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经济增长思想

邓小平的经济增长思想（通用8篇）

邓小平的经济增长思想 篇1

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范文大全-,找范文请到范文大全]

一、邓小平经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

邓小平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实际，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和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深刻地揭示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规律，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经济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经济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和慰想政治保证与社会环境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作出科学的论断和精辟的论述，深刻地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真知灼见地分析了我国当前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对新时期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而全面概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继承与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既“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同时又探索了“老祖宗没说过的”“新话”，他不仅把前人没有说到的或者没有说清楚的，说到了或说清楚了，同时还把前人说得不对的或已不符合时代的，扬弃纠正了和说对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前人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上未总结和解决的问题，给以科学的总结和解决了。如提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各项工作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开拓经济建设的新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用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集中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特点。这充分反映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充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

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产生的，具有时代性

邓小平经济思想，主要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可以考虑将形成过程分为这样几个具有时代特征的阶段：一是60

年代：邓小平早在60

年代初，就说过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胆识，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一个深刻的理论：只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才是好改策。二是拨乱反正时期；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倡导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人们的思想从“两人凡是”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三是全面改革发展时期：即＋二大以后．经过十三大，1989

年政治**，到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四是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升，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依据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刻分析世界经沐发展历史的新情况、新特点，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并且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的突破和发展。

邓小平在以上不同时期，都从不同深度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问题作了大量理论阐述，反映了党的中心工作及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表现了邓小平经济思想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邓小平经济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强烈的创造性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总是强调“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而且要求“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语重心长地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本人更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探索者、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提出不搞无谓争论的原则，“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胆尝试，“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思，“市场经济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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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不体现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创新精神。

四、邓小平经济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原则性

邓小平经济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状的科学分析，以及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冷静观察，也是对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他特别强调“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其他一切任务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它。但这绝不是可以不要四项基本原则，相反，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不能丢，强调经济建设不能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指出“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要求全党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邓小平同志不仅首先提出，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在实践中始终一贯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坚持和捍卫四项基本原则，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原则，坚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坚持速度、效益、比例有机结合的原则，坚持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原则；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等等，邓小平经济思想视野宏伟，博大精深，仅举数例，足以看出其经济思想的原则性。

五、邓小平经济思想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具

有人民性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人民群众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体。党和国家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应是人民群众意志和愿望的反映和体现，都应代表群众的心声，都应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意志的愿望。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强调要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建设有由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党和国家无论宏观政策还是微观决策，都要充分地高力度地反映和代表群众的意愿，人民的利益，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支持不支持”作为根据，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经济思想来自于人民群众，又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正说明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六、邓小平经济思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开放性

针对“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况的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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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告诫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必须抓住时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广泛地置身于国际竞争舞台。邓小平同志将对外开放看作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他向世界宣布，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

年到70

年不会变。”即使70

年后，我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只能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开放陛，还表现在旗帜鲜明地与“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划清了界限。他坚定地指出，对外开放伤害不了我们，因为“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抵制和洲争．"

七、邓小平经济思想注意分类指导，提出不同要求，具有层次性和战略性

八、邓小平经济思想出自对民族振兴的贵任感，对经济发展目标执着追求，具有坚定性

邓小平同志始终身体力行，孜孜以求，锐意改革，勇于探索，坚定不移地带领全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地上台阶。他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强调改革要继续进行下去，豪迈地说：“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坚持“把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强调要坚持一百年不动

摇，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只有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一百年不动摇，才能使我们经受住风浪，站稳脚跟，顶住各种压力，克服各种困难，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九、邓小平经济思想是他求真思想品格的反映，具有实践性

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作为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思维原则和决策原则，把实践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判断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因而，他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首先在农村推行承包责任制，然后全面推开经济体制改革，认为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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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为了使改革开放的步伐快一点．他再三强调要重视实践经验，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响亮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还指出改革开放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实事求是．包括对教训也应正视。在总结特区建设的经验时，他就公开讲，“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海”。以上可以看出，实事求是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从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实践性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邓小平的经济增长思想 篇2

一、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1. 对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科学判断。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段话告诉我们, 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当前,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因此, 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围绕这个中心, 决不能干扰它, 冲击它”。

