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阶段（共12篇）
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1
摘要：有关经济增长阶段性的研究尚存许多争议,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研究方法是否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随机性因素。为此,将有序样本聚类与变点分析结合起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时间跨期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不仅找到了与同类研究高度一致的变点,还发现了一些新变点,并给出了这些变点更真实的解读。
关键词：变点分析,有序样本聚类,经济增长阶段性
引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分阶段逐步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对各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二十年后,许多学者分别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和地区差异角度给予了高度关注(林毅夫、蔡昉、都阳,1998);(蔡昉、都阳,2000);(赵红,2005),还有一些学者专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研究,但还存在许多争议。究其主要原因,其一,可能是因为所研究的时间区段不同,加之经济增长可能因为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增长模式;其二,研究方法是否考虑到经济增长数据本身的随机性,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一、基于人均实际GDP的阶段性识别
本文结合变点分析与有序样本聚类的方法(陈稀孺,1991),探讨了中国经济长时间跨期增长的真实阶段性,试图给出中国经济增长更全面的阶段性解释。按照上述思想和步骤,在统计软件SPSS中编写了VBA程序,对中国1978—2004年人均实际GDP数据进行了有序样本聚类。
为确定分类数目,本文利用损失函数的性质(GLTPTA.A.K.CHEN J.,1996;L.Perreault.J.Bernier,B.Bobe’e and E.Parent,2000),确认了合理的变点分类数目为5,则对应的分点为5,11,13,18,所划分的类为(括号内为对应的年份):
G1={1978,1979,1980,1981,1982}
G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
G3={1989,1990}G4={1991,1992,1993,1994,1995}
G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
二、GDP增长变点的解读
政府以改变政策的方式来调节和推动经济的增长,这在当今社会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政府影响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提供促进技术增长和生产率的政策、刺激资本形成的政策、增长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来影响经济的增长。首先,在促进技术增长方面,政府最重要的作用是在教育领域及研究与发展领域。政府在教育经费方面的投入将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在R&D方面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是对R&D的投入,当然主要是在涉及经济与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其二是对企业R&D费用的法律规定,这实际上是从外部干预劳动力价格及产品的价格(使产品由于分摊R&D费用而成本提高),最终必然引起企业制度的变迁,影响经济的增长。其次,在刺激资本形成方面,如果政府在要素收入政策上有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如税率、产权等),就会刺激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如果政府政策一旦形成刺激,由之引起的对潜在收益的期望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因为从法律制度上保证人们对资本要素收益的分配权才是保证投资积极性最根本的措施。其实,政府刺激经济增长大多集中在刺激资本形成的政策上,在中国更是如此(中国是一个资本相对缺乏的国家,并且有许多人还有投资的欲望)。最后,从增长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讲,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其供给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只要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劳动力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就会起促进作用。在中国,一方面是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素质很差。因而提高劳动力素质及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政策都是政府干预的直接例证。而政府对劳动的干预,将导致工资率的变化,最终必将引起制度的变迁,进而使得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
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它是围绕着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进行的,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多元化经济向一元化经济的变迁,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原始积累,这是一个从分散到集中、从市场化到计划化的过程,包括原始积累体制的形成(1953—1956年)与运行(1956—1978年)两大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迁。这是一个从集中到分散、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它标志着传统原始积累体制的终结。这里我们着重讨论第二阶段。
从1978年开始,经济支配权表现为分散化的过程,经济资源的控制权、投资权与分配权表现为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从政府计划的宏观层面管制向市场微观层面放开的过渡。中国制度变迁的第二阶段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1976—1978年,准备时期即思想观念开始转变,打破原有意识形态的过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成为冲破“左”倾思想束缚的思想大解放,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铺垫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会议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大会,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就工业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言,1978—1984年,在城市的改革以放权让利与利改税为主,开始启动市场机制。对于劳动者而言物质激励以少量的奖金形式出现为特征。
(2)1978—1984年,放权让利与利改税时期,开始启动市场机制。1980年8月,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1981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提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并对扶持和保护个体经济作了规定。
(3)1984—1988年,价格转轨时期,实行价格双轨制,灰色市场交易、效力市场化开始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交易成本显性化,并快速上升。
(4)1988—1991年,国民经济第二次历史调整时期。
1992年至今,投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市场化,计划条件下的原始积累正在退出历史舞台。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在理论上标志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模式的确立,表明我们由此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理论认识过程。十四大以后,国家有关部门将中国的经济成分划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其他经济等九种类型。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施方案,标志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结论
由于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因为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增长模式。本文结合有序样本聚类的思想,以SPSS统计软件为平台,通过编写VBA程序确定了变点的个数及位置,并实证检验了方法的稳健性。同时,结合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所划分的时空区段进行了解读。研究结果与中国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在经济增长突变监测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昉,都阳.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6).
[2]蔡昉,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J].经济研究,2000,(10).
[3]赵红.中国地区间财富分配趋同分析[J].统计研究,2005,(8).
[4]陈希孺.变点统计分析简介(I)、(II)、(III)、(IV)[J].数理统计与管理,1991:1-4.
[5]GLTPTA.A.K.CHEN J.Detecting Changes of Mean in Multidimensional Normal Sequences with Application to Literature and Geology[J].Computational Statistics,1996,(11).
[6]L.Perreault.J.Bernier,B.Bobe’e and E.Parent.Bayesian Change-point Analysis in Hydrometeorological Time Series[J].Journal of Hydrology,2000,(235).
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2
一、20世纪50年代人口的快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人口增长缓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独立，民族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死亡率下降，加上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人口迅速增长。20世纪50年代初，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6%上升至2.3%。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泡沫式的短暂“繁荣”，造成了人力不够用的假象，“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等口与在当时广为流传。
二、20世纪60年代初人口的缓慢增长
1959年至1961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由于饥饿、疾病等原因，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增高，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三、1962年至1973年的人口迅速增长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补偿性生育高潮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人口问题失控，人口增长迅速。1963年的出生率破纪录地达到4.3%.全国人口总数从1965年的7.25亿猛增至1971年的8.52亿。
四、20世纪70年代的人口增长
1972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紧接着，有关部门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要求，即鼓励晚婚晚育;鼓励夫妇生育两胎的间隔达四年以上;鼓励少生育子女。为配合宣传，还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宣传口号。此阶段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全国范围内，一对夫妇仍平均生育四个孩子，至1979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75亿。
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口增长
科技投入步入增长阶段 篇3
公报显示，2001年全国共筹集科技活动经费2589亿元，比上年增加243亿元，增长10.3％。
全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额达703亿元，比上年增加128亿元，增长22.2％，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3.7％。在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中，中央财政科技拨款为444亿元，比上年增长27.1％，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为7.7％；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为259亿元，比上年增长14.6％，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0％。
2001年全国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为2313亿元，比上年增加262亿元，增长12.8％。
分执行部门看，各类企业、国有独立核算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分别支出1496亿元、558亿元、16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1.5％、11.3％、21％，各执行部门支出占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64.7％、24.1％和7.2％。
分支出用途看，科技活动人员劳务费支出为549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固定资产购建支出为692亿元，比上年增长14％。
分地区看，科技活动经费支出超过100亿元以上的有北京、广东、江苏、上海、山东、四川和浙江，共支出1441亿元，占全国科技活动经费总支出的62.3％。
公报显示，反映我国自主研究与开发能力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全年共支出1043亿元，比上年增加147亿元，增长16.3％，R＆D支出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到1.1％。按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为11万元，比上年增加1.2万元。
分研究类型看，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分别为52亿元、176亿元和81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8％、15.8％和16.8％。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占R＆D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16.9％和78.1％。
分执行部门看，各类企业全年共支出R＆D经费630亿元，比上年增长17.3％，占全国总支出的60.4％，企业已经成为R＆D活动较为稳定的投资主体；国有独立核算的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R＆D经费支出分别为289亿元和10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7％和33.4％，占全国R＆D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27.6％和9.8％。
分产业部门看，七大行业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支出与销售收入的比例）超过1％。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达到1.6％，医药制造业达到1.5％，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办公机械制造业均达到1.1％，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均达到1％。
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4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新动力,政策建议
一、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一)经济增长的供给要素动力分析
从投入要素分析,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各国经济实践也充分证明这些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2000年以来,投入要素为湖北省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原动力,这些要素的投入情况反映在投资、从业人员、R&D经费占GDP比重,非公有经济比重等指标中。
