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绩效（共10篇）
经济增长绩效 篇1
一、引言
自从Charnes等 (1978) 提出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方法测度决策评价单元 (DMU) 的相对技术效率以来, 已形成了关于效率、生产可能性集、生产前沿面等完整的理论、方法和模型的传统DEA研究领域。这一方法最初是用来评价微观经济单位如企业的技术效率的, 使用DEA方法对DMU进行效率评价时, 不需要预先估计参数, 在避免主观因素、简化计算和减少误差等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优越性, DEA方法还可以避免由于量纲不同而引起的计算误差, 投入产出的隐表示能使计算得到简化。鉴于DEA方法的诸多优点, 近年来, 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的绩效评价中, 大量的研究成果证明, 这一方法是可行的。在传统的DEA绩效测度模型中, 评价原则是产出越大或投入相对越少, 则绩效越高。然而这里的产出仅仅是指“合意”的产出, 在现实生产过程中, 我们投入劳动、资本等要素进行生产, 得到合意产出如增加值的时候, 也会伴随产生诸如污水、毒气及固体废弃物等“非合意”产出, 这就成为应用传统DEA方法测度技术效率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对决策评价单元绩效测度进行建模过程中, 人们总是希望扩张产出或者压缩投入, 并尽可能减少非合意产出。为此, 必须在理论上将传统的DEA模型扩展为包含非合意产出的DEA模型。
近年来, 国内学者开始将环境污染因素纳入投入产出分析框架来评价经济增长绩效的研究。颜鹏飞、王兵 (2004) 运用DEA的方法测度了1978—2001年中国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及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并且对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同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王波、张群 (2002)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技术建立了将环境残余物作为输入变量的企业效率评价模型的基础上, 对考虑环境因素的不同生产效率模型进行了分析对比, 讨论了将环境残余物作为输入与输出变量时, 效率测量值之间的关系, 指出存在投入要素和污染物同时减少而产出增加的这种“双赢”的可能性, 而环境约束会增加资源消耗和减少好产出。
国内外很多学者在对经济效率的评价中引入环境因素时只考虑了一两种污染物。比如Kumar (2006) 和王兵等 (2008) 的研究结果证明了环境污染确实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但是只考虑了CO2的排放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很有限。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及硫化物和氮化物的排放。由于中国幅员辽阔, 各地区主要的环境污染物存在很大差别, 如果仅仅考虑一两种污染物, 就会造成测度结果失真。基于此, 考虑环境污染时, 本文应用各地各时期最主要的污染物, 构造环境污染综合因子变量, 力争客观反映各地环境污染的真实水平, 使计算结果更具可比性。应用基于投入产出变量沿双曲线路径变化的非参数DEA方法测算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技术效率并对其作对比研究。
二、模型方法论
1. 传统DEA模型
根据非参数DEA测定决策单元技术效率的理论, 在给定投入产出参考技术集下, N代表投入矩阵, 投入向量x∈L (u) ;M代表产出矩阵, 产出向量u∈P (x) 。在规模受益不变产出强可处置性条件 (C, S) 下, 投入产出量按双曲路径变化的技术效率为:
其中, λ表示投入缩减的比例, λ-1表示产出扩张的比例, GR为给定的参考技术集。
求解式 (1) 的技术效率可以转化为如下线性规划问题:
这里Γ=λ2, z'=λz, 规划问题的解槡Γ即为评价单元的投入产出技术效率。
2. 考虑非合意产出的DEA模型
为测度经济增长的环境绩效还需要把环境污染作为一种非合意产出纳入到模型中, 令N代表投入矩阵, M= (Mg, Mb) 代表产出矩阵, 其中Mg代表合意产出, Mb代表非合意产出。投入向量为x, 产出向量为u= (ug, ub) 。非合意产出的处置需要成本, 也就是说环境污染的消除是需要投入成本的, 因此说非合意产出具有弱可处置性, 在规模收益不变、合意产出具有强可处置性、非合意产出具有弱可处置性的 (C, Sg, b) 条件下, 基于产出双曲线路径的技术效率为:
其中, λ表示投入或非合意产出缩减的比例, λ-1表示产出扩张的比例, GR为给定的参考技术集。
求解式 (2) 的可由解如下线性规划得到:
这里Γ=λ2, z'=λz, 这一问题的解是, 即评价单元的投入产出技术效率。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1. 投入变量
本文借鉴经典经济学理论, 把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投入。
(1) 劳动投入用各省市、自治区历年从业人口数 (万人) 表示。
(2) 资本投入用各省市、自治区历年固定资本投资额 (万元) 表示。
2. 产出变量
合意产出是我们期望得到的产出, 数量越多越好;非合意产出是我们期望减少的产出, 数量越小越好。本文选用国内生产总值为合意产出, 环境污染物为非合意产出。
(1) 合意产出用各省市、自治区历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表示。
(2) 非合意产出用环境污染综合因子变量 (EP) 表示, 环境污染综合因子变量是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多种环境污染物进行处理后得到。由于历年统计指标的差别, 数据可得性受到限制, 我们把2001—2009年分成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的进入主成分分析的污染物种类不同, 选取的具体污染指标为:
(1) TWW废水总量 (亿吨)
(2) TWG废气总量 (亿标立方米)
(3) TWS固废总量 (万吨)
(4) SO2二氧化硫排放量 (万吨)
(5) TYC烟尘总量 (万吨)
(6) TFC工业粉尘 (万吨)
(7) COD化学需氧量 (万吨)
(8) NH3-N氨氮排放量 (万吨)
采用主成分分析计算得到三个主成分EP1, EP2和EP3, 同时得到与其对应的三个特征向量Z1, Z2和Z3, 用特征向量的分量值zij作权重, 各指标的实际值作线性组合, 即, 其中, xj表示污染指标, i=1, 2, 3, j为污染指标序号, 与表1所示指标序号一致, t的最大取值等于各年所取污染指标数量。再用每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Pi (i=1, 2, 3) 作EP1, EP2和EP3权重, 得到环境污染综合因子变量。每个时间截面选用的环境污染指标一致, 而且计算过程中作无量纲处理, 因此计算得到的污染综合变量具有可比性。环境污染综合因子变量将作为非合意产出纳入到下文的计量分析中,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四、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环境绩效测度
在考虑环境污染前后两种情况下, 应用DEA测算软件测得的中国各省市区的技术效率是当年投入产出的相对效率, 因此技术效率数值在时间序列上不具备可比性, 这里以2009年的技术效率值为例考察环境污染对技术效率值的影响。为便于分析, 把全国除西藏外30个省市区按照经济发达程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 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12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9个省、自治区;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市、自治区。
图1表明在不考虑环境非合意产出的情况下, 东部平均技术效率最高为0.69, 中部次之为0.48, 最低的是西部为0.46, 全国平均水平为0.54。无论在资本投入, 劳动力素质还是技术水平上, 东部较中西部都更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东部的技术效率最高与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
图2为考虑环境污染情况下测得的地区平均技术效率, 技术效率最高的东部在考虑环境污染非合意产出后平均技术效率值仍为0.69, 中部和西部的技术效率均有较大提高, 全国平均水平由原来的0.54提高到0.59。
技术效率值为1的评价单元实现了投入产出最佳配置, 表明生产是有效率的, 这样的单元会出现在当期生产前沿面上, 否则认为是技术无效单元。从对1989—2009年间中国各省市区的技术效率值的测度结果看, 考虑环境污染前后, 出现在生产前沿面上的决策评价单元的数量出现了显著变化, 详细情形如表2所示。
考虑环境污染前, 前沿面上的评价单元数最多不超过4个, 考虑环境污染非合意产出后, 不但各省的技术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而且前沿面上的单元数大大增多。考虑环境因素前后, 上海市始终都是技术有效单元。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北京, 考虑环境因素前, 北京没有在前沿面出现过, 而考虑环境因素后, 北京在前沿面上出现了7次, 仅2006年和2009年没有出现在前沿面上。
“十五”期间, 考虑环境污染后, 技术有效单元数量显著增加, 出现的单元数最少为8个, 前沿面上新增了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河南、广西和广东8个省份, 而且这些省份在前沿面上出现的次数也都在两次以上, 北京和山西在整个经济规划期内都是技术有效的。
“十一五”期间, 考虑环境污染前只有上海和广东是技术有效率单元。考虑环境污染后, 前沿面上出现单元数量最多为6个, 然而前沿面上新增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辽宁、青海、海南9个单元。除河北、陕西、海南和青海只出现一次, 其他单元出现次数都在两次以上。
“十一五”期间的技术有效单元数量明显少于“十五”期间的数量, 然而却发现前沿面上新出现的单元数量多于“十五”期间, 且“十五”期间一直技术有效的黑龙江和福建并没有出现在“十一五”的生产前沿面上。“十五”期间技术有效单元比较集中, 而“十一五”期间技术有效单元则显得有些分散, 虽然总体数量少了, 但是出现的单元个数增多了。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考虑环境污染非合意产出前后各省市区的生产技术效率的测度, 得出以下结论:
1. 考虑了环境非合意产出后, 技术效率有了显著提高, 技术有效的评价单元数量有了明显增加, 说明环境污染的存在使得对技术效率的测量和估计出现了偏差。当把环境污染作为一种非合意产出纳入到模型中后, 环境保护因素对技术效率的积极影响得以突显出来, 使得更多注重清洁生产的决策单元出现在当年的生产前沿面上, 因此可以认为前沿面上新增加的有效单元在生产过程中更加注重节能减排, 保护环境。
2.“十五”与“十一五”期间测度结果的对比表明, 技术效率测度结果不依赖于过去某一时期的投入产出的技术效率, 可见用相对技术效率测度某一时期的生产是否有效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3. 本文的测度结果也表明, 在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绩效时, 考虑到环境因素是必要的, 要提高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 必须注意保护环境,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Charnes, A., Cooper, W.W., Rhodes, E..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European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78 (2) :42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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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2010.
