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的概念(精选12篇)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 篇1
位于北京城南的南海子公园始建于2010年1月, 隶属大兴区, 与蓬勃发展的北京经济开发区 (亦庄) 相邻。南海子历史上是数代王朝的皇家园林, 以面积广袤、景致天然的湿地湖泊为特色。
北京市委、市政府今年提出了将北京建设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的远期目标, 南海子公园的建设正是北京市向着这个目标迈进的具体行动之一, 同时也贯彻并且实践着“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发展理念。南海子公园也是北京市“振兴城南”行动计划的重大节点项目。大兴区委、区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妥善做好了垃圾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理等工作, 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 仅用了8个月就为市民奉献出一座美丽的新型公园。
南海子公园的建设牵动着从北京市到大兴区各个层面的目光。人们不禁要问:南海子公园为什么能得到这么高的关注呢?
首先, 南海子公园是北京市践行“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理念的生态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内容。由于城市化进程快, 北京市的“城市病”特征日益明显, 亟须治理。南海子公园作为最先动工的生态郊野公园, 承担起北京城市南部生态屏障的重任。
在贯彻理念的过程中, 大兴区将生态建设理念自觉导入, 充分利用可再生的资源, 倡导低碳经济, 把园区作为精品来建设, 坚持“一流设计、一流施工、一流管理”, 做到“三季有花, 四季有景”。公园道路和照明的规划与布置以人为本, 充分考虑了群众的游玩习惯, 将人的活动与公园景观有机融合, 突出公园的宜人特征。建设中, 公园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其生态屏障作用更加显现。
南海子公园同时是大兴区实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示范区。这要从大兴与新媒体产业的关系谈起。在以往的印象中, 大兴区仅以沙甜的西瓜著称。其实近年来大兴区形象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6年, 大兴区设立了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 次年成为全市首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当前, 以新媒体产业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已经逐步成为大兴的主导产业之一, 成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具活力的集聚区之一, 为大兴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构筑了坚实的发展平台。南海子地区正是这片集聚地的中心, 奥运开幕式的许多排练活动就是在这一带进行的。
南海子公园对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平台支撑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形式的支撑”, 即在不破坏园区既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 依靠先进的信息通信手段以及多媒体技术成果等各种新媒体形式, 对南海子地区乃至大兴地区的历史进行展示。具体做法包括应用3D影像技术和3G通信技术, 模拟有关明清时期皇家苑内引弓策马、狩猎习武的场景, 再现昔日风光旖旎的皇家苑囿;整理和挖掘有关反映明清皇家狩猎文化、苑囿文化的故事传说和音乐, 以多媒体剧、手机报、手机3G传输和通信技术进行宣传。通过这些形式上的应用, 丰富了南海子公园的服务功能。
另一方面是“内容的支撑”, 即通过新媒体产业, 提升公园的生态旅游和文化休闲功能, 在配套区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与周边区域形成产业关联带动, 服务于亦庄新城的生产性需求和大兴黄村新城的消费性需求, 进而以点带面, 推进大兴区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南海子公园的建设折射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 体现出显著的包容性特征。南海子公园建设的目的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使广大居民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 又享受健康的生态环境。因此, 在建设过程中从一开始就避免了简单拆迁, 坚持在搬迁中和群众进行充分沟通, 为他们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使当地群众能够分享到公园建设所产生的价值。这种做法自觉地践行了国家大力提倡的“包容性增长”理念。
当前, 北京市快速扩张, 中心城区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提升, 位处京南四、五环的大兴区已成为承载北京市产业升级和转移的重要空间载体。随着南海子公园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随着大兴区和北京经济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顺利推进, 到地铁大兴线、亦庄轻轨线即将开通;再到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户投产, 以及南海子公园二期建设和万亩滨河森林公园、南中轴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生态项目建设, 越来越多的优势要素已开始在南海子及其周边区域汇集。
南海子公园一期的顺利开园, 赋予这个区域以新的希望、新的契机。立足于南海子公园, 大兴区正在循序渐进地推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提升在北京、在京津冀都市圈的地位与竞争力,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南海子公园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南海子公园的建成对深入挖掘大兴地区的历史文化, 有效改善北京城南地区生态环境和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大幅提升亦庄新城的环境品质, 增强对高端生产要素吸引力,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又为北京市彻底改变城乡接合部面貌,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建设宜居宜业和谐新区提供了强大动力。
在中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进程中, 在北京市向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大举前行的行程中, 南海子准备好了, 它在等待您的加入!大兴准备好了, 它在等待您的加入!当人们重新面对南海子这片历代皇廷眷恋之地, 在怀古之余, 也祝福着它的复兴和繁荣。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 篇2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它的原始意义在于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来受益。
2010年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其核心词语‚包容性增长‛在国内立即引起更为广泛地关注,其内涵也被进一步挖掘。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寻求的应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内容: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
同样,中国体育也需要包容性增长。中国体育目前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称为体育大国,与我们现在的举国体制息息相关,接下来,以乒乓球、足球及网球的现状与改革为例谈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体育与包容性增长。
一、中国兵乓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乒乓球得到了广泛发展,在世界上崛起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新的一代运动员迅速成长起来,使得中国在乒乓球项目上继续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在1981年举行的第36届世乒赛上,我国的乒乓球运动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夺得了7项冠军,创造了乒坛历史上的奇迹。在80年代的5届世乒赛中,中国运动员获得了金牌总数的80%,中国队取得的优异成绩,同时吸引了各国加强对中国队的研究,中国队的优势受到潜在的威胁,直接造成了90年代初中国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战的结果,在第41届世乓赛上男队成绩跌至第七名,女队也在决赛中败给朝鲜南北联队。之后随着以邓亚萍为典型的新一代运动员的崛起,继续保持世界强国地位。进入21世纪,我国的乒乓球事业仍旧蓬勃发展,在女子乒乓球方面,继邓亚萍时代之后,小将王楠再次担起了女单一姐的责任,2006年不来梅世乒赛夺得女团冠军后,王楠以19个冠军头衔超越邓亚萍,成为中国夺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乒乓球选手。尽管在2004年之后就将一姐的王杖交给了更年轻的张怡宁,但是王楠在场上的霸气和定海神针的作用让她仍是中国女队不可或缺的大姐大。在男子方面,也涌现了一大批名将,如刘国梁,王励勤,孔令辉,马琳等等,这些运动员为我国夺取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创造了世界乒坛的中华盛世。
中国乒乓能够在世界上始终保持霸主地位,在80、90年代偏向于依赖为国争光的信念,到了新世纪,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体制下,更依赖于利益的提高,尤其是国手的收入提高。在非奥运年里,乒乓球国手们的收入主要分为三块,乒超薪水、国际比赛奖金以及广告收入。其中最大头,也是最好赚的当数乒超的薪水。2010年,乒超联赛改革中对运动员的薪水作出了明确限定:特级运动员年薪80万至120万,一级运动员年薪30万至60万,可运动员实际拿到手的甚至还不止这个限定。有的一线国手每年仅3个月的联赛,税前收入达到近350万。以江苏男乒的当家球星陈玘为例,特级运动员,年薪在80万-120万之间,而且每场赢球,奖金也会达到上万元,总年收入不会低于100万。这与邓亚萍时代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那个时代的收入是相当有限的,并且广告收入也绝大部分归属于体育总局而非个人。
乒乓球领域做出收入体制的改革类似于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相类似,就目前而言对调动运动员积极性,保证比赛成绩有推动意义,但从长远看,按照胡总书记包容性增长的思想,还需要使更多人更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仅高水平的运动员有收入,其他幕后的‚陪练‛也应该得到相对公平的经济利益。
二、中国足球
2009年国庆节前夕,沈阳警方经过长期侦查,端掉了一个利用赌球非法牟利的团伙。虽然这不是中国警方破获的第一个赌球团伙案,但随着案情的不断深入,警方发现涉案嫌疑人不但涉赌,且利用赌球来操控国内联赛。随即一场来势凶猛的扫赌反黑风暴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0月16日,前广东雄鹰俱乐部总经理钟国健被南下羊城的辽宁警方控制,成为中国足坛扫赌反黑风暴中落马第一人,从而拉开了2009年中国足坛扫赌反黑事件的序幕。随着调查的全面展开,传出包括青岛海利丰、成都谢菲联、广州医药、山西路虎、陕西国力等多家俱乐部涉嫌打假球。同时调查和刑事拘留相关涉案人员如俱乐部官员、裁判官员、足协官员多名,公安部掌握的涉赌‚黑名单‛有超百人之多。特别是2010年1月27日公安部宣布南勇、杨一民、张建强三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3月17日陆俊、黄俊杰和周伟新被依法批捕,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此次反足坛反黑行动有几个特点:一是小小的辽宁公安机关某项目组干警来到京城就能‚带走‛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这样的高官,而9年前袁伟民(正部级官员)却办不到,且一带就是三大员,即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南勇、副主任杨一民、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建强,个个堪称‚呼风唤雨‛的人物;二是总局反应之快前所未见,仅一周之隔,就把仍称为‚协助警方调查‛的南勇等人解职,属于‚未错先罚‛;第三是后续动作惊人之大,在宣布撤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宣读了等同声讨赌球的檄文,洋洋洒洒近千字,包含‚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打击赌球‛这样近乎正部级单位向辽宁初级公安机关表态的内容;包含‚成立由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的‘全国足球联赛赛风赛纪综合治理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外公布了办公地址和举报电话,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媒体的举报‛等措施。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特点,有其一定的背景。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副主席,以及刘延东国务委员等高层集中高频地论及中国足球为反黑运动顺利开展提供了政治基础,此外,2009年9月中国足球世界排名从历史最高39位降到了有史最低的108位,全民愤然,为反黑风暴提供了社会舆论基础,中国足球此次反黑运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正是推动全面包容性增长的一部分,包容性增长的核心之一就是发展中包含公平,前些年中国足球的盲目发展忽视了公平、公正,不仅没有把中国足球发展好,还使得赛场变成了赌场,反黑运动正是为了保证公平地竞技环境与良好的足球氛围,不让巨大的财富聚集于不法分子手里,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收益。
三、中国网球
