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力

经济增长的动力（共11篇）

经济增长的动力 篇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的变化。按照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 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下,2008年1至3季度GDP增长率仍然在9.9%(具体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第12期)。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较而言,这已经是最成功的经济增长。通过政府近期连续出台力度非常大的刺激经济计划,国内外学者普遍预期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维持在8%以上。

虽然一些学者怀疑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真实性,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即便考虑到统计方法以及统计口径中存在的某些误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保持着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事实。对这些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和对外开放利用国际资源潜力,这两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来论述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

体制改革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制创新和变革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重大制度的创新,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办、经济特区的成功等都给我国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1992年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对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大大提高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济组织的效率,释放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巨大潜力,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增强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促使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

随着充满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释放出了国内的发展潜力,使我国资本高速积累、劳动力不断加强、技术不断进步,从而促使改革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由于我国的高储蓄率和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我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7.3%,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长期能保持这么高的投资率。三十年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平均高达4.1%。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每年约有1.9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为我国经济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大幅增加,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才保障。改革30年来,我国投入经费不断增加,企业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每年的专利申请数大幅增加,1998年专利申请数只有2.3万件,而到了2006年增加到了26.8万件。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商品、资金、技术的短缺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的。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将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

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是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中国加入WTO后,同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从多方面入手,运用发展进出口贸易、建立互信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逐步确立自己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其中,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及产品的生产,还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需求情况。对我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后,短缺时代已经过去,大部分产品都是供过于求。需求的扩大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07年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超过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1]。我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速度,提高了我国专业化水平、优势资源效益和技术创新。另外,进口贸易也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我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货物,使我国取得了国际分工利益,提升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增长。2007年出口额为12 180亿元,是1978年的12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8.8%。自1994年起我国的出口额一直大于进口额。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946万亿美元[2],继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一直持续增长,此比重在1993年超过1/3,2001年超过1/2,2006年接近60%。这标志着我国充分利用外资潜力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取得巨大的成功。

二、未来我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85%的速度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现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还远未结束,中国经济也深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放慢了持续增长的步伐。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为许多人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进一步完善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将在我国各领域不断展开,体制改革的成效会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逐渐释放。中国经济从单一制发展为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型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根本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竞争越来越活跃,资本使用效率越来越高,非政府投资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长久的活力。但是,我国目前体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国家金融机构还不够完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制度;用于影响生成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确定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随着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法律制度等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方面的效率也将不断提升。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二)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不仅仅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技术进步而且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甚至购买先进技术已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人口素质大大提升,人力资本取得巨大的成就。我国每年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和留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加,造就了大量的高学历、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他们具有较强的技术吸引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技术保障。

(三)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期

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经济的成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达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成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减弱。在此阶段早期,工业比服务业增长更快,整个经济表现为以工业增长为主导的高速增长。在此阶段,需求结构效益引发产业结构变动,促使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部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亦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种伴生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同步提高。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是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过程,人口、资金、土地以及各种生产资料都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能节约土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效益,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扩散,因此,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测算,城市化增长1个百分点,将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我国1978年城市人口只占17.9%,2006年城市人口占43.9%,年平均增长0.93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按目前的城市化进程计算,我国达到70%的城市化水平,还要29年。因此,城市化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四)我国具有低成本优势

资源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竞争力以及一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资源也是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我国人口众多,各层次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意味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3]。近年来,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竞争手段就是“低价跑量”。虽然最近两年来,在国内政策和产业成熟度提升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至今仍然不足美国的10%,所以,成本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当然也就是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持续增长的优势之一。

(五)庞大的市场规模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现代经济中由于技术和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市场规模越来越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规模,成本就会很高,发展就会出现困难。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我国每年新生儿有1 400多万,这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国人口。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原有人口生活水平保持不变的话,仅仅满足这些新生儿的生活条件,中国GDP每年就要增长4%。[4]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巨大,中国改革30年的发展主要以外向经济拉动为主,中国未来20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将是国内的市场,因此,我们将比韩国和日本等国有更长的高速增长期。

(六)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只占到国民产业结构的40.1%,而发达国家达到70%。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由市场来调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劳动力转移将主要向第三产业移动,这就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第二产业结构的上升,促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就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我国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地区资源优势互补性很强,产业发展可实现梯度转移,从而延长了经济发展时间。我国具有形成较大市场规模的条件,这有助于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抵抗外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七)我国具有的后发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我们应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借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制度和管理经验,降低成本和风险、缩短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我国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我国经济保持较长时间增长。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N].北京:人民日报,2008-03-20(1).

[2]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储备—2008[EB/OL].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110400000000000000,19&id=5.

[3]海闻.中国有可能创造持续5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J].现代商业银行,2008,(3):17.

[4]杨静.中国经济增长能持续多少年——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J].国际融资,2008,(3):33.

经济增长的动力 篇2

保发展要靠扩内需，而城镇化蕴藏着最为深厚的内需潜力，也会带来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当前，在国内国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要让城镇化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必须加快体制改革，破除制约城镇化推进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工业化实现的，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依赖高储蓄、高投资，通过大力发展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经济连续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原有发展动力遇到了严峻挑战，必须为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源泉，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

一、传统增长动力受到严峻挑战

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原有发展动力机制构成了严峻挑战。从国内环境看，我国劳动力供给优势正在减弱。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总量增长幅度在逐年下降，预计到20新增劳动力将为零。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土地价格持续上涨和人民币升值，都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赢利空间不断被压缩，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处于微利甚至零利润水平。显然，在此情况下，继续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将越来越不具备竞争优势。

从国际环境看，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原有供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度调整，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去杠杆化，纷纷改变过去那种高负债的消费方式，政府在财政赤字压力下大幅度缩减公共支出，居民在高失业率压力下不断降低消费率，由此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下降，这给中国继续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洪都拉斯、孟加拉、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他们正在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增加出口，在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对中国的产品形成了明显的替代效应。面对外部需求下降和市场替代，我国继续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二、城镇化是新时期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继续沿着以往的发展道路难以为继，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推进城镇化便是一个选择。同工业化相比，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创造需求，城镇发展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消费品市场扩张两方面都能大量消纳工业化产品。城镇化不仅仅表现为城镇空间的扩展，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人口的集聚和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大规模人口城镇化，会产生巨大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转换效应。大量人口转为市民后，从买房、买家电到吃穿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城镇化的实践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单位，能带来人均国民收入的.明显增长，由此可显著提高国民的购买能力；同时，大量农民进城落户后，即使是收入水平不变，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变化也会向有利于增加工业品消费需求方向转化。另外，从供给角度分析，城镇化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世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表明，当一国的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时，推进城镇化可以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和就业规模，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即使是制造业结构转型和升级也离不开城镇化。

一般而言，大部分技术创新活动都是在城镇开展和完成的，城镇为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了难得的支撑平台，是人力资本提高和知识积累的大熔炉，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必须依赖城镇化的推进来完成。因此，当工业化到达一定阶段后，城镇化是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发动机。还需要强调的是，当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构建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尤为重要，这一时期，城镇发展恰恰能为中等收入阶层集聚和成长提供主要空间，显然城镇化也是推动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来源。

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至20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增加124.5元，按年价格是670元。与此同时，我们还对过去30多年中国城镇化与非农产业就业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第三产业就业比率对城镇化率的弹性为1.13，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第三产业就业比率以递增的速度增加，这反映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扩大第三产业就业机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与城镇化呈线性关系，意味着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663.84万人。

三、通过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对限制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城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优先支持工业化的体制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一直存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

研究表明，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利于推进城镇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唯GDP论”过多地占有资源用于工业化，挤压了城镇发展的空间。二是城乡二元体制排斥农民工进城落户，抑制了城镇化的推进。三是传统的城镇发展模式不利于推进城镇化。一方面，“以大管小”的城镇化模式对人口向城镇集聚存在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分散式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难以形成城市群效应，降低了城镇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四是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仍存在“虚高”成分。如，按照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6978万人，但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的人口要低于该数据。因为，在现有体制下，我国在24223万个农民工中，有15335万人在城镇打工，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一部分农民工既无法真正享受城镇化成果，又被统计为城镇人口。

要想让城镇化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必须加快体制改革，破除制约城镇化推进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

一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将城镇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应调集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公共资源用于城镇发展，以增强城镇承载和集聚人口的能力。因此，要改革干部考核机制，将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以及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重要考核指标。鼓励各级政府将公共资源倾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方面，以增强城镇对外来人口有足够的吸引力。

