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创新(共12篇)
包容性创新 篇1
近年来, 包容性创新成为热门研究主题, 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2012年11月, 经合组织 (OECD) 在南非专门召开以包容性创新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对包容性创新的政策需求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讨论。自2010年以来, 印度政府加大了对包容性创新的关注力度, 通过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设立创新计划和创新基金等方式, 促进了包容性创新的发展。巴西、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报告和政策措施, 试图通过包容性创新解决本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包容性创新理念建立在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之上, 但是又与后者有所区别。国外的有关研究认为, 生活在贫困线下、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的“金字塔底层群体”内部蕴含着巨大商机, 企业通过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来满足其内在需求或利用其创新能力, 不仅可以获得足够的经济回报, 还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 缓解和消除贫困。OECD认为, 包容性创新是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诀窍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
作为创新的一种新类型, 包容性创新应符合创新的一般规律, 需要通过产品、服务、流程、组织、营销等方面的改进促使新想法的价值实现。在包容性创新中, 同样应当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促使企业寻求商机主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适合的产品, 而不是直接通过政府采购等手段强制进行。同时, 包容性创新还具有其独特之处, 主要体现在聚焦为低收入群体获取经济社会福利、强调中间过程的公平性和机会提供、提供的产品 (服务) 及支持应具有低成本性几个方面。
目前, 我国对包容性创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梳理都相对较少, 国际上主要在研究印度和巴西等国的经验。但是, 实际上我国很多举措都非常契合包容性创新的实质。比如, 一直以来, 我国政府坚持的科技扶贫计划, 依靠科学技术开发的方式, 改善了贫困地区和偏远地区群体的社会经济福利。科技部从2002年开始启动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 由地方政府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到农村进行技术培训、兴办企业、发展产业, 在带动农民创业致富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此外, 我国一些企业和科研院所, 也在利用技术创新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特定产品和服务方面有所作为。例如,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出数十项可用于改善村镇医疗条件的低成本医疗器械, 使农村群众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但是整体上看, 我国包容性创新的实践还未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 呈现出分散化的特征。首先, 在政策上, 国家科技计划和规划中尚未针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相关部署, 缺少国家层面的统筹安排;其次, 在内容上, 我国现有的科技惠农政策, 过度强调科技本身的推广和普及, 没有真正通过创新的方式改善低收入群体自身状况;在方式方法上, 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产品创新较多, 而商业模式上的创新相对较少, 对低收入群体自身开展创新的支持不够;在对象上, 政府重点关注农村群体, 而对城市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关注不足。因此, 推进我国包容性创新的发展, 需要从政策上高度重视创新的包容性、开展对低收入群体创新需求的调查研究、着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技术能力等方面入手。
包容性创新 篇2
爱岗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热爱本职工作,敬业就是要用一种恭敬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敬业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功利的层次和道德的层次。爱岗敬业作为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是对人们工作态度的一种普遍要求。
一份职业,一个工作岗位,都是一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障。同时,一个工作岗位的存在,往往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所以,爱岗敬业不仅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爱岗敬业应是一种普遍的奉献精神。
从一个城市来说,没有人当市长是不行的;同样,如果没有人去扫地、清除垃圾也是不行的。想当市长的人多的是,想扫地的人肯定不多。但在一个城市里,市长只需要一人,清洁工人却需要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无论是心甘情愿的,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只要是在自己既得的工作岗位上认真负责,尽心尽力,遵守职业道德,这就是一种普遍的奉献精神。在我们国家,如果大大小小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工、私营企业主、个体户都能够表现出这种奉献精神,人民就会更加富裕,国家就会更加强盛。
只有爱岗敬业的人,才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不断地钻研学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有可能为社会为国家做出崇高而伟大的奉献。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一大批党和人民的好干部都是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呕心沥血,勤政为民;当非典疫情袭来,一大批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的医生、护士和科研人员,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冲上第一线,拯救了一个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胞的生命,有人还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爱岗敬业是平凡的奉献精神,因为它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而且应该具备的;爱岗敬业又是伟大的奉献精神,因为伟大出自平凡,没有平凡的爱岗敬业,就没有伟大的奉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正呼唤着亿万具有爱岗敬业这种平凡而伟大的奉献精神的人。具备爱岗敬业这种平凡而伟大的奉献精神的人,永远都是强大民族的脊梁!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从国家的分配,国家按计划把我们每个人安排到一定的工作岗位上,我们不论走上哪个工作岗位都要干一行,爱一行。创新: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起源于拉丁语,它原意有三层含义,第一,更新;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形式,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论创新。创新在经济,商业,技术,社会学以及建筑学这些领域的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口语上,经常用“创新”一词表示改革的结果。既然改革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促进创新的因素也被视为至关重要。
创新不容易,第一,创新意味着改变,所谓推陈出新、气象万新、焕然一新,无不是诉说着一个“变”字;第二,创新意味着付出,因为惯性作用,没有外力是不可能有改变的,这个外力就是创新者的付出;第三,创新意味着风险,从来都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而创新的付出却可能收获一份失败的回报。创新确实不容易,所以总是在创新前面加上“积极”、“勇于”、“大胆”之类的形容词。
1.创新是一门脑力活,运用创新思维找到多种解决方案
帮你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框,建立新的思维方法
帮你跳出传统的拍脑袋做法,建立新的执行体系
2.创新是一门艺术活,融合创新艺术创造行业新奇绩
帮你跳出传统产品完善功能方法,建立新的产品创新法则
帮你跳出传统会议营销模式,建立新的感召艺术
3.创新是一门技术活,洞察发展趋势开创行业新局面
帮你跳出传统卖产品的方法,建立新的卖货技法
帮你跳出传统渠道模式,建立新的电子商务平台............厚德:【释义】
1.有大德。
2.深厚的恩德。
3.谓施以厚泽。
4.谓深深地感激。
5.心胸宽广不以个人得失为主,重公轻私,谓之厚德。
“厚德”既有历史传统,又有时代特点。今天看来,“厚德”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日常道德修养,二是高远博大胸怀。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们的道德修养,交通法规的遵守、公共场所的使用、公共设施的爱护、环境卫生的维护、社会公益活动的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以说人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体现了厚德。“仁、义、礼、智、信”这是几千年我们老祖宗做人的宗旨,也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德行”。北京人在日常生活中用德行的好坏衡量一个人的品德。另一方面北京人高远大度,修养大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中华民族复兴,为实现人类和平,北京人以厚德精神,承载着历史与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远的不说,“五四运动”北京人把反帝反封建当成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北京人爱国、博大胸怀的佐证。“厚德”就是要用像大地一样宽厚的德行来容载万众、万象、万事、万物。做人德为上,做事德为先。这正是过去、当代和未来北京精神的品格。北京建城三千多年、建都近千年的历史,培育了北京人崇德、尚德、重德、厚德的品格。“厚德”这个理念,“厚德”就是要用像大地一样宽厚的德性德行来容载万众、万象、万事、万物。做人德为上,做事德为先。这正是过去、当代和未来北京精神的品格。
日常道德修养是北京人厚德精神的一个展现。俗话说“北京老礼儿多”。北京是五朝帝都,形成厚德风范:重仁爱、讲友善,重情义、讲互助,重礼仪、讲孝敬,重诚信、讲承诺,重奉献、讲公益,重群体、讲谦让,重开拓、讲拼搏,重自强、讲勤奋。重视日常道德,修养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高远博大胸怀是北京人厚德精神的又一个展现。北京以高远博大的胸怀,承载、吸引、融合、发展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古典的、现代的,民族的、世界的,京腔京韵的、五湖四海的„„今天的北京,以北京奥运会为例,成为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性别、不同才能的人,世界融合的文化平台。
厚德是中华文化的精神之魂,也凝炼在北京人的精神品格之中。我国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特别需要提倡“厚德”,德性德行,一以贯之,形成社会道德新风尚:念念厚德,事事厚德,时时厚德,处处厚德。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精神,风清气正,勤奋学习,严以律己,自强不息,使北京成为中华精神的首善之区。
包容: 包容,字面的意思宽容、容纳。“草木有情皆长养,乾坤无地不包容。” 这是说大自然的包容。可见,包容无处不在,包容必不可少。对于人而言。我想,应该理解其实质。一是包容就是“仁”,就是爱人,就是要用心去爱每一个人,这是大爱,也是孔老夫子的传家宝,只是不少人都忘了,被金钱冲昏了头,因而只想到了自己,学会了与人计较,自然就没了包容。这是可怕的。而包容就是和谐,就是与万物同生长,这需要更宽大的心胸。包容是一门学问,学会包容的人,就学会了生活;懂得包容的人,就懂得快乐!这门学问,是来自内心“慈悲喜舍、善良仁爱”的自然流露!
包容是一门艺术,它不是你随随便便可以得到,可以舍弃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的凝聚,它是一种善良的结晶,是人性至善至美的沉淀!
包容是一种美德,它可以使你的人格得到升华,让你的心灵得到净化!它是人修身养性的一本“真经”。
包容是一种境界,人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拥有博爱的心、博大的胸襟,还要有一份坦荡、一种气概!它是香兰被人踩倒却留香脚底的气质。
包容是一种幸福,能够包容别人是一种幸福,让别人心存感激更是一种幸福!人生一世,不能使自己在琐事困扰中作茧自缚,更不能在无尽痛苦中度过。
包容是赢得朋友的保证。学会包容他人,就是学会了包容自己。包容他人对自己有意无意的伤害,是让人钦佩的气概;包容他人曾经的过失,是对他人改过自新的最大鼓励;包容他人对自己的敌视、仇恨,是人格至高的袒露。
包容是人生的财富。人生短暂、生命无常,同样是一辈子,有的人在不尽的愤恨和埋怨中挣扎着过;有的人在快乐幸福中沐浴着过。包容别人的过失,包容众生的错误,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万事都由因缘生,缘生缘灭、缘来缘去,人生本来就坎坷,岂能尽如人的意?我们何必怨天忧人?何必去痛苦烦恼?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难道不是吗?
世界上人物各异,好坏并存,我们又何苦去唠叨世态炎凉、世风日下呢?“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万物都有其不足的一面,我们为何不以一颗火热的包容之心,来体察它的另一面呢?也许别人万恶不赦,但请不要抱怨,好坏善恶,自有公论。
包容别人的过错,不是欣赏别人的过错,也不是成就别人去犯错、鼓励别人去犯错,而是允许别人的过错,让别人更好地改过,而不是对他的放纵。包容他人不等于放任其自流,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一味地迁就、去包容,就是溺爱,是害人之举,若有人称此为“包容”,那就是对“包容”的一种玷污和歪曲!包容确实是一门精深的艺术,只有领略到了其中的滋味,行包容他人之举,真正地拥有那份广阔的心胸,那份坦然,那份自然,才是活出了真正的人生!
