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职教育经济增长（共7篇）
中职教育经济增长 篇1
一、引言
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 是实现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西藏的各类教育从无到有, 从大到小不断发展壮大。但是西藏职业教育存在起步晚, 规模小、初、中等职业教育尚处于落后状态、职业教育发展缓慢、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制约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2006年西藏自治区贯彻国务院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指出, 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把加快职业教育, 特别是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与繁荣经济、促进就业、消除贫困、维护稳定、建设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 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西藏输送合格人才。2002年, 国家安排专项资金3000万元启动了自治区和昌都、日喀则、林芝等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建设。
二、数据选择和研究过程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西藏统计年鉴 (2013年) 》和2003-2012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方法很多, 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法、有索罗的速度增长模型方法、有生产函数法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法、有丹尼森因素分析法计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等方法。但最为常见的分析中等职业教育和西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关关系、最能反应中等职业教育对西藏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是回归分析法。
本研究以EViews (统计分析软件) 为分析工具, 以2003年—2012年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人数为基础, 揭示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的依存关系, 构建相应的数学模型, 探讨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告, 西藏统计年鉴 (2013) [Z].
三、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与西藏GDP总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与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一) 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与西藏GDP总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利用Eviews软件作出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与西藏GDP总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图, 如图1-1所示。
如图所示, Y代表GDP, X代表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人数, 由此可见, 从2003年至2012年随着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人数的增加, 西藏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在增加, 这表明西藏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西藏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
(二) 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与西藏GDP总量之间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更好地揭示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与西藏GDP总量增长之间的关系, 建立一元回归模型。
1. 假设建立如下一元回归模型:
表1-2给出了采用Eviews软件对表1-1中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计算结果。
一般可写出如下回归分析结果:
其中, 括号内的数值为相应参数的t检验值, R2是可决系数, 是调整后的可决系数。
2. 模型检验
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 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8, 临界值tα/2 (n-k) =2.306。由表1-2中数据可得, 与对应的t统计量为3.004096, 其绝对值大于tα/2 (n-k) =2.306, 这说明应当拒绝原假设, 也就是说, 当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解释变量“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人数的增加” (X1) 对被解释变量“西藏国内生产总值GDP” (Y) 有显著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说明, 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年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人数每增加1人, 西藏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会增长0.020031亿元。
(三) 西藏高等教育与西藏GDP总量之间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更好地揭示西藏高等教育与西藏GDP总量增长之间的关系, 建立一元回归模型。
1. 假设建立如下一元回归模型:
同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与西藏GDP总量回归分析一样, 采用Eviews软件对表1-1中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计算结果。
一般可写出如下回归分析结果:
2. 模型检验
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时, 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8临界值tα/2 (n-k) =2.306。由表1-3中数据可得, 与对应的t统计量为5.860176, 其绝对值大于tα/2 (n-k) =2.306, 这说明应当拒绝原假设, 也就是说, 当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解释变量“西藏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增加” (X1) 对被解释变量“西藏国内生产总值GDP” (Y) 有显著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说明, 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年西藏高等教育人数每增加1人, 西藏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会增长0.018508亿元。
四、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与西藏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对比
通过对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与西藏GDP总量之间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和西藏高等教育与西藏GDP总量之间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的对比,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 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年西藏中等职业教育人数每增加1人, 西藏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会增长0.020031亿元。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当年西藏高等教育人数每增加1人, 西藏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会增长0.018508亿元。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西藏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比西藏高等教育经济增长贡献率高。