中国体育往往是女队先出成绩,先是孙甜甜/李婷、郑洁/晏紫相继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2006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和温布尔顿网球锦标赛中夺得双打冠军,而后李娜在2011年夺得法网冠军,而男子运动员在这方面还至今仍没有突破。相比乒乓球与足球,网球在我国的普及度相对较低,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高,这与我国的人才培养方式密切相关,同样是女子运动员,双打组合与单打也不一样,尤其李娜的成功,为中国网球包容性增长提供参考,中国网球人才的培养需要包容多种培养方式。
目前我国网球人才培养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传统的通过体制内从县、市、省到国家队各级别的选拔培养;二是网球学校的培养;三是私人教练。最常见是体制内的培养模式,最见效果的是私人教练培养模式,最难的是网球学校培养模式。
中国各类网球学校的兴起始自上世纪末,但大多带有一些专业队背景。本世纪初,中国的网球学校发展进入到一个高峰期,各官方、半官方、私人性质的网校接连兴起,以适应中国网球不同需求的成长模式。但在成才周期长、成才率低、花费高的现实冲击下,很多网校并未能坚持下来,即便是有官方背景教育资质的中国网球学校亦未能幸免。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网球学校其自身网球水平有限,出不了成绩没有生源也就没有收入;二是来自体制内的干扰,以办的相对比较成功的保定超达国际网球学校为例,为了能够让其学校王璐瑶、宋晓溪等水平较高的学生参加城际运动会,不得不在河北省队注册,然而注册之后,湖北省队就不愿再放人,王璐瑶是超达网校一手培养出来的,郭涛在他身上的投入接近百万元。在郭涛的计划中,准备将王璐瑶送到西班牙,锻炼两年后进入职业圈。而现在,关于王璐瑶、宋晓溪的任何决定都受到了限制。
李娜的成功是从其脱离体制外之后才开始,那时李娜已经28岁,自从转入私人教练模式之后,其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虽然已经退出了国家队,但是其同样也是受到了来自体制内的‚干扰‛,其收入的一部分必须交予体育总局,其公众行为也得到了限制。
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中国网球的人才培养应该有更多的包容性,给及各种人才培养模式以更为公平、公正的待遇,而不是想尽一切方法插足,为其自身发展制造困扰。
“为了包容性增长的教育与技能” 篇3
概览指出,世界正在缓慢走出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世界各国生产力、创新、投资以及商业发展并非完全开足马力,经济复苏仍面临着风险。越来越明显的是经济增长不足以促进社会进步,特别是,经济增长红利的分配呈现日益不公平的趋势。事实上,这场危机的社会成本继续加重。据统计,OECD国家有超过4600万人失业,贫困正影响着数百万人。在许多国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青年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获得社会服务对许多人来说都变得难以实现。世界正在努力寻求更加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方式。
报告指出,在OECD国家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的失业率2012年达到5.0%(2008年,失业率为4.6%);然而在25~34岁的公民之间,失业率为7.4%(2008年,该失业率为4.6%)。 相比之下,25~34岁没有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人口的失业率在2012年达到19.8%(2008年,这些人口的失业率为13.6%)。上述数据再次证实了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青年人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成年人。
报告强调,技能的缺乏会增加失业的风险,即使是对于拥有类似教育水平的人群也是如此。例如,在参与成年人技能调查的国家中,相比而言,对于没有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但具有中等技能水平的成年人来说,其失业率为5.8%;对于拥有同等教育水平但技能水平较低的成年人来说,其失业率为8.0%。同样,在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成年人中,技能水平较低人口的失业率为3.9%;相比之下,那些技能水平很高人口的失业率为2.5%。
有关收入的数据也表明,受教育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在OECD国家中,未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成年人与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在就业收入方面的差异正在不断增大。如果以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25~64岁人口的平均收入为100作为指数,那么对于未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成年人来说,其收入水平2000年为80, 2012年降至76;而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的平均收入指数从2000年的151 增加到2012年的159。这些数据还表明,拥有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历成年人的相对收入差距与拥有中等教育和低等教育学历成年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达两倍。这就意味着,相对而言,拥有中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与那些拥有低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相比在收入方面更为接近,这符合报告中所提出的“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的观点。 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的趋势越来越取决于社会中教育与技能的分配。 在OECD国家中,73%没有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人口的收入处于或低于中位水平,而只有27%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达到了该水平。受教育程度是一把刻度尺。通过它,人们被分为贫困或者相对富有;而且在一个社会中技能分配的包容性与否,还表征在该社会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上。低技能成年人占比大的国家也是那些收入不平等较为严重的国家。以基尼系数来衡量,这些国家人口的技能水平也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即社会中同时有许多低技能和许多高技能的人,而且技能分配通常与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
报告指出,受教育程度低下和技能水平低下不仅与收入和就业相关,而且也和许多其他社会结果相关。例如,文化程度高的成年人报告其健康状况良好的占比与文化程度低下的成年人报告其健康状况良好的占比的差距为23%。人际信任水平、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以及个人能够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信念也都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低技能人群占比较大的国家同时面临社会凝聚力降低和幸福感恶化的风险。当许多人都不能分享高技能人群在医疗、就业和安全方面的收益时,社会发展的长期成本就会被累积而越发变得势不可挡。这表明,在受过教育的“富人”和“穷人”之间不断增加的社会鸿沟正在日益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在过去,国家主要关心的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而并没有过多关注整个人口的教育和技能分配方式。因此,报告强调,改善总体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从成人技能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可见,当拥有各种技能水平的人们从接受更为广泛的教育中收益时,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性也同样会受益。低技能成年人占比较小以及高技能成年人占比较大的国家,即在其技能分配方面拥有更高包容性的国家比那些拥有相似的技能水平但在整个人口的技能熟练程度方面差异更大的国家,在经济产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社会公平性(基尼系数)方面,相比较起来做得更好。
报告强调,包容性社会需要以公平的方式促进技能的学习和习得,并支持精英教育制度和社会流动的教育体系。当社会流动的引擎减慢,社会就会日益变得不包容。通常在参与成年人技能调查的国家中,向上流动倾向占比(高于其父母所受教育程度人口的百分比)在55~64岁人群中估计达到42%,在45~54岁人群中达到43%,但在35~44岁人群中下降为38%,且在25~34岁人群中下降为32%。而且,教育向下流动倾向比例在55~64岁人群中的9%和45~54岁人群中的10%增长到35~44岁人群的12%和25~34岁人群的16%。这些数据表明,教育的扩招尚未促进形成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各国必须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报告同时指出,OECD平均水平可能会产生误导,这是因为他们隐藏了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在本年的教育概览中,最有趣的发现可能不是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是指标所突出强调的各国的差异。这些变化反映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他们也证明了政策的力量。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也正是关于教育和技能的真实所在。如图1、图2所示,世界各国在学术导向教育和职业导向教育间的实施情况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国家在打破社会不平等的循环方面做得比其他国家更为出色。这种不平等导致教育的不平等,包括基于教育和技能风险排除的不平等,保持低技能成年人占比小的不平等,同时为尽可能多的成年人提供机会以提高其技能水平。
报告特别强调,教育和技能是实现未来幸福的关键所在,并对恢复长期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提升国家竞争力、培养更具包容性及更有凝聚力的人才至关重要。这些有关教育与技能的大量数据采集有助于各国进行数据和基准比较,并将帮助其制订有效政策。
“包容性增长”:巨大的发展动力 篇4
日前,胡锦涛总书记在亚太组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讲话,引起了普遍关注。胡锦涛总书记说:“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中国强调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涵义”。他在会议上提出四项建议:一是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二是实施充分就业的发展战略;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四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他强调,“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这个讲话十分重要,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学习贯彻。
当然,这番讲话的主题是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社会建设问题、亚太经合组织的共同课题来阐发的,但是,对微观层面、企业发展而言,讲话的整个命题、四项建议、四项公平等内容,对当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的转变为核心的发展方式转变,都具有十分现实、十分重大的意义。
对企业发展而言,其基础性、现实性的意义在于包容性增长会产生巨大的发展动力!
战略性资源动力。众所周知,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人创造的。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最宝贵资源。正如胡总书记讲话中所说,“人力资源是可持续开发的资源, 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勿庸多说, 无数事实证明, 企业的生命力, 企业的战略目标, 企业的长青基业, 首先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育, 它是企业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发展动力!
巨大的团队动力。包容性增长的特点之一,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使企业发展中,形成从主导经营、各项管理到各种岗位的多层次团队,协同合作,团结一心,去迎接一切工作和种种挑战!团队精神,团队活力,是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动力!
感知激情的事业型动力。包容性增长的另一特点:在于对弱势群众、待培员工,乃至工作中的偏差倾向,均采取团结宽容的诚信方式,化解一切负面因素,达到和谐共进的境地。这对有关人士,将产生巨大的感知激情,从而形成企业整体发展的向心力、凝聚力!“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就是形成全体向上、众志成城的事业动力!
克难不屈的创新动力。目前,创新也已成为企业转型升级、走向完胜的关键性环节!但是,谁都知道,任何创新都不是一举而成的,都需不断克难解惑,甚至从多次失败中崛起。因此,只有宽容失败,不断激励,并形成群起创新的潮流,才能获得真正的创新成功!包容性增长方针,是激发创新活力的巨大能源!
此外,如声誉品牌动力,社会责任动力,环境和谐动力等等,都来自真正的包容性增长胸怀!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 篇5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
