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速度（共10篇）
经济增长速度 篇1
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下滑, 人们都说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 新常态究竟是什么意思?厉以宁表示, 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包括中国在内有不少国家都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都是短期的, 因为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发展方式就需要转变。
中国经济现在6%~7%的增速在全世界是高的, 假如要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 就需要大量投放货币、大量投资, 结果就会加剧重复建设, 也无法提高效率。现在还很难讲今后我国会是怎样的经济增速, 但在2020年以前, 需要保持在6.5%~7%的范围内。从长远来看, 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 这比经济增长的速度更为重要。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不仅仅是调节需求, 更需要从供给侧着手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中长期任务, 涉及面广, 其中两个最要紧的:一是消除过剩产能, 二是提高供给侧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经济增长速度 篇2
P> 据华尔街分析师的一份报告称，今年Google的新增岗位及新增员工人数总额超过竞争对手雅虎，Google更加注重促进全球增长。据国外媒体报道，UBS分析师本杰明・舒克特表示，Google今年新增员工总数超过雅虎，并且海外职位占到了新职位总数的51%，较去年增长15%，相比之下，雅虎新增职位中面向海外的比例是29%。Google今年的新增职位为1800个，去年是800个；而雅虎今年的新增职位是800个，与去年的935个相比略有下降。舒克特表示，截至一季度末，雅虎的员工总数超过1万人，Google的员工总数为6790。
舒克特表示：“雅虎新增员工比例低于Google并不奇怪，毕竟相比之下雅虎更为成熟，因此增长缓慢也属正常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Google开放职位的`数量比雅虎多出了126%，这意味着，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Google新员工数量的增长速度会高于雅虎。”
经济增长速度 篇3
这次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不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超过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认为短期内就能探底复苏，重现高速增长，这是“速胜论”；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8％以上，否则诸多问题和矛盾难以解决，后果严重，这在本质上是“悲观论”。判断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盲目的“速胜论”和“悲观论”都是有害的。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迎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历史虽惊人地相似，但如今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前十年高速增长难以复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展开，引发房地产投资和消费需求猛增，拉动经济强劲增长；如今房市低迷，救市政策即使见效，房地产业也只能是恢复常规增长，难现“房改红利”的火爆。第二，1998年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不到20%，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红利”显现，外贸出口快速上升，外贸依存度已超过50%；而今占出口比重较大的重要经济体都陷入严重衰退，外需减弱，中国外贸拉动经济增长能力锐减。第三，上世纪末城市政府很少负债，而现在因大规模建设而形成的城市政府预算外隐形负债总额普遍超过了年度财政收入总额，有的甚至超过了2倍，继续扩大举债建设面临着还本付息压力与银行信贷安全的双重风险。
经济增长速度通常划分为三个档次，3%以下为低速增长，8%以上为高速增长，介于两者之间为中增长。对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来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到6％左右无疑是严峻的挑战，但从近期看我们具备迎接挑战、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综合国力显著，财政金融状况总体稳健，国民储蓄率较高，外汇储备较多，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具备了抵御各种风险和化解各类矛盾的财力与能力。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各经济主体应对国际国内市场变化的能力不断提高，经历了治理通胀与通缩、经济下行与过热的成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宏观经济政策和措施的预见性、操作性和有效性不断增强。
从长远看，6%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也是合理的。一方面，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超过70倍，基数大了，增速慢些是正常的；另一方面，经济中速增长，有利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促进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发展。中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依靠传统产业、高消耗产业和低端产品出口追求高速增长。放眼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保持6%左右是值得自豪的。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创造了令人称道的奇迹；而今美欧日发达经济体全面衰退，新兴经济体受到严重冲击，全球经济步入低速增长轨道，中国经济如能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依然是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左右，中国依然是世界最优经济体。
经济增长速度 篇4
一、宋代经济迅速增长的内生动力
宋代经济增长的“快”, 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的扩张速度上, 亦即农业、手工业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 这种迅速扩张是以农业与手工业经济本身所迸发的内生动力为基础的。先说农业, 垦田数目的大幅增长固然是事实, 但最基本与最显著的, 在于精耕细作所带来的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以稻米为例, 据唐名臣陆贽所奏的唐代最高亩产约为两石, 到宋代平均亩产已逾两石, 而在主产区太湖流域江浙地区亩产从仁宗时的二三石到北宋末的三四石, 再到南宋中后期最高时的五六石, 在两百年里翻了两番半。在技术并无重大变革和突破的传统生产方式下, 这样的成就是惊人的, 意味着在宋代大概一亩地所产口粮即可养活一个人;而更重要的是巨大的生产剩余推动了粮食的商品化, 并带动农业向作物多样化、种植经济化、经营专业化方面阔步前进, 从而构成了农业增长的强劲驱动力。