五、结论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2003年—2012年西藏中等职业教育对西藏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0031%, 高于2003年—2012年西藏高等教育对西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说明西藏高等教育的普遍化使得西藏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的依赖增加, 但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高于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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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育经济增长 篇2
1 实验教学成本的构成
实验教学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包括实验教学仪器设备折扣、基础设施折旧、教师课时津贴;可变成本包括药品、试剂、一次性消耗材料、动物、水电费、仪器设备维修等。固定成本在一定时间内是相对不变的, 可变成本是变化的、可人为控制的。
2 实验教学成本增长的原因
2.1 高科技的发展与各种级别达标评估
当今社会大量的高科技、现代化医疗设备充实到各级医院, 在理论教育与临床实际相适应的过程中, 学校加大投资力度, 增加大量先进设备, 使实验教学固定成本急剧上升, 各种形式的达标评估使投资到实验室建设的资金也明显增多, 购置大量先进仪器设备但利用率极低, 甚至被搁置, 致使实验教学固定成本增加。
2.2 一次性材料的使用
随着临床医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学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 一些岗位实验人员相对缺少, 为使实验顺利进行, 原先使用的非一次性材料改为一次性材料, 如免病、化学、生化等学科使用的玻璃仪器、试管, 基础护理学使用的一次性注射器、输液管、弯盘和绷带等。这些一次性材料的使用, 确实免去了实验后实验人员大量的清洁、整理工作, 减少了工作量, 但实验教学成本却成倍增长了。
2.3 购买已配制好的试剂进行实验
配制好的试剂的特点是直接使用、操作简单方便, 但其成本确实是自制试剂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如生化检验甘油三脂 (100ml/盒) 的价格为200～300元, 而自制的成本不到50元。目前, 生化检验课的各项生化指标测定、免病课大部分实验都使用已配制好的试剂盒, 使实验成本显著增高。
2.4 重置实验, 造成浪费
当前我国在实验技术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 其根本原因是学生独立操作机会太少, 因此, 必须进行实验教学改革, 增加学生独立操作的实验实训课, 加强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 同时也增加了实验实训物资的消耗, 这是实验教学成本迅速增长的又一个原因。学生独立实验实训机会增多, 实验成功率也相对下降, 又导致重复实验, 造成人为的浪费, 增加实验教学成本。
3 实验教学成本增长的对策
3.1 树立效益观念, 加强物资管理
3.1.1 充分提高实验动物的利用率、合并实验项目
生理、药理、微免实验课都需要大量的实验动物, 如生理实验课每年用兔子和青蛙等动物, 如果按以前的做法每班每次实验分8个实验小组进行, 每组用青蛙3～5只, 青蛙实验项目有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的制备、刺激与反应、反射弧分析、骨骼肌单收缩和强直收缩、蛙心搏动观察等近10个实验项目[1], 所有班级所用青蛙的数量约800只。用到兔子的实验项目约有6个, 每个班级每次实验用兔子4只, 那么共用兔子约25只, 几十个班级用兔子就达到几百只, 经费达几万元。这对目前经费比较紧张的学校而言压力很大, 为此, 许多学校压缩实验项目, 不开或少开实验课, 学生缺乏实验技能的培养和锻炼, 那么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就成为一句空话。为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和观察能力, 既保证实验效果, 又要节约开支, 只能合并实验项目, 节约动物。即将2学时分开上的实验内容合成4学时, 将相同的实验动物、不同的实验项目进行合理规划后合并在一起。同时, 也可以一只实验动物由多个学科实验课共同使用, 只要各学科实验室做到相互协调, 在不影响教学进度的前提下, 合理安排实验内容, 将用兔子的实验课统筹安排在同一星期内开展, 从而有效提高兔子的利用率, 最终达到降低实验教学成本的目的。
3.1.2 收集医院淘汰的仪器用于实验教学
医院临床对仪器精度要求远高于教学要求, 需要检查结果非常准确客观, 而实验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实验原理、了解与熟悉相关操作规程, 因此, 误差略微偏大, 并不影响实验教学。针对这一特点, 我校从医院收集的其淘汰不用的各种贵重仪器用作实验教学, 如我校影技专业、检验专业从附属医院收集的其淘汰的CT、B超和自动生化分析仪等仪器, 都能很好的用于实验教学, 仅这种做法就为学校节省资金几百万元。
3.1.3 与医院合作教学, 充分利用外部资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一些用于医院临床辅助检查的仪器价值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学校无能力购买, 也无法从医院收集其淘汰品。为保证教学质量, 确保学校教学与医院临床不脱节, 我校开拓创新, 不局限教学于校内, 充分开发利用外部资源, 与有关医院合作教学, 定期组织学生到医院参观、见习、由医院经验丰富的主任或主治医师负责带教工作。
3.1.4 加强损耗大的实验用品的管理
实验中经常使用到的各种刻度吸管、试管、烧杯、量筒等易损耗实验用品, 虽然一只并不是很昂贵, 但是积少成多、损耗较大。我们对损耗实验用品比较多的专业, 如护理与检验专业, 每2～4人组成一组, 每组配备柜子及锁头, 保管好本组的实验用品, 每学期首次实验课签领本组练习所需的实验用品, 学期末最后一次实验课清点签名, 损坏严重的, 必要时要适当的赔偿, 虽不能补足原价, 但起到警示作用, 使易损耗实验用品的损耗量大大减少。同时要经常教育学生爱护公物、节约用品。
3.1.5 协同管理, 提高仪器的使用率
提高仪器的利用率是降低实验教学成本的关键。根据不同专业与学科的部分实验课所用仪器相同的特点, 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 由原来分散购置、各自使用改为集中购置、专人管理、统一使用, 如血压、体温的测定这一实验内容, 在生理学、内科学、基础护理学中都有这一实验, 药物化学、理化检验都有PH值测定的实验教学内容, 还有很多学科实验教学内容所用的器材都基本相同, 通过协同管理, 使仪器得以充分利用, 提高了仪器的利用率, 达到了资源共享的目的。
3.1.6 树立节约意识, 为学校增效节支
实验人员能自己配置的试剂尽量自己配置, 能重复使用的药品、材料都尽量重复实用, 一次性材料改变为反复使用的材料, 如学生练习无菌操作用的一次性手套, 护理学学生口腔护理练习用的一次性弯盘等, 从而节约开支、降低实验教学成本。
3.2 教师要注重实验教学质量, 提高实验成功率
实验教学质量的好坏, 不仅直接影响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 也影响实验教学成本。实验成功率是衡量实验教学质量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 因此, 教师在实验教学中不仅要注重教学过程, 更要注重质量, 要求学生做好预习, 实验讲解时要重点强调实验中的注意事项, 尽量减少实验的失误率, 增加实验的一次性成功率, 相对降低实验教学成本。
3.3 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改变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
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 开展多媒体教学, 建立多媒体实验室, 为学生提供不受时空限制的实验环境。对于那些难度大, 操作复杂以及消耗材料昂贵的实验和一些有毒、有害物质的实验, 组织专业人员并把专业人员进行实验操作的全过程拍录下来, 在声音、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表现手法的帮助下, 让学生观看多媒体可获得与实际实验相同的教学效果。因此, 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 开发多媒体教学, 使学生掌握相应知识和技能, 是降低教学成本的又一途径。
3.4 改革或适当整合实验内容
以教学大纲为基础, 紧跟医学临床的发展, 以实用为原则, 对教材的实验内容进行改革或适当整合, 使学生学有所得的同时也降低实验教学成本。
