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共12篇）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篇1

1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1)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斯密认为, 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 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 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 斯密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 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 也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但是分工却取决于交换这一人类的天性, 而交换又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大小。即斯密的经济增长的理论路线就是市场容量——交换——分工——经济增长。另外斯密也很重视资本积累, 因为它能使扩大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数量, 从而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 这正是今天各国都重视储蓄率的原因所在。

马尔萨斯的人口与经济均衡增长的理论。如果人口得到增长, 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 产出增加量减少, 从而生活水平下降, 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 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 人口增长率为零, 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

(2) 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的改进上, 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 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以索洛模型、索洛——米德模型为代表:用a和1-a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 △K/K为资本增长率;△L/L为劳动增长率, 该模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G=a △K/K+ (1-a) △L/L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率G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这一模型将斯密的经济增长系于劳动数量和分工、资本积累的重要思想用公式模型下, 这也得益于边际革命这一重大分析工具的发展。依据这一模型, 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 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 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 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

(3)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 新增长理论更广泛地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 它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 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模型。可见, 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 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同时, 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 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机制。

2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1) 亚当斯密是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了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强调了创新, 尤其是熊彼特强调的“破坏性创新”;而索罗等人则强调生产要素;贝克尔和舒尔茨则强调了教育与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中, 罗默和卢卡斯则强调内生性增长, 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其实质应当是内生性技术创新;诺斯等人则强调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近, 鲍默尔的新书中强调了自由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民主制度才是最为重要的。

(2) 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 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 (1) 制度, 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 (2) 自然资源, 如石油、矿产储藏, 交通等; (3) 劳动力, 如数量、成本、素质等等; (4) 土地。这四大要素中, 任何一项越多, 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同时, 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 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 即使其它要素相对较差, 其经济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1) 高投入、高消耗。

自2002年以来, 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 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资马车。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4年里持续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 目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4%, 而消费率 (消费占GDP比重) 却一路下降至53%, 较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2006年, 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5.5%, 而中国消耗的能源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15%, 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巨大的潜力。

(2) 产能过剩。

与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相关联的一个结构性扭曲是外向型部门与内向型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衡。追求GDP的超常规发展导致的过剩的投资, 只能通过出口找到宣泄口。于是, 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整个社会福利分配格局趋向一种结构性扭曲。因为这种增长是权力推进、投资驱动的, 因而, 它的福利分配的主要特征是向资本倾斜、向政府倾斜, 而普通民众就无法同等比例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必然途径

(1) 大力发展服务业。

有经济学家早就指出, 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工业所占比重就呈下降趋势, 农业的比重也会降低, 而服务业的比重会提高。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以及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各个部门的改造 。服务业降低了交易成本, 服务业发展背后的本质问题是, 生产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 依靠的是合理分工。在自耕自植、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没有分工, 就不需要交易, 要降低生产成本就要深化分工。分工越深化, 生产成本越低, 随之而来的便是交易更频繁, 交易要投入的资源就更多, 增加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功能首先是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 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各个部门, 它不仅提高了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 节约了生产成本, 又使服务业信息化, 提高效率, 节约了交易成本, 服务业是高质量的经济层次, 也是我们当前的必然选择。

(2) 自主创新。

“十一五”规划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 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从根本上说,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 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比如, 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造成的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 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的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 还比如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 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 促使耕地急剧减少等, 都是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资源浪费的根源。转变增长方式, 发展集约型经济, 必须通过深化改革, 解决深层次矛盾, 为其发展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摘要：经济增长是最为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 当前中国飞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让世人瞩目, 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纵观各种经济模型,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是由各个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和国情决定的具体的特定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阶段与演变以及最新成果,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理论,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

[2]程恩富, 胡乐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5.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篇2

经济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发展为目标，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在物质上保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实现，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一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好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一度带来严重冲击。这种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对过多依赖外需的增长结构的冲击；二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上升，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篇3

这场危机使人们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视程度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时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存在许多认识误区需要纠正。

经济增长一般有三种方式。一足增加生产要索投入，比如增加劳动力、原材料及资本的投入等。二是加强微观管理和改善要素配置，如实施企业的现代化管理，优化要素投入比例等。三是科技创新，其体义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三种方式的不同组合对经济增长相对贡献是不一样的。这三种方式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度的不同组合，就是经济增长方式。

人们通常把依靠要索投入增加推动的经济增长归结为粗放或者外延式的增长方式，并进而认为这是不好的增长方式。这种看法很不科学。实际上，没有实现要素充分就业的增长月式肯定是不好的增长方式，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增长方式并不一定是不好的增长方式。任何一个经济体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应该充分就业而不是闲置。中国改革三十年国家有了巨大的财富积累，应当说相当一大部分是中国充足的劳动力的贡献。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更应该充分就业而不足闲置，在中国，资本相对稀缺，再加上没有充分被利用，则未被利用的资本就无获利，也就无法获取资本积累，资本稀缺的状况就无法改变。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始终积极引进，充分利用外资的根本原因。在美国，劳动力相对稀缺，势动力失业率是所有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最重要指标，如果劳动力没有充分就业，就会经济衰退。要素投入增加所推动的增长方式，对应着两种情形。一种是存量生产要素已经充分就业基础上，新积累的要素投入生产。另一种情形是，原本闲置的存量要素投入生产。不难理解，这些情形根本无法和不好的增长方式划等号，恰恰相反，这些都是好的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不断积累生产要素并投入生产，扩大市场规模，是内生科技创新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条件。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塌新的内生技术进步理论研究都认为，市场规模大小实际上是分工深化和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前提，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

最优增长方式的内生性是指，在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加强微观管理和改善要素配置以及科技创新三种方式中，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增长所倚重的方式不同，在各种方式中采取的重点途径也不同。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发展中国家不必强求和发达国家有同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理解最优经济增长方式组合内生性质，关键在于理解科技创新不是“免费的午餐”。原始创新本质是控制性试错，其典型特点是高资本投入和高失败概率即使在技术上成功的技术，其商业前景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通常观察到某个公司一项转利赚取大量利润的例子，并不能改变空社会原始创新失败概率的统计性质，一个企业成功案例背后实际上是多次失败的尝试，以及全社会大量竞争性公司沿着相近技术方向上的多次失败尝试。在发展中国家，把有限资本投入到前沿技术原始创新所获的回报，远不如投入到成熟技术的生产活动中来得高。改革开放三十年，许多行业许多企业成功引进先进技术、先进产品、先进工艺、先进设备，并很快推出了产品或推出了再创新的新产品占领市场，获取益酬，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个道理。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劳动力增长缓慢，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资本积累虽然比劳动力增长快，但也不如其历史上那么快。管理水平、微观激励、生产要素和产品配置结构等接近于最优化。因而，要素投入增加和改进生产和配置效率对增长的贡献相对就小，其经济增长主要倚重于科技创新。而且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也只有主要依靠自己的原始创新，难以引进别国技术，因为很少有比它们更加先进的技术。而对于中国这一发展中的经济体，虽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样要倚重要素投入增加，提高配置效率和管理水平以及科技创新，但是也有明显的区别。要素投入增加推动增长的潜力比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更大，提高生产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潜力也更大，就技术来源而言，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除了少数涉及国防等受到封锁进而需要进行原始创新以外，大量生产技术主要依靠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增长方式内生性的结论不仅是在研究美国和日本经济史时得到了验证，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发展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并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一些部门、行业和企业中有些人取得了一些成绩便好大喜功，势必要世界第一，技术非原创不可，结果劳民伤财，效果不佳便是很好的反证。而那些利用经济危机大力引进先进技术甚至高科技人才的所谓“技术抄底”就是很聪明的作为。