二要通过培育和发展辐射全国性的重点城市群体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已经到了以培育和发展城市群推进城镇化的阶段。从现在起，就应该在全国重点培育和发展几大城市群体系，即东北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地区城市群、江汉平原城市群、湘中地区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关中地区城市群等。在培育和发展城市群体系过程中，既要注重大城市的发展，也要关注中小城市的发展，科学协调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关系，通过将各城市群中大中小城市连接起来进行协调发展、系统发展，以提高城市群集聚人口的整体功能。

三要改革排斥农民进城落户的城乡二元体制。从长期目标看，我国城镇化要深度推进，就必须将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并使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思路是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人口管理机制，构建有利于人口迁徙的可转移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民工身份转换。从近期看，中小城市(镇)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放开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政策条件；大城市也要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放宽户口准入制度，允许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稳定收入来源的农民工转为市民。

与此同时，要改革社会公共服务与户口挂钩的制度，废除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体制安排，在加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

社会救助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居民在劳动就业、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公平对接，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化和一体化。

焦虑：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篇3

为什么一些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富有，而其它国家和社会却始终处于财富的底层呢?这是经济学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有许多基于地理、气候、文化或历史差异等方面的假设。而我却有另外一种解释：不安全感。它源自于一种担忧：即如果你停止辛勤工作，一些人或一些事会随之而来、并夺走你所获得的东西。

比如美国，它始终在为其经济和军事霸权所面临的威胁烦恼，有时甚至有些歇斯底里。与丧失领导地位有关的每一种新的担忧都会引起民族自省的发作，并带来衰落即将临近的预言。这种烦恼会导致下意识的保护主义。更多的情况是，这刺激美国人取得了新的成就，使其经济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许多产生激励作用的事件被迅速遗忘，证明在一个民族自我复兴的天赋中，短暂的集体记忆并不重要。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曾有人担心日本将如何“买下”美国，而今，又有多少美国人还记得当时的苦恼呢?

在亚洲，焦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缺乏自然资源，以及在地理、文化方面被孤立的担忧起到了为日本经济崛起提供动力的作用。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访问日本的时候，我曾一次次地被打动：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日本的成功是多么不稳定；而在他们的国家已经成为富国之后，为了实现工业进步的神圣使命，日本人又是那么长期而无私地牺牲着个人的生活质量。经过多年之后，三年前我重返日本，问日本朋友，在经济度过了最糟糕的时期后，当下重要的国家目标是什么。他们当时说不出来什么，但表示，他们自己的目标就是更好地享受生活。我当时意识到，这个经济体正趋于成熟。

普遍深入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外国人明显不信任(在国防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也推动了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尽管1997年至1998年的经济危机使其遭受重挫，但民族多疑症以抵制外国人的方式延续了下来，这些外国人在韩国经济跌至谷底时在那里投资，从韩国的不幸中获益。

在中国，另一种担忧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作用：其领导人在政治上的合法性，靠的是人民生活水平能否迅速提高。对于他们来说，导致民众普遍不满的经济突然低迷，简直是一场噩梦，这种担忧并非大国所独有。新加坡对于新增长来源和就业的狂热追求，也反映出了类似的担忧。

诚然，并非所有在经济方面成功的国家，都被焦虑所困扰。澳大利亚实现了繁荣，尽管它是个“无忧无虑”的国家。伹长期以来，丰富的自然资源也缓解了对其经济弱点的担忧——尽管生活无疑比以往压力更大。印度正沉迷于迅速的增长及其经济可以在国际上竞争的发现。但另一方面，因为印度在经济方面的成功太过异常，以至于它依然习惯于忧虑。

在亚洲多数地区，国家在不安全感方面的疑虑扩大到了个人身上。微薄或根本不存在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该地区高储蓄率的原因所在，而这也为该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即便身为亚洲最富有的经济体，香港和新加坡仍然没有提供失业保险计划，而它们的信念就是强制人们自食其力，驱策人们努力工作，只要所有人都有自我牺牲精神，并且真的有自我改善的机会，这就是可以容忍的。

从北京到新加坡，对于亚洲各国政府而言，一个日益突出的挑战，就是这种社会契约正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增长不再解决所有的问题，高技能工作获得的回报越来越多，加剧了城市内部和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许多亚洲国家因这些趋势而萌生的政治忧虑能否再次带来解决方案，我们不得而知。

对于那些焦虑推动型的经济体而言，另一个大问题是，它们往往会因为全神贯注于一个狭窄的国家目标而变得眼光短浅，无法看到隐藏的危险。在那些政府集权设定目标、而又不想进行重大政治变革的国家，这种风险特别大。日本权力巨大的官僚主义者一直忽视资产泡沫，待到发现它时，为时已晚。泡沫在90年代破裂后，该国经济坠入了长达10年的通货紧缩。韩国的工业发展规划者未能发现被高估的货币、虛弱的金融系统和不稳定的企业债所面临的风险，而正是这些因素将其经济带入了低迷。

经济增长的动力 篇4

1 拉动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分析

(1) 拉动内需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背景下, 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要求。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向更深层次发展, 我们看到国际股市暴跌,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 大量的机构、公司裁员, 钢铁、汽车等行业减产甚至停产。在这种恶劣的国际经济环境下, 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我国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2008年我国的GDP增速连续下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指出, 2008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速为9.9%, 比2007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 消费信心指数、企业景气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扩大投资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激活国内投资市场;通过增收、扩大信贷等经济杠杆, 激活国内消费市场, 从而带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2) 拉动内需是使我国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今年一季度, 我国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9.7%, 4月份下降了23%。2008年上半年开始, 我国东南沿海带已经不断爆出许多中小企业裁员、倒闭的消息, 企业大量的产品外销受阻, 资金困难使其主动转型难以推行。而对这严峻形势, 政府必须在落实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过程中, 合理引导外向型经济转型, 优化经济增长结构。

2 当前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

2.1 投资膨胀

出口导向、过分倚重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 外汇储备激增, 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是经济结构外部失衡, 并且出口需求过快增长体现出内生性:出口拉动投资的增长。出口的迅猛增长变相带动了投资的增长, 使其陷于循环增长。投资的增量中相当多的部分是由出口带动的。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认为, 过度地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缺憾, “假如中国政府在消除房地产泡沫后又在货币问题上让步, 就必须认真应对中国经济将严重缺乏增长动力的风险。”从1998年到2004年, 国家累计发行长期国债9100亿元, 由此形成了数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经过若干年不断的追加投资, 国债投资的累积效应逐步显现出来, 形成较强烈的投资惯性, 在一些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表现尤为突出。近年来,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开始转向住和行, 随着住宅、汽车、电子通讯等产业的快速增长, 直接带动了钢铁、有色金融等重化工业的发展, 从而导致我过投资率增长过快。另外, 随着国际资本向中国的投资以及国际产业向中国的转移, 也加剧了我国投资增长的速度。

2.2 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矛盾严重存在

在结构上还没有形成一种市场调节机制, 加上原有的存量结构又非常不合理, 截长补短的任务相对较重, 这种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有能力没市场。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仍较突出。这里有两种性质的生产过剩:一种是绝对过剩。比如由过去盲目重复建设造成的某些工业生产能力的大量过剩, 虽然过去几年通过限产压库、关停并转已消化了部分生产能力, 但并没有全部解决。如冶金、煤炭、制糖、建材、电力、轻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另一种是相对过剩。二是有市场没能力。在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 与一般工业品相对过剩的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短缺现象。主要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产品短缺。每年要花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这些国内短缺的高技术产品和高档消费品。

3 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目前, 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有效地扩大国内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 促进结构调整,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政策导向功能和作用, 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打开民间投资的渠道, 这是推动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3.1 改善投资效率

一直以来,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反周期性操作的基本原则是对总需求进行调控, 财政货币政策都侧重于如何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支持投资驱动型的增长。这种粗放的投融资体制虽然有利地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是低水平的重复投资使最有活力的部门得不到所需资金,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剧等等, 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所以当前, 投资增长率己非财政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 而更应该关注资金的使用效率的问题, 既要抵御低水平重复投资, 又要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比如近年来, 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快, 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违法违规用地现象严重等问题十分突出,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对此, 宏观调控政策可从房地产开始采取一系列税收、信贷等政策, 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3.2 优化投资结构