实验教学费用的不断增长与教学经费的投入不足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实验教学的顺利开展, 可通过采取上述各种方法、措施, 有效降低实验教学成本。
参考文献
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 篇3
(一) 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哈罗德、多马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 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 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增长问题, 但其主要还是在资本系数不变的基础上, 强调经济增长理想状态实现的困难性, 即所谓“刃锋”上的均衡增长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 以索洛-斯旺模型 (1956) 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 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 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 索洛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 (劳动和物质资本) 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 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 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难发现, 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 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 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避免“不愉快的结果”, 阿罗、宇泽弘文和谢辛斯基等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的研究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 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 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 (或劳动力) 的自然增长率, 因此, 这些模型仍没有最终解决“索洛剩余”问题, 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索洛剩余”又称, 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分开, 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 即
式中, ΔY是产出增长率, ΔK是资本存量增长率, 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 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 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问题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理解:假设有间制鞋厂在1990年正式成立, 厂长投资2万元用于购买设备, 并雇佣了10名员工。此时, 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出2双鞋。在10年之后, 原设备报废并且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先进有便宜的设备, 于是制鞋厂还是投资2万元购买新设备并仍然雇佣原来的10名员工。此时, 因为员工们经过10年的工作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 所以生产效率是每小时5双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时多生产3双鞋, 虽然这个制鞋厂的员工数量不变, 资本投入仍是2万元, 但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种生产率难以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 因此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厂的发展过程表: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 通过发掘斯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 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 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二) 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涵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需要解释 (积累的生产要素) 收益递减不会发生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 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 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源泉与动力。如罗默 (1986) 认为, 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防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 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 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 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 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 (1988) 则认为, 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 (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 具有核心作用, 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 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产生贡献, 从而使生产呈现规模递增收益, 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 并且是“内生的”, 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 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的, 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如卢卡斯 (1988) 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 (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 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罗默模型 (1990) 中, 知识或技术进步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罗默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 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 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这种技术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 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 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 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总之,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如罗默 (1986) 、卢卡斯 (1988) 认为, 无意识的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理解增长的钥匙在于知识的“连续增进”。罗默 (1990) 、塞格斯特罗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则认为, 源于有意识的投资、创新和发明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 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 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 则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 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 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 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二、中国目前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现状