国家有关研究机构对制造业行业的实证分析表明，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从产业对比角度看，总体而言，劳动密集轻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程度高于资本密集重工业部门。这表明中国行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劳动密集轻工业部门差，一是重工业部门国有企业比重高，不少企业还享有行政性垄断地位和软预算约束保护，企业改善管理，优化要素配置，节约成本，促进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二是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技术研发所需资金量和失败概率均比轻工业部门大，行业标准也由发达国家控制。所以，资本密集重工业部门应通过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地位，硬化预算约束，改善要素配置和管理水平，不断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从而增加自身的资本积累。随着资本实力的提高，研发活动可动用的资源才逐渐增加，从而开展更多的自主创新。目前阶段，除少数国防安全需要或者发达国家封锁的技术需要自主研发外，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仍应该作为主要科技创新途径。

中国劳动力资源世界第一，且没有在人口自由迁徙的前提下实现充分就业，这不仅是生产要素的极大浪费，更不利于未就业人口获取劳动报酬和分享发展成果，和谐社会也就难以建立。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任何优化，都应当带动就业增加而不是相反。为此，我国科技创新的方向应是带动而非挤出就业。自主进行原始创新应该如此，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也应该大力进行本地化的改造，能够用劳动力替代的环节，尽可能用劳动力替代资本。另外还需加强劳动力培训，完善全面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就中国当前发展阶段而言，应该发展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或资本相对密集型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的区段，唯有如此，大量劳动力才能够配置到产出更高的非农部门，充分发挥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同时才能因为快速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而提高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稀缺程度，创造出对劳动力的最大需求，工资相对于利润才可能最大程度的提高。

浅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篇4

一、过去经济增长方式的局限性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以经济特区为试点, 由供给制产品经济逐步过渡到交换制市场经济, 并且不断引进外资及技术, 成为今天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如:生产全球2/5的鞋类, 一半以上的玩具, 近1/5的成衣等。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 人多而工资水平低。生产出来的都是低附加值的商品, 由于价格低廉, 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成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使得我国过去二十多年来的经济, 靠的就是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得以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虽然潜力巨大, 但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近年来已显疲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突出。这种高经济增长和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同比例上升。变高物耗、高能耗、低技术的要素投入增长模式, 为低物耗、低能耗、高技术的知识投入增长模式, 显得越加紧要而又迫切。

二、知识投入型经济增长方式

知识就是结构化的经验、信息、见解能力和价值的混合体。知识以人为载体, 教育与培训, 研究与开发是知识发展的关键因素, 技术是新知识的创造与应用。人力资本中的知识, 可以转化为商品, 例如软件、电脑晶片及自动化机器等。所有专利、版权及设计等知识产权, 亦是由知识所创造出来的。高新技术的产品, 绝大部分都是由知识之投入所形成的。因此, 知识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参与经济活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 是生产增长中的主要生产因素。

因此, 知识投入增长模式已经是所有先进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特征是:劳动形态从体力工作向脑力工作转变;经济活动由实物资源向知识资源转变;经济投资从实物投资向无形投资转变。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已显现出疲态和效益减弱的趋势:一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和资本产出率升高必制约未来的增长速度。二是受人口老龄化的限制, 高储蓄率很难长期存续;内需不足靠出口拉动的潜力已接近极限。三是模式内生的问题制约经济增长, 如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的出售导致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境外溢出等等。总之, 代价过大的粗放低效型经济增长是难以长久维持的。在国际分工的变动和汇率变动等因素引发我国增长模式的失效, 很可能是逆转出口导向向内挤压, 沿海地区进一步挤占内地市场, 本来内需不足的产业更是雪上加霜, 产能过剩的全面化进一步导致投资和消费的萎缩, 外资流出, 财政金融危机, 房地产泡沫爆破, 股市崩盘, 经济陷入萧条, 高速增长抑制的问题必然出现。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失效, 不仅对中国经济, 而且对世界经济都是灾难性的。因此,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 同所有改革一样,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都必然要经历阵痛, 都必须在探索中前进。

今年, 中央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粗放外延型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内涵型的增长方式。要求政府由经济建设型转为公共服务型。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性及其负面问题并非是一个节点问题和单纯的认识问题, 也不能简单归结于地方政府的经济扩张冲动。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是不同层面和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过去对政府的定位是缺位、越位和错位。

四、全面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具有结构性、层次性和系统性。这就要求我们重塑政府行为, 政府行为对经济将从控制→主导→协调→服务依次转变。它涉及政府权力、行政划分、财税体制等诸多层面。此外, 必须重建市场规则。建立健全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秩序, 建立保护知识产权体系, 确立法律至上的神圣性和公正性的法治意识形态规则, 完善市场经济的立法、司法、执法的规则。当然还要重构市场主体。企业转型的实质是重构市场主体, 主要体现在创业方式、治理结构和赢利模式上。我国企业普遍缺乏由知识产权、管理和销售技术等构成的核心竞争力, 缺乏世界级大企业。民企逐渐将是市场的主体, 它将肩负着祖国的重托和民族的希望, 代表着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篇5

王一鸣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并由于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无论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决定于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增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投融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虽有起伏，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之中。1979～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速度。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表现出两个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以“十五”时期为例，中国能源、电力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费量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资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趋严重，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200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第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经济内外失衡即投资与消费失衡和内需与外需失衡。

同样以“十五”时期为例，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投资增长明显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国外贸顺差由225.5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

总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不仅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约束性不断加剧，而且使潜在风险和外部压力也不断加大。

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从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环境看，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接近拐点，从各方面因素和条件判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首先，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之不断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根据测算，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劳动力总量和结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换言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耗竭，劳动力成本势必会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三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四是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因此，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加快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并随着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难以持续。其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主要资源的国内保障能力脆弱。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能源资源消耗量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说以往缓解资源环境矛盾还有较大回旋空间，但发展到今天，一些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逐步逼向极限，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延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引发系统性风险，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这就要求我们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这必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资持续高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必然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通过最终消费的增长予以消化。投资高增长必然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况下，我国每百元投资品中，用在工业设备上的不过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当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钢材。我国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钢材约占40％，与投资的高增长不无关系。投资增长过快，还会使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益提高，使少数人获益，进而加剧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第四，出口过快增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不仅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剧了内需与外需的失衡。虽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这只能减缓和拖延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显性化和引发危机的程度和时间。出口过快增长，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还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我国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仅为7％左右，但对我们的反倾销案件却高达15％。我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在开放环境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延续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国内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而且国际市场也越来越难以承受这样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出口数量扩张。

综上所述，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看，再按传统增长方式发展下去，很难持续。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时期仍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终究将难以持续。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引发“高速增长期”的终结。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场功能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是“黄金发展期”，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往往也是投资强度最大的时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最大的时期。我们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讨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但是，即使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层面挡住，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

场主体。而在现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资源和要素价格过低，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使投资成本低、投资需求过热，而且使资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扩张，导致贸易顺差过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和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问题。

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说也与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却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比如2006年财政收入达到3.87万亿元，如果再加上约1.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1万亿元的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占国内生产总值近30％，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同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部门的依赖。

因此，我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进市场功能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企业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下，逐步加快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设立技术标准等手段，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推进，但这种模式所需时间较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与美国的抗衡中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制在某些部门推进技术进步，没有从调整体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约束和动力机制，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中，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场机制，增进市场功能，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从根本上取决于体制创新，重点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一）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价格偏低，利用资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必然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而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所有者权益得不到体现，是资源价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条件。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要使各种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还要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垄断和市场分割格局，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水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属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收益用于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对低收入者的补偿；理顺资源税和资源费的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增加对资源开采地区的补偿，在条件成熟时把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整合起来；在部分垄断性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资源产权制度。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短期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还会带来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便很难扭转，转变增长方式也很难落到实处。