经济增长绩效 篇2
[关键词] 区域经济 非均衡发展 增长极 次增长极
一、前言
绵阳，作为四川的一个第二大城市，其经济的发展潜力是相当大的，尤其是这几年的绵阳在经济发展各方面的投入，更使得绵阳在四川，乃至西部的发展中，以“西部智慧之城”“西部科技之城”“西部硅谷”等美名和重要地位而独挡一面。但是，西部的发展，基本是按照我国开发西部的发展战略——增长极理论为支持，在西部开发的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以西安、成都、重庆为增长极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这些增长极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来发展本城市和带动周边乃至整个西部经济的发展。这几年的西部发展的成绩，也充分肯定了我国西部开发中战略选择的正确性。但是西部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在城市链条上特大城市孤立发展，带动效应较差；大城市断节、不能形成衔接两头的纽带、广大中小城市与特大城市之间缺乏技术经济关联关系，各自孤立分散、自由地缓慢地发展，使整个地区的经济要素聚集和幅射能量大大地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阻碍。因此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中，要使得经济进一步的快速发展，就应当建立相当重要的次增长极——大城市，以求在经济的发展中，建立连贯的增长极带动链条，并相应地产生连贯的生产和销售链条，使得四川经济在西部的发展当中，真正可以实现进一步的连贯的发展。本文研究处于增长极下的次增长极，希望可以为西部的进一步发展贡献一点力量。
二、区域增长极的相关理论
1.增长极的内涵。增长极的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的发展经济学家弗朗索·佩鲁提出，指围绕主导部门而组织起来的富于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生产、贸易、金融、科技信息、人才、交通运输、服务、决策等经济活动中心恰似一个“磁场极”，能够产生较强的吸纳辐射作用。它不仅加快了自身的发展，通过向外扩散还带动了其他部门和所在地区及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提出以后，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和认同，阿帕罗觉和萨弗尔在总结了佩鲁及其他经济学家的思想后，概括出了增长极较为完整的涵义:第一，主要的生产、分配和贸易活动，应该对区域的持续增长有推进的潜力;第二，对于主导产业的各种联系，将产生相互补充和互惠互利的交换;第三，在国际空间经济中地理位置有利的区域，出现区位集聚;第四，起推动作用的主要产业和与之相联系的产业，应有足够的增长，以促进有利的外部经济和理想的集聚效果;第五，具有扩散和回波效应，即通过贸易、交易、社会服务和扩散的一般机制导致腹地的发展。
由此可见，“增长极”理论既指主导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带动作用，也指地区经济中心对周围地区的吸纳辐射作用，从而涵盖了产业和区域两个方面。这里所指的“增长极”则主要强调其产业上的极化——扩散形态。
2.由增长极理论衍生的次增长极理论。次增长极主要考虑的是在增长极发挥“极化—扩散”效应时，为了将一级增长极的“极化—扩散”效应发挥得更加完整和全面，而建立的增长极和边缘地区之间的交流空间，这样可以使得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依托增长极通过这个交流空间，将“极化—扩散”效应完整和全面地发挥到其边缘地区，从而实现在整个区域内，经济由“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过渡，最终实现整个开发区域的经济全面发展。因此，次增长极就是在增长极与发展极差的地区间建立的在经济发展中生产、贸易、金融、科技信息、人才、交通运输、服务、决策等经济活动的过渡平台，以促使一级增长极更好的发挥增长极的作用。
三、绵阳经济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发展及与四川省相关城市之间的发展比较
绵阳的经济在西部大开发这几年当中取得了举足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初年的310.52亿元，发展到2005年的482.52亿元，年平均发展速度为7.7%左右，而且在2006年上半年，绵阳的经济也出现了高于7.7%的发展，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与进步。通过1999年的有关经济数据与2004年的数据进行比较，绵阳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从1999年的55.4576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24.19亿元，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国家和政府在这几年当中的政策和经济扶持，但是与四川省的其他地区在这几年当中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绵阳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只有7.7%，这不但远远低于发展速度增长第一的攀枝花市的15%将近8.3%，而且，与特大城市和省会成都（12.2%）相比也相差4.5%，并且与其他城市之间的投入和产出相比，远远落后于它们。所以不得不质疑绵阳这几年的发展是否是单方面依靠国家的大量投资来实现的，而其自身作为“科技之城”、“智慧之城”的经济优势和发展潜力，不但没有在西部开发中凸现出来，而且还远不如那些普通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发展状况。绵阳的GDP平均发展速度在1978年～1999年间为16.64%，而在2000年～2005年间GDP平均发展速度为7.71%。
另外，除了这几年的国家对绵阳地区的重视和投入，绵阳在引进外资引入方面和产出方面在这几年中的发展状况。其中我们就仅以2003年～2005年的引进外资情况以及外资利用，和相关的出口总额来对绵阳和四省内其他城市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解。
从搜集的数据资料可以看出，四川全省的合同利用外资金额，基本维持在16亿美元左右，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也维持在9亿美元左右，但是，实际利用外资基本都是向成都和绵阳地区转移，而且是在这几年当中不断地向成都和绵阳转移，甚至在2005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这两个城市竟占到全省的84%左右的比例。与此相对应的是这几年当中的绵阳和成都的出口总额。在这几年当中，绵阳的出口总额变化不大，与全省范围内的增长的出口总额相比，绵阳的出口总额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利用外资增长的情况不相符合，因此，我们又不得不再次质疑绵阳的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带动点的特殊，所以，透过这种现象，我们提出更加适合绵阳经济发展，推动四川经济发展的相关战略是相当重要的。
四、透析绵阳在西部大开发中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经济的增长是基本由国家的投入和政策偏移为带动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应当尽快改变。在绵阳的经济增长带动中，以国家和政府的固定资产投入为主，在1999年～2004年之间，固定资产投入增加68.73亿元，是1999年55.46亿元的124%，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和政府在这几年的绵阳经济建设当中是下了相当大的功夫的，但是，绵阳在这几年的经济发展中却表现为，在1999年～2005年的GDP平均发展速度为7.71%，不仅低于整个四川的经济发展速度水平，而且低于整个国家在这几年的发展速度，因此，我们就不得反思一下，绵阳的经济在这几年的发展当中充当了什么角色，这种以国家的投入为经济带动模式的发展是否适合绵阳，是否适合于整个四川经济的发展。
2.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却不能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状况。在2003年～2005年之间，绵阳整个引进外资金额是增长的，这对于在西部开发中相当重要的资金是很好的，但绵阳又没有利用好自己的优势资源，在外资出口当中出现了相对全省下降的情况。
3.在四川的经济发展中，成都的绝对地位仍然太明显，这使得处于次增长极的绵阳的这些二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无法发挥起相应的带动和过渡作用。如：成都 在1999年～2004年之间的固定投资增长721.9亿元，而当期绵阳的固定资产投入只增加68.73亿元。
五、对于当前绵阳经济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点进行修正，将绵阳经济的带动点扭转为自身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在选择经济带动点时，应当从西部开发当中的产业投入转为产业结构优化，聚集和串成绵阳市内部的产业经济链条。
2.在外资的引进和利用上，以本地区的产业链条为准引进外资，将外资融入本地经济当中，发展绵阳经济；在外资的利用上，从初期的外资大量投入转向外资的融入当地发展。
3.进一步加强国防科技与本地经济的融合与发展，将国防科技引入经济发展当中，进行军民联合共促发展战略的实施，取得经济发展的另一带动点。
4.将其电子科技产业与国际科技产业挂钩，顺应当前经济发展的电算化，在国际大势平稳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5.应当从政策和观念上将绵阳作为大城市来对待，从金融、通信、交通等多方面加强绵阳与成都之间的联系。
6.相对削弱成都在四川经济发展当中的“老大哥”地位，将一些可以用到或引进绵阳资金，引导到绵阳，相对地加强绵阳的各方面次增长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安虎森:增长极理论评述[J].南开经济研究.1997.1
[2]陈栋生:西部经济崛起之路[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3]陈鸿宇:区域经济学新论[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
[4]方 立: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经济增长绩效 篇3
一、中国消费需求现状
消费需求是社会总需求重要组成部分,下面从中国近几年消费需求总量变化数据上,分析中国消费需求总量的变化趋势。
从表1可以看出,从数量上看,中国消费总额尽管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但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始终徘徊在35%左右,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消费需求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60%形成鲜明反差,中国的这一比例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质量上看,需通过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一统计数字来体现。
从表2统计数字看出,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尽管每年波动较大,但总体来看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从2009年数据来看,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高,这主要是受到世界宏观经济影响,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前提下,中国出口乏力,出口顺差一度转为逆差,中央政府把扩大内需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重点,在汽车、家电、房地产等耐用消费品领域,给予了极大政策优惠,大大促进了2009年的消费增长。
说明:(1)2009年GDP依据同比增长9%计算得出。(2)GDP与消费总额都是名义数值。(3)表中数字来自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3中国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是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真实显现,而居民的储蓄倾向却呈现较高态势。为了准确地分析中国消费不足的程度与水平,下面笔者通过索洛增长模型来分析这一问题。
