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经济增长

包容性经济增长（共12篇）

包容性经济增长 篇1

2010年9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强调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 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 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发展理念, 更是一种发展方式, 核心内容是以结构为核心促进发展的均衡化。因此, 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均衡化发展是包容性增长的根本任务, 也是我们在发展包容性经济中应该把握的中心环节。对海门一个县级市来说, 就是要更加注重经济结构、城乡结构、生态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均衡发展, 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包容性增长。

一、优化经济结构, 实现产业均衡化发展

从经济发展史看, 促进结构均衡化发展一直是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任务。可以说, 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包容性增长的过程, 而结构调整则一以贯之。2010年以来, 海门始终坚持发展经济不动摇, 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增加社会财富, 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

一是确立“5+3”产业发展战略。在推进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技术和新医药、现代物流及服务外包五大新兴产业加速扩张的同时, 力促精细化工、家纺服装、建材电子三大传统主导产业扩容升级, 大力实施“服务业提速计划”“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和“支柱产业升级计划”三大产业发展计划, 倾力打造新兴产业和主导产业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逐步形成“5+3”多元支柱共同支撑的产业格局。

二是积极培育中小企业。大力实施“10亿级企业培育”工程, 重点培植中兴能源、通光集团、联海生物、金雪集团、中兴电工等一批主业突出、实力雄厚、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 做大规模、做强主业、做响品牌。深入开展“规模企业创牌”工程, 支持优势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资本为纽带、品牌为龙头, 积极推进相关企业兼并重组, 实现低成本扩张。我们计划今年应税销售超亿元工业企业力争超过100家, 其中超10亿元以上企业5家, 超20亿元企业2家, 力争3-5年内培育一个超百亿的工业企业集团, 打造一个超千亿级的产业基地。

三是加快开发园区建设。出于对开拓新发展空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海门坚持把规划、建设大平台作为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内容, 当成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积极顺应经济发展区域化和空间开发沿海化趋势, 大力推动园区建设由粗放型开发向集约型开发转变。特别是依托沿海大开发战略,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着力引进重大项目, 推动江海开发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四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坚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财引税并举, 锁定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商群, 全力以赴、定向攻坚, 大力提升经济外向度。建立了市级层面的招商大平台, 实现了乡镇、园区之间共享项目信息, 特别是对重大项目、重要信息, 建立了全市一盘棋的领导机制和协调机制, 一事一议, 特事特办, 提高招商成效。力争今年引进世界500强企业10家, 新上超亿元项目100个。

二、优化城乡结构, 实现区域均衡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是海门发展包容性经济的最大障碍。包容性增长是发展机会均等的经济增长, 要求城乡之间机会均等、速度同步、整体协调。所以, 逐步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是海门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 加快主城区发展, 增强城市聚集和辐射功能。按照“基础配套全面跟进, 核心地块迅速启动, 创新机制提升水平”的总体要求, 加速打造精品精致的现代城市。坚持打破传统模式, 开源节流, 建立健全城市土地开发机制, 科学运筹城市土地的包装策划、出让时机和增值效用, 全面提升城市建设的市场化运营和资本化运作水平。积极搭建安全、高效的投融资平台, 不断健全财政、税收、用地、审批等优惠政策, 积极鼓励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多渠道、全方位参与城市开发。同时大胆探索城市拆迁安置的新思路、新政策、新途径, 逐步推进城市拆迁由期房安置向现房安置转变, 由多层安置向高层安置转变。2010年, 市区新增经济适用房300套, 新建拆迁安置房32.1万平方米。新增绿化面积77.34万平方米, 人均公共绿化面积达13.2平方米。

另一方面, 以农村繁荣为抓手, 加快城乡协调发展。全面确立“城市化带动农村、产业化提升农业、工业化致富农民”的理念,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优化农业结构, 改善农民生活, 促进全市新农村持续繁荣。重点做到“三个更加重视”:更加重视发展高效农业。围绕争创“全省高效农业规模化第一强市”的目标和“两个50%”的发展要求, 大力推进万亩园区和千亩基地建设, 深入推进“科技强农”“品牌兴农”战略, 完善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服务体系, 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更加重视打造优美环境。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处理、道路养护保洁、河道环境治理、村庄田园绿化”“四位一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积极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更加重视完善支农体系。积极创新农村投入机制,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有效引导各类资本投向农村。加快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依托“万顷良田工程”, 积极引导农民将承包地向农业园区、规模经营大户、专业合作社及农业龙头企业流转, 加快促进全市新农村持续繁荣。

三、优化社会结构, 实现民生均衡化发展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劳动力结构, 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 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 海门社会结构不够合理, 与实现包容性增长还不相适应, 主要表现在:一是收入结构不尽合理;二是劳动力队伍结构不优;三是社会保障能力不强。为此, 我们着力采取三项对策:

一是积极推动富民增收。积极顺应群众致富愿望, 保护群众创业热情, 稳步提高群众财产性、工资性、转移性、经营性等各类收入水平。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和退伍转业军人就业安置工作, 计划在今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以上。

二是稳步提高保障水平。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要求, 着力构筑覆盖城乡的城乡低保、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标准自然增长机制, 大力发展慈善福利事业, 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 加快以居家养老为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设施建设, 努力提高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

三是大力实施民生工程。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科学配置资源, 均衡城乡发展, 深化教育改革, 巩固提升我市教育现代化水平, 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教育名市”。着眼于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重点加强农村和社区基层卫生机构建设, 建立基本药物制度,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加大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 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确保低保家庭住得上廉租房、低收入家庭住得起经济适用房、新就业人员租得到房。

四、优化生态结构, 实现经济与环境均衡化发展

近年来, 海门经济持续保持高位增长的良好势头, 但是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凸显, 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出新的挑战。海门生态环保压力十分巨大, 使包容性经济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调整优化生态结构, 既是建设宜居、宜业新海门的现实需要, 也是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互包容的必然选择。

一是大力开展国家生态市创建。深入推进生态创建, 广泛开展绿色园区、绿色乡镇、绿色企业创建活动, 大力实施“蓝天、碧水、绿色、洁净”四大工程, 综合开展生态观念、生态经济、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生态社会、生态制度“六大领域”建设, 积极倡导低碳生活、绿色消费, 打造更多亮点特色。

二是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推动循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提升园区生态化建设和环保设施配套水平,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链和资源循环利用链。积极开展清洁生产、环境管理认证, 引导企业改造生产流程, 提高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 使环境管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和全过程控制、由外部监督向外部监督与企业内部管理相结合转变。

三是大力强化节能减排。更加突出生态文明建设, 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增长”之路。以节地、节水、节能、节材为重点, 深入推进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 持续加大对化工、印染等行业的专项整治力度, 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排放项目,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以节能减排的硬指标、硬约束倒逼发展方式的有效改变。同时, 全力推进饮用水源环境整治, 制定饮用水源地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逐步形成水源保护长效管理机制。

包容性经济增长 篇2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于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举行。

会议中提出的几个最新名词将按惯例作为2011年考研的考试热点。【1】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即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而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应是 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要素：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包容性增长的提出

谁最早提出这个概念？

对于“包容性增长”一词，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甚至包括经济学家。胡锦涛主席的致辞公开发表后，就“包容性增长”问题，记者先后对多位经济学家进行了采访，其中有七八位均表示，是从胡锦涛主席所作的报告中第一次听到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之前并没有过多地了解和研究。

“„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是2007年由亚行首先提出来的，但也是国际组织在10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庄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增长迅猛的事实。

数据显示，2002年—2007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1.65%，尤其是2004、2005年这一轮增长比较明显，甚至超过10%以上，2006年、2007年更是达到了12.7%和14.2%的增长。

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的汤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时大家都在谈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过程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增长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受益，有的人受益多，有的人受益少，特别是贫困人口受益更少。”

此外，中国GDP如果再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资源、环境的压力会增大，由增长本身不均衡导致的矛盾也会增多。是否应该适当下调增长预期水平，也成为当时学者争论的焦点。

庄健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导致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由投资、出口拉动，消费的比重偏低；在产业方面，重工业劳动高，服务业比重偏低；经济和社会相比较，社会领域发展相对差一些，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状况、城乡差距还比较大，“这种增长不利于长期的可持续、均衡的增长，所以亚行当时就做了相关研究。”

据汤敏介绍，在此背景下，2005年，由亚行赞助支持，亚行经济研究局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开展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研究课题，同时邀请林毅夫、樊纲等国内七八位知名学者一起参与研究。

当时作为亚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参与了一部分组织工作。与此同时，在中央政府将“构建和谐社会”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的背景下，由林毅夫主编，庄巨忠、汤敏、林暾等学者编写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正式于2007年出版，该书出版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

“这本书出了英文版。当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斟酌了很久，最后是用了„共享式增长‟这个词，实际上也有人翻译成„包容性增长‟。”庄健说。庄健表示，“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其实跟这些年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个理念。“单纯地发展经济是不好的，而更加全面、均衡的发展，才能使得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这才是发展的目的，这样的发展才能够可持续。”

“包容性增长”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2009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题为《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这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胡锦涛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包容性增长的涵义

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应是 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要素：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前者包括作为指标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识字率、公共产品的一般供应和分配，包括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设施、住房、人身安全等；包容性增长也包括无形的因素、观念和“感情”。其关键词是希望和参与，使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有共同的愿望。当一些社会成员觉得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指望得到那些富人所想得到的，排斥和不包容就产生了。如果人们相信明天会更好，尤其是当他们能切实地期望子女加入到“赢家”的行列之中，那么他们会准备好挺过今天的困难。包容性增长的意义

包容性增长对我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国内经济形势分析

我国正是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重要调整的时期，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将从依靠外需型转为内需性的经济增长。因此，胡锦涛主席强调：”应结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增强抵御危机和风险能力；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建设，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旨在建立一个内需性的经济增长。

从国际经济形势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形势好转的基础并不牢固。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在政治军事遏制无法奏效的情况下，美国正在采取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试图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和规模。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对世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包容性增长”或被写入“十二五”规划

从2007年亚行首提这一概念，2010年9月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再次倡导，业内人士分析认为，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包容性增长”被官方采纳和认可的助推器。

金融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对当时经济失衡状况的一种强制性的改变。经过这场危机之后，大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对投资、出口的依赖性比较强，而中国恰恰受这种冲击比较明显。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恢复较快。但与此同时，从经济学家到中央政府都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更加可持续的问题。

这次重提“包容性增长”，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含义。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对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的一个大的判断。

在即将于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一项重要议程就是研究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

包容性增长具有不同内涵

《中国经济周刊》：“包容性增长”作为一个新概念，目前并没有人给予准确的定义。您怎样理解“包容性增长”？

庄健：亚行当时在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也要是可持续的、协调的、更多关注社会领域发展的。

这种增长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考虑到其他方面，尤其是社会领域的，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种发展的成果。

马晓河：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经济增长应该是互相协调的。

从国内讲，首先是和谐增长、科学增长。其次是对低收入人群有利。财富分配应该是公平的，不要造成贫富差距，大家都在增长中获得利益。第三，这种增长应该有利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