在资本投入方面,高储蓄率为湖北投资高增长提供了雄厚的资本支持,2013年全省投资总量达到20753.91亿元,是2000年的14.6倍,年均增长20.3%。在劳动力投入方面,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快速增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综合素质得到很大提升,产业部门对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需求上升。2013年全社会实际就业人数3692万人,年均增长0.7%。从R&D经费投入与创新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增强,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0.98%提高到2013年的1.81%,上升0.83个百分点。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A(t)Ka(t)Lβ(t)。选用1978年到2013年的GDP(Y)、资本投入(K,以永续盘存法计算)和劳动力投入(L,用平均从业人员乘以平均工资)作为变量,测算1990-2013年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湖北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阶段性的演进规律。一是随着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发展,全要素生产贡献率呈波浪式提高,一方面显示全要素对湖北经济快速健康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结构调整与改革创新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十一五”后,随着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历史性突破,超过10%。二是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为稳定,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超过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贡献率,表明资本投入是湖北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支撑。三是人口红利的释放,为湖北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随着结构调整的加快和技术进步作用的增强,大量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劳动者供应的提升,也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二)经济增长的需求要素动力分析
内需规模不断扩大对湖北经济增长发挥着巨大的拉动作用,而外需不足则对湖北经济增长形成了一定制约。2013年湖北资本形成总额14245.35亿元,最终消费额11161.21亿元,净出口额为92.8亿美元,分别是1992年的40.1倍、10.2倍和16.3倍。从三大最终需求占GDP比重看,总体呈投资上升、消费下降趋势,净出口的比重则始终在低水平徘徊。1992—2013年,投资率由32.6%上升到56.0%,消费率由63.3%下降到43.9%,净出口率保持在-4.0%至4.1%之间。
1. 投资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992—2013年,平均投资率为46.4%,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达55.1%。近年来,湖北省投资率、投资贡献率均在不断扩大,超过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成为湖北省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2. 消费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能否保持投资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最终取决于消费需求的增长。1992—2013年,湖北省平均消费率达53.5%,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47.5%。
3. 净出口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短板”。
湖北省对外依存度偏低,净出口需求对我省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1992—2013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为-2.5%。
(三)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动力分析
纵观湖北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一、二、三产业结构从多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2000年至今,湖北产业结构曲线与二产业比重曲线基本一致,新型工业化主导作用增强。从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全省GDP平均增速为10.8%,其中三次产业增速分别为4.7%、12.9%和12.7%。第二产业增速和工业增速分别高于GDP增速2.1个和2.6个百分点。从三次产业的贡献率角度分析,二、三产业的贡献率分别为54.5%、37.8%,其中工业的贡献达到48.6%,第三产业贡献率比第二产业低16.7个百分点,比工业低10.8个百分点。
(四)经济增长的城镇引领动力分析
从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看,1979—2013年湖北省的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高达0.85,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的对数曲线相关系数达0.98,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改革开放为开端,基本上形成4条推动经济增长路径,即:以高投资为主的增长,消费牵引动力不足;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而自主创新动力不足;以工业化为主的增长,产业优化动力不足;以城镇引领为主的增长,区域协调动力不足。
二、发展新动力展望
(一)内需释放形成的拉动力
从消费看,2013年湖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达到15750元,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为6280元,二者相差1.5倍。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居民收入水平将迅速提高,必然创造更多的消费需求。同时,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和消费环境的改善,也会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将会不断提升,生存型消费占比将会减少;服务型消费将会不断提升,而物质性消费占比将会减少。
从投资看,新型城镇化进程将会带来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和投资环境明显改善。近几年完成的港口群建设、断头路打通以及公路、铁路、航空和航运运输无缝对接都将为投资合作提供巨大的便利条件,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投资都会随之快速增长。钢铁、水泥、机械等行业都将获得新的需求,现有过剩产能的问题有望逐步缓解。
(二)自主创新培育的驱动力
科教人才资源丰富是湖北核心战略优势,多年来湖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和专利居全国前列。这些高质量的科技资源必然充分释放科技创新潜力,不断凸显创新驱动的倍增效应,是湖北加快发展的“加速器”。“十三五”时期湖北科研投入的强度仍将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提升空间。2020年,湖北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将达到2.5%以上,比2013年将提高0.7个百分点。湖北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到2.0%。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600家、创新型(试点)企业达到600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达到80家,形成一批综合竞争力居全国前列的百亿级高新技术企业。从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速情况看,未来几年湖北发明专利授权量仍将保持较快增速。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未来5年湖北省16～64岁劳动适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预计仍将维持在75%左右的水平,劳动力资源数量优势仍存在。目前全省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42.1%,这意味着未来5年湖北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中,绝大多数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劳动者素质将进一步提高,形成新的人口红利。
(三)产业升级塑造的支撑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改变目前湖北“重、低、散”产业结构,“十三五”时期湖北结构调整将取得明显进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将逐步显现。“十二五”以来,湖北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5%,每增长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GDP增长0.58和0.3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其增速则可提高2～3个百分点,进而拉动GDP近1个百分点。
湖北是工业大省,制造业是湖北的优势。未来湖北工业将形成3个转型方向:一是从低附加值产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引导创新要素向支柱产业集聚,推动传统产业新型化,促进产业链向高端延伸,推动汽车、石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食品等支柱产业向更高层次迈进。二是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向绿色环保产业。通过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未来湖北低耗能产业占工业固定资产比重由目前57.5%降到45%以下。三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湖北是我国重要的研发基地,发展研发服务外包是湖北与周边省份错位发展的重点之一。
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未来几年湖北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保持稳步提升态势,2020年将超过45%。特别是金融、保险、信息传输、科技咨询、文化出版等现代服务业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和效益,其劳动生产率也远远高于一般工业,因此服务业总量、速度的提高将直接加快经济增长。
(四)区域统筹散发的推进力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推进经济加快发展的强力机制,改革开放之初,中央通过实施深圳经济特区、浦东开发区等战略举措,一方面造就了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给国家带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加快了东部地区经济实力和整体素质的迅速提升,并通过一系列传递、扩散机制和示范效应,也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和发展。
当前在湖北新一轮的发展中,将从二个层面形成新的发展动力,一是以“一主两副”、“两圈两带”等“圈”“带”增长极,以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经济开发区等为核心的战略平台和重要载体,产生要素集聚、辐射、带动作用,有利于提升竞争力、提升环境质量。二是城镇化的带动。未来几年是湖北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城乡一体化加快发展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3年湖北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4.5%,但户籍人口城镇化仅为36%,新型城镇化特别是人的城镇化发展空间巨大,也必将释放出巨大的市场需求能量。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经济增长3个百分点。以60%的城镇化合理水平为目标,如果每年提升城镇化率1个百分点,将为我国提供持续稳定增长20年的基本动力。湖北城镇化水平将持续提升,2020年将接近60%的水平,比2013年将提高6个百分点。
三、促进新动力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着力增创改革红利
一是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引入“负面清单”管理,切实消除目前在一些领域仍或多或少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二是深化国企改革,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着力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全面推进股权多元化。三是深化投融资改革,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公私合作模式和特许经营制度。
(二)着力提振有效需求
一方面,要积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一是围绕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和改善民生,补上投资短板。要抓住新常态下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蕴藏的投资机遇,优化制造业投资结构,扩大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关系民生领域投资需求。二是尽快培育湖北第三产业新的投资增长点,把投资重点放在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险证券、现代物流、文化产业上。三是提高工业投资效益。着力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重点支持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工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另一方面,要扩大居民消费,拓展新的增长领域。一是提高收入水平。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消费预期。二是培育和扩大消费新热点。当前居民消费处于结构升级的重要阶段,发展享受型消费具有巨大潜力。
(三)着力实施创新驱动
一是建立科技创新体系。湖北要通过整合科技规划和创新资源,统筹协调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研究出台科研政策与产业、金融政策的配套协同方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二是建设好创新平台。充分发挥好高新投的平台作用,推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武汉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等创新平台建设,着力打造创新驱动的示范区,发挥其先行先试的带动作用。三是加大创新型企业家、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为突破目前的人力资本不足的约束,在充分激发各种人才的创新活力之外,也应形成有效的人才引进机制。
(四)着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在发展方向上,突出5个提升。一是提升千亿元产业。2013年湖北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元的行业达到13个,要加快实施“支柱产业倍增计划”和“千亿元产业提升计划”,将支柱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二是提升传统产业。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提升新兴产业。四是提升现代服务业。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不够是湖北服务业发展的短板,为此,一要大力发展市场主体,借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大力实施“市场主体增量行动”“回归创业工程”,激发服务业做大做强;二要大力发展交通通讯、电子商务、金融、旅游、科技服务、文化等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其产业竞争力。五是提升现代农业。湖北是全国重要优质农产品主产区,要坚持一手抓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一手抓农产品加工转化,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形成合理的农业生产布局,扩大无公害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着力打造全国绿色农产品加工基地。
(五)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是强化武汉的战略核心。要围绕“复兴大武汉、建成国家中心城市”目标,着力打造全国有影响的创新中心、制造业中心、金融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二是发挥宜昌、襄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带动力、辐射力和影响力作用,围绕“两百平方公里、两百万人口”的目标做大城市规模,重点是以长江经济带和汉江生态经济带为主要范围,重点进行“Y字型”的生产力布局,形成“两圈两带”发展的主轴。三是其他市州围绕各自战略,发挥优势,形成抓手,打造区域特色经济中心。四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一方面要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能源和金融服务短板,另一方面,大力建设在全国有特色品牌和实力的百强县市。
参考文献
[1]李伟.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J].求是,2014(13).
[2]李佐军.改革是最好的经济增长动力[N].中国经济时报,20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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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课题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9(9).