（二）改革财税体制

现行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没有作相应调整，近年来，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资上调和社会保障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远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要求对现有财税体制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税转型，逐步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税和间接税合理配置的税制结构；改革完善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税收制度；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扩大预算管理范围、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分离的监督机制，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现行投资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与投资体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投资管理责任缺乏约束，政府投资的公共性不强，公共决策机制缺失。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约束投资决策中的机构利益行为，逐步改变目前各级政府投资决策机构“权重责少”的状况；增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将土地出让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切断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楼堂馆所的主要资金来源；建立公共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增强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强化投资监督体系建设，通过提高投资决策透明度、增强内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地方人大对重大项目的监督作用，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28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调节功能逐步增强，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方式、职能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务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率，增强涉外经济管理职能，保持内外经济协调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调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增强市场监管职能，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提高社会组织对政府职能转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切实提高约束性指标行政问责的效力，并逐步将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去，增强各级政府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我国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场体系等因素外，企业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对市场信号不能做出正确反应；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民营企业多数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带有粗放经营的特征。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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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劳动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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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Krugman将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产能过剩、资源的瓶颈式约束和日益严峻的环境恶化定义为“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1]。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结构不合理、技术装备落后和环境污染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压力，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建立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国家。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成为转型期关乎经济能否达到平稳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关的节能减排、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以确保增长方式顺利转变的政策正在实施当中。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度到底如何，由于经济运行的参数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如何对其建立一个简易且合理的定量评价体系以及对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度实施定量评价是本文着重研究的问题和主要工作。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主要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路径选择和如何实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政策等角度展开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界定和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吕铁和徐寿波较早地明确界定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认为对原有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思路，评价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到集约的指标是经济效率增长率，经济效率是评价增长方式转变程度的衡量指标。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方式转变效果进行了分析，结果认为经济的集约化水平很低，加快增长方式转变需做出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2]。刘伟将制度创新（生产效率的提高）作为技术创新的根本基础，技术创新是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首要影响因素[3]。薛白认为高级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得生产函数从低级到高级的一系列动态化的演进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内涵，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则具有协同效应，政府的结构变迁政策与市场的自发变迁（内生性）动力的兼容程度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能否顺利转变的重要决定因素[4]。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与政策研究领域，林毅夫等认为比较优势战略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重要指导思想[5]。吴敬琏认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由负转正的提升，而20世纪90年代则表现为高污染、低效率和高消耗，继续强化增长方式转换刻不容缓[6]。卫兴华和侯为民认为资本驱动的增长不能够有效解决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点在于协调投资、分配和消费的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的平衡；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机结合问题；衔接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科技体制的创新[7]。张其仔等研究了保增长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通过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振兴规划能够有效化解节能减排压力，解决经济增长与增长方式转变的矛盾和冲突[8]。欧阳峣等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核是驱动要素的转变，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变量是技术差距，中国应当根据与国际上发达的技术差距情况，在生产和研发投资选择、模仿与创新投资选择之间形成“分层”推进式的增长方式转变[9]。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效果评估研究领域，陈诗一认为，中国工业总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实现以技术驱动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但一些能耗高和排放高的行业仍为粗放型增长，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排技术[10]。王小鲁等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状况，发现TFP的来源发生了变化，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因素上升，而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正代替劳动力数量扩张的作用，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消费率的继续下跌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11]。吴锋从要素投入、要素贡献和市场力量等角度对国内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一定进展，经济增长稳定性得到提高，工农业的需求供给结构呈现出量上的均衡趋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升[12]。杨立勋和刘岩构建了全面的增长方式转变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了离散系数法和综合指数法进行了测算和评估，研究结果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正处于快速上升的初期阶段，提高产品竞争力、经济效益和环境质量仍然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长期应坚持执行的任务和关键突破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永恒主题是战略性调整经济结构[13]。

通过对上述有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多数文献在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具有以下局限性：一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仅在理论上有模糊的界定和认识，通常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二是提出的相关产业政策缺乏实证依据；三是现有文献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底达到什么程度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建立三个维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度评价指标，利用实证方法定量评价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态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标准。本文以下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度评价的计量模型；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和描述统计；第四部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度的实证研究；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方法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理论上实质是由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三高”）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以高效率地从既定资源获得最大产出、且对环境污染最小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换的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①低投入高产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②高产出低排放（治污技术的进步）；③高产出低消耗（能源利用效率的改善）。我们沿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模型进行设定：

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我们建立如式（1）所示的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方程：

其中，Y、L、K分别表示中国各地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末从业人员数和资本投入数量。edu表示人力资本（每万人在校高中、本专科人数），marketization表示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ε表示随机扰动项。下标i表示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由于数据缺失，故排除），t表示所考察的时间区间（1998—2010年）。我们采用人均实际产出代表劳动生产率（解释变量），人均资本表示要素投入，人力资本和市场化指数作为控制变量。若β1t呈现出变大的趋势，则表明以劳动生产率衡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2.治污技术的进步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在研究环境污染问题时，我们考察了两种检验方程：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决定方程和环境污染破坏次数的决定方程。

式（2）和式（3）分别表示污染物排放量的决定方程和环境污染破坏次数的决定方程，由于我们采用的是省际面板数据，受到数据的限制，此处的污染物排放用各省区的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表示，industry表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regulation表示环境规制强度，accident表示环境污染破坏事故发生的次数，ν和τ分别表示式（2）和式（3）的随机扰动项。当γ1t和μ1t呈现出下降趋势时，则表明以单位实际产出环境污染程度为衡量指标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改善的效果。

3.能源利用效率的改善

单位GDP能耗能否降低直接关系着中国节能政策的效果。在研究能源利用效率问题时，我们的模型借鉴王火根和沈利生（2007）的做法，建立如式（4）所示的经济增长决定方程。

他们采用的是各地区电力消费量作为能源消费量的代理指标。原因在于电力消费一方面是能源消耗的主要方式，而且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出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本文也采纳了这一做法。当θit呈现出增长趋势时，表明以单位实际产出电力消费量为衡量指标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新进展。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统计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中的三个维度的计量模型中式（1）—（4）所涉及的变量包括：我国各地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末从业人员数、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市场化指数、二氧化硫排放量、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环境规制强度、环境污染和破坏次数、能源消费（电力消费量）。为保证数据的可获得性一致，我们研究的时间区间是1998—2010年，横截面是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自治区除外）。

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由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直接获得以现价计算的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然后利用《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以1950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为1952年，能够得到CPI，再利用CPI数据对各地区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平减得到各地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2.年末从业人员数

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能够直接得到各地区各年年末从业人员数。

3.资本存量

大多数文献关于资本存量的获得一般采取的是1951年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开创的永续盘存法，本文使用的1998—2008年资本存量数据直接来源于孙辉等（2010）的研究成果，并使用一阶自回归方法将2009—2010年的缺失数据补齐。

4.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巍下海（2010）研究了人力资本、技术溢出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认为人力资本对提高生产率具有空间正溢出效应。有关人力资本的衡量，多数文献采用的是受教育程度作为其代理指标（沈坤荣和耿强，2001；巍下海，2010），本文采用各地区每万人在校高中、本专科学生的数量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在校高中、本专科学生的数量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相关数据加总，然后除以各省区年末人口数，得到最终的各地区人力资本数据。

5.市场化指数

市场化改革对资源配置起到了优化作用，必然引起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将市场化改革纳入到劳动生产率决定方程中。樊纲等（2011）出版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为学者们衡量市场化改革进度提供了直接的帮助，本文市场化指数使用的便是该报告的结果。

