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包容(精选4篇)
金融包容 篇1
1 什么是金融包容
国内的学者通常将“financial inclusion”译作“金融包容”或“普惠金融”。王国红 (2015) 认为, 普惠金融主要指惠及普通大众的金融体系, 其目的在于帮助全社会实现机会均等和公平正义, 带有明显政策含义。普惠金融的概念易使人误认为其首要目标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这超出了金融的原本内涵。而金融包容, 则更多地强调兼收并蓄和求同存异, 旨在强调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至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 从而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金融包容较之普惠金融, 表意更加客观与中性。
早期研究中, 对金融包容的研究着重于与其相对立的金融排斥 (financial exclusion) 概念, 即金融包容受制的原因。Leyshon和Thrift (1995) 最早从地理排斥的视角, 针对银行关闭分支机构影响了民众对银行服务的可获得性, 将金融排斥定义为某些阻挡特定社会阶层或人群获得正规渠道金融服务的行为和过程。Conroy (2005) 认为金融排斥是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取金融服务的现象。欧盟委员会在2008年将金融排斥定义为, 人们难以获取或使用主流金融市场上, 满足其需要并保证他们过上正常生活所必须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Kempson和Whyley (1999) 较为全面的从五个维度考察了金融排斥: (1) 机会排斥 (access exclusion) , 偏远的地理位置或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 将部分群体排斥在金融服务体系之外。 (2) 条件排斥 (condition exclusion) , 指一些金融限制条件将部分有需求的人群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 (3) 价格排斥 (price exclusion) , 指金融产品的价格超过部分群体的支付能力, 从而将其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 (4) 市场排斥 (marketing exclusion) , 指对金融产品的市场营销策略定制上, 将部分群体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 (5) 自我排斥 (self exclusion) , 指部分群体由于各种原因产生遭到拒绝的预期, 从而自行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周立和胡鞍钢 (2002) 较早在国内使用“金融排斥”的概念, 认为金融覆盖度较低的地区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较多的非生产性借贷以及风险成本的特质性导致金融资产缺乏流动性, 导致金融排斥的产生, 降低了该地区的金融普及性。
上述研究从对立面的角度揭示了金融包容的内涵。金融包容与金融排斥可视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金融排斥揭示了金融包容提出的根源, 金融包容则从正面探讨如何解决金融排斥的问题。
联合国在2005年宣传“国际小额信贷年”时, 提出了“包容性金融体系”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这一概念, 强调通过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 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 向其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并同时归纳了四个方面金融包容的目标:家庭和企业以合理的成本, 获取包括开户、存款、支付、信贷、保险等较广泛的金融服务;内控严密、接受市场监督、健全审慎监管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确保长期提供金融服务;增强金融服务的竞争性, 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世界银行认为, 金融包容是指广泛获得金融服务, 且没有价格、非价格方面的障碍, 其衡量指标是存款、信贷、支付、保险等金融服务的可获性。Sarma和Pais (2008) 将金融包容定义为保证在经济体中的所有成员可以有效使用正规金融服务的过程。该定义认为有效的金融服务包括三个维度, 即渗透性、有效性和使用性。纵观金融包容这一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可以很明显观察到, 信贷的可获得性是金融包容关注的重心。然而金融包容并不意味着不惜成本和代价使所有人都获得信贷服务, 而是金融机构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 通过不断竞争和创新, 来保证受金融服务排斥的群体逐步获得他们需要的相关服务。
2 如何度量金融包容
2.1 金融包容指标的选取
Beck et al. (2000) 对金融服务的可接触性进行测度, 此后又扩展了测度范围, 并提出了实际测度金融服务的8个指标, 包括4个可接触性指标和4个使用效用性指标:每百平方公里金融网点数;每百平方公里ATM数;每万人ATM数;每万人金融机构网点数;人均贷款/人均GDP;人均储蓄/人均GDP;每千人贷款账户数;每千人储蓄账户数。这一指标体系为金融包容的后续研究做了较好的铺垫。
Sarma (2008) 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HDI) 的构建方法, 首次从多维度综合构建金融包容指数。她选取地理渗透性 (banking penetration)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availability) 和产品使用的效用性 (usage) 等三个方面的指标来衡量不同国家的金融包容状况, 其中地理渗透性用拥有银行账户的人口比例表示,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用人均所拥有的银行营业点数或ATM机数表示, 产品使用的效用性用存贷款的GDP占比表示。
Arora (2010) 构建了银行服务范围、便利性及成本等指标,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可获得性进行比较。银行服务范围用银行分支机构数/万人和分指数/区域面积表示, 便利性用可开户或贷款机构所在地、开户金额下限、账户余额下限等表示, 使用成本用贷款利率、账户管理费用、银行卡年费等表示。