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5
中国农民收入在经历多年低速增长后，去年终于实现突破。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255元，实际增长6.2。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今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汇报中国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情况时作上述表示。农业部统计显示，2005年是自1997年以来的第二
个农民收入高增幅年份。
杜青林说，农民增收结构有了新变化，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新的支柱，农民工资性收入得到较快提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在2005年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去年共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40.5亿元。
不过，杜青林同时强调，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仍然很艰难。统计显示，2005年一些主要农产品价格呈下降态势，同时农资价格居高不下。从长期趋势看，我国农户农业经营规模小，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增加潜力不大。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高达1.5亿人左右，今后每年还将新增600多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收难度亦非常大。
杜青林在汇报中强调，目前农业和农村仍处于艰难爬坡阶段，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矛盾依然突出。除了农民持续增收艰难外，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任务艰巨，农业国际竞争能力还比较弱，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不适应发展的要求等，均对解决“三农”问题构成挑战。
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6
季度同比增长率则呈现了快速下降的趋势，从一季度的14.13％迅速下降到三季度的-6.57％。易观国际预测2008年四季度国内手机终端市场将持续本年度的颓废趋势，虽然在春节销售高峰期的影响下会比2008年三季度有所增长，但同比增长率会继续保持下降到-11.04％的较高负增长。
根据上图所示，易观国际分析认为，2008年国内手机终端市场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在多种外部因素影响下整体市场增长乏力。但在运营商重组和3G市场启动临近等因素影响下，易观国际认为2008年手机终端市场并非进入衰退期，而是在多因素影响下的调整型下滑，整体市场实际上进入了盘整期。在经过一定时间的市场盘整以后，随着新格局下的运营商竞争和3G市场的正式启动，国内手机终端市场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也会来临。
总体来看，导致2008年国内手机终端市场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取消五一长假，降低五一黄金周销售对整体销量的促进力。
2、汶川地震使得大量资金和用户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地震灾区，用户的购买需求出现了延期或者取消的情况，影响了2季度销量。
3、五月下旬运营商重组的正式启动，使得移动运营商的关注点由之前的发展新用户、开发新业务，转为重组后的内部整合、面向未来全业务新竞争格局的新竞争战略制定等方面，影响手机终端的销量增长。
4、另一方面，奥运会的举办，也为一系列影音视频电视等多媒体手机带来一定的市场空间，最终保证了三季度的总体销量下浮程度较低，也对整体市场的下滑趋势起到了一定的延缓作用。
5、3G市场进入启动准备期，部分用户因等待3G而推迟终端购买计划。
6、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用户消费需求下滑。
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7
关键词：经济增长,产业集中度,相关性
一、1978年～2010年三次产业分析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401202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15%，同时，三次产业所占比重也在不断变化中，其具体比重情况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三十多年来第一产业在我国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则一直保持稳定，一直在我国全国总产值中达到40%～50%的水平。因此，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可以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有一半是依赖于第二产业的。而在第二产业中，各细分产业的产值情况发展如何，就是本文重点分析的。
二、第二产业各产业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工业产业集中度情况
对于产业集中度，采用CR4、CR8来进行衡量，在本文中，这两个指标分别表示第二产业中细分产业中产值所占比重前四、前八的产业在第二产业产值中所占比重情况。
通过计算2004年～2010年7年的CR4、CR8，得到如下表的结果：
分析可以发现，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七年中所占比重一直都很高，尤其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所有行业中的排名一直都处于前两名的位置，其他的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在CR4中都有排名，从总体的CR8来看，可以发现，除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全国的排名也占据了前八位，而通过CR4、CR8在7年的数据来看，可以发现工业行业的集中度的走势是比较稳定的，前八个行业的产值在第二产业的产值贡献率在7年中均超过了一半，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还是存在一定的变化，也在不断的出现轻微的波动。
（二）经济增长情况
本段分析中，为了上段与产业集中度的相关情况相对应，仅研究2004～2010年7年的增长率进行分析。
观察可以看出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之后有所减缓。这从整体经济情况来看，与2007年所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重大的关系，之后由于受此次危机的影响波及，我国经济情况一度受到压制，但是2010年我国的经济又有所回升，增长率达到17%，尽管不能说我国已经摆脱这次危机的影响，但是我国的经济也开始显示出回暖的势头。
（三）产业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率
在本部分分析中，均采用变化率来进行研究，以使得分析结果更加符合我国目前实践情况，其变化情况如下：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明显看出经济增长率与产业集中度变化率呈现出负相关，即产业集中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慢，甚至可能是负增长。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因为集中度越高，那么垄断程度就越高，这样不利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影响总体的经济运行。
三、对实践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2004～2010年间数据的处理分析发现如下几点：
第一，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我国所占比重一直很高，其原因有多个方面，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学方面的因素，具体而言有如下：首先，该产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成本低，因此，该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并且在近年来呈现出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其次，由于我国现代化趋势加强，我们正在积极的运用先进技术来改善我国的现实情况，这就要求我们有足够的人员、技术、资金投入这个产业，因此产业在全国所占比重高也是必然的。
第二,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三个产业在我国排名均在前8位, 对我国经济金融增长具有贡献。
第三,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全国比重也在前8位, 其原因为该产业对我们而言是生产生活所必需的, 因此对其的依赖性很强, 在我国的比重很高, 对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四，对经济增长率和产业集中度变化率之间的分析，可以明显的看出，两者之间存在负的关系，即经济增长越快，产业集中度应下降，反之亦然，而这一点也与我们在经济学中所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产业集中度越高，那么表明这个国家的垄断程度越高，这样就不利于市场竞争，会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导致消费者剩余遭受很大损失，从根本上来说是占有了消费者的权益。从理想状态下，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最优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制约，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的环境我们只能希望市场环境向着完全竞争的情况发展，以使得各种资源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的引导市场向着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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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8
中国从1993年以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FDI) 的数量已连续13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发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 2003年中国超过美国蝉联世界第一大FDI引进国。至2007年底, 外商在华投资累计设立企业28.62万余家, 实际投入的金额超过2.11万亿美元。虽然自2005年开始FDI增速开始出现减缓的迹象, 但是仍然是外资引进中的重头戏。FDI对东道国发展的贡献问题, 多年来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过去的29年中, 引进外资战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关键环节, 外资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 FDI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阶段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如何等问题还需要冷静的思考。因此, 如果对于FDI做更为具体的分析与研究, 则可能得出更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ChuangChen、LawrenceChang和Yimin Zhang (1995) 从来源、数量和地理分布等方面研究了我国1978年后经济发展中FDI的作用[1], 表明FDI不仅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 而且改善了国内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力;YanruiWu (2000)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 将FDI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投入, 来检验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夏京文 (2001) 对我国1983～1997年的GDP与实际FDI数额做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得出FDI与GDP存在很高的相关关系的结论;黄宇峰 (2001) 分别从FDI的规模、类型、期限等定性分析了FDI对资本输入国和输出国经济的影响;杜江、高建文 (2002) 通过因果关系检验指出[2], 能够以96.6%的概率确信外国直接投资带动了中国经济发展, 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又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 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陈浪南、陈景煌 (2002) 使用中国1981～1998年的有关数据, 在新古典模型下将FDI视为一个独立的投入量, 考察了FDI对中国的影响情况[3]。研究结果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增加;萧政、沈艳 (2002) 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发现, FDI和GDP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GDP在当年增加0.048 5个百分点, 但从长期看, 最终将导致GDP增长5.447 9个百分点, 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FDI短期增加2.117个百分点, 10年内将使FDI增长34.449 7个百分点;任永菊 (2003) 选取1983～2002年的数据分析证明了FDI与GDP之间存在长期关系[4], 但其因果关系随着滞后期的不同而不同;马明和 (2003) 根据1983～2000年间我国FDI与GDP、进出口总额T的时间序列资料, 分析表明FDI与我国经济运行、对外贸易的轨迹基本平行, 并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增长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 但FDI对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增长的贡献确实存在着当年的需求效应和滞后年份的供给效应。
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大都认为FDI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成正相关关系, 但是外国直接投资通常是一个包含资本、知识和技术的复合体, 它不仅为东道国带来了金融资本, 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技能、市场经验, 因此,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直接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增长, 而且其外溢效应, 也将导致东道国产出收益的增加, 有利于东道国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 国内不少学者认为, 我国已完成了第一阶段 (较少接受直接投资, 也没有对外投资, 净对外投资为负) 向第二阶段 (吸收外资增加, 但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为零或很少, 净对外投资额为负数, 并且随GDP的提高而日益扩大) 的过渡 (刘红忠, 1998) , 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因此, 本文试图采用1984-2007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内总产值GDP数据, 通过实证分析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各阶段FDI对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大小, 即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影响。
1数据选取与样本空间确定
由于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 最初几年的FDI非常小 (1979—1983年合计仅为18.02亿美元) , 故中国现有的统计年鉴中并未将其单独列出, 使得FDI数据的收集遇到困难, 因此本文仅选用1984～200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其中, 以国内生产总值指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代表性指标, 其数据直接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每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指标FDI作为外商直接投资指标, 其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FDI (以美元表示) 数据乘以当年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格折算为人民币而来。另外为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 分别对两个变量取对数为lnGDP和lnFDI, 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为DlnGDP和DlnFDI。
2实证检验方法及结果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 为避免谬误回归等问题, 在最终确立计量回归模型前, 必须对所涉及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和协整关系检验, 因此有别于横截面数据计量模型, 该部分实证检验分为以下四个步骤:第一, 利用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lnGDP和lnFDI的平稳性;第二, 利用两变量的Engle-Granger检验方法 (EG两步检验法) 来确定lnGDP和lnFDI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如果存在, 则给出两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第三, 建立lnGDP和lnFDI的误差修正模型;第四, 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性检验考察lnGDP和lnFDI之间的因果性关系。本文所用检验结果均采用Eviews 5.0计量分析软件进行了多次重复回归分析而得。