从国际讲，“包容性增长”应该是A国增长了，不应该去损害或者抑制B国，不要给对方带来危害；国家跟国家之间应该是协调、和谐的增长，是共赢和多赢的，应该有益于多方。

汤敏：我理解的“包容性增长”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包括环保、和谐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改变，但我认为，最核心的含义，就是经济增长让低收入人群受益，最好是让其多受点益。比如怎样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怎样增加工资收入，这些就是“包容性增长”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然还包括怎样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这些人群是收入分配中比较弱势的部分。

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这一概念，应该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中国现有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是需要改变的，说得严重点，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各个方面都要包容性增长。

邓聿文：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和价值导向，即中国及世界的经济增长方式都需要改变，所以提出了“包容性增长”。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如果再不改变，当前与未来的任务与目标都会面临着压力。

其实“包容性增长”不仅仅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还要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向全社会倡导这样一种理念，就是应该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让人民过上一种很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原来过多地强调GDP的增长。也谈胡锦涛提“包容性增长”有何深意

[1]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包容性增长”是胡锦涛致辞中的一个关键词。

据悉，“包容性增长”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而中国较早就响应和接受了这一科学理念。国家主席胡锦涛一年中在两次国际公开场合阐述对“包容性增长”的中国式理解，这是对未来中国民生建设的宏图扩展，它不仅阐述了未来经济建设工作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还指导了未来的经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根本矛盾仍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对发展落后的生产力以及仍不够健全的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文、民生、经济、政治建设迫切需要一个科学的指导方针来协调各个层面的规划与发展，在此前提下，胡主席倡导“包容性增长”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第一：科学合理调度生产关系，有助于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使民众能够更积极的投入到国家建设当中。

第二：提高各产业链的发展，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增强出口经济，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谐。

第三：包容国内外环境，于外有助于适配国际形象，与国际接轨，于内有利于提高国民生产，为国内市场经济提供自由但规范的竞争环境。

总之，包容性增长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构建和谐社会为最终目的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倡导及决策。

包容性增长对于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关于“包容性增长”，胡总书记提到，“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等内涵，他说“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由此看来，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就是公平性的增长，是包容更多的人群和地区的增长；在包容性增长的指导下，经济增长所惠及的就不仅仅是一部分人、少数人，改革的成果也就不会仅仅为少数人、个别人所分享；包容性增长将使经济发展的实惠更多地为广大的普通老百姓所享受，是更多的普通人群的生活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和改善。因此，在包容性增长的指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所面临的住房难、看病贵、上学难等问题都将为党和国家所进一步重视，并依靠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实现切实的改善。

“包容性增长”的考验 篇3

在有可能提起的新一轮特别股东大会没有召开之前,国美的发展客观上要走一条“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反过来说,即使没有事实证明陈晓属“民族罪人”,面对大股东的随时发难等挑战,依然时时考验着以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的正当性。

包容性增长

必须建立在规则胜利之上

此轮国美控制权之争,表面上看是陈晓方面以留任获胜,实际上是规则的胜利。尽管在这场控制权之争中,有可能存在以利益诱使股东支持自己的幕后交易,但是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双方以规则为准绳。双方不得不相互包容对方,启动国美五年战略计划的进程。

当然,规则确认了双方正当的诉求,排除了对不正当管理的质疑以及有可能实施不正当管理的最大隐患。黄光裕8月4日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撤销陈晓的执行董事及董事局主席职务的动议,就是以指责陈晓“管理不当”为由提出的。这种“不当”并非仅仅是能力、方法的问题,主要是指其管理不正当,如乘人之危,阴谋窃取公司的控制权,欲使国美品牌外资化等等。表决结果表明,这种指控难以成立,贝恩资本委派的三名董事全部进入国美电器董事会,其中竺稼的支持率为94.76%,表明黄光裕家族一方亦投了赞成票,即承认了引进贝恩资本并非出卖民族品牌。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包容,不是单方面的乞求能够得到的,也并非强势者单方面的恩赐,要依托制度,要有规则保证。在国美特别股东大会对决前夕,陈晓及贝恩资本连同原本支持黄光裕的部分股东,仍在向黄家争取和解,陈晓更愿以1年后退出国美以换取合作,遭到了黄氏的拒绝。但是当特别股东大会做出陈晓留任的决定之后,黄光裕就没有理由拒绝。对陈晓管理正当的判断也是一样,陈晓团队在5月年度股东大会形成决议的情况下,以“投票结果并没有真正反映大部分股东的意愿”为由,否决了其相关决议,同样符合体现英美法系特点的公司章程,黄光裕在2006年主持修订的公司章程赋予了董事会这样的权力。

建立在规则胜利之上的包容,无疑有利于国美的业务增长。相对于黄光裕一度表现出的宏大叙事,试图打“民族牌”进行政治化运作,后来的表现则转向理性。在投票中,散户多支持黄光裕,带有个人情感色彩;而机构投资者多支持陈晓一方,表现得更为理性。如果此前双方的纷争没有升级为公开的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事实上,双方为了争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舆论,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澳大利亚籍的华裔女商人马萍则对媒体称,“黄光裕为代表的大股东一方为获得投票胜利,答应为其支付2600万美元的相关费用。”陈晓一方为了应对控制权之争,共动用了3家公关公司。实际产生的损失,远不限于此。

包容性增长

需要通过正当管理来实现

在有零和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包容性增长是和谐、分享式的增长,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需要实际控制者通过正当管理来实现。显然,实际控制者有权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做出他认为合适的决策,就像陈晓在国美资金链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决定与贝恩资本合作一样。但是,即使是纯粹的商业交换,也应当经得起道德的责难,否则就有可能侵害某一类主体的合法利益,背离包容性增长的精神。

按照传统观念,被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对选聘者应该“感恩戴德”,以报知遇之恩。但是在包容性增长中,职业经理人就不能只对选聘者个人负责。陈晓无疑是被黄光裕推上国美前台的,个人感情原本很好。当黄光裕东窗事发被监禁后,陈晓在担任董事长职位的当天,就对媒体强调,在情感和理智之间,在“黄总”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之间,他都必须选择后者。因为国美电器是家上市公司,不属于黄光裕个人或他的家族。他确实这样做了,并非乘人之危。当然,包容性增长应当包容相关利益主体的批评,大股东对控制者管理的正当性可以质疑,允许质疑。但是质疑的矛头所指,应当是管理中的不正当性,不应当立即挑战其控制权。

正当管理必须通过正当的途径进行,即创新而不是投机。而创新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投机可以称强于一时,终将露出自己的软肋。陈晓团队目前似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为黄光裕家族指责以陈晓为代表的国美电器董事会管理不当的一个理由是,以苛刻的条件引入财务投资者贝恩,但是黄光裕家族此前亦向媒体透露了愿与贝恩共享国美的表示。至于撤销的配发、发行及买卖公司股票的一般授权,陈晓团队并没有行使,这等于将事态恢复到了双方冲突公开化之前的状态。即使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之前实施增发,黄光裕家族也应当有公平参与的权力。这足以说明,陈晓团队在引入财务投资者贝恩时,并不是专门实施“去黄化”的投机。

由此也可以看出,职业经理人的正当管理并不是用来对抗质疑的理由,而是对控制权的约束。它要求职业经理人在行使权力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内心的确信,但是管理是否正当,最终不能自我证明而是要通过一定的程序确认。在有争议且没有违背法规的情况下,国美通过特别股东大会投票选择确认,的确是明智之举。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应当相互包容。陈晓团队在面临大股东的严厉指责,甚至欲罢免而后止的高压下,没有忘记履行职责,仍然保证了业绩的增长。就在特别股东大会的“刀光剑影”中,中秋国庆期间的营销有条不紊地布局,来自西安国美的消息,仅在中秋三天小长假里,其销售额同比增长480%以上。这样的管理团队不仅需要包容,而且值得敬重。

正当管理

离不开严格监督和自律

“包容性增长”应当成为我们的理智选择,而不应该成为一番又一番在博弈中折腾的怪圈节点。其中的关键是确保职业经理人走在正当管理的健康轨道上,而这不能仅仅建立在善良假设和职业经理人空口承诺上,应该强化事中的监督,充分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管理正当是“包容性增长”的基础,那么“包容性增长”理想状态的实现一定要有“包容性增长”的机制做保证。这种机制要保证管理团队(不是个人)能够对抗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势,维护更大范围内相关主体的利益,使得正当管理能够顺利进行。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百年历史中,没有一任董事长或总裁遭受投资者、大股东的指手划脚乃至逼宫,而是得到尽可能多的支持与建议,因而总是能及时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并有效执行。另一方面,这种机制要保证重大决策确实能够在程序中受到制约而不是仅仅在形式上“走程序”。在国美控制权之争中,陈晓团队之所以没有行使增发股票的一般授权,也许不是他们的良心有所不忍,而是因为该项一般授权明确规定,增发股票的“决议需要周年股东大会的表决通过”。如果大多数股东认为增发股票摊薄黄光裕的持股比例不正当,那注定通不过。

正当管理无疑会在管理的禁区设置诸多“红灯”,然而职业经理人不应该认为这是对管理权的限制,因为合格的经理人身上流的是道德的血液,能够严格自律。一方面,管理者要超越个人恩怨,另一方面,管理者的自律应当表现在“警察”不在“红灯”下面,权利似乎不受限制的时候依然遵守“交规”。这反过来使人联想到黄光裕此前的强势是否正当。根据香港证监会的指控,黄光裕与其妻杜鹃策划国美电器在2008年1月及2月进行股份回购套现,目的是偿还一笔24亿港元的私人贷款,其间涉嫌证券欺诈或欺骗。即使内地的监管部门没有追究,黄光裕此举违反公司董事信托责任及信任,使国美电器及其股东损失约16亿港元,理应受到清算。

包容性经济增长 篇4

关键词：能源消费结构,包容性经济增长,中原经济区

按照国家总体规划, 要把中原经济区建成一个承东启西的阶梯式、递进式的产业集聚区、能源示范基地, 在不伤害环境生态、农业生产的前提下, 大力发展和改善城市交通环境, 加大力度从产业的升级改造到产业集聚, 特别是有关能源环境、政策、制度等方面的改造。进一步协调好并加快农村城镇化的建设, 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农村社区环境, 提高农村村收入, 推广能源洁净技术和再生技术, 促进农村从真正意义上的改变。要使城市的天空变蓝, 就必须加大推行节能减排技术的力度, 实现周边省份30个城市和两个县区的和谐构建, 必须实现思想统一、规划统一、行动统一、制度和路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提升中原经济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实现中部崛起。制度建设研究网站站长赵炜林认为, 要实现中部和中原经济区的快速崛起, 必须打造和构筑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制度创新体系, 加快生产方式的从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转变, 从人力集聚型向人才集聚型转变, 从资金集聚型向资本集聚型转变, 从农村城镇化向农村市民化转变, 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经营的发展方式转变。目前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上, 还存在许多不足, 对实现中原经济区的快速发展方面, 特别是能源消费政策安排和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