2010年12月13日14:09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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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我深刻体会到,“十二五”规划完全就是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规划,一切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切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五中全会把收入分配问题放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谈,要求加快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里回答几个相关的具体问题。
●为什么“包容性增长”没有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还没有做到,有人说这在经济起飞期难以做到,或者说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做到。但是,我们看看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今天整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最高的时候不过0.35,低的时候0.25,还有0.24的时候,就在这中间波动。可以说,日本在共同富裕的模式下实现了经济起飞。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完全可以。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收入分配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就必须放在重要的位置,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全会之前,胡锦涛同志也用过一个词叫“包容性增长”,在国际会议上讲话用国际上可以理解的词汇,大家都寄希望把“包容性增长”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我觉得是困难的,这不是一个新词。印度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有三篇,加在一起1300多页,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包容性增长”,所以在国际上也不是一个新词,如果我们也步别人的后尘,就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包容性是一个很技术性的词汇,统筹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比包容性增长的意义更全面、层次更高,最后都归结于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之下。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没有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一个原因。从“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指导思想中可以看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淡出,有一句话,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是“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四个改革、四个建设齐头并进,这也是水到渠成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很大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这是总目标里面谈的。
●如何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明显增加?
第二层次的分目标,“十二五”规划建议说,要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另一个指标是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收入方面是普遍较快,两个都是较快,都体现了同步的意思,但是新的概念就是普遍,这个普遍里面也包括了包容式的增长,包容式增长就是以前排他性增长的反面,增长的过程中部分人收入不应该有绝对量上的下降,或者说少数人的收入不应该停止不动。接下来规划又讲,实现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步。2010年刨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10%,农村居民收入增长8.9%,全年GDP增长9%-9.5%,这两个大概是同步的,这可能是一个偶然,我们今后五年要保持同步增长,使这个偶然成为必然,就要靠机制来保障。劳动报酬的增长要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企业的效益好了,给劳动者的报酬也要增加,同时也给集体谈判加了一个约束条件,谈判也要遵循这个规则,不能说工资的增长是无限制的,或者说无节制的,劳动报酬的增长也要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限制。第二层次的目标,中央强调两个,一低一中,没有谈到高,谈到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那高收入肯定自然会增长,所以这一段不用提。但是怎么使低收入明显增加,靠“等靠要”是不行了。要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光靠补贴或者光靠优惠,或者光靠政策是不行的,要靠自己来创造。也不是说不要补贴,不要政策,还是需要这些,但更需要的是给他们一种长期价值的精神。在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方面,政府还是可以有作为的。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怎么扩大,过去老说“被”扩大,但是现在又希望被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中产阶级的增加一是要靠谈判,二是要靠自己的素质,要靠劳动。再一个就是创业,只有都成为专业人士才能够成为中等收入人群。中等收入者也要有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
●为什么扩大内需总是难以达到预期?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 篇6
一、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均衡化发展
从经济发展史看,促进结构均衡化发展一直是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任务。可以说,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包容性增长的过程,而结构调整则一以贯之。2010年以来,海门市始终坚持发展经济不动摇,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市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
一是确立“5+3”产业发展战略。在推进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技术和新医药、现代物流及服务外包五大新兴产业加速扩张的同时,力促精细化工、家纺服装、建材电子三大传统主导产业扩容升级,大力实施“服务业提速计划”、“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和“支柱产业升级计划”等三大产业发展计划,倾力打造新兴产业和主导产业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逐步形成“5+3”多元支柱共同支撑的产业格局。
二是积极培育中小企业。大力实施“10亿级企业培育”工程,重点培植中兴能源、通光集团、联海生物、金雪集团、中兴电工等一批主业突出、实力雄厚、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做大规模、做强主业、做响品牌。深入开展“规模企业创牌”工程,支持优势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资本为纽带、品牌为龙头,积极推进相关企业兼并重组,实现低成本扩张。计划今年应税销售超亿元工业企业力争超过100家,其中超10亿元以上企业5家,超20亿元企业2家,力争3-5年内培育一个超百亿的工业企业集团,打造一个超千亿级的产业基地。三是加快开发园区建设。出于对开拓新发展空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海门坚持把规划、建设大平台作为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内容,当成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积极顺应经济发展区域化和空间开发沿海化趋势,大力推动园区建设由粗放型开发向集约型开发转变。特别是依托沿海大开发战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着力引进重大项目,推动江海开发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四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坚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财引税并举,锁定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商群,全力以赴、定向攻坚,大力提升经济外向度。建立了市级层面的招商大平台,实现了乡镇、园区之间共享项目信息,特别是对重大项目、重要信息,建立了全市一盘棋的领导机制和协调机制,一事一议,特事特办,提高招商成效。力争今年引进世界500强企业10家,新上超亿元项目100个。
二、优化城乡结构,实现区域均衡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是海门发展包容性经济的最大障碍。包容性增长,是发展机会均等的经济增长,要求城乡之间机会均等、速度同步、整体协调。所以,逐步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是海门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加快主城区发展,增强城市聚集和辐射功能。按照“基础配套全面跟进,核心地块迅速启动,创新机制提升水平”的总体要求,加速打造精品精致的现代城市。坚持打破传统模式,开源节流,建立健全城市土地开发机制,科学运筹城市土地的包装策划、出让时机和增值效用,全面提升城市建设的市场化运营和资本化运作水平。积极搭建安全、高效的投融资平台,不断健全财政、税收、用地、审批等优惠政策,积极鼓励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多渠道、全方位参与城市开发。同时,大胆探索城市拆迁安置的新思路、新政策、新途径,逐步推进城市拆迁由期房安置向现房安置转变,由多层安置向高层安置转变。
另一方面,以农村繁荣为抓手,加快城乡协调发展。全面确立“城市化带动农村、产业化提升农业、工业化致富农民”的理念,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优化农业结构,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全市新农村持续繁荣。重点做到“三个更加重视”:更加重视发展高效农业。围绕争创“全省高效农业规模化第一强市”的目标和“两个50%”的发展要求,大力推进万亩园区和千亩基地建设,深入推进“科技强农”、“品牌兴农”战略,完善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更加重视打造优美环境。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处理、道路养护保洁、河道环境治理、村庄田园绿化”“四位一体”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积极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更加重视完善支农体系。积极创新农村投入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有效引导各类资本投向农村。加快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依托“万顷良田工程”,积极引导农民将承包地向农业园区、规模经营大户、专业合作社及农业龙头企业流转,加快促进全市新农村持续繁荣。
三、优化社会结构,实现民生均衡化发展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劳动力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海门社会结构不够合理,与实现包容性增长还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收入结构不尽合理,二是劳动力队伍结构不优,三是社会保障能力不强。为此,将着力采取三项对策:
一是积极推动富民增收。积极顺应群众致富愿望,保护群众创业热情,稳步提高群众财产性、工资性、转移性、经营性等各类收入水平。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和退伍转业军人就业安置工作,计划今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以内,城镇居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以上。
二是稳步提高保障水平。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要求,着力构筑覆盖城乡的城乡低保、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大力发展慈善福利事业,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以居家养老为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设施建设,努力提高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
三是大力实施民生工程。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学配置资源,均衡城乡发展,深化教育改革,巩固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教育名市”。着眼于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加强农村和社区基层卫生机构建设,建立基本药物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加大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确保低保家庭住得上廉租房、低收入家庭住得起经济适用房、新就业人员租得到房。
四、优化生态结构,实现经济与环境均衡化发展
近年来,海门经济持续保持高位增长的良好势头,但是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凸显,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出新的挑战。海门生态环保压力十分巨大,使包容性经济发展显得尤为迫切。调整优化生态结构,既是建设宜居、宜业新海门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互包容的必然选择。