2.1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ADF检验)
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 因此在对其进行分析时, 要求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 即每个时间序列的均值与时间t无关, 并且围绕一个均值波动, 并且有向其收敛的趋势, 否则将会产生“谬误回归”问题。从图1可以看到, 两个变量均表现出非平稳的特征, 其中, lnFDI于1992到1993年出现大的波动, 主要是由于1992年改变外资政策引起的。但是从图2可以看到, 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则基本上表现出平稳的特征。
但仅凭直观图分析变量的平稳性是不够的, 本文接下来将利用Dickey和FuLLer提出的ADF (Augment Dickey-FuLLer) 检验来确定两变量间的平稳性, 即对以下回归模型中的系数ρ和ρ′进行τ检验, 原假设为H0∶ρ=1和H′0∶ρ′=1。
模型1:
注:D2LgGDP表示LgGDP的二阶差分
表1的ADF检验结果表明, 在显著性水平为5%情况下原始序列外国直接投资的对数值 (LgFDI) 及其一阶差分 (DLgGDP) 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 (LgGDP) 及其一阶差分 (DLgGDP) 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是非平稳序列, D2LgGDP和D2LgFDI是平稳序列, 即这两个序列都是二阶单整的。
2.2 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 (协整关系) 检验
由实证分析已知, 时间序列lnGDP和lnFDI都是二阶单整的, 即序列本身是不平稳的, 因此需要通过协整检验验证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也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如果两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则仍然可利用OLS法直接进行回归。由于本文的分析仅涉及两个时间序列, 故可采用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法对变量lnGDP和lnFDI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第一步, 协整回归, 估计lnGDP对lnFDI的回归方程
lnGDPt=b0+b1lnFDIt+εt。
回归结果为:
第二步, 检验上述模型的残差项
由表2可知,
第三步, 进行第二阶段的协整回归:即估计DlnGDP对DlnFDI的回归方程:
DlnGDPt=b0+b1DlnFDIt+ε′t。
回归结果为:
第四步, 对第三步的模型残差项
由表3可知,
2.3 建立变量间的误差修正模型
由上文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可以看出, 变量DLnGDP和DLnFDI是一阶单整序列, 且之间存在着 (1, 1) 阶协整关系, 即长期均衡关系。根据EngLe 定理 (1987) , 如果一组变量之间有协整关系, 那么协整回归总是能被转换为误差修正模型 (ECM) , 误差修正模型将被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为短期波动, 一部分为长期均衡, 根据协整关系检验, 可建立以下变量DlnGDP和DlnFDI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ΔDlnGDPt=β1ΔDlnFDIt+γε′t+νt。
其中, Δ代表一阶差分, ε′t代表协整关系检验中的残差序列, νt为白噪声序列。采用不同的样本空间, 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4。
从表4可以看到, 回归结果因选取的样本空间而异。
(1) 根据各样本空间得到的回归结果显示, 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 特别是采用1984-1994年的数据时R2高达0.827 659, 且衡量回归系数的总体显著性水平的指标F-statistic较高为38.419 52, 但令人遗憾的是1995年到2007年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则较低, R2仅为0.290 315, 总体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指标F-statistic也较低, 仅为3.681 68, 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可能更适合描述1984年到1994年期间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 从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来看, 根据1984—1994年的样本数据得到的回归系数及其t检验值要优于根据1984—2007和1995—2007年的数据得到的结果, 即从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看, 1994年以前, DlnFDI一个百分点的变动可以解释DlnGDP0.29个百分点的变动, 变量DlnFDI和DlnGDP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得单位变动则可以解释DlnGDP1.46个百分点的变动, 而1995年之后, 这两者分别下降为0.156和0.085;另外, 1995—2007年的回归结果显示, 系数γ的t检验值小于临界值, 即说明变量DlnGDP和DlnFDI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即其长期波动) 不能很好的解释变量DlnGDP的短期波动。
2.4 变量因果关系检验——葛兰杰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虽然变量DlnFDI和D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而且也根据误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变量之间的线性函数关系, 但是还需进一步证明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为此本文采用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是美国加州大学著名经济学家Granger于1969年提出, 后又经过HenDry、RicharD等人发展完善的一种检验方法。葛兰杰因果关系表示, 如果两个经济变量X、Y在包含过去信息条件下对Y的预测效果要好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的预测, 即变量X有助于变量Y预测精度的改善, 则称X对Y存在葛兰杰因果关系 (冉茂盛、张宗益、冯军, 2002) 根据上述定义[5], 可以建立DlnGDP和DlnFDI之间的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如下:
检验1:H0:“FDI不是引起GDP变化的原因”
无限制条件回归:lnGDPt=
有限制条件回归:
检验2:H′0:“GDP不是引起FDI变化的原因”
有限制条件回归:
其中, u1t, u2t为白噪声序列, 满足均值为零、同方差且非自相关。P和q分别为DlnGDP和DlnFDI的最大滞后期数。
检验零假设:H0∶αi=0 (i=1, 2, …, q) 和H′0∶λi=0 (i=1, 2, …, q) 是否成立。根据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可知, 变量DlnGDP和DlnFDI之间存在四种关系: (1) 如果αi=0和λi=0 (i=1, 2, …, q) 同时成立, 说明DlnGDP和Dln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即彼此相互独立; (2) 如果αi≠0和λi≠0 (i=1, 2, …, q) 同时成立, 则说明DlnGDP和DlnFDID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3) 如果αi≠0, 但λi=0 (i=1, 2, …, q) , 则表明有lnFDI到lnGDP的单向因果关系; (4) 如果λi≠0, 但αi=0 (i=1, 2, …, q) , 则表明有lnGDP到lnFDI的单向因果关系。由于Granger检验受滞后期数的影响, 本文就分别1-6滞后期的情况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5所示。
注:FDI≠>GDP表示“FDI不是引起GDP变化的原因”, lgFDI=>lgGDP表示“FDI是引起GDP变化的原因”
从表5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滞后期数分别为1-5时, 仅存在着lnFDI到lnGDP的单向因果关系, 当滞后期数为6时, lnFDI和lnGDP才互为因果关系, 即说明在滞后期数至少为6时, 二者才能相互促进, 即FDI促进GDP的增长, 而GDP的增长又反过来吸引更多的FDI。
3 结论及建议
(1) 时间序列lnFDI和lnGDP均为非平稳序列, 且均为二阶单整序列, 但是两者的一阶差分之间的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 即时间序列DlnFDI和D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即长期均衡关系, 从本文协整关系检验可知, DlnGDP每增加一个单位, 就有0.168 7是由DlnFDI的作用引起的。这说明在中国的GDP增长中, FDI贡献高达16.87%, 即FDI的确有效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 虽然当前我国外汇准备高起, 但我们仍应该在实行内外资企业同等待遇和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前提下, 坚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 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减少政策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2) 从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不同时期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早期, 由于国内金融资本匮乏, 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由回归结果显示, Dln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便可以带动DlnGDP变动0.29个百分点。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内金融资本日渐充裕, 因此,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明显降低, 从1995—2007年间的样本回归结果可知, DlnFDI单位变动对DlnGDP的影响已降低至0.156个百分点。因此, 在制定外资的政策的过程中, 必须结合一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当然, 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小的原因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我国国内金融资本的日渐充裕, 外商直接投资的低效甚至不合理利用、假外资等问题也值得关注。
(3) 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知, 滞后期数分别为1-5时, 仅存在着lnFDI到lnGDP的单向因果关系, 当滞后期数为6时, lnFDI和lnGDP才互为因果关系, 即说明在滞后期数至少为6时, 二者才能相互促进, 即FDI促进GDP的增长, 而GDP的增长又反过来吸引更多的FDI。这表明, 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是外国投资主体基于一国经济发展前景做出的中长期决策, 因此被大多数学者认为相对于其他利用投资的形式, 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金融稳定, 但是自2005年开始, 我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额的统计指标之间的巨大差距, 却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挑战, 诸如FDI“热钱化”等问题也值得我国政府在制定利用外资政策时认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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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9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持续较快增长,1977—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8%,高于同期全国增速3个百分点。但近几年,由于国内外环境和发展动力机制发生重大变化,江苏经济增长开始减缓,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均出现新变化。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江苏经济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转型发展成为新阶段的主要特征,经济运行开始呈现新的特征和规律,增长动力也开始转换。如何把握“十三五”江苏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已成为当前急需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增长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增长的趋势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前三个阶段(1978—1989年)基本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后两个阶段(1990—至今)主要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时期(见图1)。
改革开放初期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该时期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改革存在较大联系,经济周期与改革周期基本同步,经济增长动力与各项改革举措密切关联。第一阶段:1978—1980年。该阶段基建投资快速增长,经济波动幅度在5个阶段中最高,3年内增速由24.6%回落至4.8%,速度差高达19.8个百分点,增长主要源于1978年的“拨乱反正”,回落则是由于急速停建基建项目的调整。第二阶段:1981—1986年。该阶段经济增长较为平稳,波峰在1985年,增速为17.3%,得益于1984年的信贷体制改革;波谷在1986年,增速为10.4%,主要是实行经济“软着陆”的结果。第三阶段:1987—1989年。该阶段经济增长波动较前期有所加大,3年增速差为17.1个百分点。波峰在1988年,增速为19.6%,由“价格闯关”因素和放开价格预期推动;波谷在1989年,增速低至2.5%,是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所致。
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时期,市场对经济的主导作用逐渐增强。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管理经济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辅之必要的行政、政府投资等直接手段,经济增长波动逐渐减小、稳定性逐渐增强。第四阶段:1990—2001年。该阶段时间跨度长达11年,经济增速落差为15.4个百分点。波峰在1992年,增速高达25.6%,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度增长的最高增速,主要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等刺激,投资急剧增长所致。随后,国家实施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适度从紧”乃至“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1997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长 开始下滑 ,1999—2001年分别增 长10.1%、10.6%、10.2%。第五阶段:2002—2013年。该阶段经济增长较为平稳,11年间增速差仅为5.3个百分点,波动区间收窄。随亚洲金融危机情况的逐渐改善,2002年江苏经济增长回升到11.7%,随后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2006—2007年达到阶段顶点,增速均为14.9%。2008年,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等影响,江苏经济增速开始回落,2008年、2009年分别为12.7%、12.4%。2010年,得益于国家扩大内需等政策,经济增速回升至12.7%。进入2011年,由于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外部需求持续疲软、微观经济主体生产经营困难加大等要素制约,2011—2013年经济增速分别回落到11%、10.1%和9.6%,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
二、新阶段江苏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在江苏经济增长的第五阶段后期,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经济增长区间下移,资源约束和产能过剩压力增强,经济出现增速换档和结构转型特征。江苏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增长动力也出现比较明显的转换。
1.需求动力由内、外需共同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内部需求。