一、能源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河南省在一些方面的能源投入和消费过量导致技术无效。我们知道, 包容性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粗放式的包容性经济增长, 二是集约型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方式。但是, 由于能源的耗竭性、稀缺性和国际市场形势的关联性, 中原经济区的能源消费结构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1) 能源的储产结构性矛盾突出, 集中表现在能源供给和能源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上; (2) 单位GDP能耗高; (3) 能源自给率比较低; (4) 能源消耗污染比较严重; (5) 能源数量和质量都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能源投入和消耗也直接影响着包容性经济增长。

二、能源消费与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

目前中原经济区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发展阶段, 特别是在“三化”进程中, 在保证不破坏生态环境、粮食生产的情况下, 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 这是可喜可贺的。但能源消费强度却出现了反常的态势。中原经济区一直是对外出口能源的大省, 目前反而出现了能源进口的现象。这种现象一直让学者感到困惑, 实际上也必须要用打破常规的方法看待这一问题。只有采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大产业技术更新力度, 加大产业升级改造, 才能适应目前发展。

1. 石油消费。

石油是实现中原经济区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依托, 是企业产业集群升级换代的必需, 特别是汽车工业, 因为汽车工业是我们中原经济区的核心产业。试想如果一天缺少汽油供应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因此, 石油消费与包容性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应该加大力度抑制能源浪费和排放。

2. 煤炭消费。

中原经济区的煤炭消费与包容性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双向长期关联, 但又具有双向短期关联。我们知道, 河南是煤炭生产和消费大省, 在中原经济区29个地市中, 煤炭生产总量占全国的比例很高, 煤炭消费总量也是居高不下。特别是在中原经济区农业建设过程中, 主要能源就是煤炭。因此, 煤炭消费与包容性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

3. 电力消费。

电力消费对经济总量的影响最强, 并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试想, 如果今天停电, 今天就无法工作。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是城市生活、农村照明必不可少的资源。笔者认为, 电力消费与包容性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关联作用。

4. 天然气消费。

天然气的消费增长明显带来了方便, 同时也促进了城市居民收入也要持续稳定和增长, 这就要求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才能保证持续的天然气生产。当汽车消费天然气的开始, 就对天然气的产量数量、质量的增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明显地增长了天然气GDP, 促进了天然气的生产和消费的增长。

三、模型、指标及数据

1. 河南能源投入产出的数据分析函数。

这里选择工业GDP代表包容性经济增长作为产出变量, 能源消耗用五个投入变量, 具体值见图1。

运用经济学家RWShepard引入的距离函数概念来分析, 在这里技术效率, 由TE表示, 它包括纯技术效率 (由PTE表示) 和规模效率 (由SE表示) , 函数关系为TE=PTE×SE, 其中, 纯技术效率是在一定投入规模下衡量投入要素能否达到最大化, 其值越高表示投入资源使用越有效率, SE=1说明决策单元正处于最适规模效率水平。利用deap21软件对河南工业支柱产业GDP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见图2。

2. 能耗与GDP模型估计。

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回归, 选择个体固定的变系数模型。其中, (1) 式是时间变系数模型, (2) 式是个体变系数模型, 基本反映不同条件下人均能耗与人均GDP的变动关系。

从这两个数式中可以得知单位能耗与GDP的增长的关联程度。GDP是能耗的原因, 在发达国家存在反向关联, 而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反向关联。在发达国家, GDP到CO2排放存在长期较强关联, 而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关联。

以上的分析揭示了能源消费对中原经济区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它关系中整个产业发展的命脉。笔者认为, 实现中原经济区的包容性经济增长仍需在有关方面, 如对对策建设、路径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研究和投入, 也需要在能源安全法律法规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和健全, 确保能源资源对中原经济区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四、对策与建议

依靠节能技术改革与改造对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影响较大,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有很大的空间。因而, 加强节能减排力度, 不能只是在政策层面, 还要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下功夫, 充分挖掘工业部门的节能潜力,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特别是高耗能行业。在中原经济区经济总量继续快速增长的同时, 要想尽量减少能源消费。一是调整产业结构,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二是加快包容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降低能源资源消耗。三是加大力度推广专利节能技术, 提高节能效果。四是加快节能技术创新和转化, 降低能源消耗和单位生产成本, 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效率。五是大力发展工业和能源产业集聚区, 向规模调整、规模效益进军, 增加常用能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六是优化能源结构, 协调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的持续发展, 从而提高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的比重, 完善能源体制机制建设, 充分发挥能源的作用和效能。七是加大力度实现能源产业的有效集聚, 力争早日实现和打造能源产业集聚区, 减低能源消耗, 有效缓解城市能源依存度、改造城市出行环境, 降低能源消费, 实现低碳城市、低碳生活、低碳技术, 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

参考文献

[1].穆罕默德.纳哈万迪安.能源安全关系包容性经济增长.腾讯财经网, 2010.1.21

[2].赵炜林.中部崛起应构筑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制度创新体系.中原崛起战略研究 (.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系列丛书)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6.7

[3].叔文, 丁永霞等.源消耗、包容性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关联分析——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 2010 (5)

[4].雪慧, 河南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需求预测 (林伯强教授指导) ,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4

[5].解树江, 李雪, 栗侨.中国能源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与评述.经济学动态, 2010 (10)

[6].李艳梅等: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原因分析与节能途径探讨,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 (3)

包容性经济增长 篇5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2010年12月13日14:09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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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我深刻体会到，“十二五”规划完全就是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规划，一切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切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五中全会把收入分配问题放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谈，要求加快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里回答几个相关的具体问题。

●为什么“包容性增长”没有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还没有做到，有人说这在经济起飞期难以做到，或者说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做到。但是，我们看看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今天整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最高的时候不过0.35，低的时候0.25，还有0.24的时候，就在这中间波动。可以说，日本在共同富裕的模式下实现了经济起飞。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完全可以。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收入分配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就必须放在重要的位置，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全会之前，胡锦涛同志也用过一个词叫“包容性增长”，在国际会议上讲话用国际上可以理解的词汇，大家都寄希望把“包容性增长”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我觉得是困难的，这不是一个新词。印度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有三篇，加在一起1300多页，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包容性增长”，所以在国际上也不是一个新词，如果我们也步别人的后尘，就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包容性是一个很技术性的词汇，统筹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比包容性增长的意义更全面、层次更高，最后都归结于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之下。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没有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一个原因。从“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指导思想中可以看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淡出，有一句话，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是“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四个改革、四个建设齐头并进，这也是水到渠成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很大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这是总目标里面谈的。

●如何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明显增加？

第二层次的分目标，“十二五”规划建议说，要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另一个指标是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收入方面是普遍较快，两个都是较快，都体现了同步的意思，但是新的概念就是普遍，这个普遍里面也包括了包容式的增长，包容式增长就是以前排他性增长的反面，增长的过程中部分人收入不应该有绝对量上的下降，或者说少数人的收入不应该停止不动。接下来规划又讲，实现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步。2010年刨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10%，农村居民收入增长8.9%，全年GDP增长9%-9.5%，这两个大概是同步的，这可能是一个偶然，我们今后五年要保持同步增长，使这个偶然成为必然，就要靠机制来保障。劳动报酬的增长要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企业的效益好了，给劳动者的报酬也要增加，同时也给集体谈判加了一个约束条件，谈判也要遵循这个规则，不能说工资的增长是无限制的，或者说无节制的，劳动报酬的增长也要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限制。第二层次的目标，中央强调两个，一低一中，没有谈到高，谈到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那高收入肯定自然会增长，所以这一段不用提。但是怎么使低收入明显增加，靠“等靠要”是不行了。要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光靠补贴或者光靠优惠，或者光靠政策是不行的，要靠自己来创造。也不是说不要补贴，不要政策，还是需要这些，但更需要的是给他们一种长期价值的精神。在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方面，政府还是可以有作为的。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怎么扩大，过去老说“被”扩大，但是现在又希望被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中产阶级的增加一是要靠谈判，二是要靠自己的素质，要靠劳动。再一个就是创业，只有都成为专业人士才能够成为中等收入人群。中等收入者也要有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

●为什么扩大内需总是难以达到预期？

论点前沿 包容性增长的涵义 篇6

“协商民主”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在2011年2月28日《北京日报》撰文指出：“协商民主”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近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下一个十年，中国要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体制改革与建设，上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下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体制改革与建设，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推进城镇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要使基层自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支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既要有改革的“顶层设计”，更要有各方的广泛参与。这就更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收入分配改革要解放思想和科学研究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2011年3月1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收入分配改革要解放思想和科学研究。首先，要从“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其次，要从“计划要多一些，市场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第三，要从“公平重一些，效率轻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第四，要从“片面认为公平主要由政府来调节，并且需要政府包”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认识收入分配问题的形成原因，从经济学方法看，需要从诸多的方面观察：如需要就现代经济学的要素投入与分配角度，从一个国家要素创造财富的结构与各种要素被利用程度的关系上考察；需要就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从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观察；需要就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从城乡人口变动与城乡创造分配财富的关系，以及农业非农业生产结构与就业及人口结构的关系上考察；需要就价值形成和时间经济学角度，从财富的增值、积累和马太效应等方面考察；需要就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角度，从调节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分配漏损的方面考察。

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2011年1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指出：到了“十二五”（2011～2015）的时候还是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可见过去转变得并不顺利。为什么呢？首先，体制性障碍仍未消除。“十一五”讨论的时候就提出了要消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系列“体制性障碍”，如政府依旧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有过大的配置权力；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财税体制缺陷，比如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移等，促使地方不能不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要素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这些障碍迟迟得不到消除。其次，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进步，有很多技术都达到或接近世界前沿。但是这些发明的商业化、产业化却步履维艰，原因就是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治环境、社会舆论环境没有建立起来。近几年兴起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流潮，充分说明了这方面形势的严峻性。他强调，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才能营造吸引人才、鼓励创业的环境。因此，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

调节行业收入差距四个措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2011年第3期《中国发展观察》发文认为：有媒体报道“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达15倍”之说是有缺陷的，调节行业内收入分配差距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努力提高收入落后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提高其收入的根本途径，而且，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最佳途径是推动低收入者更快地提高收入，而不是压迫收入较高行业普通劳动者向低收入行业看齐。第二，提升产业结构，让先进产业部门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只要我们生产率高的先进产业部门能够容纳更多就业，即使行业收入差距没有缩小，从整个社会来看，收入分配格局也改善了。第三，对某些垄断性行业的薪酬水平实施一定程度的政府管制，并通过税收工具转移其过高的垄断收益。第四，对于某些因行情变动而受益的高收入行业（如当前的采矿业）实施一定程度的调控，可供选择的工具包括资源税、暴利税，等等。但这种措施也会带来一定副作用，给政府增加额外的义务，因为这类行业波动性较强，在其步入牛市阶段抑制其收入，相应地也就会赋予该行业一种隐含的权利，即在落入周期性低谷时向政府索取一定的补助。