一是大力开展国家生态市创建。深入推进生态创建,广泛开展绿色园区、绿色乡镇、绿色企业创建活动,大力实施“蓝天、碧水、绿色、洁净”四大工程,综合开展生态观念、生态经济、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生态社会、生态制度等“六大领域”建设,积极倡导低碳生活、绿色消费,打造更多亮点特色。
二是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推动循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升园区生态化建设和环保设施配套水平,加快构建绿色产业链和资源循环利用链。积极开展清洁生产、环境管理认证,引导企业改造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使环境管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和全过程控制、由外部监督向外部监督与企业内部管理相结合转变。
三是大力强化节能减排。更加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增长”之路,以节地、节水、节能、节材为重点,深入推进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持续加大对化工、印染等行业的专项整治力度,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以节能减排的硬指标、硬约束倒逼发展方式的有效改变。同时,全力推进饮用水源环境整治,制定饮用水源地污染事故应急预案,逐步形成水源保护长效管理机制。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 篇7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内涵,政策
2010年9月16日, 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 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 实现包容性增长, 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 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 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胡锦涛主席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 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 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 (inclusive growth) ”理念的形成, 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 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 (broad-based growth) ”, 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 (pro-poor growth) ”的理念, 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 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 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 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 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 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 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 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 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 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 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 “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 但综合来看, 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 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 提供广泛的机会, 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 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 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 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 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 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 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 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 “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 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 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 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 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 不仅是量的容纳, 也是质的提升, 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 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 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 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 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 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 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 人人都有用武之地, 人人都得到保护, 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 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 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 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 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 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 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 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 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 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 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 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 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反思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 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 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 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 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 推进人才强国, 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 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 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 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 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 是投资于人, 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 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 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 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 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 创新人力资源制度, 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 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 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 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 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 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 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 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 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 实施创新驱动,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 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 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 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 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 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 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 加大统筹城乡力度, 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 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 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特别是在医疗、教育等领域, 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 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 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 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 优化资源配置, 深化体制改革, 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 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 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 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 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 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 则是规范其收入, 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 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 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 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 构建合理保障体系,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 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 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 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 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 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 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 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 做到“应保则尽保”, 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 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彭刚.在开放的格局下实现包容性增长[J].人民论坛, 2010 (12) .