而以农业为基础的宋代手工业迅速增长则体现在本部门内涵与外延两方面的积累与迅速扩张。先说内涵方面, 首先是传统部门如炼铁、制瓷、纺织、造纸、茶盐等在优势基础上的继续巩固, 在生产分工、技术、规模乃至产品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如造纸与雕版印刷的成熟促成了图书出版业的飞跃, 宋版书的举世闻名。其次则是传统部门内部的领域扩展, 纺织业就在丝、麻的基础上扩展到了棉纺织。而外延方面则体现在由农业带动下的新兴部门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 比如甘蔗、果蔬、木材、药材等经济性作物的广普种植使食品药品、木材加工迅速发展起来。这样由内涵与外延形成的合力又构成了手工业经济持续的内生动力。
二、宋代经济增长的外部刺激因素及其反面
宋代经济增长的外力源于商品市场的推动和商业的发展, 商品经济将农业和手工业有机串联, 使经济呈现了加速扩张的态势。
首先, 在宋代, 商品经济在带动城市商业冲破坊市格局限制的同时形成了包罗万象的行会, 市场主体被进一步扩大;而城乡之交的商品集散地———草市的兴盛以及手工业的专门化生产与交换则带动了如梅李镇、景德镇等大批市镇的崛起。加之较为发达的水陆运输基础连接大城与小镇, 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四周的区域市场越发成熟, 形成了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苏杭为中心的东南市场、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市场及依托边防军镇的西北边贸市场。在25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大宋王朝的城市如同座座灯塔般发出的光芒照亮了农业社会的夜空, 而城市经济兴盛又使商税取代田赋 (两税) 成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 城市亦成为事关大宋军国命脉的节点。
另一方面, 灯塔下是最广大的不起眼的农村, 绝大部分散居其间的劳动者承担着绝大部分商品的生产, 他们被租佃制与保甲制所固定, “戴星而作, 戴星而息”;他们承担两税与地租, 所谓“公私之债, 交争互夺”[4]卷48《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 他们用辛勤的劳动支撑着帝国的经济命脉, 成为最默默无闻的输血者, 并忍受着商品交换最底层的种种辛酸。因此, 农业社会城市经济崛起的反面就是城乡二元鸿沟的形成与固化。较之高速增长的经济, 宋代百姓 (当然主要在农村) 的生活水平并无显著提高或改善, 苟且辛苦一世罢了。
三、片面求增长的刺激政策及其原因与影响
可见在宋代, 经济快速增长的内生动力源于农业与农村, 其最大隐忧则在于高增长所带来的城乡差距扩大及其所导致的经济停滞与发展失衡。按道理, 若长期政策遵循规律“维持”经济增长, 则生产发展助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并非绝无可能。但宋朝政府却无法摆脱商税巨大利益的诱惑而片面追求速度, 推行了“加速”刺激商业的国家专卖———禁榷制度, 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则如同为经济注入了毒害猛烈的兴奋剂。纵观宋代历史不难发现, 在朝廷推动下的禁榷制度逐渐成为了宋代商业发展的主力和主流, 可谓“山海之入、古之尚疏者皆密”[5]卷49, 《管榷》。所需专卖者不是资源矿藏 (铜、铁、锡、铅) 就是百姓日用 (盐、茶、酒、醋) , 加之回报丰厚的进口货物 (香、药等) , 但凡有利而无所不为。官府要么干脆直接经商, 要么“与商共之, 常得其五”[6]卷45《通进司上书》, 大张旗鼓招商引资。宋代的各行各业都由官货承包商———买扑 (官办包商, 针对官府设定的专卖商品向官府申报税额, 出价高者取得该项商品经营权———笔者注) 所充斥, 其带动的小商贩群体扩大了市场主体商人的范畴, 在将商业链条拉长的同时使同区域不同层级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进步固然是事实, 但其目的在于速度。原本为经济增长加速的商业本身又被注入了加速剂, 速度倒真是“节节攀升”, 至少商税收入是如此。单拿榷酒岁入而言, 宋代大致保持在1200万贯以上, 而北宋庆历年间曾高达1700余万贯, 已占当时以货币财政收入的近四成。然而, 官府要税、大商人要利, 资源与市场又垄断在二者之手, 这样的模式速度虽快, 却使本就处在底层的乡村弱小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者势必在交换中被进一步盘剥, 而作为区域市场中心的大城市 (汴梁、临安) , 生产能力发育迟缓但消费能力却超强, 二元化进一步拉大的同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也就严重削弱并终至丧失了。另外, 商业发展也日趋畸形, 最典型表现就是在权钱结合下所孕育的荼毒后世的怪胎———官商。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说, 宋廷大力发展禁榷, 原因在于应对糟糕的财政状况, 亦即募兵制及维持庞大常备军所需的军费、官僚机构和皇亲宗室的奢靡开支造成的“冗兵”、“冗官”、“冗宗”开支, 而这“三冗”使宋廷始终挣扎在入不敷出的窘境中。笔者认为这是史实, 但是“三冗”归根到底是一种膨胀性财政支出政策, 加之宋廷想方设法增加赋税, 以至“古者刻薄之法, 本朝皆备”[7]卷110, 苛捐杂税骇人听闻, 这是财政方面;而自仁宗天圣元年 (1023) 起自首次发行货币———楮币交子起, 货币发行量从125万贯到南宋末膨胀至9亿贯, 又是长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财政、货币宏观政策的双膨胀带来的效应是经济的增长, 当然还有百姓的日益穷困。因此谈及“三冗”这一外因, 似乎并不全是其绑架了北宋的财政政策, 以其为代表的扩张性支出有客观上刺激商业的功效, 很难说不是朝廷有意为之。
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宋代除了皇帝 (君权) 以外, 士大夫 (相权) 也是实际的统治者, 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非与百姓治天下”[8]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5370。而这一局面形成经济原因在于土地所有制, 唐宋之际旧有封建庄园制日趋崩溃, 而土地兼并、两税征收皆始于唐, 故“宋承唐制”之根本在土地制度及相应的赋税制度。亦即土地“不抑兼并”和田赋的“以资产为宗”。况且, 宋代五代干戈纷扰中立国, 没有改变亦无法回避既有土地所有权未经农民战争变革的事实, 于是庶族地主阶级成为了国家的主要纳税人, 而脱胎或结合于庶族地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取得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权力, 当然要保护大地主的地租收入不被君权以税收名义拿走。宋代大地主或曰“富户”各类逃避赋税的记载不胜枚举, 但对他们而言“解决之道”在于改变赋税结构。而商业发展“恰”在此时提供了绝好渠道, 对大地主而言商税是田赋的绝佳替代。只是通过商税攫取而来的财富究竟如何消费掉?好在, “冗兵”可用于安内攘外, 而“祖宗家法”早就为官僚队伍的膨胀与皇室的奢靡提供了政治、法律乃至伦理上正当性, 于是尽管大一统帝国巨额的财政开支是统治阶级必然的选择, 却也顺理成章, 是故尽管宋人拿“三冗”开刀改革财政的疾呼不绝于耳, 但一切照旧。
综上, 用现代眼光看宋代经济的快增长, 其内生动力与外力加速是清晰的, 执掌国策的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在看到城市商业崛起的同时不可能对与其孪生的城乡二元化趋势没有认识。然而宋廷采取的旨在搜刮民财的“刺激”政策本末倒置, 加重百姓疾苦, 进一步使城乡发展失衡, 并在长远上造成了封建经济的停滞, 这样的“增长”与商品经济发展规律本身是背道而驰的。而对大宋王朝而言, 观其国富民穷而谓之“积贫”, 观其竭泽而渔求增长的畸形模式而谓之“积弱”, 其实并无不妥;至于国家攫取财富而用之不善, 宛如衣着华服而病骨支离, 终于败于北方而亡于强虏, 也输得无话可说。以史为鉴, 意在兴邦。可见无论什么生产条件与社会模式, 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 与之相反只有遵循规律的协调发展才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保证。
摘要：宋代经济成就巨大, 内生动力与外部刺激因素皆十分强劲, 然而却从未真正摘掉“积贫积弱”的历史评价。而通过对宋代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国家片面求增长的经济政策的分析, 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有意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刺激政策,片面性
参考文献
[1]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 1986 (2) .