城市化有助于农民工“三大期盼”的实现

包容性经济增长 篇7

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及其测度方法,在理论界并没有形成共识,因此,如何在理论上对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进行界定,在经验上从省级层面对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测度, 明确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未来的努力方向是本文试图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1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在“益贫式增长”的基础上首次提出 “包容性增长”,强调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倡导机会均等,民众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2]。2009年和2010年胡锦涛主席分别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指出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理念虽然已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同, 但截至目前,研究机构和学者们对包容性增长的具体内涵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本文通过对已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认为包容性增长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1. 1 可持续经济增长

一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的在于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在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中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是摆脱贫困、增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扩充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基础 ( AFD, 2005[3];Pasha, 2007[4];杜志雄, 2010[5]; 李刚,2011[6]) 。可持续增长要求经济增长不能建立在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要实现经济、环境、资源和人口的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

1. 2 权利获得和机会公平

“权利获得”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义,强调全民享有同质的各种权利,保护弱势群体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不受侵犯,消除弱势群体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 ( Sen, 2007[7];Zhuang, 2009[8];杜志雄, 2010[5]; 朱相宇,2013[9]) 。这意味着包容性增长不仅要保障全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公平地享有在教育、医疗卫生、健康以及其他社会服务基本方面的权利,还应该消除因城乡分割、地理位置以及权势和财势等原因对弱势群体所构成的各种社会排斥。

机会均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本质特征。机会均等强调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机会对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可获得性。机会均等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是公民发展权利的公平与平等。机会均等意味着人们能以平等竞争权利、拥有条件和实现过程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进程当中,获得可持续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发展机会,通过机会均等而实现机会共享、 成果共享 ( Ali, 2007[1]; ADB, 2007[2]; 蔡荣鑫,2009[10]; 马柯夫,2013[11]) 。

1. 3 成果共享

包容性增长的最终价值指向是以人为本的增长,通过构建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使弱势群体平等地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进程当中,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 Ali,2007[1]; 蔡荣鑫,2009[10]; Suryanarayana,2012[12]) 。

总之,包容性增长就是要通过构建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使经济在实现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消除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实现全民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的平等,使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公平地、机会均等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进程,为之做出贡献,并因此合理地分享发展的成果。

2 包容性增长指标构建和测度方法回顾

虽然包容性增长理念已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同,研究机构和学者们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给予了丰富的解释,然而,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指标构建和测度领域却发展相对缓慢,取得的成果也相对较少,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指标构建和测度。

2. 1 使用社会机会函数或消费收入弹性进行构建 和测度

Ali和Son ( 2007 )[1]使用类似于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机会函数来进行衡量,认为社会机会函数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 1) 人们可以得到的平均机会数量; ( 2) 机会是如何在人们中共享的。在社会机会函数中,Ali和Son对穷人能够享有的机会赋予了更大的权重: 一个人越富,其权重越小,越穷,其权重越大。Ali和Son认为这样的权重赋值将会使得为穷人创造的机会更重要。也即是,如果社会中的一个人所享有的机会被传递给比他更穷的人,那么社会机会必须增加,因此增长是更 包容性的。 然而, Suryanarayana ( 2012)[12]认为任何一种不去考虑投入、产出或结果的对包容性增长结果的评估,都是评估人的揣测而已。实证检验所发现的收入或消费的平均值和贫困率之间存在的负协方差不能作为包容性的证据。这是因为对绝对贫穷 ( 用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口比例来衡量) 的时间序列估计无法反映“穷人的状况”和“经济的增长”这两者之间的 关系,进而Suryanarayana用稳健的以次序为基础的平均值如“中位数”来衡量多方面的改进,提出使用消费和收入水平排序以及消费收入弹性的方法来衡量经济的包容性水平。根据这一方法, Suryanarayana从单一社会视角和多元化社会视角对印度1993 ~ 1994年和2004 ~ 2005年的经济增长包容性水平分别进行了测度。

2. 2 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进行构建和测度

根据包容 性增长的 内涵, Mc Kinley ( 2010)[13]从 ( 1) 增长、生产性就业、经济基础设施;( 2) 收入贫穷和公平,包括性别公平; ( 3) 人类能力; ( 4) 社会保护等4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复合型的包容性增长指标。并利用这一指标对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量化。 国内学者于敏,王小林 ( 2012)[14]构建了一套由4个维度组成的包容性增长指数,并用其对1990 ~ 2009年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测量,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在总体上呈现包容性趋势,但整体包容性水平比较低,并且发展缓慢。周小亮 ( 2012)[16]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以民生福利为核心,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和谐指数、可行能力和社会保障4个方面对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

2. 3 根据包容性增长的条件、过程和结果进行指 标构建和测度

国内学者魏婕、任保平 ( 2011)[17]从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增长过程中的要素和增长的结果等3个方面综合测度了1978 ~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水平,其结果表明: 在过去的31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在促进机会均等方面不尽人意,全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依然存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尚未真正实现。

从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来,学者们在包容性增长的指标体系构建和测度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但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而且已有的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主要聚焦于国家层面,而从省际层面来测度一国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文献还比较少见。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权利获得和机会公平、成果共享等方面构建了一套包容性增长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这一指标体系对1990 ~ 2012年中国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市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测量和比较,以求更细致地评价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包容性水平和区域性发展差异,分析我国当前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弱项, 进而指出我国现阶段经济包容性增长所应该努力的方向。

3 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度结果 分析

3. 1 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的理解,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使用三级指标对中国30个省市的包容性增长指数进行构建。一级指标为经济包容性增长总指标; 二级指标为领域层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权利获得与机会公平、成果共享这3个方面; 三级指标为具体指标层, 共包括人均GDP增长率、预期寿命、社会保障金率等16个指标。

3. 1. 1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包容性增长的首要条件,是摆脱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和保障。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增长的速度; ( 2) 经济结构的优化度; ( 3) 经济增长对资源的耗费度和对环境的破坏度; ( 4) 经济增长对就业机会的贡献度。因此,本文使用以下6个具体指标来体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 1) 使用人均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速度,数据源于各省《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其中1990年各省的人均GDP增长率由作者计算获得。( 2) 使用第三产业值占GDP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数据源于各省《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3) 使用单位产出能耗、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等指标变量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能耗和环境代价,数据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相 关年份。( 4) 就业机会的增长在3个产业中主要体现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机会的增长,因此本文使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率作为经济增长对就业机会贡献度的代理指标变量,数据源于各省《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经作者简单计算获得。

3. 1. 2 权利获得和机会公平

“权利获得”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要义,强调全民享有同质的各种权利,消除弱势群体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机会公平是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本质特征,包容性增长强调和重视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公平地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进程之中,为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本文将从教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几个方面来衡量权利获得和机会公平。 ( 1) 教育方面的指标由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和中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指数来反映,人均受教育年限由作者按现行学制计算获得2,源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中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数据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2) 健康方面的指标由预期寿命指标来反映,数据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3) 医疗方面的指标由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和每万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来反映,数据源于《各省统 计年鉴》相 关年份。 ( 4) 社会保障方面使用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即社会保障金率来反映社会保障水平,数据源于《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相关年份,经作者计算获得。( 5) 就业机会方面使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来反应,数据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3. 1. 3 成果共享

在增长中最难得到成果共享的是贫困人群, 包容性增长应让低收入群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收益,减少居民收入的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均。本文选取城乡基尼系数、贫困发生率和恩格尔系数来反应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水平。 ( 1) 城乡基尼系数: 除福建省外,我国各省统计年鉴都没有直接给出城乡基尼系数,因此,本文所使用基尼系数由作者根据基尼系数计算公式:计算获得,其中wi表示按不同的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后,各组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 yi是按不同的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后, 各组人口所拥有的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例; vi是yi从i = 1到i的累加比例,n是收入分组数 ( 郭苏文,2013)[18]。公式中的城镇居民家庭分组可支配收入数据以及各收入组家庭规模数的源数据均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2) 贫困发生率: 本文使用公式: 贫困发生率 = ( 城市贫困人口 + 农村贫困人口) /总人口×100% 来计算贫困发生率,由于直接的贫困人口数据难以获得, 因此,使用城镇救济人数和农村救济人数作为城市贫困人口和农村贫困人口的代理变量,源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相关年份3。 ( 3) 恩格尔系数: 借鉴魏婕、任保平 ( 2011)[16]的做法,采用 (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2对恩格尔系数进行测算,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由作者计算获得。

本文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结合各省市的情况,兼顾数据的可得性,构建了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指标体系4,详见表1。

3. 2 数据的处理及权重赋值

3. 2. 1 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个指标的属性和所代表的含义各不相同,因此指标之间不能直接进行计算,需要根据指标的属性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于数据中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并存,因此,对于正向指标,使用公式进行量化,对于负向指标,使用公式进行量化,其中x珋的取值范围为[0,100]。

3. 2. 2 各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指标权重的确定方面,有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两种方法,鉴于主观赋权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本文借助于SPSS软件采用因子分析客观赋权法。首先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6个具体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在得出适合做因子分析的结论后, 运用SPSS软件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因子载荷系数反应了每个具体指标对领域层指标的重要性,对具体指标的因子载荷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出领域层指标的权重,针对领域层指标进行因子提取,在得到各因子在主因子上的载荷矩阵后, 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可以得到领域层指标在总指标上的权重,具体结果见表1。

在对指标进行无纲量化的基础上,根据每一项指标的权重,使用公式( 其中,wi代表指标的权重,ti为指标i在第t年的无量纲化指标) 进行加权综合评价。

3. 3 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在对所有的源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和权重赋值之后,通过加权综合,我们得到了全国30个省市的包容性水平指数及其排序,详见表2。

另外,为了更直观地了解现阶段中国经济在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权利获得及机会公平、成果共享等3个领域的包容性水平,明确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弱项以及未来的努力方向,我们给出了2012年中国30个省市在3个领域层的包容性指数,详见表3。

由表2和表3可以看出:

( 1) 自1990年以来,中国各省市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民众的各种经济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和肯定,中国经济日趋包容; 但同时观察各省市的包容性增长指数可以发现,当前多数省市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还比较低,并且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这一结论与于敏、王小林 ( 2012)[14]使用国家层面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一致。

( 2) 分阶段来看,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省市, 1990 ~ 2000年的年平均包容性增长速度略快于2000 ~ 2012年的年平均包容性增长速度。这说明在经济进入纵深发展的21世纪,高速的经济增长受到了环境恶化和资源衰竭的挑战,国富民穷的现象逐渐凸显,民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民众没有获得公平的经济机会,不同人群之间的权利配置不均状况逐渐恶化,弱势群体面临着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表面繁荣的GDP数字背后,教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突出,民众对各种经济权利的诉求越来越多, 经济机会和经济成果没有实现全民共享。

( 3) 我国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极不平衡,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其中, 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山东、江苏、浙江、辽宁等省市的经济包容性发展水平较高,走在了其他省市的前列,属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第一梯度地区; 宁夏、甘肃、青海、云南、贵州和广西等省经济包容性发展水平较低,属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第三梯度地区,详见表4。