除了以上几位学者提出的指标体系, 一些组织机构也对金融包容指标的衡量框架进行了规范。金融包容全球合作伙伴组织 (GPFI) 在2012年6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提出了金融包容基本指标 (Basic Set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dicators) 。金融包容联盟 (AFI) 成立了金融包容数据工作小组 (Financial Inclusion Data Wording Group, FIDWG) , 同样尝试对成员国金融包容情况进行评估, 并且在其成员国中进行测试。
2.2 金融包容指数的构建
Sarma (2008) 参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HDI) 的计算方法, 提出金融包容性指数 (IFI) 的测算方法, 从多个维度来构建金融包容性指数。先将某一维度的指标di单位化, , 其中Ai是实际值, Mi是最大值, mi是最小值。0≤di≤1。
随后Sarma (2010) 对自己构建的金融包容性指标中的权重进行重新修改, 然而其采用的主观赋权法, 由于主观性而受到争议。对于赋权这一问题, 近年来国内的学者多采取变异系数赋权法。变异系数是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 分别计算第i项指标的平均数xi-和标准差σi, 则变异系数为, 并进行求和∑ni=1Vi, 最后得到个指标的权重wi=Vi/∑ni=1Vi, 于是。用变异系数来衡量各指标取值的差异程度, 可以消除指标的量纲问题, 该方法渐变可行且具有客观性。
Chakravarty和Pal (2010) 对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HDI) 进行另一种拓展, 与IFI指数相似, CP指数在i维上的指标为, 其中0<r<1, 是一个常数, 它可以理解为包容性敏感度的参数, 当Ai, Mi, mi给定时, 若r值下降, di就上升。最终的金融包容指数。与Sarma的IFI指数相比, CP指数标准化、单调性、齐次性以及差值随水平值增大而减小等四个公理化特点。这些特点有利于我们在了解某个地区金融包容性的总体状况后, 发现提高金融包容性水平的潜力所在。
3 金融包容作用与影响
Beck et al (2008) 利用跨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促进金融包容能实现收入公平、减少贫困, 且金融体系越发达, 收入不公平下降和贫困减少越快。Cyn-Young Park (2014) 使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发展指数、全球金融数据库数据, 运用IFI指数的构造方法, 以全球176个国家为样本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人均收入和金融稳定性同金融包容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赡养率和贫困率同金融包容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而收入不平等与金融包容程度之间没有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国际上的主流研究结果基本认同金融包容有助于减少贫困现象, 能够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 增强社会包容性。而且金融包容和金融稳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国内关于金融包容的实证研究里, 王婧和胡国晖 (2013) 根据2002-2011年中国银行业的数据, 在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的基础上构建了金融包容指数, 对中国包容性金融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建立模型检验中国金融包容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第一、二产业拉动率以及公路里程数与金融包容指数呈正相关, 且影响显著, 增加交通便利程度和提高第一产业拉动率对于提高金融包容指数作用相对更大。应该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协同推进金融包容的发展。
陈三毛和钱晓萍 (2015) 比较了目前测算地区金融包容指数的不同方案, 在此基础上, 利用Chakravarty和Pal指数方案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2007-2012年间金融包容性水平及其变化, 实证发现, 中国绝大部分省份的金融包容性水平都有进步, 尽管进步程度不一;各个省份的金融包容性水平相差悬殊, 在地区之间表现为东部居高、西部居中, 而中部居下, 各个省份金融包容性水平提升空间和潜力也各有差别。
4 简要评议
随着金融包容问题日益引起关注, 对金融包容的研究也愈发广泛和深入。从研究的背景来看, 金融包容概念正式提出是在2005年, 对这一问题研究时间相对较短, 国内外相关文献并不丰富, 研究成果还不够系统。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 国内外对于金融包容定义、内涵和发展等方面研究较多。其中,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金融包容程度评价与提高金融包容的政策建议上。研究方法上, 仍以定性分析为主, 而对于度量方式和手段以及经济后果的研究相对较少。
在实证研究中, 以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实证分析金融包容为主, 对发展中国家特定区域的研究仍然不多。目前不同研究对于金融包容影响的检验结果也不尽相同。其原因在于指标构建的方式不同, 数据使用和计量方法也存在差异。在金融包容的指标构建问题上, 由于选取受地域性主观性影响较多, 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金融包容指标。计量方法上, 传统的最小二乘法回归并不能很好地考量, 难以准确确定影响金融包容的关键变量, 因此还需要采用先进的计量方法。相信今后随着统计数据的不断完善, 指标构建不断趋同合理, 计量方法的不断改进, 对于金融包容问题会有更加深刻的研究。
