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通用11篇）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篇1
怎样解释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变化呢?人们见仁见智。2002年美国劳动统计局出版了Banister撰写的一份评论, 指出虽然中国工资上涨的步伐从1999年到2002年平均每年上升12%, 比以前大大加快, 但中国工资的加速升势根本没有拉近与发达国家工资的差距。2002年中国总体制造业的平均每小时工资只有0.57美元, 仅相当于同年美国、日本和欧洲的3%, 相当于新兴工业经济体的10%, 墨西哥和巴西工人的25%。该评论的结论是, “中国显然享有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全球其它国家的优势”。这似乎为很多重大经济现象找到了一个答案:为什么中国拥有庞大的顺差?为什么美国出现庞大的逆差?为什么在近30年内中国的出口高达年平均增长24.4%?以及为什么在出口导向的拉动下, 1979～2007的中国GDP年均增长近10%?就是因为中国拥有举世罕见、数目惊人的“廉价劳动力”。
如果要找一个对公众容易接受的理论, 首当其冲的还是“廉价劳力优势说”。那么, 不妨认真衡量一下这个解释。我提出的问题是:要是巨量的廉价劳力真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那么在中国劳力更为廉价的年代, 为什么既看不到“中国制造”, 也看不到“世界工厂”, 更没有谁对“中国价格”感到忧心忡忡?
答案是这样的:大幅度降低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 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所在。
在实践上,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绝不容易。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 其实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 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 靠行政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 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 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而随着分立的、特别是私人的产权重新得到社会与国家的承认, 中国逐渐形成了多种产权并存的新局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 但其组织形式、营运方式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公经济, 包括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与外资, 则在国民经济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 今天已占全部产出的50%, 以及全部就业的75%。更重要的是, 不同所有制的资源可以合股组建新企业, 以适应环境的不确定变化。这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不能允许的制度变化, 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中国在开放的方针下对内改革, 也推动中国经济卷入全球市场竞争。出乎预料的是, 对全球化竞争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 可不单单只有中国自己。由于中国、前苏东国家以及印度等国的陆续开放, 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秩序, 根本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继续维系。旧有平衡已经打破, 新的平衡有待建立。我认为, 这是发生当下全球经济所谓“失衡”问题的广阔舞台。
最严重的冲击来自两个基点。在微观上, 人工与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的不同国家的产品, 在开放中集合到同一个全球市场上交易, 引发了前所没有的生产替代、投资转移与结构重组。特别是当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后起之秀, 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曲线、改进了自己产品质量的时候, 先进国家高昂的人工成本就难免受到某些冲击。道理很简单, 如果年薪3千美元的工人也可以制造年薪8万美元的工人才能产生出来的汽车, 那么在开放的条件下, 后者就不能不面临严峻的挑战。在逻辑上, 他们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或转向生产前者还不会制造的产品, 或下调已达到的高工资和高福利, 或借助于贸易保护把竞争对手档在国门之外。我想, 我们可能都赞成第一项选择, 希望但不那么敢相信第二项选择的现实性, 并比较一致地反对第三项选择。但是, 对于当事人而言, 有利于一国消费者的事, 对所在国的所有生产者并不一定都是福音。
在宏观上, 美元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架构, 也因为中国、印度和前苏东国家深度卷入全球化贸易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因为, 战后确立的美元地位包含了一个内生的矛盾, 即世界贸易越繁荣, 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越旺盛, 美国的逆差就必须越严重, 而美元的币值也就越难以稳定。上述两个冲击点互相交汇。由制度变革推向全球市场的中国劳动力不是论百万计、不是论千万计, 而是数以亿计。加上前苏东和印度等国, 新卷入全球市场竞争的劳力高达论十亿计。如此巨量的人力资源在过去封闭、半封闭环境里形成的薪资水平, 只及发达国家工人薪资水平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但是现在, 他们在开放条件下正不断改善产品品质, 并正与发达国家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竞争!这样不断释放出来的比较优势, 既给全球带来贸易的繁荣和经济增长, 也不断加重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沉重负担。即便美国“很乐意”承受那样的重负, 经由新兴国家巨额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再转为流入美国的巨大借贷与投资, 终究还是“钱淹美国”, 在超低息的流动性泛滥环境里, 最后出人意外地以一场“次贷”引爆了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我相信, 这是理解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一般的视角。否则, 战后几度繁荣的世界贸易与经济, 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不存在的“华尔街不贪婪”或“监管很完善”中得到合理说明的。
应对上述冲击也分两个方向。其一是发达国家加快创新活动, 在更高生产率的基础上保持高品质的生活水准;新兴国家则要加快收入分配的调整, 也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增加本国居民收入、充实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其二是重建全球货币框架, 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货币制度基础。无论何种应对,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单独完成。因此, 全球眼光与意识, 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理解与协商, 各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的交流切磋, 对重建全球经济秩序都是重要的。
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也推动中国卷入全球化。中国的改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 中国的制度变迁都还面临大量未完成重大议题, 以便为更持久的增长, 奠定更加可靠的制度基础。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 中国正面临新的考验, 特别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秩序重建的新考验。从新的实际出发的经济研究与科学探索, 肩负重大的使命, 也拥有远大的前途。
无论对内还是对外, 中国的制度变迁都还面临大量未完成重大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篇2
[关键词]增长方式 发展方式 转型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说，从“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的转型不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且对经济运行活动的健康开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因为“经济增长就是给居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多的经济物品的能力的长期增长，而这种生产能力的增长所依靠的是技术的进步，以及这种进步所要求的制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1]
一、以“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符合经济基本规律
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强调的是“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等等在内的变化”[2]，是一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概念。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是一种手段，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社会结构得到改善，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才是目的，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发展，但有了经济的增长却不一定有经济的发展，甚至出现高增长下的“有增长无发展”和“增长不可持续”等问题，可见二者之间并不是作为必然条件而存在的。
既然经济发展会对诸多领域产生影响，那其就具有了不同于经济增长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发展的长久性和可持续性，而不是一味地单纯地增长，因为“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实现，那么人人都会完全赞成”[2]，但事实却是这种主要依靠GDP增长、过度依赖资源的发展方式带来的却是生态的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所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为了时代的要求。当然这样论述也并非对我们曾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的指责，而是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科学发展的方式，而不能再一味地遵循以前的增长方式，因为“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它（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成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Meadows）教授等在《增长的极限》中也曾警告世人：受资源约束，增长是有极限的。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后我们采取的以满足内需、保证人们生活水平、摆脱短缺经济作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促进生产资源和劳动力更大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流动，并加以组合利用，突出中国的资源及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转为现实方面，发挥了巨大优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由此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国富民不富，消耗资源大、收益小，价格低，结构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等等，如果再不转变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那我们就会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态，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无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3]。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更加优化，所以凡是“增长速度很快而且没有重大失衡的国家（像日本和德国）因其居民享有不断上升的高生活水平而受人羡慕”[4]，增长速度快而又没有重大失衡的状态可以说当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方式，不过，由于经济转型不能一蹴而就，培养优秀产业结构需要一定周期，所以建立起完全适合时代和社会要求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逐渐转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子孙后代未来发展资源有充分保障的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环境不断改良和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善的发展轨道上来。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符合科学发展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心在于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并不是就增长问题而解决增长问题，从经济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是一种根本性转变，是从根本上扭转“重外延、轻内涵，重速度、轻效益”的原有发展理念，可以说这种转变不单单是淡化了对GDP增长的认识，而是标志着中国经济策略重心的改变，标志着科学发展已成为国人的共识。
如果说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指导，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总量的扩张，那经济发展方式则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改善。科学发展重在发展的科学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必须符合规律，如当资源成为稀缺时，人类的创新能力就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支撑，所以提倡和鼓励“创新”也就成为实施科学发展的路径之一。“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5]，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加强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如果“企业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取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的产品，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6]，从一定层面来说，这就是一种实施科学发展的表现。从生产力理论看，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路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化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运行方式，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的新跨越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最终目标。
从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理论来看，确立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人的需要，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增进公众福利，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综合性发展，“因为现实个人所具有的人类性、社会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发展将使个人和人类社会达到内在统一”[7]，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的经济发展需要人来实施和推动，如果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不能实现，那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很可能就仅成为一种理论语言，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符合人本身要求的模式，而且也是人类实现自我诉求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和从重点关注‘经济增长’到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转变的一般趋势，注重从更广阔的视野强调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在结构优化与升级的内涵体系上下工夫，使之成为推动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8]，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如人口、资源、环境等，所以即使有了良好起步，有时也有可能猝然而止，“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持续下去，也不一定会沿着事先确定的道路前进”[9]，其关键还是要看发展方式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能够可持续的，因为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数量的增长，更追求数量的改善、效益的提高和能源的节约，不仅能够实现当代人之间的公平，而且能够实现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的公平，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如果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富有可持续的内涵，那其科学性也就不容质疑。
三、小结
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现实的物质基础和人类对于经济活动的认识，人类只要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约束过分的经济活动，“慎重选择、制定发展模式，在生产部门提高生产效率，在消费部门改变消费模式，达到最高限度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产生废物”[2]，在发展中求增长，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就可以使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效果，就可以实现不仅有数量增加，更有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以及效益、环保、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改善等一系列的目标。
可以说，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的转变见证了中国的进步，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以经济增长方式为主题，“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视野由关注从单一要素结构投入、结构变化拓展到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变化三条主线，从而有利于直奔成因，从本源上推动经济增长转变。”[1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这实际上就为我们探索科学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指明了方向，所以我们不但要把目光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而且还要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环境上，通过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机制创新等途径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性运行。
参考文献：
[1]刘碧云.经济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338.
