身后的三道待解之题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互联网科技时代的来临，国际资本大举进入中国，重回计划经济的后路已断。国内市场经济化催生的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促使法律逐步健全完善，人民的财产权利意识也日益苏醒。与其说“改革不可动摇”，毋宁说已无回头路可走。
从经济民主走向政治民主，虽仅一步之遥，行进却无比艰难。如果说邓小平、胡耀邦等第二代领导人所遭遇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上层，当今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局面则要复杂得多：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科层化”的弊端尾大不掉，自中层上下，已膨胀为一种利益盘根错节、规模庞大无比的官僚体制，且不断有新生代踊跃跻入。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没有人民的支持不会成功。
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近年又出现了第二轮的“颜色革命”浪潮。所谓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无非是对执政地位而言。去年政府高层的智囊团提出“一党执政，党主立宪”等策论，也是围绕这一主题做文章。可见，足以动摇改革和颠覆执政地位的危险，并非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而是蛰伏于执政党体内。
邓小平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结束了,今后“猫捉老鼠”光靠“目的正义”和“威权利爪”不好使了，要讲究“程序正义”了。社会没有民主不会健康，改革要使大多数人获益才会成功，政治家要有历史感才可拥抱未来。
政治上实现社会民主，经济上实现分配公正，将累积的历史问题作个了断——这是邓小平身后留下的三道待解之题。
试论邓小平的社会公正观 篇4
关键词：邓小平,发展,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问题是当代世界理论发展的重大课题, 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它贯穿于我们改革开放的始终。能否实现社会的公正, 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在探索如何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 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公正观。这一公正观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公正问题, 克服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内涵
公正是正义、公道的同义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公平正直, 没有偏私”, 表达了一种人类合理性的价值追求。公正是社会处理各种关系的总原则, 是社会有序和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专门对社会公正进行阐述, 但是在他们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中却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公正思想。如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的结局部分, 是世世代代关于公正、善良、幸福的幻想的最终体现。”他们归于社会公正的论述, 构成了邓小平社会公正观的理论基础, 并且得以继承和发展,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正观。
二、邓小平的社会公正观
邓小平认为, 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不仅由于社会主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 而且在于社会主义能够使人摆脱被奴役, 被剥削的命运, 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现象。邓小平关于社会公正观的主要思想是:
1. 以共同富裕为导向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也是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集中体现。“富裕”反映了社会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拥有;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实质上是调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问题, 而这正是如何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
邓小平将这一基本思想概括为两条:“社会主义原则, 第一是发展, 第二是共同致富。”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 才能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逐步得到满足, 才能创造极大丰富的社会产品, 消除阶级存在的物质前提, 从而彻底消灭剥削,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公正观, 体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基本精神, 表明了只有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相互统一基础上, 才能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
2. 以公平效率为核心
所谓效率, 就是人们对经济、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有效配置。而公平在政治学上则表现为一种权利和目标尺度, 具有公正、正义、平等的含义。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 其统一也是邓小平社会公正观的核心。
在邓小平看来,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中, 效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必须贯彻效率优先的原则, 为了发展生产力, 必须提高效率。为了提高效率, 邓小平主张在分配上应允许人们存在差异, 鼓励人民多劳多得。但是, 邓小平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 决不意味着他忽略兼顾公平的问题。他认为, 政策只有兼顾公平, 才是人民所期望的结果。所以, 他强调政策追求高速发展的同时, 不能够以造成两极分化、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为此, 制定政策使“先富”带动“后富”, 体现再分配当中的公平原则。
3. 实现社会公正要始终坚持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
邓小平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无论是他的“三步走”战略, 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其根本出发点都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他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我们党坚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 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并在实践中确实地给人民带来富裕和幸福, 因此, 我们党终于在各种风险面前站稳了脚跟, 执政地位日益巩固;坚持以不断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目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才能更好地实现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实现社会的公正。
三、邓小平社会公正观的指导意义
1. 实现社会公正要加强法制和监督
根据邓小平社会公正观, 我们深刻认识到, 要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 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法制。如何加强法制建设?我们认为可以从下面几方面进行努力:
(1) 重视“依法行政”这一环节。在现阶段, 虽然我国已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但是我们不应当只是倡导“以法为重”, 我们也应该强调执法为重。为此, 我们要加强执法干部的法制教育, 特别是要让他们从被动的接受到自觉学习的转变, 使他们做到“三不”:不敢贪——贪了会有灭顶之灾;不愿贪——贪了就会损失惨重;不能贪——疏而不漏, 无空可钻。
(2) 加强监督系统的建设。突破监督难点, 完善监督形式。比如, 给监督职能部赋予一定的实质的权力;重视每一个监督的环节, 做到事前决策性的监督和事后惩罚性的监督为一体;鼓励像信访制度、舆论监督等各种各样的监督形式, 通过建设监督系统, 加强监督力度。
(3) 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法制观念。首先要加大法律条文的宣传力度, 使法律就、走进普通老百姓身边。其次, 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工作程序, 使老百姓了解其操作程序, 在遇到问题时也熟悉准确地找到相关的职能部门。最后, 要多鼓励法律的专业人士瞎想, 为老百姓提供法律咨询及援助, 使普通民众也能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2. 实现社会公正就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这种现状背后也是社会公正的缺失。如果我们不积极采取措施, 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这显然与邓小平社会公正观是相违背的。因此, 当前要扭转这种不公正现象, 必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具体来说, 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在城镇, 确保各种所有制、各种用工形式的职工, 特别是农民工都能享受社会保险, 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在农村, 逐步推广和普及以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
(2) 要进一步筹措社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险基金应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合理支付, 并逐步使基金的筹措和管理实现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3)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进行调节, 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4) 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社会保障的所有内容, 如基金、待遇、享受条件、管理等, 必须由国家颁布法律统一规定。社会保障不应该是企业和单位的, 而是社会化的。
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决不会是邓小平社会公正观所允许的, 所以, 必须尽一切可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的公正稳定。
3. 实现社会公正要注重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现阶段, 我国要想取得社会的和谐, 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就要注重改善人民的生活, 解决人们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实现社会的公正。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下面几方面进行努力:
(1) 关注并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目前, 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还存在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国家应该采取措施, 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多方面采取措施, 实行保障城镇困难居民基本生活的政策, 如推行农村税费改革,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等。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帮助和解决这部分居民的实际生活困难, 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
(2) 扩大就业。我国由于城镇化水平较低, 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求向城镇和非农业转移, 使得就业压力增大, 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更加严重。因此, 要努力开辟就业渠道, 千方百计地增加就业, 同时积极主动地引导人们转变就业观念, 鼓励创业和自谋职业。
(3) 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 努力增加低收入阶层, 特别是尚未解决温饱的群众的收入, 帮助他们克服困难。邓小平的社会公正观具有丰富的内容, 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社会公正观,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 我国构建和谐社会, 这正是对邓小平社会公正观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只有始终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的社会公正观, 才能化解社会矛盾, 让社会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1~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赵智奎.邓小平前言问题研究[M].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4第一版.