[2]、让·皮艾尔·曼.探索包容性的增长[J].中国企业家, 2008 (13) .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 篇8
一、收入差距过大损害经济增长, 解决穷人脱贫致富迫在眉睫
包容性增长就其内涵而言, 必须强调两个方面, 即“参与”和“共享”, 这也是“社会包容”的基本涵义。换句话说, 只有在所有的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和“共享”时, 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这是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和共享, 当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 也包括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
从中国目前的现实语境剖析, 随着地区发展不平衡, 城乡差距的逐渐拉大, 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会通过一系列财富、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效应损害经济增长。就财富效应而言, 贫困人口无法投资于教育或创业, 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就社会与政治方面考虑, 收入差距过大会引发财富再分配的要求, 而过度的再分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从而损害经济增长, 伴随着再分配的是很高的社会成本。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对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 使得高收入阶层有可能操纵经济, 改变政策从而获利, 经济增长就会受到损害。
因此, 应该把“包容性增长”与解决目前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结合起来, 否则, 怎样发展都无法破除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而穷人却无路、无力可富的困局。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对穷人的包容, 让穷人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去, 并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要更好地实现对穷人的经济包容, 首先要厘清两种不同的收入差距。一种是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的环境的不同所造成, 另一种则是由个人的工作努力与劳动勤奋程度的不同所造成。个人背景或所处的环境包括如宗教信仰, 家庭财富与特权、社会关系、肤色、性别、所处的地理环境, 所工作的行业等诸多因素。由这些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反映的大多是机会的不平等, 是社会不公的表现, 是不可接受的, 它们通常是由制度, 市场与政策的不完善与失灵所造成, 必需通过公共政策手段来消除。其次, 由于个人的努力和勤奋的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异反映的则是市场机制的酬勤惩懒, 是良好的激励机制起作用的表现。这样的激励机制鼓励创业与创新, 是促进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不能简单加以否定。我们所指的穷人是第一种原因造成的贫困人群, 要使这类群体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去, 就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 也要让其过上一种很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 这是“包容性增长”所要达到的目的。
因成功实践为穷人开办银行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孟加拉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认为, 贫穷并不是因为穷人缺乏改变生活消除贫困的途径与能力, 更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懒惰与愚昧, 而是“因为金融机构不能帮助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 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贷款需要。”所以, 解决穷人的经济包容问题, 必须从弥补穷人的信贷权利的缺失开始, 解决穷人的信贷权利贫困问题。
二、弥补穷人的信贷权利的缺失, 大力发展微型金融服务穷人
尤努斯与格莱珉模式证明, 只有通过发展真正意义上为穷人服务的小额贷款, 增加穷困群体自助、自雇性就业, 才能减轻国家的就业压力,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消除持久贫穷, 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性增长”。我国的小额贷款为什么没能像格莱珉银行那样, 能够发展得这么好, 甚至是全世界还款率最高的一个银行?我想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对格莱珉模式实质领悟不到位。
我国大多数金融创新仍旧是基于传统信贷理念上进行的, 一直以商业化为主要方向, 结果导致官办银行不会贷款给穷人, 其原因有:一是官办银行以追求利润为经营导向和主要目标, 自然嫌贫爱富, 只愿锦上添花, 不愿雪中送炭, 缺乏向比较效益低的穷人提供贷款的积极性。二是官办银行在贫困地区网点少, 缺乏机构和人员, 重新配置的成本太大。三是官办银行长期以来的经营对象主要是企业, 不熟悉熟人社会的游戏规则, 缺少与千家万户打交道的经验。格莱珉银行一反传统商业银行漠视穷人的习惯, 而将目光转向那些急需贷款但自身经济状况极端窘迫的穷人, 尤其是贫困妇女。至今, 格莱珉银行的借款者中, 96%是贫困妇女, 他们甚至向乞丐发放小额信贷, 而且不需要抵押。从穷人的愿望和需求出发来安排和调整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计划是它的一大特色, 如为了避免大额还款而给穷人带来的还款心理障碍, 格莱珉银行制定了每日还款计划, 将巨额的还款切割成穷人可以接受的小块, 使他们在每日偿还中不但有了适当的还款能力, 同时又完全有能力承受数额微小的每日还款 (后来为了便于操作而调整为每周还款) 。再如, 为了保证小额信贷需求者能够有能力还款, 格莱珉银行创建了有效的组织形式, 基于对孟加拉传统农村社会的理解, 尤努斯要求每个贷款申请人都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支持小组, 并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 通过这些机制来保证支持小组的成员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相互支持关系。贷款支持小组有效地降低了格莱珉银行的监管成本, 将来自银行的外部的监督转化为来自成员自身的内部监督;同时, 支持小组还在小组内部激发起更大的竞争意识和更强烈的相互支撑意识。
在支持小组的基础上, 格莱珉银行还鼓励各支持小组形成更大的联盟, 即“中心”。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都是对外公开的, 这有效地降低了来自银行的腐败、管理不当以及误解的风险, 并使负责人与银行职员直接对贷款负责。在商业银行频繁爆发内部腐败丑闻的今天, 格莱珉银行公开透明的“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贷款程序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金融机制创新。
更为重要且意义深远的是, 格莱珉银行通过这种特殊的机制, 极大地调动起借贷者们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使这些本来完全没有金融知识的贫穷村民, 自然地对管理自身的事务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他们往往比银行职员更能提出创新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他们有强烈的内在动力去寻找新的途径而使自己和其他成员尽快脱离贫困, 这与传统商业银行通过层层行政体系来审批贷款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政府要“政策上放开、资金上扶持”, 大力培育金融的本土力量
当前我国金融缺位惊人, 穷人致富缺乏资本支持。近几年, 我们国家虽然在大力提倡金融创新, 目的也是要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 脱贫致富, 但效果并不明显。金融服务“缺位”现象仍然严重, 据银监会统计, 截至2009年6月末, 全国仍有2945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 即使近几年各地纷纷成立的小额信贷公司, 其建立也是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穷困家庭及个人极少能够从这种小额信贷公司借到钱。分析原因,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金融改革还是在传统金融理念下进行的。传统的金融体系用各种方式制造着穷人接近正规信贷的障碍, 银行坚持一套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流传了几百年的信贷哲学, 而这些信贷哲学, 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穷人置于最不利的信贷地位。
传统信贷体系教导, 银行的贷款需要接受贷款者提供必要的足够的抵押担保, 而穷人 (尤其是赤贫者) 几乎没有什么抵押担保品, 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有钱人才能合法地借到钱。传统的银行只是将眼光盯住那些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家, 而不屑于与那些小额贷款需求者打交道, 因为在他们看来, 小额贷款需求者的贷款数额小, 耗费的贷款成本与未来预期收益不成比例, 因而只能使银行亏损。传统的信贷哲学还假定, 穷人根本没有还款能力, 给他们发放贷款只能是一种浪费, 穷人的信用与智慧都不足以使他们利用贷款创造合理的增值, 因而银行向这些穷人贷款得不偿失。
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 任何新生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 都是源于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源于需求的大胆创新。其实, 我们向来不缺少象建立格莱珉银行这样的民间智慧, 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我国农村合作基金组织就是民间智慧的体现, 虽然因为良莠不齐, 问题不少, 1999年全国宣布统一取缔, 但应该说农村合作基金组织为解决当时农村资金需求做出了一定贡献, 也为培育金融的本土力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在培育金融的本土力量上, 政府要政策上放开, 不要过分担心金融稳定, 要考虑金融的巨大需求, 特别是被称为“金融不可碰触的人”穷人的资金需求, 弥补穷人的信贷权利的缺失。制度的出台不要只单方面听取金融部门的一家之言, 而要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 征求各方面的包括穷人群体的意见。充分发挥民间的创造伟力, 放手让各地大胆试验, 金融部门只须做好指导、监督、总结、推广的工作就可以了。促成地域性强、规模小、“软信息” (如人与人之间的血缘、辈分、宗族关系, 借款人的工作能力、经验、信誉、贸易相关博弈等) 丰富为特点的金融本土力量的生成。
政府也要在资金上予以扶持, 担负起金融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坚持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方针, 做好大金融机构与小金融组织的对接, 在落后偏远地区, 政府应拨出专款用于启动资金, 在村一级着力培植资金互助组。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 篇9
一、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的传导机制