创新与提升 包容与开放 篇3
论坛由《中外会展》杂志社运营总监赵伟主持。中国贸促会大连分会会长崔铁致辞。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储祥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贸与会展学院院长刘大可、中国庙会文化研究院院长释恒顺法师、长城会合伙人兼副总裁周景龙、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会长郑智、深圳会展协会秘书长郑琦泽、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佟洵、清华大学客座教授袁天沛等嘉宾分别作了主题演讲。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大连)夏季峰会参会嘉宾,以及大连市近30家会展企业负责人,共百余人参加此次论坛。
借助本次论坛在大连召开之际,在大连市会展协会会长陈幸的主持下,与会者讨论了如何通过会展业实现大连以及东北老工业振兴这一议题。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会长郑智、广州市会展行业协会会长李霞辉、天津市会展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彤、重庆市会展行业协会秘书长牟震、沈阳展览业协会副秘书长原家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总经理王金鑫等嘉宾纷纷畅所欲言,积极为大连和东北会展业的培育发展献言献策。
论坛上还举行了《中国庙会与会展经济》一书的首发仪式。该书由中国庙会文化研究院、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中外会展》杂志社、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共同编撰。中国贸促会大连分会会长崔铁、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会长郑智、中国庙会文化研究院院长释恒顺法师共同为该书揭幕。
崔铁:举办中国庙会与会展经济论坛,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和提升
中国贸促会大连分会会长崔铁在致辞中介绍了大连会展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取得的成就,并指出举办“中国庙会与会展经济论坛”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和提升,同时也是大连会展界近距离学习与交流的难得机遇。
会展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带动经济的增长、扩大市场的需求与消费、促进经贸合作、增加社会就业、推动城市建设、打造城市品牌、扩大城市知名度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连作为14个对外开放沿海城市之一,早在九十年代就兴起了会展产业,较早地兴建了会展中心,成立了展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会议展览行业协会,出台了展览管理办法和展览业发展的相关规划及专项资金,并提出了做大做强会展经济、打造会展城市的目标。
近年来,大连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成功培育出夏季达沃斯、软交会、服博会、啤酒节等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品牌展会和国际会议,相继涌现出国内首家新三板上市的会展企业——大连北方国际展览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规模最大的专业会议策划企业——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等。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201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实施,会展业必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新发展定位,不断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崔铁希望大连会展企业能够借助这次论坛的举办,向兄弟省市学习好的经验、做法和思路,广泛挖掘商业合作的机会。
储祥银:庙会是节庆活动的组成部分,本身带有展会经济的属性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储祥银发表了《庙会,展会,中国会展新态势》的主题演讲。
储祥银认为,会展经济是一个包容的、开放的体系;在会展经济里,只要是搭平台、聚人气、促发展的,都是会展经济应该包容的范畴。庙会是城市节庆经济的组成部分,本身带有会展经济的属性。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第一,从功能作用上看,庙会聚集人气。和展会一样,庙会也是通过聚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来促进经济发展。第二,从运作模式上看,现代庙会也是政府加市场的运作模式,以市场为需求,政府投入一定的关注。第三,从产生背景看,庙会既有文化的传承,也有经济的需求。第四,从商业模式上看,与展会基本如同一辙,庙会经济的支撑和来源主要来自门票、摊位租赁、广告赞助。因此,会展经济不仅指会议、展览、节庆、演艺、赛事等,也包括庙会。
据新华网分析,2016年春节期间,北京收入大幅增长,增长最快的就是庙会收入。另据相关统计,2010年,北京庙会仅门票收入就有3000万;其中地坛庙会接待104万人,门票收入超过1000万,再加上摊位租赁收入1000万,一共收入达2000万。
储祥银还介绍了中国会展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十三五”中国展览的基本发展思路。过去一年,中国会展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全国范围内共统计出9283个展会,展出面积11798万平方米;去年会展经济直接收入达4800亿,占国民经济GDP的0.7%;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展会达到124个;上海展会的平均面积达2万平方米,达到德国水平;全国室内展览馆面积达900万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展览大国。
目前展览业存在的问题是,大而不强,多而不精,制度建设有待加强,市场秩序有待规范,展会格局有待优化。未来“十三五”期间,中国展览业基本的发展思路是:健全机制,培育市场,优化结构,转型发展。
周景龙:当下庙会经济面临着新需求、新机遇
长城会合伙人兼副总裁周景龙发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庙会的创新机遇》的主题演讲。
周景龙认为,有三件事是最有价值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时间以及信任。会展的价值,甚至庙会的价值,就在于建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然后用科学的方法节约我们的时间。而互联网和大数据作为一种资源,使我们的能力提升,使我们具有千里眼、顺风耳的功能。能力提升了,不仅是庙会还是展会都一定成功。
机遇来自于需求,有新需求就有新机遇。周景龙详细分析了当下会展经济、庙会经济面临的新需求、新机遇。
一是形式上的新需求。奥运会、世博会都来源于西方庙会,但是要想有所发展,既要传承,更要有新的内容。如果不发展创新,把过去的东西照搬到现代,现代人是接受不了的,比如说足球起源于中国,但如果我们还在踢着唐朝、宋朝的足球,肯定很多人会放弃。因此,在未来的庙会元素里,融入人工智能、VR、AR等现代科技元素,提供虚拟的体验、虚拟的讲演等新的形式,庙会经济就会迎来新机遇。
二是传播上的新需求。据周景龙介绍,在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简称GMIC)和同期召开的“科技庙会”上,充分发挥了移动互联网的力量,用目前最火热的方式,包括网红、视频直播等,使得展会的在线观看人次最高达3万多。另外,网络直播科技CEO的演讲,几十万观众即时收看,这是传统的媒体手段达不到的。
三是安全上的新需求。随着展会人数越来越多,展会安全保障越来越重要。人流热力图等互联网技术,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一需求。
四是效率上的新需求。有了移动互联网技术,当几万人同时进场时,通过手机就能了解到此刻是哪个人在进场,一共进了多少人。还可以提供好玩的互动游戏,来增加参展、参观者的体验。比如,个体可以随时知晓他已经走了多少展位,有了多少积分,可以参加哪些抽奖活动等。
五是交流的新需求。线下和线上的有机结合,使沟通更充分、更便利,更容易建立信任,促进经贸合作。
基于企业视角的包容性创新研究 篇4
关键词:企业,包容性创新,影响因素,“甘地式创新”
1 企业包容性创新的基本内涵
包容性创新也被广泛认为是公共及经济政策所制定的目标所在。例如陷入贫困的普通大众或群体通常被称为金字塔的底端,即社会的最低层。包容性创新这个词常被用来表达通过创造和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改善社会最底层大众的生活的创新。又如,印度政府将包容性创新作为立法和税收分配的首要目标。它为实施扶贫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提供了大量资金;此外,通过教育技能培训,对大众进行激励,从而使得穷人享受基本服务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平等的机会。为此,与其它对社会发展和扶贫的理解一样,我们在这里将包容性创新理解为使得那些由于经济结构等原因导致无法获得资源,技能和机会的群体能够有权利获得的社会利益及经济条件的改善;同时,我们可以将包容性创新理解为首创精神产生过程中的一种表现。
那么企业可不可以进行包容性创新呢?目前已经有一些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与产品或企业模式有关的包容性创新被引入到其它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这些包容性创新的例子包括印度塔塔车,售价35美元的Sakshat网络电脑、Hrudayalaya心脏医院、探索健康频道、Ushahidi(一种使用移动电话用于危机和灾难管理的网站)和一些在农村电气化、手机综合信息服务和健康保险话动中所产生的新的企业经营模式,另外大量低成本的水泵和厨灶也可以通过企业包容性创新行为来加强个体福利。因此,我们在本文中的核心理念是,企业是可以并理应参与到社会创新活动中,提供机会给大众百姓,使其融入社会主流,促进社会及经济发展。由此一来,包容性创新可以减少增长所带来的不平等,穷人可以以消费者、劳动者、所有者、供应商和社区成员的身份融入企业经营模式之中。具体而言,就是指这种企业包容性创新主要涉及企业经营模式上的突破,使穷人或是低收入人群也能参与到企业的高增长、高利润当中。通常,这种参与形式包容低收入人群作为所有者、管理者、雇员、消费者、供应商出现。如今,某些产品已能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如雀巢的PPPs,通过技术手段,该产品可以低价提供给低收入人群适量的营养物质,有关PPPs创新在提高雀巢的市场渗透率的同时使雀巢在2010年实现全球营业额110亿瑞士法郎,并且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企业包容性创新也通常伴随商业活动方式的改变以适应本地不同的分销方式,如集市、街边贩卖或上门推销等。此外,企业包容性创新还包括诸如小额借贷在内的新型服务,其扮演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平台的角色。
一般而言,当企业寻求包容性创新时,或许要回答的最基本问题是谁会从中受益。就企业包容性创新是由什么类型的企业发起的而言,我们认为私人性质企业和跨国企业在包容性创新中往往更有作为,它们明确的产权、灵活的经营机制以及集团化模式使得它们更有可能成功驾驭并吸收这些创新精神。当然那些在思想和经验理念上不愿接受现有机制及资源限制的企业也更加容易推动着企业的包容性创新,另外就是那些注重制定企业规则和通过规范形成体制性企业精神的企业也更加容易使得包容性创新变成现实,然而企业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这两种创新方式对企业能否实现包容性创新并没有明显影响,也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创新观点就比那些从其它地方引进的观点更容易被采用并取得包容性创新的成功。
2 企业包容性创新的影响因素
2.1 资源配置与企业包容性创新
战略管理领域中的大量研究都是关于以资源的集中、配置以及开发来促进组织绩效,管理文献中基于资源的论点又着重讨论公司如何通过管理资源获利。而关于“资源”定义的质疑,在理论探索中也难以避免。西方学者通常认为,资源包含有形资本、知识、组织能力、合伙关系和财产权。这一关于“资源”的定义认为组织可以在特定环境下获得有价资源并使公司获得竞争优势。而对包容性创新来说,比如说这种组织资源,就可以通过分配或物流系统而到达地缘处于劣势的农村贫困地区,从而服务于当地贫困人口,譬如雀巢和联合利华等跨国公司就成为了通过重新配置物流和商业模式,使自己的产品成为包容性创新的典范。
除了本地资源所有的竞争优势外,资源拥有程度的绝对水平以及闲置资源的存在或缺失也展现了低成本和包容性的创新,但是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出现低成本包容性创新,这一理论则受到质疑。有人认为有研发结构的大公司因需要大量的资本运作来销售产品,而提高成本则难以低成本地创新,然而一些学者的企业包容性创新研究表明这些资本丰厚的公司也可以通过传统和低成本模型,将固定成本大批分摊。例如,塔塔汽车公司,其旗下拥有高端品牌如捷豹XJ跑车等,现在也出售适用于普通人的低价车Nano轿车,从而使得普通人群在这种低价汽车的销售模式中获得权益。与此相似,在制药行业,有些公司在用昂贵药品占领市场的同时也为社会底层的人们出售低廉的非专利药品。
另外在企业层面上,企业也可以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下筹集和配置资源,即通过重组现存的但是对企业而言目前用处不大的资源,使其通过创新性重建为贫困人民再创造价值。总之研究资源配置的绝对水平对于怎样提高或阻碍低成本的包容性创新,以及如何使低成本包容性创新在大公司顺利践行是一个仍然需要认真研究的理论问题。
2.2 社会及组织网络与企业包容性创新
当个人参与到企业的组织网络中,给企业家提供至关重要的资金、建议、资产使用权和其他价值资源的时,企业绩效就得到了提高。网络理论表明常规教育经历、地理关系和其它方面背景的重要性对企业效力影响非凡。就企业包容性创新而言,丰富多元的组织网络通常能为企业提供进行包容性创新所需的社会资金和地位,与此同时,组织网络也通过实时监管、制造风险和获得商业机会等途径来影响企业的包容性创新。
虽然这种网络大有裨益,但是企业家为网络规模的付出可能与其益处不相称。例如,在一项对乌干达企业家的研究中,Khayesi和George发现企业家在他们的社交网络中通过与公共取向和共享实体影响所获资源的数量和成本不成比例。共享实体越多,运转网络的成本就高,这刚好与现存文献的结果相悖,这主要是因为服务社交网络的成本在发达经济体中非常低。这类发现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改变了网络效应的边界条件,能够为企业包容性创新提供实践基础。