[3]秦宣.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4]列宁.列宁全集 (32)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观《邓小平》有感 篇5
小时候，就喜欢听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描述了一位慈祥的老人，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邓小平。
《邓小平》以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历史镜头及其讲话录音，生动形象地显示了小平同志的光挥业绩和伟大理论，真实地再现了他作为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人物的革命生涯与伟人风采。影片通过一帧帧精美而又不失纪实性的画面，再现了从文革之后到九二南巡讲话这段时期的历史。通过这部影片，我们不仅走进了这位老人，也走进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走进了那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它已逐渐变得模糊。
看完此片，我进一步从感情和理性上增强了对他的崇敬、赞佩和信赖。我在观赏过程中，时时为他那独特的人格力量和远见卓识所折服。“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九四年观望祖国山河时发出的感概。看完《邓小平》这部电影，我的心情和所有观看者一样心潮澎湃，不由自主的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领导人物肃然起敬，并心生崇拜和敬仰。
邓小平不仅有雄才伟略，而且坚持真理，用于否定错误的思想，坚决拥护“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7年他在和两位有关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两个 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 始终不渝地遵循）不符合马克思主意，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更强调如果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那一年是历史 性的一年，因为许多学子都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十年文革把人笼罩在一片黑暗 恐惧之中，邓小平恢复了高考，犹如将人带出了黑暗。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话，它是邓小平提出的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 富裕，就是这样的政策才有今天有“世界之窗”的深圳，才有今天经济辉煌的中 国，所以对于“社会主义现在花建设的总工程师”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
在整个影片中，邓小平感到的是时间太短了，国家太落后了。他反复重复
这几句话，他恨不得一夜之间国家强大起来，富足起来。国家发展，长治久安，是一个民族的终身任务。危机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危机意识是一个民族保持上进不断努力的力量和基础。但这种意识不能只是领导者，必须成为民族意识。只有整个民族的意识提高了，国家才能真正强大。
简析邓小平生产力发展思想观 篇6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生产力；社会主义本质；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A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042-02
前言
邓小平理论是党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的理论结晶，是马列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中提出的标志邓小平理论雏形形成的十大经验，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标志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再到十四大的发展与丰富，最终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并将邓小平理论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邓小平理论至此已然成为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行动指南和指导思想。
邓小平理论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大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其核心，而这一核心中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两大内容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邓小平生产力发展思想观闪耀着其独特的光芒。
一、邓小平生产力发展思想观的形成
（一）邓小平生产力发展思想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它是与各个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所以，生产力是指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生产力主要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三大要素。其中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构成生产资料。
马克思历史唯物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组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形成和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因此，社会主义要想健康的发展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如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破除这种束缚，解放生产力。在很长一段的历史时期以来，我们并非不懂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只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理解更多地放在生产关系（“一大二公”）上了，从而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深刻地揭露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邓小平生产力发展思想观形成的现实基础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原有的基础相当薄弱。新中国成立时，我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是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老祖宗，从清朝末期算起，包括张之洞和蒋委员长交给我们的遗产，钢只有90万吨，机床只有8万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占90%。绝大部分是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现代商品生产和交通运输微乎其微，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科学技术几乎是一张白纸，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人口中文盲占绝大多数。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一建国就开始了经济恢复和大规模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了156项重点工程，使社会经济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但由于过渡时期只用了七年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的任务仅仅初步打下了一个基础，还远没有完成。科学文化落后的状况，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正是在这一国情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二、邓小平生产力发展思想观的科学内涵
邓小平生产力发展思想观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思维，其科学内涵主要体现在：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有专家将科学技术同生产力各要素的关系，用下列公式表示：
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
上述公式表明，科学技术不仅是现实的直接生产力，而且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具有特殊地位。科学技术的乘法效应，有力地表达了在生产力中的首要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52年他就指出，“科学研究是一项基本建设”。1961年由他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中明确规定，“技术人员和职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5年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多次强调，“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等。1988年，他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科学地总结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1991年他还提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学说的重大发展。
（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全面展开。1986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上出现了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严重干扰了现代化事业前进的步伐。1990年，邓小平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讲道：“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2年春，他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因此，邓小平的生产力发展观的落脚点是体现在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上，即体现在共同富裕上。但需要我们认清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目标和过程的统一。一方面既要坚定不移地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用邓小平的话说，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提倡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以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同时，支持和带动另一部分人更快地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三）发展生产力最终是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
生产力有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之分。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根据邓小平提出的“科技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他的生产力发展观即是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江泽民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
通常，先进生产力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其一，高素质的生产劳动者、高科技含量的生产资料和高科技含量的劳动对象；其二，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先进科学的结合方式和管理方式；其三，环境破坏轻，资源消耗少，投入小，产出大的经济效益；其四，对社会全面发展起着积极的、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一是从生产力本身的要素看，要有高素质的劳动者、先进的劳动资料、先进的劳动对象以及劳动者；二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看，只有不断推动生产关系发展与变革的生产力，才是先进的生产力。
三、生产力发展思想观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规律的分析，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做出了未来社会将经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并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后来，列宁又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邓小平又把我国这样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说成是“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事实上的不够格，主要就是指在我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没有获得自身应有的发达的生产力基础。邓小平以我国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客观依据，将我国确定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理论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而制定出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一个中心，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建设中，最根本的就是对旧的体制实行根本性变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力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价值观念相互冲突，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发生变化的同时，我们更应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的生产力发展观，正确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主要矛盾、奋斗目标、指导方针和基本路线，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王珏.邓小平文选辅导讲座[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2][英]J·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3][英]J·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4]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司.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学习材料）[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1.