[2]John King Fairbank, Merle Goldman.China:A New History,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 (1997年修订版) [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4]司马光.司马文正公集[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5]曾巩.元丰类稿[M].北京:中华书局, 1956.
[6]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6.
[7]黎静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稳定的增长就是高速度 篇5
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胀压力，不断上涨的原材料成本，身边的企业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状态：一部分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生存考验，使尽浑身解数力求自己的企业不入“地狱”。更多的企业把危机视为机遇，希望抓住机遇，快速发展，拉近和竞争对手的差距或者超越竞争对手，进入“天堂”。
后者目标宏伟，勇气可嘉，可理念值得商榷。很多企业追求高速发展，追求规模够大。曾经是有一头牛（蒙牛）跑出火箭的速度成功了，可是更多的是“一包面”（中旺五谷道场）跑出一头牛的速度倒下了。中国很多企业倒闭不是发展不好，而是发展太快，上的项目太多，导致资金链断裂而死掉。经营企业比的是谁活得更久，比的是谁赢利更多。所以笔者的观点：经营企业稳定的增长就是高速度。
稳定的增长含人力资源、品牌、渠道、销量、利润等的稳定增长。危机面前经营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所有因素进行盘点，才能确保企业健康成长。
一、人力资源的稳定增长是企业业绩增长的引擎
在企业所有因素中，人是第一生产力，唯有解决人力资源的稳定增长，才能保证品牌、销量、利润等的稳定增长。
在解决人力资源问题时一定要关注以下几点：1.根据企业的三年或五年规划提前配置合理、合适的人力资源。经营一个亿元企业的管理人员让他们持续把企业推动到十个亿，很吃力或者根本不可能。同时企业在一个亿规模时配置十个亿企业的人力资源也是浪费。2.企业的发展是靠一拨人又一拨人推动的，靠一拨人持续推动是不现实的。要研究各个岗位管理人员的推动周期，提前预备接班人。企业健康增长的关键是：保持各关键岗位接班人的连续性。企业真正的后劲与强大在于培育各个岗位接班人的力度和速度，对于很忠诚但已经推动不了企业发展的“老革命”，要想办法换岗位。3.要重视企业培训系统的打造。不只是技能，还有文化和向心力的打造。企业有两条生产线：一条造产品，一条造人。造物先造人，造人先造己。领导者要时刻保持学习的心态，领导者要具备打造培训系统的决心、意志和长期的计划。
二、品牌的稳定增长使企业的业绩增长事半功倍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消费品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者购买习惯从渠道推荐向品牌推荐转变；行业由群雄割据向强势品牌垄断转变；消费者消费习惯由感性消费向理性消费转变；做市场方式由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引爆农村转变。不做品牌的企业或者品牌不持续成长的企业很难持续成长。
很多人说做品牌是大企业的事，中小企业没有钱，只能先做销量。笔者认为做品牌和企业规模大小没有关系，和企业发展的阶段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和品牌战略有关系。销量大未必有品牌，销量小未必不能做品牌。暂时做不了全国品牌做区域品牌行不行？做不了区域品牌做县级品牌行不行？
其次做品牌时产品战略要清晰、要坚持、要聚焦。中国很多企业有销量无品牌主要原因是在进行品牌建设时是在“打猎”不是在“种树”。所谓打猎就是今年推广这个产品，明年推广另外一个产品，甚至一年推广几个产品。销量只对当年的业绩做贡献，对品牌建设形成不了任何沉淀。就像打猎，碰到兔子打兔子，碰到老虎打老虎，运气不好可能是空手而归。每一天在疲惫中奔波，但只能维持生存问题。康师傅进入大陆前有很多本土企业已经有很大的市场占有率，像华丰、南街村、科迪、幸运等。这些企业在天时、地利、人和上都占有优势。可为什么现在品牌都不如康师傅响亮？笔者认为差异主要在品牌战略。康师傅是在用种树的方式经营品牌，从1992年开始持续聚焦推广红烧牛肉面，经营康师傅品牌。就像种树，选好种子，选好地，种下，然后精心施肥、浇水，耐心地等待它长成参天大树，就可以享受它的果实了。
三、产品的稳定升级是企业稳定增长的推进器
企业能不能持续发展，要看产品是不是能够持续升级。冷兵器时代大刀、长矛能够打胜仗，但大刀、长矛在现代战争中已难觅踪影。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是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不断升级的，所以产品升级必须跟上消费升级。产品能否与时俱进是企业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因素之一。
单品突破——后续产品跟进——后续产品结构调整——后续产品销量突破。（低——中——高）这就是产品升级图谱。做产品就像一个家族养孩子，要实现家族不败，首先得人丁兴旺，更重要的是需要子孙中有成大才的。判断一个企业是否能够持续发展，首先看企业现在有没有畅销的产品，更重要的是要看企业有没有产品持续升级的能力。 每一次成功的产品升级都会实现企业或市场快速的上量和发展，但唯有持续的产品升级才能推动企业或市场持续的快速发展。
四、市场和渠道的稳定增加是企业稳定增长的具体表现
企业都希望自己的企业在最短的时间内占领全国市场，占领全国渠道。可这是梦想，梦想是需要阶段性目标堆砌的。登山的人一般都是先征服比较低的山峰，然后依次征服比较高的山峰。没有人一上去就征服珠穆朗玛峰，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五谷道场的悲剧就是这样演练的）。开发市场也一样，没有企业一下子能把全国市场都占领了。
康师傅很强大，可2008年前的主销市场也局限于国内一、二线城市和县城市场，直到2008年才提出品牌下乡。当你实力不够强大时可以沿着市场发展图谱发展：乡镇第一——县级市场第一——地区第一——全省第一——全国第一。当企业没有能力做全国第一时，可以先做某个省的第一；没有能力做某个省的第一时，可以先做某个地区的第一；没有能力做某个地区市场第一时，就先在一个县做第一；在一个县做不了第一，就一定要在某个乡镇做第一。总之，没有优势根据地，你就没有话语权。
五、裁减和聚焦
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大公司总体是赚钱的，可某些项目、产品、区域却长期亏损，可是又一直舍不得裁减。危机来临是企业裁减和聚焦的好时机。把不赚钱的行业、公司、项目、产品、区域、员工、客户裁减，聚焦赚钱的行业、公司、产品、区域、人员、资金、资源、客户，你岂不是得到更多的利润？有时候放弃比坚持更需要勇气、魄力和智慧。
经济增长速度 篇6
省统计局副局长张晓光介绍, 2009年, 陕西省第一产业增加值789.63亿元, 比2008年增长4.9%;第二产业增加值4312.11亿元, 同比增长14.7%;第三产业增加值3084.91亿元, 同比增长14.1%。
全省农业形势稳定, 粮食喜获丰收, 连续6年超过1000万吨;油料总产量54.4万吨, 同比增长9.9%;蔬菜总产量1275.6万吨, 同比增长17.8%。畜牧业平稳增长, 2009年底全省生猪存栏1196.4万头, 同比增长19.8%;奶牛存栏62.9万头, 同比增长17.9%;家禽存栏6495.2万只, 同比增长18.0%。果业生产稳步发展, 全省水果总产量1150.5万吨, 同比增长7.8%。
工业生产持续回升, 工业经济效益持续好转。2009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3288.24亿元, 比2008年增长14.8%。在工业保增长措施的带动下,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从一季度的230.56、上半年的257.5、前三季度的274.82, 持续上升至1-11月的286.31, 较前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63.1个百分点。工业利税实现增长, 2009年1-11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税1296.44亿元, 比上年增长17.1%。
投资高速增长, 结构发生新变化。2009年, 全省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553.39亿元, 与2008年比增长35.1%, 增幅提高2.3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平稳增长, 汽车消费成为亮点。2009年,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99.67亿元, 比2008年增长19.7%。全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实现汽车类商品零售额300.92亿元, 同比增长1.2倍;销售汽车31.5万辆, 同比增长27.9%。
对外贸易情况好转, 增速由降转升。2009年, 全省进出口总额84.01亿美元, 增速由前11个月下降1.3%转为增长0.9%。进口大幅增长, 出口降幅缩小, 全年进口44.16亿美元, 同比增长49.8%, 出口39.85亿美元, 同比下降25.9%。全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5.11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0.3%。
市场物价低位运行, CPI持平略涨。2009年,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在100.2-101.3的区间内波动,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平均上涨0.5%, 农产品生产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均下降4.2%, 工业品出厂价格 (PPI) 下降3.9%。