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效应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金融发展通过麦金农导管效应直接减少了贫困, 即人们可以通过直接参与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工具和服务来提高收入和待遇, 这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为人们提供金融服务。在我国这种直接效应并不大, 因为最能反映金融发展的是信贷业务, 而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或个人的小额信贷自身的高边际成本而使低收入者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这时金融发展限制了低收入者, 对低收入者不利。除了信贷业务, 其他金融体系的基本业务能够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也不明显。
第二个方面,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间接地减少贫困。
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 第二个阶段是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具体说来, 不论从金融生产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 还是金融系统便于储蓄聚积、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公司控制及产品交换, 最终都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这两条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 并且金融深化对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这在我国也同样适用, 金融不断深化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而经济增长又从整体上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 且大量的关于经济增长和贫困化关系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的确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而金融发展正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减缓贫困。在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上, 其中间接效应是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方式。
二、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主要反映了包容性增长程度, 所以首先从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两者关系来进行分析。
(一) 金融结构和发展程度
关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 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0) 曾在一个动态模型中进行过详细的讨论, 并认为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时, 金融发展将会扩大收入差距, 但随着经济增长而带动的收入增长, 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金融市场 (由于进入成本是固定的) , 金融发展将逐渐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 即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轨迹。Galor和Zeira (1993) 、Banerjee和Newman (1993) 构造的理论模型则表明, 在金融市场初始状态, 即不完善的情况下, 初始的收入差距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缩小。反之, 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差距。
通过研究表明, 中国金融的发展很好地支持了上述理论。中国金融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90年代之前,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之后。由于90年代之前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 所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而90年代以后,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 金融发展拉大了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该阶段。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经济发展因素, 也有政策因素, 还有人口增长因素, 劳动者素质差异、区位优势等各种因素。单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说, 首先, 中国式的金融结构不利于向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提供贷款。其次, 由于农村经济和金融体制收到政府的管制, 直接导致中国的金融机构无意向农村和农业提供贷款或在这方面缺乏效率。最后, 随着中国金融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 从80年代末开始政府越来越依赖于金融系统对经济进行干预, 并提供资金给少数大企业。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中国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根据G-J模型, 由于中国尚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 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初期, 由于存在进入的财富门槛, 穷人没有能力支付成本而被阻挡在金融市场之外。只有高收入的人群才能进入金融市场享受金融服务, 从而获得更多的效用及收入。
通过对金融结构和发展程度的研究表明, 政府应该采取措施降低市场主体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 便于低收入者进入, 这样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但是仅仅降低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是不够的, 因为在金融市场投资者需要初始资本进行投资, 所以对于低收入者甚至穷困者, 根本没有初始资本, 即使有进入金融市场的机会也享受不到金融体系带给他们的好处, 所以这就需要政府对低收入者进行政策的倾斜, 这包括向落后地区、中小企业、低收入家庭等各方面的政策利好, 尤其是应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以增加他们进入金融市场的资本。降低市场门槛和提高政府转移支付也反映了包容性增长一直强调的两个方面:参与和共享, 即制度上的公平和效率。
(二) 信贷市场
信贷市场发展水平很好地反映了一国金融发展程度, 所以信贷市场对收入分配差距也有重要关系。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以银行融资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具体而言, 中国的信贷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的国有银行, 且这些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几乎占据着垄断的地位, 这种高度垄断的金融结构很显然与政府的干预密不可分, 比如中国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关注大型企业的投资和发展, 所以很多金融部门的借贷对象主要是一些大型企业, 而一些中小型企业则受到严格的信贷限制或信贷额度极其有限。当然这其中也有信息管理成本的高低的因素, 导致大型金融机构一般很不愿意向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进一步来说, 即使成功实现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 这一金融结构还是不利于中小农户、中小企业 (包括乡镇企业) 的融资。虽然这一状况使得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增加, 但确实增加了人们的收入差距。所以, 这就需要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深化金融发展, 鼓励、创新和发展针对中小额度信贷的金融机构及业务, 降低对中小额度借贷者的限制。然而, 单纯的鼓励是不够的, 由于金融机构受到利润的驱使, 只会大力发展对自己有利的业务。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增加金融机构间的竞争, 放宽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范围, 使得金融机构间业务利润逐渐降低, 从而逐渐承受小额信贷的高成本, 从而接受小额信贷业务, 这样便有利于低收入者进行融资。如果从政策扶持对象来看应该从地域结构和不同收入主体等方面进行讨论, 如城镇和农村相比较应该侧重于农村地区, 从东、中、西部来看应着重倾向于中、西部地区。
(三) 教育机会
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看, 要使每个经济主体更好的进入金融市场并更好的得到金融市场的惠利, 就对每个经济主体的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 这就需要提高每个公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 且要增加和保障低收入者受教育的机会, 从而扩大教育覆盖面。而且我们所指的贫困不仅仅是收入和支出水平低下, 也应当包括人们发展能力和潜力 (教育、健康和营养等方面) 的低下, 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更应该加强每个公民受教育的公平和平等性 (比如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和其他高等教育等) , 这也是包容性增长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三、结论
简要启示基于国内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要使我国的金融体系能够发挥改善减缓穷困及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功能, 我国就可以参考以下政策建议:
(一) 降低市场主体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 保障社会每个经济主体金融权利的平等, 形成公平、公开的金融市场, 让每个人自由进入金融市场, 这是一国金融体系能够消灭穷困并改善一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前提。在中国现有条件下, 要降低中小企业及低收入者个人的贷款门槛, 使低收入群体获得能够进入金融体系的机会。并且政府还应通过政策倾斜尤其是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加低收入者的直接和间接收入, 以增加低收入者进入金融市场的资本和机会, 从而使低收入者获得金融体系提供的服务及收益而尽快脱离贫困。这意味着, 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不但有利于改善一国的收入分配, 而且也有利于促进一国的金融发展。
(二) 鼓励、创新和发展针对中小额度信贷的金融机构及业务, 降低对中小额度借贷者的限制, 增加金融机构间的竞争, 增大金融服务的宽度, 从而能够进一步扩大金融体系的覆盖面, 这对于减少贫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 扩大教育的覆盖面, 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低收入者获得教育的机会, 提高公民的教育水平以增加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 从而增加他们进入金融体系的资本, 这是推动国家经济持续并有效增长、金融发展及消除贫困的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1]张旭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近期国内文献综述.嘉兴学院学报, 2007.7.
[2]江春, 杜颖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一个文献综述.金融讲坛, 2008年第8期.