二、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实证分析
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一国的储蓄和投资的多少是其公民生活水平的决定因素。一个特定储蓄率引起了黄金规则稳定状态,这种状态使人均消费最大化,从而经济福利最大化。为了分析和确定中国经济是高于、低于还是处于黄金规则稳定状态,就需要比较资本的边际产量减折旧(MPK-δ)与总产出增长率(n+g)。在黄金规则稳定状态时,MPK-δ=n+g。如果经济是在资本小于黄金规则稳定状态下运行,就会得出结论MPK-δ>n+g,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储蓄率对一国经济增长将带来更大好处。如果经济以太多的资本运行,说明本国储蓄率太高,结论是MPK-δ<n+g,这样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对一国经济将更有好处。在分析此问题时,需要估算资本的净边际产量和经济增长率,笔者依据2005年以来中国各年经济增长率数据,分析得出中国平均增长率为10%,因此n+g=0.1。中国资本存量的计算通过公式Kt=Kt-1+It-Dt(其中Kt、Kt-1,为第t年、第t-1年年末资本存量;It为第t年资本形成;Dt为第t年固定资本折旧)。以中国学者王晓鲁对1952年宏观经济数据分析计算得出,中国资本存量大体为当年GDP的2.5倍左右,以当时历史情况来看,中国正处于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健全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进程中,资本存量相对较高,以2007年和2008年统计数据分析,中国的资本存量大体是1年GDP的2.4倍左右,中国的资本折旧约为GDP的10%,资本收入约为GDP的30%。
笔者通过(1)式除(2)式解出折旧率δ
用(1)式除(3)式解出资本的边际产量MPK
由上述结果可知,中国每年资本存量折旧为4.1%左右,资本的边际产量为每年12.5%左右,资本净边际产量,即MPK-δ,为每年8.4%左右。而经济平均增长率,即n+g,为每年10%左右,MPK-δ<n+g,这个结果说明,中国的资本存量太高,高于黄金规则水平所要求的资本存量水平,这就需要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而不断增加消费支出。
三、制约中国消费需求的因素
(一)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较高
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和对未来风险的防范,是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机。现阶段,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处于加快建设之中,但是仍有部分居民处于基本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加上未来子女教育费用、高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增加预期,都不可避免地增加居民的储蓄动机,以备未来风险。
(二)非持久性收入增加,降低居民的消费动机
根据经济学家阿尔文·费雪的消费理论,居民的消费不仅取决于现期收入,还取决于未来预期收入,当现期收入不变,而未来预期收入增加时,可以增加当前的消费,反之,将会减少现期消费。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居民的收入也呈现不断上涨趋势,对于有稳定职业的工作人员,工资的上涨将是一种持久性的变化,这部分人员会增加当前消费。而对于临时性收入增加的人群,为了防范未来可能带来的收入下降风险,则不会增加消费,中国当前这部分人群占有相当大比例,其收入增减的波动性,将会使居民消费降低。
(三)利率效应,挤出一部分消费
居民当前储蓄会增加未来消费效用,当利率提高时,未来消费相对于当前消费变得便宜,居民储蓄意愿增强,用未来消费替代当前消费,同时,利率的提高会无形中增加居民收入,从而使居民对当前和未来消费都普遍增长。近几年,中央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采取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利率不断走低,由于收入效用作用,使居民减少近期和未来的消费,低利率产生的替代效用虽不明显,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刺激了居民当前消费,把收入效用和替代效用相比较,收入效用明显强于替代效用,当前和未来的较低收入都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四)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仍不合理,两极分化较严重
经济学理论认为,穷人和富人相比较,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更高。从商品需求层面来看,穷人对基本消费品需求量大,而富人对奢侈品需求量大,收入分配中的失衡,使有消费意愿的群体不能形成有效社会需求,没有消费意愿群体,在基本消费需求充裕前提下,转而消费奢侈品,这就加剧了中国市场的供需失衡,在价值规律作用下,自发调节企业从基本生活消费品生产转向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失衡,同时,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的进入壁垒较高,中小资本难寻出路,产生资本闲置。
(五)部分金融创新不足,抑制消费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居民已从吃饱穿暖转向对汽车、住房、旅游等消费需求转变,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需要的资金量也较大,需要消费者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购买。当前资金不足时,应通过金融贷款等措施扩大消费渠道,在中国发达省份及城市,经济发展程度较高,金融创新较快,融资途径较广,可以迅速形成社会需求,增加消费量。而在欠发达地区,由于受制于经济发展速度,金融创新及融资途径较窄,这就抑制了部分消费,降低了社会购买力。
三、增加中国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性需求的增加带动消费需求增加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消费需求增加的有效途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将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居民消费动机。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涵盖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商业保险等制度也取得重大进展,这些制度的完善,对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防范未来不可预期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鉴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物质基础比较薄弱,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一现状,中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着覆盖范围窄、制度不健全、保障程度有限、管理上薄弱等问题,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仍很艰巨。同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居民收入有较大差距,这又决定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需要经历一个较长发展过程。目前来看,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
1. 应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
在东部沿海城市和省份,在健全现有国家法定保障制度、解决人们基本保障基础上,加快发展商业保险,增强这部分地区的保障程度和水平,以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在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应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以失业、养老、基本医疗制度的完善,增加居民的法定保障水平,让居民有更多地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
2. 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标准。
社会保障程度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府财力大幅度增强,中央财政可用更多转移支付来提高国家法定保障标准,各地政府也可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结合本地区财力状况,采取相应措施,提高本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
3. 不断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
以公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为例,2005年中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中国人口总数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标准,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压力越来越大,养老形势异常严峻,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农村老年人口,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提高老年人口保障性收入水平,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消费水平。
(二)规范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防止两极分化
针对中国社会当前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初次分配领域注重效率,再分配领域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收入差距过大趋势,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目前来看,政府应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调节。
1.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
党的“十七大”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要坚持贯彻效率优先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在公有制经济内,贯彻按劳分配这一原则时,也要依照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进行分配,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目前,在市场化分配原则下,居民收入正在合理拉开,传统的体力劳动、劳动密集型和竞争激烈行业,其收入在相对降低,脑力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收入正在迅速提高。因此,在再分配领域中,政府应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补给低收入家庭,缩小收入差距,增加社会总体消费需求。