在组织层面,网络效应理论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就是一个例子。许多包容性创新模式运用非政府组织或慈善机构来为最后一关搭桥,也就是说借助这些组织或是机构的服务,能够有助于企业创新成果达到边远地区或是贫困地区。伙伴关系模式不仅包括产品运输、供应和服务,还从根本上改变着企业在这些情境下的表现,因而值得进一步研究。以Ushahidi为例,它是一个开放的源代码项目,通过手机短信提供有关气候变化、生产要素或市场价格等实时可视的信息来帮组商人、农民或企业家等作出决定,从而使得这种伙伴关系以及借助手机技术模式的创新开放平台能够帮助到一些普通人群。最后网络效应理论能够解释每个企业管理者是怎样利用社会资本去执行并实现包容性创新的理念,也即是经理们通过资金和处于组织内外的权益方联系可能能够预测新理念投入市场的时间和方式。
2.3 代理理论与企业包容性创新
代理理论强调所有权、控制权及行政行为的补偿方案。经典的代理理论实质上就是关于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紧张关系的分析,投资者追求最大限度的回报,而管理者追求强劲的控制;管理者寻求税收增长,投资者寻求利润。上述这些观点对资源受限地区的商业活动及其企业包容性创新有重大直接影响。同样,政治学中的代理理论也可能延伸来反映政府和商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运用该代理理论能够分析出政府对企业包容性创新的影响。
西方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问题时,运用代理理论进行相关分析后认为农村地区往往存在一些公有制实体,并用此来对抗社会个别成员的错误行为。这种公共性能够在程序上和分配过程中对企业包容性创新的重要性和后果产生不同影响。当某些资源受限时,替代性的市场管理模式,如公共管理,就会对企业行及其企业受支配的程度产生影响,这尤其体现在常用储存资源,如水和土地方面。由于必须根据当地公共原则来管理,所有者、管理者和员工可能会稍微感受到压力,特别是对于跨区域的公司而言,则更是这样,因此公共原则对企业的影响变得复杂。因此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在其包容性创新的目标中当然有所不同,即是有些企业将其当作共同的社会责任,而另一些企业则将其作为经济或政治目的。
将代理理论运用于资源受限地区的重要见解是有显著影响的。譬如,当一些企业家通过个人资产担保获得小额贷款时(企业家作为银行资产的代理使用者),企业家作为所有者就会面临与公司同样的风险,当然这些公司中也有不少是以风险资本为支撑的,然而由这种安排所提供资金带来的企业包容性创新绩效与传统贷款资助那些企业获得的企业包容性创新绩效可能大相径庭,对比发达市场环境和新兴市场环境之间的差异则更是有助于阐明企业代理环境和外部机遇的对于企业包容性创新重要性。
2.4 交易成本及组织经济与企业包容性创新
所谓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也即人-人关系成本。它与一般的生产成本(人-自然界关系成本)是对应概念。从本质上说,有人类交往互换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组织经济理论的见解通常指向市场间、阶层间和替代安排间的权衡。上述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要谈到与伙伴关系有关的一些观点,但是最近的学术研究更加强调这种伙伴关系中存在的比较利益,以通过相互学习促进企业包容性创新。
诚然,伙伴形式的效率和效果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下是有差别的,并且这种伙伴关系的相互独立性都需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得以解释。一项Rezaie等的研究就记录了一些中国和印度的生物制药公司分别与国内的应用基础研究专家展开交易与合作,利用当地法律环境允许运用动物进行一些特定实验进行研究,并成为北美和欧洲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上的转包商;并且带有伙伴性质合作关系和联盟模式也可以通过促进资源调动和组织性协调来实现企业的包容性创新,即是通过这种带有交易性质的伙伴关系把企业成果带给全球范围内的更广阔区域和群体。
又例如在农村地区,一些经济实体和农民在地理上处于分散状态,当地供应者也非同一群体,从而使得把这些经济实体手中的分散货物协调起来就会加剧交易成本,以至于一些农村的经济实体和一些农民以及大公司都认为难以从中获利。然而如果能够创新一种企业伙伴关系模式,或者说是实现基于企业伙伴关系的包容性创新就有可能在这种有限的市场中降低协调成本和贸易成本,从而使得农民、企业等各方都能从中获利。
2.5 企业家与企业包容性创新
Galema及其同事对企业家在微观经济领域的领导行为作了一些有益探讨,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提出相反见解。他们强调可以通过权力运用,鼓励联盟和权利诉讼等行为来判断管理高风险的原因;他们认为没有强劲政府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可以使得企业家有更多的余地来为自己利益作出决策,而不是根据政府利益来作出判断和决策,从而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增长和企业包容性创新。这一观点的独特之处是其理论来源于公司和政府的关系管理理论。Galema等人还证明,首席经理,尤其是CEO,对于组织内包容性创新的首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表明这些经理掌控权力,同时在企业包容性创新的首创中表现谨慎,当其权利和义务未被核查时可能会给相关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Halme及其同事以时间为轴记录了Nokia和ABS这两家欧洲的跨国公司如何通过资源操作等包容性创新行为来帮助贫困地区和社会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案例涉及到Nokia向村庄的电话服务扩张和ABS在埃塞俄比亚经营经济植物。这篇文章报告了在此领域对Nokia和ABS员工进行的大量采访,传达了他们面对障碍,在企业家领导下完成包容性创新的决心。他们的理论强调了资源积累、组织规划和企业家对实现包容性创新的重要意义。其研究案例本身也指出了企业内部组织文化和外部资源限制对私人企业的领导者旨在通过企业包容性创新来帮助贫困地区和社会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阻碍。Halme等人也注意到经理在企业中作用的不足,甚至在首创性创新中发挥微不足道的作用,他们展现了外围的企业员工如何通过对企业的热情和毅力去克服了公司中坚力量和上层对包容性创新的反对和阻碍。文章及其相反的结果表明,自上而下的投资策略与自下而上的投资策略对于包容性创新首创阶段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Hall及其同事指出,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企业家推动社会实现包容性增长,这是有潜在危机的。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们利用Baumol关于多产、低产或毁灭性企业能力的象征论,并且通过三组不同的数据来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这可能会带来低产甚至毁灭性结果。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利用的数据是由巴西政策制定者通过旅游业的相关企业提供的。由此他们总结出,只有政策保护和促进当地资源,才更有可能带来高效产出和实现社会包容性增长。他们还指出,当本地企业家能进入产业价值链,特别是基于当地进行包容性创新时,此理论更为适用。
相关的深入研究可能会里利用以下所提到的理论,比如,代理理论很明显与首席经理在包容性创新的作用有关。确实,关于掌控,权利和谨慎的问题不仅决定了首席经理的角色,而且决定了那些他们在其他组织中会遇到,并且需要包容性创新来解决的问题。竞争与策略理论同样可以解释怎样模仿主要竞争者或是区别于竞争者,可能使公司进入或远离包容性创新的初始阶段。尽管竞争压力可能会使首席经理开展包容性创新活动,但是中层和底层经理可能会成为阻碍,尤其当这种创新行为对他们自身的权利产生威胁时。
3 企业包容性创新的实现路径及其现实困境
重塑约束、重置模式和建立通道是企业需要在可行的包容性创新的创始时就开始综合考虑的三个路径。重塑约束指的是将环境因素作为假定输入,寻找新的方法去理解限制企业创新的因素并且寻求机遇,因此重塑约束包含了一个企业进行包容性创新的行为模式,表达了企业进行包容性创新的组织过程。Halme等在研究跨国公司面临的能源限制情况时就提到了这些跨国公司试图进行包容性创新时所面临的重塑约束的挑战,其它性质的大型组织也可能会遇到这一挑战。重置模式是指建立全新的模式、结构和程序,以便使企业有机会获得包容性创新。我们在此处说的新模式是指通过解决企业所面临的限制性条件来重新定义组织设计和商业模式。这个问题讨论了管理和组织设计是怎样影响包容性创新的,尤其是CEO在实现企业包容性创新方面的作用。总之为了确保权益方的利益和创新的有效,结构和设计的变化是必要的。建立通道则指的是认证、定位和创建能够达到实现企业包容性创新目的的社会通道,由此,这包括了补充合作伙伴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新形式。例如Ansari等认为社交网络和社会资本支持是实现企业包容性创新的中心环节。综上所述,重塑约束、重置模式和建立通道是企业包容性创新和社会实现有机结合的三个过程。
如今,创新的出发点更应该是开发人们买得起且具有可持续性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寻求溢价收益和功能富余。面对这一挑战,公司可以采取的战略是,想办法以较少的资源投入,开发出更多产品,并以低廉的价格销售。也就是说,企业应该实施“甘地式创新”。所谓“甘地式创新”,就是以有限的资源开发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然后以低廉的价格销售产品和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买到并负担得起这些产品和服务。比如印度的巴蒂电信公司,原本它的收费也很高昂,后来它采取了新颖的商业模式,外包各种职能,改革成本模式,开发创新社区,革新分销渠道,目前已成为全球收费最低、资本回报率最高的运营商。
“甘地式创新”主要有3种模式,分别是颠覆商业模式、变革组织能力和打造或获取新的组织能力(1)。
首先是颠覆商业模式。普拉哈拉德C K和马歇卡R A跟踪研究了有几家成功的印度公司后认为这些公司的成功不是在于它们采用了西方技术,而是新创建的商业模式彻底改变了整个行业的经济状态,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是通过提供很高的性价比使消费者能够买到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例如,萨蒂扬、维布络、印孚瑟斯等信息技术软件和服务提供商采用的都是现成硬件,但它们实施了以人才为基础的全新商业模式,从而获得了全球竞争力。有些产品和服务在开发和交付环节需要建立新的基础设施,这些公司还因此创建了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
其次是变革组织能力。普拉哈拉德C K和马歇卡R A在《创新的圣杯》一文中指出有些印度公司通过融合先进技术形成了新的组织能力,其中有些还开创了技术领域的历史先河。它们一边快速扩张,一边利用创新性的融资方式将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这些公司常常向海外专业化机构取经,成为印度本土行业的标准制定者,同时它们还会培养独特的研究能力。例如,2007年塔塔集团下属的计算研究实验室利用标准组件,通过全新设计开发出了超级计算机Eka,其运算速度亚洲第一、全球第四(到2009年11月,Eka的运算速度列全球第26位);印度的应急管理研究中心(EMRI)融合了电信、计算、医疗和运输领域的最新技术,为部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居民提供大多免费的紧急救助服务。
再次是打造或获取新的组织能力。为了解决问题,印度企业家不仅注重建立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和磨砺现有组织能力,还致力于打造和获取新的组织能力,这常常需要他们进行技术开发或通过合作方式取得专门的技术知识。塔塔汽车公司就是借助这种创新开发出了最低售价仅为2 000美元的Nano汽车。它与多家跨国公司和本土公司合作,制造符合其技术规格的汽车部件。鲁宾制药公司没有依循惯常的药物开发流程,而是反其道而行,在开展实验室测试前先收集临床数据,开发出了普通印度人负担得起的银屑病治疗方法。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企业要实现包容性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资源配置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企业包容性创新所需要结合的资源类型,这个理论表明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愿意投入包容性创新,也预测当两种企业合作时能够更高效,然而战略竞争理论认为当这种创新可能影响货物流通、服务和企业能力的时候,那么不同规模的企业追求包容性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Gerard George等认为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大企业是否比小型企业能带来更多的包容性创新?或者反之?大企业与小企业在促进包容性创新的进程中又有何关系?大企业能否比小企业通过包容性创新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利益?或者反之?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与企业的规模相关。小企业,由于其雄心壮志和企业家的坚持不懈,有动力提出和充实包容性创新,然而,小企业却面临缺乏扩大包容性创新投入所需资源的问题;相反,大企业拥有资源却缺乏动力。
在企业风险管理中,创新所带来的企业业绩增长与盈利能力就需要有很好的权衡。对许多企业而言,要达到新的经营模式所要求的影响力及能力水平绝非易事。管理员、雇员、顾客及供应商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十分常见,而在非完全市场环境中解决这些冲突的制度机制通常都是模糊不清的。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经济增长而带来的不平等,也即没有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反而是加重了经济贫困,这样一来,一些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限制性条件可能使得企业的包容性创新难以取得成果。
包容性创新 篇5
唐学鹏 2010-10-13 23:37:49 评论()条 随时随地看新闻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致辞中正式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后,“包容性增长”概念得到了巨大的传播和海量的诠释。据说,“包容性增长”或将写进10月15日十七届五次会议讨论的“十二五”规划。“包容性增长”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它意味着一种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让民众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成果,这同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是高度同构的。