金融包容 篇2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中国将加快推进包容性金融发展,其中包括将适度放宽市场准入,支持小型金融机构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包容性金融”还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是由联合国在2005年首次提出的,强调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向他们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联合国提出“包容性金融”概念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支持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业发展来达到促进其经济发展的目标,周小川将这一概念借用过来,指的是让金融业通过制度安排,向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
放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已经成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主旋律,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发展民营银行。今年6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探索设立民营银行。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金融国十条”,提出了“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改革目标。作为一种实践,一些敢于领风气之先的民间资本已经开始了建立民营银行的行动。日前,国家工商总局网站公示信息显示,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已经获得工商总局预核。尽管国家工商总局履行的只是名称核准,这两家银行仅仅获得了“准生证”,还没有获得关键的经营许可证,但这个信息已经表明,民间资本建立民营银行,在我国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而是已有实质性的启动。
中国需要推进包容性金融,与联合国倡导的“包容性金融”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联合国的“包容性金融”指的是用全世界的整体力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力量来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金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履行的正是这种职能。但就中国国内来说,目前大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包括创建民营银行,其目的是希望用这部分力量来支持处于基层的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而政策面上之所以需要作出这种引导,一个深层次原因是,我国目前已有的国有银行在向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目前,我国有5家直属中央的国有银行、12家地方政府投资的国有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137家城商行和224家农商行。这些银行绝大部分属于国有性质。这种结构决定了它们的信贷投放更多地集中于央企和直属于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相形之下,对民营性质的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则显得很薄弱,即使是原本就处于基层的城商行和农商行,也缺乏对中小微企业投放信贷的热情。这种局面之所以会形成,主要在于中小微企业由于经营的不稳定,其信贷风险比较高,因此它们历来不是国有银行青睐的优质信贷目标。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改变,那么,民营银行建立起来以后,能够为解决中小微企业的金融困境提供多少帮助,也是充满疑问的。
目前,金融市场改革正在不断深化,贷款利率已经完全放开,而即将挂牌的上海自贸区则将放开存贷款利率,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相信这个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成为现实,已不需要很长时间。在这一目标成为现实后,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已经完成战略布局、“财大气粗”的国有银行将有条件降低存贷款利率,而民营银行为了求得生存,只能以高于一般水平的存贷款利率展开经营业务。当中小微企业只能从民营银行这一渠道获得信贷支持时,它们的资金使用成本也会陡然提高,从而使其难以做大做强,甚至因为无法承受过高贷款利率而酝酿地区性金融风波,民营银行也将承受巨大的风险。
当前中国需要推进包容性金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民营资本建立民营银行固然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项,但如果民营银行只能面向中小微企业,国有银行则有了更充足的远离中小微企业的理由,那就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只会使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进一步板结化。
因此,推进包容性金融,也要求国有银行改变目前将信贷集中于国有企业的倾向,更多地关注中小微企业。在这同时,民营资本参股国有银行的大门也不妨开得大一些,让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互相融通。周小川所说的“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投入”,不单单是尚在襁褓之中的民营银行的任务,国有银行同样责无旁贷。
金融包容 篇3
一、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的传导机制