江苏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长期以来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江苏出口形势恶化,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率为-1.2个百分点,比2007年1.8个百分点的拉动率下降3.0个百分点,随后几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始终处于低位,外需对江苏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逐步降低。但江苏经济的产业门类齐全、产品丰富,主要工农业产品基本能实现省内调给,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非常强。当前,国家已经将“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作为重大发展战略,尤其是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江苏经济在宏观政策的支持下有望实现产品生产和服务的快速增长,省内经济增长的内需驱动态势将在今后几年逐步形成。
2.产业增长动力由产业规模扩张转向结构调整。
近年来,江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产业规模的扩张,通过第二、第三产业规模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模型导致江苏产业结构偏重,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重化工业增加值占工业的70%以上;制造业层次不高,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工业结构很难提供大规模生产服务需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占GDP的比重刚超过40%,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这些结构性矛盾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因此,江苏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很大。未来几年,江苏将推动服务经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达到48%左右,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有望继续攀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很大,新兴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将得到强化。同时,江苏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将进一步推进,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产业、物联网和云计算产业提供发展机遇,产业结构调整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坚实基础。
3.要素动力由物质投入转向科技创新。
“十一五”及以前年度,江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通过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随着江苏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努力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宏观层面正释放出越来越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能量。2013年,江苏省全社会研究与发展活动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4%,连续多年保持稳定提高。2013年,江苏省每万名从业人%员中R&D人员数为128人,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07—2013年,江苏省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为49.1%、50.7%、52.3%、54.1%、55.2%、56.5%和57.5%,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模式已有雏形。
4.区域动力由苏南地区为主转向区域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凭借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大发展,在江苏省经济发展中始终处于领先位置。近年来,苏中和苏北迎来长三角区域发展一体化和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叠加机遇,凭借自身资源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经济发展尚有快速增长空间。未来几年,江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将不断提高,有望为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空间。苏中、苏北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有望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得到提升,预计到2015年三大区域构成中苏南占比约为58%,比2012年下降2个百分点,苏中和苏北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5%。苏北承接苏南产业、人才等转移的空间仍然很大。2013年,苏北吸纳新毕业大学生13.2万人,引进急需人才761人、高层次人才近2000人,随着人才集聚、产业的转移,苏北将成为江苏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5.城乡动力由传统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乡一体化发展。
近年来,江苏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2013年以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4%,步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城镇化进程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大量城镇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仅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既没有完全实现在城镇落户,又没有实现地位的转变,这也是目前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问题,并对消费提升、产业发展及社会稳定等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根据江苏发展目标,2020年将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苏南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届时,江苏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左右,城镇人口将上升到5800万。从2014年到2020年,江苏省约有1800万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真正市民化。由此,农业转移人口平均每年要被城市消化225万,这些人群可以创造大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大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相关房地产投资等支出对于维持江苏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6.体制动力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决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基础、以资本积累与对外出口为主动力的增长方式,这一增长模式不断累积着矛盾。近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措施,在“十二五”前两年取消和下放422项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2013年又取消和下放154项。将分配、消费与积累的决策交还微观经济主体,将运用资本的判断交还企业,将投资主体的选择交还市场。2010年以来,民营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11.3%,增速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占GDP比重由52.8%提高至54.1%;民营经济对江苏省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5.3%,拉动经济增长5.3个百分点。2013年江苏省完成民间投资24525.8亿元,占全部投资比重达68.2%,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5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达73.6%。随着各项举措的实施,深化改革将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江苏经济已从政府投资拉动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社会资本和消费带动为主的增长方式。
三、新阶段江苏经济增长动力的定量预测与分析
新阶段江苏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分析表明,“十三五”时期,内需增长、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深化改革将成为新的动力来源。本文选取能够反映“十三五”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动力的相关指标,通过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预测,对新阶段江苏经济增长动力进行预测和分析。
(一)指标选取和数据收集
根据“十三五”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分析,本文选取反映内部需求、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改革创新的核心指标,对新阶段江苏经济增长动力进行量化分析,指标选取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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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历年《江苏统计年鉴》。
考虑到经济增长受到近期因素影响较大,以及江苏所处的经济周期阶段,时间序列的跨度设定为2005—2013年,具体见表2。
(二)模型输出结果及分析
根据赤池消息准则、施瓦茨准则和差分平稳性检验进行选择,通过运算处理及结果判断,ARIMA模型的参数选取为(1,1,2)。从模型统计变量看,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为0.845,拟合程度较好;无异常值,表明模型列入的变量均参与回归。从预测结果看,即使江苏经济发展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但综合考虑内需增长、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深化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十二五”后两年和“十三五”时期,江苏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仍然将会较为平稳,区间由10%以上逐步下移到10%以内,2014—2015年围绕9%的增速波动;2016—2020年,江苏经济增长的增速区间可能位于8.2%~9.0%之间,呈现稳中略降的特点,但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总体仍将位于“合理区间”。
采用同样方法对江苏反映内需增长、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深化改革经济等动力的核心指标进行预测分析,对未来江苏经济增长动力演变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结合模型输出结果以及上述指标“十一五”以来走势变动情况,江苏经济增长动力预测变动结果如下。
1.内需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后,江苏最终需求和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区间一直维持在10%~20%之间,占GDP比重均维持在40%~50%之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也分别维持在40%~50%之间,表明内需已经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从模型回归结果看,未来5年江苏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可能维持在13.0%~14.5%之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然从20%以上的高位回落到20%以下,但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增长区间可能维持在15%~17%之间。
注:模型对“十二五”后两年和“十三五”中关键年份进行了预测。
2.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明显显现。
从预测结果看,“十三五”时期江苏结构调整将取得明显进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将逐步显现。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看,未来几年江苏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保持稳步提升态势,2020年将超过50%。从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看,江苏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也将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但提升幅度较为缓慢,预计未来几年保持在43.5%~45%之间。从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看,未来几年江苏非公有制经济将保持稳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将呈现明显的提升态势,2020年有望超过73%。
3.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得到加强。
从预测结果看“,十三五”时期江苏科研投入的强度仍将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提升空间。2020年,江苏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将超过3%,比2013年将提高0.6个百分点左右。从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速情况看,未来几年江苏发明专利授权量仍将保持较快增速,年均增速预测在20%以上,这将有力推动江苏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力。
4.苏中、苏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将持续提升。
近年来江苏区域协调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苏中、苏北经济总量占江苏省比重不断提高。从预测结果看,未来几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稳步实施,苏中、苏北的发展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其地区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将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2014年、2015年、2017年、2018年、2020年预计为36.9%、37.29%、37.5%、37.9%、38.1%。
5.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作用将充分发挥。
未来几年是江苏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城乡一体化加快发展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预测结果看,未来几年江苏城镇化水平将持续提升,2020年将接近74%的水平,比2013年将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2020年,预计江苏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将超过97%,城市中“半城镇化”人口将逐步实现市民化,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动力。
6.深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红利将不断释放。
从反映改革创新的主要指标预测情况看,江苏深化改革将取得明显成效,改革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从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看,随着国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2020年江苏民间投资占GDP比重将接近80%,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境外贷款占全部本外币贷款的比重看,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深入和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江苏利用外部资金的比重将呈现扩大态势,预计2020年境外贷款占全部本外币贷款的比重将超过0.5%。从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预测看,2020年该指标将下降到24%左右。
四、政策建议
根据江苏经济发展阶段的新环境和新要求,适应增速换挡、经济转型的新常态,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动力的良好转变,是江苏谋求更大发展、提高综合实力的关键。在“十三五”时期,江苏应围绕内部需求、结构优化、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等方面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实现经济发展的新跨越。