投资结构主要包括投资产业结构和投资地区结构。从前者来看, 当前必须把基础产业即农业、交通、能源工业发展作为投资重点, 只有使这些基础产业得到应有的发展, 才不会出现瓶颈约束, 也才能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有坚实的基础从, 后者来看, 在安排投资的地区结构时, 要处理好东中西部的关系, 既要保证发达地区的高速发展, 也要采取有效措施, 扶持落后地区, 鼓励中、西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把劳动资源优势同沿海地区的产业机构升级结合起来, 带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全面实施货币紧缩的话, 对融资本身较难、流动性需求强烈的中小企业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 在货币政策上, 通过提高利率来对过热产业如房地产等的信贷进行结构性调整比存款准金率为代表的总量调整更重要。在提高利率的措施中, 尝试把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具体化, 在贷款利率提高的同时也应提高存款利率, 同时配合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对贷款的窗口指导以及利率和汇率等综合手段, 并进行最优组合, 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 将通胀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到货币市场不健全、利率机制作用有限等影响降低了传导机制的功效, 造成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受阻和扭曲, 也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效果。由市场形成的利率机制, 其自身具有一种内在平衡机制:经济扩张, 需求增加、利润上升、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增加、利率降低增大信贷资金的需求并抑制资金供给, 从而促使信贷资金市场达到新的平衡;反之亦然。在利率管制下, 经济扩张时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扩张不会推动利率的下滑, 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和信贷过度扩张;在经济萎缩时, 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缩小也不会推动利率上升, 从而导致信贷过度萎缩。中国社科院金融专家易宪容也表示“利率一定要调整, 固定不变的利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他指出, 贷款利率的调高给了企业一个预期:利率是会变化的, 企业作投资决策时要把利率风险考虑进去, 这对抑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冲动具有很强的意义。

3.3 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 应当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方向。尤其是世界经济普遍走软, 美国经济调整, 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较大, 因此, 积极的财政政策还要适当加大力度。回顾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情况, 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特点之一, 政策效应明显。在经济相对收缩阶段, 实施财政政策由于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就可以直接扩大社会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 时滞短、见效快。特点之二, 政策取向合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着力点, 既注重总量扩张, 也着眼结构调整, 符合扩大总量、优化结构的战略构想, 有利于短期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的有机结合。各方面情况表明, 增加的国债定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行业技术改造的举措, 对刺激投资、改善经济结构和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等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特点之三, 避免了挤出效应。在投资项目安排上, 选择投向的重点领域是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农村电网、高新技术、环境保护等项目。这些项目由于直接回报率低, 一般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 因而可以有效地避免挤出效应。同时, 还规定凡是需要银行配套贷款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都由银行评估。银行不承诺贷款的项目一律取消。银行认购的国债可以在银行间进行交易, 中央银行可进行国债回购, 不降低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特点之四, 控制政府的债券规模。尽管增发国债的规模较大, 但按国际公认的标准衡量, 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都比较低, 增发国债仍有一定的空间。另外, 从金融市场的应债能力看, 目前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资金呈偏松状况, 认购国债的能力较强, 加之购买国债有利于金融机构改善资产状况、提高资金的流动性, 因此金融机构认购国债的积极性很高。特点之五, 避开了政府偿债高峰。今后几年内, 是我国财政偿债高峰期。

3.4 畅通民营投资渠道

民间投资增长活力有所加强, 但民间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的机制尚未形成。因此, 政府要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扶持力度, 打开投资渠道, 驱除投资政策屏障, 加强投资引导。凡是已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 都要对民营资本开放:对加入WTO以后承诺对外开放的领域和控股比例要求的行业, 也应先行向民营资本开放, 如电信业、银行业、保险业、专业服务业等。此外, 凡是对国有、外资投资实行优惠政策的领域, 其优惠政策对进入该领域的民营投资同样适用, 如对国有企业的贴息技改政策也要对民营投资同等对待。凡是预期有收益或通过建立收费补偿机制可以获取收益的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 都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打破所有制界限, 破除地区和部门垄断, 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 尤其是民营投资的进入。

摘要：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 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本文主要通过对国内经济和贸易形势的分析, 挖掘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 提出了改善投资效率、优化投资结构、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畅通民营投资渠道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内需扩大,经济增长,对策建议,中国经济

参考文献

[1]李文龙.拉动农村内需为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力[J].中国农村科技, 2008.

[2]吕学山.扩大内需: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J].东岳论丛, 2008.

经济增长的动力 篇5

人们普遍认识到，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尤其是当经济趋于成熟、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再的时候。未来生产率以及生活品质和生活水平的突破性改善，皆有赖于创新。

在公众的观念里，创新已成为企业成功的同义词。当今时代最成功的品牌都是创新的佼佼者。“创新”一词已成为行业领导地位的一种社会文化表达。如今流行给任何新事物冠以“创新”之名——希望凭借打上“创新”的标签确保商业成功。

创新成功可能与庞大的研发支出有一定关联。然而，可观的研发支出本身并不能确保创新。实际上，资源、合适的政策框架以及创新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在多数有活力的市场，为促进创新建立合适的政策框架，都是政府政策的制定目标，也是企业战略和投资的组织原则。

不过，不同国家之间，围绕何种政策才是建立创新经济的正确基石，以及采取什么策略实施合适的政策，一直存在分歧。而且，在真正的创新经济中，政治优先事项可能与经济及社会基本面的某些因素发生冲突。

全球创新地理格局转变

2014年，全球研发资金预计将达到大约1.6万亿美元。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的研发投入将占到全球总额的80%左右。过去10年，就全球以及特定国家内部而言，我们是变得更具创新性了，还是创新能力停滞不前？围绕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争论。确实，一些国家的某些创新指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下降，特别是，其研发投入可能落后或停滞了，科学教育面临财政压力。

尽管以广为接受的指标衡量，美国和一些北欧国家仍是创新领军者，并且仅美国自身就占到了全球研发支出的约三分之一，但全球创新地理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创新和科学研发中心正在兴起，特别是在亚洲。中国和韩国就是例子，其研发支出年增长达到两位数。根据可获取的估计数据，中国占全球研发支出的约17%，近年来，其在全球研发支出中的占比每年以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研发支出第二高的国家。不过，只有12个国家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率超过2.5%：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瑞典、以色列（为最高，达4.2%）、瑞士、奥地利、新加坡、芬兰、丹麦和卡塔尔。

另一个地理上的变化是创新的全球化。在许多行业，要想创新，就必须借助全球而不是国家乃至区域市场，并且需要利益相关者通力合作，推动科技进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垄断知识或创新。在这个通信飞跃的时代，创新来自世界各地。通过网络化的平台进行合作，能够消除地理上的障碍。

创新的基石：共同的国际经验

没有单一的政策框架或商业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行业和地区并带来创新，但在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似乎存在某些类似的基石，支撑和促进创新。它们是什么呢？有四个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政府政策至关重要。研究发现，一些特定的政府政策能够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这包括投资人力资本（教育）、建立深厚而具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开放投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施行支持性的监管政策。如果这些领域的游戏规则树立了长期信誉，人才、资本和研发平台都将尾随而至。

推行发展长期人才储备的教育政策：通过教育机构投入资源，致力于发展人才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以及商业技能。

实行开放的投资政策：运转良好而开放的资本市场，会把资金分配到有前景的科学研发中，而不受政府的干扰。开放的投资制度允许资本跨境流动，从事风险投资活动和商业开发。这些政策可能包括某种税收激励，比如研发税收减免。

保护知识产权：对个人的积极性和所承担的风险做出奖励，保护是必要的。

实行支持性的监管政策，即既符合公众利益、又最不具有干预性的政策：既不增加价值、又不产生责任的监管应该消除。

第二，培育鼓励私营部门积极性的文化。政策应该向发展私营部门倾斜，鼓励私营部门发挥创新引擎的核心作用。私营市场的活跃发展，以及企业管理层关于通过创新提高利润的承诺，常常是进步的源泉。

第三，政府在支持优先领域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基础研究常常不会带来直接或立即的商业回报。因此，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可能是私营后续开发商业应用的催化剂。

第四，为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研究者的聚集，包括在大学和企业之间，以及科学和创业人才的合作，能够促进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促进创新性的科学发现和商业应用的开发。这种联系能够带来跨境人才。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高速互联网服务，并建立安全的数字平台，是这一创新过程的一部分。

从制药行业看创新过程的全球化

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清晰地体现了创新过程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这些行业之所以能够反映创新的价值，是因为其营收的很大一部分会回流到研发中。全球生命科学行业占全球总研发支出的约八分之一。在所有行业中，发达经济体中以研发为基础的制药行业，将营收重新投入到研发中的比例是最高的——日本为17.3%，美国为15.5%，欧盟为14.1%。