“包容性增长”跟世界银行过去提出的“广泛基础的增长”和“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不同,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使得千万人“脱贫”(拜托1天2美元的困境),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迅速扩大,30年间从0.31飙升到0.46,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别和城镇内部收入差别的急剧扩大。蛋糕的确做大了,但“分蛋糕”越发不合理了。更要命的是,做大蛋糕的方式和“分蛋糕”的方式是高度相关的,不正常的增长产生不合理的分配。其实,基尼系数的上升、畸形利益格局的自我强化、基本生产资源和要素的垄断、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国民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社会橄榄型结构的缺失、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缺位”等等,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是因为“包容性增长”所强调的那些可贵的原则丢失了。
坦率地说,“包容性增长”的真正含义不是说“穷人要增长、富人也要增长”、“国企要发展、民企也要发展”、“大家不偏不倚、毫不疏漏地都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尊贵的原则是建立一些令全民都服膺的发展规则,在这些规则面前政府是高度自律“不逾雷池”的;对企业来说,这些规则是最重要的底线;对民众来说,它“内化”为一种生存的哲学和态度。
“包容性增长”本质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以货币政策为例,货币政策的基点不是促进短期经济发展,而是提供机会平等的“金融基石”。宽松甚至泛滥的负利率货币政策在短期内非常有助于经济的强劲增长,但是它扭曲了民众的判断,它创造了狂热的资产泡沫,而那些规避风险的民众辛苦劳动积累的储蓄因没有投机或者投资思维而迅速贬值,这其实刻意制造了货币上的机会不平等。但如果中央银行坚持中性货币思维,这时候市场情绪创造的资产泡沫、赢家输家闹剧则是可以被谅解的,因为这是在机会平等下的结果不平等。
那种一味用改变“结果不平等”的思维来调控是需要商榷的。经济管理者并未“全能上帝”,知道市场变化的细节。明知先前政策有扭曲,但却害怕过快纠正会形成“负面效应的叠加”这是值得商榷的。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要求在任何时候都要及时改变错误,而不要去关注一些细节的形态变化。看到垄断企业工资奇高就仅仅在名义上限制垄断企业工资是需要转换思维的,看到一些人的财产性收入奇高就要削弱财产性收入,这都属于强行调整“结果不平等”,是值得商榷的。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垄断企业以“长子”身份承担经济波动的损失故“垄断”有理,但我们认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如放松行业管制,让资本平等机会,容忍初始阶段的无序和混乱。机会平等并不一定一开始就会创造优美的秩序,但演化越深,形态就会越美、越包容和谐。
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包容性增长,它改善了农村地区在教育、医疗上面的机会不平等,让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不要因城市管理成本上升而阻碍其自由配置,不要用土地换社保来做交易,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是机会平等的基础,即使流动过程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城市户籍居民福利的有所下降,那也要接受这个暂时结果。
包容性创新 篇6
中国是2016年G20主席国,9月4日-5日即将在中国杭州举办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11次峰会,峰会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召开G20峰会,可以凝聚共识,协调政策,深化合作,推进改革,释放潜力,促进复苏。G20峰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G20峰会:复苏共识
中国经济报告:结合对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的研判,如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实现经济复苏?
隆国强:国际金融危机以前,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次较长的繁荣期,是由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和美英在20世纪70、80年代推进改革的红利共同推动的。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繁荣因素还存在,但推动力明显减弱。不利于增长的因素起了更大作用,一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从美国到欧洲的整个经济体系打乱了正常的经济运行,金融危机对全球增长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二是经济周期下行,从长周期的角度来说,目前这个阶段正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下行期。金融危机的冲击叠加经济周期的下行,使得现在世界经济依然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出现困难,低速增长,丝毫不奇怪。
全球增长的格局也在调整。在危机前的繁荣期,如果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喻为两个引擎,那么这两个引擎都是高速运转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很好,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也很有活力。危机从美国开始爆发,然后传染到欧洲,首先是发达国家的引擎受到了打击。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危机,一方面是金融救助,另一方面是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由于美元是一种世界货币,所以流动性外溢到全球,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同时新兴经济体采取一系列刺激政策,使得新兴经济体在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后维持了一段高速增长,这其中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很重要的贡献。在有些年度,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40%,这与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世界第二位有关,也和中国采取一系列宏观管理政策使得中国保持高速增长有很大关系。在全球经济总体不好的情况下,更凸显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近两年,像中国、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出现了经济减速。每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时每个国家也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比如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是一个阶段性变化:从超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困难。
同时,中国的减速又会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最明显的溢出效应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初级产品进口国,其经济减速推动初级产品市场供需矛盾发生了逆转。原来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过于求,相应地出现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回落。2014年初级产品价格开始大幅回落,一些严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新兴经济体出现很大困难。国际收支出现了大幅的逆差,税收也在减少,经济出现了放缓,像巴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现在的增长格局是发达国家减速,新兴经济体总体也减速,同时各国增长形势更加分化。这里面,既有共性问题,也有个性问题。要让全球经济实现复苏,首先各个国家自己要努力针对存在的问题寻找重振经济的办法,因为每个国家面临的形势都不一样。比如发达国家未来经济增长更多地靠技术革命,像美国、德国、法国这些大国,包括日本都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新经济、发展高技术的国家战略,比如美国正在利用制造业的回归来突出发展这些高科技产业,力图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抢占制高点。当然,要真正成为经济的新引擎,还有赖于重大突破性技术的出现,这并不是投入研发的资金多就能突破,有时候需要某个天才的发现。目前,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但尚未形成推动世界经济的新引擎。
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就中国来说,针对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内涵是很丰富的。希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G20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宏观经济政策交流与协调的重要平台,在全球携手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作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发挥好G20的作用,有利于国际社会形成共识,推进全球经济复苏。
一是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现在全球在宏观政策方面缺乏一定的协调机制,而大国的宏观政策又往往有溢出效应。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政策依据国内经济情况,并没有充分考虑其溢出效应,美国一加息,全球的资金就开始往美国流,其他国家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要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特别是这几个大国,不能只根据自己的宏观指标来决定宏观政策,而是要着眼于全球经济的复苏来协调宏观政策。G20峰会提出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是一个目标。要实现“活力”和“包容”的目标,峰会首先要加强已经占到全球GDP80%以上的这20个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
二是要防范金融风险。20国集团能有今天的地位,与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但现在全球资金跨境流动,新的风险还在积累,并且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冲击因素,所以也需要国际社会合作来防范金融风险,这是让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基础。如果现在全球金融还是动荡,不断出现危机,就谈不上所谓经济复苏了。
三是各国要合作,进一步寻找出路。首先是共同努力,进一步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然后通过全球分工的深化来进一步释放活力。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总体而言,它反映了生产领域国际分工深化的内在要求,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其收益与成本在各国之间分配是不均匀的,有些国家的特定群体感受到的挑战较多,出现了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思潮。在当前经济增长普遍乏力、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相保护主义,妨碍了跨境投资和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比如针对中国的钢铁出口有几十个反倾销、反补贴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救济措施。
四是各国要共同推进结构性改革。其实每个国家,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同样面临艰巨的改革任务。当然,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但大家必须一起改革,释放各自国家增长的活力。在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出台了大量改革方案。当前中国正在强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对G20峰会推进改革将起到一个示范。
五是共同推动新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和传统的规制是有矛盾的,要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释放新技术革命的潜力和活力。例如,Uber通过信息技术来实现共享经济,也就是把闲置资源——私家车提供给公众服务,这是很好的。它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能耗,是绿色发展,而且方便了客户。可是这样一个变革,在很多国家都受到了阻碍,有的国家甚至明确规定Uber是违法的,因为它侵害了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公司的利益。类似这样的新技术革命其实还有很多。因此,当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出来的时候,很多原来的法律、规章要相应地改革,才能适应新技术的要求。要有创新、有活力,还要落实到改革上。
总之,从防范风险,到促进合作,从加强政策协调到推进结构性改革,一直到通过改革释放活力,释放技术革命的潜力,G20有很多工作可做。
英国脱欧地震波冲击G20?
中国经济报告:英国脱欧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对“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分别有什么影响?同时,该如何看“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这个问题?