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的企业管理创新 篇10
1 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
包容性增长理念要求企业改变就生产论生产, 就经济论经济的思维模式, 树立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企业作为社会公民, 要更多地具有公共精神, 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1.1 创造良好效益, 为极大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 为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保持良好的经营状况和持续赢利能力, 是企业最基本的经济责任, 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企业要创造良好效益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依靠科技进步, 采用先进技术, 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企业, 提高企业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 使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 采用现代管理方法, 开拓创新, 加强管理, 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降低成本, 不断挖掘潜力, 提高劳动生产率, 以最少的消耗生产出最多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不断提升赢利能力, 为投资者带来长期良好的回报, 为经济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积极的贡献。
1.2 企业在遵纪守法方面作出表率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除了要追求利润外, 还应遵从社会道德规范,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包括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法和劳动保护法;完成所有的合同义务, 带头诚信经营, 合法经营, 承兑保修允诺。同时, 要根据本企业的特点, 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 带动企业的职工、企业所在的社区等共同遵纪守法, 共建法治社会。
1.3 保护资源和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
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对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 普及环保知识, 提高全员的环保意识, 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中, 实现全过程、全天侯、全员的环保管理。 (2) 企业通过技术革新, 采用清洁生产工艺, 推行清洁生产, 减少生产活动各个环节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 (3) 对生产全过程污染进行监控, 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总量控制。 (4) 通过公益事业与社区共同建设环保设施, 以净化环境, 保护社区及其他公民的利益。
1.4 大力资助社会事业
很多地方在发展社会事业上投资不足或无力投资, 企业应充分发挥资本优势, 为发展社会事业, 为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公民而对外捐助。采取的形式如下: (1) 赞助社区。这是对企业所在地事业的赞助, 能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扩大影响范围, 杭州娃哈哈集团在当地组织了儿童艺术团, 出版了娃哈哈画报, 筹建娃哈哈大厦, 从事儿童艺术教育等。 (2) 慈善赞助。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需要, 在社会公众中能引起很大的反响, 如上海大伟力鞋业有限公司, 向上海福利院捐款, 助养一名孤儿。 (3) 文化赞助。企业应支持和赞助具有充分公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和体育项目, 体现企业对发展文化、体育事业的赤诚之心和社会责任感, 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2 健全价值分享机制
包容性增长理念要求企业不能只重视价值创造, 也要注重价值分享。分配公平体现着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和平等性, 是人们评判社会公平与否及公平程度的直接和主要依据。工资、奖金、红利等是企业分配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因此成为企业是否分配公平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当前一些企业职工收入过低, 差距过大, 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社会不公的影子。因此, 企业要不断完善价值分享机制。
2.1 健全利润分享制
利润分享制是指企业所有者和企业职工共同分享企业利润的一种分配模式。职工只参加企业利润的分享, 不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根据盈利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利润分配、比例、方法。它实际上是对企业税后利润的一种内部再分配, 是对工资和奖金的一种补充形式。分红额度要按照一定的比例从企业利润中提成。在分红总额确定之后, 员工之间的分配应采取按工资的固定百分比、工资的累进百分比、“分红系数”三种方式分配。
2.2 建立企业市场价值分享制
它是一种以企业股票价值增值为基础的企业纯收益分配模式。企业授予职工本企业股票, 职工和企业其他股东一起分享企业市场价值增加 (股票价格上涨) 带来的收入和股息, 同时也承担股票价格下降的风险。
2.3 完善企业所有权分享制
企业所有权分享制是指企业职工通过持有企业一定份额的股份, 以股东身份参加企业纯收入分配的一种企业收入分配模式。职工具有企业的员工和企业的所有者双重身份, 职工既是企业的员工, 也是企业的股东和企业的所有者, 与企业其他股东一起, 共同承担经营风险, 共同分享经营收入。职工持股一般通过购买企业股票、创造的知识产权转换为企业股权、利润分享和业绩奖励等获得的企业股权。
2.4 完善企业管理权分享制
企业管理权分享制是指企业职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种企业管理模式, 即企业职工与企业所有者分享企业管理权。在企业管理权分享过程中, 职工根据法律或有关规定参与企业管理, 通过职工参与企业管理, 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3 注重员工创造力的发挥
包容性增长理念要求企业不能只重视管理效率, 也要重视员工创造力的发挥。激发全体员工的创造力, 就要不断培育激发员工创造力的环境和机制, 创造一个鼓励员工开拓创新的宽松环境。
3.1 加强员工培训教育
创造力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培训可以提高创造力水平。要营造提升员工技能的环境, 不仅要为员工提供就业的场所, 还要为员工提供学习、锻炼的机会, 在提升员工的能力方面要根据员工的不同层次, 根据每个员工的职业规划给予不同的知识、技能培训, 使员工能够创造性地完成工作。
3.2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建立公平合理的薪酬制度。要通过制定劳动分配制度, 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普通劳动和技术性强的劳动区别开来, 使员工的报酬分配同他们所在的不同岗位、不同工种的职位高低、责任大小、劳动强度、技术高低、贡献大小结合起来, 从而达到公平合理。要有意识地提供非薪金性的报酬来满足员工的工作满足感, 如通过建立组织内部的价值分享系统来满足员工多元化的需求, 其中包括组织内部信息、知识、经验的分享等。
3.3 营造鼓励员工创新的组织氛围
企业要营造鼓励员工创新的组织氛围, 使员工在这种氛围中, 能够按照自身的个性特点、专业优势、兴趣爱好从事自主性的创新工作;同时企业对员工创新活动要进行保护并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和鼓励, 使其在相互影响和相互激励中将个体的创新行为纳入企业整体的创新过程。四是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企业应成立协会、俱乐部等非正式组织, 增强员工之间的相互联系, 促进员工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共享, 通过交流与沟通, 最大限度地发挥聚集效应, 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
4 建立包容性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之源, 对创新型人才的保持和发展至关重要。企业应通过优秀企业文化所建立的共同价值观念, 吸引、留住、凝聚和激励人才, 使其能力最大限度地释放, 这就需要创建适合创新型人才发展的包容性文化。
4.1 包容失误失败
创新是指初次出现、首创或在现有的基础上改进更新。既然是新探索、新发现、首创, 那么就意味着创新本身存在巨大的风险, 创新的过程会充满着失误或失败。探索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战胜错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无止境的过程。即使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认识, 往往也是不完善的或不正确的, 如果一出现失误就指责、就怀疑、就封杀, 那就可能堵塞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因此, 营造包容失误失败的氛围十分重要, 它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缓解创造失误或失败所造成的紧张感, 使他们能够放下“包袱”, 轻装前进, 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鼓励更多的人去探索、去创造。
4.2 包容他人胜过自己
有些人缺乏容人之量, 特别是容不得别人超过自己, 嫉贤妒能, 总是担心自己的名誉、地位被别人抢走。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
经管空间Management
进而排斥、压制人才, 甚至打击人才。这种做法对企业的发展危害极大。对于冒尖人才, 要出于公心, 以事业为重, 应当多一点偏爱, 多一点袒护, 多做一些补台的事情, 甘当人梯。包容他人胜过自己, 就是要为比自己优秀的不同年龄、不同专业技术职务、不同专业研究背景的人才提供公平竞争、脱颖而出的舞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要努力为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坚持用事业聚才育才, 针对各类人才成长特点, 提供干事创业、发挥作用的平台, 使各类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只有这样, 才能让冒尖人才逐渐成熟起来, 强壮起来, 创造事业的辉煌。
4.3 包容人才个性
每个人都有个性, 而创新型人才的个性则表现得更加突出。创新型人才是具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 他们往往不同凡响, 勇于进取和开拓;有较强的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和永无止境的创造欲望;能够在处理问题中突破常规, 独具匠心;能够在发表意见时入木三分, 见解独到, 开创事业新局面。但就个性品质和情感等因素来看, 不同人有不同的个性和特点。有的不善言辞, 不善交际, 甚至不懂人情世故;有的清高、孤傲, 不合群;有的甚至给人以狂妄、离经叛道的印象。邓小平曾经指出:“凡是有点干劲的人, 有点能力的人, 他们总是相信自己, 他们往往是有点主见的人。越有主见的人, 越是自信, 这个并不是坏事。”因此, 对于具有鲜明个性的人才, 我们要有心胸, 要包容个性、掌握特点、善待差异, 予以保护。
4.4 构建“竞合”文化
竞争与合作是矛盾的统一体, 我们既需要合作, 也需要竞争。如果没有竞争, 合作就会缺乏生机与活力, 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合作是为了更好地竞争, 合作越好, 力量就越强, 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竞争不能没有合作, 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无力的竞争, 是“你死我活”或两败俱伤。只有在竞争中合作和在合作中竞争, 才能保持最大的生机和活力。因此, 企业应创建一个创新求异、宽容失败和竞合适当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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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建军.如何理解“包容性增长”[N].人民日报, 2010-10-27.