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初步统计, 2009年全省财政总收入1389.5亿元, 比上年增加285亿元, 同比增长25.8%, 增幅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速度 篇7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增速,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步入新的运行轨道。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我们需要深刻认识这一新常态,尽快适应新常态下的新的增长速度, 从而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处理发展中的新问题。
一、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中国经济从1978年至2011年,长达32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9.87%的高速增长。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实现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可以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2012年至2013年增长7.7%,2014年前三季度增长7.4%。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新常态是客观事实。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也就是说,新常态与过去的状态不同,既是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态,又是一种不可逆转新趋势,表明中国经济步入了一个新的中高速增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长步入中高速的“常态增长”。这种状态不是短期状态,也不是曾经的状态,而是超越以往、具有新鲜气息的状态,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常态。我们要深刻认识这一客观事实,积极适应新变化。
(一)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符合经济规律
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循环变化的规律,经历由增长、放缓甚至下滑到再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如同一个人在跑马拉松,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奔跑后,必须减速,否则身体难以承受,而后调整状态, 继续前行。中国经济经历多年的高增长后,必然会进入新的调整时期。增长速度放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经济学原理表明,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未来一段时间,潜在增长率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随着劳动力供给下降、环境治理成本上升、消费向服务性商品的倾斜,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相应地,GDP增速也会有所回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经难以做到。另一方面,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使得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下降,难以承受高的速度。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符合规律,逆规律而行,就会吃苦头,甚至适得其反。
(二)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国家只有13个。1950年至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 ,1973年至1990年期间回 落至4.26%,1991年至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至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至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至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至2013年期间下降至4.15%。环顾世界,不少国家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直接切换至4%左右的中速,而中国经济尚能保持7%~8%的中高位运行一段时期。
(三)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4%。2013年GDP总量已经达到56.9万亿元,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此庞大的总量基数,意味着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代表的增量不可小看。2013年GDP增量超过5万亿元,约相当于1994年全年的经济总量。即使是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中也处于领跑世界的地位。
二、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挑战与机遇并存
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中高速的新常态增长,但并不意味着中高速增长会自然到来。我们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同时也处在重大的战略机遇期。
(一)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
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来看,中国经济近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然而这两大红利正在衰退。
供给端的新常态: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劳动力资源数量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储蓄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经济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制造业迅速向中国集聚,我国也一跃成为世界工厂。然而2012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比重继续攀升,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2013年16~59岁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减少了244万人。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带来两大后果: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减弱;二是由于老龄人口增加,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将会下降,推高资金成本。这两大后果形成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需求端的新常态:全球化红利衰退, 外需减弱,外资退潮。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全球经济遭遇重创。如今,全球经济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疲弱且不均衡”,经济增长乏力。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全球贸易的急剧下降对中国出口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全球资本将加速回流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贡献巨大的外资也将难以重现昔日的辉煌。
(二)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面临处在重大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形势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这个大环境是明确的。而且,经济发展是全球国家的优先选择。因此,和平的大环境,全球发展经济的诉求,对我国来讲是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要清醒地认识这一国际大环境,抓住这一重大战略机遇。