隆国强:英国脱欧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首先要看清楚,英国脱欧是为什么。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有好的一面,比如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分工,提高经济效率,让老百姓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去拥有更多以及更高质量的消费品和服务。因此,有些国家虽然人均GDP这些年增长很慢,但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同样买一双鞋,原来花100美元,现在只花10美元,福利是改善的。但全球化的双刃剑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跨境犯罪、疾病的跨境传播、非法移民。实际上,英国脱欧最直接的因素是移民造成的。
英国在欧盟里这两年经济算相对比较好,从欧盟内部有很多人是合法地到英国去工作,跟英国的低收入者抢工作,使一部分劳动力市场低技能者的就业竞争加剧。全球化给社会、环境方面带来一些冲击。在经济出现低迷的情况下,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却凸显出来了,大量低收入者在公投中支持英国退出欧盟。它的深远意义在于,全世界在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推进全球化的进程,如何把好处尽可能地释放出来,同时把负面冲击降到最低,这可能是全球主要国家都应该思考的。
脱欧事件对欧盟会产生什么影响?一种观点认为英国脱欧可能会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有更多受益较少的成员国跟着一起脱欧,这取决于欧盟怎么应对。我认为,英国脱欧对欧盟一体化未必不是好事。欧盟一体化不在于成员的多寡,欧盟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自由化或一体化已经走得很深了,金融一体化中出现了欧元和统一的央行,但是财政一体化是滞后的。这恰恰是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未来欧盟要进一步推进一体化,要求成员国更多地让度“主权”给欧盟。可是恰恰英国在欧盟中是一个特殊成员,它和整个欧盟格格不入,不参与欧元, 还要求很多特殊政策,英国在欧盟里面对欧盟一体化是起阻碍作用的。
短期来看,英国脱欧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冲击。由于事先没有预料到英国要退出来,投票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所以产生了金融冲击,英镑贬值等等。英国作为一个要靠金融服务来立足的传统大国,脱欧可能会影响到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也取决于英国怎么处理和欧盟、美国、东亚,以及中国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如果应对得当,也许能把脱欧的好处释放出来。
英国《金融时报》有一篇文章,认为英国脱欧以后应该更多地深化和中国的经济、贸易、投资、金融方面的合作,这得益于不受欧盟的约束。现在英国自由了,可以和中国谈自由贸易安排,可以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带来的机遇。总之,有利有弊,这取决于英国后续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
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引擎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全球贸易和投资低迷不振,连续5年低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水平。如何推动出台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巩固多边贸易体制,制定全球贸易政策指导原则,填补国际投资治理的空白,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两大引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隆国强:对于全球贸易和投资,还不能笼统地定义为贸易投资低迷。贸易总体来看是低迷的,增长速度很低,已经连续好几年低于GDP,其中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尤其慢,服务贸易增长要快一点。但全球服务贸易统计是不完整的。服务贸易有四种模式,有三种是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统计的。实际上,服务贸易的第三种模式叫做商业存在,它跟投资挂钩。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测算,第三种模式带来的服务贸易占比是最高的,但恰恰没有数据。比较全的统计是货物贸易统计,所以贸易低迷特别是货物贸易低迷,这是符合当前的全球贸易状况的,但是还不能说服务贸易低迷。
因为统计不全,有些服务贸易活动增长还挺快的,像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这种工程承包市场就挺活跃。还有服务外包,因为信息技术带来的信息技术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也很活跃。投资在恢复中有很大波动,金融危机刚爆发的时候投资掉入谷底,然后迅速反弹,反弹后回落又反弹。这些年的全球投资,并不是像贸易那样持续稳定,其波动很大。去年的投资增长很快,但前年就不行,预测今年又是负增长。
对全球来讲,这一轮的全球化是基于规则的全球化。WTO是最重要的平台,但不是唯一的。在二战以后经过七轮谈判,WTO推动各成员国不断降低阻碍贸易投资的制度性壁垒,但并没有真正消除,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多哈回合的谈判进展缓慢,有几个基本的原因:第一,谈判的议题是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发展回合,发达国家没有很强的政治意愿来推动,这样整个谈判就缺乏大国的推动和领导力。第二,WTO成员太多,有150多个,按照现有议事规则叫共同一致,谈判难度本身也增加了,所以多边谈判进展缓慢。
与此同时,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通过区域合作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从1990年全世界只有20个自贸区到现在有400多个,如果按每年增加的自贸区数算的话,1990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谈成6.2个,而从2000年以后每年谈成将近13个。区域一体化在加速,从数量上来看,速度可以说翻倍了,还呈现出一个特点——大型化,近年的超大型的自贸区,例如TPP、TTIP、RCEP,每个都占全球贸易投资规模的30%到40%。
此外,从TPP开始,区域一体化的安排又变成了新一轮经贸规则的平台。TPP虽然结束了谈判,但是回到各个国家进行议会审批时,首先在美国碰到了问题。美国的行政当局在力推,希望国会批准,但美国的法律规定对外贸易谈判的权力是属于议会的,议会授权行政部门,授权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对外谈判,这就是所谓快轨授权。目前来看,美国国会的这些议员特别是共和党议员,包括议长,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不乐观的,两个新的总统候选人也对TPP持反对意见,所以TPP到底能否在美国得到批准,确实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全球经济治理,就是由国际经贸规则和相应的一些国际组织构成的。全球经济治理是多层次的,有多边的,有区域的,有双边的。到目前为止主流还是一致的,瞄着自由化、便利化的方向在演进,但是也会有一些支流,比如现在美国在讲的公平贸易。在“公平贸易”大旗下,美国力推所谓“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原则,就是主张竞争中政府不能给国有企业各种各样的优惠,形成额外的竞争力,否则是不公平的。这实际上是借此原则来限制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有人误以为美国的政策已经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我认为,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美国一手拿着矛,一手拿着盾:在其有竞争力的行业是拿着矛, 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金融自由化,例如在IT技术产品、环境产品,还有服务贸易、跨境投资等领域,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在竞争力相对欠缺的领域,它拿着一个盾牌,在所谓公平贸易的理念下,搞一套规则来约束对方的竞争力。我认为全球化的主流还没有变,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全球分工要进一步深化,会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沿着自由化、便利化的方向发展。
活力来自全球治理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构建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如何开展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改革?如何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改革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隆国强:当前全球的经济治理有三个问题:
第一,代表性问题。有很多全球治理机构是在二战以后甚至更早的时候,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但这些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投资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与他们在现有机构里的话语权是不匹配的,所以这些国际组织的代表性就出现了问题。西方国家相对实力已经在下降了,但其在现有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还是很大,很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就认为没有充分体现其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要求改革。
第二,规则的公平性问题。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更多地体现发达国家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对体现得要少,所以规则本身又是不公平的。
第三,对新问题的应对问题。经济全球化和人类发展有很多新的问题,但是缺乏相应的全球治理来应对。比如信息化推进得很快,信息安全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怎样通过共同的合作保障信息安全?又比如气侯变化,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什么样的新规则,让大家共同承担责任,推动绿色发展?
基于这些问题,全球的经济治理处在一个变革期。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要回答前述的三个问题,第一要更有代表性,能反映各国的实力;第二要更加公平合理,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加均衡;第三就是要应对新的挑战、新的议程。现在改革已经在启动了,比如IMF份额的改革,中国的份额提升了,这本身就反映一种代表权。
中国在全球治理模式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我们要认清楚,当前的全球治理到底是什么性质。应该看到,二战以来的这套全球治理总的来看是反映了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它推进了经济全球化,在总体上通过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对全球的和平和经济繁荣是有利的。综合而言,要肯定它已经发挥的正面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上述的几点不 足。所以,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是要推倒重来,而是一种改良,是参与到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来。
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中国应该有更多的话语权,就像在IMF一样,不是要把IMF推到一边去,也不是要打倒IMF,而是要更深地参与IMF的改革,扩大中国的话语权。 IMF关于全球金融监管有很多改革任务,有很多新的议题和老的议题,需要中国和其他成员携手推进。
对中国来说,第一,要尽可能更深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相应地提升地位、提升话语权;第二,要秉持开放和互利共赢的理念,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把全球利益和我们自身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每个国家在推动全球规则制定的时候都不能免俗,一定会考虑本国利益,但如果考虑本国利益太多而忽视了整体利益,肯定是没有领导力的。这就需要求得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就在于既要讲全球共同的责任和利益,同时要兼顾自身利益。
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中国要提出自己的理念和方案。从理念上看,要突出发展导向、互利共赢。按照这一理念,既要对不合理的经贸规则提出改革方案,也要针对新规则的制定提出中国方案。
中国除了要在多边层面上参与全球治理,还要在区域层面上参与。全球治理是多层次的,是有多边、区域和双边的,在区域和双边层面上中国应该有更加积极主动的战略。中国提出实施积极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正是适应了全球区域一体化的趋势。
区域合作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开放的地区主义,就像APEC,21个成员达成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成果是可以让非成员来享受的,是开放的,不会对非成员形成歧视。如21个经济体一起达成了降税协议,非成员也可以享受降税成果。还有一类区域合作是带有制度性安排的自由贸易区(FTA),带有歧视性、非开放性,对区域外非成员有歧视性,成员彼此之间降税,但非成员享受不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成果。FTA与WTO的非歧视原则不符,但是WTO允许FTA作为例外。在区域层面的合作,我们既要积极推进FTA,同时也要积极推进开放的地区主义。
新亮点:“一带一路”
中国经济报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即将三周年,最近一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贸易和投资取得什么突破性进展?这会否成为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新亮点和新增长点?
隆国强:“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倡议,它的内容非常丰富,超越了一般区域合作的内容,“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比一般的自贸安排涵盖的内容多。其覆盖的空间也非常大,“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经济体,涵盖的人口和国家很多,相互之间的互补性很强。
如果从区域合作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其实是一种开放的地区合作倡议,我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合作,并不对区外国家形成歧视。“一带一路”创造的机遇区域外成员其实也是可以分享的。
“一带一路”提出后进展非常迅速。首先,这些沿线国家高度认同,绝大部分国家政府都表达了非常积极的参与愿望。区外国家也高度关注,尽管不是成员,但也会参与到一些与此相关的机制中,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总之,国际社会对这件事总体反映很正面,大家的积极性和期望很高。其次,建立了一些合作机制。例如,AIIB在短时间内筹建起来,成员覆盖了区内国家和区外国家。除了AIIB这样一个融资平台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丝路基金和中国原有的一些政策性银行也在积极参与。这就初步搭建了一套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合作机制。第三,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政府之间有一些实质性对接,比如中国与俄罗斯、蒙古谈中蒙俄经济走廊,蒙古有草原之路发展战略;和巴基斯坦有中巴经济走廊;还在和欧盟协商“一带一路”和“容克计划”更好地衔接,这些对接都有很多积极的进展。
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的企业管理创新 篇7
1 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
包容性增长理念要求企业改变就生产论生产, 就经济论经济的思维模式, 树立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企业作为社会公民, 要更多地具有公共精神, 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1.1 创造良好效益, 为极大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 为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保持良好的经营状况和持续赢利能力, 是企业最基本的经济责任, 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企业要创造良好效益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依靠科技进步, 采用先进技术, 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企业, 提高企业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 使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 采用现代管理方法, 开拓创新, 加强管理, 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降低成本, 不断挖掘潜力, 提高劳动生产率, 以最少的消耗生产出最多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不断提升赢利能力, 为投资者带来长期良好的回报, 为经济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积极的贡献。