2. 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本质。

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 邓小平最终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科学精辟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平均主义”, 把“共同富裕”狭隘地理解为“同步富裕”, 结果不仅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而且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针对这一现象, 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 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这的确存在着出现人群之间、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的危险。因此, 邓小平告诫我们:“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他认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 也要有一些限制, 例如征收所得税, 还有提倡有的人先富裕起来以后, 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通过纳税手段, 适当平抑收入差别, 更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想办法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 突破传统观念, 对于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的问题, 提出了全新的理论。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论述, 党的十四大明确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确立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4. 对外开放思想。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邓小平还提出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他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 中国这样的大国搞建设, 不靠自己不行, 主要靠自己, 这叫自力更生。但是, 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 还需要对外开放, 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帮助我们发展。”这段话告诉我们, 通过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一些具体管理建设经验, 是可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的。“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对外开放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我们必须长期坚持。

二、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突出特点

邓小平的经济思想, 不仅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 而且具有鲜明的特色。

1. 实践性。

邓小平指出:“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 没有意义。”邓小平经济思想就是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总结人民群众从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形成和发展的。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本质特征和生命力所在。

2. 科学性。

邓小平在坚持生产力决定论原理的同时, 进一步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 同时指出各种经济成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 提倡共同富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相结合,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3. 开放性。

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 孤立起来, 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 不加强国际交往, 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 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资源, 自己的基础。但是, 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 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 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他还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 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 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

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闭关锁国的传统国度里, 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思想, 把对外开放提到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这样高度来认识, 形成了他经济思想的又一个特点———开放性。

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篇3

[摘 要]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思考。文章对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参照系和主要做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绩效和启示做了分析研究。

[关键词]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中图分类号] F09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5-0017-03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和实践，有着深刻的国情背景和时代要求，可以说是顺势而为，顺历史潮流而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一）对苏联模式弊端的清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选择了倒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苏联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高度集中或高度集权，它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会，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过程中，他就曾对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做出过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重申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基本方针，提出要全面恢复和坚持党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邓小平结合“文革”结束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交往的新形势，不断总结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鲜经验，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深刻地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1]

（二）对“文革”及以前“左”的体制惨痛教训的总结。邓小平反复提及“文革”对于中国改革的促进作用。他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2]

邓小平还反复提及“文革”对中国改革的催化作用，因为“文革”，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在改革问题上思想前所未有的一致。邓小平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3]1988年7月1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说：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中国有“文化大革命”和没有“文化大革命”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只讲“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它也有些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4]

（三）中国新的发展目标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发展目标，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980年4月1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现在还只是开步走。一开步走，就发现我们许多方面不适应，面临的问题成堆，如体制臃肿、官僚主义严重、人浮于事、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等。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容易的事，不改是不行的。

1985年8月3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指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现在看来，翻两番有希望，可能超过一点，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过去我们搞土地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现在搞体制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也是一场革命。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进行的，这就要求改革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和手段，邓小平选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参照系，并在改革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确保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邓小平摒弃了曾经盛极一时的意识形态标准，以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发展生产力，“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5]“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6]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

（二）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内关于改革开放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有所发展。为了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避免不必要的争论，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掷地有声，平息了很多不切实际的争论。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进行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改革，邓小平领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着较多好的做法和经验。

（一）选准改革的突破点，推进渐进性改革。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从中国国情做出的战略性的选择。正如万里所说：“为什么家庭联产承包制首先在最贫困的地区突破？这一点很值得深思。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贫困地区的农民受‘大锅饭、‘瞎指挥的祸害最深，对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7]农村的改革，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就全国整体而言，农村改革也关乎全局。农村改革释放出来的活力，推动了整个的改革。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指出：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要理顺各种经济关系需要几年时间。

（二）以开放促改革，注重借鉴外国经验，适应国际规则来倒逼国内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内改革对一些问题还有争论的时候，国家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通过对外开放，引进了资金技术及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局部地区发展很快，用发展的实际成果回应了国内的某些争论，为顺利推进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支持。

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初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定国内对外开放方面的法律，保护外资在华的利益；二是通过改革开放，迫使中国企业和政府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遵守国际法，按国际经济惯例行事，从而倒逼国内的改革。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

（三）保持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支持，注重培养年轻的改革人才。改革是全民利益的调整，势必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1980年4月8日邓小平会见马来西亚客人时指出：体制改革是不容易的，要逐步地做。我们国家太大了，处理一个问题，就会涉及成百万、成千万人的利益，所以很不容易。国家大有国家大的困难，特别又是一个穷的大国，处理问题更不容易。