(一) 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和消费的基础性作用,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扩大内需
“十三五”时期,江苏经济增长的外需动力很难出现根本性转变,因此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是下大力气扩大消费需求,补齐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建立居民收入和消费与经济同步增长的联动机制,保证劳动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增长同步。扩大服务消费,重点发展养老、健康、旅游、文化等服务,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要促进信息消费,鼓励电子商务创新发展。二是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积极增加有效投入,大力优化投资结构。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进一步突出重点,加大民生领域投入,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和城镇基础设施。切实落实好民间投资“36条”,明确和细化鼓励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措施,为民间投资发展营造更多发展机遇、创造更大发展空间,充分释放民间投资潜力,实现民间投资与公共投资的互动协调。
(二)加快需求、产业、所有制等结构调整步伐,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结构优化
“十三五”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将摆脱依靠产业规模扩张的老路,以结构优化升级为着力点,从而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基础。一是优化需求结构。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努力释放有效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支撑作用,促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调“高”,以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来调“轻”,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来调“优”,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来调“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三是优化所有制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负面清单”管理,引导民间资本有序进入国有经济。同时,要切实消除目前在一些领域仍或多或少存在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引导和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等竞争性行业领域。
(三)培育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素质提高
“十三五”时期,要充分发挥江苏科教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扎实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充分释放科技创新潜力,不断凸显创新驱动的倍增效应。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健全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着力将创新资源引入企业,将研发机构建在企业,将科技服务覆盖到企业,将创新政策落实到企业,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深入实施江苏高校协同创新计划,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商品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培育和创造“新人口红利”。
(四)挖掘苏中、苏北发展空间,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
“十三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兼顾、分类指导、突出重点,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苏北地区要发挥后发优势,把推动发展与促进转型有机结合起来,继续做大经济总量,提高发展质量,加快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国际化进程。全面落实促进苏中融合发展、特色发展的政策意见,认真实施苏中三市综合改革试点的总体方案和行动计划,大力推进政策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沿江地区转型发展,促进苏中与苏北结合部经济相对薄弱地区加快发展,提高苏中全面小康建设水平。
(五)抢抓新型城镇化重大机遇,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
“十三五”时期,要认真贯彻落实《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 (2014—2020)》,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把握发展质量,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把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通过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把有能力、有意愿、长期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使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能够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实现发展成果的城乡共享。
(六)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环境,经济增长动力立足于深化改革
“十三五”时期,江苏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放开用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管住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释放体制机制创新红利,拉长经济高速增长向次高速增长转换的时间。充分发挥江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优势,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着力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全面推进股权多元化。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加快形成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清单制度,并向社会公开,在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设置行政审批事项。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历经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近几年,同全国一样,江苏也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增长动力转换成为转型发展新阶段的主要特征。本文应用差分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对江苏经济增长动力进行分析可知,“十三五”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动力将呈现以下特征: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总体稳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得到加强,苏中、苏北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持续提升,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作用将充分发挥,深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红利将不断释放。根据江苏经济发展阶段的新环境和新要求,应围绕内部需求、结构优化、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等方面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实现经济发展的新跨越。
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10
江苏经济发展长期依靠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快速发展拉动, 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 已成为汇聚江苏当前经济发展方方面面问题的纽结。其实, 关于服务业 (生产者服务业)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国外早有丰富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多有论述。但当下重提这一话题, 有着不同的意义。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 增长的动力一是来自规模的扩张, 二是来自结构的优化。现今, 江苏选择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长期看, 既可扩张服务业自身规模、优化经济结构、适应经济服务化趋势;又可推动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 促进制造业全面升级;还可突破资源要素瓶颈与环境压力的约束,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从眼前说, 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危机下, 能够一面提高外向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一面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以保增长。正可谓一石三鸟、一箭双雕。
二、基本事实
自改革开放起, 江苏就开始了自己的快速工业化, 有人将其称之为第二次产业革命。而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成了此前江苏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
薛宁 (2006) 选取1989~2004年的数据, 运用回归模型分析江苏产业结构变化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方程表明, 各产业增长1%, 所导致GDP增长的结果为:农业0.123995%, 工业0.539246%, 建筑业0.136961%, 运输邮电业0.108957%, 金融保险业0.085658%。许缦 (2007) 根据江苏1986~2005年的样本观测值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是, 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出量增长1%分别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145%、0.611%、0.239%。表明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第三产业次之, 第一产业最小。这正说明了江苏是一个工业大省, 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是江苏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而且, 从各系数值来看, 第三产业的系数仅为第二产业的三分之一左右, 表明第三产业的作用还大大低于第二产业。
分析江苏省1998年~2008年三次产业的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发现:在三次产业增加值中, 第二产业最多, 其次是第三产业, 再次是第一产业。从年平均值来看, 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3.8%, 第三产业比重为36.51%, 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9.7%, 说明了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是江苏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来源。 (见表1、图1)
图表数据来源:根据江苏省统计局和江苏省政府公报资料。
可见, 改革开放三十年, 江苏经济的快速发展, 得益于工业化即制造业优先的非均衡发展模式。
应该说, 江苏经济此前阶段的发展与经济学揭示的一般规律是相一致的。
关于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模式, 理论上有过相当丰富的研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 (Chenery, 1960) 曾利用51个国家的经验数据, 说明了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发生变化 (开始发展) 时, 制造业增长最大, 服务行业和农业变化最小, 并由此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模式。西蒙?库兹涅茨在他的《各国的经济增长》 (1966年) 等著作中在对5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 (在发展初期) 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将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此后, 许多经济学家纷纷通过国别的经验数据从不同角度证实了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模式, 他们 (Beason and Weinstein, 1996;Lee, 1981;Sacks, 1972;Ueno, 1972) (Gregory and Griffin, 1974) 的研究发现, 在人均收入水平很高时, 才会出现服务行业的快速增长降低制造业的规模弹性。实践上, 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历程中, 都曾经历过依靠先进而强大的制造业来促进其经济较快发展的过程。
我国学者刘伟 (1995) 通过比较发达国家经济的初期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证明工业化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工业制造业, 工业制造业的结构性扩张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 无论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还是科技进步, 或对资本效率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他还指出, 在这一时期, 第三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低于工业制造业, 这一时期第三产业结构扩张更主要的作用在于完善市场化。
结论是:工业化未完成的经济体的初期发展, 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工业制造业。
三、问题的提出
科学的发展, 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问题是, 江苏这个此前一直成功的发展模式现在可以持续下去吗?
1. 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的能量释放将尽
一方面, 江苏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长期中累积起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近年来日益显露:传统制造业比重过大, 产业结构偏重,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国际竞争力不强, 外向型经济以低端OEM为主、在国际生产体系中处于低端的加工环节、分工地位不利, 出口产品“两高一低” (高资源、能源消耗, 低附加值) 等等。
2.近年来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中许多传统对江苏有利的条件已不存在, 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高增长、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赢得经济高增长、主要依靠大量消耗环境资源推动经济高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 一些专家及政府高官作出判断:江苏工业继2007年广东、上海之后, 进入中速增长期 (见表2、图2) 。图表显示:除2008年受特殊因素影响外, 江苏工业增速自2004年后开始回落, 而服务业则2001年后一直上升。
图表数据来源:根据江苏省统计局和江苏省政府公报资料。
加之, 以重化工为主的制造业, 使江苏工业陷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困局;江苏资源匮乏, 能源短缺, 煤、电、油等生产要素供应不足已成为制约江苏工业发展的突出矛盾。无论是传统的轻工业、汽车制造业, 还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电子信息产业、重化工业, 都离不开有色金属这一基本资源。随着江苏制造业的日益发达, 对有色金属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高。目前, 全省95%以上的能源, 98%以上的有色金属资源, 都需要依靠省外和国外市场供给, 用量较大的铜、铝、镍等有色金属的储量更是不足其一年消费量。所以, 资源、能源瓶颈约束将使今后江苏工业难现昔日高速度的辉煌, 也难再如昔日般推动经济增长。
其次, 江苏人均GDP已超过3500美元, 经济发展已届增长动力转换期。
工业化作为最优模式推动经济增长, 其前提条件是该经济处于总量规模小、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低的历史阶段。然而这一阶段在江苏已经成为历史。2007年3月, 江苏省长梁保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 2006年江苏人均GDP超过3500美元!