( 4) 各省市的经济包容性发展速度迥异。30个省市中,包容性发展速度最快的是重庆市,23年间重庆的包容性增长指数翻了一番,在排名方面也由1990年的第28位上升到了2012年的第15位,我们认为这和1997年重庆被列为直辖市,国家对其进行了政策上的倾斜有关。包容性发展速度最慢的是河北省,其包容性指数排名由1990年的第4位降至了2012年第18位,这应该和河北省发展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业经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有一定关系。

( 5) 由表3可以看出,在3个领域层指标中,各省市得分最高的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这说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增加了人们的就业机会,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权利获得和机会公平、成果共享指标得分较低,这说明尽管整体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无法享受充足的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基本社会服务,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占有,弱势群体面临受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和健康权利等权利的严重缺失,分享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利,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实现全民共享。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根据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结合各省市的情况,兼顾数据的可得性,构建了一套评价各省市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指标体系,对中国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市的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测度和简单评价。

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中国各省市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在整体呈上升的趋势,但大部分省市的包容性增长水平仍然较低,且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和西部地区相比,我国东部省市的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相对较高,各省市之间的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出了东高西低的趋势; 在3个领域层指标中,权利获得和机会公平、成果共享指标得分较低,这说明尽管整体经济高速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无法享受充足的教育、医疗卫生服务和其他基本社会服务,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占有,弱势群体面临受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和健康权利等权利的严重缺失,分享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利,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实现全民共享。

因此,为了提升我国各省市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水平,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 1)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各省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省市在提升区域经济实力的同时, 一定要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减少高能耗、高污染型投资,推动经济实现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来替代原有的 “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2) 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保障民众的各种政治、经济权利和公平参与经济增长进程的机会。政府应加强对基本社会保障的投入,完善医疗、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 使民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同时,加大对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教育经费投入,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平地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力资本基础。

包容性经济增长 篇8

追求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永恒的主题,而经济增长的落脚点在于改善民生,但是,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说经济停滞或倒退是民生恶化的罪魁祸首,但经济增长却不是民生改善的最大功臣。究其原因,民生是否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理念的选择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上多数国家与国际组织都将减贫作为选择经济增长理念、制定经济增长战略、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在减贫过程中,经济增长理念随着贫困认知程度的深化不断发展。贫困的认知经历了最初的收入贫困与消费贫困,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到包括健康和教育在内的能力贫困,再到9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包括脆弱性、社会排斥等更为宽泛的权利贫困[1]。而伴随着贫困认知的深化,经济增长理念的发展由20世纪中期以来的涓滴式增长到1990年世界银行提出的基础广泛的增长以及之后的益贫式增长,到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再到世界银行2012年提出的绿色包容性增长。涓滴式增长理念基于收入贫困与消费贫困,认为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通过扩散效应自动在全社会各阶层间进行分配,从而消除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削减贫困,但是涓滴式增长不仅没有形成财富的扩散,反而造成财富的集中,在这种情况下益贫式增长同样基于收入贫困的情况下,将关注重点由全社会各阶层转向贫困人群,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绝对收入或者使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率高于非贫困人口以达到削减贫困的目的。然而,益贫式增长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世界多数国家间、国家内部群体间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的现实,使得亚洲开发银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于缓解以至消除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其内涵在国际组织或学者之间至今没有形成共识。绿色包容性增长是绿色增长与包容性增长的结合,其中绿色增长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而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包容性增长内涵的一个方面。从这一角度考虑,绿色增长从属于包容性增长,但是结合绿色包容性增长提出的现实背景来看,世界银行提出绿色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目的是:在提倡包容性增长的同时突出绿色增长的重要性。

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实施绿色包容性增长理念是有必要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在近10个百分点上高位运行。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削减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 5亿人减少到2012年末的9 899万人1,贫困发生率从30. 7% 下降到2. 8% ; 同时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 317上升到2012年的0. 474,远超出联合国规定的警戒线0. 4,表明中国贫富收入差距严重恶化。贫富差距的恶化将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进而造成大量的失业,降低居民的生活质量,最终危及社会的稳定。此外,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9. 1% , 二氧化硫 排放量减 少14. 29%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减少12. 45% ,以能源消费年均6. 6% 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 2%的增速,但是中国单位GDP能耗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依然较高,而空气质量更是堪忧。从资源稀缺性以及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资源的压力、环境的恶化造成中国能源安全面临威胁、环境治理成本的上升、人口身体健康素质下降,从而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从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实施绿色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对于削减贫困、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资源环境压力等具有重大的现实与政策意义。

2 相关文献综述

绿色包容性增长由世界银行率先提出来,以敦促各国政府克服政治经济制约,摒弃根深蒂固的行为定式和社会规范,开发创新型的融资工具来改变激励方式和促进创新,从而解决导致过度使用自然资产的市场、政策和制度失灵现象[2]。然而,绿色包容性增长以包容性增长为基础,因此要明确绿色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与测度方法,必然首先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与测度方法。为此本文就前期文献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及测度方法进行综述。

2. 1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自包容性增长被提出以来,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研究人员与学界学者对包容性增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一方面,这些组织和学者关注包容性增长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 另一方面,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不同内涵所代表的政策含义没有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因此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至今难以形成共识。为了充分认识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本文对包容性增长的主流观点加以阐述。

亚洲开发银行在《Strategy 2020》中将包容性增长作为它的首要发展议程,认为包容性增长应该集中于实现创造并扩展经济机会的可持续增长; 确保社会成员广泛获取这些机会的权力,使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并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强调社会保障来保护最脆弱与最贫困的群体[3]。Ifzal Ali等[4]认为包容性增长是机会平等的增长,侧重于创造机会和平等获取机会。基于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将个人环境所导致的不平等与个人努力所导致的不平等区分开来: 当所有社会成员通过个人努力,不论他们所处的环境如何,都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时,增长是包容性的;而由人们所处环境,包括宗教背景、父母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以及种姓等的差异所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反映了源于现行财产与公民权利制度缺陷的社会排斥,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解决。吉瑟斯·菲利普从发展中国家充分就业的角度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大量的失业和就业不充分,为达到包容性增长,政府必须作出努力并投入资源,以达到充分就业[5]。M. H. Suryanarayana[6]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因物质和人力资产禀赋被剥夺而处于收入分配的底层,并且没有能力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获益的群体能够获得分享增长的成果。世界银行[7]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模式作为包容性增长的重点,认为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模式对实现高水平的、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减贫是十分关键的; 同时,将生产性就业纳入包容性增长范畴,认为在短期中政府能使用收入分配方案来削弱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给穷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在长期中生产性就业而不是直接的收入再分配是被排斥群体收入增长的一种手段。Terry Makinley[8]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对包容性增长作出解释。狭义的解释意味着经济增长是重点,而扩展人的能力有助于提高经济成果; 广义的解释强调包容性发展,将福利的非收入指标与重视人的能力作为人类发展的主要结果,而不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Ganesh Rauniyar等[9]通过将包容性增长与益贫式增长作对比来界定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认为益贫式增长侧重于贫困随经济增长的减少,而包容性增长侧重于分配不平等程度随经济增长的降低,例如当经济增长时,分配不平等程度降低,同时贫困随着不平等程度的降低而减少,则经济增长既是包容性增长,也是益贫式增长; 如果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平等程度上升,但贫困减少( 增长效应支配不平等效应) ,则经济增长可以认为是益贫式增长,但不是包容性增长。Stephan Klas-en[10]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增长的子集,增长是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条件。对于包容性增长存在两种可能的选择: 关注增长过程与关注增长过程的结果。选择关注增长过程,则认为包容性增长以某种方式与广泛基础或劳动密集型增长相联系,具有非歧视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特点; 选择关注增长过程的结果,则认为包容性增长接近于益贫式增长的概念,但就结果解释而言,包容性增长又不同于益贫式增长。包容性增长与相对益贫式增长概念相关联,关注增长的成果惠及社会各个阶层,包括贫困、次贫困、中等收入群体甚至富裕阶层; 同时,包容性增长作为削减劣势的增长,受益群体主要为劣势群体,而益贫式增长主要关注低于贫困线的人口。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同样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杜志雄等[11]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在革除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倡导和保证机会平等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使民众的福利得以持续改善和增进,民众的实质自由得以保障和扩展。俞宪忠[12]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制度公平三者之间的有机协同,认为包容性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民本主义发展旨向,体现出更加关注民权民生的新型发展理念,更能满足民众权利发展的制度公平诉求。汝绪华[13]关注经济增长的模式,认为包容性增长寻求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其内涵包括三方面维度: 机会平等的增长、共享式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增长。魏捷等[14]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能够对增长前提条件、增长过程的要素、增长结果以及广泛的社会因素实现尽可能大的包容,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公平有效的增长模式。

2. 2 包容性增长的测度

明晰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制定政策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而政策实施的评价依赖于对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测度。本文对经济增长包容性程度测度的方法进行简单的归纳。

Ifzal Ali等[15]通过构建类似于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机会函数来测度包容性增长,认为社会机会函数依赖于人均机会的可得性与机会如何在人们之间分配两个因素,当经济增长使得社会机会函数增加时,则增长是包容性的。M. H. Suryanarayana[6]在定义剥夺环境的前提下,通过分配的集中度来确定经济过程是包容的还是排斥的,然后在这一概念框架下,对单一社会和复合社会的包容性分别加以测度。Jacques Silber等[16]将Bonferroni指数、Bonferro-ni曲线扩展为Bonferroni集中指数、Bonferroni集中曲线、广义Bonferroni曲线、广义Bonferroni集中曲线,并建立扩展后的Bonferroni指数、Bonferroni曲线与机会指数、机会曲线的联系来测度包容性增长。魏捷等[14]在界定包容性增长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选择基于隶属度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中国1978—2009年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进行考察和测度。于敏等[17]结合中国国情,通过设计一套评价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包容性增长指数测度了1990—2009年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既有的文献主要侧重于包容性增长内涵的研究,而将包容性增长与绿色增长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献却极为缺乏; 同时,包容性增长测度的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社会机会函数法局限于单维度指标,而无法对多维度指标整体的包容性进行测度,而基于隶属度的模糊综合评价法虽能够测度多维度指标整体的包容性,但其权重的确定存在争议。本文在包容性增长内涵前沿研究的基础上,将包容性增长与绿色增长结合起来,对绿色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总结为四个方面,即经济增长、机会平等、成果共享、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为避免已有测度方法的局限,本文将采用因子分析法 ( FA) 来测度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动态变化。

3 指标体系与因子分析模型的建立

3. 1 建立绿色包容性指标体系

根据绿色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本文从经济增长、机会平等、成果共享以及资源环境4个层面建立绿色包容性增长的三级分析指标 ( 如表1) 。

3. 2 建立因子分析模型

因子分析法是一种通过降维以简化数据分析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实质是用少数几个潜在的但不能观察的互不相关的随机变量来描述许多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实际应用中,因子分析法将各个原始变量表示为公共因子与特殊因子和的线性关系,通过累计方差贡献率来表示公共因子反映原始变量信息的程度。