6.二氧化硫排放量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限制，本文采用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衡量污染排放的指标，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来源于1999—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7.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考虑到环境污染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的生产过程，因此，我们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污染物排放决定方程的解释变量（实质上也有文献将其称作产业结构的代理指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数据直接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8.环境规制强度

在环境规制强度指标的衡量上，可供选择的构造指标包括：环境规制政策法规的颁布数量、治污投资占企业成本或产值的比例、治理污染费用、人均收入和规制机构的监督检查次数等。由于受到数据可获得性限制，我们将治理工业污染项目投资额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指标，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直接提供了1998—2010年中国各地区治理工业污染项目投资额和工业增加值的相关数据。

9.环境污染和破坏次数

环境污染和破坏次数直接衡量了环境恶化水平，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直接提供了该指标的数据。由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部分缺失（或环境污染破坏次数为0），为确保计量过程中取对数需要，我们将缺失数据或未发生环境污染破坏的情况取值为1，这一做法对计量结果的影响不大。

10.能源消费（电力消费量）

各地区能源消费（电力消费量）数据来源于1999—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取390个样本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度的实证研究

1.空间自相关的Moran—I 指数计算

由于经济活动普遍存在着空间的相关性，以至于单独使用面板模型将不能够有效解决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了空间面板模型对各计量模型（1）—（4）进行估计。而空间面板模型又分为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所以，在估计之前需要对模型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最常用的方法是计算Moran—I指数。

Moran—I的计算公式为：

Moran—I=n∑ni=1∑nj=1ωij（xi—）（xj—）∑ni=1∑nj=1ωij∑ni=1（xi—）2

=∑ni=1∑nj=1ωij（xi—）（xj—）S2∑ni=1∑nj=1ωij（5）

在式（5）中，S2=1n∑ni=1（xi—）2，=1n∑ni=1xi，xi和n分别代表第i个省的观测值和空间单元数，ωij是空间权重矩阵。在空间权重矩阵的使用上，本文采用的是常用的0—1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当两省接壤时，矩阵值设定为1；否则为0（一共30个地区，从而形成30×30的方阵）。1998—2010年我国各地区人均实际产出、二氧化硫排放量、环境污染和破坏次数以及实际产出的Moran—I指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Matlab程序计算整理得到。

从表2的199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的各被解释变量的Moran—I指数变动情况来看，人均实际产出、二氧化硫排放量、环境污染和破坏次数以及实际产出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其中，人均实际产出和实际产出的空间正自相关最为显著，Moran—I指数分别在0.2—0.4之间。所以，采用传统的面板数据模型刻画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不是很合理，需要采取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和解释。

2.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解释

（1）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方程。

为便于选择合适的空间面板模型估计方法，我们首先针对劳动生产率决定方程进行传统的面板OLS回归，回归结果为（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t统计量）：

lnYLit=—0.1775+0.7471lnKLit+0.0166ln

（—1.6296） （54.1351） （0.7541）

eduit+0.3814ln（marketization）it

（15.6088）

其中，2=0.9641，DW=1.5418，因此，从DW值来看，该传统面板OLS模型的变量存在着自相关，进一步证实了建立空间面板的必要性。而且，经过空间自相关检验（如表3所示），发现空间滞后模型（SAR）的统计量4.3584>空间误差模型（SEM）的统计量1.8816，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选择空间滞后模型对劳动生产率决定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应当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来解释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方程，从中国总体来看，人均资本每增长1%，将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0.6099%，表明中国资本深化将带来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5给出了各地区劳动生产率空间固定效应影响值。

从表5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在各地区间的差异较大，北京、天津、辽宁、上海、福建和山东等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较高，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从图1的各地区劳动生产率衡量的各时期固定效应影响值变动情况来看，中国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大致呈现出递增的趋势，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劳动生产率对人均资本的弹性系数由负转为正，是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衡量标准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2）治污技术水平的决定方程。

由于本文考虑了两种类型的治污技术水平决定方程（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决定方程和环境污染破坏次数的决定方程），，因此，我们需要对其分别进行估计，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①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决定方程。

利用传统面板OLS估计得到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决定方程结果为（小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t值）：

ln（SO2）it=—2.8188+0.5656lnYit+

（—8.6771） （13.8137）

3.8444industryit+51.8357regulationit

（7.5072） （5.2123）

其中，2=0.5391，DW=1.7661（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重新建立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经检验，空间滞后模型（SAR）的统计量109.3956<空间误差模型（SEM）的统计量181.8642，所以，我们选择空间误差模型（SEM）对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决定方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其中，2=0.0472，DW=1.3452，重新进行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经过检验，空间滞后模型（SAR）的统计量0.4619<空间误差模型（SEM）的统计量4.3383，因此，需要建立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从表6和表7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考虑空间相关性时，二氧化硫排放量决定方程应当选择地区固定效应，二氧化硫对实际产出的弹性为0.3323，亦即，从全国来看，当实际产出增长1%时，二氧化硫排放量增长0.3323%。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决定方程应当选择时间固定效应，实际产出上涨1%将引起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提高0.7608%。另外，在控制变量方面，第二产业比重的变动与二氧化硫排放量正相关，与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负相关，目前我国的环境规制未能取得降低环境污染水平的效果。表8给出的各地区固定效应影响值。

从表8可以看出，二氧化硫排放量在各地区间的差异较大，北京、天津、吉林、黑龙江、上海和江西等地区的单位实际产出排放的二氧化硫量下降，山西、内蒙古、辽宁和江苏等地区的单位实际产出引起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较高。

各地区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在各地区间的差异也较大，北京、天津和河北等地区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下降，而湖南、贵州、云南和陕西等地区的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仍然较高。

从图2的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衡量的各时期固定效应影响值变动情况来看，中国总体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大致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从1998—2005年上半年这段时间，二氧化硫排放量对实际产出的弹性系数由负转为正，且达到最大值，2005年下半年以后，弹性系数逐年下降，亦即以单位实际产出二氧化硫排放量为衡量标准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另外，从表8的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的空间固定效应影响值可以看出，从图2的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的各时期固定效应影响值可以看出，中国总体的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呈现出下降趋势，近年来表现地非常显著。

（3）能源利用效率的决定方程。

ln（Y）it=—0.5749+0.0163ln（E）it+0.9083ln（K）it+

（—9.2652） （0.8314） （57.5491）

0.2235ln（L）it（20.8313）

其中，2=0.9841，DW=1.5997（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经过进一步的检验，空间滞后模型（SAR）的统计量7.8039>空间误差模型（SEM）的统计量2.6188，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需要建立空间滞后模型。从表9的估计结果来看，应当选择地区固定效应，电力消费量每增长1%，将提高实际产出0.1965%。表10给出了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固定效应影响值。

从表10可以看出，能源利用效率在各地区间的差异较大，北京、辽宁、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较高，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较低（比如贵州、云南、陕西和甘肃等地区）。从图4的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衡量的各时期固定效应影响值变动情况来看，中国总体的能源利用效率大致呈现出较快的递增趋势，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产出对电力消费量的弹性系数由负转为正，亦即以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为衡量标准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

五、研究结论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关乎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首先将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度的指标界定为以下三个维度的变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单位GDP能源消耗的降低和环境污染水平的下降。随后，在考虑了省区间经济活动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使用Matlab软件的空间面板模型对各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度和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劳动生产率、实际产出、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环境污染破坏次数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各地区以劳动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衡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均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而以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环境污染与破坏次数衡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则存在改善或恶化的省际差异。该研究结论表明控制环境污染是当前我国各地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本文开发出一种简易的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度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中国1998—2010年的各省区具体实际，得出各个评价维度的定量测算结果，并符合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评价方法和结论是可信的。这些研究结论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各地区制定目标规划具有较大的实证意义，并且各地区应当根据本地区的自然禀赋和技术特征有针对性地实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策，本文的价值在于能够为中国各地区合理把握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度目标提供重要的实证依据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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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杨立勋， 刘岩.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果的测量与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2，（9）：114—116.