[5]汤群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邓小平生产力发展思想研究[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展 篇7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提出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 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特色, 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并不是以专著的形式而提出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就提出了“实践”的概念, 只是这时的马克思更关注的是“异化”, 并没有对实践进行专题化的探讨, 1845年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然而这一纲领并没有转化为一本著作, 而是被束之高阁, 直到恩格斯整理出版后, 人们才对这一提纲有了认识。提纲的发现被恩格斯称之为“新世界观”的诞生, 很多学者也将它看作是实践唯物主义者的诞生。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进一步深化实践思想, 但提纲已经较为深刻地提出了关于实践的各种观点。
1. 实践是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彻底批判
从启蒙运动以来, 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一直持续, 二者的矛盾似乎是无法调和的。马克思认为, 无论是机械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有缺点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以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 与唯物主义相反, 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 当然, 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精辟地分析了二者的缺点, 对于旧唯物主义来说, 他们没有将客观世界看作是实践的对象, 没有看到他们和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客观世界是机械的世界, 是没有生机、没有思想的世界, 而唯心主义则是看到了主体在把握世界时的重要作用, 而没有认识到人是通过实践活动和世界发生关系的, 因而世界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的, 认识主体并不能通过理论的抽象而忽视感性的世界, 而是应该将感性的活动本身看作是人生存的一种方式。
2. 马克思批评了神秘主义和宗教思想, 用实践的思想解释历史和生活
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影响, 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往往从绝对精神的维度来解释历史, 甚至从神学的角度解释历史, 马克思对这种思想提出了批判:“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实践作为解释历史的方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自己解释历史的方式和方法, 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马克思提出了哲学的使命是改变世界
在启蒙运动中, 法国大革命代表着法国人对自由的向往和实践, 但在德国, 哲学思想的发展则取代了革命的实践, 人们更多地关注于思想的变革, 而并不将理论用于实践, 马克思有感于此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柏拉图理想国中提出的“哲学王”只是一种理想, 那么马克思则认为哲学家应该践行改变世界的理想, 应该通过行动改变世界, 而不是只用思想被动地解释和思考世界。
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在其后的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恩格斯充分利用马克思的实践观来解释历史, 从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实践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仅是一种理论, 更是一种践行, 马克思、恩格斯用一生的政治革命形式证明着实践要求的是一种践行, 而不只是一种理论。
二邓小平理论对实践观的发展
自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来, 实践的观点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 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毛泽东同志于1937年7月写的《实践论》, 他要求人们敢于尝试和敢于实践, 可谓是对实践精神的一种很好的发挥和应用。但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没有任何参考和参照的情况下, 邓小平同志则以实践精神开创和丰富了社会主义理论, 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对实践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和补充。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 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策划师, 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着非常重要的补充。
众所周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坚持实事求是, 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坚持。邓小平同志坚持从经济基础出发来发展, 坚持改革开放, 并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方向性问题, 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1. 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 作为实践的前提
邓小平同志曾总结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 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但对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必须尊重客观的实际情况, 只有将实际情况作为发展和建设的第一前提, 才能在具体的建设中确立发展的方向和办法。根据对中国国情的判断, 邓小平提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 认为我们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来确立我们发展的方向, 基于中国的现实条件, 发展经济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要求必须将经济发展作为最重要的基础。
2. 将实践看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 党内针对真理问题展开了讨论, 邓小平同志立足于实践的角度, 认为必须从具体的国情出发, 而不是从本本出发, 他提出“一个党,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 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顺利进行, 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虽然马克思主义蕴含着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 但应用这个原则来进行实践的则是邓小平, 邓小平同志要求不能从本本出发, 不能仅仅坚持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 而是要到实践中寻求发展的道理, 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补充和发展。
3. 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落实到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把握了实践精神的精髓
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 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 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国情, 如何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直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并没有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而是立足于实践探索, 他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 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固定的道路可以走, 要在摸索中逐渐前进, 并坚持马克思主义, 但要活用马克思主义, 要坚持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只有这样才能探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以自己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而对于实践观的发展无疑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正确运用和发展无疑要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坚持上。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 要求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并将实践看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丰富。邓小平同志的实践精神必将激励人们为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摘要：马克思批判和继承了传统的实践思想, 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并将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 邓小平基于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了新的发展, 更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涵。
关键词：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篇8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观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1) “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 (2) 当前, 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这与繁荣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体育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形成了自己的体育观, 他的体育观有着鲜明的特点和时代性, 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观。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的发展, 人们更加注重生活品位和大众娱乐健康方式, 体育产业正在成为一个新兴产业而蓬勃发展, 研究我党领导核心的体育观, 阐明与第一代领导核心体育观之间的关系,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有利于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研究, 拓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体育理念和体育法规体系。
邓小平的体育思想既体现在他的实践活动中, 又体现在他就体育工作发表的谈话、题词以及党和政府的有关体育工作的文件中。
关于体育的价值观
现代体育理论认为:体育既有个体价值, 又有社会价值。邓小平也正是从体育的个体价值、社会价值来认识体育的, 从这两个方面提出了体育价值观。