从国内来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双重“保险”。一是庞大的储蓄规模,2014年10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112.47万亿元,同比增长9.5%,增速比上月末高0.2个百分点。二是庞大的外汇储备。截至2013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82万亿美元。庞大的储蓄和外汇储备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 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尽管经济增速放缓, 但是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而且经济增长更趋平稳。2014年前三季度,就业和物价形势总体稳定,1—9月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提前完成目标任务, 物价指数上涨2.1%,涨幅比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是8.2%,增长速度比GDP增速高0.8个百分点。这些基本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巨轮正在平稳换挡,稳定前行。而且,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多元化的强劲增长动力,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我们正致力于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正在形成。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已经超于了第二产业。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也大幅下降。这些表明中国经济前景更好,质量更优。
新常态下,我们正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政府自身大力地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务院各部门已经连续多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各地也大力推进简政放权,这些改革举措将大大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三、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是保持合理速度的增长
中国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进入增速换挡期,已经成为新常态,不可逆转, 我们无可回避。新常态下,我们不再追求高速增长,但并不意味着不要经济增长, 新常态下仍然需要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
(一)新常态下不可片面追求经济增速
长期以来,我们过度追求经济增速, 经济发展中一直以“快”为主,强调“又快又好发展”,而后调整为“又好又快发展”。个别地方对高速度的兴趣,远大于优结构,甚至经济增长速度上,互相攀比,层层加码。过去片面追求速度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既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也对资源形成了过度的消耗,这种发展方式不仅代价高昂,也难以持续。 总结经验教训,转变发展方式,顺应经济规律,我们不能再片面追求经济增速。
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今天的新常态,中国经济本身已经进入了“另一个轨道”,乘客会出现“晕车”等各种“不适应” 这很正常。如何认识这种风险,如何转换思维,适应新常态,保持平常心,就非常关键。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适应这种下滑,不允许下滑。患上了高速依赖症,而乱作为; 患上了刺激依赖症,想重回老路而胡作为;患上了改革恐惧症,不着力调结构、 惠民生而不作为。
(二)新常态下要追求合理的经济增速
经济增长速度 篇8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研究资料来自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资料涵盖全国内地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外)7~18岁汉族学生215 319名,其中男生107 687名,女生107 632名。抽样方法为分层整群随机抽样[5,6]。
1.2 方法
1.2.1 近视筛查
按“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检测细则”[5,6]要求检查视力,依据标准对数视力表,先右眼后左眼顺序检查裸眼视力和屈光状况。视力<5.0筛查为“视力不良”。进一步通过串镜检查,判断屈光不正性质,确定是否为近视,凡有任意一只眼近视即判定为近视。
1.2.2 曲线模型拟合
将近视检出率作为因变量y,标化年龄为自变量x为实足年龄,为实足年龄均值,为实足年龄标准差),分别拟合对数、指数、二次方、三次方函数方程,取R2最大函数方程作为所拟模型方程。本研究各组均拟合为三次方函数方程,再将标化年龄转化为原始年龄获得学生近视检出率随年龄增长模型:;进一步对近视检出率增长模型求一阶导数获得近视随年龄增长速度模型:。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检验分析百分率间的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性别、城乡间近视检出率差异,在Logistic回归基础上利用曲线回归分不同组拟合近视随年龄增长速度模型。
2 结果
2.1 我国汉族中小学生近视检出情况
我国7~18岁汉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57.30%,近视检出率为55.05%,远视检出率为0.57%,其他眼病检出率为1.69%。2010年各年龄组学生近视率与2005年相比均明显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7~18岁各年龄组增长幅度依次为6.61%,6.06%,9.43%,10.63%,11.11%,11.15%,11.84%,10.48%,6.00%,4.34%,2.86%和1.98%,平均增幅为7.55%;12岁组增幅最大,18岁组增幅最小,10~14岁组增长幅度明显(增幅均超过10%)。见表1。
2.2 性别、城乡间近视检出率
我国7~18岁男女生近视检出率分别为51.4%和58.7%,城、乡学生近视检出率分别为62.1%和58.7%。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性别、城乡间学生近视检出率差异,模型1分析显示,调整年龄因素后,女生患近视的风险要高于男生(OR=1.432,P<0.01);模型2分析显示,调整年龄因素后,城市学生患近视的风险要高于乡村学生(OR=2.020,P<0.01)。进一步将性别和城乡同时引入回归模型(模型3)发现,女生和城市学生是发生近视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1.446,2.030,P值均<0.01)。见表2。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2.3 近视检出率随年龄增长及增长速度模型
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学生近视检出率性别、城乡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分城男、城女、乡男、乡女四组分别拟合近视检出率随年龄增长曲线模型。本研究共拟合了对数、指数、二次方、三次方函数方程模型,拟合的曲线模型中三次方立方模型R2值高于其他曲线函数模型,且R2值均大于0.99,模型平均残差绝对值分别为0.90%,1.03%,0.66%,0.62%,表明学生近视检出率随年龄增长模型拟合为立方模型较为适合,见表3~4。进一步对4组近视检出率增长曲线模型求一阶导数,获得近视检出率随年龄增长速度曲线模型,均为二次方曲线模型,见图1。从近视检出率增长速度模型可以看出,城男和城女近视增长速度大致相同,乡男和乡女大致相同,城市学生在7~10岁组近视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乡村学生,各组在13岁以后近视检出率增长速度均呈下降趋势,城男和城女在17,18岁出现负增长。各组近视检出率增长速度各有特点,9~12岁城市男生近视检出率增长速度较快,11岁增长速度最高(6.71%);8~11岁城市女生增长速度较快,9岁增长速度最高(7.25%);11~15岁乡村男生增长速度较快,13岁增长速度最高(6.40%);10~15岁乡村女生增长速度较快,12岁增长速度最高(7.22%)。
3 讨论
2010年我国7~18岁汉族学生近视检出率达55.05%,各年龄组与2005年[5,6]相比均明显上升,并且存在以下特点:(1)近视发生呈现低龄化趋势,7岁组学生近视检出率为26.90%,12岁组学生为52.55%。另外,城乡男女学生近视检出率在小学低年级(7~9岁组)呈显著升高趋势,提示近视防控重点应向小学低年级及学前倾斜。(2)男生近视检出率虽然低于女生,但男生近视增长速度高于女生,尤其在青春期前后。(3)乡村学生近视检出率增加明显,与2005年[5,6]相比,乡村学生近视检出率平均增幅超过城市,11~18岁乡村女生近视检出率增幅明显高于城市女生,12~18岁乡村男生近视检出率增幅明显高于城市男生,表明乡村学生近视防治的力度需要加大。(4)城乡男女学生近视增长速度均呈“抛物线”形状,青春期后近视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可能与青少年眼球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调节能力强,球壁的伸展性较大有关。由于调节频度和时间也逐渐增加,睫状肌和眼外肌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过度的调节作用造成睫状肌痉挛,从而使视力减退[7],并在青春期后达到稳定。(5)高年龄组近视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个别年龄组甚至出现负增长,说明近视检出率已经达到极限,提示应在更早年龄阶段控制和防治近视。