中国的改革除了要争取各级领导干部支持外，还要积极培养有改革意识的年轻人，让年轻人把改革事业继承发展下去，以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性。鉴于“文革”结束后老干部大多处于工作第一线的现实，邓小平、陈云等提出了要大力培养中青年干部的任务要求。1982年5月2日邓小平会见卢森堡客人，在介绍中国情况时指出：为了保证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得以实现，我们首先注重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还要使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专业化、知识化、比较年轻化。[8]

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同姚依林、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时指出：体制改革，中心应当抓住两条。第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制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没有“明白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出来。

（四）统筹兼顾体制改革目标和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重新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后邓小平又陆续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在体制改革中，紧紧结合中国的发展战略目标推进改革，这一方面推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也得以顺利推进。

邓小平对改革和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反复论述。1985年7月15日他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时指出：我们的开放政策，一系列的政策以及我们搞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一种试验。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9]1986年4月13日他在会见缅甸总理时说：更重要的是通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为今后的十年长期稳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创造好的条件。[10]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听取当前经济情况的汇报时指出：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11]这些论述，深化了改革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认识，坚定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五）经济体制是整体改革的重要一环，要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配套。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的改革。他认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城市改革的同时，农村改革还要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1982年4月3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保证问题发表意见时指出：全面的体制改革包括好多方面，像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领导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宪法有密切的联系。[12]

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特别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互相配套的问题。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讲话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3]

（六）从各自国家的实际出发，探索有自己特色的体制。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的国情，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别的国家任何模式、经验，都可以借鉴，为我所用，但中国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4]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没有走苏联模式及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也没有照搬西方、走资本主义的邪路，更没有跟随苏联走上解体的不归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兼容并包，为我所用，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新路。

参考文献

[1][2][3][5][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237.272.142.160.

[4][8][9][10][12][13][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241-1242.821.1060.1111.809.1126.1006.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4.

[7]万里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8.

作者单位：姜长青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白茹系国网北京电力公司

谈论邓小平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 篇4

【摘要】：邓小平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他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必须从具体事件抓起、要抓典型；要加强思想教育、完善各种制度；要依靠法制等论述，对于我们搞好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关键词】：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指导作用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并对此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党风廉政思想，本文就此作一粗略探讨。

一、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全党必须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住各种考验，提高了拒腐防变能力。但是，必须看到，在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法制不够完善，存在许多政策漏洞，为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创造了条件。因此，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党和政府机关内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党内不正之风及腐败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它的危害性极大，影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败坏党的形象，造成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等，而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被坏人利用，就会走向极端，引起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此，邓小平十分关注，他告诫全党必须高度重视腐败的严重危害性。早在197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就指出：“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 1982年4月他又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显得更加严峻和紧迫。1986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因此，邓小平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要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要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惩治腐败。邓小平特别强调搞好党风建设的重要性，他对陈云同志提出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表示赞同，认为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从而促进整个社会风气好转。

二、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

党内出现不正之风，产生腐败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我国曾是一个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专制主义、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随时可能影响到党内。干部特殊化、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正是这些思想的反映。同时，一些意志薄弱、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的人极力推崇西方的价值观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则为这些人提供了机会。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精神文明建设未给予高度重视，忽视党的建设，致使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导致理想淡薄、信仰动摇，出现以权谋私、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等不正之风。因此，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出现，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希望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腐败现象，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才能使反腐败斗争健康进行，真正地抓出成效。1982年4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看，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再一次强调：“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重申：“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党风廉政建设既要立足现实，抓紧抓好，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又要着眼长远，常抓不懈，这样才能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得到健康稳步发展。

三、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

邓小平认为，端正党风，搞好廉政建设首先应该从领导干部做起。他指出：“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他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带头廉洁自律。他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他认为：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这些充分说明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在广大党员中发挥表率作用，树立良好的形象，那么广大党员和群众就会心悦诚服地学习这种好榜样，从而在全党形成良好的党风。相反，领导干部带头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普通党员和群众必然会效仿，结果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所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必须有极高的警觉性和自觉性。

四、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具体事件抓起，要抓典型

邓小平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从具体事件抓起，让广大群众看得见，取信于民，同时起到警世作用。他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1989年5月，他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要求：“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抓具体事件，首先要抓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的案件，抓典型。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他认为：“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根据邓小平的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搞好党风廉政建设，通过抓典型大案要案，处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的党员和领导干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贯彻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坚决查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200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和中止其担任的领导职务。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与鲜明态度，任何触犯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将受到严肃的追究和严厉惩处。