“中国主张”阐释包容性增长 篇11
近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议经济包容性增长主题,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中国主张”高度浓缩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包容普惠是世界经济破阻祛滞的前提条件。国际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间虽然已经度过,但世界经济当下仍呈现整体动力不足、有效需求不振、实体经济失速、贸易投资萎靡等低潮样态。低增长、低就业叠加高风险、高泡沫的经济大势与各国增长战略不一致、不协调、不融通密切相关。以全球化的眼光看待世界经济,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互为利益攸关者。举足轻重的大国,尤需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对他国的影响,提高政策透明度。
唯有提高各国、各地区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交流程度、协调力度和通畅幅度,才能凝聚决策、政策和行动合力,共同应对增强发展动力、根除区域贫困、缩小南北差距等全球课题,才能最大程度减少负面溢出效应,实现不以邻为壑、不损人利己的包容、共赢、普惠的增长。
贸易互联、投资互通是走出“囚徒困境”的关键路径。世界经济增长的整体放缓,与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的再盛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若将世界经济比作人的肌体,贸易和投资就如血液。国际贸易增速连续数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凡此可见气滞血瘀,难畅其流。有研究成果表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将明显降低爆发地区冲突的可能。为避免世界政治经济竞争陷入“囚徒困境”,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为不同国家发展提供充足空间是当务之急。对于区域自由贸易机制,世界各国应尽快达成共识,最大程度增强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其与多边贸易体制形成有益补充,减少贸易壁垒和藩篱。
创新改革是令世界经济肌体焕活的核心动力。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能,回望历史,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近耗尽,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逐渐减退。同时,发展不均衡问题远还未解决,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渐显现。事实证明,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仅靠货币刺激政策的“单打独斗”远远不够,必须在推进世界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相应地,发展观念需要厘清,治理思路需要突破,增长机制尤需嬗变。
归根到底,世界经济有赖各国共同努力,破除阻力、凝聚合力、培育活力。世界在不断发展变化,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全球治理体制机制的调整改革在所难免。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穷则变,变则通。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抑或整个世界,都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为纲,打造开放、均衡、普惠的国家间、区域性合作架构为目,将竞争的结果导向提高效率、释放和平红利与实现共同繁荣的路径上来。
风物长宜放眼量。世界各国当以实际行动诠释及丰富“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进而通过普惠性发展为全球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 篇12
“包容性增长”指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 它更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 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从这个角度观察, 包容性增长与目前中国所倡导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等理念彼此相容。在理念上强调坚持社会公平正义, 坚持以人为本。
我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事业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长”的含义, 只有更加全面、均衡地发展, 才能使得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
二、“包容性增长”理念与学校体育
包容性增长不仅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指针, 也同样适用于教育的发展, 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需要“包容性增长”。
1. 平等与公平
“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 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学校体育也强调平等与公平:第一, 学校体育确保每名受教育者都享有平等的体育参与的权利和义务;第二, 每名受教育者参与学校体育锻炼的效果相对均等;第三, 为每名受教育者提供相对平等的体育锻炼的机会和条件。
2. 均衡与全面
“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发展理念, 更是一种发展方式, 核心内容是促进发展的均衡化与全面化。学校体育均衡, 实质上是指在体育教育公平思想和教育平等原则的支配下, 体育教育机构、受教育者在体育教育活动中, 平等待遇的体育教育理想和确保其实际操作的体育政策和法律制度。其最基本的要求是在教育机构和教育群体之间, 平等地分配教育资源, 达到体育教育需求与供给的相对均衡, 并最终落实在受教育者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
三、“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的农村学校体育现状分析
1. 体育教育权力与机会
使每个受教育者拥有体育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是“包容性增长”所积极倡导的理念。研究表明, 基础教育阶段, 农村中、小学体育课正常开课率为90%左右。农村中小学尚有10%左右的学校不能正常开设体育课, 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学校。不完全开课现象主要集中在中学的高三年级, 一些乡镇小学和村教学点最为显著。
2. 体育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是一种客观条件, 没有教育资源, 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就失去依托, 就没有任何意义。体育教育公平首先是对体育教育资源的公平, 它是学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1) 教师资源。2008年11月国家对河北、山西等8省市学校体育工作进行专项督导检查结果表明:8省市农村中小学体育卫生教师普遍缺乏, 体育教师兼职比例过大, 有的省份达到70%。大部分学校没有配备卫生教师或保健人员。另外, 在职后培训方面, 100%的城市小学体育教师和67.2%的县镇小学体育教师受过不同层次的体育新课程培训, 仅有31.4%的农村小学体育教师受过新课程培训。
(2) 体育设施。当前, 农村学校的体育器材匮乏已成广泛共识, 严重制约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相关调研表明:我国大部分省份农村中小学体育卫生设施设备严重短缺, 许多学校只有几个篮球、几张垫子和少量的实心球、跳绳等, 并且破损严重。绝大多数农村中小学没有医务室, 少数省份农村中小学体育场地和器材达标率分别低于40%和50%。场地器材的缺乏不能满足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需要, 所能选择的项目只能是跑步、跳绳等, 并且只能满足极少比例的学生的需要。
(3) 体育经费。政府对学校体育经费的投入表现为效率优先, 城市优先原则。例如, 2006年城镇普通中小学人均教育经费比农村高出很多。普通中学人均教育经费支出, 城镇与农村的比例是100∶60.5, 普通小学比例是100∶61.7;普通中学人均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比例是100∶59.9, 普通小学比例是100∶60.3。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体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1%来算, 城乡对体育的经济投入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农村教育经费本来就很少, 事实上投入到体育的则更少。目前我国有70%的人口在农村, 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已经成为长期困扰我国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3. 体育教育结果
体育教育结果这个层面的不公平主要有教学质量的差异、中考或高考体育成绩的差异及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体育教学中接受运动技能的能力的不均等方面。
我国体育高考表面上看似客观公正的价值标准, 实际上含有明显的文化偏差。城市学生从小就接受良好的体育教育, 他们有好的体育教师, 好的训练场地器材, 家庭也能为他们提供很好的条件。而农村孩子, 除了上述这些无法与城市孩子相比之外, 还要接受各种压力:父母的不支持, 同学老师的歧视, 还有自己也担心将来能否成功。可以说, 每年的体育高考, 实际上是乡村与城市的一种竞争, 是贫困乡村的匮乏资源与城市雄厚资源的竞争。显然, 在这种不平等基础上的竞争, 农村孩子根本没有竞争力, 永远只会处于劣势。
四、“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的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策略
1. 农村学校体育要追求政策保障上的平等
教育部门要给予农村中小学更多的政策和业务上的支持, 要统筹规划、统筹安排, 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学校体育工作的宣传力度, 落实相关体育政策, 从而实现农村学校体育教育统筹发展。
(1) 改善农村学校教学环境。将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纳入学校教育评估条件之中, 并积极进行运动场所建设和器材的配备, 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体育教学的需要。
(2) 保障教育经费。努力把农村中小学体育工作纳入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将学校体育的投入纳入政府部门的财政拨款中, 以保证每年有适当比例的经费来源, 为学校开展体育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3) 加强农村学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主管部门要依靠政策保障, 提高教师的待遇和福利, 稳定教师队伍, 缩小农村同城镇及富裕地区教师的收入差距。并制定相关政策, 有计划地引进优秀体育教师到农村中小学从事体育教育工作, 对在岗体育教师进行职后培训, 使体育教师的教学方法和知识结构得到及时更新, 不断提高业务能力。
2. 推进学校体育城乡一体化发展
要缩小农村学校体育与城市学校体育的差距, 必须建立农村学校与城区学校之间的交流机制, 双方加强交流与合作, 实施校校对口扶持与帮助, 农村学校体育要追求公平发展。
(1) 农村中小学定期派遣体育教师到城区学校学习交流, 参观优秀教师示范课, 城区学校定期派遣体育教师到农村学校指导教学。
(2) 双方学校定时开展体育教研活动, 彼此学习先进教学、管理经验。城区学校将体育优质课、优秀教案和可利用的教育资源通过网络传递到农村中小学, 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公开化, 促进城乡学校体育教育一体化。
(3) 农村学校将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体育苗子尽早送入条件更好的城区学校, 也确保城区学校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的可持续发展。
(4) 城区学校将部分闲置的体育器材用于支援农村学校。
当前, 农村学校体育无论在体育教育权力与机会, 还是在体育教育资源及体育教育结果上, 与城市学校体育相比都存在很大的不均衡现象, 完全背离了“包容性增长”理念。
尽管农村学校体育出现的不平等、不均衡现象受很多因素影响, 尽管城乡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从来都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的, 但是教育主管部门仍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指导下, 逐步实现农村学校体育健康、持续地发展, 并逐步缩小与城镇学校体育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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