1.2 企业在遵纪守法方面作出表率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除了要追求利润外, 还应遵从社会道德规范,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包括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法和劳动保护法;完成所有的合同义务, 带头诚信经营, 合法经营, 承兑保修允诺。同时, 要根据本企业的特点, 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 带动企业的职工、企业所在的社区等共同遵纪守法, 共建法治社会。
1.3 保护资源和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
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对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 普及环保知识, 提高全员的环保意识, 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中, 实现全过程、全天侯、全员的环保管理。 (2) 企业通过技术革新, 采用清洁生产工艺, 推行清洁生产, 减少生产活动各个环节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 (3) 对生产全过程污染进行监控, 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总量控制。 (4) 通过公益事业与社区共同建设环保设施, 以净化环境, 保护社区及其他公民的利益。
1.4 大力资助社会事业
很多地方在发展社会事业上投资不足或无力投资, 企业应充分发挥资本优势, 为发展社会事业, 为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公民而对外捐助。采取的形式如下: (1) 赞助社区。这是对企业所在地事业的赞助, 能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扩大影响范围, 杭州娃哈哈集团在当地组织了儿童艺术团, 出版了娃哈哈画报, 筹建娃哈哈大厦, 从事儿童艺术教育等。 (2) 慈善赞助。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需要, 在社会公众中能引起很大的反响, 如上海大伟力鞋业有限公司, 向上海福利院捐款, 助养一名孤儿。 (3) 文化赞助。企业应支持和赞助具有充分公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和体育项目, 体现企业对发展文化、体育事业的赤诚之心和社会责任感, 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2 健全价值分享机制
包容性增长理念要求企业不能只重视价值创造, 也要注重价值分享。分配公平体现着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和平等性, 是人们评判社会公平与否及公平程度的直接和主要依据。工资、奖金、红利等是企业分配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因此成为企业是否分配公平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当前一些企业职工收入过低, 差距过大, 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社会不公的影子。因此, 企业要不断完善价值分享机制。
2.1 健全利润分享制
利润分享制是指企业所有者和企业职工共同分享企业利润的一种分配模式。职工只参加企业利润的分享, 不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根据盈利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利润分配、比例、方法。它实际上是对企业税后利润的一种内部再分配, 是对工资和奖金的一种补充形式。分红额度要按照一定的比例从企业利润中提成。在分红总额确定之后, 员工之间的分配应采取按工资的固定百分比、工资的累进百分比、“分红系数”三种方式分配。
2.2 建立企业市场价值分享制
它是一种以企业股票价值增值为基础的企业纯收益分配模式。企业授予职工本企业股票, 职工和企业其他股东一起分享企业市场价值增加 (股票价格上涨) 带来的收入和股息, 同时也承担股票价格下降的风险。
2.3 完善企业所有权分享制
企业所有权分享制是指企业职工通过持有企业一定份额的股份, 以股东身份参加企业纯收入分配的一种企业收入分配模式。职工具有企业的员工和企业的所有者双重身份, 职工既是企业的员工, 也是企业的股东和企业的所有者, 与企业其他股东一起, 共同承担经营风险, 共同分享经营收入。职工持股一般通过购买企业股票、创造的知识产权转换为企业股权、利润分享和业绩奖励等获得的企业股权。
2.4 完善企业管理权分享制
企业管理权分享制是指企业职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种企业管理模式, 即企业职工与企业所有者分享企业管理权。在企业管理权分享过程中, 职工根据法律或有关规定参与企业管理, 通过职工参与企业管理, 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3 注重员工创造力的发挥
包容性增长理念要求企业不能只重视管理效率, 也要重视员工创造力的发挥。激发全体员工的创造力, 就要不断培育激发员工创造力的环境和机制, 创造一个鼓励员工开拓创新的宽松环境。
3.1 加强员工培训教育
创造力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培训可以提高创造力水平。要营造提升员工技能的环境, 不仅要为员工提供就业的场所, 还要为员工提供学习、锻炼的机会, 在提升员工的能力方面要根据员工的不同层次, 根据每个员工的职业规划给予不同的知识、技能培训, 使员工能够创造性地完成工作。
3.2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建立公平合理的薪酬制度。要通过制定劳动分配制度, 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普通劳动和技术性强的劳动区别开来, 使员工的报酬分配同他们所在的不同岗位、不同工种的职位高低、责任大小、劳动强度、技术高低、贡献大小结合起来, 从而达到公平合理。要有意识地提供非薪金性的报酬来满足员工的工作满足感, 如通过建立组织内部的价值分享系统来满足员工多元化的需求, 其中包括组织内部信息、知识、经验的分享等。
3.3 营造鼓励员工创新的组织氛围
企业要营造鼓励员工创新的组织氛围, 使员工在这种氛围中, 能够按照自身的个性特点、专业优势、兴趣爱好从事自主性的创新工作;同时企业对员工创新活动要进行保护并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和鼓励, 使其在相互影响和相互激励中将个体的创新行为纳入企业整体的创新过程。四是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企业应成立协会、俱乐部等非正式组织, 增强员工之间的相互联系, 促进员工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共享, 通过交流与沟通, 最大限度地发挥聚集效应, 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
4 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之源, 对创新型人才的保持和发展至关重要。企业应通过优秀企业文化所建立的共同价值观念, 吸引、留住、凝聚和激励人才, 使其能力最大限度地释放, 这就需要创建适合创新型人才发展的包容性文化。
4.1 包容失误失败
创新是指初次出现、首创或在现有的基础上改进更新。既然是新探索、新发现、首创, 那么就意味着创新本身存在巨大的风险, 创新的过程会充满着失误或失败。探索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战胜错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无止境的过程。即使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认识, 往往也是不完善的或不正确的, 如果一出现失误就指责、就怀疑、就封杀, 那就可能堵塞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因此, 营造包容失误失败的氛围十分重要, 它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缓解创造失误或失败所造成的紧张感, 使他们能够放下“包袱”, 轻装前进, 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鼓励更多的人去探索、去创造。
4.2 包容他人胜过自己
有些人缺乏容人之量, 特别是容不得别人超过自己, 嫉贤妒能, 总是担心自己的名誉、地位被别人抢走。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
经管空间Management
进而排斥、压制人才, 甚至打击人才。这种做法对企业的发展危害极大。对于冒尖人才, 要出于公心, 以事业为重, 应当多一点偏爱, 多一点袒护, 多做一些补台的事情, 甘当人梯。包容他人胜过自己, 就是要为比自己优秀的不同年龄、不同专业技术职务、不同专业研究背景的人才提供公平竞争、脱颖而出的舞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要努力为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坚持用事业聚才育才, 针对各类人才成长特点, 提供干事创业、发挥作用的平台, 使各类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只有这样, 才能让冒尖人才逐渐成熟起来, 强壮起来, 创造事业的辉煌。
4.3 包容人才个性
每个人都有个性, 而创新型人才的个性则表现得更加突出。创新型人才是具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 他们往往不同凡响, 勇于进取和开拓;有较强的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和永无止境的创造欲望;能够在处理问题中突破常规, 独具匠心;能够在发表意见时入木三分, 见解独到, 开创事业新局面。但就个性品质和情感等因素来看, 不同人有不同的个性和特点。有的不善言辞, 不善交际, 甚至不懂人情世故;有的清高、孤傲, 不合群;有的甚至给人以狂妄、离经叛道的印象。邓小平曾经指出:“凡是有点干劲的人, 有点能力的人, 他们总是相信自己, 他们往往是有点主见的人。越有主见的人, 越是自信, 这个并不是坏事。”因此, 对于具有鲜明个性的人才, 我们要有心胸, 要包容个性、掌握特点、善待差异, 予以保护。
4.4 构建“竞合”文化
竞争与合作是矛盾的统一体, 我们既需要合作, 也需要竞争。如果没有竞争, 合作就会缺乏生机与活力, 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合作是为了更好地竞争, 合作越好, 力量就越强, 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竞争不能没有合作, 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无力的竞争, 是“你死我活”或两败俱伤。只有在竞争中合作和在合作中竞争, 才能保持最大的生机和活力。因此, 企业应创建一个创新求异、宽容失败和竞合适当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蔡荣鑫.“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J].经济学家, 2009 (1) .
[2]周建军.如何理解“包容性增长”[N].人民日报, 2010-10-27.
包容性创新 篇8
一、绿色经济包容性增长概述
(一)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2007年, 亚洲银行针对亚洲各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 不平等状况却在持续恶化这一现实, 在“益贫式增长”的基础上, 扩展地提出了“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一种增长模式, 除了考虑增长的结果, 还考察经济增长的条件、过程、后果以及广泛的社会因素几个方面实现合理包容, 注重经济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进行转变, 从而实现有效增长的增长模式。
(二) 包容性增长的特征
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目标模式。传统的经济增长以GDP为核心, 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 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劳动成本的工业化增长模式, 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不可持续发展, 违背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增长向资源节约型增长转变, 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把自主创新能力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主要内容。二是倡导增长过程的公平公正。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包含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 这是包容性增长的显著特征。三是强调增长结果的全新价值导向。包容性增长倡导新的价值导向。强调增长成果共享、民生为本、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国富”与“民富”的相结合的价值导向。同时, 包容性增长也强调人本主义的增长, 特别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提高教育水平, 医疗水平, 拓展人的发展空间, 维护人的发展权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
二、传统财务管理在经济包容性增长下理财环境的变化
(一) 生态环境
企业作为绿色经济的主体, 财务管理首要面临的就是生态环境的挑战。2010年,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了《中国生态足迹》报告显示, 我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人类发展指数快速增长, 人均收入提高了50多倍, 而人均生态足迹大约增长了4倍, 我国已经突破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的界限值。如何保证生态系统健康的同时, 使发展与生态足迹脱钩, 是我国在此阶段必须应对的问题。为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 企业必须建立与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绿色财务管理战略, 科学的向自然资源投资, 保护好生态环境, 注重在资本配置上向节能减排, 保护能源、提高效率方向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二) 创新环境
绿色经济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 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度创新, 它以技术创新为支撑并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截至到2009年, 我国内资企业中开展创新活动的只有8656家, 占企业总数的30.5%, 设立技术创新研发机构的8441家, 占企业总数的28.8%。1991-2009年间, 我国大型企业中设有研发机构的比重由58.9%下降到28.7%, 开展研发活动的比重由1995年的56.9%下降到30.4%。总体上看,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积累性低, 从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其主要原因是企业资金投入不足。随着国家政府导向的技术创新的悄然推进, 中国的研发投入将从2006年占GDP的1.5%增长到2020年的2.5%, 且要降低30%的国外技术的依赖。科研技术的投资极大的提高了我国绿色技术的发展, 使企业在技术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因此, 充分利用好国家政府导向的技术创新这一重要发展机遇期, 科学利用国家技术创新投入以及企业自身的资金安排来推动企业自身的绿色技术革新, 是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另一挑战。
(三) 社会环境
企业为降低成本所造成的生产环境恶化, 员工利益损害、自然环境破坏和影响人类健康的事件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 甚至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例如富士康员工跳楼、三聚氰胺事件等造成的后果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不良社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已经成为当下影响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尤其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 企业无疑成为广大社会公众的众矢之的, 万科的汶川地震捐款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例子。由于捐款数量与公众的心理预期产生较大的差距, 导致万科在资本市场股价从2008年5月15日到20日大跌12%, 成为万科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公共信任危机。随后, 万科不得不宣布以1亿元资金参与灾后重建, 用来挽回公众对企业的信任。李海舰、冯丽 (2004) 认为“社会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资本所包含的社区关系、诚信、义务工作、社会网络及公民精神等, 均属于有效益的价值, 是可以参与投资的经济资源, 而且这种资源是可以产生巨额回报的”。李勤 (2012) 认为, 企业对政府和职工贡献越大, 企业的每股收益越大;社会责任报告评分越高, 企业每股收益越大。因此, 企业如何承担更多的企业内外部的社会责任, 如何重新面对社会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及认识和界定利益相关者的界限和影响, 实现环境、劳动者、利益相关者的共生共赢是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艰巨挑战。