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效应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金融发展通过麦金农导管效应直接减少了贫困, 即人们可以通过直接参与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工具和服务来提高收入和待遇, 这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为人们提供金融服务。在我国这种直接效应并不大, 因为最能反映金融发展的是信贷业务, 而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或个人的小额信贷自身的高边际成本而使低收入者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这时金融发展限制了低收入者, 对低收入者不利。除了信贷业务, 其他金融体系的基本业务能够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也不明显。
第二个方面,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间接地减少贫困。
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 第二个阶段是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具体说来, 不论从金融生产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 还是金融系统便于储蓄聚积、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公司控制及产品交换, 最终都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这两条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 并且金融深化对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这在我国也同样适用, 金融不断深化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而经济增长又从整体上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 且大量的关于经济增长和贫困化关系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的确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而金融发展正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减缓贫困。在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上, 其中间接效应是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方式。
二、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主要反映了包容性增长程度, 所以首先从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两者关系来进行分析。
(一) 金融结构和发展程度
关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 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0) 曾在一个动态模型中进行过详细的讨论, 并认为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时, 金融发展将会扩大收入差距, 但随着经济增长而带动的收入增长, 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金融市场 (由于进入成本是固定的) , 金融发展将逐渐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 即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轨迹。Galor和Zeira (1993) 、Banerjee和Newman (1993) 构造的理论模型则表明, 在金融市场初始状态, 即不完善的情况下, 初始的收入差距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缩小。反之, 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差距。
通过研究表明, 中国金融的发展很好地支持了上述理论。中国金融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90年代之前,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之后。由于90年代之前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 所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而90年代以后,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 金融发展拉大了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该阶段。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经济发展因素, 也有政策因素, 还有人口增长因素, 劳动者素质差异、区位优势等各种因素。单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说, 首先, 中国式的金融结构不利于向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提供贷款。其次, 由于农村经济和金融体制收到政府的管制, 直接导致中国的金融机构无意向农村和农业提供贷款或在这方面缺乏效率。最后, 随着中国金融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 从80年代末开始政府越来越依赖于金融系统对经济进行干预, 并提供资金给少数大企业。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中国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根据G-J模型, 由于中国尚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 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初期, 由于存在进入的财富门槛, 穷人没有能力支付成本而被阻挡在金融市场之外。只有高收入的人群才能进入金融市场享受金融服务, 从而获得更多的效用及收入。