[2]王军.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27-138.
[3][英]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16.
[4][美]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85:130.
[5]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3.
[6]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3.
[7]武天林.马克思主义人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58.
[8]唐龙.再论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探索,2009，(1).
[9][美]马尔科姆.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57.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篇3
让我们转向理解的层面。怎样解释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变化呢?人们见仁见智。2002年美国劳动统计局出版了贝内斯特(Banister)撰写的一份评论，指出虽然中国工资上涨的步伐从1999年到2002年平均每年上升12%，比以前大大加快，但中国工资的加速升势根本没有拉近与发达国家工资的差距。2002年中国总体制造业的平均每小时工资只有0.57美元，仅相当于同年美国、日本和欧洲的3%，相当于新兴工业经济体的10%，或墨西哥和巴西工人的25%。该评论的结论是，“中国显然享有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全球其他国家的优势”。这似乎为很多重大经济现象找到了一个答案：为什么中国拥有庞大的顺差?为什么美国出现庞大的逆差?为什么在近30年内中国的出口高达年平均增长24.4%?以及为什么在出口导向的拉动下，1979-2007年的中国GDP年均增长近10%?就是因为中国拥有举世罕见、数目惊人的“廉价劳动力”。
事后看，2002年还只不过是中国正式加入WTO的第一年。此后中国的经济表现更令人感到吃惊：GDP的年增长率从10%推高到12%，出口相当于GDP的比例，从20%上翻到近40%，外汇储备更从不足3000亿美元冲过了2万亿。不过，如果要找一个公众容易接受的理论，首先还是“廉价劳力优势说”。
不妨认真衡量一下这个解释。我提出的问题是：要是巨量的廉价劳力真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优势，那么在中国劳力更为廉价的年代，为什么既看不到“中国制造”，也看不到“世界工厂”，更没有谁对“中国价格”感到忧心忡忡?以1978年为例，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尚不到欧美日本工人工资的1%，而那时9亿中国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更只有区区134元人民币———那显然更为廉价的劳力，为什么就没有能够形成“成本优势”?而那年的中国出口还不足100亿美元，只及2007年中国出口的0.8%!
答案是这样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都不能直接变成产品。所以，廉价劳力的优势也不能直接转化为产品的竞争优势。要把生产要素转变为产品，非经过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不可。如果要素成本极其低廉，但生产的组织成本或体制运行成本极其昂贵，那么再廉价的要素也不可能转化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因此，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和制度成本(institutional cost)，或者如阿罗教授在1969年定义的“经济体制运行的成本”(the costs of running the economic system)，才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降低了各类企业的组织成本，才激发了人们的劳动、技术改进与创新、管理以及创业的热情，才激励人口众多的中国得以在全球舞台上发挥自己的综合成本竞争优势。在这里我想说，大幅度降低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所在。
在实践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绝不容易。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靠行政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利，而随着分立的、特别是私人的产权重新得到社会与国家的承认，中国逐渐形成了多种产权并存的新局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其组织形式、营运方式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公经济，包括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与外资，则在国民经济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今天已占全部产出的50%，以及全部就业的75%。更重要的是，不同所有制的资源可以合股组建新企业，以适应环境的不确定变化。这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不能允许的制度变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中国在开放的方针下对内改革，也推动中国经济卷入全球市场竞争。出乎预料的是，对全球化竞争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可不单单只有中国自己。由于中国、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印度等国的陆续开放，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经济秩序，根本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继续维系。旧有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我认为，这是发生当下全球经济所谓“失衡”问题的广阔舞台。
最严重的冲击来自两个基点。在微观上，人工与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的不同国家的产品，在开放中集合到同一个全球市场上交易，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替代、投资转移与结构重组。特别是当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后起之秀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曲线、改进了自己产品质量的时候，先进国家高昂的人工成本就难免受到某些冲击。道理很简单，如果年薪3000美元的工人也可以制造年薪8万美元的工人才能生产出来的汽车，那么在开放的条件下，后者就不能不面临严峻的挑战。在逻辑上，他们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或转向生产前者还不会制造的产品，或下调已达到的高工资和高福利，或借助于贸易保护把竞争对手挡在国门之外。我想，我们可能都赞成第一项选择，希望但不那么敢相信第二项选择的现实性，并比较一致地反对第三项选择。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有利于一国消费者的事，对所在国的所有生产者并不一定都是福音。
在宏观上，美元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架构，也因为中国、印度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深度卷入全球化贸易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因为，战后确立的美元地位包含了一个内生的矛盾，即世界贸易越繁荣，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越旺盛，美国的逆差就必须越严重，而美元的币值也就越难以稳定[这是“特里芬困境”(Teriffin Dilemma)揭示过的]。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欧洲复兴与日本重建，美元一身两任的矛盾不断激化。其间，美元金本位的结束、浮动汇率的兴起、欧元诞生并形成对美元地位的部分“分担”等等，曾经部分化解了全球货币制度的危机。但是，轮到中国、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印度等国登场，一方面全球贸易以远高于全球GDP增长一倍以上的速度高歌猛进，另一方面日益繁荣的全球贸易给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框架带来更难以应付的冲击。
上述两个冲击点互相交汇。由制度变革推向全球市场的中国劳动力不是以百万计、不是以千万计，而是数以亿计。加上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印度等国，新卷入全球市场竞争的劳力高达以十亿计。如此巨量的人力资源在过去封闭、半封闭环境里形成的薪资水平，只及发达国家工人薪资水平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但是现在，他们在开放条件下正不断改善产品品质，并正与发达国家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竞争!这样不断释放出来的比较优势，既给全球带来贸易的繁荣和经济增长，也不断加重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沉重负担。即便美国“很乐意”承受那样的重负，经由新兴国家巨额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再转为流入美国的巨大借贷与投资，终究还是“钱淹美国”，在超低息的流动性泛滥环境里，最后出人意料地以一场“次贷”引爆了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我相信，这是理解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一般的视角。否则，战后几度繁荣的世界贸易与经济，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不存在的“华尔街不贪婪”或“监管很完善”中得到合理说明的。
应对上述冲击也分两个方向。其一是发达国家加快创新活动，在更高生产率的基础上保持高品质的生活水准;新兴国家则要加快收入分配的调整，也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增加本国居民收入、充实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其二是重建全球货币框架，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货币制度基础。这方面可讨论的选择很多，包括沿着欧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彼此竞争、以浮动汇率连接起来的区域货币(其中也包括亚洲或人民币货币区)，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也包括重新举起凯恩斯当年的建议，促成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无论何种应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单独完成。因此，全球眼光与意识，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理解与协商，各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的交流切磋，对重建全球经济秩序都是重要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篇4
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奇迹”“中国模式”成为世界瞩目的话题.今天我们谈论“中国模式”的`重构,一方面是出于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后危机时代国际环境变化的外在压力.