新药研发的成本非常高。据估计，从发现新药到推向市场，成本接近12亿美元。美国制药公司所考虑的每5000种至10000种试验阶段的化合物中，只有一种将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每10种药品中，只有两种能够收回研发成本。研发可能需要10年至15年的时间。因此，新药研发的巨大风险，要求必须有稳定的政策来奖励科学发现，提供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定价政策必须能够平衡投资回报和药价的可承担性。没有这些基本政策，公司不会进行大额投资。

国际制药行业充分注意新药研发的全球性。该行业认识到，其利益在于不同市场能够实施鼓励创新的趋同监管政策。该行业还认为，中国在这一全球舞台上将扮演重要角色，有可能参与联合开发，并降低成本。国际制药公司已经认识到，中国政府给予了生物技术优先地位，视之为战略产业，并以促进该产业创新为目标。

中国的许多大制药公司也认识到药品创新的全球性。如今，我们看到跨国公司与中国制药公司之间的合作迅速扩大。中国正在改善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基础和安全标准，并修改监管政策，使之更符合国际惯例，以期向价值链上端转移。

国际制药公司通过合作在中国市场立足的愿望非常强烈。预计未来数年，国际制药公司在中国的总研发支出每年将超过8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差不多是中国制药行业大中型公司总研发支出的一半。另外，中国公司也在进行海外投资。中国医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在美国进行了近50笔投资和收购，总额近10亿美元。

中国生物技术未来的政策挑战

中国能否在制药创新中成为主要的全球参与者，取决于中国能否克服长久以来的政策挑战。在此过程中，以下几点需要注意把握。

第一，发展支持性的监管环境，使中国能够融入全球药品创新市场。中国监管程序的效率目前落后于其他主要市场。患者获得新药的时间平均比其他主要国家落后4年至8年。

第二，发展开放的资本市场，鼓励私人部门投资于研发，为企业承担开发新药的风险提供合理回报。

第三，实施信息和科技政策，使国内外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实现互联。

第四，保护新药开发的知识产权。

中国在全球创新中的领导地位，取决于建立提升私人积极性的政策框架

综上所述，中国显然已经展现出向全球科技界及商界学习的能力，有效参与全球合作的能力，以及让所学融入并适应中国的自身环境、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高速计算、互联网服务、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高铁运输。

研发支出的规模本身并不能在创新中带来价值。中国开发突破性产品和新科技的能力，取决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速度和内容。如果中国能够打破阻碍风险投资和科学试验的政策限制，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在具备了鼓励私人积极性的文化和政策框架之后，将会在真正具有创新性、突破性的产品方面，做出更多一流的贡献。

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自改革和创新 篇6

中国经济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略有结余, 实施适度的财政赤字政策, 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其得益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理念。然而, 时至今日, 不仅增长模式需要转变, 宏观调控方式也需要随之进行调整。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看, 英美澳等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后实施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20年间, 同样遇到滞胀问题, 都先后或者周期性地实行货币主义政策, 或者采取供给学派主张。许多政要都采纳过供给学派经济建议的增加就业和促进增长的政策, 如撒切尔、美国里根、布什、克林顿、奥巴马等等, 都鼓励创业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有的与私有化配合, 有的与促进科技进步相适应, 有的提倡再工业化等等, 都体现了以供给学派政策为主导, 与其它政策配合的宏观调控理念。供给经济政策, 成了这些国家反周期、提高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而供给经济学政策取向, 就是减轻税负, 促进生产和服务, 扩大就业岗位, 增加劳动者收入, 使生产与分配、投资与消费良性循环。

那么, 中国的供给经济政策是什么呢?

从发展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文献看, 后发达国家的GDP税负担在18%到25%为宜。而中国目前的实际GDP宏观税费负担在35%以上, 超出上限10个百分点。微观税费负担, 按照福布斯采用的几个他们能获得的指标计算, 沉重程度排在法国之后, 为全球第二。如果将没有包含在福布斯指标中的各类繁杂收费项目, 以及企业隐性支出等计算在内, 中国企业税费负担的沉重程度定为全球首位。相比发达国家行政公务支出占财政全部收入的比例 (最低的仅2.5%, 最高的也就19%) , 中国实际全部行政公务支出比例高达35%以上。宏观高税费负担和巨额的行政公务消费, 严重抑制了民间经济投资和经营的活力, 也挤压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空间。

一个中长期的财政政策是:宏观和财政支出结构方面, 一是将财政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35%左右降低并控制在30%以内, 最好安排在28%左右为宜;二是党政公务支出比例最终目标是限制在全部财政收入的18%以内, 今后以每年缩减降低2个百分点;三是紧急修改预算法, 如果来不及修改就通过预算临时法案, 15年内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压缩至不超过30%, 党政公务支出每年缩减和降低2个百分点, 在限定时期内缩减到18%, 永远不得突破, 作为国务院及财政税务部门不得违反的法律规定下来。

从微观经济政策调整看, 笔者认为, 国务院近期通过的关于小规模企业月销售额2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 其起征点设置很保守, 起点太低, 并且可能会被地方税务和以费替税的方式所抵消。奥巴马2013年安排的用于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的减税是3000亿美元, 占其预算的5%左右。而中国财政部门称为小企业减税的额度在300亿元左右, 只占公布预算的0.3%, 占全部政府收入的0.16%。与美国相比, 减税政策力度实在是太小。

笔者建议:一是实施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 刺激经济增长, 财政分三年, 每年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小微企业安排占预算3%到4%的减税规模, 从2014年开始, 分4000亿元、5000亿元和6000亿元进行;二是小规模企业的税收起征点提高到月销售额10万元, 此规模以下的免征;三是由国务院宣布, 所有政府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对小微企业收费都是违法行为, 严格禁止, 凡禁而不止的, 一定追究相关人员有关责任;四是社保“五险一金”交费率从目前平均工资总额的50%左右降低到35%;五是工会经费和残疾人基金等, 紧急停止和修改一些法律和有关条件, 以自愿入会交纳、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慈善捐助渠道筹集, 不得以税务方式强制向小微企业征收。

中国政府各行政和各行政事业性机构向企业收取的费无法统计, 也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统计数据。从反映和推算的数据看, 仅交通行政事业及交通安全部门的普通和高速公路收费罚款 (不含城区内收费罚款) 就高达2700亿元之巨。有收费权的政府部门多达几十个, 笔者个人估计全国每年规模最少在4万亿元, 最多可能达6万亿元左右, 在正规税收的40%到60%之间。收费和罚款, 是党政公务机构和人员膨胀、腐败丛生、三公消费财力的重要来源和领域。曾记得,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 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

事业性机构大肆向农业农村农民收取各种各样的费和罚款, 从交粮款中扣, 造成农村社会的极不稳定。中央和国务院痛下决心, 强硬进行治理, 并在21世纪彻底取消了农业两税, 杜绝了收税时搭费, 使得这方面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得以消除。今天也是一样, 税外繁杂和规模巨大的收费罚款体制不除, 创业和小微企业将步履艰难, 发展空间有限。中央和国务院应当有壮士断臂的勇气和魄力, 通过财政预算、税费、政府机构人员等强硬改革, 停止和废除扼杀活力、妨碍就业、滋生腐败的税外各种收费罚款法律和条规。

经济增长的动力 篇7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加, 科技创新能力跃居世界前列。在我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 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区域差距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体制机制问题都依然存在, 这些问题给我国下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挑战。我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也日益恶化, 欧洲债务危机、美国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增长乏力给我国所造成的外需不振的局面, 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动力不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适时提出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布局, 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开启了新的动力源泉。

只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新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会极大地促进这三个“转变”的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能够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能够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 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 扩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协调, 能够增强第一产业的竞争能力, 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增加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二、我国“四化”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都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 信息化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城镇化正在加速发展阶段, 农业现代化已进入成长阶段。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要求看, 我国目前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程度还不高, 城镇化也滞后于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

当前, 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 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 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 主要是,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 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产业结构不合理, 农业基础仍然薄弱, 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 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 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我们必须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发展趋势, 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 加快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