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该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 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 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 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一) 技术创新的多部门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 最终产品并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中间产品生产的, 而是由很多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的。比如说, 汽车是由轮胎、钢铁、窗口、电灯泡、传感器、电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清楚地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必须把中间产品的多样化考虑在内。具体说, 新技术在经济中并不是瞬间实施的, 而是逐渐扩散的, 其中一个部门往往从研发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验中获得思路。这一过程已经被一些学者, 例如罗森堡等进行了描述, 如美国机床技术的扩散。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 以及R&D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和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硅谷原指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他克拉克县。现在硅谷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基地, 微电子工业基地, 高技术集中区的代名词。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王国, 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建厂, 各厂之间的最新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 同时各厂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关系, 所以形成良性的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
(二) 资本积累
技术创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 或是物质资本, 或人力资本。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 比如, 德朗和萨默斯曾指出, 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 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 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很快。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中的研发部门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 不仅使用许多物质资本, 如计算机、精密仪器以及其他的实验设备, 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积累了许多人力资源, 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资本包括进来之所以重要, 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实际, 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系列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提出的挑战。从长期看, 增长率将会同时受到从事研发的激励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激励的共同影响。
(三) 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
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创新网络构成以及制度环境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 有理由预期, 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模式应当会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目前的分类, 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产业, 共21个细分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虽然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 但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决定了它们都高度依赖技术创新, 为了判断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 对内部研发与外购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策略所作的选择, 我们首先按产业大类逐年计算了上述五项不同的技术创新支出占技术创新总支出的比重。我们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从中可以看出, 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 同时运用了内部研发和外购两种策略, 但技术外购的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内部研发。以医药制造业为例, 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只占27.18%, 而两类技术外购的直接经费支出则占了71.08%。这说明, 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策略是以外购为主的。在具体外购策略的选择上, 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之外, 其他产业中的企业对以购买新设备这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技术外购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术外购, 而在正式的技术外购中, 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又远远超出了对国内技术的购买,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所占的比重最低仅为0.24%。消化吸收作为外购策略的一种延伸其经费支出额度相对也很低。
三、完善我国资本积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一) 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提高积累的质量