三、传统财务管理在包容性增长环境下的缺失表现
(一) 财务目标狭隘
利润最大化目标通常被认为是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 现实发展来看, 尽管利润最大化原则对推动市场自由和社会财富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生产规模不断扩张, 成本约束被虚化、弱化和狭隘化, 以至于资源耗竭、生态恶化, 从而在根本上削弱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尤其是技术的创新方面, 目前的财务理论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技术创新的瓶颈, 如有形资产、技术资产不能有效地参与利润分配, 财务评价指标体系中不包括技术资产的内容等。必须建立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财务管理目标, 才能有利于形成一个企业技术创新的财务支持环境。
(二) 财务资源观狭窄
物质资源的获取、利用、分配等构成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受资源观的限制, 传统资源的配置所关注的效率只是短期效率, 忽略了从企业长远发展获得和维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角度来配置资源。从“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到“企业价值最大化”再到“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 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 但他们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只考虑了财务资本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 而忽略了人力资本、品牌资本、社会责任等软资源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作用。囿于物质资本保值、增值的资源配置不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持续竞争优势的维持。
(三) 价值功能弱化
传统财务管理中的价值是从属物质资本逻辑下的价值, 在新环境下的价值地位为资本所掩盖。实际上, 价值创造作为财务管理的核心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还要创造企业与社会的共享价值。迈克尔·波特在《创造共享价值》一文中指出:创造共享价值可以重新建立战略定位, 满足新需求、供应新产品、找到新顾客, 通过创造企业与社会的共享价值建立持续竞争优势。而更关键的是, 波特教授指出:“由创造共享价值带来的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将远超过传统的成本降低和质量改进模式”。
四、包容性增长下绿色财务管理范式的创新
包容性增长理念提出了三个理论维度:增长条件的包容。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包容, 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等包容;增长过程的包容。包括对创新的包容、劳动要素的包容和对文化的包容;增长结果的包容。即经济增长对利益和谐的包容, 对可持续发展的包容, 对伦理道德的包容。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环节, 也在打破旧的管理模式, 引入包容性增长的三维理念, 在改进中得以全面发展, 弥补了传统财务管理的缺失, 形成了财务管理三维理念, 即从资金运动的角度考虑企业增长条件、增长过程、增长结果三个维度的包容性增长, 这就是绿色财务管理。其目的是实现企业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 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即“范式” (PARADIGM) 。范式通过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 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 因此, 在经济包容性增长环境下, 包容性增长三维理念构成了绿色财务管理范式的主要内容, 形成了以古典经济学为根基的财务管理范式由“企业经济单一维度的传统利润观”向“企业、社会、生态三维度包容的绿色利润观”的转变。
(一) 传统利润观
在企业经济单一维度的传统利润观下, 企业把社会看成是自身创造利润的对立面。企业必须损失自身利益才能对社会有益, 承担社会责任是一项被动付出的成本。这项成本占用了企业资源, 减少了企业的收益。此外, 新古典经济学中将水和空气等重要的自然资源看成是“不稀缺”的公共物品, 因此没有价格或者价格很低;将“劳动力”视为企业成本函数当中的自变量, 并作为可以同资本进行相互替代的达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这也就使得在利润表中没有体现自然资源利用情况的信息披露, 同时也将需要更多包容的劳动力简单化为一项需要严格控制的成本项目。企业将其对社会造成的外部负面影响看成是社会成本且没有必要承担。而政府部门则通过征税等手段将这部分外部成本“内部化”。这就使得企业通常把外部的法规看成是与企业自身利益相对立的约束, 把解决社会问题看成是政府和社团等NGO的事情。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经常被认为是为了应对外部压力而进行的一项固定的成本开支。任何过多的消耗都是对股东投资的不负责使用。总之, 在传统利润视角下, 企业只要创造利润, 承担外部强加的社会成本就可以了。企业核心业务的发展, 持续的创造利润, 减少甚至逃避社会成本是被广泛接受的商业逻辑。
(二) 绿色利润观
在企业、社会与生态三维度的绿色利润观下, 企业与社会不在相互对立。企业的本质是“契约关系的集合”。企业的这些利益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股东、银行 (债权人) 、员工 (管理层) 、经销商 (顾客) 、供应商、政府与社会公众。企业的利润就是滋润各利益关联方。“利”剩余, 而“润”则表达了当今所说的社会责任。因此, “绿色利润”可以理解为既对企业维系长远发展有益, 又对社会长期繁荣有益的利润。绿色利润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绿色利润”仍以“利润”为核心, 创造绿色利润的前提是创造利润。因为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创造利润, 只有创造利润, 企业才能够承担持续创新、创造就业、创造社会财富的经济重任。二是“绿色利润”强调“绿色”作为企业利润价值创造的衡量标准, 强调企业、生态与社会的和谐共存。利润和绿色利润的差别就在于, 企业在创造利润时, 是促进了社会的繁荣, 还是增加了社会的成本, 创造的经济价值是否大于社会成本。如果企业创造的经济价值给生态、社会创造了持续破坏影响或者无法修复的影响, 其利润应该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三是“绿色利润”的创造更具可持续性。随着顾客对环保意识的增强, 绿色公司其提供的产品会在质量、性能、服务、品牌价值等方面区别于竞争对手, 给顾客一个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品牌效应, 有利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总之, 在绿色财务管理范式下, “企业”、“社会”、“生态”彼此支撑, 创造了共赢的增长模式。在这种增长模式中, 企业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商业价值, 而且解决了产品、服务与社会、环境问题, 实现了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绿色财务管理必将成为后改革时代企业生存的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1]杨波:《当代经典论文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思考》, 《经济与管理》2005年第8期。
[2]刘浩等:《完善企业绿色财务管理的若干思考》,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
[3]崔艳芹:《绿色财务管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企业纵横》2010年第3期。
包容性创新 篇9
土地使用兼容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即不同土地使用性质在同一土地中共处的可能性, 以及同一土地在使用性质上的多种选择与置换的可能性。在关于土地兼容性的研究中, 专业人士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张艳明把土地使用兼容性看作土地使用性质的宽容范围, 并以“允许设置”“有条件的允许设置”和“不允许设置”来表征;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就表示倡导土地适度混合使用, 有利于减少工薪阶层在生活区和工作区之间每天钟摆般奔波。
山西科技创新城主体区总体规划是土地兼容性应用于科技城领域的成功案例, 这个规划过程中, 结合前人的经验和当下人的规划思路, 对科技创新城这一全新领域提出了新的土地兼容性的见解。
1. 山西科技创新城规划的介绍
山西科技城的建设是响应国家能源生产消费革命和新型城镇化要求的重要举措, 是落实山西省综改试验区总体部署的重大行动计划, 是推进太榆一体化, 促进省会地区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 是破解资源型经济转型难题的综合试验平台。
山西科技创新城分为核心区和产业区。核心区规划构筑“一心两轴、一环六元” (一心是科技绿芯, 两轴是发展轴线, 一环是科技环廊, 六元是六大科技生活组团) 的空间结构, 将配建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 扩展公共交通一卡通功能, 实现公共自行车、地铁、轻轨、有轨电车、出租车、常规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一卡式结算, 重点打造科技绿芯、科技环廊、科技绿轴等大型城市公园。产业区规划构筑“两心、三轴、多组团”的空间结构, 两心是潇河沿线打造的两个中心, 分别是西部的潇河综合服务区和东部的潇河文化创意区;三轴是产业区内三条城市发展轴线, 分别是南北向的府城文化轴、太榆科技创新轴和东西向的潇河文化轴;多组团是产业区内的产业组团、临空经济组团、科技创意组团、商业商务组团、生活组团这5大组团板块。
2. 山西科技创新城土地兼容性的表达分析
在《太原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 (以下简称条例规定) 的第六条中提出“各类建设用地的划分, 应当遵循土地使用相容性的原则, 按已批准的详细规划执行”;第十条中提出“对混合类型的建筑用地, 其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应将建筑用地按使用性质分类规定后, 按不同类型分别执行”。在《条例规定》中, 太原市对土地使用兼容性的表达给予了明确的肯定, 同时也是对山西科技创新城规划中的土地兼容性问题给予了支持。
2.1 土地兼容性的类型
通过讨论与研究, 对此次规划中的土地利用兼容性分成了3个部分:完全兼容、部分兼容、完全不兼容。
如果一块土地的两种用途都能无条件相互置换或共同存在, 或者以一种土地使用性质为主的土地与周边土地均能和谐共处, 并能够获得理想的效果, 就称为完全兼容;相邻两种用地性质或同一地块的两种用地性质在特殊条件下可以相互置换或混合使用, 就称之为部分兼容;一种土地用地性质与周边其他用地或该土地上的其他用地性质会产生很大的矛盾, 对规划区内土地利用产生严重的影响, 就称之为完全不兼容。
2.2 土地兼容性的表达方面
本次科技创新城主体区总体规划中的土地兼容性的表达:其一是表现为同一块城市土地上不同种性质混合使用的可行性, 对土地混合使用的适宜性和矛盾进行了阐述, 针对在规划地块中的不同的用地性质, 分析不同用地的特征与实际情况的结合, 对两两用地性质之间的兼容性条件进行了全面估算, 以求得同一地块上不同用地性质兼容的最大化, 使得整个规划更具有设计性和弹性, 设计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其二是表现为土地使用性质的“弹性”“灵活性”与“适建性”, 对其他地块的土地性质的使用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是否满足当下土地多种性质的可能。在科技创新城的规划中, 同一个地块有着其主体的用地性质, 但是考虑到后期建设和发展所出现的特殊情况下, 为了满足科技创新城特殊、多元化的现代感, 对这块土地赋予其他可以兼容的用地性质来进行选择与置换。
通过以上两点的综合考虑, 土地兼容性的利用为在科技创新城后期的发展以及施工过程中, 对土地的使用性质给予了充分的弹性原则。
2.3 土地兼容性的表现方式
整个山西科技创新城主体区总体规划中针对土地使用兼容性方面提出了许多设想。
在核心区的用地性质规划上: (1) 整个方案规划6个科研功能集聚的组团, 用地性质首批科研用地, 但是考虑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结合控规编制适当提高科研用地使用的灵活性, 规划科研用地在控规阶段可以按照土地出让方式调整为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2) 在商业商务用地中, 采用商业、商务功能适度混合的布局模式, 在商业用地上适当混合商务及公寓居住功能; (3) 在科研、居住邻里单元中, 混合布置公共服务、商业功能的用地, 结合单元公园提高功能的混合使用, 达到同一块土地不同种功能混合使用的情况; (4) 在中心区和发展轴线上, 建设适合年轻人和单身人士需求的人才公寓、青年公寓等, 可采用底部商业商务、上部公寓的形式, 用地兼容性具体的表现也是由控制性详细规划指导完成; (5) 居住区用地的规划相对比较集中, 多位于更科技生活组团中, 并与科研用地适度混合布局, 科研用地与居住用地的功能可以适当置换; (6) 在绿地与广场用地这一部分中, 位于科技创新、智慧管理、知识交流、健康生活四大服务功能板块中心的公园绿地用地应兼具广场功能, 再根据实际情况, 土地功能可发生部分置换; (7) 在防护绿地的规划中, 结合不同区位和防护功能, 应尽可能综合所利用, 兼容消防、人防用地的功能。除此之外, 在整个核心区内, 加强中心区部分的商业商务和公共设施用地以及居住用地的混合程度, 以达到更好地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 土地利用呈现高效化、集约化。
在产业区的用地性质规划上: (1) 工业用地规划主要位于产业区南部组团内, 在土地满足工业用地性质的基础上提倡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适度混合; (2) 商业用地与商务用地提倡适度混合利用, 发展了两处商业商务中心, 一处是以商业、商务、商贸、金融功能的商业商务中心, 一处是集文化创意、展览会议、购物娱乐为主的文化商业中心; (3) 居住用地为了提高活力, 提倡在居住区加强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土地兼容性, 提高居住和就业功能的融合度。
3. 科技创新城的土地兼容性控制带来的启示
3.1 土地兼容性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价值
控制详细规划 (以下简称详规) 在城市建设规划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保证了城市总体规划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同时又对修建性详细规划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土地使用兼容性控制可以提高详规的弹性和可操作性。在详规的编制中, 土地的使用性质尤为关键, 土地使用性质控制着土地的使用强度、城市设计要求、基础设施容量, 以及交通和人口容量, 但是详规里的土地的使用性质的确定是一个难点, 因为它不仅仅局限于总规规划层面, 需要更加合理的细分土地性质, 土地使用性质的确定存在很多的不可预见性和人为因素, 因此土地使用兼容性就显得比较重要了。土地使用兼容性的出现能够给予土地性质很大的弹性, 为土地性质的确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3.2 土地兼容性对科技创新城的意义
科技创新城市今年来出现的新的城市区域形式, 在这种新型城镇的发展模式下,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编号为GB50137-2011) 的单一性和不适宜性便体现出来, 同时国家对于科技创新城这一新概念也没有出台相应的土地管理政策, 按部就班地按照原有法定规范进行科技创新城的土地规划, 往往规划得好而落地后变得很平凡。土地兼容性在针对科技创新城的土地性质的确定上给予了弹性控制, 根据科技创新城的特点、人们预期的目标、规划的实际情况和限制条件以及规划目标的侧重对用地类型细化和进一步创新增减, 对后期土地使用的变化及发展提供了兼容性模式的多样性, 对后来真正的落实施工以及达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预期要求给与了很大的落地性帮助。
3.3 体现科技创新城的真正含义
科技创新城的宗旨是要科技与创新一体, 规划的创新首先是体现在土地利用性质的创新上, 打破单一的土地性质决定建筑性质的管理体制, 创造土地使用性质的多样化, 形成丰富多样的建筑类型, 在后期的地块开发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也能得到相应的解决。
在山西科技创新城的土地利用规划中, 考虑到住宅用地与商务用地的兼容性, 实现住宅用地与商务用地的混合使用或根据后期的实施中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住宅改商务、商务改住宅。通过这一规划策略解决了住宅用地与商务用地脱离的困境, 避免了工薪阶层每天把时间浪费在工作区与住宅区的路上, 增加了商务用地的回报率的同时也解决了孤立的住宅用地难以出售的问题。
4. 结语
科技创新城的核心概念在于创新, 土地兼容性确立科技创新城规划用地并合理予以引导, 完善土地招标拍卖制度和土地储备制度, 实现规划实施统一, 增强规划的落地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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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正, 扈媛.试论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兼容性规划与管理的完善[J], 城市规划汇刊, 2001, (03) :11-15.