假设所研究的问题涉及p个相关指标,且应用特定方法确定公共因子的个数为m,则因子分析法的一般模型为:

其中,X1,X2,…,Xp为原始变量; F1,F2,…,Fm为公共因子; ε1,ε2,…,εp为特殊因子;aij( i = 1,2,…,p; j = 1,2,…,m) 为第i个变量Xi在第j个因子Fj上的因子载荷,即原始变量Xi与公共因子Fj的相关系数。因子分析模型也可表示为矩阵形式,即X = AF + ε,其中,X = ( X1,X2,…,Xp)T; F = ( F1,F2,…,Fm)T; ε = ( ε1,ε2,…,εp)T; A = ( aij) 为因子载荷矩阵。

4 实证分析

4. 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世界银行数据库、《维持全球升温低于2℃的挑战》、国研网等。在实际研究与应用中,为方便指标之间的比较,通常对逆向指标先取倒数,将逆向指标转化为正向指标,然后为消除原始变量量纲差异对因子分析造成的影响,将原始变量的观测值按照公式 ( 1) 进行标准化处理:

将标准化后的原始变量记为Z=(Z1,Z2,…,ZP)T。

4. 2 因子分析过程

本文采用Eviews6. 0与SPSS18. 0对数据进行处理,以主成分分析法 ( PCA) 求解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准则,提取3个公共因子 ( F1、F2、F3) ,其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92. 543% ( 如表2) ,大于85% ,表明3个公共因子包含了原始变量高达92. 543% 的信息。

在提取公共因子之后,需要确定因子载荷矩阵。因子载荷矩阵是确定公共因子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而确定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分析公共因子对各变量重要程度的关键。本文以主成分分析法求解因子载荷矩阵,结果如表3所示: 所有指标变量的共同度除了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弹性 ( X13) 在0. 7~ 0. 8之间,其余均大于0. 8,并且大部分在0. 9以上,反映了3个公共因子对原始变量方差较高的贡献度,同时也反映了提取3个公共因子的合适度。

因子分析的目的不仅要确定公共因子,同时要明确公共因子的实际意义,以便进一步分析所研究的问题。由于初始的因子载荷矩阵的元素数据难以确定各公共因子实际意义,因此需要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 ( Varimax) 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因子旋转,以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 见表3) 。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各公共因子具有较为明确的实际意义。人均受教育年限 ( X5) 、学龄儿童入学率 ( X6) 、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 ( X7) 、出生时预期寿命 ( X8)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X9) 、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 ( X10) 、万元GDP能耗( X16) 、化石燃料能耗 ( X17)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例 ( X18) 以及碳强度 ( X19) 等指标在公共因子F1上具有较大因子载荷,且这些指标分别体现了机会平等性与资源环境状况,可称为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 代表成果 共享的城 镇登记失 业率( X11) 、就业增长弹性 ( X12) 、社会保障支出增长弹性 ( X13) 、基尼系数 ( X14) 、城乡可支 配收入( X15) 等指标在F2上显示最大载荷,可称为成果共享因子; 人均GDP增长率 ( X1) 、GDP增长率( X2) 、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 ( X3)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 X4) 在F3上因子载荷的绝对值最大,可将F3解释为经济增长因子。

为测度2001—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动态变化情况,本文首先采用回归法 ( Regres-sion) 计算各公共因子得分,然后以旋转后的因子方差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作为各公共因子的权重,与相应的公共因子得分相乘,从而得到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因子综合得分。因子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F为因子综合得分,Fi为第i个公共因子,ai为第i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n为公共因子的个数。

利用公式 ( 2) ,本文得到2001—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 ( 如表4) ,并且依据表4数据绘制出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得分、成果共享因子得分、经济增长因子得分以及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变动趋势曲线 ( 如图1) 。

由图1可知,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F1得分在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一因子得分在2001—2003年间不断下降,意味着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资源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在2001—2003年趋于恶化; 然而,2003年作为拐点,F1得分从最低点开始大幅度反弹,并在之后一路攀升,表明2004—2011年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资源环境整体状况持续改善。成果共享主要主要从就业与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分配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在2001—2011年间整体上形势严峻且变动微弱,就业与社会保障成为决定成果共享因子F2得分变动的主要因素; 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负面效应的衰减以及经济的复苏,在经济增长的就业拉动效应不明显的情况下,社会保障支出的大度下降使得F2得分自2001年的最高点2. 484 35滑落到2003年的最低点 - 1. 320 16,随后2004—2007年整体上呈现小幅波动上升趋势; 然而,受到始于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 世界性经 济危机的 影响,F2得分在2008—2009年下降幅度较大,但政府为避免经济的硬着陆,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刺激措施,使得F2得分在2010—2011年迅速回升,不过与2001年相比,其成果共享程度依然处于低层次状态。经济危机对一国或地区的影响是广泛的,不仅仅只限于成果共享方面,对经济增长同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因子F3得分以2007年为界大致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区间,2001—2007年F3得分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滞后效应的影响,初期轻微下降,而后随着危机滞后效应的不断衰减乃至消失,2004年之后快速上升; 至2008年,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F3得分急剧下降,之后在政府大规模的救市措施作用下波动幅度趋于缓和,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存在严峻的挑战,因此需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速度,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取决于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F1、成果共享因子F2以及经济增长因子F3的得分及其对应的权数。通过简单的计算,可得到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F1、成果共享因子F2以及经济发展因子F3得分权重分别为0. 489 61、0. 270 21、0. 240 18,这意味着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F1得分对绿色包容性增长因子综合得分的边际贡献最大,为0. 489 61,而经济增长因子F3得分对绿色包容性增长因子综合得分的边际贡献最小,仅为0. 240 18,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将GDP总量与增速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错误的。在已知各公共因子得分的前提下,按照公式 ( 2) ,最终求得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从图1中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总体趋 势是上升 的,但是过程 是曲折的。2001—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快速下滑,2004开始回升,在2008—2009年短暂的下降后2010—2011年继续上升,并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绿色包容性在这一期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在这一期间内部经济增长的绿色包容性因子综合得分却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 如图1) ,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绿色包容性在短期内不稳定。

5 结论与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2001—2011年中国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资源环境状况在整体上不断改善; 发展成果共享程度在低层次剧烈波动中缓慢回归,但远低于期初水平; 经济增长以2007年为界明显分割,前期稳步上升,后期迅速回落; 中国经济增长的绿色包容性在整个期间内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在期间内部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此外,经济增长因子得分的边际贡献分别低于成果共享因子和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将GDP总量与增速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存在导向上的错误。

绿色包容性增长是一个整体,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改善依赖于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成果共享因子以及经济增长因子的全方位的提高。首先,作为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并优先解决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与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问题,创造更多的机会,增加机会的可得性,实现发展的成果由全民共享,以消除居民在收入、能力、权利上的贫困;其次,基于资源稀缺性以及环境恶化的现实,政府应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步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的集约化利用程度,积极开发新能源,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包容性增长是一个整体,基于资源稀缺性的现实,政府与企业应该加大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提高资源的集约化利用程度,积极开发新能源,使经济的增长更具绿色包容性; 最后,政府需要打破原有的固定模式,将GDP总量与增速转变为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改善程度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衡量指标。

摘要：绿色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自提出便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经济增长、机会平等、成果共享以及资源环境等四个方面建立绿色包容性增长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FA)计算因子综合得分来测度2001—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绿色包容性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2001—2011年中国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资源环境状况在整体上不断改善;发展成果共享程度在低层次剧烈波动中缓慢回归,但远低于期初水平;经济增长以2007年为界明显分割,前期稳步上升,后期迅速回落;中国经济增长的绿色包容性在整个期间内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在期间内部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此外,发现机会平等与绿色因子对绿色包容性增长边际贡献最大,从侧面论证了将GDP总量与增速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衡量指标存在导向上的错误。

包容性经济增长 篇9

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谐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相对宽裕的社会, 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 物质财富缺乏所造成的贫乏, 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 努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构建和谐社会, 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 良好的经济发展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要从根本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几十年来, 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 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为和谐思想的提出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构建和谐社会既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从经济发展来看, 随着经济总量增加, 由短缺经济转向相对过剩经济, 经济发展从最大限度地增加供给, 转向更大程度地满足需求, 着力于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发展。从社会基础来看, 由于个人财富的增加和私人财产的形成, 并且受到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 以财富为基础的社会诉求更倾向于经济稳定与社会和谐。

2. 社会和谐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和谐社会是个秩序良好的社会, 它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定团结、协作共进的社会及政治局面, 反之, 失去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经济的发展就会出现一系列不公平、不安定因素, 最终也会影响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伴随着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被破坏等一系列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问题, 因此, 为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 提出经济包容性增长, 着手解决经济社会不和谐问题, 协调各种社会矛盾, 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 使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外汇储备达到2万多亿美元, 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明显改善。但总的来说, 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 经济实力还不雄厚,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因此, 发展经济一刻也不能停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先后制定了“三步走”和“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建国初期、改革开放时期我们要发展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时期我们更要发展经济。和谐社会需要物质基础, 物质匮乏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纵观当今世界上社会比较和谐的国家, 无不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国家。但是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 只有当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时才能达到社会与经济的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 内涵十分丰富, 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也包括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管理、社会和谐等, 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领域体制和机制完善等。

中国经济在多年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建设中, 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在社会领域, 存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经济发展并没有消除它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有些问题日益突出。如, 农民增收缓慢, 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大, 区域发展不平衡, 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 贫困人口出现反弹, 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

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这一概念, 应该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中国现有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是需要改变的, 说得严重点, 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各个方面都要包容性增长。其实“包容性增长”不仅仅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还要作为一种价值导向, 向社会倡导这样一种理念, 就是应该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 要让人民过上一种很幸福的、有尊严的的生活, 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所要达到的目的, 而不是原来过多地强调GDP的增长。构建和谐社会从实践角度看, 应从促进经济发展的和谐入手, 即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增长, 协调处理好经济内部各方面的关系, 使得彼此相互适应, 相互促进, 保障经济发展进程的持续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 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现今, 中国虽然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 但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不规范, 市场竞争机制、法律机制、监管机制也不健全, 市场经济体制公平、公正的效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现。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 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严厉打击地方保护主义, 加强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 促进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其次, 必须完善价格机制, 取消工农产品的剪刀差, 缩小城乡差距;促使上下游产业同产品形成合理的交换价格, 缩小上下游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对垄断行业征收利润税, 并逐步放开竞争, 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最后, 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环境。

2.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要紧紧抓住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条主线, 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这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首先, 要协调产业发展的关系。按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加强农业基础,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改造提高传统服务业, 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其次, 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就是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最后, 通过资产重组, 培育和发展一批竞争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著名品牌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增强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 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3. 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制度。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这就要求:首先,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其次,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最后, 加大个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一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特别是强化支农惠农政策,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二要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使更多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三要切实对过高收入进行有效调节;四要加强和规范国家对企业税收征管, 尽可能减少企业偷、漏税现象, 打破垄断经营, 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制度, 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强化税收调节;支持和扶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实现税负公平, 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防止两极分化, 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共同富裕。