五、加强思想教育，完善各种制度，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前提和关键

同一种环境，同一个单位，一些人经得起考验，而有的人却贪污腐化，原因是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的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腐败就是剥削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因此，在党政干部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教育，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是防止腐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前提。1989年邓小平坦诚指出：改革开放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而且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所以，他要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还特别强调进行艰苦奋斗教育。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通过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增强他们的“免疫力”，提高防止腐败、保持廉洁的自觉性。

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既要抓思想政治教育，更要完善各种制度，比较起来，制度更带有根本性。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何建立严格有效的制度?邓小平强调要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体制和新制度，以此规范、约束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防止权力滥用。邓小平提出要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用人制度，建立和健全一套包括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交流、回避等在内的干部制度等等。

在制度建设中，邓小平特别强调应建立健全监督制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就多次谈到对领导权力监督的重要性，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又强调：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监督。1980年9月，他又提出，要通过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从而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置于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之下，防止权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滋长不正之风。邓小平认为监督有三种形式：一是党内监督。它包括党的纪检机关的纪律监督，以及各级党组织的上下监督和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二是群众监督。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实行群众监督，使党能够经常听到群众的意见，发现问题，同时，也会使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慑于群众威力而收敛。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邓小平认为：党外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

六、搞好党风廉政建设要靠法制 法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邓小平指出：反腐倡廉问题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1986年在谈到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的问题时，他再次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说我们国家由于法制不健全，结果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又一次提出，搞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认为法制建设应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立法要完备，就是要建立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二是执法要严格，决不能心慈手软，姑息养奸。邓小平指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邓小平认为，只有坚决地做到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对于执法机关本身，邓小平要求它们要廉洁，认为对它们不廉洁的问题不能姑息迁就，不能以钱代罚、以钱代刑，这样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

邓小平的经济增长思想 篇5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篇讲话发表在特定的背景之下。1980年代正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时，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已经端正，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迫切需要实施，因此这篇讲话可以说是应需要而产生。在讲话中，邓小平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尖锐地揭露和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系统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因而，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时至今日，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仍有很深的指导意义。本文拟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几个重要思想作深入论析。

一“权力制约、民主监督”思想

“权力制约、民主监督”的思想在邓小平制度建设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在总结我党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通过制度建设与完善来构建权力制约、民主监督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传统的政治传统的政治体制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很多现象容易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专权专断。一是官僚主义现象。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二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既集中于几个领导。三是家长制现象。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陈旧的社会现象，它的存在和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危害。四是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现象，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社会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五是特权现象。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是封建社会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传统体制弊端的形成有什么原因呢？第一，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第二，由于我们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明确的规定。第三，传统政治体制容易导致个人专权，以言代法，领导者为了维护个人地位和权威，必然限制公民权利，导致官僚主义等特权现象的产生，从而妨碍了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第四，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

二、制度改革思想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反复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要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严重教训。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践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严重挫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领导人的素质还是制度因素？邓小平鞭辟入里地指出，领袖个人的因素固然是个重要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和漏洞。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 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 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党，当它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如何强化全党的制度意识，把制度建设放到重要地位，以健全的制度确保党的执政功能和执政成效，防止党的成员腐败，这个问题就被尖锐地提到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上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队伍庞大、责任重大，制度问题在党执政过程中一直是影响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否具有健全的制度，是党内生活是否正常，整个国家能否沿着民主法制道路向前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否具有强烈的制度意识，是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保持本色、为民执政、廉洁执政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制度建设，以健全的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应对严峻挑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当今世界正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全球化趋势愈益凸显、综合国力竞争更加剧烈。而国际竞争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较量。这样一种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迫切要求我们党必须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着力改变传统的观念、做法尤其是体制和制度，主动顺应世界潮流，真正按照现代化大生产规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适应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提升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代内涵，从体制与制度层面与世界文明大趋势接轨，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显然，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时代性课题。党能否以锐意改革的精神和强烈的制度意识完成好这一时代课题，直接关系到党能否有坚强的能力应对世界局势，能否在国际格局新变化中把握发展趋势、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从而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乃至执政合法性的延续。其次，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党的执政效应的迫切需求。我国正处在转型性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举世瞩目；另一方面，在前进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其中尤其突出体现在就业、教育、住房、看病、养老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和突出体现在利益差距、社会公平、大众参与、公共危机、官员腐败等方面的民主问题，构成对党的执政效应的严峻考验。在初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生与民主将愈益凸现，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进步的新期待。能否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好民生与民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执政的社会效应亦即人民大众对党的信任度。无论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推进民主建设，都迫切要求加大政治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和社会民主制度，不断增强以健全的制度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应对危机、促进和谐的能力。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发展的新走向、新趋势。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扼制腐败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当前人民群众最为不满和担忧的社会问题仍然是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这不啻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隐患。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既要靠教育、靠严惩，更要靠制度、靠法治，归根到底必须从制度改革与建设做起，从强化全体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做起。从客观条件来说，某些领域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尚未完全消除，严重滋生和助长了擅权专权、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从主观因素来说，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有的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最终堕落为腐败分子，最终原因无不是制度意识淡薄甚至毫无制度意识的结果。许多事实警示我们：制度缺失是滋生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制度意识淡薄是一些人走向腐败的起点。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发展党内民主的重中之重。