人均GDP超过3500意味着什么?
黄少军 (2000) 对1995年114个国家人均GNP和服务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阶段性, 在210美元~1000美元阶段, 两者显著正相关, 而在1000美元~3500美元阶段则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3500美元~10000美元, 这种正相关重新出现。
江小娟和李辉 (2004)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01年的数据, 计算了各个国家组内部和全部国家的人均GNI和两项服务业发展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并将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数据进行了比较, 研究了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的相关性, 最后得出概括性的结论:当一个国家人均GNI增长幅度较小时, 收入增长与服务业发展对应关系不明显;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 人均GNI从一个收入组别迈入另一个收入组别, 则服务业的发展会实现一个台阶式的跨越, 占经济总体的比重会显著上升。
服务业比重随着经济发展不断上升是一个普遍认可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一般规律”。从主流经济学所揭示的这一发展规律上看, 对于江苏经济发展来说, 人均国民收入3500美元是一个明确的分水岭。据此可以判明, 江苏的经济在达到人均GDP3500美元水平之后已经到了发展的转型期, 到了由工业化驱动到服务业驱动的动力转换时期。今后一个阶段的发展动力, 将主要来自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来自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再次, 江苏服务业发展不足, 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制约了江苏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服务业虽总体上不断发展进步, 但由于各种制约 (尤其是, 我们对“世界工厂”、“制造业基地”是否过于迷恋?) , 其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仍然不高, 尤其是相比工业、制造业, 服务业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得多, 且对制造业和国民经济整体转型升级支撑不足 (见表3) 。
数据来源:根据江苏省统计局和江苏省政府公报资料。
当前江苏服务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所占比重较小, 拉动作用不够。自1999年以来,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连续10年低于同期全部工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与1998年相比, 11年来,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值为36.5%, 只微升了1.2个百分点;而第二次产业占GDP比重则大涨了3.2个百分点, 两者涨幅相差整整2个百分点。二是内部层次结构不合理, 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缓慢。从内部行业结构看, 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 交通运输、仓储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 与美国、日本相比, 明显偏高;而金融保险与房地产业占服务业比重与美国、日本相比, 则明显偏低;传统服务业饱和, 新兴服务业发展不足。三是服务业缺乏高素质资本、管理、技术;有新意、有市场、高回报的服务产品开发研究能力薄弱;垄断性服务业竞争力弱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服务业对剧烈变动的市场适应能力差。四是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低, 与国际接轨程度低, 国际竞争力弱。尤其是与产品制造相关的金融服务、市场销售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外包信息技术服务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偏小、发展不足, 使得江苏制造业得不到生产者服务业的有力支撑, 制约了制造业的升级优化, 造成其资源能源消耗高、产品附加价值低和国际竞争力低的状况难以改变, 限制了其推动GDP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有研究发现 (钟韵、阎小培, 2003) , 发达国家在60年代完成了工业经济形态向服务型经济形态的转换,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于80年代开始向服务型经济形态转换, 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于90年代开始向服务型经济形态转换, 这是一种发展趋势。相比之下, 江苏明显存在着的制造业“腿长”与服务业“腿短”问题:服务业不仅没有发挥自身对经济增长应有的促进作用, 还制约了制造业的升级优化和效益提高, 使其未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应有作用。就是说, 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已经成了江苏经济发展的制约。
总之, 江苏经济发展若延续旧有的模式, 难免陷入困局、僵局。
四、生产者服务业与江苏经济增长
由于生产者服务业是西方国家服务业体系中对国民经济作用最显著的部分, 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学者关于其作用的研究日益增加。概括起来有几点明确结论:一, 生产者服务业是增长最快的部门, 对经济有巨大促进作用;二, 生产者服务业通过扩张自身规模、促进其他产业升级、推动产业整合与集聚、策动区域发展等途径促进经济增长;三, 生产者服务业具有促进分工深化、推动科技创新、提高产业效率和经济竞争力、降低企业成本等功能。
我国学者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大意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作用表现在它具有“黏合剂”的功能, 而服务业“黏合剂”的作用恰恰集中体现在生产者服务业中。生产者服务业通过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深化、降低交易成本、深化分工、培育产业差异化优势、增强自主研发设计和创新能力、促进产业集群和区域集聚形成等途径和机制, 支撑制造业和其它服务业发展、升级与竞争力提升。生产者服务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方面通过自身的发展直接实现, 另一方面通过在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 技术和知识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率提高所起的关键作用来完成。此外, 生产者服务业也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 对劳动力过剩的现状有很大的缓解作用。因此, 生产者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正是因为具备这一功能, 使生产者服务业成为效率提高的助推器、竞争力提升的牵引力、经济变革与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因此, 生产者服务业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有实证研究表明, 在我国, 在江苏, 生产者服务业一方面具有经济增长引擎作用, 另一方面其作用发挥得远远不够, 其原因就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 尤其是在江苏已经具备启动生产者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条件下。
王军虎 (2008) 发现:现代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国民经的增长, 而国民经济的增长也能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 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为现代服务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他建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长期均衡模型则表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增加1%将带动GDP发展速度增加0.165%。对此的解释是:这一方面说明了现代服务业的实际发展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说明了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过小, 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影响较小。现代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表明, 在短期内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差距还在以0.4889的力度扩大。说明了相对于国民经济整体来说, 现代服务业所占的份额没有上升, 反而在下降, 因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整体增长的带动作用相对在减小。
张亚斌、刘靓君 (2008) 选取全国31个省1997年~2006年的面板数据, 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板块, 通过计量模型来分析生产者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其结论:一是在全国范围看, 生产者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 但在地区间有差异, 东部地区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生产者服务业是极具潜力的行业。其作为推进器, 一方面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发展比较滞后而作用发挥得不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在具体分析中, 在依据弹性系数指出东部的北京、上海和广东生产者服务业促进作用显著的同时, 提到了江苏的“也比较显著”。此外, 刘书瀚、宋明月 (2008) 以山东为例的研究和张燕、段杰 (2008) 以深圳为例的研究, 在同时肯定了生产者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的同时, 也分别指出了生产者服务业深圳低于发达国家、山东既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国内平均水平, 并且同时提出了要“重点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政策建议。
赵成柏 (2008) 的定量研究发现, 从整体说, 江苏的生产者服务业对GDP的影响越来越大, 对GDP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这说明了江苏生产者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上升趋势;随着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生产者服务业内部的各个行业都在迅速的成长, 结构也越来越优化, 从而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很大助推作用。虽然江苏生产者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逐年上升的, 但他的模型测算与分析也表明, 江苏的生产者服务业并不是江苏的主导产业也不是支柱产业, 这表明当前江苏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是滞后的、不足的。这也预示着加快生产者服务业发展, 将会对江苏经济增长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五、结论
行文至此, 结论已很明确:江苏经济发展以工业 (制造业) 为主导的模式, 早在“十五”结束“十一五”开始、人均GDP达到3500美元时, 就应及时转换到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主导的模式上来。几年来, 虽有一些呼吁、号召和努力, 然而成效尚不明显, 所以08年国际金融海啸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才对江苏造成了比其他省份更为严重的威胁。一方面, 生产者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有着毋庸置疑的推动作用而又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投入;另一方面, 江苏是工业制造业大省而又服务业发展不足、资源能源短缺。对于江苏经济来说, 无论是着眼于当前保增长, 还是从未来长远发展考虑, 都必须加快转型, 选择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摘要：江苏经济发展长期依靠工业化主导模式拉动, 成就斐然, 也符合发展初期的非均衡增长规律。然时至今日已陷入“三个一去不复返”和资源约束、环境压力以及结构失衡的困局。及时转换为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可以“一石三鸟、一箭双雕”收促转型、保增长、破困局之效。