在体育的个体价值上, 邓小平认为体育活动具有调节大脑、消除疲劳、焕发精神的功能, 充分反映了动中有静、劳逸结合的养生原则。他不仅自觉积极地利用各种健身方法终身坚持体育锻炼, 而且特别注意劳逸结合, 以此来锻炼身体, 敏锐思维。打桥牌是他休息的一种特殊方式。他说:“唯独打桥牌时, 我才什么都不想, 专注在牌上, 头脑能充分休息。”他不仅把体育视为改善体质、延续生命的手段, 而且视为一种健康的生活, 完善人生必不可少的过程, 视为实现人生理想的基础。
在体育的社会价值上, 邓小平把体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的论断。 (3) 这一论断充分肯定了新时期体育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第23届奥运会期间, 邓小平对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说:“现在看来, 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 影响太大了, 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鼓舞了这么多人, 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 要把体育搞起来。” (4) 邓小平还多次号召各行各业学习中国女排和乒乓球队精神, 说“这是不可低估的精神力量, 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贡献。” (5) 总之, 体育对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对激发亿万人民的智慧和热情,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于体育的群众观
在体育的群众观上, 邓小平深刻阐述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辩证关系, 表明了他体育观的人民性;此外, 他还强调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 重视素质教育。
邓小平十分重视体育的人民性, 重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 要求体育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1952年, 他为第一届西南地区运动会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的群众中去。” (6) 国家体委的群众体育司, 就是由他建议而设立的。1974年8月, 邓小平在接见我国参加亚运会的体育代表队时说:“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 就叫‘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就是广泛的群众性问题, 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 体委就应该主要在这方面搞好, 当然也要有国家的水平问题, 要搞好各个项目的运动水平, 这也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阐明的, 在普及基础上提高, 在提高指导下普及, 体育也是这个问题嘛!” (7) 没有广泛的群众体育活动, 就没有雄厚的基础, 好的选手就选不出来, 当然整个国家水平要提高, 要在提高指导下普及, 这也是不可缺少的, 这是对立统一的。邓小平阐述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辩证关系, 要两手抓, 但重点是群众体育, 这就为“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邓小平体育思想人民性的指导下,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建议》和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都明确提出:国家发展体育事业, 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 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这都表明, 在邓小平体育思想的指导下, 党和政府非常关注体育事业的人民性, 体育事业承担着提高全体国民身体素质的时代重任。
体育是造就全面发展“四有”新人的重要手段, 体育不仅育体, 而且促进德、智发展。
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 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 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8) 邓小平在强调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同时, 还强调要加强和搞好学校体育工作这个基础,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他认为:优秀运动队只万把人, 业余体校只千来所太少了, 列举了围棋、足球等项目都要从小抓起, 特别强调“中国足球要搞上去, 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 (9) 1978年4月22日, 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 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0) “今后, 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 择优录取, 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 择优录用。” (11) 邓小平的讲话为新时期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他非常重视体育在造就全面发展新人中的重要作用, 关心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他曾多次告诫国家体委负责同志, “就是要加强学校的体育嘛!要把学校体育工作搞好。要发展少年儿童业余训练。”1980年5月26日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小朋友, 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 立志为人民作贡献, 为人类作贡献。”他把“有体力”作为为人民、为人类作贡献的基础。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 经国务院批准, 1990年3月12日起实施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九条明确规定:“体育课是学生毕业、升学考试科目。”可以说, 正是邓小平这一体育思想的实践, 为学校体育工作得到广泛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年来, 我国体育事业以更加迅猛的步伐向前发展, 在增强全民族的体质, 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跻身于世界体育强国等方面都取得了日益显著的成就,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所有这些无不得益于我们对邓小平体育思想的贯彻与执行。
关于体育的实践观
邓小平体育思想的实践性主要表现在他作决策时, 总是坚持大胆尝试与及时总结相结合。他说:“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 没那么回事, 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12) 任何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要坚持大胆尝试, 及时总结, 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在指导我国体育工作时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90年7月, 他在听取国家体委领导同志汇报北京亚运会筹备情况时询问:“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好的体育设施, 如果不办奥运会, 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13) 在他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促成了我国申办奥运会的决策。当他得知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后又指出:“申办不成, 没有关系, 总结经验。” (14) 这种经验为我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七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办好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
邓小平的这种大胆尝试与及时总结的决策思想, 也为新时期体育领域的各项改革扫除了思想障碍, 开辟了前进道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对同年11月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的全国体委主任座谈会起了“换脑筋”的作用。通过这次会议, 体育战线解放了思想, 统一了认识, 明确了体育改革的模式。从此, 大胆尝试的精神成为体育改革总的精神。以足球为突破的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方案的实施及体育改革目标———“六化六转变”的确立, 都集中地反映了这种策略思想。
关于体育的政治功能观
邓小平也很重视体育的政治功能, 他既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的论断, 又阐明了关于体育工作中的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他曾指出:“你们有政治任务, 不要只看到那么一个小球。一方面是打球, 这个打球中体现了很大的政治任务。”“输球就是把整个国家都输了。”1990年7月, 邓小平在视察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时说:“我这次来是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 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 比外国的圆。现在有些青年人总认为外国的月亮圆, 对他们要进行教育。”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 我国体育战线加强了对运动员的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教育、遵纪守法教育, 培养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正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指出:“体育关系到人民的健康、民族的强盛和国家的繁荣, 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 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 发展国际交往与加强同世界人民的团结和友谊, 加强国防力量, 都有重大作用。” (15)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创造性的政治战略构想, 体育界曾成功运用它解决了我国奥运会会籍问题。中国体育要走向世界, 就得解决好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关系, 当时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内的中国席位还被台湾占据着, 因此, 要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就要找到一个既坚持原则又从实际出发, 又能为各方接受的解决方式。邓小平在1979年首次公开表述“一国两制”构想之后, 当时的国家体委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 解放思想, 大胆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设想, “即在斗争中改变策略, 过去的主张是把台湾从国际体育组织中驱逐出去, 能否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采取特殊的处理办法, 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在改名、改旗、改徽之后, 留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对于这个新设想,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在这关键时刻, 邓小平亲自拍板, 力排众议, 才一锤定音。” (16) 同年10月,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的名古屋召开会议, 研究并通过了中国提出的这个方案, 当时被称为“名古屋决议”, 现在简称“奥运模式”, 使新中国正式回到了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奥运模式”的成功也是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指导下解决的第一个历史难题, 从此中国体育得以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 走向世界, 这就是政治的作用、政策的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 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 形成自己的体育观, 这种体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的体育观更多地表现为把毛泽东的体育观具体化为体育政策和法规。换言之, 毛泽东的体育观强于理论性, 具有开拓性;邓小平的体育观强于政策性, 具有实践性。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育观, 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样, 二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