浅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篇7

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但是经济结构不协调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农业基础依然薄弱, “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并且传统产业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在工业中仍占主导地位, 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工业技术装备水平落后, 造成了能源、原材料的高消耗。在中国科学院《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 专家对59个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进行了排序, 而中国位于资源绩效差的国家之列, 中国对一次能源、淡水、水泥、钢材和常用有色金属这五种资源的单位GDP消耗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9倍, 这说明中国没有摆脱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为特点的资源能源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这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 弄清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中有哪些障碍,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二、经济增长方式内涵与类型

经济增长方式是由经济增长的内容、决定经济增长的各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 一般来说,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方式。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提示可以把经济增长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实现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以下特征:一是其目标是追求高速度, 效益是依附于速度的;二是从增长源泉来讲, 粗放型经济增长是通过高投入、高消耗和扩大规模来支撑其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三是从增长形态来讲, 粗放型经济增长往往表现为水平扩张为主的形态, 各产业部门均扩大其生产规模, 造成严重的结构扭曲问题;四是从增长结果来讲, 粗放型增长是以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的, 不考虑投入与产出之比;五是从增长的轨迹来讲, 粗放型经济增长不连续、波动大;六是从增长的代价来讲, 粗放型经济增长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1] (P63～64) 。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有以下特征:一是其目标是经济的高效益, 速度蕴涵于效益之中;二是从增长源泉来讲, 集约型经济增长是通过技术进步和提高效率来实现的;三是从增长形态来讲, 集约型经济增长往往表现为重点扩张为主的形态, 产业部门之间呈现非均衡发展, 一些高增长部门的扩张是以另一些低增长部门的收缩为前提的;四是从增长结果来讲, 集约型经济增长是以低投入、低消耗来实现的, 经济效益反映了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关系;五是从增长的轨迹来讲, 集约型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稳定性和协调性;六从经济增长的代价来讲, 集约型经济增长十分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存在的障碍

(一) 产业结构不合理

关于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马克思是从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出发来分析的。马克思根据产品的最终用途, 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Ⅰ部类从事生产资料的生产, 第Ⅱ部类从事消费资料的生产。这种划分产业结构的方法可以揭示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时两大部类产业间的实物和价值构成的比例平衡关系, 特别是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一是两大部类内部的均衡, 包括Ⅰ (c+△c) +Ⅰ (v+△v) +Ⅰm/x=gⅠ, Ⅱ (c+△c) +Ⅱ (v+△v) +Ⅱm/x=gⅡ;二是两大部类之间的均衡Ⅰ (v+△v+m/x) =Ⅱ (c+△c) 。只有满足这些条件, 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而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首先生产结构不合理, 生产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 这表现在社会中出现低消费水平下的地区性过剩, 同时生产过程中存在低配置下的高成本和低效益;其次是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较粗放和落后, 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过低, 第二产业比重高但内在水平不高, 低水平重复多, 第三产业虽然发展快, 但由于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发展滞后, 因此其发展水平和内部结构难以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是在各类产业内部, 企业组织规模“大而全”和“小而全”的问题突出, 专业化水平低, 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并且产品结构不合理, 低档产品多, 多数行业中一般产品相对过剩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产品短缺的现象并存[2];最后, 各地区产业结构间雷同情况较多, 从而造成了行业布点失控、重复生产与重复建设的问题, 严重降低了经济的规模效益、分工效益与结构效益。

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结构不均衡问题, 并且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又决定了经济增长方式, 因此虽然我国经济一直持续增长, 但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 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 实现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总量均衡和供求总量内部构成比例的均衡, 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核心和基础。

(二) 当前机制中存在着诸多体制障碍

马克思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 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另一方面, 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制度, 会阻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因此,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 制度可能是正影响因素, 也可能是负影响因素。

而我国当前的机制中存在着以下障碍:

首先是生产要素定价机制不合理。政府对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控制, 是我国非再生资源的开采和消费偏离最优路线的重要原因, 这也直接造成了很多生产要素市场根本没有发育起来或根本不存在, 而有些生产要素市场虽然存在, 但价格不合理[3]。比如自然资源的价格偏低就造成利用资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 必然导致资源型产业过度发展, 致使产业结构缺乏压力和动力。另外, 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扭曲还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 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最后, 资源产权制度的缺失造成所有者权益得不到体现, 使资源开采者普遍过度开采和破坏性开采, 不仅浪费资源, 还造成了环境污染。

其次是现行的财税体制不合理。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 但原有的支出结构没有做相应的调整, 再加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 导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另外, 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 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传统重工业。

再次是我国长期以来对一些能源、资源实行政策性补贴, 但对能源、资源的税费却偏低, 比如我国矿产资源现行补偿费平均税率为1.18%, 而国外的该项费率一般为2%到8%。另外, 我国石油、天然气的税率为1%, 更是远远低于国外水平, 我国资源税税额长期偏低和税负持续下降的状况, 已无法有效发挥资源税调节资源级差收入的功能, 也难以促进资源合理有效的利用。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了阻碍作用, 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政府职能越位, 政府手中仍掌握着重要资源配置的权力, 但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才是最有效率的, 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 往往会使资源无法落到能有效使用它的微观经济主体手上, 而且容易引起腐败寻租行为, 结果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使用的浪费;另一方面是政府职能缺位, 我国的教育与医疗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法制也不够完善, 存在无法可依, 有法不依, 执法力度不够等问题[4]。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与建议

(一)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首先, 大力发展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技术产业:第一我们要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因为它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因此, 在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等方面应对该建设予以支持, 并通过税收优惠和建立“政策引导、企业自主、金融支持、各界参与”的多层次、多形式的投融资体制为该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第二要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提升和改造传统产业,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运用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加快发展机电一体化设备和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制造系统, 并且围绕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与新能源、精细化工、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 大力发展应用软件产品、石油化工产品、石油深加工产品、生物制药及系列产品, 通过把改造传统产业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 推进传统工业现代化[5]。

其次, 把鼓励和支持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一是在制定宏观政策和结构政策时, 要将促进服务业发展摆在重要地位;二是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性服务业的改革, 重点是放宽市场准入, 引入竞争机制;三是加快服务业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的制定和完善;四是继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开放带来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将促使国内服务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五是加强服务业发展基础条件的建设和完善, 重点要扩大农村地区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基础服务设施的覆盖面。另外我国第三产业一直以来侧重于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要实现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 必须加强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物流配送等支持国民经济高效运行的生产性服务业。

总而言之,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是在加强第一产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加快第二产业的转型, 提高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和发展质量, 在总体上推动产业纵向发展与升级, 形成以高度社会化、商品现代化为主, 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型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必须加快促进产业结构由高消耗向高效率转变, 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变, 由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变,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 进行全方位的体制改革

首先, 改革生产要素定价机制。一方面要加快建立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 让市场决定资源价格, 使资源价格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五大资源领域的价格改革:一是全面推进水价改革;二是要积极推进电价改革;三是完善石油天然气定价机制;四是全面实现煤炭价格市场化;五是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

其次, 改革财税制度。第一要设立和完善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 包括:一是调整和完善资源税, 普遍实行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提高矿产资源税率或补偿费率;二是实施燃油税, 这样可以提高对汽油等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三是取消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四是稳步推进物业税, 这样可以控制对房产的过度需求, 防止房地产业泡沫的出现;五是对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的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节能和节材产品生产和使用、保护生态和环境的行为给予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6]。第二要促使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转变。因为, 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具有征收成本低、效率高、透明度高的特点, 更适合经济增长的需要。最后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的基础上, 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

最后要转变政府职能。第一要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制政府转变, 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第二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的直接干预, 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产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 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第三是政府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上, 及时提供公共物品, 大力完善医疗、养老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摘要：文章对如何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行分析和探讨。首先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和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作概述, 接着分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 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些障碍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制度

参考文献

[1]谢琦.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2]谭顺福.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其调整[J].管理世界.2007 (, 6)

[3]权超.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障碍与对策分析[D].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4]李炳炎, 唐思航.进一步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问题探讨[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 6) .