作 者：蒋永穆 胡永和 作者单位：蒋永穆(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胡永和(海南大学经济学院)
刊 名：新东方 英文刊名：THE NEW RIENT 年，卷(期)：2009 “”(12) 分类号： 关键词：★ 慢跑有利于长高吗呢
★ 个人能力增长计划书
★ 增长的反义词
★ 关于有利于成长的优秀座右铭
★ 消息：海南环岛高铁全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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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增长需要资金补充
基础增强 较快增长 篇5
中国经济备受世人关注
2004年的中国经济备受世人关注，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影响力日益增强。尤其是2000年-2003年，由于所谓"新经济"泡沫的破裂，世界经济低迷，增长缓慢，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
其二，针对200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部分地区和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持续继续滑坡，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粮食和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人们关心中国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会如何演变.
2004年一季度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43%的高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势头也比较猛，前3个月的同比上涨速度中有两个月超过了3%。进出口继2003年一季度之后，再次出现逆差，且差额扩大到84亿美元。经济运行结果着实让人吃了一惊。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又进一步采取了一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如停止审批土地半年、再次提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的自有资金比率、加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等等。这些政策措施能否奏效？能否不伤害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大趋势？这些疑问也让一些人把心提了起来。然而，一年来经济运行的结果表明，这些担忧是多余的，中央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是及时有效的。
主要特征反映良好态势
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呈现出增长速度平稳较快、物价上涨较温和可控、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就业形势进一步改善的特征。
--1-9月，GDP增长9.5%，三个季度的增长速度分别为9.8%、9.6%和9.1%，经济发展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根据前10个月的有关数据分析，全年增长速度可望达到9%或略高一些。
--1-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1%，在7-8月份达到5.3%的高点后开始逐月回落。
--1-10月，进出口贸易9265亿美元，增长35.8%，实现贸易顺差11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538亿美元，已超过2003年全年的水平，增长23.5 %。
--9月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末下降0.1个百分点，1-10月新增就业人数840万，完成全年计划的90％以上。
改革措施确保稳定增长
回顾2004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同时，为了从体制上保证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我们还推出了一系列积极的重大改革措施，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的自信和战略眼光。这些措施主要有：
在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基础上，推出了逐步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及时扩大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范围；果断出台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行了增值税改革试点；改革了投资管理体制；加快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步伐，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已基本完成；《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贷款利率的上浮限制和存款利率的下浮限制已取消；中国境内各种金融机构的外币存款准备金率已经统一；存款期限在两年以上的外币存款利率由商业银行自行确定，商业银行有了更多的定价空间。
这些改革措施的基本精神都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按照传统理念，在政府加强对经济调控的时期，推出这样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
此外，2003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结构不合理、信贷投放过快、粮食生产连年滑坡、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过快等矛盾得到了明显缓解。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进一步增强，经济运行更加健康了。
宏观调控任务繁重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经济运行仍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宏观调控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体制性、机制性和增长方式方面的长期性问题，这些问题带有根本性，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资金、劳动力这三大生产要素的配置还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
从短期来看，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还不巩固，固定资产投资还存在着反弹的可能性，煤电油运瓶颈制约仍然较强，国内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在高位的波动也有着不确定性。随着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加入WTO带来的挑战会更大。
因此，我们还不能放松警惕，还必须按照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在精心调控，确保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建章立制，为经济的长期健康平稳较快增长奠定基础。
发展改革任务确定
交通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增长的分析 篇6
“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服务性行业, 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以交通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又通过交通运输生产活动向社会提供服务推动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 在‘三驾马车’中交通运输三居其二。”交通运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和基础作用, 因此交通运输系统必须明确提出以重点项目建设为主, 着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以此推进交通运输事业全面科学发展。
(1) 交通运输相关部门作为腐败风险预警防控工作试点单位, 开展预警防控工作, 必须从权力运行、责任体系、工作流程、预警信息等方面全面构筑起了腐败风险预警防控体系, 初步建立健全了“权责明晰、程序严密、运行公开、制约有效”的交通权力运行机制和腐败风险防控机制。
(1) 全面清权, 编织交通权力运行监督网。成立交通运输系统腐败风险预警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设立专门的预警防控办公室, 组建了工作专班, 紧密结合系统实际,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腐败风险预警防控工作实施方案和各个阶段工作安排表。把腐败风险预警防控工作与完成年度交通工作目标同安排、同考核。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共10类69项进行了权力清理, 建立了《交通运输局行政职权公开目录》。对行政职权和内部行政管理权限, 按规定工作程序, 绘制完善了权力运行流程图, 在建始网上进行了公示, 并以不同形式在各单位设立公开栏, 建立起了一道权力运行监督网, 使交通人的权力真正成为阳光权力,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2) 建章立制, 编织交通权力良性制衡网。针对单位经费开支使用、项目建设、干部提拔、物品采购、资产处置等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 通过预警防控, 采取完善制度、督办执行、分权制权、相互监督的形式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制定完善了交通运输局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出台了《建始县农村公路通达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和交通局16项廉政制度。在财务管理上推行了“四人核销”, 即各类经费开支必须由经手人、财务股长、分管业务领导、分管财务领导四个人各自在不同环节把关签字后方能报销;干部任免上实行了实名推荐制———差额考察制———差额票决制的流程, 全程监督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针对岗位职责类风险, 制定《建始县交通局行政问责制实施办法 (试行) 》, 将考核情况与个人政治、经济利益挂钩, 建立了详尽的权责运行考核奖惩机制, 形成了程序规范、责任精细、过错必究的内部行政管理工作格局, 有效防范了腐败风险的发生。同时, 我们对权力运行完善了具体的工作流程图, 使工作流程化, 从而建立起了一道权力制衡工作流程网。
(2)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双重引导下,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才逐步加快发展步伐, 并初现成效。进入“八五”以后, 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激励下, 改革开放加快了速度, 向纵深发展。同期, 我国融资体制也生了质的变化。1993年8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使政府、居民、企业 (法人) 等各种利益主体在融资体制中的相互关系更趋密切, 不仅开辟了对外融资渠道, 而且政府与企业面向居民的融资渠道更加宽广, 形式更加多样, 通过市场推进社会消费基金向生产建设资金转化的机制逐渐形成。从此,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方式更趋多样, 融资对象日益增多, 融资条件更加规范。这些因素直接导致这个期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超常规发展, 为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2.1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方面
一方面, 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增长方式都要求有不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结构偏好。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特别是交通运输经济的快速增长就离不开高速公路、机场及铁路的支持, 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能源水利方面的大力支持, 要保证企业经营的电力和水力等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 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要先于经济增长提出的要求, 要有一定的提前量。更不能让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满足不了经济增长提出的要求, 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速度。
特别重要的是, 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回升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大洪涝灾害和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要使得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格局, 就可以通过加大合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扩大内需, 提高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2.2 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融资机制方面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财税、金融、外汇体制的改革, 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和以项目法人制度, 资本金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投资体制。融资方式更趋多样, 融资对象日益增多, 融资条件更加规范。从此,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从依靠政府投资到银行贷款, 再到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 这种这种融资体制发生的质的变化, 较好的解决了大额资金来源困难的问题, 直接推动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腾飞。
2.3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机制方面
经营机制的变革和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和经营主体, 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合资合作企业、民营独资企业等。民营资本参与的方式包括合同承包、租赁、合资、合作、参股、BOT、TOT等十多种, 并且随着实践的深入, 更多的形式和制度安排仍不断被创新出来,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被进一步促进。
2.4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场机制条件下的资金新来源
从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开始, 逐步形成城市建设与土地经营良性互动的新模式。1987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的通知》提出城市建设“统一规划, 合理布局, 配套建设, 综合开发”的20字方针, 各地实行了“以路带房”、“以房带路”的房地产开发与城市改建相结合模式, 有效地解决了城市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近年来, 交通部门作为国家扩大内需加大投资的重要落实部门, 交通运输局必须切实履行职能, 紧紧抓住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扩大内需的机遇, 全力加快在交通项目中的建设, 认真加强资金和项目质量管理, 才能拉动内需, 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张学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区域比较分析[J], 财经研究, 2007年08期.