参考文献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3][7]《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摇中国体坛四十春》,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0年版。
[4][9][15]张彩珍:《论体育》,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0年版。
[5]《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 《中国体育报》, 1984年11月10日, 第1版。
[6]尹丽萍:《小平同志体育指示录》, 《中国体育报》, 1997年3月3日, 第1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 第530页。
[10][11]《邓小平文选》,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103页, 第106页。
[12]《邓小平文选》, 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372页。
[13][14]伍绍祖:《学习邓小平理论做好体育工作》, 《体育文史》, 1997 (2) 。
邓小平务实的宣传观 篇9
邓小平长期领导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随后又主管党的日常事务(包括宣传工作),他在宣传内容和宣传方法方面的观点,体现了很强的务实作风。他一贯反对形式主义,主张用事实说话。他的理论魅力在于务实。
一、早期的宣传观:贯彻毛泽东的宣传思想
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拥护者和贯彻者。他在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时,主张以宣传的方式而不是强迫的方式动员新兵,并对动员较好的地方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写道:“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讲演、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 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在这里,邓小平所谈的宣传都是很实在的,他反对强迫手段,注意总结经验。对此他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式,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1]
在担任八路军一一九师政委时,邓小平很注意研究敌人的宣传方法,例如他们“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对此,邓小平要求我方必须供给“文化食粮,即书报和宣传品, 考究输送的技巧”,“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他要求宣传一定要联系当前形势,“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的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2]
1938 年《中华图画》“晋战专号”发表的邓小平照片
解放战争中,邓小平、刘伯承率领中原我军挺进大别山区。邓小平当时就注意到:“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于是部队“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 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3]如果追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宣传思想来源,那么解放战争中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宣传经验,可能是邓小平形成自己的宣传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
从1950年5月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他很熟悉毛泽东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内容,并且根据西南区工作的特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毛泽东强调党报指导工作的意义,邓小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号召各级领导同志充分利用党报和其他媒体,他指出:“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4]
正确地把握党的政策,是衡量党报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列举了多个事例,说明报纸正确把握政策的重要性,例如有的地方报告说,那里的佃富农调剂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这个问题涉及政策的把握,邓小平当时就要求报纸:“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5]从邓小平这些早期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党报思想的主线:党领导的媒体要服务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这篇1950年5月的报告,反映出中共中央1950年4月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议得到贯彻的情况。邓小平给党报提出的三个具体任务是: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就此指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6]在这里,邓小平谈到报喜也报忧,实际上谈到了新闻报道的平衡问题。
二、新时期务实的宣传思想
邓小平关于宣传的论述,涉及了比传媒大得多的思想观念领域,包括党报的宣传,但常常将非大众传播的其他文化领域以及整个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涵盖了进去。就其论述点而言,凡是适用于一般宣传工作的,原则上也适用于党报和其他党领导的媒体。
邓小平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宣传的指导思想,以及一些具体的宣传方式。这些变化,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一)宣传的指导思想要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环境
1978 年 10 月 25 日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讲演
邓小平在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考虑到整个宣传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他说:“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他所以同时提出宣传工作的问题,一方面是要我们对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做出清醒的估计,另一方面是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7]邓小平在这里借用陈云的话,实际上谈的是整个宣传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邓小平本人,也有一个使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他是有意识地在克服过去的思维惯性。此前四个月, 邓小平谈到“兴无灭资”的老口号,他说:“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8]他的思考,实际上涉及整个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思维方式问题。及时制止这种宣传,有利于社会稳步纳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
(二)拿事实来说话,反对形式主义
拿事实来说话,是邓小平要求的基本的宣传方法。邓小平对假、大、空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同年在谈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时他说:“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1985年,在回顾农村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担心时,指出:“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9]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邓小平要在宣传方面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具体表现就是他一再强调的“拿事实来说话”。
新时期的农村政策需要不断调整,需要做很多说服工作,邓小平就此在1986年指出:“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说话。……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对于城市政策也是如此,他说:“处理的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10]
这里还要强调两点,第一,这个事实必须是新的事实,邓小平说过,“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11]第二,这个事实是真实的。邓小平说:“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12]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分析过产生空话的体制性原因,他说:“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二十多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惟一直接提到的党领导的媒体工作,又是批评形式主义,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13]
1992 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时发表谈话
(三)说话看风头、生搬硬套是不讲党性
由于过去政治运动不断,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形成一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宣传效果和党的全局利益负责的惰性,这表现为宣传中思想僵化和阿谀上司的媚习等。邓小平1978年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要求宣传使用自己的语言,不要引来引去的,让人不舒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总结过去的教训,批评道:“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14]对于高级干部出行,所到之处大肆宣扬,他也提出过批评。
我们的政治和政策性宣传都带有很大的权威性,人们对所宣传的内容或观点大多顺势接受,宣传上一旦实行本本主义,就会出现片面性,造成的损失也很大。邓小平对这种宣传的习惯很熟悉,他告诫说:“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片面性还包括宣传内容与实际不符,他就此指出:“我们的宣传,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15]例如把局部说成全局,把个别现象看作普遍现象等。