2.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职权侵吞公有财产,用逃避税收、监管等手段牟取暴利,用权钱交易获取非法利益的,应通过法律手段坚决取缔。对凭借行业垄断和个人特殊条件获得额外高收入的,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纠正。政府应继续完善税收政策,开征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新税种,逐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3.调整相关税收制度。
中国现行的分配制度中产生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是,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贫富两极分化势头,对增加社会消费、刺激经济增长则是十分不利的。据统计,中国基尼系数2004年就超过国际上公认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0.4标准,达到0.47,2008年更是达到了0.51。就中国实际来说,3 000元～5 000元收入是中等阶层人员收入界限,个税起征点过低,将抑制中国消费增长。在汽车购置税、房产税、营业税等税种的设置上,可以对征税对象进行等级划分,区分对待,以穷人少收税和不收税,富人适当多收税的原则,平衡收入差距。
(三)采取多种途径增加城市居民的收入,提高城市居民社会购买力
增加居民收入,是扩大消费需求的直接因素,2008年中国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5 781元,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均呈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工薪收入增长幅度回落,转移性收入增长加快。这与中国经济总量提升,政府可支配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政府转移支付,政府直接购买,政府补贴等支出项目增加紧密相关。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也为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提供了可能。当前,增加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应着力从以下3个方面推进。
1.提高国有企、事业、政府部门在职人员工资待遇水平。
在职、公职人员是构成社会消费主体力量,增加这部分人收入,可以有效刺激消费。这部分群体收入主要来自工资收入,目前中国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众多工作项目,并未纳入工资范畴当中,而与之形成截然反差的是,制度外劳动报酬较高。解决工资结构差异,应尽快出台政策以规范制度内收入,加强政策执行力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应继续通过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等手段,提高这部分人工资内待遇水平。
2.拓宽就业渠道,千方百计促就业。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毕业大学生、城市农民工等属于低收入群体,这部分人消费意愿较强。增加就业岗位,解决失业人群收入难的问题,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解决的不仅仅是这部分人的经济问题,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政府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失业统计指标体系,在失业的规模、类别、时间上进行较完善的统计分析。解决就业中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使更多劳动力资源流向第三产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体。同时,政府应尽快出台促进就业的法律规范,挖掘各行业就业潜力,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发展职业技术培训,再就业培训体系,创新培训模式和机制,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努力促进就业和再就业。
3.多渠道拓宽城市居民收入来源。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这种条件下,有条件的城市居民,可依靠自身拥有的生产要素寻求多途径增加收入。
(四)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拓宽消费融资渠道
消费分为日常消费和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日常生活为必需品消费,居民购买力一般能够达到,不存在融资问题。对于耐用消费品消费,如:汽车、住房、大型家用电器等,居民购买力可能暂时难以达到,但仍有消费意愿,就需借助有效渠道来实现。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拓宽消费融资渠道,是增加有效消费必要途径。
1.继续完善现有金融衍生产品功能。
现有金融商品,在推动消费、提供消费融资环节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完善现有金融产品功能,应在金融产品融资数量、服务功能和可操作性上继续改进。
2.继续开发新型融资产品。
金融机构可根据企业、单位、个人的信用记录,有针对性地提供多样化融资渠道,对于个人信用记录良好、消费需求高、消费意愿强的消费群体,可降低融资门坎。如目前北京、上海、成都三大城市酝酿以久的消费金融公司,已获得中国银监会同意筹建许可,消费金融公司的业务特点是短期、小额、无担保、无抵押,业务范围包括消费者购买家用电器、房屋装修、个人及家庭旅游、婚庆、教育等方面。与银行个人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不同,消费金融是一种直接服务于消费者的尝试,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3.大力发展民间金融机构。
民间金融机构具有资本构成低、经营方式灵活特点,适合小额信贷的金融业务。目前,中国已有不少运作比较成功的小额信贷组织,他们在为贫困地区的弱势阶层提供基本金融服务、帮助农户解决生产性和生活性投资方面,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产业结构、就业水平以及人民的普遍福利状况。与民间金融机构和小额信贷业务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贡献相比,政府对其扶持力度远远不够。政府应尽快出台和完善促进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的立法,对民间金融机构发展过程所必需的风险控制进行必要指导。与国有大中型金融机构监管不同,对民间金融机构监管宜采取更加灵活多变的监管措施。
(五)适度调整利率结构,使之在收入效用和替代效用作用下增加社会消费
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费雪认为,居民消费水平与利率结构紧密相关,居民消费实际是在对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选择。当利率水平提高时,未来消费与当前消费相比,变得更加便宜,人们会选择用更多的未来消费替代当前消费,从而导致居民当前储蓄意愿增强,降低当前消费水平。利率的提高,又相当于居民现有储蓄资产的增加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收入效用作用下,居民又会选择增加当前消费。利率提高所产生的替代效用和收入效用交织作用,当收入效用大于替代效用时,会同时增加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当替代效用大于收入效用时,当前消费降低,未来消费增加。当利率降低时,在替代效用作用下,当前消费替代未来消费,在收入效用作用下会减少当前消费。笔者认为,应适当提高利率水平,利率水平提高,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资增加,但从中国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比较上来看,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形成了鲜明反差。提高利率,既能有效抑制投资需求增长,同时又能有效增加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需求。
(六)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占人口比例较高,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为56%。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一直是中国关注的热点问题,农业得到加强、农村得到发展、农民得到实惠,是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基本态度,也是提高中国消费需求的有效途径。2008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达到5 955亿元,同比增长37.9%,经过农村税费改革后,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761元,实际增长8%,但与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 781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提高农民收入,增加社会需求,目前应着重从以下3方面推进。
1.优化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农、林、牧、副、渔各产业保持协调比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加快科技创新步伐,积极发展绿色农业,加快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现代产业化体系建设,有条件的地方要逐步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计划,不断优化农业生态环境。
2.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成功企业的发展一般要经历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经济的发展过程,取得规模优势的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是最高的。人多地少是中国基本国情,要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就必须继续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允许农民以租赁、承包或以土地入股等方式转移土地使用权,鼓励农民由单一性土地资源收入向多样化收入途径转移。
3.实施“科教兴农”的发展战略,解决农民“致富关键靠什么”的问题。推进农业科技革命,促进传统技术和高新技术结合,加快优良品种和适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大幅度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向科技要效益,降低生产成本,把推进科技进步作为农业生产增产、农民增收的战略举措来抓。大量推广、引导农民种植优质高产的优良品种。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通过多种多样的有效措施,努力提高农民素质,使农民真正成为新技术的受益者,成为新时代知识农业的主力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但在这一增长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投资需求和政府购买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平稳、扎实、高效地增长,就必须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移到增加消费需求上来。
关键词：消费需求,经济增长,绩效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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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进杰.从收入分配反思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J].甘肃农业,2006,(8).