[5]刘云.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J].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 12) .

浅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篇8

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从工业化的进程方面来看, 我国已经具备了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的基础, 但是由于工业化进程时间较短, 工业经济结构和体制不成熟,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很多问题和矛盾, 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

我国经济增长的这一特点主要体现“三高”和“三低”上, “三高”即高速、高投、高耗;“三低”, 即低质、低产、低效。“三高”和“三低”通俗的说就是宏观上的重实物轻价值, 投资上的重扩张轻深化, 生产上的重数量轻效益。

2. 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合理

在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我国经济发展一直走在一条“两高两低”道路之上, 所谓的“两高两低”就是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高积票, 经济成果的低效率、低消费。出口、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而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投资生产途径实现的, 这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大大的削弱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3. 经济发展模式落后

就我国经济近十几年的发展来看, 经济发展速度很快 , 经济规模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水平, 但是从民生方面看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却并不像经济增长那样迅速, 总体来说国家并不富裕。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的投入多, 效益低, 在加上资源浪费和经济发展中造成的环境破坏, 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难以被真正的利用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

4. 资源配置效率差

“小而散”是我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基域特点, 从产业聚集角度来说分散的经营模式导致企业的规模优势难以形成, 并且在这些企业在各自的经营中企业采取保守的“大而全”的封闭式结构 , 为企业的专业化生产设置了不小的障碍。企业发展缺乏规模优势, 经营模式落后导致专业化协作生产难以实现, 这连个原因使我国企业区域企业类型渐趋相同, 资源在区域间的供应不平衡, 资源的配置效率大打折扣。

5. 科技水平落后

就我国目前接受的国际投资而言, 大部分属于处在产业链低端, 科技含量较低的资源指向型或劳动力指向型的产业和经济部门;另外, 我国的本土企业也普遍存在缺乏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问题, 造成我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技术竞争力较差, 降低了产品的科技附加值。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途径

1. 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 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企业应该正确处理人的需求、自然环境环境与物质增长之间的关系, 改变以往以GDP论英雄的传统思路 , 将经济发展的各个要素都协调到提高人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这一发展核心之下, 让全体社会成员切切实实地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2. 追求经济的平稳增长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高速发展时期之后, 应该有意识的逐步控制其向中速、稳定的趋势发展, 因为在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我们需要时间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成果进行消化, 同时也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好积累。因此, 在今后的经济发展我们应该确立正确的发展观, 并且经济发展的“唯速度论”, 将对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的追求放在经济发展的第一位。

3. 放眼国际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也随之出现, 服务外包、跨国经营, 这些新的发展经济发展趋势都为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但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 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和逐渐抬头将会增大我国企业国际化的难度, 另外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制定新的标准也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积极增强与各国的协调和联系, 强化双方的贸易合作关系,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积极地从国际市场寻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契机。

4. 转变政府职能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应该是经济发展的服务者而不是指挥者。在以往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地方政府更多扮演着经济发展指挥官的作用,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对自己的定位出现了偏差。想要实现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政府更多的应该发挥自己的政策保障、制度完善和市场监督的职能, 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充分尊重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

三、结语

本文以胡锦涛总书记的十八大报告为引子, 讨论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做出讨论。综合文中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等新发展条件的出现为了其成功转变提供了不同的突破口。

摘要：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很难适应新的发展节奏。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新形势下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明确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 选择科学的实现途径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发展现状,主要问题,实现途径

参考文献

[1]侯亚非, 王金营1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人口研究, 2001, (5)

[2]刘学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6, (12)

[3]王化民, 李角奇.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J].经济纵横, 2010 (7)

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 篇9

1 当前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制因素,即从农业研究所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每个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为0.29hm2,而加拿大为1090hm2、美国为670hm2。同时,从家庭平均耕地角度来看,中国为0.5hm2、美国为1900hm2,即我国仍然处在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状态下,而导致此问题发生的原因归咎于体制的不健全,从而限制了农业规模的拓展;

第二,市场方面因素,即基于工业、城乡市场交换机制背景下,呈现出“偏益性”问题,即农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始终处在被动地位,且缺乏农业生产市场化制度,从而扩大了“偏益性”问题影响程度,限制了农业市场化发展步伐;

第三,基础设施方面,如,就云南政府部门相关调查数据显示,云南机耕种面积为总体的12%,机播面积为总体的0.3%,机收面积为总体的1.2%,即处在较低的机械化耕种水平,为此限制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2 推进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

2.1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为此,应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

第一,在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加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探索,即建构“城乡统筹发展”格局,同时推进家庭承包经营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共同发展,继而鼓励分散的农民积极参与到市场化农业经济活动中,以市场主体身份获取农业发展资金,且承担农业经济风险,最终从根本上规避重城轻乡问题,推进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二,从土地流转机制角度来看,在推进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应加强有偿转让土地承包权的宣传,同时注重在土地承包权宣传过程中以“平衡各方利益”为导向,明晰制度创新评估标准,且积极探索配套机制,如,产业化经营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土地经营制度、利益分配制度等,就此保障土地所有权的明确性,打造良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环境,扩大农业生产总体规模[1]。

2.2 引进新型农业科技

为了打造良好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格局,要求地方政府部门在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应扩大对农业建设的资金投入比重,即引进现代化科学技术,推进农业产业由“资源依存型”转向“技术依存型”,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机械化、栽培技术等的引进,提高劳动生产率,且增大产出量,达到高效率农业经济增长状态。同时,在新型农业科技引进过程中,为了提高农业机械化普及率,应注重在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建构农业科技研究开发与推广体系,且在体系健全过程中,将科技研究经费所占比重控制到总产值1%,并着重发展生态农业技术、早作农业增产技术、节肥技术等。

2.3 加强重点产业市场化发展

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加强重点产业的发展亦有助于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推进,为此,应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重点产业发展过程中应注重依托地区资源优势。例如,汉中市在农业产业推广过程中,为了增强自身农业产业竞争实力,即结合当地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生物种类繁多的自然环境特点,加大了生物环境开发力度,即通过生物物种高达3500种,省级保护生物42种的地理优势,着重强调对自身自然资源的应用,增强特色化产业发展力度,例如,蔬菜、粮油、茶叶等[2];

第二,在重点产业发展过程中,亦应借助地理位置优势,推动跨区域农业产业的发展,就此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3]。例如,汉中市在农业重点产业发展过程中,即利用西汉高铁、京昆高速、阳安复线等交通运输线路,将农产品输送至秦巴天险,就此增强自身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最佳的经济发展状态。

3 结束语

综上可知,部分地区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凸显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影响到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因而,为了打造良好的农业产业发展空间,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注重从加强重点产业发展、引入产业化经营方式、加强劳动者素养训练、引进新型农业科技等层面入手,应对传统农业产业发展中呈现出的相应问题,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且就此给予绿色农产品、养殖大户等一定的支撑,推进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

摘要：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着国民经济领域的持续、健康发展。因而在此基础上,为了打造良好的农业经济发展环境,要求我国地方政府部门在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应注重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同时结合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凸显出的体制、市场、基础设施等限制性问题,制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案,达到可持续经济增长状态。本文从经济增长基础概念分析入手,并详细阐述了农业经济增长中呈现出的制约性问题,旨在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关键词：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对策

参考文献

[1]温立燕.岱岳区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研究[D].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13.