(四)关注世界信息的沟通
中国曾经在一个较长时期处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的宣传,由于信息闭塞,往往内容失真,助长了盲目的自以为是的心态。1974年,“四人帮”就曾借国产“风庆轮”远航欧洲,在他们控制的媒体上大肆吹嘘我国的造船能力。邓小平回顾这件事情时说:“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16]
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中国再不能脱离世界了。1984年2月,邓小平就注意到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他对一位日本朋友的建议表示赞同,这一建议即“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这里提到的“通讯”,即指信息产业。同年6月,在与日本民间人士的谈话中,他关于开放的世界背景讲得更清晰了。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9月,他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17]
1989年3月,邓小平再次谈到信息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在发生八九风波这样重大事件的第五天,邓小平仍然坚持要讲开放,讲信息,他说: “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 耳目不灵。”[18]此后几年,他多次讲过信息的重要性。
试论邓小平的教师观 篇10
一、教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
邓小平认为, 社会的发展要靠经济, 经济的发展要靠科技, 科技的发展要靠人才, 而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 教育的关键是教师。他指出:“四个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 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 基础在教育。”这不仅表现在高等教育是输送科技人才的重要来源, 而且, 高等学校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科研生力军, 除此之外, 各级各类教育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级各类人才。那么“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关键在教师。”在学校教育活动中, 教师是“教与学”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 无论是作为首要问题的道德教育 (成人问题) , 还是作为基础问题的专业教育 (成才问题) ,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批合格人才都来自高素质的“善教”的教师, 这就决定了教师在培养人才方面, 在教育事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因此, 教师也便成了国民经济基础中的基础, 基础中的关键。邓小平的“教师是关键”的论断来自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以及科学而又严谨的逻辑推理, 反映了一个战略家的高远眼光。
二、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养尊师重教之风
中华民族有着尊师重教的光荣传统, 但“文革”中却有大批教师遭受迫害, 沦落到“臭老九”的地位。粉碎“四人帮”后, 邓小平立即出来对建国后17年的教育战线以及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给予肯定, 他说:“17年中,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 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 辛苦劳动, 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 他们的劳动更辛苦。”这一谈话对冲破“文革”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禁区, 正确认识和评价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曾多次从战略高度阐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者的观点, 他认为, 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 脑力劳动当然是劳动。“……教师发现人才, 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就是对国家的贡献”, “是崇高的革命劳动者”。作为劳动者, 教师所面对的劳动对象不是无生命的自然物, 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物, 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不同年龄、性别、个性和层次的活生生的人。教师不仅教学生知识, 还教他们做人。教师的劳动是繁重复杂的脑力劳动, 其付出的心血和精力以及艰苦程度是一般劳动难以比拟的。所以, “他们的创造性劳动, 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这种尊重, 邓小平认为, 不单单是来自于广大学生, 而应该来自整个社会。在邓小平的倡导下, 国家大张旗鼓地表彰奖励优秀教师, 每年都授予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特级教师等称号, 不少人还被推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大事。从1985年起, 国家还确定了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并陆续颁布了以《教师法》为代表的多个教育法律法规, 从法律以及各方面保证了教师物质条件和待遇的改善, 为切实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使教师这一职业成为令人羡慕和尊敬的职业, 为更大的激发和调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创造了条件, 提供了保障。
三、改善教师工作条件, 提高教师物质待遇
邓小平认为, 要在全社会造就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 切实提高教师的地位, 光靠空讲不行。“各级党政负责同志, 要经常深入学校, 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呼声, 为他们排忧解难。”我们“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 “使教学和科研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做好业务工作, 不要让他们为了设备和工作条件问题到处奔跑”要千方百计为广大教师创造条件, 切切实实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 比如职称、培训进修、住房、工资福利, 甚至两地分居问题, 都要得到妥善解决。邓小平非常了解教师的困难和疾苦, 认为教师的劳动是相当繁重而又复杂的, 要给他们充分的休假时间, 以休整其疲惫的身心。只有做好劳逸结合, 才能更好的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那些在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和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 都要大力表扬和奖励, “除了精神上的鼓励, 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 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颁发奖状、奖牌, 授予荣誉称号是精神上的鼓励、政治上的荣誉, 而物质上的奖励也是必不可少的。总之, “我们不论怎样困难, 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为真正把尊师重教、提高教师地位落到了实处, 提供了现实的基础。除此之外, 邓小平还从思想上关心教师, 要求领导“经常同他们谈谈心, 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帮助。不求全责备。”对那些有缺点、有错误的人, 强调帮助, 给他们改正的机会, 使他们不断进步。
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素质
人类文明的进步,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 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每个教师都面临着知识、观念的不断更新和业务水平的提高等问题。而从目前我国教师队伍的状况看, 其总体数量和质量都与这种时代要不相适应。所以, 为了多快好省地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输送人才, 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要研究如何提高教师水平”。他说:“教育战线任务愈来愈重, 各级教育部门不能不努力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因为只有老师教得好, 学生才能学得好。教师既要教书, 又要育人, 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要加强师资培训工作……把师资培训列入规划, 列入任务。”提高教师素质, 不仅仅体现在教学能力的提高上。邓小平认为, “要提高教师水平, 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
(一) 在思想政治方面。
邓小平认为“各级党委和学校, 应该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教师思想政治上的进步, 帮助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使更多的人牢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而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 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用自己的教学来教育和引导人民。只有这样, 教师才会有强大的、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二) 在业务方面。
对在职教师, “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 举办各种培训班、进修班, 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 大力培训师资。”还要“请一些好的教师当教师的教师, 大学教师要帮助中学教师提高水平。”请外国著名学者、华裔学者来我国讲学。此外, “要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 科研系统有的人可以调出来搞教育, 支援教育。”实践告诉我们:高素质的学生往往出自高素质的老师, 而高素质的老师则出自各级师范学校。所以, 邓小平认为:“不办好师范教育, 老师就没有来源。”办师范教育、办好师范教育, 对保障教师队伍及其素质具有决定作用。
(三) 在作风方面。
常言道:学高为人师, 身正为人范。教师为人师表, 其言行、作风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青少年正在长身体、长知识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不稳定时期, 所以, 老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教学技能, 还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以及人格魅力,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塑造学生的精神世界, 培养他们的高尚思想和品德。因此, 良好的作风是搞好教学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邓小平站在世纪潮头, 以一个伟人的胆略和智慧告诉人们:二十一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归根结底也是一个人才竞争的世纪。中国要想在新的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必须有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 而这些人才的培养, 依靠的只能是———教师。
摘要：教育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 邓小平关于教师问题的论述十分丰富。教师是党的教育事业兴旺发展的关键, 无论是教师这一职业的地位和作用、还是在教师的待遇和素质培养上, 都能体现其在教育事业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教育事业,教师地位,尊师重教