当前, 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居民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在满足目前的消费水平条件下, 尽量提高积累水平, 保持高积累率, 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 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同时, 应通过建立遗产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形式, 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 扶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 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 应进一步处理好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 (集体) 、个人之间的均衡分布关系, 保证生产与生活消费的协调健康发展, 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资本积累质量。此外, 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 为公众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环境。
(二)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 应大力培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 通过培育高质适量的中小银行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 同时, 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防止国有银行的信贷投向过度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 只要贷款符合“三性”原则, 应消除所有制偏向, 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信贷市场。其次, 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加快金融市场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 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场的同时, 应尽早培育二板市场, 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场所, 在一手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同时, 另一手则抓好金融秩序与风险的监管, 保障资本积累向资本运用的投融资转化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 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消除现行投融资的“所有制歧视”现象
政府应对过时的投融资法规加以修改, 进一步改善私人投融资环境和条件, 在投融资过程中, 应给予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同的国民待遇, 减少行政干预, 降低投融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 为各类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宽松的投融资体制与环境, 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真正体现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 从根本上提高投资效率, 促进经济增长, 资本的运用应充分遵循资本规律, 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
(四)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 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
国有企业的改革应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 明确产权, 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 培育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家, 通过多种实现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改造, 在技术、产品、管理等多方面着力进行改革。对必须由国家控制的重点行业和企业加以重点扶持, 对可以由市场主体经营的国有企业可通过拍卖、改组、改造的方式逐步推向市场, 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 同时解决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总之,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 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只有妥善解决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 才能进一步提高资本运用效率, 促进资本形成与经济的互动发展。
摘要：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 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 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学说。毫无疑问, 技术的扩散和学习以及资本的引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梳理内生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之后, 着重从内生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角度讨论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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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育经济增长 篇4
关键词：同步性,增长率,MATLAB作图
关于收入增长、经济增长及物价增长有着一定的动态关联性, 离开经济增长谈收入增长或离开物价增长谈收入增长, 得出的结论都会有失偏颇。因此, 在研究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究竟是快是慢时, 应该把是否与经济增长或与物价增长协调发展作为重要依据。同时, 还应该对收入增长、经济增长及物价增长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 以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13统计数据, 提取1990-2012相应的GDP增长率、城镇收入增长率、城镇CPI增长率整理如表1所示:
经济增长一般情况下可以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物价增长, 而实际工资增长速度是低于社会总产出的增长速度, 当社会未达到充分就业时, 社会总产出水平、名义工资率与价格水平呈正向关系。基于这些理论和研究, 通过对1990年到2012年以来的相关数据做出GDP增长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和城镇居民CPI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图以及他们之间增长速度对比的差值图来说明收入增长、经济增长及物价增长的同步性。
对表1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用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减去GDP的增长率;城镇居民CPI的增长率减去GDP的增长率;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减去城镇CPI的增长率;获得表2的数据。
表2数据表明:城镇居民CPI增长较GDP增长速度均为负值, 说明城镇居民CPI增长落后于GDP增长, 而且差距较大, 在1994-2000年差距逐渐减小, 2000-2008年差距逐渐加大, 近年逐渐减缓。存在两个波峰达到-20, 说明CPI增长与GDP增长同步性较弱。
通过MALTAB用表2中的城市GDP、CPI、收入增长率差值数据做出增长率对比图, 如图1所示:
图1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GDP增长速度大部分为负值, 说明居民收入增长慢于GDP增长, 且他们的对比速度的差值相差不是很大, 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性较强, 出现明显的波动。在2004年和2010年, 联系到这二年国家实行了相应的宏观调控, 说明行政的手段可以干扰到居民的收入与GDP的增长速度。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CPI均为正值, 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CPI增长。但这个差距自从2000年来以后逐渐缩小的。
参考文献
[1]张志柏, 俞自由, 解振鸿.物价、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J].财经研究, 2001 (03)
[2]龚六堂.高级宏观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164.