三、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措施

我国要提升工业的竞争能力, 必须提高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程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坚持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重点围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着力推动制造业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 着力用信息技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着力提高信息产业支撑融合发展的能力, 加快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步伐, 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升级。在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工作中, 我们要坚持创新发展原则, 把增强创新发展能力作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战略基点和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的优先目标, 以信息化促进研发设计创新、业务流程优化和商业模式创新, 构建产业竞争新优势。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原则, 把节能减排作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重要切入点, 加快信息技术与环境友好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和能源资源节约技术的融合发展, 促进形成低消耗、可循环、低排放、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我们要坚持智能发展原则, 把智能发展作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长期努力的方向, 推动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促进工业产品、基础设施、关键装备、流程管理的智能化和制造资源与能力协同共享, 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我们要坚持协调发展原则,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引导企业将信息化作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 形成推进合力。切实推动信息技术研发、产业发展和应用需求的良性互动, 提升产业支撑和服务水平。注重以信息技术应用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促进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高速增长, 必须改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 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相互联系、互相促进。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基本土壤;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加速器, 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化以城镇化为基础, 城镇化反作用于工业化;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来带动, 也会给工业化提供支撑。我们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 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我们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尤其要重视中心城市和中等城市发展。我们要深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落实放宽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 逐步推进省会城市和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二是合理布局城市产业, 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统筹各类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 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压力, 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产业集聚能力较强、经济成长性较好的中等城市, 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 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 调整优化建设用地结构, 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发挥县域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 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 推动形成城乡分工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三是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扩大城镇住房保障覆盖范围, 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 落实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四是统筹城乡非农产业发展, 加快推进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和体制机制创新, 鼓励城乡非正规就业组织发展, 增加县域非农就业机会, 扶持农民工创业带动就业, 广泛开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

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必须改变农业现代化滞后的局面, 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针对我国农业现代化滞后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 是同步推进“四化”发展的着力点。实现农业现代化, 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 健全农业产业体系, 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 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和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十八大报告指出,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具体来看, 就是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 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 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 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 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经济增长的动力 篇8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动力

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区域范畴, 其基本含义是指某一地区在发展程度上较低或发展不充分。欠发达地区不仅在中西部地区广泛分布, 而且在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也部分存在, 欠发达问题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矛盾。研究、探索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一、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动力

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快慢和发展水平高低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同一个国家, 为什么有的地区增长速度快, 有些地区增长速度慢?同一个地区, 为什么有的时候增长快, 有的时候增长慢?国内外学者对这类问题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 不管是理论探索, 还是对实际问题的研究, 都没有脱离索洛所创立的因素分析法的分析框架。在索洛及后来的新增长理论中, 他们以G D P或国民收入与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之间的联系为基础, 建立了分析模型。他们的分析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的。因为, 从生产要素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有机制, 需要有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有完善的市场制度和悠久的市场文化。

在转型经济国家, 特别是中国制度转型在区际间变化速率的不同引致了各区域经济增长环境的差异,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区域要实现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 就必须着手解决区域经济系统的动力问题, 使之不断有新的动力产生, 并不断对区域增长形成新的推动。

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特征的问题, 它取决于不同时代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体制。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 区域经济增长也随着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表现出不同力量的作用。在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 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或者表现为一种极端的政治热情, 或者被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弱化。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 市场竞争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核心内容, 是市场机制的重要特点。区域经济正是在竞争机制的规律性作用下, 在资本增值的内在驱动与外部市场竞争压力的双重作用下, 在区域经济竞争关系的变化中走向扩张、逐渐发展的。

二、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要素

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区域, 推动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要素并不完全一样;其中有一些条件和要素, 却是经济发展进程中都不可缺少的。动力要素就是那些能够直接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的根本性的决定力量。它应该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并形成一种良性的内在的社会经济机制, 从而能真正地促进产业结构的转换, 带动技术进步, 提高劳动生产率, 推动经济发展进程。可以说, 区域经济发展速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区域所拥有的动力要素的形成及其强弱程度。

我们认为, 区域经济发展要有内外部动力的牵引和推动, 同时, 还要不断克服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阻力。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力主要来源于市场需求、竞争对手、政府行为和科技进步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来源于区域内企业家及其员工的物质追求和精神需要 (需要满足度越高, 人的素质越好, 动力就越大)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阻力则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称、管理水平滞后、保守文化等。同时, 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 经济增长的环境, 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论文认为, 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要素, 可归纳为:资源要素投入, 技术创新, 制度和机制推动, 企业家 (动力主体) 及其创新精神, 社会文化作用力。

1. 投资动力

资本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 也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起步阶段最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 都是从解决资本供给开始的。因此, 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 经济增长首先需要解决资本供给问题。通常, 资本充足的地区, 经济增长速度就快;资本不足的地区, 经济增长就慢。

在经济发展初期, 资本的原始积累没有形成, 资本稀缺, 因而投资就不可或缺, 便具有决定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主要表现在可带动其它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投入, 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推动力。

2. 技术创新动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日益重要。技术创新动力的表现形式:技术推力、市场拉力、扩散力等。技术创新动力主要是通过下列机制产生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使新的科技成果走向市场, 首次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 并创造出新的需求的同时, 大幅降低劳动成本、材料成本、信息成本等等。又通过众多的企业对创新进行模仿, 随着技术创新扩散, 而产生了乘数效应、增值效应和优化效应, 使技术创新逐渐植入经济领域并产生扩张效应。因此, 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3. 制度创新动力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制度分为正规规则和非正规制约两种。制度动力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强制性。制度使得在经济主体间产生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和约束人们的选择空间, 发挥制度能改变区域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改变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功能来实现的。制度创新通过改变交易规则来为区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4. 管理与创新动力

如果说投资、技术都是从供给或生产要素这一层面上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的话, 那么管理或创新就是在更高一个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了。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指出, 经济发展在越过资本这一关之后, 接下来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能否发现投资机会, 并把发现的投资机会付诸投资行动”。实质上, 这就是管理或创新推动问题, 也可以说是企业家推动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企业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日趋重要。经济发展之初, 市场需求是天然存在的, 竞争也不激烈, 因此企业不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发现市场、研究市场。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竞争加剧, 需求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 而且越来越不明显, 这时管理和创新就变得十分重要, 企业家问题也便由此产生。

5. 社会文化动力——区域发展的整合力

个人和组织的学习和创新活动总是根植于特定的地方环境中的。这种环境不仅是物质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生产活动等经济方面的, 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和制度方面的。社会文化动力首先作用于人的思想观念, 进而进入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 形成激励力、导向力、凝聚力等, 为经济发展提供无限的动力, 并形成长久的促动效应。因此, 文化真正成为社会的可再生资源。在文化的三种作用力中, 激励力赋予区域经济以活力, 导向力赋予区域经济以价值意义, 凝聚力则赋予区域经济以组织效能。缺乏其中任何一种功能, 或者其中哪一方不适应, 都会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个人和组织作为区域经济活动运营的主体, 不仅是知识、信息、技术的载体, 同时也是各种社会文化要素的载体。因此个体和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在营造区域的学习和创新氛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对我国一些地区的实地调研中, 我们了解到, 凡是发展较好、较快的地区, 区内企业、组织和个体之间都已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企业家, 都强调社会文化联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情招商”、“以诚招商”、“老乡联老乡”、“老外带老外”成为经济发达地区成功的经验之谈。

在区域综合力中, 社会文化动力作为重要的动力源, 已经渗透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成为区域发展的整合力。

三、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建设

决定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能否建立市场动力和政府动力的协调机制。我国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说明以市场动力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比较理想。从长远看, 欠发达地区应该借鉴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 建立以市场动力为主导, 政府动力为辅助的动力体系。当然, 目前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还比较低, 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推动还占主导地位, 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应充分发挥政府动力和市场动力两个积极性。我们认为, 建立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必须要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政府要提供鼓励创业和投资环境的政策、法律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实现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环境。欠发达地区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环境和条件, 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体所无法决定或选择的。当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决心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时, 总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阻碍着经济发展。这势必影响人们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积极性。当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主体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时, 内部自然也就有动力来改善发展环境。所以, 只要给予经济主体充分的经济自由权, 保护它们的产权, 在机会公正的基础上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 保护他们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的积极性, 就能不断缩小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机会上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

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形成以后, 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方面能力有限, 这就为政府主导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我们认为, 欠发达地区由于处于经济增长的初期, 资金和技术瓶颈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 这一阶段应主要解决资本和技术的进入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家不可能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 安排大项目、给予大投入, 自筹资金的能力有限, 依靠全面的信贷资金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也是不现实的。政府必须更积极地发挥其经济职能参与经济活动, 为欠发达地区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发展环境和投资环境, 实施项目带动外向型经济, 吸引周边地区的生产要素向本地汇集。同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无论是国家的政策制订, 还是区域选择发展战略, 都应围绕这一战略重点。浙江的温州、义乌崛起的核心就是实施“双低战略, 营造低交易成本、低生产成本的投资环境, 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两大中心, 即小商品交易中心和生产中心。