参考文献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篇11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实践需要另一种理解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言简意赅,回答了许多问题同时又向人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邓小平曾四次使用“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即1980年、1985年8月、1990年12月和1992年初,其间陆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等著名论断,说明邓小平始终围绕社会主义本质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内在规定性的二重性理论,是社会主义本质论问题的第一个源头。“劳动二重性——资本二重性——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内在规定性的二重性”是马克思理论探索的主要思想轨迹,其基本思想是“保证社会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列寧后期对新经济政策的探索是第二个源头。在新经济政策之前,列宁的基本观念是:社会主义=大工厂;转向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的新观念是:社会主义=大合作社。二者根本区别在于:有无商品形态,有无货币流通,有无市场体系中介,有无各个企业单位的独立产权和所有制,有无各个企业单位的独立自主权。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思想萌芽是第三个源头。可见,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列宁、斯大林那里没有,毛泽东那里也没有。虽然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思想在他们那里都可以找到,但他们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概念,而主要讲的是社会主义特征。“特征”是事物的外在表现,本质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从认识社会主义特征开始,逐渐深入到本质:在十二大,我们党第一次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六条基本特征;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产生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个质的飞跃,指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特征和任务在报告中概括为五条,指导方针为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坚持全面改革和发展。国内学者一般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形成分为三个时间段,但在时间划分上有所不同。曾丽雅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为重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阶段;十二大到十三为本质逐步形成的轮廓阶段;十三大到十四大以邓小平视察南方和十四大为标志,对本质论作出全新阐释的阶段。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并具有重大突破意义。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的辩证统一、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辩正统一、根本手段和终极目的辩证统一、发展过程和最后结果辩证统一,还体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辩证统一、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既定性与过程性的辩证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辩证统一、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的辩证统一,具有完整性、系统性、不可分割性、动态性、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统一性。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就必须正确认识到社会主义本质对社会主义实践的依赖关系。事物的本质是由事物自身的特殊矛盾决定的。由于事物包含的内在矛盾往往是多样的,因而其质也就呈现出多样性。人们认识事物的质不仅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全面地认识事物,而且必须分清哪些是根本的质,哪些是非根本的质。由此也就决定了必须把实践需要作为事物根本性质的实际确定者。“社会主义特征论”是革命导师们当时实践的产物。在马、恩时代,社会主义尚未进入实质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因而马、恩的根据并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认识过程,由此也就决定了马、恩的“社会主义特征论”是相对资本主义制度而言的。在马、恩看来,社会主义是高于并扬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不仅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而且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和弊端,并把它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优势。所以,马、恩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描述,很多都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和罪恶根源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特征论”也是属于这种情形。比如,针对资产阶级凭借私有制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工人阶级,而且在政治上利用资产阶级专政残酷压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奴役,因此工人阶级要生存、要解放,就必须拥有自己的专政工具,必须废除私有制;同样,针对当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状态不断造成的经济危机,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有计划生产;同理,针对资本家利用私有制迫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并在商品与货币流通过程中贪婪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因而设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应存在商品和货币关系。马、恩这种基于实践并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和罪恶根源来思考和构想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是非常明显而突出的,我们今天分析研究社会主义本质,如果忘记把实践需要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实际确定者,那就必然会走向荒谬。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之所以被公认为是正确的、科学的,也正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满足了实践的需要,指出了实践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发展方向。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急需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但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延误了。现实表明,一方面需要解放思想,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框框和界限,另一方面,需要满足民众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这种国情和民愿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社会主义本质论”不仅是邓小平同志对现实的正确反映,也是邓小平把现实与理想、手段与目的有机统一起来的杰作。“社会主义本质论”之所以没有重述“社会主义特征论”中的一些内容,原因只能在实践中,而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社会主义特征论”满足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制度建立的实践需要,“社会主义本质论”满足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两种不同实践需要侧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本质是指整个社会主义,包括初级阶段和发达阶段本质,而不是指其中的某一个阶段。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正是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社会主义的目标努力进行的动态过程。邓小平曾在不同场合,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除1992年南方谈话外,自80年代以来讲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下十几次,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在意义上也是所不同的。我们应当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去理解、领会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深刻内涵和根本意图,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做文字游戏,因为这关系到正确解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不仅与空想社会主义有别,与资本主义有别,而且与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发达社会主义也有很大区别。正是在深刻理解意图和把握区别的基础上,结合实践需要,社会主义本质可更好地表述和理解为“劳动者在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完善过程中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是由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政治上的民主制构成。公有制和民主制并不是两种独立或并行的制度,而是同一制度的两个层面,它们是相互渗透并制约的内在统一的制度。
当提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民主制时,不应该将其各自的权利分别对待,而应该内在地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民主制中的各项权利,都是以公有制中的劳动者对其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为基础的,都是个人所有权派生的,并且只有作用于公有制中的各种经济权利,才是真正的政治权利;公有制中的所有权及其派生的其他权利只有在民主权利的保证和制约下,才能得以规定和实现,并解决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可见,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有了民主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民主制因为有了公有制,才能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有制和民主制相辅相成,二者的内在统一是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保证,更是劳动者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据。