[2]金萍.青州市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研究[D].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14.

煤炭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探讨 篇10

关键词：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煤炭生产量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 同时也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据有关机构统计, 在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的结构比例中, 煤炭消费约占69%左右。虽然煤炭能源是我国能源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基础, 但我们也应深刻的认识到其带来的安全、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 特别是在近几年来倡导低碳经济的背景下, 煤炭企业迫切的需要转变原本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低碳生产、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三丰收。

一、经济增长方式概述

经济增长方式通常是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即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资本论》中, 将经济的增长方式归结为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 即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 现代经济学则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类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增加各类生产要素的投入, 如人力、物力、财力等, 来增加产量, 实现经济的增长, 其特征是消耗较高, 成本较大, 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经济效益较低等;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 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以及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来实现经济的增长, 其特征是消耗较低、成本较低, 产品质量能不断提高, 经济效益较高。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应坚持如下原则:是否能提高投入产出效益;是否有利于经济持续、协调增长;是否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的发展一般要先经历粗放型增长, 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才逐渐转为以增加科技投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主的集约型增长。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等相协调, 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煤炭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性

煤炭是我国能源发展的支柱产业, 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消耗依旧以煤炭为主体。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煤炭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 但同时其带来的安全、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社会问题也显得愈加严重。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 我国经济的发展应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同时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当前我国煤炭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 因此, 通过转变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 加快煤炭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走资源利用率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当前我国煤炭企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煤炭企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煤炭工业也逐渐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但是,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下, 我国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 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下, 许多煤炭企业往往只注重产量的增加而忽视质的提高, 重视投入而忽视产出, 从而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 经济效益差等问题。虽然在一定阶段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但当前这样的增长方式已与煤炭工业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不相适应, 转变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已势在必行。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煤炭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求。

煤炭在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煤炭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但我们也应清楚的认识到当前煤炭企业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弊端, 如:高投入, 煤炭企业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的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来实现的;高污染, 无论是煤炭开采过程中的废水排放, 还是煤炭作为一次能源向二次能源转化过程产生的煤灰粉、煤渣以及二氧化硫等, 都对环境造成了较大的污染和破坏;低效能, 相对于发达国家, 当前我国煤炭企业的劳动率和资源开采率都偏低, 高投入、低效能的问题较为突出。面对如此诸多的问题,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 煤炭企业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以低碳经济为发展背景, 利用新技术, 引进高素质人才, 优化资源配置, 以实现低能耗、高效益、低污染的企业经营机制, 实现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煤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

当前煤炭企业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水质污染、土地塌陷、空气污染、噪音污染、资源浪费等, 其所形成的诸多社会问题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关注, 对于煤炭企业应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资源利用率, 实现低碳发展, 既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同时也能维护煤炭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也能进一步帮助煤炭企业创造更好的社会责任效益。

三、煤炭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煤炭企业重要主题, 但煤炭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的难题, 例如: (1) 煤炭生产地下作业技术进步难度大, 速度慢, 且基建投资大, 周期长, 一般情况下新技术和新设备的运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2) 煤炭行业自身对自然资源的绝对依赖性决定了行业内人才的流动性差, 煤炭企业无法实现像一般企业一样对人、财、物等的灵活调整和合理配置, 这对于优化煤炭企业生产要素组合是十分不利的; (3) 由于价值规律的影响, 煤炭产品的价格与价值存在背离的现象。以上诸多因素共同决定了煤炭企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将会面临较大的困难, 且转变过程中将可能遇到更复杂的情况, 这就要求我国煤炭企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 必须认识到煤炭行业自身的特殊性, 抓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突出重点,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 针对当前我国煤炭企业的实际情况, 煤炭企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当前我国煤炭企业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当前阶段的客观必然要求, 因此煤炭企业首先应做到:首先, 从以重视产量为中心向以重视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观念转变;其次, 从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向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煤炭企业只有从思想上、观念上出发, 才能切实做好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工作, 积极更新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企业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从而促进煤炭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2、明确目标, 抓住重点。

煤炭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因此,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 煤炭企业应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在具体实际中, 不同的煤炭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如经济规模、煤炭品种、地理环境等诸多要素, 做好深入的调查研究, 以寻找出适合本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点, 并以点带面, 实现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3、依靠科技创新寻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出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代化煤炭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科技的进步和技术的创新。过去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 煤炭企业技术进步相对缓慢, 发展后劲不足, 市场竞争力弱, 因此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走集约型经济增长道路,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将煤炭企业的经济增长中心转移到新技术的利用上, 将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利用作为煤炭企业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切实做好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变。首先, 加大煤炭企业科技投入, 解决企业技术瓶颈问题, 走科技兴企, 持续稳定发展道路;其次, 建立以煤炭企业为主体、科研机构为中坚力量的“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机制, 提倡自主创新, 加快煤炭工业实现高技术专业化的进程, 全面提高煤炭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整体科技能力;再次, 大力淘汰落后生产工艺以及高耗能设备, 淘汰落后生产力, 坚持把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以科技创新为先导。

4、开源节流, 挖掘资源潜力。

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遵循以煤加工转化、循环利用的能源发展战略, 走安全高效、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就需要加大力度开源节流, 挖掘煤炭企业资源的潜力, 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首先, 提高物资材料和设备的利用率。当前我国部分煤炭企业在原煤开采的井下作业过程中, 材料浪费相当严重, 未能提高单位材料对产品产出的贡献率。因此需要引入循环经济的理念, 按月做好作业材料的科学核算, 修旧利废, 采取措施节约作业过程中的材料资源。同时煤炭企业的相关职能部门应做好材料的严格审批, 对材料的购买、运输、使用和回收做到严格地控制, 避免材料浪费, 提高煤炭资源的使用效率。其次, 资源再利用, 主要是将煤炭开采过程中形成的矿井水、煤气层和地热等进行有效处理, 争取循环利用, 减少资源浪费。如对于矿井水, 可以在井下标高处修建水仓等, 进行简单的煤水净化处理, 循环利用;煤气层则可进行煤化或气化等。

5、深化企业改革, 强化内部管理。

煤炭企业要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深化企业改革, 强化企业内部管理, 如加强质量管理、资金管理、成本管理等, 大力推进管理创新,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实现煤炭企业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目标。这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把内部市场机制引入煤炭企业的管理, 实现由行政制度约束为主向以市场规则为主的转变, 促进煤炭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2) 实行精细化管理; (3) 以市场为导向,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如树立“质量就是效益”的观念, 建立全方位的煤质管理机制等, 同时调整产品结构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总之, 加快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煤炭企业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 从科技创新和管理提升入手,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实现煤炭经济的全面协调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邢保平.浅谈对转变煤炭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J].产业经济, 2011 (03) :

[2]、景奎煤.炭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思考[J].中州煤炭, 2011 (08)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两只手” 篇11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既有阶段性、转移性因素，也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密切相关。

从阶段性因素看，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历史时期，国际经验表明，这一时期是资源消耗增长的爬坡阶段。从转移性因素看，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高消耗、资源性的产业转移到中国，相应地加大了我们的资源消耗总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增加的资源能源消耗，相当一部分是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资源消耗的“替代”，是对世界能源资源供应的贡献。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资源消耗高、环境压力大，突出地表明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把过高的资源消耗降下来，中国经济虽然一时可以增长很快，但走不好，也走不远。加快转变增长方式，走科学发展之路，已成为我们内在的迫切要求。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只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还是世界性难题。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转变增长方式的具体模式也有所不同。既有以美英为代表、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和竞争推进的自发渐进型，也有以日韩为代表、强调发挥市场、政府合力的市场增进型，还有以前苏东地区为代表、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政府主导型。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在推进增长方式转变时，我们强调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发挥政府引导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科学制定规划，完善产业政策，综合运用财税等经济手段，引导市场主体自觉转变增长方式。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体系 篇12