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篇4
【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单独二胎
近期，十八界三中全会对单独二胎政策予以放开，重新对人口政策进行了一些修改，在此条件下，延迟退休的话题也逐渐的成为我们大家讨论的话题。从刚开始单个省市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到其他省市积极申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整中。之所以大规模调整生育政策，与我国当前的人口国情密不可分。据国家许多数据显示，我国已经严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数量在逐渐减少，呈现出下降趋势，如果不能够及时补充劳动力，将会导致我国经济活力丧失，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停滞。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面对当前国情而做出的重要决定，它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势必会产生更大的意义。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控制计划生育，人口迅速激增的情况得到控制，在此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也获得了长远的发展，迸发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到90年代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普遍下降，人口增长过慢，劳动力数量严重不足，经济的发展态势也逐渐趋于缓慢，给我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目前，学者们都在对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效率、生产要素、技术水平等条件。而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人口的增长会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增长，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科技的进步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再者，从人口的这一因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主要是劳动力数量和科技水平。这两者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劳动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并影响经济的增长，而科学技术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更新并长时间条件下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我国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我国劳动力的稳定和充足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总的来说，人口的增加，能够决定我国经济建设所要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同时还有技术创新、经济效率等等。
通过对人口比例的分析，我们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其相应的变化，这其中包含了人口的转变、老龄化加速、低生育等因素，在此情况下，我们势必需要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通过控制生育，加快人口减少，促使年龄结构变化等实现对经济发展相关因素的改变。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健壮青年人多对国家发展有利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一些具有影响的理论和重大贡献，也是运用先进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举措。这是否会对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影响，取决于我国其他重要的政策环境，包括贸易、教育、劳动力、经济制度等。
二、我国实现人口增长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要想使经济增长，需要使技术条件进提高、提高生产率。根据一些理论知识，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
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人口因素，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更好的了解。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密切关注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内容，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对此进一步进行解读，则需要包含以下的方面：
1.计划生育的实施控制了大量人口，使得人口得到大幅度减少，财富消费也同时减少，促进了劳动力所造成的增长效应的实现;
2.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青壮年人数已经大幅度下降，目前中国的经济要想得到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产生。
三、结论
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通过对我国国情进行考察，保持人口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所做出的选择。过低的生产水平并不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反，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力度，阻碍经济发展活力，从而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大大减退。因此，稳定的人口和完善的生育水平是实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条件，未来我们也需要在这一方向上加以前行。当前，我国放开单独二胎政策，鼓励生育，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得到迸发，加快促进我国的經济发展。当然，过于宽松的生育环境，也会给人口带来大的波动变化，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也有可能给资源环境带来大的压力。这就要求国家能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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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绩效 篇5
关键词：文化事业支出,文化产业,经济增长,绩效研究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 物质文明不断改善, 精神文明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从1998年8月, 中国政府第一次设立文化产业专门管理机构——文化产业司以来, 文化产业越来越受到国家政策支持。2000年, “十五”计划提出“文化产业”概念, 这是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2005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2008年, 胡锦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 以改革为动力, 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国家财政政策的扶植下,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 正日益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 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其雄厚的资金优势。近年来, 在国家文化文产业发展战略的带动下, 浙江文化产业发展比较迅速, 不仅有宋城、横店等文化龙头企业享誉中外, 民营小文化企业也得到蓬勃发展。2010年浙江文化产业增加值达1 056.09亿元, 首次跨过千亿元大关。2011年, 浙江省原创电视剧达到51部, 位居全国第二位, 原创影视动画片68部46 545分钟, 列全国第一。2011年4月, 浙江省正式颁布《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2010—2015) 》对浙江省的文化产业发展作了整体规划和部署, 因此, 研究浙江省的财政文化事业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绩效, 对促进浙江文化产业发展及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二、数据分析
(一) 财政文化事业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机制
浙江省是一个民营经济大省, 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民营企业依然异军突起。随着中央决定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以来, 当初只有国有文化单位涉足的“垄断”经营地带, 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行业, 逐渐出现了民营企业的身影, 开始国有民营共同促进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因此, 财政文化事业支出, 在保障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资本的监管体制的同时激发了民营资本发展的积极性, 能够更好地提供良好的环境发挥民营企业灵活高效的特点, 使其为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为带动浙江省经济发展提供了富有活力的经营机制。据统计显示, 2005—2008年, 浙江省文化产业总量分别实现增加值442.24亿元、501.72亿元、595.93亿元、735.44亿元, 分别比上年度增长17.1%、13.4%、18.8%、23.4%, 其增幅都远远超过浙江省GDP的增幅。 (1) 2011年, 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前三季度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554.06亿元, 占全市GDP的比重达11.6%。
(二) 数据处理
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导致所研究数据样本的限制, 本文选取浙江省1998—2011年的文化广播事业支出和GDP值作为研究对象, 数据分别来自《中国财政年鉴》中的“浙江省财政一般预算收支决算总表”文化广播事业支出决算数和《浙江统计年鉴》。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对模型的影响, 文化广播事业支出和GDP值分别以1998年为基期, 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调整, 调整后分别记为CI和GDP。在数据分析过程中, 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干扰, 分别取对数, 记为LNCI和LNGDP。
(三) 建立模型
研究文化产业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绩效, 可以借助一元线性回归模型:i=b0+b1xi+ut来进行讨论分析。本文模型中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 LNCI为解释变量, 则该理论线性回归模型可以进一步化为:lngdpi=b0+b1lncuii+ei。通过Eviews6.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可以得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保留四位小数) :
由模型中可知拟合优度为0.947645, 表明模型的拟合度相当好, 即模型中GDP值的94.76%的变化量可以由文化广播事业支出的变化来解释;Prob (F) =0.00000, 也说明解释变量拟合优度非常高, 方程的显著性也非常好;D.W=2.049161表明模型已经消除自相关影响。因此, 模型通过统计检验。
三、结论及建议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知, 文化广播事业支出增加1个百分点, 相应地拉动浙江省国民经济平均增长0.9241个百分点, 具有很大的贡献。因此增加文化事业支出能够有效促进浙江省国民经济增长。但是, 浙江省的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与国内其他先进文化产业省区比较仍具有较大的差距。为了进一步增加财政文化事业支出对浙江省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从财政的角度对提高文化产业支出对经济增长绩效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增加财政预算拨款, 扩大资金利用范围。加大财政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力度, 政府文化事业每年投入增加幅度至少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保持一致。支持文化龙头企业的发展, 让其做强做大发挥优势, 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升级。扶持具有发展潜力的民营文化企业, 尤其加大对温州、台州等地区的文化制造企业、文化印刷企业的扶持力度, 发挥民营经济的优势, 提高文化产业综合实力。
第二, 整合产业专项资金, 规范财政在转移支付。转移支付主要为了解决财政失衡而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的财政资金的转移活动, 主要用来无偿补充公共物品需要, 是一种非市场性的分配关系。由于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往往是分配到各部门, 然后逐级往下分, 容易形成多重分配。再者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也不透明, 容易形成挤占、挪用资金, 甚至贪污受贿等现象。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 需要对文化产业专项资金进行整合, 并且不断完善专项资金的使用办法, 有利于减少转移支付中存在的弊病, 有利于发挥财政支出的统筹效应, 能够使资金用到位, 更好地发挥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第三, 构建绩效评价体系, 完善激励制约机制。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有效的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事业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对财政文化事业投入实现事前、事中、事后, 全方位绩效评价及监督, 确保资金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得到合理利用。了解财政支出的作用, 评价资金的经济效益。建立奖赏惩罚制度, 不仅对项目主管部门以及实施单位的资金随意挪用进行制约, 同时能够激发出色完成任务的单位的积极性。
第四,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税收政策对文化产业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来体现。浙江省要严格贯彻国家相关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税收政策, 同时根据本省省情, 可以对一些创性能力强、科研水平高、具有产业引导作用的企业, 特别是杭州地区的高新技术文化产业可进一步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加大对文化出口产品实行增值税退税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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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绩效 篇6
改革开放30年来, 安徽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成为国民经济较强的省份之一。随着人世承诺的兑现, 外商对安徽省服务业投资也大幅增加。1997—2010年的22年间安徽省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实际投资额为205.5万美元, 而2010年安徽省FDI实际投资额达到50.1万美元。大量的服务业FDI流入必然会对安徽经济总量、就业、产业结构等多方面产生影响, 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直接关系到安徽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经济增长转型。本文试图对安徽省服务业FDI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 国内有关FDI各种经济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很多。但服务业FDI的研究文献较少, 尤其是关于安徽省的研究更少,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东部发达沿海地区, 本文仅对服务业FDI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效应进行简单的梳理。
1、FDI与就业效应
祖强、王辉龙 (2008) 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对1985—2006年江苏省FDI就业效应进行动态检验, 发现从三次产业来看, FDI对第二产业就业的影响最大, 其次为第三产业, 且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呈不断上升趋势。所以应继续引进并有效利用FDI, 并引导FDI更多地流向第三产业。薛敬孝、韩燕 (2006) 从两方面分析了FDI对就业的影响, 直接效应方面如果是绿地投资项目, 一般都会增加新的就业岗位。