本研究利用数学模型,通过拟合方程分析,揭示我国学生近视检出率随年龄变化规律,结果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近视检出率随年龄呈立方曲线模型增长,青春期前及青春期早期近视增长速度最快。在学生近视预防的工作中,应采取以下措施[8]:(1)学龄期早期是儿童视力发育的关键时期,不良的用眼习惯和用眼卫生知识缺乏等均可影响视力的发育[9]。应将学龄前期和学龄早期作为预防近视工作的重中之重,呼吁社会广泛参与,对孩子、家长和学校以及相关领域的社会工作者进行普及式的健康教育。(2)针对小学低年级及乡村学生近视增长速度快的特点,需要对该人群进行重点预防,加强用眼卫生教育,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3)进行早期视力筛查,及早发现近视并进行干预,可有效地改善儿童视力[10]。(4)从根本上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减少静态活动时间,提倡更为科学的用眼习惯。(5)近视的发展与学习行为和长时间近距离阅读等因素有关[11]。应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活动、增加室外活动时间、加强学生体育锻炼、改善学校照明环境、科学配备课桌椅高度等[12,13,14,15,16]。(6)近视率的增长与多媒体教学的普及和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普遍应用有较高同步性,多媒体等新型教学设备使用存在很多问题[17],亟需制定出台相关国家标准。
经济增长速度 篇9
关键词：可持续增长,超速增长,资本结构
一、研究背景
增长速度和资本结构是最基本的企业价值驱动因素。首先, 增长会提高企业收入和现金流量, 在资本回报率不变的情况下, 企业价值将会增加;其次, 增长往往需要增加融资额, 从而会改变企业融资规模以及资本结构。Marris (1960) 曾指出, 由于内部资源对企业增长速度的制约作用, 企业不能实现无限制的快速增长, 因此, 追求最优增长速度就成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必经之路。Robert C.Higgins在《财务管理分析》一书中指出, “快速增长可能导致对企业资源的极大消耗, 除非管理层意识到这种后果并能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控制, 否则快速增长将导致公司破产”。我国于2004年在深交所设立中小板, 在过去的七年中, 上市中小企业增长迅速, 但部分企业因增长速度过快, 导致资源短缺, 引发财务风险, 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企业增长速度与其资本结构的相关性。
二、概念界定
1.实际增长速度。Stephen Penman (2001) 认为, 用剩余收益的增长来衡量企业价值的增长是一种明智的方法, 即能够增加剩余收益的企业才是一个增长企业。Stephen A.Ross (2002) 提出, 公司的成长即是盈利的增长, 而盈利的增长是留存收益和留存收益回报率的函数,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直接用市盈率以及净资产倍率衡量企业的增长程度与增长机会。很多学者运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衡量企业的成长性, 本文拟采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衡量企业的实际增长速度。
2.可持续增长。Robert C.Higgins在《财务管理分析》一书中,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定义了可持续增长率的概念, 他认为可持续增长率是指“在现有财务资源不完全耗尽的情况下, 企业销售所能达到的最大比率”。Robert C.Higgins模型的建立基于以下三个假设: (1) 管理者没有新股发行; (2) 公司继续维持现有的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 (3) 企业以目前市场条件所允许的增长率增长。由此得到可持续增长率 (HG) 的模型:HG=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期初权益乘数×收益留存率。其中, 期初权益乘数=期末总资产/期初股东权益。
本文采用该模型界定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可持续增长率数值均取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3.超速增长。通常有两种衡量企业超速增长的标准, 一是绝对的衡量标准, 即当企业增长超过某一个固定的增长速度时, 即判断该企业为超速增长。该衡量标准主观性太强, 不容易把握。二是相对增长率的衡量指标, 即根据企业的内生资源变量构建可持续增长模型, 计算出可持续增长速度, 当企业的实际增长速度超过可持续增长速度时, 即认定为超速增长。
4.资本结构。资本结构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关系。狭义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中长期资本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 尤其是指中长期股权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构成比例。本文使用资产负债率指标来反映资本结构。
三、研究假设
企业筹资方式主要分为内源性融资和外源性融资。内源性融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存收益, 当企业的内源性融资无法满足需要时, 就会转向外源性融资。企业外源性融资方式包括银行借款、企业债券、发行股票等。优序融资理论认为权益融资会传递企业经营的负面信息, 而且外源融资要多支付各种成本, 因而企业融资一般会遵循内源融资、债务融资、权益融资这样的先后顺序。由此本文提出假设一:无论是超速增长样本公司还是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 其资产负债率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正相关。
企业增长会影响各项资本构成比例, 进而影响短期流动性。流动性过低很可能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 甚至危及公司的生存。然而, 过高的流动性会降低公司的盈利性。本文采用速动比率分析流动性水平, 原因是计算速动比率时, 速动资产扣除了流动性较差的存货, 能更准确地反映一个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因此提出假设二:超速增长公司的速动比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对于非超速增长公司, 其正常的流动资金即可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 不会对企业的流动性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因而也不会对企业速动比率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提出假设三:非超速增长公司的速动比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无显著相关性。
四、变量定义、样本选择与模型设定
1.解释变量。
(1) 实际增长率 (G) 。本文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表示企业的实际增长率,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本年末主营业务收入-上年末主营业务收入) /上年末主营业务收入。
(2) 超速增长率 (HG) 。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模型如前所述。当G>HG时, HG=1;当G
2.被解释变量。
(1) 资产负债率 (Y1) 。资产负债率反映的是企业总体负债水平, 是公司的总负债对总资产的比值。一般来说, 企业应该合理利用杠杆效应, 既不能过于保守, 也不能负债过高。
(2) 速动比率 (Y2) 。速动比率反映的是速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比率, 是衡量企业流动资产中可以立即变现用于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
3.控制变量。
为了更准确地考察公司增长速度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 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 引入如下控制变量:
(1) 公司规模 (ASSET) 。规模是影响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与大企业相比, 小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强, 抗风险的能力弱, 负债能力也较弱, 这类企业更倾向于股权融资。在一定的增长速度下, 不同规模的公司对资本结构的安排是不同的。本文以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公司规模控制变量。其计算公式为:ASSET=Ln (期末总资产余额) 。
(2) 资产担保价值 (CVA) 。债权人和股东对公司具有截然不同的现金流量索取权, 债权人具有优先索取权, 股东对现金流量具有剩余索取权。为了确定在多大程度上资产抵押价值影响债务水平, 我们把固定资产和存货视为可抵押资产。适用于担保的资产越多, 企业的信用越强, 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负债融资。本研究使用CVA来反映资产担保价值。其计算公式为:CVA= (期末存货+期末固定资产) /期末总资产。
(3) 非债务税盾 (NDTS) 。债务具有税收抵免作用, 折旧等“非债务”也可提供纳税抵减, 而且用其避税不会产生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因此, 拥有大量非债务税盾的公司要比没有此类税盾的公司更少利用债务。本研究使用NDTS反映非债务税盾。其计算公式为:NDTS=累计折旧/期末总资产余额。