[3]王军强, 于一, 左停.城乡居民收入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3 (01) :44-49.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分析 篇5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现状及模型理论基础
本文基于1978—2005年经济增长与就业数据, 并对经济总量除以价格指数得出剔除价格因素后的经济增长总量同时对剔除价格因素后的经济总量和就业量数据取对数进行处理, 采用对数模型的特点是可通过系数来判断弹性大小。为此, 我们利用单位根检验验证序列平整性, 用协整检验经济增长和就业量的长期均衡关系, 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两者间因果联系。
二、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
1. ADF单位根检验
ADF检验是通过下面三个模型完成的:
模型3中的t是时间变量, 代表了时间序列随时间变化的某种趋势 (如果有的话) 。虚拟假设都是H0:δ=0, 即存在一单位根。模型1与另两模型的差别在于是否包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只要其中有一个模型的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 就可以认为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当三个模型的检验结果都不能拒绝零假设时, 则认为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当三个模型的检验结果都不能拒绝零假设时, 则认为时间序列时非平稳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1可知, ROGG和ROEG的水平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
2. Johansen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Engle和Granger (1987) 提出的两步检验法;二是由Johansen和Juselius (1990) 提出的最大似然估计法。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在小样本下, 参数估计的误差相当严重, 而最大似然估计法克服了其缺陷。本文根据Johansen的最大似然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注:ROGG (rate of GDP growth) , ROEG (rate of Employment growth) 。检验形式 (C, T, K) 分别表示检验是否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 0表示无此项。加入滞后阶数是为了使随机误差项为白噪声。
Johansen检验给出了协整向量的最大似然估计统计量, 以及协整向量个数r。当似然比统计量大于临界值, 则拒绝原假设, 否则接受原假设。另外, 运用Johansen检验来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之前, 要考虑自回归阶数的选择, 本文选择根据AIC准则来确定。检验结果如表3
检验结果表明当r芨1时, 出现了第一个不显著的统计量 (0.39<3.84) , 这说明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两个序列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和名义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的均衡关系, 但从中我们不能得知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即经济增长会不会带来名义就业的增长, 名义就业增长能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为解决此问题, 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即对序列Y和序列X, 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 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 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
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是中国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就业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格兰杰原因。
通过上述计量分析我们初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在样本期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然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不是名义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即中国高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高的就业增长。
三、结论与建议
中国GDP的平均就业弹性在1978—1989年为0.34, 1990—1999年为0.112, 2000—2006年为0.117。中国目前就业弹性为0.1左右, 也就是说, GDP增长1个百分点, 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 大约是75万人左右。反映出中国在经济保持高增长的同时, 就业变动对于经济增长变动的反映比较迟缓。
第一, 调整产业结构, 加大第三产业发展力度。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 第三产业是最能吸收劳动力的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约在0.4左右, 按中国第三产业每年增长率8%来计算, 每年第三产业增长可带来约600万城乡劳动力就业。与其他产业相比较, 每增加100万元投资, 重工业仅能增加400个就业岗位, 轻工业提供700个左右, 而第三产业则可增加1 000个以上就业机会。对于一些西方国家, 第三产业在GDP所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而他们也是通过增加第三产业的投资来实现就业的增长。因此, 中国应大力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提高第三产业在GDP的比重与占就业人数的比重。
第二, 提高劳动者素质, 减少摩擦性失业。造成中国就业问题严重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供求失衡, 低素质的劳动力大量过剩, 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又相对短缺。一方面用人单位招聘不到急需的人才, 另一方面则是求职者抱怨用人单位所设置的门槛太高。这种低素质劳动者供过于求、高素质劳动者供不应求的局面限制了就业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在中国当前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背景下, 越来越排斥非熟练尤其是没有经过技能培训的劳动者就业。
第三, 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 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过快流动。由于中国城市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和集中有关, 因此, 控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似乎是缓解城市失业问题的正确选择。中国应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同时发展农业产业化, 鼓励农民从传统的粮食生产转向就业弹性较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 减轻和延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参考文献
[1][美]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中职教育经济增长 篇6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 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由劳动、资本和技术因素组成,从古典经济理论开始,人们对劳动和资本因素的作用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但对于技术进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有着较大的争论,而我国对技术进步的认识则更晚。 因此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出较为庞大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已经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我国如何制定有效的技术促进政策,迎头赶上知识经济时代,对于我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1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与意义