关键词：工业化主导模式,资源环境约束,增长动力转换,生产者服务业主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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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亚斌刘靓君:生产性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8 (4)
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11
过去的人口及人口经济理论主要有：“两马理论”（马尔萨斯及马寅初——编者注），认为政府要主动地控制人口，还有适度人口理论、梅多斯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协调理论；也有认为不需要政府主动控制人口的理论：如自然小农业经济与其解体控制生育；货币化、市场化、人口流动城市化影响生育；妇女受教育水平影响生育；人口增长从高到低转型等理论。过去着重宣传的主要是倾向于前者。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人口可能更深入。比如研究生育权的经济分析，包括权益归属、代际的权属关系、性别的自然分布，以及国家干预是否会导致男女失衡。研究还可以发现计划生育存在不能按比例的缺陷，这可能导致快速老龄化，因为政府只能计划减少新增人口，不能计划减少老年人口。
实施计划生育，其人口变量一定程度地影响着经济增长变量，这是毫无疑问的。学界的问题是，研究人口的学者不研究经济运行和发展，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不研究人口。过去研究人口只注重粮食够不够、土地够不够等，从不研究过度干预人口会有什么经济后果和风险。
另外，中国大陆和韩国、台湾的计划生育是不一样的，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也实行计划生育，但实行的是指导性的计划生育：提法是“三个有点多、两个刚刚好”。而我们过去是强制性地实行了城市“一孩制”，农村“一孩半”，“一孩半”也就是先生了一个女孩就可以再生一个，先生了一个男孩就不能再生。
按照经济周期理论，一般来说衰退到繁荣就是3～5年。这次经济下行从2008年底开始到2015年已经8年，时间比较长，而且如果2009年没有4万亿的刺激，经济曲线就是一直下滑的。实际上，这是人口中长期经济波动平衡影响，劳动力增长供给减少，影响了劳动力成本，进而影响了国民经济，比如说制造业的问题。其次是人口增长突然放缓和老龄化导致消费下行，以及消费（如居住消费及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决定的投资也下行。
观察我国0～14岁的人口下降曲线，在1980年代初最多的时候有3.2亿，到2010年下降到2亿多一些，即减少了1.2亿。后来我们发现小学生、初中生每年在以300万～400万的规模减少，2014年、2015年的大学生也在减少，相应的，买房子的人也在减少。这种人口波动的影响是即期的，比如说这个年龄段人口的消费增速在下降。
人口过快和过度地老化，老年人口消费率低，青年人消费率高，老年人口越多、青年人口越少，社会的总体消费就会下降。当某一个时期的人口突然增加以后，它是处于长期的上行或者排浪式的上行；相反，当人口增速下行时，它也引起各个行业排浪式的衰退。
中国在最关键的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冲刺时期，失去了约15年高增长时间，未富先老，缺乏发展的动力了。有人提出，中国大陆跟韩国、台湾到一个发展时期了，应当到了经济下行的时候了。但我对比了一下数据：我们是从8%的速度掉下来，人均GDP是5400多美元，韩国和台湾掉下来，人均GDP分别是1.4万美元和1.2万美元。若用年龄、生育率去分析，我们生育率比它们还低，但老龄化程度比它们还高。我们只是0.9%的人在所在地买房子，14%左右的人在家乡附近买房子，85%的人没有房子。而台湾1980年城市化水平是65%，但85%的人有自己的房子，这和大陆是非常不一样的。
20年前的人口增长决定20年后的经济增长。1974年到1994年的人口增长率曲线和20年后的1994到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曲线高度相关。导致这个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20岁左右要进入劳动力供给；第二，20岁左右的人要结婚生子，扩大消费；第三，他们要买房子。如果1995年到2014年的人口增长率仍然是下行的趋势，那么根据相关关系，我国经济增长在“十三五”期间很快就会从7%降到3.5%；而“十四五”期间就会从3.5%降到2%左右；“十四五”以后，“十五五”开始在1%上下的水平。当然我非常希望有人能通过研究把我这个定理推翻了，如果能推翻，我是非常欣慰的。
中国的计划生育大概“被计划掉”两亿多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实际上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也是下降的，但失去这两亿多人，就形成一个“人口坑”。中国有人在研究收入差距分配形成的中等发展陷阱，还有金融风险形成的中等收入陷阱，政治动荡引起的中等收入发展陷阱等等，但现在最能肯定的就是计划生育“人口坑”造成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陷阱已经存在。当然，这是可以补救的。
怎么调整呢？我觉得应当提出人口供给、技术供给、制度创新供给、减税。中央最近也提到，宏观管理要从需求层管理转到供给层管理，技术和需求的供给主要是增加供给，改革以提高效率。但是人口不足的问题要解决，比如说一个工厂生产两个单位，提高技术后生产了四个单位，生产会更加过剩。所以，要从人口供给增加着手，达到需求平衡，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放开“二孩”的政策让我非常欣慰。
放开之后的问题，就是人们愿不愿意生育。我问了许多人，包括农村90后、80后的都说不生，60后、70后身体不允许。因此，我觉得2017年可能要全面放开，如果全面放开以后还不生育，可能就要转向鼓励生育。鼓励生育是什么呢？第一是以严格执法配套，不能辞退怀孕期的产假妇女，降低她们生育的机会成本；第二是减免二孩家庭的个人所得税，可能生三个的还给予补贴；第三是国家要加大义务教育的力度。有些地方幼儿园的费用比大学还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我觉得多数人还是养不起。按照这样的办法，逐渐把人口补起来。2036年是养老金最紧张的时候，如果现在开始生，20岁时，这些年轻人就能提高养老金的基数，就能缓解紧张。如果现在还不改变，不能提高生育率的话，中国在超过美国的十几二十年后，又会被美国反超。据测算，考虑汇率因素，印度的人口增长会使之在2050年左右，GDP總量开始超过中国。
另外，要促进人口市民化和城市化。我们现在是没有市民化的城市化，进城打工的人不是真正的市民，他60岁不打工时还得回去做农民，90后、80后不回去，但没有房子，没有公共服务，没有社保，这是肯定要改变的状况。但中国的优势也还在：中国还有高增长的潜力，人民创业节俭，工作勤奋，中国人是“5+2”“白+黑”地工作；工业基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还有非常大的优势。关键是国家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极大地发挥社会的活力，继续推进改革、创业创新和开放。
我认为，从思路上要能解决55%左右的经济下行的主要症结及首要原因，还是要从人口的这个角度着手，呼吁大家生孩子，呼吁立即废止社会抚养费的征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导。本文整理自作者在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的演讲）
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12
一、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分析
(一)就诊量和就诊平均费用的增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保健意识增强，该医院门诊就诊人次和住院人次逐年上升，上年相比，增长率最高超过了15%。2007年门诊就诊人次78193人次，2011年门诊就诊人次为118257人次，五年间增长率为51%，而门诊就诊平均费用为115元/人次，五年间增长幅度为10%。2007年出院者平均住院费用为4702元/人次，至2011年的6400元/人次，五年间增长了36%。可见，医疗费用的增长主要是住院医疗费用的增长。
(二)高值耗材、药品收入、检查收入的增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收入的增长，需要医疗服务机构提供更好的就医环境、设备、技术、高值耗材、贵重药品。
五年来，该兵团某二甲医院医疗收入的各个项目的增长几乎都在10%以上，高值耗材收入有三个年度的增长超过35%，药品收入的增长有两个年度超过35%，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医疗总收入年平均的20%的增长率。
(三)老龄化。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65岁及以上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34%，可以预见，医疗费用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该地区某中医院是一所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单位，2011年成立了老年科、康复科之后，门诊就诊人次和住院人次大幅增加，门诊就诊人次2011年为18160人次，2010年仅为13140人次，2011年住院人次2531人次，也比上年增长了51.4%。
(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机械化，军垦老一代已进入老年期，军垦二代也步入退休年龄，团场一大批老年人进入附近城市居住，这就意味着一些老年病、慢性病，可以在一级医院诊治的多发病、常见病，一般都会选择就近的二甲甚至三甲医院诊治，这是医疗费用连年增长的又一因素。
该地区一团场基层医院的门诊就诊人次近五年来均为55元/人次左右，住院平均费用为1500元/人次，门诊和住院平均费用远远低于同地区的二级医院，与同地区二级医院连年增长的就诊人次相比，从2009年以来，下降幅度较大。
二、从我国医疗机构的改革过程分析
(一)我国现行的医疗管理体制、医院运行机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从我国现行医疗管理体制看，与控制医疗费用密切相关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药品监管、医疗保障、医疗器械的生产流通等方面的政策分属不同部门，监管上低效率、政策上不协调，使得一些有利于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控制医疗费用的政策措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医院在经济运行上市场化取向明显，在医疗服务收入、设备检查收入等几个方面努力追求最大化，其收入结构的不合理已是社会共识。
(三)医疗资源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的同时，由于购买力不足，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城镇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萎缩。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医疗服务能力及水平差距越来越大。
三、认识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总的来看，我区医疗费用的增长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比较，确实存在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问题。
我地区现有的医疗保险覆盖制度基本已包含了绝大多数居民，基本医疗报销的比例基本在65%左右，居民医保的筹资水平较低，因而报销比例在40%左右，程序上复杂，仅能缓解部分疾病的经济风险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医疗费用必然会继续增长，因而虽然医疗保障制度已扩大了覆盖面，但仍要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受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在政府补助医院收入减少，医院受利益驱动，以药养医，以高值材料、大型检查补医，依靠高资源投入的发展模式，给社会、患者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当前，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的有效措施主要有：
(一)不鼓励医院追求医疗收入的增长，医院领导不以医疗收入的增减评价科室的发展，不以收入的增长获取政绩。
(二)采取措施，适度控制医院收入增长幅度，鼓励医院通过降低医疗服务成本提高收入含金量。
(三)继续推动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改革，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提高技术劳务性价格，降低检查项目的收费价格。
(四)严格医疗技术准入管理，确保医疗安全、有效、经济。
(五)第三方审核付费。
(六)政府尽快完善药品流通、定价，医用卫生材料的定价办法，减少流通环节的成本。
(七)医院在进行成本核算和保证医疗质量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单病种最高限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