通过对金融结构和发展程度的研究表明, 政府应该采取措施降低市场主体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 便于低收入者进入, 这样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但是仅仅降低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是不够的, 因为在金融市场投资者需要初始资本进行投资, 所以对于低收入者甚至穷困者, 根本没有初始资本, 即使有进入金融市场的机会也享受不到金融体系带给他们的好处, 所以这就需要政府对低收入者进行政策的倾斜, 这包括向落后地区、中小企业、低收入家庭等各方面的政策利好, 尤其是应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以增加他们进入金融市场的资本。降低市场门槛和提高政府转移支付也反映了包容性增长一直强调的两个方面:参与和共享, 即制度上的公平和效率。
(二) 信贷市场
信贷市场发展水平很好地反映了一国金融发展程度, 所以信贷市场对收入分配差距也有重要关系。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以银行融资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具体而言, 中国的信贷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的国有银行, 且这些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几乎占据着垄断的地位, 这种高度垄断的金融结构很显然与政府的干预密不可分, 比如中国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关注大型企业的投资和发展, 所以很多金融部门的借贷对象主要是一些大型企业, 而一些中小型企业则受到严格的信贷限制或信贷额度极其有限。当然这其中也有信息管理成本的高低的因素, 导致大型金融机构一般很不愿意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进一步来说, 即使成功实现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 这一金融结构还是不利于中小农户、中小企业 (包括乡镇企业) 的融资。虽然这一状况使得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增加, 但确实增加了人们的收入差距。所以, 这就需要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深化金融发展, 鼓励、创新和发展针对中小额度信贷的金融机构及业务, 降低对中小额度借贷者的限制。然而, 单纯的鼓励是不够的, 由于金融机构受到利润的驱使, 只会大力发展对自己有利的业务。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增加金融机构间的竞争, 放宽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范围, 使得金融机构间业务利润逐渐降低, 从而逐渐承受小额信贷的高成本, 从而接受小额信贷业务, 这样便有利于低收入者进行融资。如果从政策扶持对象来看应该从地域结构和不同收入主体等方面进行讨论, 如城镇和农村相比较应该侧重于农村地区, 从东、中、西部来看应着重倾向于中、西部地区。
(三) 教育机会
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看, 要使每个经济主体更好的进入金融市场并更好的得到金融市场的惠利, 就对每个经济主体的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 这就需要提高每个公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 且要增加和保障低收入者受教育的机会, 从而扩大教育覆盖面。而且我们所指的贫困不仅仅是收入和支出水平低下, 也应当包括人们发展能力和潜力 (教育、健康和营养等方面) 的低下, 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更应该加强每个公民受教育的公平和平等性 (比如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和其他高等教育等) , 这也是包容性增长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三、结论
简要启示基于国内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要使我国的金融体系能够发挥改善减缓穷困及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功能, 我国就可以参考以下政策建议:
(一) 降低市场主体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 保障社会每个经济主体金融权利的平等, 形成公平、公开的金融市场, 让每个人自由进入金融市场, 这是一国金融体系能够消灭穷困并改善一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前提。在中国现有条件下, 要降低中小企业及低收入者个人的贷款门槛, 使低收入群体获得能够进入金融体系的机会。并且政府还应通过政策倾斜尤其是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加低收入者的直接和间接收入, 以增加低收入者进入金融市场的资本和机会, 从而使低收入者获得金融体系提供的服务及收益而尽快脱离贫困。这意味着, 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不但有利于改善一国的收入分配, 而且也有利于促进一国的金融发展。
(二) 鼓励、创新和发展针对中小额度信贷的金融机构及业务, 降低对中小额度借贷者的限制, 增加金融机构间的竞争, 增大金融服务的宽度, 从而能够进一步扩大金融体系的覆盖面, 这对于减少贫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扩大教育的覆盖面, 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者获得教育的机会, 提高公民的教育水平以增加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 从而增加他们进入金融体系的资本, 这是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并有效增长、金融发展及消除贫困的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1]张旭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近期国内文献综述.嘉兴学院学报, 2007.7.
[2]江春, 杜颖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一个文献综述.金融讲坛, 2008年第8期.
金融包容 篇4
一、建立包容性企业文化的原则