2. 加强区际联系, 搭建区际文化交流的平台

文化发展的非均衡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我国东西部经济的差距除了地理、交通、资本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国家政策倾斜等等的原因, 也有文化差异的作用。东部沿海文化较为开放, 容易接受新事物, 勇于进取, 敢闯敢冒, 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较强, 其文化的开放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 是其经济增长快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与东部比较, 欠发达地区相对闭塞, 由此也阻碍了这些地区的全方位开放, 目前经济增长不力与其保守的思想意识、落后的平均观念密切相关。尽管也有不少人愿意去竞争, 但由于各人的想法、观念相互矛盾, 各种力量相互对冲, 构成一个封闭的文化意识圈, 其结果是并没有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解决这种制度上或文化上的障碍, 转变观念对于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尤为必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应该重视文化力, 要强化东、中、西部之间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以及区域经济多方面的合作, 优势互补。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

3.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培育、发展现代企业

中国制度转型在区际间变化速率的不同导致各区域经济增长环境的差异, 先行开始制度变迁的地区往往具有加速增长的趋势。实际表明, 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公有制调整的时序上, 在资本、技术流向上、在使用财政和金融这两个经济调整工具的频率上, 沿海地区明显优于内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时序性可能是造成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最根本原因。

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而言, 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首要因素。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内生变量,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本、技术等因素的投资及其效率。制度经济学认为, 通过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 可以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对人们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 从而激发人们的创新活动。因而, 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机制乃至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实践证明, 民营经济通过产权制度创新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主要表现在:民营企业的投资更加注重效率和风险;民营企业的管理更加严谨, 风险控制意识更强;民营企业更加灵活, 创新机制、应变能力更强。大力发展现代民营企业, 不仅可以促使资本、劳动力等利用效率的提高, 而且可以为企业在更高层次上的管理和创新奠定基础, 从而增强经济的内在增长机制。对我国现行的体制而言, 民营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袁礼斌等:论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型.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3, 1

[2]何频:论文化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科学研究, 2005, 6

经济增长的动力 篇9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新动力,政策建议

一、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一)经济增长的供给要素动力分析

从投入要素分析,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各国经济实践也充分证明这些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2000年以来,投入要素为湖北省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原动力,这些要素的投入情况反映在投资、从业人员、R&D经费占GDP比重,非公有经济比重等指标中。

在资本投入方面,高储蓄率为湖北投资高增长提供了雄厚的资本支持,2013年全省投资总量达到20753.91亿元,是2000年的14.6倍,年均增长20.3%。在劳动力投入方面,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快速增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综合素质得到很大提升,产业部门对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需求上升。2013年全社会实际就业人数3692万人,年均增长0.7%。从R&D经费投入与创新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增强,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0.98%提高到2013年的1.81%,上升0.83个百分点。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A(t)Ka(t)Lβ(t)。选用1978年到2013年的GDP(Y)、资本投入(K,以永续盘存法计算)和劳动力投入(L,用平均从业人员乘以平均工资)作为变量,测算1990-2013年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湖北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阶段性的演进规律。一是随着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发展,全要素生产贡献率呈波浪式提高,一方面显示全要素对湖北经济快速健康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结构调整与改革创新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十一五”后,随着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历史性突破,超过10%。二是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为稳定,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超过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贡献率,表明资本投入是湖北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支撑。三是人口红利的释放,为湖北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随着结构调整的加快和技术进步作用的增强,大量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劳动者供应的提升,也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二)经济增长的需求要素动力分析

内需规模不断扩大对湖北经济增长发挥着巨大的拉动作用,而外需不足则对湖北经济增长形成了一定制约。2013年湖北资本形成总额14245.35亿元,最终消费额11161.21亿元,净出口额为92.8亿美元,分别是1992年的40.1倍、10.2倍和16.3倍。从三大最终需求占GDP比重看,总体呈投资上升、消费下降趋势,净出口的比重则始终在低水平徘徊。1992—2013年,投资率由32.6%上升到56.0%,消费率由63.3%下降到43.9%,净出口率保持在-4.0%至4.1%之间。

1. 投资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992—2013年,平均投资率为46.4%,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达55.1%。近年来,湖北省投资率、投资贡献率均在不断扩大,超过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成为湖北省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2. 消费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能否保持投资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最终取决于消费需求的增长。1992—2013年,湖北省平均消费率达53.5%,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47.5%。

3. 净出口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短板”。

湖北省对外依存度偏低,净出口需求对我省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1992—2013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2.5%。

(三)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动力分析

纵观湖北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一、二、三产业结构从多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2000年至今,湖北产业结构曲线与二产业比重曲线基本一致,新型工业化主导作用增强。从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全省GDP平均增速为10.8%,其中三次产业增速分别为4.7%、12.9%和12.7%。第二产业增速和工业增速分别高于GDP增速2.1个和2.6个百分点。从三次产业的贡献率角度分析,二、三产业的贡献率分别为54.5%、37.8%,其中工业的贡献达到48.6%,第三产业贡献率比第二产业低16.7个百分点,比工业低10.8个百分点。

(四)经济增长的城镇引领动力分析

从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看,1979—2013年湖北省的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85,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的对数曲线相关系数达0.98,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改革开放为开端,基本上形成4条推动经济增长路径,即:以高投资为主的增长,消费牵引动力不足;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而自主创新动力不足;以工业化为主的增长,产业优化动力不足;以城镇引领为主的增长,区域协调动力不足。

二、发展新动力展望

(一)内需释放形成的拉动力

从消费看,2013年湖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达到15750元,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为6280元,二者相差1.5倍。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居民收入水平将迅速提高,必然创造更多的消费需求。同时,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和消费环境的改善,也会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将会不断提升,生存型消费占比将会减少;服务型消费将会不断提升,而物质性消费占比将会减少。

从投资看,新型城镇化进程将会带来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和投资环境明显改善。近几年完成的港口群建设、断头路打通以及公路、铁路、航空和航运运输无缝对接都将为投资合作提供巨大的便利条件,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投资都会随之快速增长。钢铁、水泥、机械等行业都将获得新的需求,现有过剩产能的问题有望逐步缓解。

(二)自主创新培育的驱动力

科教人才资源丰富是湖北核心战略优势,多年来湖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和专利居全国前列。这些高质量的科技资源必然充分释放科技创新潜力,不断凸显创新驱动的倍增效应,是湖北加快发展的“加速器”。“十三五”时期湖北科研投入的强度仍将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提升空间。2020年,湖北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将达到2.5%以上,比2013年将提高0.7个百分点。湖北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到2.0%。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600家、创新型(试点)企业达到600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达到80家,形成一批综合竞争力居全国前列的百亿级高新技术企业。从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速情况看,未来几年湖北发明专利授权量仍将保持较快增速。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未来5年湖北省16～64岁劳动适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预计仍将维持在75%左右的水平,劳动力资源数量优势仍存在。目前全省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42.1%,这意味着未来5年湖北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中,绝大多数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劳动者素质将进一步提高,形成新的人口红利。

(三)产业升级塑造的支撑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改变目前湖北“重、低、散”产业结构,“十三五”时期湖北结构调整将取得明显进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将逐步显现。“十二五”以来,湖北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5%,每增长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GDP增长0.58和0.3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其增速则可提高2～3个百分点,进而拉动GDP近1个百分点。

湖北是工业大省,制造业是湖北的优势。未来湖北工业将形成3个转型方向:一是从低附加值产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引导创新要素向支柱产业集聚,推动传统产业新型化,促进产业链向高端延伸,推动汽车、石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食品等支柱产业向更高层次迈进。二是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向绿色环保产业。通过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未来湖北低耗能产业占工业固定资产比重由目前57.5%降到45%以下。三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湖北是我国重要的研发基地,发展研发服务外包是湖北与周边省份错位发展的重点之一。

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未来几年湖北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保持稳步提升态势,2020年将超过45%。特别是金融、保险、信息传输、科技咨询、文化出版等现代服务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效益,其劳动生产率也远远高于一般工业,因此服务业总量、速度的提高将直接加快经济增长。