(4) 总资产收益率 (ROA) 。收益是公司内源融资的基本来源, 也是其可持续增长与良好的“造血”机制形成的必要条件。本文选用ROA作为控制变量。其计算公式为:ROA=净利润/平均总资产余额=净利润/[ (期初总资产余额+期末总资产余额) /2]。
4.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深圳中小企业板2005~2009年的样本数据, 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 中小板市场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可以看出, 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总量上要超过超速增长样本公司, 大约是超速增长样本公司的1.1倍。2005年和2008年超速增长样本公司均明显多于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 其他年份超速增长样本公司少于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
5.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 运用统计软件SPSS Statistics 17.0, 分别以资产负债率和速动比率作为因变量, 以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等作为自变量, 就企业增长速度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做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 i=1, 2。
本文对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指标与各控制变量指标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是相关系数很小, 所以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五、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1. 超速增长样本公司。
表3显示中小板市场超速增长样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值约为41.5%。速动比率均值约为1.53, 表明这一类公司总体流动性较好。超速增长样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公司规模、资产担保价值、非债务税盾以及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均值分别约为31.24%、20.81%、43.60%、2.41%和6.74%。
2. 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
中小板市场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表4显示, 中小板市场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速动比率均值约为1.78, 高于超速增长。中小板市场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统计结果显示其资产负债率均值约为39.22%, 低于超速增长企业。中小板市场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公司规模、资产担保价值、非债务税盾以及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均值分别约为-3.31%、20.70、40.77%、2.36%和7.80%。
(二) 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本文将收集到的样本进行分组, 其中样本组1为2005~2009年中小板市场超速增长样本公司;样本组2为2005~2009年中小板市场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样本组3为2005~2009年中小板市场全部样本公司。
样本组1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 对于超速增长中小板企业, 资产负债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显著正相关, 速动比率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在0.0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从总体的检验结果来看, 各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均在0.7以下, 说明模型整体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下同。
样本组2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见表6。从表6中可以看出, 对于非超速增长中小板企业, 速动比率与企业增长速度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相关性不显著。控制变量中, 公司规模、资产担保价值、非债务税盾均与速动比率显著负相关, 而总资产净利润率与速动比率显著正相关;资产担保价值、非债务税盾均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但从总体的检验结果来看, 各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均在0.7以下, 说明模型整体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样本组3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见表7。从表7中可以看出, 各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均在0.7以下, 说明模型整体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三) 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1. 对假设一的回归分析。
(1) 中小板市场超速增长样本公司回归分析。本文用SPSS对模型进行回归, 得到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结果是:R方为0.535, 调整R方为0.530, 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显著性水平为0.000, 说明模型整体显著。表8为线性回归结果。分析结果显示, 中小板市场超速增长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显著正相关, 从而验证了假设一。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和资产担保价值显著正相关, 与非债务税盾和总资产净利润率显著负相关。
(2) 中小板市场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回归分析。本文用SPSS对模型进行回归, 得到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结果显示, R方为0.382, 调整R方为0.379, 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显著性方面, 显著性水平为0.000, 说明模型整体显著。回归检验的结果如表9所示。表9显示, 中小板市场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显著正相关, 验证了假设一。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规模和资产担保价值显著正相关, 与非债务税盾和总资产净利润率显著负相关。
通过对主板市场和中小板市场各类样本公司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看出, 资产负债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即增长速度显著增加了企业的负债融资。比较相关系数可以发现, 超速增长样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相关系数要大于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的相关系数, 说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对超速增长样本公司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
2. 对假设二的回归结果分析。
针对中小板市场超速增长样本公司, 本文用SPSS对模型进行回归, 得到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结果是:R方为0.418, 调整R方为0.412, 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 显著性水平为0.000, 说明模型整体显著。回归检验的结果见表10。
表10显示, 速动比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显著负相关, 说明对于中小板市场超速增长公司, 较快的增长速度会降低公司的速动比率, 降低企业的流动性水平, 该结论也验证了假设二。速动比率与公司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显著负相关, 与非债务税盾、总资产净利润率显著正相关。