要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 必须充分考虑到原有企业的企业文化遗留、组成区域性金融机构的各成员带来的原来各不相同的企业文化的种类以及这些文化种类特有文化差异和在新的环境下产生的文化冲突。如果说区域性金融机构是树根的话, 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是一颗大树的树干, 而原有企业的企业文化遗留、组成区域性金融机构的各成员带来的原来各不相同的企业文化的种类就是大小树枝。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一) 继承与扬弃相结合是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的前提
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 一方面要对亚文化中优秀的东西要采取宽容的精神, 大胆的借鉴和继承。只有这样, 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才能相互尊重, 才能相互对话、理解, 才能达成共识并加以分享, 才能实现可能的融合。不同文化间的宽容, 需要企业人之间相互尊重, 在人格上是实现相互平等。在区域性金融机构, 由于管理者与员工处于不同的层面, 加强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非正式沟通, 使管理者与员工处于一种相对自由、民主的方式, 达到观念上的相互认同。另一方面, 要认真分析比较原有企业的企业文化遗留、组成区域性金融机构的各成员带来的原有各不相同的企业文化的种类与区域性金融机构自身的特点, 查找究竟哪些文化因子是真正的对自身发展起推动作用, 哪些文化因子对自身发展起阻碍作用。只有辨识清楚这些成分之后, 弘扬其优异因子, 引入新文化要素, 抛弃其糟粕的因子, 作为构建新文化体系的重要因素组成部分。
(二) 发展是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的内核
区域性金融机构个性塑造是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的精神所在。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既要强调员工对企业主张和价值观的共识, 统一企业经营理念和企业目标, 鼓励各尽其职, 又要充分尊重员工个性, 提供个性化岗位。所谓发展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变化, 形成与时俱进的企业理念, 既保持其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继承性, 又具有时代气息和本企业特色。
二、包容性企业文化建立的基础和表现
包容性的企业文化就是指区域性金融机构有意识地、有目的对业已存在于企业内部的具有不同文化倾向或文化因素的企业亚文化进行有效的整理和创新, 并将结合为一个步调一致、自成体系, 又具有很强的包容性的企业层面的有机整体的过程。它处于亚文化多元主义向企业中心文化一元论转型的过渡中, 是建立稳定、整体企业文化的基础。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是基于区域性金融机构巨变时期已过, 处在巨变延伸时期向企业平稳发展的过渡中, 自身稳定、完整企业文化的建立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而各种亚文化之间相互弥散、相互渗透、相互碰撞和冲突的考虑。也就是说, 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是区域性金融机构建立符合自身需要的完整、稳定的企业文化的需要, 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作出的特殊选择。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的过程, 是区域性金融机构形成整体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念的必经阶段。一个企业的文化, 对其员工的影响是长久和深远的, 短时间很难改变的。对区域性金融机构而言, 由于其现有员工来源企业的不同, 对其员工带来的各种文化, 短时间内完全整合是很困难, 因此建立包容性的文化机制便是最好的选择。戴尔和肯尼迪在他们的著作《塑造公司文化》一书中指出:塑造公司文化需要“建立共识、彼此信任、建立技巧、耐心和保持弹性”。
由于区域性金融机构员工的来源不同, 其企业亚文化种类包括政府文化、金融监管机构企业文化、国有银行企业文化、股份制银行企业文化、证券企业文化、其他企业文化等。由于各种企业文化之间跨度、差异很大, 所以在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思维模式中完全不同。即使是属于同一企业文化的子文化差异性也很大, 如四大国有银行各自的企业文化之间, 在其的员工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其出台的各种制度就具有浓厚的原企业文化的特征, 有的制度甚至是照搬过来的;其行事的方法更是与原企业一样。
区域性金融机构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的内容应包括:企业的整体目标、总体战略目标、企业使命、企业的传播方案、企业愿景、经营方针、治行方略、发展观、风险观、营销观、产品研发观、科技观、服务观、组织观、用人观、育人观、绩效观、薪酬观、权责观、沟通观、企业精神、风险管理文化、信用风险管理目标等。目前, 区域性金融机构建立包容性企业文化内容过于简单和笼统, 重点放在“公司愿景”、“核心价值观”和“员工核心素”等方面。
三、建立包容性企业文化的现实意义
企业发展的总趋势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过渡。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是区域性金融机构在巨变延伸时期向企业平稳发展的过渡中, 从多层面对众多企业亚文化进行梳理和逐渐同化的过程, 也是引导各种企业亚文化逐渐向企业管理机构渗透, 向生产和经营行为渗透的过程。它在维系区域性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同时, 又约束企业员工的行为活动的一种精神力量。在过渡过程中, 区域性金融机构必须通过建立包容性的机制才能进入高层次的状态, 才能抵制不良外来文化的冲击, 才能使亚文化和自身整体文化组成体系和谐, 发展健康的局面。