三、“任人唯贤”思想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提出了选拔干部的标准，他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要“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

他认为，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当时存在三种思想障碍：第一，在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明确表示，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第二，有些同志认为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说：“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授予。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第三，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针对这种思想顾虑，邓小平指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许多老干部“当大干部、做大事”时也很年轻，经验也不多，即使现在，对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也没有什么经验。一些年轻同志经验少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好的中青年干部到处都有。”“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邓小平提出了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标准，这就是要在注意德才兼备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针对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这一问题，邓小平强调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以上便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的几个重要思想，这篇讲话发表之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以它为纲。它发表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制度建设成就显著，“ 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得到转变，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完善;权力结构日趋合理，机构设置科学，运转逐渐高效 富有活力;利益关系得到调整，社会和谐不断显现 正如俄罗斯学者叶列娜 波多利科在深入研究了“中国通过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而惊人地快速发展与复兴 ”后，得出结论:“ 中国共产党再次肩负起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的责任。”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维护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综观30 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我们清晰地发现这些具体的构想和目标 措施无不渗透着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文献高超的政治智慧 实践证明，它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三十年过去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仅过去有用，它对我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21 世纪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迫切要求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应充分发挥其为社会提供制度服务和实现制度变革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继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2]《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第338页。

邓小平的经济增长思想 篇6

马维振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领导就是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哲学观的集中体现，是唯物史观的要求和本质，也是邓小平领导科学的哲学理论的基础和我党治国的领导艺术。同时“领导就是服务”是我们党执政的方向和最终目标。

关键词：邓小平领导 服务 哲学思想

“领导就是服务”是邓小平同志的人生价值观、政治哲学观和从事领导工作的思想方法论。邓小平之所以成功，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成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正是他始终都把服务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为人民的生活富裕去奋斗。总之，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献给中华民族，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把服务人民、服务祖国、服务人类的和平事业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付诸实践。

一、“领导就是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哲学观，是我党治国的领导艺术

1.“领导就是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哲学观

领导，属于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领导是为不同的阶级和利益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60年前《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在《法兰西内战》中，他们进一步指出：“因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架于社会之上的权利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一切从职人员都必须是“社会负责的公仆”，或者叫做“社会自身负责的勤务员”。一方面他们是社会的负责人；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人民群众的普通成员，是为社会民众服务的。因此，任何杰出领导者的动机，归根结底都跟源于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始终保持“公仆的本色，是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实践的根本要求”。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理论。他指出：“我们这个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同志提出 “领导就是服务”这一论断外，还指出：“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综合体，他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政党，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是因为，而且也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最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2]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作为它 1 [1]的政治哲学观。

2.“领导就是服务”是我党建党治国的领导艺术

一个政党能够执政，从根本上讲是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执政后，能否巩固和发展其地位，同样取决于能否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的胜利，首先和最主要的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和支持者，是因为它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断为中华民族谋求幸福，党的各级领导者之所以有领导权，是因为他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者。无论是党还是个人，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是取得领导权资格的前提；不能为人民服务，或者为人民服务不够不能为中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就不能成为或不能成为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样，“领导就是服务”要求领导者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强化公仆意识和公民意识。从邓小平同志一生的革命生涯看出，他一直把是否体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各级领导工作成败的标准，他反复的告诉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和衡量是与非、善与恶、功与过、得与失、苦与乐、荣与辱的依据，并不时的提醒我们党的各级行政干部“我们给人民意志做了多少事”。邓小平指出：“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服务员呢„„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服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3]他再三告诫领导干部：“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4]可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了邓小平政治观和人生价值的哲学观。一切为了人民，始终服务于人民，构成邓小平政治观、治国观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哲学思想。