2、FDI与经济增长
曾国平和张清翠 (2008) 以西部9省市1995—2005年服务业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为基础,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分析各省市服务业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的动态影响, 得出短期拉动效用:随着我国西部地区服务业开放进程的加快, 服务业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效应由负转为正。
三、安徽服务业FDI的经济效应分析
1、变量、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安徽省1998—2010年实际服务业FDI、服务业增加值作为分析变量。文中SFDI表示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 单位为亿美元。SG表示服务业增加值, 用当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亿美元。在分析过程中, 分别对SFDI、SG变量取对数转变为LNSFDI、LNSG, 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数据来自历年《安徽统计年鉴》。
2、安徽省服务业FDI的服务业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1) 建立模型。利用Eviews6.0软件先对LNSG与LNSFDI作散点图 (如图1) 。由图1判断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增加值SG之间存在较明显的线性关系。建立模型LNSGt=α+βLNSFDIt+μt, 其中α为常数项;β为弹性系数;μt为随机误差。
(2) ADF检验。用ADF法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结果如表1。
(3) 协整检验。ADF检验结果得出, LNSFDI和LNSG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因此接下来采用EG法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用OLS方法估计协整回归方程为:
第二步:ut为残差序列, 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安徽省服务业实际投资额和服务业增加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检验安徽省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FDI之间的因果关系,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安徽服务业增长是其实际利用服务业FDI滞后1期的格兰杰原因。见表3。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时间序列分析法对安徽省1998—2010年的服务业FDI经济效应进行分析, 得出:安徽省服务业增长对服务业FDI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虽然服务业增加值和服务业FDI都是不平稳的的序列, 但是二者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 并且由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二者具有单向因果关系。
2、政策建议
第一, 加大对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引入力度,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安徽省服务业FDI近年来比例一直在上升, 但是与制造业相比还相差甚远。在今后一段时期应该以制造业带动相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 多渠道多形式的引入FDI。
第二, 加快服务业市场化步伐。在安徽省引进的外资中, 大部分投入到工业企业中, 投入到服务业的比重很低, 而且集中到有限的领域, 因此, 必须要尽快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 增强安徽服务行业的竞争力。
摘要：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服务业各行业逐步开放, 外商越来越注意到我国庞大的市场,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将对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起到重要作用。本文收集了1998—2010年13年安徽省FDI和GDP数据为样本, 利用回归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的方法来研究FDI和GDP之间的关系, 得出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都有很大的拉动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回归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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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绩效 篇7
山东省对外贸易近年来有了快速发展, 但外贸增长方式的集约化水平并不高, 外贸的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的大量投入, 而科技进步、制度创新等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份额不高。山东省的外贸在高速增长的同时, 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还不太合理, 贸易的竞争力不强, 出口效益与增长速度不同步, 很多出口企业仍靠低价竞争扩大出口规模, 外贸增长偏重于数量扩张, 致使核心竞争力长期得不到快速提升, 出口效益偏低, 持续增长的基础欠稳固, 属于“高投入, 低产出”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 严重阻碍了山东省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二、山东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绩效分析
200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重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多年来, 山东省一直都在致力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将对1999年以来山东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一)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2000年山东省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在出口贸易总额中占78.3%, 2007年上升到86.2%。工业制成品中机电产品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也快速增长, 2004年, 机电产品首次超过纺织服装成为山东省第一大出口商品。2000年, 山东省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31.4亿美元和6.5亿美元, 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0.2%和4.2%, 2007年, 山东省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277.5亿美元和84.7亿美元, 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36.9%和11.3%, 而纺织服装和农产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30.3%、18%下降到18.4%和12.3% (见表1) 。2007年山东省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了较快发展, 机电产品出口增幅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粤、苏、浙、沪四省市22.1、25.3、22.7、18.5、19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幅分别高于7、7.7、6.8、30.5、3.1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二) 名牌战略效果凸显
1.涌现出一批出口名牌, 对全省经济发挥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山东省打造出一大批全国名牌, 尤其是2006年, 全省新增中国名牌产品68个, 新增数量居全国第一位。截至2006年年底, 山东省有海尔、浪潮等中国名牌产品187个, 占全国总数的14%, 居全国第三位, 新增数量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 山东省名牌产品668个。山东省注册商标累计达到13万件, 著名商标1270件, 驰名商标98件, 总量居全国第三。
2007年, 山东省的名牌产品数量依旧保持快速增长。截至2007年年底, 全省拥有世界名牌产品2个——海尔牌洗衣机和海尔牌电冰箱, 中国名牌产品271个、山东省名牌产品1370个, 全省工业名牌产品生产企业资产总计达20314.98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33.03%;企业销售收入15422.76亿元, 利税总额1416.98亿元, 分别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33.78%和39.28%, 累计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35%, 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2.94个百分点;利税总额同比增长37.65%, 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3.89个百分点。实施名牌战略推动了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名牌产品和优势企业集中。目前, 全省名牌企业数量仅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3.65%, 但名牌产品销售收入却占到了全省销售总额的21.5%。数据充分展现了名牌的带动作用和优势市场资源在加速向优势产业、名牌企业集聚的趋势。如海尔洗衣机, 根据中国家电协会统计, 由于海尔的品牌效应, 目前市场上每出售三台洗衣机, 就有两台海尔的产品。海尔品牌已成为整个洗衣机行业的风向标。
2.实施名牌战略提高了企业竞争力, 初步树立了“山东制造”的良好形象
通过名牌产品的培育, 促进了企业加强基础工作, 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和计量检测体系, 推广应用信息化管理技术, 把质量管理贯穿于设计、工艺、生产、经营、售后服务的全过程, 不断加强研发创新, 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有效提高了企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实施名牌战略, 提高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水平;拉动了需求, 引导了消费, 扩大了出口, 山东省自主品牌逐步走向国际市场;提高了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为制造业强省建设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 服务贸易有所增长
1.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2001—2006年间山东省服务贸易总量以平均35%的速度增长, 高于货物贸易平均27%的增长率。根据山东省外管局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 2006年山东省服务贸易总额为58.4亿美元, 是2001年的4.27倍, 增长23%。截至2008年7月, 山东省服务贸易进出口完成72.7亿美元, 同比增长58.2%。其中, 出口34.4亿美元, 增长54.6%, 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出口增幅29.5个百分点;进口38.3亿美元, 增长61.5%。
2.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发展迅速
1999年全省对外承包工程新签订的合同额39343万美元, 完成营业额40694万美元, 年末在国外人数3392人。而到2007年对外承包工程新签订合同额428248万美元, 营业额203049万美元, 年末在国外人数16165人, 分别是1999年的10.9倍、4.99倍和4.77倍。1999年对外劳务合作新签合同额28364万美元, 2007年增加到90768万美元, 1999年完成营业额22901万美元, 2007年上升到80617万美元, 1999年末在国外人数27586人, 2007年增长到77582人, 3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到2007年年底, 山东省对外承包劳务遍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涉及建筑、交通、电力建设等。全省外派劳务涉及建筑、交通、机械电子、农业水产、纺织服装、食品加工、计算机软件等领域, 主要分布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3.国际旅游业快速发展
1999年, 山东省接待入境游客622033人次。其中, 外国人417911人次;港澳台侨胞204122人次;国际旅游收入26522万美元。2007年, 山东省接待入境游客2496437人次, 其中, 外国人2020311人次;港澳台侨胞476126人次;国际旅游收入135185万美元。1999年山东省旅游外汇收入只有2.7亿美元, 占全国总数的2.69%, 2007年增至13.5亿美元, 占全国的3.22%。
4.服务外包发展迅速
2008年1—4月份, 全省服务外包出口3872114万美元。其中ITO出口483万美元, 增长92.11%, BPO出口3388163万美元, 软件出口67913万美元, 其中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19613万美元, 占29%。全省服务外包和软件出口的国家 (地区) 12个, 其中对日本出口占据主导地位, 出口额分别为81416万美元和1079万美元, 所占比重分别为70.14%和68.17%。
(四) 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初见成效
1.境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一批批山东省大企业走出去后运行良好。如图1所示, 1999年山东省境外投资的项目数仅有62个, 而到2008年增加到247个;协议投资总额由1999年的8367.70万美元, 增加到2008年的67000万美元。可以看出山东省的境外投资规模近10年来保持持续快速增长。1999—2008年期间, 全省共批准境外企业总数1290家、总投资额309143.13万美元、中方投资额222583.05万美元 (占总投资额的72%) , 分别是前8年的2.87倍、16.89倍和12.53倍。据山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统计数据计算, 2008年山东省境外投资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实际投资4.9亿美元, 居全国第三位, 较2007年增长了61%。
数据来源:历年山东统计年鉴。
2.境外加工贸易稳定增长
1999年以来, 山东省境外加工贸易持续稳定增长, 协议投资总额由6202.57万美元上升到2007年13198.00万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总额由4488.97万美元增长到12756.40万美元。累计项目数也在不断增长, 截至2007年, 总计达到189个。2007年全省经批准新增的境外加工贸易项目16个, 增资2个, 占境外非贸易投资项目数的23%, 中方协议投资12756.4万美元, 占境外非贸易投资项目中方投资金额的41% (见表2) 。全年新核准加工贸易企业中方平均投资规模为797万美元, 是全省境外投资平均规模的4倍以上。其中, 中方投资过千万的企业5个, 主要涉及纺织、服装、电子等行业。截至2007年年底, 累计举办境外加工贸易企业159个, 中方协议投资7.7亿美元, 分布在52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占80%以上。
数据来源:山东外经贸年鉴2006、山东统计年鉴2008。
3.开拓新兴市场力度不断加大
2007年山东省在亚洲新核准设立境外企业 (机构) 119家, 协议投资总额2.5亿美元, 其中中方投资1.8亿美元, 分别占全省总数的59%、44%和45%。开拓新兴市场力度不断加大, 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危地马拉、莫桑比克等国投资首次突破1000万美元, 同时山东省首次在以色列、刚果 (金) 、希腊、危地马拉4个国家设立了企业 (机构) , 使山东省的境外投资扩展到了112个国家和地区。
综上所述, 山东省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进程中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 但是还面临着宏观目标不一致, 政策不协调、不配套, 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等各种问题。尽管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 在现阶段, 山东省粗放型的外贸增长可能还会持续, 但是根据相应的外贸发展规律,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山东省外贸工作的关键。要通过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 实现全省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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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绩效 篇8
本文利用1985年到2008年相关时序数列分析宁波外贸及投资高增长背后的关系。
1 文献综述