(一) 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是其实质是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防止各种不良亚文化的发展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管理, 要求企业尊重人、理解人、依靠人、发展人和服务人。通过对人的有效激励来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以最大限度挖掘人的潜能, 更好的实现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契合。在一个企业文化共同体中, 孕育着各种亚文化群体, 通过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 可以对各类亚文化进行吸收、同化、改变和创新, 防止亚文化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不健康文化。不健康的亚文化包括派别文化、内耗文化、拆台文化、吹捧文化、谗言文化、见风使舵文化、迎合文化、欺瞒文化等等。因为这些亚文化的存在、发展和蔓延, 一旦成为企业文化中的主流, 会侵蚀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机体, 致使其走向灭亡。
(二) 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有利于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价值观是一个企业建立文化体系的灵魂和根本依据, 是企业对客观存在的、影响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各种事物评价和总体观点。区域性金融机构核心价值观的塑造, 可以很好的协调、平衡其社会目标、整体目标、其内部各作业单位目标、员工个体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将耗散于其内部的相互异质的文化认同统摄到其所确立的目标上来, 使价值观成为影响员工心理和行为的无形力量。
(三) 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有利于个体意识服从企业整体意识
企业整体意识是企业员工对企业目标的感知和实现目标所具有的信念和意识, 以及对企业的情感和归属感。共同价值观的认定和实现是由不同层面的企业员工个体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就是将各个企业员工的个体意识与企业群体意识融为一体, 形成一种企业意识、一种核心价值观, 得到企业所有员工认可的整体意识。从实践来看, 每一个员工进入企业, 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受到企业整体意识的整合。但是区域性金融机构在初始阶段, 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其根本任务是实现企业的各项目标, 并对各种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 能够使员工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 走出嵌构于自身的原企业的文字符号、系统和认知模式, 积极地与区域性金融机构的企业行为、组织意识、团体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 培养和孕育高度认同的企业整体意识, 实现对其的企业资源最优整合、协调和配置的一种管理职能。
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 区域性金融机构不仅可以创造适合员工发展的各种内部环境;而且员工在和谐的内部环境中, 能充分实现自身价值、保持顽强生命力和不竭的创造力。
四、建立包容性企业文化的几点思考
区域性金融机构往往只重视企业的有形资源整合, 而忽视无形资产的整合, 重视企业物质的整合, 忽视文化的整合。区域性金融机构如果不重视文化的整合, 在企业运营中必然会产生文化的冲突。这时, 有形的制度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 自然会对企业的效率产生影响。面对新的工作环境, 员工们发现原来得到认可的行为在区域性金融机构不再得到赞扬、不被允许甚至可能得到惩罚。员工们会感到不适从, 然后是失望、接着便是抵制。于是文化冲突开始凸现出来, 冲突的直接后果便是影响企业办事效率。因此, 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是符合区域性金融机构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 努力营造多亚文化共同融合的局面
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而且需要长期的努力。初期, 在新的工作环境中, 员工在处理同样的问题时, 所抱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存在差异, 难免在亚文化的层面上产生冲突, 这种冲突会影响到企业的效率。同时, 即使是优秀的企业文化, 人们也总有感觉不合理的成分;不好的企业文化, 人们也有感觉存在合理的地方。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是兼顾了二者的长处, 多方都能理解。区域性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者, 应该认真分析各种企业亚文化中的重叠和互补的成分, 作为建立新的文化规范的基础;应该从共融的角度充分考虑文化的互补问题, 根据员工来源不同的特点, 有选择的接受共同的价值观, 调整企业的管理方法, 更有效的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产生强大的凝聚力。
(二) 将员工的教育贯穿到新企业发展的全过程
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成立提供了一次文化更新与文化升级的良好契机。其发展战略与目标确定, 必须用先进的思想指导, 构建符合与企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包容性企业文化。在现阶段, 完整的企业文化机制可能还没有形成, 需要以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作为过渡。这种文化应该是能被区域性金融机构员工认可、并得到强化的需要, 需要区域性金融机构肩负起对员工进行长期的教育的任务。
(三) 建立文化的目的是为了维系文化
文化是纽带, 是能够包容企业员工个人不同意见却同时维系组织于一体的共识。文化的培植和维系把企业所有的人团结在一起, 文化就像人体, 每一个细胞都具有其独特的功能, 并自发的履行着这一功能, 每一个细胞——无论其功能如何卑微, 都携带整个身体的总体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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