4. 大力开发新能源, 发展循环经济。

中国传统的工业主要是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的三高一低型产业、不符合资源形势的要求和循环经济的理念。要根据循环经济的评价原则, 从生产制造、消费使用、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来评估产品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建立激励机制, 鼓励企业内部资源循环利用, 采用高效率的设备、工艺、从源头上杜绝资源浪费;督促企业使用污染物综合处理设备, 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同时, 利用技术优势, 不断开发新能源产品, 例如风能核能和太阳能等等, 增加我们能源上的自中国供给, 减少对外的依赖度。

5.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 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 是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条件, 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 这是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同时, 扩大就业的压力很大, 因此, 必须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 多渠道扩大就业。积极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 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 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 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政策把握得当, 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反之, 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出现脱节和徘徊不前。构建和谐社会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来的, 也必须再通过经济发展来提升。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与不和谐因素是经济发展不充分带来的, 缺乏相应的包容性, 同样也必须通过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建立和谐社会的一切难题来自我们选择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而建立和谐社会的唯一可能性也在于我们能够形成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包容性增长即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他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 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而所谓包容性增长, 寻求的应是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要素: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 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强调机会平等就是要通过消除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 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

总之, 经济发展中的包容性增长和中国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和协调发展、和谐社会都是一致的, 只有有机统筹这些内函, 并且落到实处, 也就能最终实现“包容性增长”。使广大人民群众以积极的热情, 自觉投身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之中, 为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作出贡献。

摘要：实现社会和谐, 建设美好社会, 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最近提出的经济发展中的包容性增长又是迈向和谐社会的又一个具体步骤, 结合以往的和谐社会理论, 作一些相应探索,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中的包容性增长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包容性增长的实践 篇10

北京市委、市政府今年提出了将北京建设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的远期目标, 南海子公园的建设正是北京市向着这个目标迈进的具体行动之一, 同时也贯彻并且实践着“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发展理念。南海子公园也是北京市“振兴城南”行动计划的重大节点项目。大兴区委、区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妥善做好了垃圾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理等工作, 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 仅用了8个月就为市民奉献出一座美丽的新型公园。

南海子公园的建设牵动着从北京市到大兴区各个层面的目光。人们不禁要问:南海子公园为什么能得到这么高的关注呢?

首先, 南海子公园是北京市践行“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理念的生态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内容。由于城市化进程快, 北京市的“城市病”特征日益明显, 亟须治理。南海子公园作为最先动工的生态郊野公园, 承担起北京城市南部生态屏障的重任。

在贯彻理念的过程中, 大兴区将生态建设理念自觉导入, 充分利用可再生的资源, 倡导低碳经济, 把园区作为精品来建设, 坚持“一流设计、一流施工、一流管理”, 做到“三季有花, 四季有景”。公园道路和照明的规划与布置以人为本, 充分考虑了群众的游玩习惯, 将人的活动与公园景观有机融合, 突出公园的宜人特征。建设中, 公园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其生态屏障作用更加显现。

南海子公园同时是大兴区实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示范区。这要从大兴与新媒体产业的关系谈起。在以往的印象中, 大兴区仅以沙甜的西瓜著称。其实近年来大兴区形象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6年, 大兴区设立了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 次年成为全市首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当前, 以新媒体产业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已经逐步成为大兴的主导产业之一, 成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具活力的集聚区之一, 为大兴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构筑了坚实的发展平台。南海子地区正是这片集聚地的中心, 奥运开幕式的许多排练活动就是在这一带进行的。

南海子公园对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平台支撑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形式的支撑”, 即在不破坏园区既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 依靠先进的信息通信手段以及多媒体技术成果等各种新媒体形式, 对南海子地区乃至大兴地区的历史进行展示。具体做法包括应用3D影像技术和3G通信技术, 模拟有关明清时期皇家苑内引弓策马、狩猎习武的场景, 再现昔日风光旖旎的皇家苑囿;整理和挖掘有关反映明清皇家狩猎文化、苑囿文化的故事传说和音乐, 以多媒体剧、手机报、手机3G传输和通信技术进行宣传。通过这些形式上的应用, 丰富了南海子公园的服务功能。

另一方面是“内容的支撑”, 即通过新媒体产业, 提升公园的生态旅游和文化休闲功能, 在配套区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与周边区域形成产业关联带动, 服务于亦庄新城的生产性需求和大兴黄村新城的消费性需求, 进而以点带面, 推进大兴区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南海子公园的建设折射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 体现出显著的包容性特征。南海子公园建设的目的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使广大居民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 又享受健康的生态环境。因此, 在建设过程中从一开始就避免了简单拆迁, 坚持在搬迁中和群众进行充分沟通, 为他们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使当地群众能够分享到公园建设所产生的价值。这种做法自觉地践行了国家大力提倡的“包容性增长”理念。

当前, 北京市快速扩张, 中心城区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提升, 位处京南四、五环的大兴区已成为承载北京市产业升级和转移的重要空间载体。随着南海子公园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随着大兴区和北京经济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顺利推进, 到地铁大兴线、亦庄轻轨线即将开通;再到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户投产, 以及南海子公园二期建设和万亩滨河森林公园、南中轴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生态项目建设, 越来越多的优势要素已开始在南海子及其周边区域汇集。

南海子公园一期的顺利开园, 赋予这个区域以新的希望、新的契机。立足于南海子公园, 大兴区正在循序渐进地推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提升在北京、在京津冀都市圈的地位与竞争力,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南海子公园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南海子公园的建成对深入挖掘大兴地区的历史文化, 有效改善北京城南地区生态环境和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大幅提升亦庄新城的环境品质, 增强对高端生产要素吸引力,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又为北京市彻底改变城乡接合部面貌,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建设宜居宜业和谐新区提供了强大动力。

期待包容性增长早日落到实处 篇11

包容性增长，理念新颖，吸引眼球，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有机构预计，此概念很可能被写入“十二五”规划，何谓包容性增长?专家解释，包容性增长即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包容性增长对我国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胡锦涛强调，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增强抵御危机和风险能力，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建设，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在此一目了然。所以，有人也把包容性增长解读为“共享性增长”、“科学性增长”、“和谐性增长”等。从科学发展观到和谐社会，再到如今的包容性增长，这是本届中央领导班子执政以来所提出的三个重要理念。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突飞猛进，史无前例，2002年至2007年六年间，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1.65％，尤其是2006、2007两年，更是达到了12.7％和14.2％的增长率，速度为世界罕见。当前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加速期，我国经济综合实力已经跃升全球第二。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新兴城市拔地而起，高楼大厦星罗棋布，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地铁轻轨崭露头角。但在经济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时，民生的改善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并不协调。具体到每一个人，同在一片蓝天下，生活水平大不相同，有些人住豪宅，开宝马，吃鲍鱼，存巨款，穿名牌，玩古董，游世界，极尽奢华。有些人却钻蜗居，当“负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节衣缩食，望楼兴叹，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保证，更有一些人不得不去做“犀利哥”。两相对照，泾渭分明，反差强烈!

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关系中国未来5年社会发展走向的“十二五”规划，都传递了包容性增长的强烈信号。显然，包容性增长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把包容性增长落到实处，是执政党的神圣使命和各级领导的重要职责。广大民众，对包容性增长热切关注，举双手赞成，由衷期待早日生根、开花、结果。具体体现包括，

——期待物价尽快有效控制，物价是民生的晴雨表。市场经济，潮起潮落，物价增幅要科学、适度、有规律，不能毫无道理地说涨就涨。温家宝总理高度重视物价问题，他指出：“两个问题可以危及社会的稳定以至政权的巩固，一个是贪污腐败问题，一个是物价问题。”人们对目前的物价不满意。收入的增加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尤其是2010年以来，物价大面积、大幅度快速上涨，为多年所罕见，普通民众怨声载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已不堪重负。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从目前来说，已成为一个关乎生活、关乎稳定、关乎政治的头等大事。

——期待分配不公得到缓解。分配不公已经影响到国人的生活与_心态，其中有三个层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缩小条块之间的差距，有些行业之间工资收入差距已达数倍乃至几十倍：三是单位内部的分配问题也需要认真解决，权力收入越来越严重，灰色收入、腐败收入、隐性收入暗流涌动，难以遏制。

——期待劳动就业有所保障，目前城市就业矛盾十分突出，大学毕业即待业的情况普遍存在。权威部门发布，2011年全国大学生毕业生数量将达650万人，加之其他各类待业人员，总计全年需要就业的人员为2500万人左右，而目前只能安排1200万人，整整差了一半多。应该说，总体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期待民众不再望楼兴叹。面对房价逐年攀升，住房问题已成了民众的一大心病。2010年12月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分析，我国城镇居民中85％的家庭无力购房。城镇中等收入家庭8.76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一套普通住房。何时才能让民众在住房方面不再犯难，人们翘首以待。

——期待教育公平不断完善。教育产业化，其直接危害是导致教育不公。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上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其潜在危害是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开了方便之门，使我国人才队伍掺了水分，实现教育会平，首先要降低收费标准：加大对城市低保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优秀学生的扶持力度，开辟优秀人才绿色通道。

——期待早点解决看病责问题，看病贵也是当前民众生活中的一大难题。收费高，已成了人们对医院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希望因病致贫的事例越少越好。

——期待老有所养蔚然成风，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已面临着老龄化社会的问题，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1.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5％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前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问题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但愿早作打算，未雨绸缪。

包容性增长国内外研究综述 篇12

一、研究概况

国内学界于2009年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会议上倡导“包容性增长”以后开始关注包容性增长,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搜索结果显示, 截至2012年6月, 篇名包含“包容性增长”字段的论文有515篇, 除了让·皮埃尔·莱曼发表于《中国企业家》2008年第13期的《探索包容性增长》及蔡荣鑫发表于《经济学家》2009年第1期的《“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之外, 其他所有论文都发表于2010年之后, 其中, 2010年98篇、2011年308篇、2012年106篇[2]。515篇研究论文中核心177篇。从研究内容上来说, 国内177篇核心期刊论文, 其中, 对包容性增长本身的探讨有96篇, 从宏观的、微观的、规范的、实证的等不同角度, 涵盖包容性增长提出的背景、包容性增长的内涵、维度、特征、测量指标、伦理价值、哲学论证、理论基础、影响因素、路径、政策措施等许多方面。包容性增长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渗透性或应用性研究有66篇, 涉及到金融、房地产、外贸、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法律、社会管理及社会政策、就业、教育及体育、西部开发、民族经济、环境、组织工作、城市规划、单位管理、土地承包等非常宽泛的主题。综述或述评有6篇。国内研究“包容性增长”著作很少, 仅见林毅夫等著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年版) 及任保平主编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 (2011———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 》两部。