[2]刘学华, 张学良, 彭明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基于西部大开发的实证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9年04期.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篇7
交通基础设施是国家公共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铁路、公路、内河、航空、管道等运输设施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上了飞速发展的轨道，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471 564亿元。与此同时，中国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公路里程从1949年的12.6675万公里增长到2011年的410.64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从1952年的2.29万公里增加到2011年的9.32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长期以来，基础设施投资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基础设施对总产出、生产率的贡献有多大?当前，国内大多数研究文献主要是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两者关系，往往忽视了这样两个问题：经济增长对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存在反馈作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影响?基于这两个问题，本文拟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利用1978—2011年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分析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张镝、吴利华，2008)[1]。
一、文献述评
从经济理论的发展看，研究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古典增长理论最初在增长模型中并没有加入基础设施变量，从索洛模型到拉姆齐增长模型中都没有把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说政府公共支出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放入到模型当中，而将其与其他政策因素、技术因素一起归结到“技术变化”中。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40年代，发展经济学异军突起，罗森斯坦·罗丹、罗根纳·纳克斯、沃尔特·罗斯托和赫希曼等发展经济学家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思想。罗森斯坦·罗丹最早提出大推进理论，将基础设施视为社会先行资本，必须优先发展。沃尔特·罗斯托也将基础设施视为社会先行资本，认为基础设施发展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纳克斯发展了罗森斯坦·罗丹的理论，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责任，私人企业是不可能有动力对具有初始投资不可分和强外部性特征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与罗森斯坦·罗丹等学者提出的优先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论断不同，艾伯特·赫希曼从稀缺资源应得到充分认识的角度，系统论述了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提出了优先发展生产率高的行业而随后发展基础设施才能保障经济增长的观点(张学良，2007)[2]。
国内学者广泛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得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的结论。如张学良(2007)认为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特征，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形成了由东往西逐步递减的梯度。刘生龙、胡鞍钢(2010)[3]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杨帆、韩传峰(2011)[4]认为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乘数效应、旅行效应和外部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和规划建设的重要前提。李强、郑江淮(2012)[5]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黄寿峰、王艺明(2012)[6]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动态变化趋势，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必备的经济基础。
二、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78—2011年，所使用到的两个时间序列为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数据：
transport：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
数据来源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国家统计年鉴》，由于统计年鉴中的GDP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数据都是按照当年价计算的，为了排除价格波动的影响，这里对GDP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数据按照1978年不变价进行了折算，并对两个时间序列变量都取了对数值。
在序列分析中，当时间序列不平稳，对两个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的时间序列作回归分析时，如果所涉及的两个时间序列都显示较为明显的持续地上升或下降趋势，也会出现很高的拟合优度值，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虚假回归”。这是因为回归分析得到的拟合优度是由于趋势的出现而不是由于两者具有真实关系，这样使用依据不平稳时间序列得到的回归模型作预测也会无效，所以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要求所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为了防止“伪回归”的产生，需要进一步识别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在进行VAR模型估计之前，我们首先对序列进行单位根的检验。使用ADF法检验中国经济增长(gdp)、交通基础设施投资(transport)两个变量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水平值都大于(5%)，可以接受原假设;但经过一阶差分后都小于显著性水平，则拒绝原假设。由此说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变量都是稳定的，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注：(1)检验类型(c, t, n)中的字母c、t、n分别表示ADF检验模型中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最优滞后阶数。(2)最优滞后阶数的选择是根据AIC统计量最小的准则选取的
（二）协整分析
由表2可知，中国经济增长(lngdp)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lntransport)均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可进行协整检验。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最大特征值与秩检验结果(见表2)。表2中，当秩个数为0时，秩统计量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并且P值小于0.05，故拒绝零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然后进一步检验，当秩个数为1时，秩统计量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并且P值大于0.05，接受零假设，因此变量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lngdp=0.664lntransport+6.082
协整检验结果证明了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为0.664;说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1%，中国经济增长增加0.664%。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影响究竟如何?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如何?究竟这种因果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只有通过检验才能确定。我们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对这种关系进行判断。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中国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投资为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中国经济增长变动是基础设施投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中国基础设施变动是经济增长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基础设施投资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也会对基础设施投资产生更大的需求和供给能力。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到底能对经济增长起到多大作用呢?不同的基础设施类型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否相同?如果不同，那么政府就应区别对待，将有限资源尽可能多地投入到对经济贡献更大的基础设施中，以期达到最优产出效应。
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得到如下的政策启示：
第一，应重新审视交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互为依存，相辅相成，两者需协调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时，会阻碍地区间的经济活动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杨帆、韩传峰，2011)。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祝下，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投资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必须与其他生产性投资保持相应的比例，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考虑到中国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效应的动态特点，政府需要通过比较现实产出和潜在产出增长率，审慎地调整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确保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以及保证宏观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刘勇，2010)[7]。
第二，调整和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虽然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职能、范围发生了相应转变，但是，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如基础设施投资的缺位、越位等(丁建勋，2007)[8]。因此，政府在保持适度投资规模的同时，要及时采取措施，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逐步退出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性领域，而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为企业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充分发挥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
第三，西部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发展战略。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供给明显不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在经济发展初期，尤其应该集中精力，扩大公共投资，保证基础设施的超前发展。根据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国家在西部地区实行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发展战略。即在东部和中部实施基础设施“同步型”发展战略的同时，在西部地区采取基础设施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王文利，2012)[9]。当前中国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强，在西部地区必须优先发展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实现西部区域经济的增长，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摘要：1978—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均增长超过9%, 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 超前发展的基础设施是中国实现奇迹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利用1978—2011年数据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结果表明,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存在正溢出效应。
关键词：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检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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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帆, 韩传峰.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10) :147-152.