二、“领导就是服务”是唯物史观的要求和本质，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唯物辩证法

1.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世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是历史的英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毛泽东对此也做了精辟的表述：“人民，只有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邓小平多次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他一生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用以指导工作。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明确指出: “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敌我斗争的胜负，取决于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十分明确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6]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很多问题只有紧紧的依靠群众，密切的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

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的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7]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2.“领导就是服务”蕴含着人类发展史的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告诉我们“领导”与“群众”、“个人”与“集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如果把“领导”与“群众”、“个人”与“集体”比做“水”与“舟”的关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因此作为领导者，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个人”必须为社会、众人服务。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从思想上牢牢树立群众观点和群众意识，为人民群众服务，在实践中为群众谋得利益。如果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损公肥私，干损害人民利益的勾当，他将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垮台。2003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名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提出了“人心向背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我国古代思想家还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爱民者强，不爱民者若”。(《荀子.议兵》)唐太宗李世民感慨治理天下必须顺应民心：“取之或可以逆得，尔守之不可以不顺故”；“君者，舟也；民也，水也，水可覆舟，也可载舟”。这些话都蕴含着治国的辩证法，做官的法则，做人的道理。只有君爱民，民才能爱君，国君和国民是一个系统中的链条，损则两败俱伤，举则皆获其利。邓小平同志深得这一道理，亲身强调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必须把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群众作为任职，当官从政的目的，作为自己执政的目标，做到谋为民所谋，利为民所利，勇为民所勇，智为民所智，对国家负责，为人民谋利益，做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才能使自己达到大谋、大利、大智、大勇。

三、“领导就是服务”借鉴吸收了中国儒家“仁”学 “以德治国”的“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伦理的哲学思想

中国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仁”学，而“仁”的核心是“德”，而“德”的最高境界还是“为人”的“以人为本”的为他人服务的思想。中华“仁”学涉及的内容较广，但归纳起来无非是“兼爱”、“泛爱”的奉献精神，具体指的是爱人、爱社会、爱国家、为国家、人民和社会谋利。中国儒家的集大成者孔子对“仁”的内容是这样表述的：能行王者于天下，为“仁”这王者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有功，惠则是以使人。”其意思是恭谨庄重的人，可以不受别人的侮辱，为人宽厚就可以得到众人的拥护，守信重义者可以得到别人的任用，审时度势者可以把事情办成功，给人以恩惠可以让别人为你做事。他在《易》中说：“君子有振民以德。”讲的是作为执政者要施好政，必须先树立自己的“德”，即“德”行于天下好，“德”通则天下直。在《易》之六十四卦中，几乎每卦都涉及“德”的功能，“德”的社会作用，而孔子的“仁”学核心也是围绕“德”而展开。并指出道德行为是道德思想的升华，立德必须从修身与修心开始，做到德与行的统一，即道德规范与道德行为的一致。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道理就在其中。在《大学·传》中，对“修心在正其心”做了以下表述：“身有所念，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而明德、亲民、立善是执政者的的最基本要求，因此，作为一名现代社会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领导人，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更应该很好“立德”，在思想和实践中“厚德”于民，坚持亲民、劳民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四、“领导就是服务”是我们党执政的方向和最终目标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人生观、政治哲学观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领导就是服务”在思想上确立把“做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的“以民为本的亲民、爱民的服务思想意识，把党和国家、人民和社会利益放在首位；在实践中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亲”的权势利益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工作中去，必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中去。改革开放30年来，党中央从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出发，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构思，都贯穿于“人民主体价值观”，其目的就是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最终落实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党今后执政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28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2－－153页[3]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303页

[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1－－322页

[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8页

[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8页

作者简介“

马维振（1981----）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研究生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桂园七舍305室邮编430072电话：***邮箱：mwz_1981@126.com