1.1 外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自上世纪中期蒙代尔开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 (FDI) 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以来, 已经有多种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论断。1957年, 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提出了国际贸易与FDI之间替代关系的论断。1978年, 小岛清在对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分析中引入了宏观经济因素, 把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 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互补关系。国内学者也对国际贸易与FDI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江小涓 (1999) 的研究结果表明, 利用外资使得进口商品种类逐渐由消费型转变为生产型商品;岑永和邱小平 (2003) 用VAR模型分析FDI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规律。另外, 张谊浩、王胜英 (2004) 等采用OLS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方法等揭示了FDI对贸易的促进推动作用。
还有一部分观点认为, 国际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是不缺定的, 要视不同的情况而定。如Markuson (1983) 、Svensson (1985) 利用多种要素比例模型分析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们认为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 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
1.2 内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对内资与外贸关系实证研究的文章还不多见, 目前的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竞争力和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王耀中, 刘志忠 (2003) 实证分析了民营对外贸的影响。他们认为民营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 但仍然存在准入门槛过高、融资困难等问题。田泽永, 江可申, 谢忠秋 (2008) 对江苏省民营企业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进口在滞后一段时间后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民营对外贸易由于所占比例偏小, 无法对经济增长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2 实证分析
首先, 对数据进行整理, 为了使内外资更具可比性, 将以美元计量的各统计量数据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数据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将全社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扣除外商投资后作为内资额。
由于一般经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 同时, 也为了更好的反应相关变量的发展速度, 对进出口、出口、进口、内资、外资等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 得到的数据为避免异方差, 去其对数并分别记作LNT、LNEX、LNIM、LNDI和LNFDI。
对时序数列LNT、LNEX、LNIM、LNDI和LNFDI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显示, 他们都是水平单整的。所以, LNT、LINEX、LNIM与LNFDI、LNDI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可以作协整检验。协整检验采用对回归方程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 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就认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相反, 则认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利用以上时序数列建立模型LNY=αLNX1+βLNX2+ε其中α、β为待故参数, ε为随机误差项。令Y分别为LNT、LNEX和LNFDI;X1=LNDI、X2=LNFDI, 分别建立贸易模型、出口模型和进口模型。模型的残差序列分别记作RT、REX和RIM。
对RT残差序列检验结果显示ADF检验的t统计量=-6.977210, 其相应概率值P=0.0000, 在1%、5%和10%的检验水平下, t统计量临界值为-3.788030、-3.012363和-2.646119。序列LNT ADF检验t统计量都比1%、5%和10%的检验水平下临界值小, 所以拒绝原假设, 认为序列LNDI不存在单位根。
同样, 对REX和RIM检验的t统计量分别为-6.977210和-3.883620;小于在1%、5%和10%相应的临界值, 且其相应的概率值分别为0.0000和0.0081。因此, 可以认为序列REX和RIM不存在单位根。所以, LNDI、LNFDI与LNT、LNEX、LNIM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在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所以可以得到贸易的误差修正函数:
调整后的R2=0.922774D.W.=1.091741
贸易误差修正模型 (1) 估计结果在5%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 各变量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 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同样, 可以得到出口和进口的误差修正模型, 出口修正模型如 (2)
调整后的R2=0.864921D.W.=1.887584
进口的ECM模型的结果如 (3)
调整后的R2=0.795026D.W.=1.493755
模型 (2) 和模型 (3) 的估计结果在5%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 各变量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3 结论
由模型结果可知, 宁波自营进出口总额的波动可以分为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两部分, 短期的变动将引起自营进出口总额同方向的变动。从增长率的角度看, 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 LNFDI每变动1个百分点, 则引起LNT相应变动0.71个百分点;LNDI每变动1个百分点, 则引起LNT相应变动0.42个百分点。上一年的非均衡误差以0.10的比率对本年度的LNT做出修正, 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长期均衡状态。同样的, 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拟合了内外资对进出口的贡献。对出口而言, 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时, LNFDI每变动1个百分点, 则引起LNEX相应变动0.20个百分点;LNDI每变动1个百分点, 则引起LNEX相应变动1.40个百分点。上一年的非均衡误差以0.47的比率对本年度的LNT做出修正, 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长期均衡状态。
对进口而言, LNFDI每变动1个百分点, 则引起LNIM相应变动0.34个百分点;LNDI每变动1个百分点, 则引起LNT相应变动0.52个百分点。上一年的非均衡误差以0.28的比率对本年度的LNT做出修正, 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长期均衡状态。
总的来看, 内资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 同样外资对进口的影响大于对出口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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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等待判决 篇9
数据依然很惊人
美国蓝筹调查组中的45位经济预测员已经下调了经济增长的预期，此举一度冲击了本季度原有的预测值。
其认为，从目前开始到明年年底，再一次经历经济衰退的几率为28%。此百分比一出，令人不安的情绪顿时上升，而稍微令人安慰的是，经济走好的可能性还有三分之二。在当前众人提心吊胆的环境下，这算是较为合理的评估。
此外，瑞士信贷经济学家也陈述了他们眼中的概率：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经济衰退的几率为30%，而在两周前，他们所预计的经济衰退的几率仅为5%。其首席经济学家尼尔?索斯（Neal Soss）表示，经济衰退概率的增长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对于该概率的计算，他们有着一套自己的模型，包括7个组成因素，其中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下跌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也对该预期概率有较大影响。
蓝筹调查组的预测结果显示，美国经济增长的格局仍是向上的趋势，而该结论是基于较低的经济基数基础之上。根据经济分析局最新的经济预测修订，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GDP增长分别为0.4%和1.3%。同时预计第三季度的GDP增长有望达到2.2%，这个数字在今年四季度可能冲高至2.5%。实际上，对于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经济预测已经在一个月前进行过修正性的下调。
据其预测，到2012年，真实GDP的增长将从第一季度的2.4%上涨至第四季度的2.9%。同时，失业率将从当前的9.1%下降至明年第四季度的8.5%。而在上个月，曾预计将下降至8.1%。
美国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真的只有0.4%吗？
28%的经济衰退风险已经令很多人不安，45个经济预测者中，有10个乐观者将经济衰退的风险锁定在17%，也有10个悲观者，将这个百分比扩大至37%。因此，若对整个预期池进行调整，悲观者至少超过五分之三。
如此不安的情绪让民间冒出一个最为流行的问题：美国政府对于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修订中的哪一项会令经济预测者们感到惊奇？而最为流行的回答就是：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的大幅下调。
实际上，在经济数据作出修订之前，经济分析局得出的201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1.9%已经令很多人感到惊奇。而当该数字最后被削减至0.4%时，已经令人有不少震惊。研究机构Wrightson ICAP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兰代尔（Louis Crandall）曾说，“自2010年春开始，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已经算是最为强劲的一个季度。”
然而，东亚银行却一直认为，自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以来，今年一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最为疲软。尽管围绕着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问题有不少争论，但都不能在学术上得到统一。不过有人洞察到一点：今年整个上半年经济的低迷状态将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金融市场和未来经济增长的表现。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质疑“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相当糟糕”的观点。
实际上，怀疑的起因就在于，其他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不仅仅是有所增长，而且增幅比以往都有所加大。2011年第一季度，供应管理协会提供的制造业指数和非制造业（服务业）指数分别为61.1 和58.8，分别达到了经济恢复以来的高点。
同样的，2011年第一季度的私人部门非农就业人数每月平均为19.1万人，仅次于今年2至4月每月平均达到的24万人。
最后，每月芝加哥联合储备银行发布的全国活动指数也处于较高的增长水平。在研究机构Wrightson ICAP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对2000年至2010年之间的全国活动指数以及季度GDP增长进行统计，基于芝加哥联合储备银行提供的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以经济恢复期的基数测算，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长应该为3.2%。
难道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真的只有0.4%吗？如今此事已是众说纷纭，尽管陪审团依旧，但世界上有些事情，总得不到一个判决。
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 篇10
(一) 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哈罗德、多马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 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 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增长问题, 但其主要还是在资本系数不变的基础上, 强调经济增长理想状态实现的困难性, 即所谓“刃锋”上的均衡增长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 以索洛-斯旺模型 (1956) 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 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 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 索洛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 (劳动和物质资本) 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 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 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难发现, 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 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 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避免“不愉快的结果”, 阿罗、宇泽弘文和谢辛斯基等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的研究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 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 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 (或劳动力) 的自然增长率, 因此, 这些模型仍没有最终解决“索洛剩余”问题, 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索洛剩余”又称, 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分开, 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 即