[5]李强, 郑江淮.基础设施投资真的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 2012, (3) :50-58.
[6]黄寿峰, 王艺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J].经济学家, 2012, (6) :28-34.
[7]刘勇.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区域经济增长及空间溢出作用——基于公路、水运交通的面板数据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 2010, (12) :37-46.
[8]丁建勋.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最优规模估计[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 (2) :28-31.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篇8
基础设施投资是阻止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重要手段[1], 世界银行认为“基础设施即便不能成为牵动经济活动的火车头, 也是促进其发展的车轮”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国 (或地区) 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2]。自从Aschauer (1989a) [3]、Barro (1990) 等将基础设施投资 (资本) 从总投资 (资本) 中分离出来, 单独研究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者主要运用C-D生产函数对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相差比较大, 较多研究认为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 但产出弹性差异较大, 从0.04到0.58不等;而一些研究则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不显著 (王任飞、王进杰, 2006) [4]。
近年来, 国内研究基础设施对产出的影响也陆续出现一些重要成果。马栓友 (2000) 研究得出1981～1998年中国公共资本产出弹性为0.55[5];娄洪 (2003) 通过实证研究得出1978～1998年中国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2347[6]; 范九利等 (2004) 利用1981～2001年度数据, 估计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0.695[7]; 姜轶嵩、 朱喜 (2004) [8]在张军 (2002) [9]估计总资本产出弹性约为0.5的限制条件下, 估计我国1985～2002年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13; 王任飞、王进杰 (2006) 估计我国1981～2000年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2972。由此可见国内对基础设施产出弹性的估计结果也相差悬殊。其原因一是基础设施的构成不一致, 如范九利等 (2004) 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资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资本、地质勘察和水利管理业、城市基础设施资本和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资本等5 部门的资本存量总和;姜轶嵩、朱喜 (2004) , 王任飞、王进杰 (2006) 采用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察和水利管理业三个行业资本之和, 即经济基础设施。另外重要的是对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和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方法的影响, 虽然都是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 但存在初始期资本存量的估算和折旧率的估算问题, 而且由于数据来源问题, 现有研究的期限都较短, 初始期资本存量估算方法对以后的数据影响较大, 这都会影响数据的可靠性。
本文于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 一是选择1952年为基期, 研究1952～2007年中国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张军、吴桂英、张吉鹏 (2004) [10]认为在永续盘存法的意义下, 如果基年的选择越早, 那么基年资本存量估计的误差对后续年份的影响就会越小。二是考虑到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使用年限相差较大, 分别估算不同的折旧率估算两类资本存量。全文的其它结构安排如下:第2节是实证模型, 第3节是实证数据, 第4节是实证结果及分析, 最后是结论。
2 实证模型
假定纳入基础设施存量变量的总量生产函数是如下形式的C-D生产函数:
其中, At是全要素生产率, 表明技术水平; Yt表示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t表示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第t年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Kt表示以不变价格计算的第t年的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Lt表示第t年的就业人口总量;α、β、γ分别表示非基础设施资本、劳动力、基础设施资本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产出弹性。
将生产函数式 (1) 改写成对数线性形式, 有
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对于所有生产要素 (基础设施、非基础设施和就业人数) 为不变规模报酬, 这时α+β+γ=1, 则式 (1) 变为:
式中, yt=Yt/Lt, kt=Kt/Lt, gt=Gt/Lt.
假定总量函数对非基础设施和就业人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 即α+β=1, 则式 (1) 变为:
实证的时间为1952～2007年, 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 (1950～2000) 《中国统计年鉴》 (1990～2008) 。表1给出了进行实证所需的数据, 其中, 就业人数采用《中国统计年鉴》 (各年) 上的按城乡就业人员数合计指标衡量我国历年的就业人口总量, 基础设施存量和非基础设施存量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获得范九利、白暴力、潘泉 (2004) , 王任飞、王进杰 (2006) 的实证结果相类似, 实证结果不支持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 这与娄洪 (2003) 不一致。规模报酬递增情况下的回归结果见表1。
由此可以得出1953～2007年的回归方程: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 我国1953～2007年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γ为0.238377, 非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α为0.582786, 劳动的产出弹性β为0.417214。本文估算的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与王任飞、王进杰 (2006) 估算出的0.2972、 娄洪 (2003) 估算出的0.2460差不多, 比姜轶嵩、朱喜 (2004) 估算出的0.13高近0.1, 比马栓友 (2000) 估算出的0.55、 范九利、 白暴力、 潘泉 (2004) 估算出的0.695低得多。由于国外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Aschauer (1989a) 估算出的基础设施资本产出弹性为0.39已经高估了, 而且其后国外大部分实证结果也证实Aschauer的估计过高。因此, 本文估算的结果应该比较合理。这样, 我们可以得出1953～2007年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效应, 即基础设施资本每增加1%, 可以使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0.238377%。
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
即基础设施资本每增加1元, GDP平均增加0.3232元。
5 结论
本文选择1952年为基期, 并分别估算基础设施资本与非基础设施资本折旧率, 较好地解决了利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两类资本存量存在的问题, 保证了实证数据的合理性。实证结果不支持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 支持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实证结果显示1953～2007年我国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238377, 非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82786, 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32.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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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篇9
作为一种狭义概念上的基础设施, 交通基础设施可为生产活动、居民生活提供直接服务, 公路、桥梁等都属于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社会交通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 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工具、管理制度与人员等构成了完整的、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交通系统。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而言, 交通基础设施与其发展密不可分。同时, 作为一个系统, 交通基础设施也具备自身特征。
一是基础性。作为其他产业生产的基础, 交通基础设施可为各个产业提供产品、服务, 其价格对其他产业生产成本、经济效益起到关键性作用, 直接影响着产业发展, 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功能。
二是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一次性、规模大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特点, 往往不支持零星投资。因其具有投资规模大的特点, 则对其建设周期、回收周期也起到决定作用, 一般具有较长回收周期。
三是自然垄断性。在服务提供前, 交通基础设施需做好前期大量投入工作, 因其具有较小运行成本, 前期大量投入极易出现大量沉没成本, 这给潜在供应者进入设置了较高障碍。因交通基础设施具有良好经济性质, 其具备相应规模时才能出现供应效益, 这都对其竞争程度低、垄断程度强起到决定性作用。
四是网络结构。作为一项典型网络基础设施, 交通基础设施的主要经济特性也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是指在各区域间所分析的空间范围内产生的生产要素转移的基础设施, 其核心内容是作为一种通道, 从一个区域将运输生产要素流向其他区域, 达到生产要素空间移动的目的。各类网络体系为网路基础设施存在基础形式, 如公路、桥梁等。网络基础设施与生产性基础设施相似, 其客观上可将各区域进行整体连接, 是各个区域经济发展、流通的桥梁。
二、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分析
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根本条件, 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间存有紧密的联系, 其发展效果对生产部门的成本、效率起到直接作用, 且会对供给数量、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不仅体现在直接的产出贡献, 还具备间接的推动功能。
(一) 直接推动作用
根据时间的划分,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可分为两类:项目建设阶段经济效益、运营阶段经济效益。项目建设阶段, 就业率提升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的直接推动作用, 将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收入水平。以收入方面分析, 有助于提高全国GDP。运营阶段, 作为运输行业的主要类型之一, 客货运自身可进行产出价值的创建, 这也是我国GDP的重要构成部门,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二) 间接推动作用
作为一种公共品, 交通基础设施的外部性较强, 其投资可对经济效益直接提升的同时, 还会带来较大的间接经济效益。
一是乘数效应。因各部门、产业间存有必然联系, 如某一产业进行投资, 不但对该部门收入有效增加, 还会在与其相关部门间出现连锁效应, 进而增加其他部门的投资与收入, 最后大幅度提升国民收入。如增加投资时, 其带来的收入增多可在投资增加以上;如投资降低, 其带来的收入减少也会在所减少的投资以上。也就是说投资增减产生的收入增减不属于线性关系, 为乘数关系。假设国民经济仅有两个部门, 其投资乘数的公式如下:
其中, 乘数关系由K表示;国民收入增量由△Y表示;投资增量由△I表示;消费增量由△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由MPC表示。
因边际消费倾向在1以下, 投资乘数则在1以上。也就是说, 乘数值和边际消费倾向之间为正比关系, 边际消费倾向增加, 则投资乘数也会增加, 这是由于投资在生产过程内时, 往往出现居民收入现象, 在取得的收入内民居消费所占比例较高, 则可推动经济发展, 如消费所占比重低, 则推动经济的作用小。根据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乘数关系分析, 其具体形成过程如图所示。
二是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交通运输服务是大量直接生产活动, 如农业、工业等必不可少的中间投入品。如交通基础设施服务与经济需求不符, 则会对企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升, 进而对经济的正常运行起到阻碍作用, 此时政府相关部门必须配额管理有效的资源, 该情况下, 交通基础设施则会制约经济发展。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托生, 可为企业生产提供便利交通运输条件, 进而减少生产成本, 提升经济效益。按照交通基础设施服务特征, 适当调整企业各项生产要素, 进而达到优化配置资源的目的。
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措施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是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性产业, 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处理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交通事业发展、国家综合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科学规划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 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具有合理布局对国家、区域经济资源优势发挥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因此必须做好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工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 必须与当地经济一体化发展需求相符, 做到规划统一、科学论证及各类资源合理配置, 只有这样才能将规模效益发挥出来, 才能最大限度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避免浪费社会资源。
(二) 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作为一个国家、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 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如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较差, 则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制约作用。通过财政支出继续扩大, 并将其运用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可实现经济增长, 对财政投资公共化起到促进作用, 避免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竞争, 且将企业投资挤走现象。
(三) 优化投资与运输结构
在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同时, 还需对优化投资、运输结构加以重视。按照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与供需要求, 对公路主干线规划、实施进度重点加强, 将公路等级提升作为核心内容, 实现公路高等级、高质量建设, 从而对运输效率起到提升作用。同时, 还要对运输结合部建设加以重视, 进行联合运输开发, 通过有机结合、连接各类运输形式, 为乘客提供便利。
(四) 实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传统体制下, 作为提供基础设施的主体, 政府的融资渠道为税收、政府贷款, 其担保为政府信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交通运输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原有融资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经济需求, 为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必须实行多元化融资渠道。如债券融资方法、BOT融资方法、ABS融资方法等。
1. 债券融资。
在基础设施、产业建设中, 债券发行在政府进行社会资金吸收中极为重要。其对投资主体无影响, 能够及时把企业、个人资金进行投资转化。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债券起到支持、担保作用, 具有较高级别信用与较小风险, 在债券市场优势较为明显。
2. BOT融资。
作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主要方法, BOT分为国内外资本金利用。但通过BOT进行外资利用时, 往往存在诸多风险, 如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内资BOT则无需承担汇率风险, 具有极强适应性, 运作更为便捷。通过该投资模式的利用, 可对政府直接财政、债务负担起到缓解作用。
3. ABS融资。
ABS融资也被称为资产证券化融资, 其基础为目标项目具有的资产, 保障为项目资产未来收益, 该融资方式是将证券发行到资本市场进行资金筹集。其运作环节包含以下几点。
一是SPV组建。作为特殊目的实体。SPV由两种表现形式:特殊目的公司、特殊目的信托;二是SPV结合项目环节。在未来一定期限内投资项目的资产能够产生现金收入, 即可实施ABS融资, 如收费公路等;三是SPV发债环节。在资本市场ABS利用证券承销商进行证券发行与销售, 以此对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进行筹集;四是SPVC偿债环节。SPV通过基础设施运行环节带来的现金收入, 对投资者债券本息加以偿还。
四、结语
综上所述, “要想富, 先修路”这句俗语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充分展现了出来。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 交通运输业是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发展的保证, 其发展效果是否良好将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自改革开放后,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整体而言,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滞后于经济发展需求。为此, 本文在对相关研究成果全面梳理的前提下, 按照客观数据, 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并提出了相关措施。
摘要：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交通运输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 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可对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在现阶段消费、投资问题极为严峻的现状下, 应科学规划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优化投资与运输结构, 实行的多元化融资渠道, 达到内需扩大, 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交通基础设施,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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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篇10
外汇储备；汇率；进出口；体制；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24;F283;F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6-0036-02
一、建国60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增势
1978年以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常年不到1亿美元。1978年，我国确立了以国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打破自我封闭，实行对外开放。之后先后实行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价、促进出口、平衡国际收支逆差，90年代，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1050.49亿美元。从10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用了5年时间(2001年末外汇储备达2121.65亿美元)；从2000亿美元到4000亿美元，只用了2年时间(2003年末的外汇储备余额为4032.51亿美元)；从4000亿美元到1万亿美元，用了3年时间(2006年末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0663万亿美元)；而从1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更只用了短短2年半。外汇储备承稳步上扬趋势，很好地调节国际收支，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融资能力和综合国力都快速提升，充足的外汇储备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更为日后国民经济的增长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九十年代以来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原因
1.国家外债余额
国家外债余额是影响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原因，通常，一国外债规模越大，短期外债越多，其带来的还本付息的压力就越大；为维持清偿力，所必需的外汇储备就越多。
2.汇率制度
人民币盯住汇率制度也是中国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原因之一。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国际收支连年巨额顺差的作用下，中国外汇市场外汇长期供大于求，为维持住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必须在外汇市场购入外汇。
三.如何应对及利用高额外汇储备
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把双刃剑，外汇储备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如何高效率高收益地运用外汇储备为经济增长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部分外汇储备转化为实物、黄金储备
应适度降低对国外金融资产的持有,适当的增加黄金储备，有助于改善我国国际储备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汇率风险，有助于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另一方面，将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国内紧缺的能源物资，选择价格波动的有利时机,采购如石油、有色金属等，进行战略性储备。
2.长线投资，降低机会成本
在降低对国外金融资产的持有的大前提下，为降低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避免储备货币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应积极探索外汇储备新的、不同的运用模式。如新加坡在1981年成立了政府投资公司，负责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金，以此获得长期持续和较高的回报率，以保障资产的实际价值。借鉴这一做法，我国可以将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欧美等发达市场的股票、债券以及货币市场工具。多线投资，亦可转买欧元、日元及一些亚太地区国家的外汇，提高灵活性、安全系数和大环境的稳定。
3.增加对拉动内需的支持力度
事实上，我国外汇资金已过剩，必须转变“出口创汇”的思路，而应采取措施控制外汇资金流入，鼓励外汇资金流出，积极支持国家扩大内需，从而引领经济增长。控制外汇资金流入：重视国内市场，逐渐把鼓励出口的政策弱化或取消，而鼓励外汇资金流出方面，应适度放开资本管制。加快“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促进企业海外并购，在政治、金融等方面对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持，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融资支持和便利。另可推动以人民币进行的互换，或我国以美元进行政府间货币互换，为外汇资本提供新的出口。