邓小平的经济增长思想 篇7

一、必须充分重视邓小平“两次飞跃”论这一晚年思考

始于业已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小平同志逐步淡出领导岗位并开始其退休生活为标志的“邓小平晚年思考”, 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之所以值得重视, 是因为在小平同志的晚年, 党情、国情以及世情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从国内看, 改革开放十年来成就斐然, 然而如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两极分化和“三农”问题苗头初现等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出现在了邓小平的视野里;从国际上看, 国际格局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每天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一些新情况无时无刻不牵挂在邓小平的心间——时代期盼着小平同志的新思考、新回答。邓小平的晚年思考之所以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在于这些变化和问题如今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当前, 我们力图回答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和农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 离不开充分重视他关于“两次飞跃”的重要论断。

“两次飞跃”论的提出, 是小平同志晚年思考的一个显著的亮点所在。在1990年年底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 从长远的观点看, 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 是废除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 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济。两年后, 他又再次强调“两次飞跃”。“从长远的观点看, 科学技术发展了, 管理能力增强了, 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 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 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 农业也一样, 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 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

提出“两次飞跃”论的意义在于:第一, 确认了我国农业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飞跃”取得的成就。以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主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乡镇企业大规模出现为标志的“第一次飞跃”, 迈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与革命一样, 中国的改革同样起源于“农村包围城市”, 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 “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 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一时期,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广泛地调动了起来。第二, 揭示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客观规律。所谓“第二次飞跃”, 指的是发展集体经济、搞适度规模经营。老人家指出, “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这一次飞跃, 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而不是背离它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无可比拟的。第三, 维护基本经济制度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不仅要在城市工业、金融业企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旗帜鲜明地抵制私有化恶浪, 同时也要在广大农村的改革进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促进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发展与繁荣, 以利于几亿农民的共同富裕。

“两次飞跃”这个论点, 是邓小平农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地理解这一理论, 不仅要看到小平同志从生产力发展角度出发, 在20世纪80年代初坚决解散了农村人民公社, 也要同时看到小平同志认为生产力水平足够,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 还是必须要走集体道路。只有不偏颇地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 才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农业发展理论。

二、必须排除新自由主义干扰, 理直气壮地坚持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坚持农业的“公有制为主体”, 在于农村的土地制度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和农业的经营体制应当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在以上这两点中, 第二点是从属于第一点的, “土地归谁所有”是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关键问题。在农村土地制度方面, 一些人始终认为集体所有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 搞市场经济则必须实行“土地私有化”。这一观点, 无非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兼容”这一错误认识在农村和农业改革发展领域的表现形式而已。程恩富 (2007) 认为, 在越来越多的实证资料面前, 我们不得不认为“计划经济是功成身退, 市场经济是继往开来”。所谓“继往”, 指的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能丢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长期以来,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西方资本主义理论分别从“左”和右的方面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可能性, 小平同志晚年提出并强调“手段论”则阐明了计划与市场只是经济运行的机制和发展生产的方法,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 我们知道, 中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在于过多的人口与相对过少的土地资源的矛盾即“人地矛盾”, 同那些崛起的大国相比,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无论是对于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政治舞台上各主张救亡图存的阶级、还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 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的国情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只能靠自我。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 土地集体所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的存在都有着其深刻的合理性。

当前, 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 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应当承认, 这一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条件下对于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起到过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其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过渡体。以华西村等为典范的实践证明, 发展集体经济是破解“三农”难题、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国内环境看, 以户为单位的个体小农经济, 与农村生产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趋势和农村公共产品的社会化提供是不相适应的。从国际上看, 西方强国的农业无一不是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新自由主义恰恰是看到了这一点, 极力主张私人乃至跨国资本主导我国农业, 使得早已灰飞烟灭的地主阶级“卷土重来”。因此,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新自由主义的尖锐对立, 在于中国的农村未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侯惠勤 (1993) 认为, 常见的一种情况是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割裂, 从而把解放思想当作一个无党性的口号, 离开实事求是去谈论解放思想“不够”还是“过头”, 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谈论胆子大还是不大。这就根本违背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促成中国农村的“第二次飞跃”, 其结果引发的矛盾和问题将积重难返。

三、学习邓小平“两次飞跃”论带给我们的相关启示

程恩富 (2007) 指出, 切实发展统分结合的集体层面的经营, 具有“可以改善农业发展缺乏集体服务和某些萎缩状况、可以改善农民的市场交易地位和状况、可以改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状况”这三大优越性。当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一部分农村着力发展集体经济、不失时机地推进“第二次飞跃”的条件已臻成熟。判断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成败得失,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不要把这项改革再深入地推进这关键的一步。