国外关于“inclusive growth” (包容性增长) 的研究, google (谷歌) 学术搜索显示标题中包含“inclusive growth”的论著有295篇 (部) (不包含引用) , 其中, 著作14部, 论文291篇, 少部分以工作报告、演示文稿形式呈现, 个别是关于中国或中国学者的外文论文[3]。国外研究早于国内, 最早在1997年有提及包容性的, 系统研究是始于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明确提出这个概念后。与国内研究侧重于内涵、维度、理论基础等形而上或思辨的研究不同, 国外研究多侧重于对策研究、实证研究, 部分是ADB、WK、APEC、OECD等国际组织的调研成果或工作文献, 部分是对India, Philippines, Malaysia, Nepal, Korea, Nigeria等发展中国家或其某个区域的研究, 部分是对亚洲、南亚、南非、拉美等整个区域的研究。

国内外研究概况的差异反映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习惯及方法有所不同, 国内的规范研究与国外的实证研究可以互补。

二、包容性增长提出的背景

陈华 (2011) 认为, 包容性增长提出的理论背景有国际贫富差距、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内分配的不公平、中国的GDP至上主义以及社会排斥因素的存在四个方面[4]。李刚 (211) 认为, 包容性增长提出的中国背景有收入差距的扩大、自然资源、生产要素与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增长价值观的紊乱三方面[5]。葛笑如 (2011) 认为, 背景有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收入结构失衡, 社会差距拉大;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无法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6]。

国外研究表明, 包容性增长提出的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 (1) 不均等的经济增长Ali (2007) 。经济增长过程创造的新的经济机会并不均等。而减贫的速度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还取决于增长的成果如何被分享。亚洲某些国家环境或市场失败等因素限制了穷人利用经济增长带来的机会, 使得富人比穷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利更多[7]。 (2) 日益上升的不平等Ali (2007) 。指出上升中的收入不平等会危及对社会和政治稳定, 以及增长过程本身的持续性。 (3) 全球化和均衡增长的需要Ali and Yao (2004) 。详细阐述了在全球化、结构转型、国内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需要等语境下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8]。 (4) 减少贫困。仅凭增长本身并不能保证每个人平等受益。一定水平的增长对于减贫是必要条件, 但增长本身并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 增长可能忽视穷人或边缘群体, 从而引致不平等。

总结国内外文献关于包容性增长提出背景的研究, 可以看出这样的脉络:包容性增长是基于国际经济发展失衡、经济全球化成果未能合理共享、国际减贫事业发展成效不显著、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矛盾凸显、贫富分化加剧等现状提出的, 是经济增长理念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新发展, 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全球彰显的结果。

三、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或内涵

对于国内关于包容性增长的概念, 学者们见仁见智, 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剖析。杜志雄 (2010) 认为, 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看, 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普惠式增长”, 即不断为民众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 以实现公平分配,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国际层面上, 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开放性增长”, 国与国之间在开展经济合作时应该互相关照, 互惠互利, 携手发展[9]。刘松 (2010) 从经济学语境把包容性增长解读为全社会广泛参与、共同受益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兼顾效率与均衡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持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优化制度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10]。白永秀 (2011) 认为, 包容性增长是可持续增长、共享增长、全面增长、广泛增长、安全增长及平等增长[11]。汝绪华 (2011) 认为包容性增长应该是机会平等的增长、共享式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增长[12]。

国际方面, Conceicao, Gibson (2001) 等最早于2001年提出包容性增长是包含所有国家的每一位公民在内的发展过程[13]。Chatterjee (2005) 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广泛参与并致力于减少贫困和社会排斥的过程[14]。亚洲开发银行 (ADB) 的文献 (Ali and Son 2007, Ali and Zhuang, 2007) 表明, 国际社会对于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未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 一般意指“机会均等的增长”, 包容性增长就是强调增长所创造的经济机会能被所有人利用特别是最大限度地被穷人利用的增长。Abhijit Mukhopadhyay (2011) 认为, 包容性增长经常可以与“广泛基础的增长”、“共享式增长”、“益贫式增长”交换使用。根据世界银行的注解, 快速和持续的减贫需要包容性增长, 以允许民众献力于经济增长并从中受益。世行设立的一个增长和发展委员会 (2008) 把“包容”定义为一个涵盖公平、机会平等、保护市场和职业转换的概念, 换言之, 它强调在市场准入、资源、对企业和个人公正的市场监管环境等方面机会平等的理念。处理包容性增长通常涉及短期和长期两个不同的角度, 短期而言, 政府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方案吸收跳跃式增长政策对穷人的负面影响。长期而言, 除了创设生产性的有意义的职业以促进包容性增长, 别无选择[15]。

根据维基百科wikipedia (2012) 定义, 包容性增长的含义主要是指“广泛基础的增长、共享式增长以及益贫式增长” (broad based growth, shared growth, and pro-poor growth”) 。它降低一个国家贫困的快速增长率而增加民众对经济增长的参与[16]。

国内外关于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或内涵可能各有特色, 不胜枚举, 但就其本质内涵, 不外乎是强调机会均等、公平参与及合理共享的开放的兼容并包的增长, 是强调增长的质而非仅仅关注量的增长, 是更具人本关怀的增长。

四、包容性增长的理论框架或维度

有学者分析包容性增长应包含人与自然包容、人与社会包容、人与人包容三个维度。任保平 (2011) 认为, 包容性增长的理论维度应包括增长条件的包容、增长过程的包容及增长结果的包容三方面, 其中增长条件的包容又分为经济增长对权利、人的发展及经济安全的包容, 增长过程的包容包括经济增长对创新、劳动力要素及文化的包容, 经济结果的包容则包括经济增长对利益和谐、经济可持续性及道德伦理的包容[17]。李刚 (2011) 把包容性增长的理论框架概括为参与共享、可持续发展及重塑增长价值观三个方面[18]。2007年, ADB’s常务董事长Rajat Nag在报告中重申了包容性增长相互关联的三个维度, 即经济维度、社会维度、制度维度 (或政治维度) 。经济维度确保贫穷和低收入的家庭有能力和机会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收益。社会维度意指投资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安全网, 以消除社会不平等, 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 让更多的人参与增长过程。政治维度涵盖提升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在内的贫困和低收入人群有效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能力和机会[19]。

五、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包容性增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在现时代的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化和发展。易小兵 (2011) 认为, 包容性增长理论深化和发展了科学发展观, 在发展本质上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在发展途径上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要义上更加注重机会均等[20]。王伟凯 (2011) 指出, 包容性增长确立了协调发展在增长观中的地位, 强化了增长过程中的全面与公平, 突出了增长过程中的主体性价值, 因而是体现科学发展的新理念[21]。刘双 (2011) 认为, 包容性增长与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统一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统一的思想精髓实事求是、统一的精神价值公平正义、统一的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统一的发展眼光国际与国内相协调[22]。

六、包容性增长的测量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增长模式, 不仅包含无形的因素, 还包含很多可测量的指标。魏婕、任保平 (2011) 运用模糊隶属度综合评价法基本原理构建了中国包容性增长指标体, 对中国1978—2009年的经济增长包容性, 从经济增长对增长条件的包容、对增长过程要素的包容、对增长结果的包容三大方面进行了考察和实证分析[23]。于敏 (2012) 借鉴国外成果, 根据中国国情, 构建了包含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降低贫困和收入不平等、参与经济机会的公平性、获得基础社会保障4个维度, 就业机会、贫困发生率、教育等7个领域, 13个指标的包容性增长测量指标体系, 对中国的包容性增长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中国包容性增长指数取得了较大进步, 但总体水平较低[24]。Ifzal Ali and Hyun Hwa Son (2007) 运用社会机会函数对经济增长包容性进行测量。他们认为, 经济增长包容性取决于民众对机会的获得性及机会在民众中如何分享或分配, 机会函数应给予穷人以更多权重, 并据此方法论构建了其测量模型, 以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验证[25]。

七、包容性增长的战略和政策

国内研究主要涉及坚持科学发展、实现机会均等、理顺分配机制、开发人力资源、完善制度保证、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如, 程恩富 (2008) 指出, 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必须优先开发人力资源。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四项建议”, 着力加强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二是实施充分就业的发展战略;三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四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26]。唐均 (2010) 提出, 要消除“社会排斥”, 修复社会断裂, 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无障碍地融为一体, 应该提供充足的社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并保证享受这些服务和设施的机会均等, 这样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陈洪娜 (2011) 认为, 实现包容性增长, 在制度创新方面应当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市场竞争制度;完善各类产权制度;完善自主创新制度;促进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强化政府服务功能[27]。方勇 (2012) 提出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的战略选择就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毫不动摇, 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 努力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拓展市场空间, 加紧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28]。朱春奎认为, 包容性增长的第一战略支柱, 是通过充分的、生产性与体面的就业实现经济机会最大化;第二个战略支柱, 在于通过实现人的能力提升, 提升弱势群体获取经济机会的能力;第三个战略支柱, 在于确保弱势群体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以遏制结果的不平等[29]。

国际研究涉及很多方面, 主要有: (1) 促进有效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包含促进有效和可持续的环境的增长, 提供工作机会和提升生产力, 高速的持续增长以创造生产性的体面的雇佣机会、聚焦包括为私人部门创造体面雇佣机会的基础广泛的和市场导向的生产方法, 政府通过消除市场扭曲以发展和维护良好的商业环境, 政府需要平衡干预以保证这种干预不会排挤私人部门。Lin (2004) 指出, 连续不断的科技和产业创新流是任何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发展中国家不能实现有活力的 (动态的) 增长和平等的收入分配, 是因为不能正确理解产业性质并在经济中采用适当的科学结构。他主张那些亚洲发展中的国家的政府如果鼓励公司进入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在生产中采用使这些公司在竞争市场中存活的科技, 并相应地强化必须的制度[30]。 (2) 确保一个公平的政治参与平台。支持经济增长要求创造机会的通路。许多ADB的研究 (Ali 2007, Ali and Son 2007, Ali and Zhuang 2007, Fernando 2008) 建议聚焦这方面以保证平等参与新的机会并从中获利。Fernando (2008) 认同给穷人增加机会以使他们有效地利用自身并改善生活质量, 认为这种增加的机会是获得农村包容性发展的一个条件提出改革管理方式以采取适当措施改善贫困家庭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他承认有强化制度的必要, 以促进农村包容性发展, 例如, 维持法律和秩序、提供金融服务、提供水、卫生、教育和健康服务等基本服务[25]。 (3) 强化能力并提供社会安全网。Ali and Son (2007) 提出开放人力资本强化能力以支持增长和发展。Ali (2007) 建议提供实际有效的社会保护体系以应对弱势群体的极端剥夺。 (4) 创设伙伴关系。Ali (2007) 认识到在追求包容性增长过程中政府与私营部门及民间团体合作的必要性。Fernando (2008) 指出, 社区组织、民间团体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非常有助于促进平等和包容, 例如, 通过参与农村发展的资源分配, 参与监督资金滥用以防止腐败, 提升责任感和透明度, 以及参与偏僻区域公共设施供应。

摘要：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的增长理念和增长模式, 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因此, 分析近年来国内外文献中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概况, 并从包容性增长提出的背景、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或内涵、包容性增长的维度、包容性增长的战略和对策等方面对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