4.平抑汇率波动
汇率的稳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若本币汇率变高，人民币贬值，吸引外资流出，外汇市场本国货币增多，不利进口；反之同理。从中国现有的经济来看，国民经济的很大比重依赖对外贸易，汇率的波动将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小影响，因为国内大量的企业对应付汇率波动的抗性很低，汇率波动会导致利润下降，导致亏损，甚至破产倒闭，出现银行坏帐，冲击经济。为了平抑短期内的汇率波动，国家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入市操作，调整外汇
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守住汇率，增强抵御性。
综上，外汇储备应支持中国中长期发展的资源需求和产业技术升级，资助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投资。有效地改善外汇储备结构和用途，并积极支持国家扩大内需的需要，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融资支持和便利，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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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篇11
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 大致可以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内部因素由其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 供给方面如生产要素投入、相关生产技术、生产组织管理、经济规模性等, 需求方面如消费、储蓄、投资等, 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是指区域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结构、区域生产要素流动。毫无疑问, 区域投资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因为其正向的外部经济效应可能带来大量的产业投资, 推动区域经济强劲增长。但是, 目前关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研究, 国内外研究的成果尚不多[1]。
对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Aschauer (1989) 作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使用美国1945～1985年的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 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C-D生产函数) , 研究了生产率和政府支出形成资本的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生产率的提高和政府支出用于公共设施的资本高度相关, 尤其是核心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机场、运输、水、电等[2]。伊斯特里和雷波罗 (1993) 年收集了28个发达国家的历史时间序列数据以研究基础设施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他们发现在影响增长的其他变量不变的假定下, 运输和通讯投资对增长的作用明显, 结果是基础设施通过增加私人投资的社会报酬率促进经济增长, 而不是通过私人投资本身来加快增长速度[3]。罗姆 (1986) 和卢卡斯 (1988) 的研究表明, 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与公共基础设施地区差异相关[4]。Gramlich, Edward M[5]和Aschauer[6], Glomn Gerhard、Ravikumar[7]等把基础设施投资 (资本) 从总投资 (资本) 中分离出来, 单独估计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多数的研究方法使用的是生产函数法, 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产出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正向的影响[8]。马璇、谈步稳 (2009) 基于不同类别基础设施对江苏省13个省辖市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指标进行聚类分析, 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与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回归分析, 说明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9]。范前进等 (2004) 将公共设施水平引入一个区域经济的中间品生产过程, 建立了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 详细分析了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变动对于相关产品价格、产量、专业化分工程度及国际贸易模式的影响[10]。
通过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可以系统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 评价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性, 优化投资政策和制度安排, 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决策与评估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11]。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 测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益。首先以长沙市为例对相关城市的经济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发现得到的回归效果并不理想。然后从全国范围内选取六个与长沙市经济特性相差不大的沿江城市与其一起进行了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 (Panel data) 分析, 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避免了伪回归的可能。经过Panel data 回归分析, 所得回归参数测算出来的GDP经过验证与实际GDP值相差并不大, 验证了Panel data分析的可行性, 并运用OLS法回归出相关参数, 运用这些回归参数测算出了长沙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长沙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益。
1 基本模型
1.1 区域经济增长的二级三要素 生产函数模型及其假设
本项研究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基础是一个包含资本 (K) 及劳动 (L) 等的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 其基本假设是:
(1) 同组的具有相似的技术经济投入要素之间具有相同的替代弹性;
(2) 不同组的投入要素之间具有相同的替代弹性, 但此替代弹性大于0;
(3) 同组内投入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独立于组外要素。
根据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的要求, 考虑到相关统计指标的可获得性, 本文选取区域经济成长过程中由非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年末形成的固定资产净值、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年末形成的固定资产净值和社会劳动者数量等三个基本要素, 以该区域年末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 建立其一个二级三要素的CES生产函数模型。并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Eviews6.0进行模型参数估计。
本文根据Sato (1976) 年提出的二级CES生产函数理论, 构建了一个基于GDP、KF、KJ和L的CES生产函数模型, 表达式为:
第一级:
第二级:
其中:
K:区域年末固定资产净值;
KF:区域非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年末形成的资本存量;
KJ: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年末形成的资本存量;
L:区域年末社会劳动者数量;
LF:区域年末非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劳动者数量;
LJ:区域年末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劳动者数量;
GDPK:区域资本要素KF、KJ形成的GDP产出;
GDPF:区域非基础设施资本KF与劳动L形成的GDP;
GDP:年末区域生产总值。
其中, A代表综合技术进步因子;α、β为分配系数;ρ1、ρ是弹性系数, 其中ρ1为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ρ为YK与L替代弹性系数;μ是反映规模报酬的参数。
1.2 二级三要素生产函数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
由于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是不能线性化的非线性模型, 需要对其参数进行估计, 通过泰勒级数展开将 (3) 线性化, 可以得到如下形式的CES简化近似模型:
第一级:
第二级:
通过变量置换可以进一步将式 (4) 转化成:
其中, Y=GDP, C=lnA, F=KF/KJ, J=KJ/L, P=[lnF]2, Q=[ln (KF/L) ]2.
λi (i=1, 2, …, 5) 即为所要估计的参数, 在此基础上可以求得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 (1) 的具体表达式。
1.3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测算过程
对式 (7) 采用最小二乘法求得参数估计值, 进一步估计出式 (1) 中A、μ、ρ1、ρ、α、β的数值, 测定出在整个投入要素K下的中间产出GDPk (3) 和在没有基础设施投资要素KJ, 只有非基础设施投资要素KF和L情况下的产出GDPF的大小, 从而就可计算出由基础设施投资KJ所带动GDP的增长GDPJ, 即
由此就可测算出区域各年基础设施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GDPJ及贡献率ξ:
2 回归分析的相关数据说明
(1)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 本文采用2001～2010年年度数据进行分析。若无特殊说明, 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0) , 各省市《统计年鉴》 (2001～2010) 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1～2010) 。
(2) 资本存量的处理:
由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修订之后, 从1993年开始官方不再公布积累额的数据, 所以对于模型中所涉及到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年末资本存量的数据无法直接从官方资料中获得数据。因此对于资本存量的处理, 单豪杰 (2008) 对中国1952～2006年期间各省区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上较为规范和严谨[12], 所以采用单豪杰提出的资本存量估计方法——永续盘存法 (PIM) 对2001～2010年各市资本存量序列基准值进行估算, 也采用同样的折旧率 (年10.96%) 。
永续盘存法基本公式可以表达为:
其中, i指的是第i个市, t指第t年, Ki (t+1) 和Kit分别指第i个市第t+1年和第t年的实物资本存量, δit指第i个市第t年实物资本存量的折旧率, Ii (t+1) 指的是第i个市t+1年的投资数额。从该公式可以看出, 在利用永续存盘法估算固定资产投资年末形成的实物资本存量时主要涉及以下四个变量:①基期资本存量K的确定:本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选用的是2001～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因此基期的资本存量以2001年为标准。②每年的投资额I的确定:各市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非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各市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有公布。③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 以便折算到不变价格:自1992年以后官方开始正式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本文各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统计数据。④经济折旧率δ的确定:本文没有对固定资产的折旧率进行逐一估算, 而是采用单豪杰 (2008) 所估算出来的折旧率10.96%.