(四)区域统筹散发的推进力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推进经济加快发展的强力机制,改革开放之初,中央通过实施深圳经济特区、浦东开发区等战略举措,一方面造就了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给国家带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加快了东部地区经济实力和整体素质的迅速提升,并通过一系列传递、扩散机制和示范效应,也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和发展。

当前在湖北新一轮的发展中,将从二个层面形成新的发展动力,一是以“一主两副”、“两圈两带”等“圈”“带”增长极,以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经济开发区等为核心的战略平台和重要载体,产生要素集聚、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提升竞争力、提升环境质量。二是城镇化的带动。未来几年是湖北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城乡一体化加快发展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3年湖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4.5%,但户籍人口城镇化仅为36%,新型城镇化特别是人的城镇化发展空间巨大,也必将释放出巨大的市场需求能量。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经济增长3个百分点。以60%的城镇化合理水平为目标,如果每年提升城镇化率1个百分点,将为我国提供持续稳定增长20年的基本动力。湖北城镇化水平将持续提升,2020年将接近60%的水平,比2013年将提高6个百分点。

三、促进新动力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着力增创改革红利

一是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引入“负面清单”管理,切实消除目前在一些领域仍或多或少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二是深化国企改革,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着力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全面推进股权多元化。三是深化投融资改革,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公私合作模式和特许经营制度。

(二)着力提振有效需求

一方面,要积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一是围绕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和改善民生,补上投资短板。要抓住新常态下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蕴藏的投资机遇,优化制造业投资结构,扩大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关系民生领域投资需求。二是尽快培育湖北第三产业新的投资增长点,把投资重点放在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险证券、现代物流、文化产业上。三是提高工业投资效益。着力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重点支持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工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另一方面,要扩大居民消费,拓展新的增长领域。一是提高收入水平。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消费预期。二是培育和扩大消费新热点。当前居民消费处于结构升级的重要阶段,发展享受型消费具有巨大潜力。

(三)着力实施创新驱动

一是建立科技创新体系。湖北要通过整合科技规划和创新资源,统筹协调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研究出台科研政策与产业、金融政策的配套协同方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二是建设好创新平台。充分发挥好高新投的平台作用,推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武汉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等创新平台建设,着力打造创新驱动的示范区,发挥其先行先试的带动作用。三是加大创新型企业家、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为突破目前的人力资本不足的约束,在充分激发各种人才的创新活力之外,也应形成有效的人才引进机制。

(四)着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在发展方向上,突出5个提升。一是提升千亿元产业。2013年湖北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元的行业达到13个,要加快实施“支柱产业倍增计划”和“千亿元产业提升计划”,将支柱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二是提升传统产业。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提升新兴产业。四是提升现代服务业。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不够是湖北服务业发展的短板,为此,一要大力发展市场主体,借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大力实施“市场主体增量行动”“回归创业工程”,激发服务业做大做强;二要大力发展交通通讯、电子商务、金融、旅游、科技服务、文化等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其产业竞争力。五是提升现代农业。湖北是全国重要优质农产品主产区,要坚持一手抓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一手抓农产品加工转化,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形成合理的农业生产布局,扩大无公害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着力打造全国绿色农产品加工基地。

(五)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是强化武汉的战略核心。要围绕“复兴大武汉、建成国家中心城市”目标,着力打造全国有影响的创新中心、制造业中心、金融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二是发挥宜昌、襄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带动力、辐射力和影响力作用,围绕“两百平方公里、两百万人口”的目标做大城市规模,重点是以长江经济带和汉江生态经济带为主要范围,重点进行“Y字型”的生产力布局,形成“两圈两带”发展的主轴。三是其他市州围绕各自战略,发挥优势,形成抓手,打造区域特色经济中心。四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一方面要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能源和金融服务短板,另一方面,大力建设在全国有特色品牌和实力的百强县市。

参考文献

[1]李伟.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J].求是,2014(13).

[2]李佐军.改革是最好的经济增长动力[N].中国经济时报,2013-3-15.

[3]李鸿忠.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持续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3-9-17.

[4]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课题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9(9).

经济增长的动力 篇10

关键词：中国经济 ； 股市；劳动分工；政府债

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内在动力分析

（一）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

前30年中，中国经济体系之内劳动分工不断加速深化。经济进步最本质上体现在劳动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入。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入了国际分工，高效率的现代化生产方式（流水线、质量管理等）引入中国。当时的中国工厂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工厂包括幼儿园、小学、医院等，是个小而全的社会。受国际大趋势和国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影响，国内许多大工厂把幼儿园、小学、医院等分包给社会，专门进行专业化生产，中国经济完成第一次大分工，国际大分工带动刺激了国内的分工。

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又有一次分工升级。最主要表现为：国内企业的市场由原来的13亿市场变为现在的70亿市场。中国围绕国际贸易进行了分工，形成了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体系的两个生产基地。生产体系中出现了大规模中间件的生产组织。中间件生产最主要表现为：服务外包、出现软件中间件生产过程。外包方式形成了中间件的生产，中间件的生产代表了整个体系的分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劳动分工的又一次重大的分工，是经济繁荣最本质的因素。

（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力

投资加速和帮助了分工的深入。投资主要体现在对重化工业的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镇化建设。

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主要投资于轻工业，自90年代开始主要投资于重化工业，才慢慢导致高铁、飞船的出现，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升级，提升了分工的层次。通过对交通、电信、机场、供水供电、商业服务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了全社会劳动分工的成本。城市中旧城改造、新城建设等城市化的建设，使劳动分工的便捷程度得到提升。投资可以说是“经济引擎“。

（三）劳动力的大规模供给是经济增长的又一助推力

改革开放初，我国拥有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劳动者工资比较低，这也是吸引外商来沿海地区投资的主要原因。劳动力的大规模供给包括：大量农村劳动力和城市中就业人口。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廉价劳动力供给保证低端分工；城市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高素质人才保证了高端分工。劳动力的大规模供给同投资一样，是又一个“经济引擎”。

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分析

（一）自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出现问题。比如：希腊出现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不景气要重振制造业等。国际分工力量不足导致国内分工深化很难进一步进行。国际分工带动不起国内分工，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增速放缓的最本质原因。

（二）投资由于生产效率的下降、分工的停止而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问题资产形成，进而导致债务危机。这是我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急需解决的难题。也是我国半年内不断降准降息，在资本市场上进行逆回购的并出台地方债置换的原因。

（三）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但是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劳动力市场从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到现在用工荒、招工难。劳动力供给从充足变为紧缺。

我国经济步入经济新常态。在新的形势下，虽然面临许多难题，但也有新的发展机会出现。互联网经济是这几年发展非常迅速的行业，它的出现打破了实体经济中商品交换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格局，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互联网经济还处于发展中，对分工造成冲击力和影响太浅，远不如劳动分工、投资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冲击和影响大。

三、股市上涨的原因分析

前文分析指出，我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银行坏账率的急速增加和可能导致的债务危机。今年一季度银行坏账增加1400亿，达到9800多亿，坏账率达到1.39%；问题资产达到3.5%；中国银行体系中有问题资产达到4.9%。我国中央政府债、地方政府债、企业债之和有28万亿美元，占GDP的282%，每年要用15%的GDP总量支付债务利息，而我国GDP增长率为7%，只会导致负债比例越来越高。

为了缓解债务危机的出现：

首先，必须要降息。我国在2015年前半年降息三次，每次降息0.9%。但是要使中国GDP覆盖利息的支出，降息幅度不够，现在降息只是第一轮。股市随着降息周期同步启动。再加入降息加速资本外流，资本外流会使流动性不足，因此，只有通过政策上拉抬股市，通过股市上涨有效地平衡资本外流。

其次，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来增加流动性。我国今年已经2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释放几万亿规模的人民币。可是我国实体经济机会少，银行没有把释放的资金投资于实体经济，而是投资于股市。据统计，银行大约把2—3万亿资金投入股市。

最后，通过地方债置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债务危机。目前银行最大问题：地方政府债。我国地方政府债有25万亿左右，主要用于旧城改造和新城区建设。可是新城区超前投资，规模过大，人流量不足，地方政府财政不断缩水，土地出让下降三成，其他融资手段融资成本过高。地方政府还钱时间迫切、压力巨大。假如地方债务大面积违约，银行将失控。为了应对这一局面，财政部提出地方债置换。即允许各个省发行真正的地方政府债（融资成本为4%，长期）来弥补短期的债务。但是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只能在交易所和银行间销售，而交易所成交量小，只有通过银行间销售。中央银行承诺银行可以用新的地方政府债做抵押，获得新的资金去放贷。这实质上是中国版的QE，央行实施的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四、结束语

为了缓解债务危机，必须把融资成本压低一半以上，未来货币必须扩张，这会导致资产价格暴涨，严重的资产通胀。房地产会逐步企稳，股市出现繁荣。在降息和利率不断下调的过程中，全社会流动性的扩张或者货币的扩张对股市一定又非常大的刺激。但是，应该注意的是，降息同时诱发资本外流。所以，权衡资本外流的规模和股市非常有必要。（作者单位：西山煤电集团物资供应分公司）

参考文献：

[1]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国人民大学.2013（11）.