式中, ΔY是产出增长率, ΔK是资本存量增长率, 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 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 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问题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理解:假设有间制鞋厂在1990年正式成立, 厂长投资2万元用于购买设备, 并雇佣了10名员工。此时, 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出2双鞋。在10年之后, 原设备报废并且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先进有便宜的设备, 于是制鞋厂还是投资2万元购买新设备并仍然雇佣原来的10名员工。此时, 因为员工们经过10年的工作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 所以生产效率是每小时5双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时多生产3双鞋, 虽然这个制鞋厂的员工数量不变, 资本投入仍是2万元, 但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种生产率难以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 因此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厂的发展过程表: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 通过发掘斯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 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 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二) 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涵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需要解释 (积累的生产要素) 收益递减不会发生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 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 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源泉与动力。如罗默 (1986) 认为, 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防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 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 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 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 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 (1988) 则认为, 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 (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具有核心作用, 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 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产生贡献, 从而使生产呈现规模递增收益, 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 并且是“内生的”, 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 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的, 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如卢卡斯 (1988) 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 (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 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罗默模型 (1990) 中, 知识或技术进步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罗默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 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 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这种技术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 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 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 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总之,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如罗默 (1986) 、卢卡斯 (1988) 认为, 无意识的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理解增长的钥匙在于知识的“连续增进”。罗默 (1990) 、塞格斯特罗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则认为, 源于有意识的投资、创新和发明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 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 则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 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 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 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二、中国目前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现状
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该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 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 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 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一) 技术创新的多部门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 最终产品并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中间产品生产的, 而是由很多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的。比如说, 汽车是由轮胎、钢铁、窗口、电灯泡、传感器、电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清楚地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必须把中间产品的多样化考虑在内。具体说, 新技术在经济中并不是瞬间实施的, 而是逐渐扩散的, 其中一个部门往往从研发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验中获得思路。这一过程已经被一些学者, 例如罗森堡等进行了描述, 如美国机床技术的扩散。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 以及R&D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和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硅谷原指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他克拉克县。现在硅谷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基地, 微电子工业基地, 高技术集中区的代名词。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王国, 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建厂, 各厂之间的最新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 同时各厂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关系, 所以形成良性的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
(二) 资本积累
技术创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 或是物质资本, 或人力资本。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 比如, 德朗和萨默斯曾指出, 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 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 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很快。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中的研发部门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 不仅使用许多物质资本, 如计算机、精密仪器以及其他的实验设备, 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积累了许多人力资源, 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资本包括进来之所以重要, 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实际, 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系列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提出的挑战。从长期看, 增长率将会同时受到从事研发的激励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激励的共同影响。
(三) 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
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创新网络构成以及制度环境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 有理由预期, 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模式应当会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目前的分类, 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产业, 共21个细分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虽然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 但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决定了它们都高度依赖技术创新, 为了判断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 对内部研发与外购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策略所作的选择, 我们首先按产业大类逐年计算了上述五项不同的技术创新支出占技术创新总支出的比重。我们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从中可以看出, 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 同时运用了内部研发和外购两种策略, 但技术外购的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内部研发。以医药制造业为例, 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只占27.18%, 而两类技术外购的直接经费支出则占了71.08%。这说明, 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策略是以外购为主的。在具体外购策略的选择上, 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之外, 其他产业中的企业对以购买新设备这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技术外购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术外购, 而在正式的技术外购中, 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又远远超出了对国内技术的购买,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所占的比重最低仅为0.24%。消化吸收作为外购策略的一种延伸其经费支出额度相对也很低。
三、完善我国资本积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一) 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提高积累的质量
当前, 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居民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在满足目前的消费水平条件下, 尽量提高积累水平, 保持高积累率, 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 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同时, 应通过建立遗产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形式, 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 扶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 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 应进一步处理好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 (集体) 、个人之间的均衡分布关系, 保证生产与生活消费的协调健康发展, 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资本积累质量。此外, 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 为公众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环境。
(二)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 应大力培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 通过培育高质适量的中小银行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 同时, 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防止国有银行的信贷投向过度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 只要贷款符合“三性”原则, 应消除所有制偏向, 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信贷市场。其次, 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加快金融市场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 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场的同时, 应尽早培育二板市场, 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场所, 在一手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同时, 另一手则抓好金融秩序与风险的监管, 保障资本积累向资本运用的投融资转化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 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消除现行投融资的“所有制歧视”现象
政府应对过时的投融资法规加以修改, 进一步改善私人投融资环境和条件, 在投融资过程中, 应给予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同的国民待遇, 减少行政干预, 降低投融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 为各类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宽松的投融资体制与环境, 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真正体现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 从根本上提高投资效率, 促进经济增长, 资本的运用应充分遵循资本规律, 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
(四)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 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
国有企业的改革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 明确产权, 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 培育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家, 通过多种实现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改造, 在技术、产品、管理等多方面着力进行改革。对必须由国家控制的重点行业和企业加以重点扶持, 对可以由市场主体经营的国有企业可通过拍卖、改组、改造的方式逐步推向市场, 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 同时解决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总之,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 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只有妥善解决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才能进一步提高资本运用效率, 促进资本形成与经济的互动发展。
摘要：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 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 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学说。毫无疑问, 技术的扩散和学习以及资本的引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梳理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之后, 着重从内生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角度讨论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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