3. 对假设三的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用SPSS对模型进行回归, 得到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结果是:R方为0.269, 调整R方为0.262, 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显著性水平为0.000, 说明模型整体显著。回归检验的结果如表11。表11显示, 速动比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但是很不显著, 说明对于中小板市场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并不会增加企业的短期债务, 这与前文的假设一致。
六、研究结论和建议
第一,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均显著影响资产负债率。随着企业增长速度的加快,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显著提高。因而, 在企业发展中, 应适度的提高企业增长速度, 切不可盲目追求增长, 导致资产负债率升高, 债台高筑, 甚至导致资不抵债, 引发财务危机。
第二, 超速增长样本公司速动比率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显著负相关, 而非超速增长样本公司速动比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相关性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 超速增长会对企业的速动比率产生明显影响, 即超速增长会降低企业财务的流动性, 削弱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
总之, 管理层应慎重看待企业增长, 树立理性增长的价值管理观念, 摒弃“增长即是效益”的错误认识, 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企业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汤谷良, 杜菲.试论企业增长、盈利、风险三维平衡战略管理.会计研究, 2004;11
[2].陆正飞, 辛宇.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因素之实证研究.会计研究, 1998;8
经济增长速度 篇10
但是，当政治中心、音乐之都、宜居小镇、高科技企业孵化地、冒险之旅这些关键词同时出现时，你会想到哪座城市？没错，它就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一个集小镇风情和大气之感于一身的城市。
这个被《国家地理杂志》称为“啥都不缺”的美国小镇依河而建，拥有200多个爵士、蓝调、乡村、摇滚乐的场馆，在这里，每年会举行两场全美顶级的音乐盛典：“SXSW”西南偏南音乐节与Austin City Limits音乐会。
除了拥有“世界现场音乐之都”的美称外，由于大量高科技企业在此落户，奥斯汀还获得“硅山”（Silicon Hill）之称，与美国加州的“硅谷”（Silicon Valley）遥相呼应。2014年，《福布斯》将奥斯汀列为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城市，而这已经是它连续四年摘得此桂冠。
《福布斯》的文章称，“奥斯汀坐拥年均2.5%的人口增长速度，以及5.88%的经济增长率，这让其他城市难以匹敌。”这个当初只有700多名居民，以木屋、帐篷为主要居住场所的农业小镇，如何发展成如今以知识、科技、金融和服务业为主的美国新型宜居城市代表的呢？
教育中心
1871年圣诞节，早晨10点45分，火车的汽笛音穿透清晨新鲜的空气，第一辆机车驶进奥斯汀市，在铁轨旁焦急等待的人们一阵欢腾，庆祝铁路将奥斯汀与得克萨斯州另外两个重要城市——休斯顿和加尔维斯顿——连接起来，实现互联互通。
作为边境地区唯一通铁路的小镇，奥斯汀一夜之间成为广袤南部地区的商业中心。铁路的修建给奥斯汀带来短暂的繁荣，但随着铁路网络不断扩建，到1876年，奥斯汀地理位置优势不再，贸易机会流向更近的城市，其商业辐射力开始减弱。
正当奥斯汀市一度辉煌的经济前景逐渐暗淡之时，得克萨斯州的一项议案为奥斯汀打开另一扇机会之窗：尽快建立一所一流大学，并由选民决定学校选址。
敏锐地感知到这将是改变城市命运的良机，奥斯汀将争夺学校这一重任赋予当时34岁的政界新秀亚历山大·佩恩·吾尔德里奇。作为学校公共教育理事会的董事，数月前他刚刚领导建立起奥斯汀市的公共教育体系。吾尔德里奇临危受命，在全州内游说，最终帮助奥斯汀这场“学校之争”中胜出。自此，这个边境小镇又多了一个身份标签：教育中心。
尽管短期内得克萨斯大学并没有为奥斯汀带来经济上的繁荣，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教育资源内化成奥斯汀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成为人才输送的“源泉”。作为全美顶级的公立学校，得克萨斯大学拥有48000名学生，不断为就业市场输送工程师和研究人员。据统计，奥斯汀有大学以上学位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38%，在全美名列前五。
经济梦碎
与此同时，奥斯汀开始探索发展经济之道。怀揣着将奥斯汀打造成美国南部制造业中心的梦想，时任市长约翰·麦当劳大幅举债修建一座60英寸高的奥斯汀大坝，负责供应城市的用水用电，市政府同时将过剩电力出售给大型制造厂，一举两得。
1893年，奥斯汀大坝竣工。当时，“他们认为这（大坝）是治愈经济萧条的万能药。”可惜，这只是“看起来很美”，现代蒸汽机盛行大大减少了工厂的选址禁忌，企业家不再将电力供应作为投资建厂的首要考虑问题。“奥斯汀大坝变成一个脱离现实政策的怪异产物。”1900年4月6日，伴随一声巨响，大坝在暴雨中轰然崩塌，彻底为奥斯汀成为南部制造业中心的梦想画上句号。
奥斯汀带着它破碎的梦想和沉重的债务进入20世纪。
当时政府负债累累，公共资金严重不足，但公众却不同意政府发债筹集资金。城市里到处都是没有铺砌的土路，公共卫生环境极差。《政治家》撰文称：“奥斯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得克萨斯州唯一没有停车场的城市。”报纸也揶揄称：“一只英格兰麻雀飞过奥斯汀，都要冒着将自己的影子留在泥泞里的风险。”
重新定位
不再盲目沉迷于工业化的发展，奥斯汀开始反思，找寻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
“我们当然欢迎新的企业，但是我不确定这些企业是否那么重要，我们很适应现在宜居城市的定位，”奥斯汀商会经理瓦尔特·朗当时接受采访时表示。
一家咨询公司在制订奥斯汀城市规划时，认为发展工业并不符合奥斯汀的城市特质。作为州政府和得州大学所在地，同时作为一个完美的居住城市，拥有宜人气候和自然风光，奥斯汀应该继续其“文化和教育中心”的定位。这个结论指导了未来二十年奥斯汀市发展。
重新定位后，奥斯汀再次起航。
1909年，吾尔德里奇赢得市长选举。在担任市长的十年任期内，他提出很多有远见的想法，其中很多政策的效果甚至在他卸任后才开始慢慢体现，比如，他提议建立一个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提出一项旨在提高市民生活的“舒适度、便利度和幸福指数”的城市规划，这些政策直到1930年才“开花结果”。
在任期间，他改造街道铺上柏油路、升级道路两旁的照明系统、新修下水道、降低水费、电费、建立一个医院、修建一些公园。这些举措谈不上意义深远，但也绝不算无足轻重。它为奥斯汀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并为后来的政策制订者指明道路。
1928年，奥斯汀提出建都以来的首个城市规划，同时举债425万美元，改造街道、下水道，修建公园、游乐场、学校，建立市医院、消防部门、公共图书馆和飞机场。吾尔德里奇当初的想法终于外化成切实可行的措施。
1929年，奥斯汀进入10年的飞跃发展期。而那一年，正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第一年。
科技已经成为奥斯汀的DNA
此后，奥斯汀一直维持其中等发展速度，但同时保留它的小镇风情。很多居民之后都会回忆起那时候美好的旧时光：社区中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和谐的邻里氛围、闲适的生活节奏、质朴的自然风光、走路即可到市中心的便捷。
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奥斯汀的工业梦想再次蠢蠢欲动。“奥斯汀地区经济发展基金会”应运而生，旨在吸引一些与奥斯汀内在气质“合拍”的企业入驻城市，包括高科技产业、绿色能源、环保产业，以及科研机构。
几乎在同一时间，得克萨斯大学收购城市北部的一个工厂，将其改造成实验室，教职工和学生在这里进行大量科研项目。很快，得克萨斯大学成为孕育科研公司的温床，并培养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包括Dell创始人迈克·戴尔。
1967年是奥斯汀发展的转折点。那一年，它终于吸引到IMB在这里投资建厂，这是首个美国高科技大企业选择了奥斯汀。此后，众多小公司纷纷来到奥斯汀投资兴业。
1983年，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市政府、州政府和美国高科技企业联手发展在奥斯汀成立了Micro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Consortium （MCC）。由于MCC是一个联合管理的企业，美国各个高科技企业都派人参与，各大公司的行政主管等渐渐认识到奥斯汀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城市，也具有非常好的高科技发展潜力，于是各大公司纷纷来奥斯汀设立分部，其中包括Cisco、 Intel 、 AMD 、 Motorola 、 Freescale 、 Sun Microsystems 、Samsung等。
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聚集到奥斯汀，“硅山”由此得名。
科技已经成为奥斯汀的DNA，据统计，奥斯汀拥有4000多家从事高科技的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市总数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