1.1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西方的一个经济理论, 其认为经济可以不依靠外力推动而自行实现持续增长,而其增长的推动因素是内生的技术进步,其代表性理论由罗默和卢卡斯提出。 罗默认为经济发展利用的资源需要考虑知识资源而不仅仅是传统理论中的自然资源。 在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有效的知识和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来源,这种资源一方面存在很强的可复制性,另一方面知识和技术可以随时间而不断丰富积累,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卢卡斯的经济理论中,他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与之相对应的是物质资本), 与知识资源不同, 人力资本存在着边际递减效应,一个区域内的知识资源可以无限制积累,而人力资本的数目却受到人口和教育资源的限制。 但无论是罗默还是卢卡斯,都认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因素在于技术进步,一个地区要想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源源不断的教育资本投入和技术人才吸收。
1.2 内生增长理论的优点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经济推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和劳动两大因素,但却无法解释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罗默很好地纳入了技术因素,并详细解释了技术进步的来源,即由正规教育或职业培训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和科学研发、发明创造中产生的知识资源所共同形成,并最终促成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同时,内生增长理论和传统增长理论关于垄断的看法也存在差异: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竞争是增长的推动力,而垄断则有损于经济增长的积极性。 罗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则认为, 对于个人或小规模研发团队来说,具有垄断性质的知识产权可以激励持续研发工作的进行,而对于大规模的科研单位,垄断性有助于科研人才和研发资源的集中覆盖,而由于技术相比于资本和劳动具有溢出性,其大规模投入的产出一定程度上是非竞争性的,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3 内生增长理论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20 世纪末,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 “知识经济”支持,当前世界的经济发展推动力,已经由传统工业所代表的人力和资本投入,转化为知识和智力要素。20 世纪80 年代建立的一大批智力集中型企业, 已经成长为一批高科技公司巨头,如IBM、微软、谷歌、苹果等,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格外耀眼。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更是机遇与发展并行。 “十二五”期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已经增长到55.1%,高新技术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8.7%, 技术进步对经济的推动力可见一斑。 但相比起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增长和知识进步的相互作用性仍然不强,知识增长、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主要依靠国家的政策性投入,而非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所驱动。 另外,国家财政性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是经济增长推动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为9%,世界平均水平在7%左右,而我国这一指标目前仅仅达到了4%的基础水平线。
2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措施
2.1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源丰富的地区容易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而随着产业的升级,知识资源的重要性逐渐体现。 根据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理论,增加技术进步的重要措施在于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我国目前的投资结构中,对于不发达地区的投资往往局限于物质资本的投入,却不能改变地区物资贫乏、人口素质低下等根本问题。 政府需要认识到广义上的人力资本投入包括卫生保健服务、职业培训、正规教育等,而我国目前的劳动力数量仍然较为充足, 主要任务在于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
2.2 优化教育投资结构
在总体投资无力再增加的前提下,对各教育层次、结构投资的优化,是提高投资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教育水平的有效手段。 据统计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大部分用于受教育人数比例较少的高等教育,而大量的高等教育投入却由于与社会需求脱节,没有收到应有的经济效益。 因此一方面我国需要加大基础教育投入,满足普遍意义上的教育需求,同时为了解决社会需求与高等教育脱节的问题,应加大高等教育的应用培训投入, 同时根据发达国家对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投入的经验,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 各级政府还需要支持各类民办学校和校企合办的培训机构,支持多种形式办学模式。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教育投资结构的优化需要以刺激经济发展为明确目的,最终实现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
2.3 到目的健全人力资本流动机制
除了人力资本的投入急需加大以外,现有的人力资本流动机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影响了现有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一方面, 欠发达地区的企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高素质人才需求,急需知识型人才的补充;另一方面,在北上广等经济教育发达地区,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高科技人才大量积压,没有实现应有的价值。 因此政府需要制定引导人才在科研单位和企业之间进行流动,保障知识型人才的利用效率。 同时政府需要采取措施,鼓励科研单位市场化,根据市场经济调配科研资源,使人力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利用。
2.4 制定促进技术进步相关政策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政府政策的刺激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因此建议政府部门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制定合理的技术进步刺激政策,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税收、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 最重要的是切实加强研究工作的投资力度,鼓励企业和科研单位共建研发基地,保障有效的竞争机制,进行知识管理、科技创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知识和技术进步需要产权管理上的保障政策。 只有保障科技研发人才的正当权益不受到侵害,才能促进其不断进行知识和技术的创新。
3结语
在传统的古典经济理论中,由于将资本和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从而得出了经济增长将陷入停滞等一系列错误的结论,且无法解释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 因此20 世纪80 年代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引起了各界重视,由于其将技术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参考因素,较为准确地解释了知识经济环境下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世界各国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参考,尤其是对于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较大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导刊,2009(14):6-8.