3 区域经济增长二级三要素生产函数模型的参数估计
3.1 长沙市简单时间序列数据回归分析
(1) 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防止由于宏观经济变量的不平稳而产生的谬误回归, 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此处利用ADF单位根检验程序, 检验结果见表1。
注:ADF临界值中的*、**、***分别代表该值是在1%、5%、10%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由表1结果可知, 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单位根, 是非平稳的, 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均能拒绝单位根假设, 故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即I (1) 。
(2) 协整检验
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 CES生产函数的模型 (4) 中所涉及的变量均为非平稳的, 若直接靳行回归, 将会导致伪回归。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的, 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在此运用Engle-Granger (1987) 的两步法来估计生产函数。表2为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结果。该结果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下, t统计量小于临界值, 拒绝原假设, 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
(3) OLS回归分析
因为CES生产函数模型 (4) 各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因此可以进行OLS回归分析, 从而得到的回归结果。通过运用Eviews6.0计量分析软件得到的回归结果中决定系数R2=0.2501, 模型拟合效果非常不好, F=0.2小于临界值F0.05, 说明在显著性水平下, 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且关于系数显著性检验, 对于每个变量, 给定α=0.05的显著水平下所得临界值t<t0.025 (n-2) , 不能拒绝原假设 (系数为零) , 说明自各变量对因变量并不能产生显著性影响。这与实际经济情况并不吻合, 一地的区域生产总值必然受到其资本投资于劳动力因素的影响。
引致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本文中可获数据的时间年限限制, 时间短个体少, 从而在这种小样本分析中不能得到一个较优的拟合结果。
3.2 Panel data回归分析
为了达到更优的拟合效果, 本文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七个经济发展水平相距不大的沿江省会城市进行panel data分析, 包括长沙、武汉、南昌、合肥、南京、郑州、济南。在增加观测值的基础上, 提高估计量的抽样精度, 使得个体回归的数据更为合理。
图1、图2为7市每年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与非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经过永续盘存法折算后的资本存量剖面图。
(1) 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防止由于宏观经济变量的不平稳而产生的伪回归, 同样, 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Eviews6.0为截面时序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提供了完备的检验程序, 文中考虑到各数据的时序值大都不是由平稳过程产生的, 因此在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前对所有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使数据得到优化。对数化前后的Panel散点图见图3、 图4。
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此处利用ADF检验方法) 。表中结果显示, 7市2001～2010年的截面性时间序列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中, 所有变量均是一阶单整I (1) 序列, 说明这些变量的截面时序数据在取一阶差分时才是稳定的。在此基础上, 采用Johansen Fisher检验方法对各解释变量与因变量Y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检验, 结果见表4。
注:I (0) =零阶单整变量;I (1) =一阶单整变量;I (2) =二阶单整变量。
Fisher检验的原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 表4结果显示, 各变量的P值都小于0.05, 所以认为因变量Y与自变量F、J、L、P、Q都有协整关系, 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从计量经济模型的意义上讲, 本文模型构建中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2) 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
由于Panel data源于7个不同城市不同时间的数据, 对于模型中所涉及到的变量, 对于不同的城市这是一个变化的量, 对于不同的时点同样是一个变化的量, 因此, 使用个体时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采用最小二乘法所建立的回归模型如下:
i对应面板数据中不同城市, t对应面板数据中不同时点, αi是随机变量, 表示对于i个不同城市有i个不同的截距项, γt也是随机变量, 表示对于T个截面有T个不同的截距项。R2=0.9970, F=841.18, DW=2.132, 回归方程拟合效果较好。且在给定显著水平α=0.05下, 所有被估参数都能很好的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根据Eviews6.0提供的参数估计结果, 得到的长沙市参数回归模型为:
由lnA=3.7708, μαβ=0.0349, μβ=0.4543, μ=0.5547, -μρ1α (1-α) β/2=0.1693, -μβ (1-β) ρ/2=0.0032, 可得:A=43.4148, α=0.0768, β=0.8188, μ=0.5547, ρ1=-10.5095, ρ=0.0778。
从而求得用于测定长沙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为:
4 长沙市基础设施投资推动长沙经济增长测算
由式 (13) 即可测定出2001～2010年长沙市各年的GDP以及在没有基础设施投资KJ, 而只有非基础设施投资KF和劳动力投入要素L时的产出GDPF.再利用式 (8) 和式 (9) 就可测算出2001～2010年长沙市各年基础设施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GDPJ及贡献率ξ, 如表5所示。
由表5中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运用模型所测算出来的GDP值与实际GDP值相差并不大, 模型的现实可行性得到了验证。 表5结果表明长沙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具有一定的推动经济增长作用, 平均每年有4.21%的GDP产出由基础设施投资引起, 在每年的GDP增量中平均有29.75%是由基础设施投资推动的。平均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所推动的GDP增长中有10.01%是由基础设施投资贡献的, 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带动产业资本的投入而不是直接推动经济增长, 符合调结构、改善民生、转变经济成长方式的宏观调控要求。
在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 以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为例作单个项目的效益测算。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项目于2009年10月下旬建设, 2011年10月船闸建成当年投产。电站、坝顶公路桥、库区2014年10月全面建成当年投产, 总建设投资60亿。预计到2040年湘江运量将增长2亿吨, 枢纽库区货物周转量增加73.9亿吨, 枢纽过坝货运量增加5900万吨。由于本文的研究过程中,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还没有完全建成投产, 因此目前暂时选择2009年投建以及2010年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假定2009年和2010年两年每年投资为I (亿元) , 可算得在剔除湘江枢纽I基础上的GDP增长量, 记为GDP′, 再利用总GDP值减去GDP′即可得到湘江枢纽每年投资所带来的GDP增长量。
假定湘江长沙综合枢纽每年建设投资额为20亿, 式 (14) 可写成:
将2009年和2010年数据代入上式即可得到GDP′2009和GDP′2010, 分别为:4013.12, 4564.07。
从而可得GDP*2009=0.1357, GDP*2010=0.1425。
因此,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的建设投资2009年推动GDP增长为0.136亿, 2010年为0.143亿。值得说明的是, 这是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建设期的外部经济效益, 因为没有建成期的数据, 目前不能有效地估计建成后的宏观经济效益。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 利用我国2001～2010年总产出 (GDP) 、基础设施投资、非基础设施投资和劳动等数据, 通过Panel data的OLS回归, 估计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例分析发现长沙市平均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所推动的GDP增长中有10.01%是由基础设施投资贡献的, 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带动产业资本的投入而不是直接推动经济增长, 符合调结构、改善民生、转变经济成长方式的宏观调控要求。分析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实质性的重要作用。
以湘江长沙综合枢纽的投资建设为例进行了宏观效益测算, 为单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益分析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测算模型, 可供有关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项目后评估时采用。
摘要：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区域经济成长具有正向的外部性。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二级三要素CES生产函数模型, 测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益。首先以长沙市为例对相关经济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发现得到的回归效果并不理想。然后从全国范围内选取六个与长沙市经济特性相差不大的沿江城市与其一起进行了横截面时间序列 (Panel data) 分析, 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避免了伪回归的可能。经过Panel data回归分析, 所得回归参数测算出来的GDP经过验证与实际GDP值相差并不大, 验证了Panel data分析的可行性, 最后运用这些回归参数测算出了长沙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长沙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益:平均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所推动的GDP增长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贡献了十个百分点, 即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带动产业资本的投入而不是直接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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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阶段07-10
经济的增长论文08-14
经济增长的动力08-17
邓小平的经济增长思想07-26
实证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论文06-18
知识经济与经济增长07-25
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06-05
经济增长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