邓小平的经济增长思想 篇8

[关键词] 西部大开发 两个大局 资源优势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党中央贯彻邓小平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是我国迈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要部署，是面向新世纪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江泽民总书记讲：“把这个战略决策实施好，对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对逐步达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实施西部大开发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决策。

一、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是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主客观条件的估量，从全局出发，制定出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讲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确立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基本上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提出了分为“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达到温饱水平，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第二步，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上实现现代化。近阶段的战略重点是农业、能源与交通、科技与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经济全方位增长，都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就。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府宏观政策适度倾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提高，有些重要指标甚至高于东部地区。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正在扩大，如：1978年～1997 年在全国国民生产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东部地区由 52%上升为 61.4%，西部地区则由 17%下降为14.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也逐渐拉大，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6392 元，西部仅为 4009 元。所以新的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两个大局”的思想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其目的就是为了缩小地区差距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增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逐步实现从先富到共富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平衡发展战略，这种平衡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整体经济效益为代价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我们要遵循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构想。由于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基础好，交通和地理环境也比较优越，应当利用有利条件先发展起来，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的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就是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构想。

二、西部区域经济的大发展

为了落实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党中央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先后开放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5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城市，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资金、人才，从而促进了南部和东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当沿海地区发展起来后，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于2000年3月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对全面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是关系全国发展的大局，关系到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积极推进西部开发对于促进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近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西部各省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西部开发已有了良好的开端，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是西部地区历史上人气最旺、发展最快、社会稳定形势最好的时期。

1.经济快速发展，投资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000年～2001年，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6%，西部与东部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由过去20年平均每年1.4个百分点缩小到每年一个百分点之内，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4.9%，快于全国11.6%的平均水平。2002年1月～9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8%，高于全国24.3%的水平。

2.一大批重大建设项目相继开工，基础设施建设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近几年来，国家在西部地区安排开工了3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6000多亿元，涉及水电、铁路、公路、机场、水利枢纽、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大型水库30多座，新增公路通车里程5万千米，新建铁路新线1641千米，电氣化线路1370千米，新建和改造机场31个，西电东送工程在建装机容量2200多万千瓦。

3.退耕还林工程全面启动，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近几年来退耕还林4418万亩，荒山、荒地造林4404万亩。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进展顺利，累计人工造林1880万亩，飞播造林860万亩，封山育林7921万亩，草地治理1350万亩，并开展了围栏封育、草场改良、舍饲圈养等设施建设。加强了云南滇池、三峡库区和重点城市的水和大气污染治理。

4.科技教育工作力度加大，社会事业发展势头良好

近几年来，国务院安排西部科技开发项目2100多个、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约200个、企业技术创新项目400多个，重点支持了西部地区科技能力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技术创新，加快建设了陕西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区、四川绵阳科技城等高新产业技术基地。国家改造了西部中小学危房4000所，重点支持了西部25所大学，建设了200多所贫困县医院、6万多个广播电视接受设施和一批基层文化设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事业的发展。

5.加快培育特色产业，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的进展

近年来，西部地区初步形成棉花、糖料、烟叶、水果、肉类、中药材等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培育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对农林牧业结构进行了较大调整。水电、天然气、煤炭、稀土、钾盐、磷矿、有色金属等优势资源的开发力度加大，能源矿产基地及骨干企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

6.地区经济合作明显加强，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

东部和中部地区积极支持和参与西部大开发，与西部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明显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东西部之间经济合作和对口支援项目协议有9000多个，引进到西部的资金1000多亿元，世界500强企业已有90多家在西部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2000年到2001年，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年均增长20%左右，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5%左右。

总之，实践证明，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和新的党中央作出的协调区域经济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西部区域经济大发展，不仅减缓了西部与东部增长速度上的差距，而且对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开拓了全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开辟了逐步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人民生活共同富裕的道路，为实现到本世纪中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出了重要步伐。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1993.10

[2]萧灼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意义和基本原则．人民日报,2000.3.9（9）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77页～278页．人民出版社．1993.10

[4]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152页．人民出版社,2002.11

[5]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153页．人民出版社,2002.11

[7]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153页．人民出版社,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