[2]赵永新.基于上证指数对我国股市波动进行研究 [J].经济研究导刊，2015；4.

河南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调整分析 篇11

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的定量描述指标, 河南省至“八五”以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最高增幅曾高达35.0% (1995年) , 2008年实现GDP总额约18473.14亿元, 增幅达23.1%。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 近五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中的180个国家和地区GDP增长仅仅5%左右, 发达国家GDP平均增幅不足3%, 发展中国家平均的GDP增幅也不足8%。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 近五年来全国平均GDP增幅也仅仅为17.3%, 而河南的平均增幅却高达22.1%。数据表明, 河南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不仅远高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 也远高于全国同期水平, 增长势头良好。

二、河南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投资 (资本形成) 、消费和净出口需求通常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最基本的动力要素。为了将复杂的经济增长问题回归到一般形态, 这里暂且忽略其他经济增长因子, 仅仅分析投资、消费与净出口需求变量在河南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投资过热使得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但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投资效益递减趋势也愈发明显

1. 投资增长与投资拉动力强劲。

河南近五年来资本形成总额的增幅分别高达为34.4%, 34.0%, 26.4%, 31.9%和30.1%, 同期投资率分别高达44.1%, 47.4%, 50.8%, 55.7%和58.9%。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河南而言, 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投资率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河南投资增幅不仅远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远高于其他国家, 甚至比一些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历史上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还要高 (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率大体在30%~35%之间, 韩国基本在37%以内) , 明显呈现投资过热现象。

由于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 投资对河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指投资需求增量与支出法地区生产总值增量之比) 和拉动力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投资需求贡献率的乘积) 也显著增强。经计算, 河南近五年的投资贡献率分别为56.9%, 62.7%, 69.4%, 80.4%与72.8%, 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分别为14.0%, 14.9%, 12.5%, 16.2%和16.8%, 均远高于全国同期水平 (见表1) 。

2. 投资结构不合理。

首先, 从投资资金来源结构看, 河南近年来投资主要靠自筹资金和国内贷款, 国家预算内资金和利用外资规模严重偏低, 2008年利用外资仅占全部预算资金约0.9%, 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其次, 从投资行业结构来看, 河南近年来投资最多的是制造业, 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以及科技基础设施等被视为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的重要行业投资明显不足, 投资比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再次, 从城乡投资比例来看, 作为典型的农业大省, 河南农村投资在2008年仅占16.9%, 农村基础投资的不足或将从根本上动摇河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

3. 单位投资收益递减。

虽然河南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最为显著,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但是河南近年来的投资普遍以外延性的粗放式增长为主, 近五年来每单位投资产生的GDP分别为2.3, 2.1, 2.0, 1.8和1.7, 单位投资收益递减趋势愈发明显。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河南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二) 消费增长乏力,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力总体上呈弱化态势

消费同步或略高于GDP增长是世界各国消费率演变的一般态势, 但河南消费增幅明显低于GDP增幅, 2007和2008年分别低于GDP增幅10.1和9.0个百分点。近五年最终消费增幅分别为17.4%, 17.2%, 16.0%, 10.0%与13.6%, 虽然均值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0.8个百分点, 但增幅下降态势也较为明显。从消费率来看,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 美国近年来的消费率在86%左右, 德国在77%左右, 英国85%左右, 与中国经济可比性最强的印度也在70%左右, 但河南近五年的最终消费率均值仅仅48.2%, 不仅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还呈持续下跌态势。

消费本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但由于消费增长乏力, 消费率严重偏低, 导致河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整体上呈弱化趋势。1995年后虽个别年份略有反弹但总体上在持续下跌, 2008年河南消费的贡献和拉动分别下降为26.8%河6.2% (见表2) , 消费贡献低于全国同期水平约19个百分点, 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在于河南经济增长较快, GDP增幅明显高于全国水平的缘故。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河南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三) 净出口拉动微弱

从货物与服务的净流出 (净出口) 指标来看, 尽管全国近年来货物与服务的净流出呈显著增长趋势, 近五年的平均增幅高达58.7%, 但河南省至2006年起一直为负值。从贡献率和拉动来看, 河南近年来货物与服务的净流出对GDP的贡献率大多为负, 拉动也连续三年为负, 动力微弱 (见表3) 。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河南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三、河南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调整

为了给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提供持久的拉动力, 投资、消费与净出口需求要素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均衡拉动经济增长。然而, 尽管河南近年来经济增长很快, 但投资、消费和净出口需求的失衡问题也日益凸显, 或将成为制约河南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严重羁绊, 必须适时调整。

(一) 继续保持较大投资规模, 但需注重结构优化和效益提升

1. 继续保持较大投资规模。

河南省的现代化进程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差距,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长期性决定了河南的高投资需求将会长期存在, 所以在将来一个较长时期内河南继续保持较大投资规模也是很必要的。但为缓解长期投资过热造成的负面影响, 当前需要根据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的需要适度控制投资增幅, 缓解投资需求“单轮驱动”经济的畸形增长现象。

2. 优化投资结构。

首先, 河南主要依赖自筹资金维持较高投资规模或将难以持久, 因而需积极争取政策支持, 调整投资战略, 增加国家预算内资金比例, 并切实改善投资环境, 增加外资投入;其次, 交通运输,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现代服务业和基础设施投资通常被视为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尤其是信息服务、金融和科技增长将是河南实现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转变的一个基本支撑力量, 所以河南省必须加大对这些行业的投入, 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再次, 河南是典型的农业大省, 三农问题是历史顽疾, 为巩固和发展农村经济, 河南在保持较大投资规模的同时, 需要适度向农村投资倾斜, 保持城乡投资的适度均衡。

3. 完善投资体制, 提高投资效益。

河南近年来大量外延性、粗放型投资造成单位投资效益递减的矛盾已经凸显, 因而必须完善投资管理体制, 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 实现投资主体和筹资手段的多元化, 切实降低投资成本, 提高投资效益。

(二)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1. 调整分配格局, 切实增加居民收入。

河南当前消费率严重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消费增长缓慢, 而消费增长缓慢的主要根源又在于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 影响了居民收入增长。尽管河南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人均收入水平却低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近年来,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 河南省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却逐年下跌, 由1991年的60%下降到2008年的40.1%。不仅如此, 在居民消费中, 河南农村居民消费比例在1998年后也呈显著下降趋势, 对于农业人口占绝对地位的河南来说, 农村消费问题不解决整个消费增长的后劲都会受到影响。此外, 河南居民收入增长主要还是靠少数高收入群体拉动, 多数人收入不及平均数, 收入差距亦有扩大趋势。

因此, 当前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认真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大幅度增加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 缩小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幅与GDP增长之间的距离, 并切实缓解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切实提高消费能力, 为扩大内需笃实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2. 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促进居民储蓄向现实消费转换。

储蓄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此消彼长”, 河南城乡居民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也是导致河南消费率长期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居民储蓄偏高的原因固然与传统文化和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 但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因而当前必须尽快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制度, 扩大覆盖面, 适度提高保障水平, 降低人民群众的风险预期, 以实现居民储蓄向现实消费的顺利转换。

3. 扩大开放, 促进出口。

河南的对外开放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 但货物与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拉动力度微弱。由于地理区位和传统产业结构等多方面的限制, 河南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全面发展外向出口型经济不具明显优势, 出口拉动不会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增长力量。但是, 受危机影响和战略调整, 西方发达国家正失去或退出一部分市场, 各国经济刺激计划也增加了新的市场, 如能及时因势利导, 扩大开放, 用“走出去”带动河南产品出口, 显然对于促内需、保增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www.stats.gov.cn/tjsj/jidusj

[2]河南省统计网http://www.ha.stats.gov.cn

[3]许宪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J]经济学季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