二、社会主义从理论到运动到制度化,所论证、变革、建立、完善的基本内容,就是公有制和民主制对劳动者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促进。当然,其内容无疑也包括消灭经济上的剥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如果只在这个层面定义,忽视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及其自由发展,那这样的社会主义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中产生的,也就成为变革私有制的理论基础,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运动,只能以民主的方式发动和组织劳动者。民主是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必须具备的政治形式。因此,当社会主义运动达到制度化的程度,所建立的只能是內在统一的公有制和民主制。但是,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建立,只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也是对曾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的证明,绝非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更不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成。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旧文化、旧势力还大量残存并产生一定的干扰和破坏力量,这是人性中动物一般性的野蛮(自然)成分在新条件下的表现,如果不加以必要的、有效的抑制,依然会企图恢复对劳动者的统治、欺诈和巧取豪夺公共财物。除了那些抢劫、盗窃等行为,最为重要也是最危险的,就是以各种方式控制行使公有经济占有权、经营权、管理权,乃至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的机构,从而以公权来谋取私利,对劳动者整体利益造成侵害,阻碍劳动者人性的升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民主制,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性中动物一般性的野蛮成分的抑制和克服,通过保证劳动者的自由来发扬人本质的核心要素——劳动,在激发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中升华人性。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民主制建立后,也要在不断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逐步改革和完善,这不仅是抑制和克服人性中动物一般性的野蛮成分即人性升华的体现和制度保证,更是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和自由发展的根本保证。
人类文明演化的进程中,从一开始就包含与人本质和人性升华相悖的成分,如战争、暴力镇压、骗术控制、奢侈性消费、毒品等等,刘永佶将其称为“负文明”或“破坏力”,以与文明和生产力相区别。人类的发展,就是不断抑制“负文明”、克服“破坏力”的过程。这种抑制和克服所需要的力量只能来自于人类自身,即来自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及其逐渐成为社会主体的趋势,而社会主义制度正为这种提高和趋势提供了根本性地保证。
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闻观 篇12
他较少直接论述专业的新闻传播,但是对党报和党领导的媒体工作有过许多指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错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因而,他的新闻观的要义,就是传媒要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他对党领导的媒体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是服务于这个基本要义的。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一切需要从头开始。邓小平以政治家眼光,务实地要求所有的媒体转变工作重心,从“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报纸、广播、电视和通讯社,都要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很好的稳定的舆论环境。
一、新时期传媒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促进社会的 安定团结
1979年,邓小平考察了《人民日报》的一种宣传性现象。9月17日该报发表社论《切实解决上访问题》,文章的意图是要求各级党政部门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本是中央的精神,但是话语中对于到哪里解决问题没有讲清楚,于是发生了大批上访人员涌向北京的现象。10月22日,该报再次发表社论《正确对待上访问题》,把话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就地解决问题,于是到北京来的人员大大减少。就此邓小平说:“《人民日报》对上访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时间相隔不久。第一篇是9月17日,文章一出去,上访人员呼噜呼噜地都上来了;第二篇是10月22日,文章把道理讲清楚了,上访人员很快就减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的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他要求“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1]
在做了这番考察基础上,邓小平两月后(1980年1月) 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2]邓小平的这段话,是他在改革开放时期新闻观的核心,其他观点都是围绕着这个观点展开的, 或为这个观点服务的。这个观点,邓小平从70年代末复出, 一直讲到90年代初他退出领导岗位,成为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点。
二、党报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基于“文革”中党报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教训,他倡导制定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叙述党内生活基本准则时他说:“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3]这是组织原则,但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许党员和党的媒体发表意见,而是强调要有一定的程序,党的新闻工作者要有大局意识。他主张“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不允许“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4]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视察新华社
三、在制度上和法律上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同样基于“文革”中广大群众被剥夺基本的民主权利、思想被禁锢的教训,他一再强调:“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5]这些思想,后来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做了阐发,基本思想即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邓小平多次讲过,再不能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不要搞围攻,搞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历史已经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再次宣布:“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6]
邓小平要求总结历史的经验,他在谈到十三大的时候说:“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 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7]从制度上健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这就为党领导的媒体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四、确定主要防止“左”,同时警惕右的反倾向方针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总结,邓小平主张要同时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错误倾向。早在1981年批评《苦恋》时,他就《解放军报》的经验讲道:“《解放军报》办得比较好,要继续努力。要多写些从思想上、理论上论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写文章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他谈到的来自“左”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事例时说:“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8]
邓小平看《体育报》
除了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错误倾向这一很实在的要求外,邓小平还根据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要求大家更多地注意防止“左”的思想。就在他论述批评右的倾向的《苦恋》时,他说:“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9]关于这个反倾向的基本估计,邓小平也是从他复出,一直谈到他退出领导岗位,从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点基本观念。1987年他指出:“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10]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所谈的“左”右倾向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党领导的媒体的宣传。他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1]这是邓小平整体上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基本估计,对于党领导的媒体负责人来说,这种宏观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五、关注传媒对政策宣传的把握
鉴于党报和党领导的其他媒体所具有的指导工作的职能,邓小平十分关注媒体对政策的把握,以防止出现因为媒体报道的差误而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1985年他看到媒体上提倡先富起来的人捐钱修路,他鼓励捐钱修路,但是要求不要过多宣传这类事例,他指出:“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12]显然,如果大肆宣传这类事情,很可能造成一些人不敢富起来,对社会将产生不利的导向。这与1950年邓小平要求报纸在宣传佃富农自愿让出土地给贫农的问题上谨慎从事的道理一样,一旦事情放大了,很容易造成一窝风,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某些涉及重大政策的理论出现分歧而一时得不出结论的,为了避免思想混乱,浪费时间,邓小平主张不要在媒体上争论。他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3]一个“允许看”,一个“不争论”,这样不仅赢得了时间,而且也保证了社会在稳态中前进。
摘要：邓小平的新闻观要义,就是传媒要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他对党领导的媒体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是服务于这个基本要义的。某些涉及重大政策的理论出现分歧而一时得不出结论的,为了避免思想混乱,浪费时间,他主张不要在媒体上争论。在党报工作的宏观把握方面,他多次谈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关键词：邓小平,党报,政策宣传,民主权利
注释
1[1][2][3][5][8][9]邓小平文选[M].2版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8、229,255,272,144-145、144,380、166,
2[4]邓小平文选[M].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6;邓小平文选[M].2版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