中职教育经济增长 篇7
无就业增长带来诸多“隐患”
无就业增长并非是指就业率没有增长, 而是失业率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反向变动, 奥肯定律失效。奥肯定律认为, 产出的变动引起劳动力市场的调整, 进而引起失业率的变化。当经济增长时, 就业率上升, 失业率下降;反之, 经济衰退, 失业率上升, 就业率降低。无就业增长是一种不正常的经济增长, 可能给社会带来诸如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内生增长缓慢等“隐患”。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代表认为, 在无就业增长情况下, 不仅不能缩小贫富差距, 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目前的分配方式主要是按生产要素分配, 因此只要经济增长, 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土地所有者的地租都有保证, 而劳动者不能就业因而不能获得工资收入, 也无法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无就业增长还无法积累人力资源, 影响长远竞争力。无就业增长将使低收入群体无力负担下一代的教育费用, 导致下一代平均素质下降。由于没受过良好教育, 他们将更难找到好工作, 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
无就业增长可能形成过于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国民所得没有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 内需无法激活, 国内市场无法拓展, 企业要发展, 只能依赖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出现较大波动, 国内增长和就业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与会专家认为, 从某种程度上说, “无就业增长”就是无意义的增长, 除了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以及让小部分能够参与国际贸易的人富裕起来以外, 大部分国民并不能从中分享成果。
无就业增长背后存在深层原因
与会人士认为, 我国无就业增长的状况表明, 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强劲增长, 明显是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反映, 而劳动力供给量的作用要小得多。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 企业和政府被迫实施减员增效政策。同时, 私营化尤其是外资企业快速增加所带来的社会过度劳动现象的蔓延造成了就业挤出效应。这两方面都促成了无就业增长。
与会专家还表示, 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让就业陷入了重重困难。目前传统制造业所占的比重依然较大, 服务业占比较小, 压缩了就业空间。
此外, 劳动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也是造成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与会专家认为, 过去我国产业层次较低, 对工人技能要求不高。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种工作都需要劳动者具备越来越高的技能, 不掌握这些技能, 就业自然难。
如何避免无就业增长“陷阱”
如何破解我国无就业增长难题?与会专家们给出了一些建议。
第一,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经济增长仍然是就业的基本推动力。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强调, 推动就业增长需要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进一步加速城市化进程、解决劳动保障和教育培训等政策性问题,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经济增长, 需要在发展和增长过程中解决。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认为, 经济增长仍然是增加就业一个非常关键的基本推动力。他同时表示, 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灵活的劳动力结构及透明的信息交流渠道, 都将有助于增加就业。
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董事长三村明夫说, 经济增长确实是创造就业的最大因素, 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必须保持一个适当的增长率。
“我们不希望看到过热的经济, 在过去一些年可能出现一些经济过热,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经济软着陆, 从过热经济增长回复到正常的经济增长。”樊纲也表示。
第二, 专家认为国家应重视中小企业, 尤其是微小企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
樊纲说:“中小型企业也是创造就业的一个很大的力量, 特别是在70%的中国劳动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情况下, 中小型企业仍然是创造就业非常重要的来源。”他建议政府给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机会, 同时银行也需适当放宽这类企业的贷款利率, 建立灵活贷款机制, 从而真正壮大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吸纳更多就业。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芬·格罗夫强调, 政府要采取措施打造一个非常适合企业增长的氛围。例如, 加大对教育、卫生的投入,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尤其要确保经济在提升它的价值链。同时, 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引擎, 要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必须在金融方面做更多创新, 扩大金融扶持中小企业的范围。
第三, 加强教育和培训, 尤其是要重视高等教育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
佐利克特别提到劳动力市场设计的重要性。他认为劳动力结构越灵活, 创造就业的能力就越强, 要帮助潜在的劳动力更加灵活地找到工作, 政府必须在制度、政策上有所建树。
东芝株式会社前会长西室泰三说, 对于创造就业, 教育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其中高等教育尤其重要。在这方面, 政府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给予支持, 减轻国民在教育方面的开支和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