[3].叶新才.森林公园规划中土地利用兼容性控制[J].林业经济问题, 2011, 31 (2) .
包容性增长的实践 篇10
北京市委、市政府今年提出了将北京建设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的远期目标, 南海子公园的建设正是北京市向着这个目标迈进的具体行动之一, 同时也贯彻并且实践着“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发展理念。南海子公园也是北京市“振兴城南”行动计划的重大节点项目。大兴区委、区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妥善做好了垃圾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理等工作, 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 仅用了8个月就为市民奉献出一座美丽的新型公园。
南海子公园的建设牵动着从北京市到大兴区各个层面的目光。人们不禁要问:南海子公园为什么能得到这么高的关注呢?
首先, 南海子公园是北京市践行“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理念的生态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内容。由于城市化进程快, 北京市的“城市病”特征日益明显, 亟须治理。南海子公园作为最先动工的生态郊野公园, 承担起北京城市南部生态屏障的重任。
在贯彻理念的过程中, 大兴区将生态建设理念自觉导入, 充分利用可再生的资源, 倡导低碳经济, 把园区作为精品来建设, 坚持“一流设计、一流施工、一流管理”, 做到“三季有花, 四季有景”。公园道路和照明的规划与布置以人为本, 充分考虑了群众的游玩习惯, 将人的活动与公园景观有机融合, 突出公园的宜人特征。建设中, 公园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其生态屏障作用更加显现。
南海子公园同时是大兴区实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示范区。这要从大兴与新媒体产业的关系谈起。在以往的印象中, 大兴区仅以沙甜的西瓜著称。其实近年来大兴区形象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6年, 大兴区设立了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 次年成为全市首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当前, 以新媒体产业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已经逐步成为大兴的主导产业之一, 成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具活力的集聚区之一, 为大兴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构筑了坚实的发展平台。南海子地区正是这片集聚地的中心, 奥运开幕式的许多排练活动就是在这一带进行的。
南海子公园对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平台支撑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形式的支撑”, 即在不破坏园区既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 依靠先进的信息通信手段以及多媒体技术成果等各种新媒体形式, 对南海子地区乃至大兴地区的历史进行展示。具体做法包括应用3D影像技术和3G通信技术, 模拟有关明清时期皇家苑内引弓策马、狩猎习武的场景, 再现昔日风光旖旎的皇家苑囿;整理和挖掘有关反映明清皇家狩猎文化、苑囿文化的故事传说和音乐, 以多媒体剧、手机报、手机3G传输和通信技术进行宣传。通过这些形式上的应用, 丰富了南海子公园的服务功能。
另一方面是“内容的支撑”, 即通过新媒体产业, 提升公园的生态旅游和文化休闲功能, 在配套区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与周边区域形成产业关联带动, 服务于亦庄新城的生产性需求和大兴黄村新城的消费性需求, 进而以点带面, 推进大兴区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南海子公园的建设折射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 体现出显著的包容性特征。南海子公园建设的目的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使广大居民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 又享受健康的生态环境。因此, 在建设过程中从一开始就避免了简单拆迁, 坚持在搬迁中和群众进行充分沟通, 为他们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使当地群众能够分享到公园建设所产生的价值。这种做法自觉地践行了国家大力提倡的“包容性增长”理念。
当前, 北京市快速扩张, 中心城区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提升, 位处京南四、五环的大兴区已成为承载北京市产业升级和转移的重要空间载体。随着南海子公园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随着大兴区和北京经济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顺利推进, 到地铁大兴线、亦庄轻轨线即将开通;再到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户投产, 以及南海子公园二期建设和万亩滨河森林公园、南中轴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生态项目建设, 越来越多的优势要素已开始在南海子及其周边区域汇集。
南海子公园一期的顺利开园, 赋予这个区域以新的希望、新的契机。立足于南海子公园, 大兴区正在循序渐进地推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提升在北京、在京津冀都市圈的地位与竞争力,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南海子公园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南海子公园的建成对深入挖掘大兴地区的历史文化, 有效改善北京城南地区生态环境和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大幅提升亦庄新城的环境品质, 增强对高端生产要素吸引力,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又为北京市彻底改变城乡接合部面貌,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建设宜居宜业和谐新区提供了强大动力。
“包容性增长”需要包容性政治 篇11
其实,包容性就是和平共生与宽容兼容。准确地说,包容经济首先要有宽容的政治为前提,以经济多元兼容为体现。只有宽容加兼容,才能得到经济包容性增长。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如果意识形态之间不互相宽容,经济发展模式不互相兼容,人们就不能共享文明成果带来的福利,就会形成经济政治文化方方面面的壁垒,受损害的当然是所有经济体。
中国政府强调将全面推进五大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包容性增长与正在进行的五大建设有何关联?
不妨回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国之所以能获得世所瞩目的成就,就是包容性带来的。当年小岗村的分田到户,被社会包容,没被扼杀在摇篮中。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既是创新的成果,也是社会包容的成果。一国两制,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无疑是政治包容的结果。而近10年来两岸搁置政治争议,在经济与文化上交流,政治包容性使两岸关系获得积极发展。1992年开始的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公有经济包容了私有经济,经济开始走上崛起的快速轨道。而在思想领域,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开始包容国际社会更多的人文主义理念,譬如人本主义、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的意识等——正是包容精神,使中国经济文化走向繁荣。
经济包容离不开政治包容。政治不包容,不宽容,经济必然不宽容。文化包容也一样,如果没有人文理念上的开放与包容,视外来文化为精神污染,或资本主义文化,文化经济就会被窒息。
1992年之后的经济开放政策,使每个公民都可以注册公司,进行经营活动。而迟至今日,社会却并未开放。像李连杰的壹基金,长期以来必须挂靠在半官方的基金会,才能有所行动(最近在深圳的支持下才有所突破)。这对民间社会创造力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主义民主,要体现在社会建设中的全民参与性,民间组织的独立性、非营利组织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成长的标志。政府或主流社会包容了民间组织,它就能带来取之不尽的社会资源,使社会获得包容性成长。
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对非营利部门的比较研究,1995年,世界22个国家社会服务业中,非营利组织和机构的就业人员占该行业就业人口的18.3%,而在西欧九国(英、法、德、芬兰、爱尔兰、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非营利就业在社会服务中的比例高达27%,仅次于教育的28.1%。中国2007年底,社会服务中非营利就业比例为6%左右。
这里我们要看到的不仅是差距,更为关键的是差距后面的制度因素。社会的开放度跟不上,必然导致非营利机构不能正常生存发展。
任何一种建设,都要基于开放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因为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民。人民通过什么认识执政党与政府?开放与自由的资讯。
包容性就是反排它性,避免了敌对性,这是包容性理念提出来的重大意义。包容性增长,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经济是政治的一环,是社会的一环,也是文化的一环,如果只有经济一花独放,而其他领域只当绿叶陪衬,经济必然是畸形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的协调增长,要适应的是人对精神与物质、情感与信仰的持续增长的需要。人是目的,而经济不是。所以,包容性增长,是为人而增长,不是为财富而增长。
我们现在的增长带来的问题与困扰,都是各领域不能协调增长造成的。
那么,经济政治文化领域还有哪些不和谐音、哪些与包容性增长相违背的呢?例子很多,比如民间社团问题、不能正确对待网络上的不同声音、跨省追捕、权力向上不向下等,都是不包容的——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包容性增长”。
(作者系北京学者)
互联网更需要包容性 篇12
从“战火”燃起伊始, 360和腾讯的软件就不停用强制启动、强制跳出窗口, 甚至提示删除对方软件的形式, 试图强行影响用户对对方软件的印象, 甚至企图强迫用户在两家软件中“二选一”, 这不但令许多用户感到不便、不快, 还让不少正在进行工作、学习和娱乐操作的用户, 因这些驱赶不尽的骚扰而受到影响, 干扰了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一些用户为避免受到这些骚扰, 避免因这些骚扰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不得不关闭部分360或腾讯软件, 以免二者之争, 殃及池鱼, 但这样一来, 正常的联系、交际受影响不说, 某些电脑还会因防护墙的关闭, 而直接暴露在“复杂病毒环境”之下, 如此一来, 两家打着“保护用户利益”旗号的软件巨头, 实际上做的, 却是不顾甚至损害用户利益的事。
360和腾讯相互间的攻击, 涉及许多专业性、科学性和法律性的概念, 如什么是用户个人网络隐私, 扫描用户硬盘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被判定为侵犯个人隐私;如双方的相互攻讦究竟孰是孰非, 倘各自有是有非, 哪些是、哪些非, 这些都应该有个“说法”。
商业竞争是当代经济生活的常态, 原本无可厚非, 但竞争有竞争的法则、规矩, 最基本的法则和规矩, 就是这种“商战”不应把广大用户、网民劫为人质, 用作掩体和沙包, 不应通过损害用户、网民利益, 人为制造用户、网民上网不便的手段, 来打击竞争对手的市场利益和市场形象。
“3Q”之争后, 英国《金融时报》如此评述:一个软件生产商肆意决定自己软件的兼容环境, 人为排斥其他的软件, 是业界前所未有的, 即使苹果、微软、雅虎也不敢。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 盈利不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唯一目的, 而是企业的一种约束因素。作为社会公民的企业, 被赋予更多的社会责任, 其中就包括客户责任和伙伴责任。垄断, 自然与包容性增长背道而驰。当下, 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要善识时务, 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 多考虑包容性增长的意识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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