一、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指标含义及数据来源

生产率:土地生产和劳动生产的效率高低体现了是否达到集约化农业生产的目标。土地生产率指标包括粮食单产和棉花单产。劳动生产率指标,即单位农林牧渔劳动力创造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影响到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另外,再选取物质投入、农民生活水平、农业产业结构、现代化水平、经营方式、农业生态环境、水资源利用等方面。

(二)指标赋权

实现度来自对多指标的综合加权,科学的赋权很重要(田瑾等,2001)。指标权重专家调查法(Delphi)、循环评价法、层次分析法(AHP)等方法确定。本文结合了新疆农业的实际情况,综合相关的研究成果和专家给出的参考意见,对八项指标极其所属的十六项测度指标进行初步赋权。

二、满意度的函数及其界限的确定

满意度即该指标数值令人满意的程度。确切地说,它表示各指标数值相对于反映农业经济增长集约化目标值的接近程度。

(一)递增满意函数

由图1可以看出,当指标值小于 P1时,得出的满意度最差,为 0;当指标值介于 P1和 P2之间,得出的满意度为0 到 1 之间的小数;当指标值大于或等于 P2时,满意度最好,为 1,可用公式(1)反映。式中(i=1,…,8;j=1,2),Xij为各地16项指标的具体数值,可以用递增满意函数计算的有生产率、物质投入、农民生活水平、现代化水平、经营方式、农业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利用指标。

(二)梯形满意函数

有些指标的数值在一定限值范围内的增长是有益的,低于某一数值或高于某一数值可能对农业经济增长不利,即满意度降低,可用梯形满意函数描述,其计算方法同递增满意函数,见图2。

(三)确定满意函数的界限

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据新疆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递增满意函数中的 P1和 P2,及梯形满意函数中的 P1、P2、P3和 P4。由此可以计算增长方式转变体现在各评价指标上的相对满意程度。

三、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度的计算和分析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新疆现有 14 个地、州、市,87 个县(市),其中 33 个为边境县(市)。新疆初步形成了以天山北坡经济带为依托,以铁路和公路干线为骨架,以区域性和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为支点,辐射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本研究选取的8个地州(巴州、昌吉州、和田地区、伊犁州、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塔城地区)在14个地、州、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实现度的计算方法

将八地州2005年的指标数据依次代入公式(1)和公式(2),得到Yij(2005),即相应四年8地州的满意度,其它一起代入下列公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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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i(i=1,…,7)为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度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层 I 的权重;Wij(i=1,…,7;j=1,…,2)为指标层 II 中各项指标的权重;Yij(i=1,…,7;j=1,…,2)为由指标数据值通过满意度函数的计算公式(1)和公式(2)得到的各项指标对应的满意度;t=2005。该公式是对不同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进行多指标要求的综合评价,从而量化地描述新疆农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程度。

四、新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度区域分析

(一)八地州2005年度各指标的满意度分析

以2001、2004、2005年八地州数据,可得到各地州指标满意度。从平均值来看,2005年普遍比2001年的平均满意度有所提高。平均满意度最高的是自来水受益率指标,化肥施用量和森林覆盖率指标的平均满意度次之,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退耕还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农村人均纯收入指标的满意度达到中间值,说明近年来农民增收取得了实效。

从指标极差范围看,差异最大的指标有科研经费占基建投入、规模经营水平、有效灌溉率、人均年纯收入四个指标,可见科技进步、规模经营、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灌溉在地区间的差异。差异最小的仍为万亩农机总动力指标。从最小值来看,生活中非食物消费比例、科研经费占基建投资比重、规模经营水平等指标还有一些地区的满意度很小。这表明新疆在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水资源利用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八地州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度

将Yij(2005)和表1中的Wi和Wij一起代入公式(3),可得到F(2005),见表1。

从表1可以很明显的看出,2005年实现度的最高值在昌吉州0.740,高于全疆实现度0.081。这一结果源于塔城地区的人均年纯收入、新增农田防护林覆盖率、生活中非食物消费比例和规模经营水平指标的满意度较全疆的高,水资源利用中的渠系利用率和自来水受益率也非常高。喀什、种田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森林覆盖率、科研经费占基建投资比重和人均年纯收入指标满意度都很低,最终的实现度值为0.499和0.407,在全疆最低。

如果以实现了集约化经营目标为界(见表1),昌吉州、巴州和阿克苏超过了 这个水平。昌吉州地处天山北坡区,该区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具备良好的农业发展基础。巴州和阿克苏地理位置相近,情况也大致相同,生产率、农业产业结构、水资源利用率等各指标的满意度基本一致。

五、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

针对各地州市不同的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基础和现状,提出提高转变实现度的目标和对策。

(一)实现度较低地区

例如南疆西南部的和田地区、喀什地区是实现度最低的地区,克州也属这一类;以及实现度较低的北疆西北部的伊犁地区、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

南疆区位条件不理想、基础设施差、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恶劣,有的地区甚至缺乏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南疆农村贫困人口集中,贫困的少数民族人口多数居住在南疆的偏远地区。这些地域特征、人口结构特征的局限性制约着南疆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其很难在短期内实现飞跃。

其中南疆西南地区,首先应有针对性地对在辽阔的宜林荒漠和绿洲前沿初步建成了防护林与农田防扩林相结合的大型防扩林体系,进一步扩大农田林网化面积,逐步形成了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绿洲体系。其次,应当强化水利设施建设,增强对水资源的调节能力;第三,作为全疆最大的产棉区,原棉经过长距离运输竞争优势不大,应该在区内建成高档纺织企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同时可以稳定该区的棉花生产,提高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塔城地区的农业增长要依靠五大产业畜牧产业、红花产业、棉花产业、番茄产业和粮食产业。阿勒泰地区首先应稳定农业生产,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开发生物资源;其次,保护大面积天然草场的同时,建设大面积的人工草场,为重点发展畜牧业打下基础。

(二)实现度较高地区

属于这一类型的有天山北坡经济带上的昌吉、南疆北部的阿克苏地区、巴州。东疆的哈密地区、吐鲁番地区也属这一类。

昌吉州在西起玛纳斯,东至阜康的100公里的区域内,重点抓了10万头高产奶牛、45万吨商品奶源基地的建设,规模化、集约化的家庭牧场、基地化养殖已经由点向面拓展。借助于区位优势,可大力发展观光农业、都市农业。

巴州的农业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组合状况较好。因此,要扩大和完善香梨基地建设,把焉耆盆地建成以番茄、辣椒和反季节蔬菜为主的生产基地。阿克苏地区农业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组合状况较好。因此,以建成苹果、核桃和巴旦木等优势产品的生产与加工基地,鼓励和吸引外界才能与发展特色园艺产业为主,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

吐鲁番地区应当首先依托具有优势的特色农产品资源,建设好优质瓜果基地,发展食品加工业。哈密地区则和吐鲁番地区有着同样的农业资源优势,也要积极发展哈密瓜和哈密大枣等特色农产品为主的农业,在此基础上发展瓜果保险、贮运、加工和果酒、饮料工业,增加技术含量,创建名牌。

摘要：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但如何评价这种转变,如何促进其转变,是现实的难点和研究的热点。以新疆为例,选取生产率、物质投入、农民生活水平、农业产业结构等指标构成评价体系,用满意函数计算满意度,量化地描述农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程度,进而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刘玉柯.经济增长模式比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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