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的包容性

英语的包容性（共10篇）

英语的包容性 篇1

在专业英语教学中, 运用多媒体技术能提高教学效率, 扩宽课堂教学时空范围。但是, 传统教学方式在因材施教, 实现师生间的双向互动与交流方面亦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 在专业英语的教学方式选择中, 不可偏废其一, 本文将主要探讨专业英语教学中多媒体与传统教学方式的相容性问题。

一、专业英语教学中多媒体相对于传统教学方式的优劣势分析

1.多媒体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方式的优势

多媒体能够集成文字、图像、声音及动画等多项功效, 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1) 提供多角度信息刺激, 激发学生积极性。

专业英语教学往往专业性强而趣味性不够, 传统的专业英语教学常常是灌输式的, 手段非常单一, 主要是上课时以教师为中心, 一本教材、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张嘴, 讲台上的教师费尽口舌, 讲台下的学生却听得枯燥无味、昏昏欲睡, 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使用多媒体可再现图像和声音, 在教学课件中加入专业的视听说材料进行演示, 图文并茂、音色交融的界面, 能提供更好的教学环境, 丰富教学手段,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主动参与课堂互动。同时, 可以利用动画技术和视频技术把抽象的知识变得真实, 把枯燥、晦涩的专业概念用学生感兴趣的方式讲解, 提供各种方式和多角度的信息刺激, 激发学生积极性。

(2) 存储信息量大, 符合英语教学特点。

在传统教学中, 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板书教学内容, 这占据了大量的教学实践, 使教学效率不尽如人意, 教师在课堂上仅凭一张嘴所传递的信息量也极其有限。

多媒体的运用, 能把教师从繁琐的板书中解放出来, 节省大量课堂时间, 在单位时间内可以通过图文、声音、演示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信息, 连接因特网后所得信息更是加倍。这样一来, 一方面, 节省了时间;一方面, 又增加了内容, 专业英语的教学效率也就提高了。

2.多媒体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方式的劣势

(1) 上课速度快, 学生的思考时间变少。

多媒体教学, 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提高教学效率, 但是由于教师对于多媒体运用的狭隘性, 导致多媒体教学最终只是改变了形式, 把黑板搬上了屏幕而已。在这种形式下, 教师授课的内容增加了, 速度加快了, 却没有给学生留下足够思考和接受的时间, 过大的信息量若无法接受, 最终会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而传统教学虽然上课速度较慢, 但通过板书和讲解相结合, 可以给学生留下足够的思考和消化的时间, 能够更好地掌握老师所讲解的知识和重难点。教师也可根据不同的学生基础和知识掌握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 随时调整授课内容, 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施教。

(2) 教学过程缺乏师生间的互动。

将多媒体教学运用于专业英语课堂, 本可以活跃教学气氛, 但事实上, 教师在上课时几乎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进行课件的操作, 如此一来, 学生更多面对的是冰冷的生硬的机器, 学生知识的来源变成了一层不变的电脑屏幕, 影响了师生间的交流互动。

毕竟通过机器的交流, 毕竟不如与老师和同学面对面的交谈来得真切和亲近。在传统的课堂上, 教师的批评赞扬、答疑解惑, 同学间的支持与辩论、鼓励和竞争, 一个表情、一个眼神都可以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

二、专业英语教学中多媒体与传统教学方式的相容性分析

显然, 多媒体教学和传统的教学方式各有利弊, 那么在专业英语教学中, 需要进行二种方式的融合, 合理有效的将多媒体教学和传统教学方式有机结合起来, 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1.把握多媒体使用频度, 适时使用, 恰到好处

在专业英语教学中, 多媒体教学拥有众多优势, 但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教学方法, 多媒体能够丰富课堂教学形式, 辅助课堂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当学生厌倦了枯燥乏味的讲解和翻译练习时, 可适当使用多媒体技术, 增添课堂的趣味性, 激发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热情。因此对于多媒体, 专业英语的教育者要转变观念, 一方面, 对于新的教学手段, 应更新观念, 将多媒体技术运用到专业英语的教学过程中, 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 也要对新技术有清醒客观地认识, 不一味追求新奇刺激, 而要结合传统教学方法的优势, 在合适的时机选择多媒体, 做到适时使用, 恰到好处。

2.提高教师使用多媒体技术的水平和能力

在专业英语教学中, 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能力也需要提高。在制作专业英语的教学课件时, 有的做得过于花哨热闹, 插入的音频视频内容过多, 学生只顾了观看画面、欣赏音乐与视频片断, 却忘记了专业英语的学习目的和知识的掌握;而有的课件却做得枯燥乏味, 只是把知识全部放到了电脑屏幕上, 这使得学生无法提起兴趣, 多媒体的作用也就无法发挥出来。对于专业英语教学而言, 老师可在教学课件中多放一些语言学习的视频和音频, 和学生一起学习和分析, 这样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也增加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三、结语

多媒体教学对提高专业英语的教学效果成效显著, 但有利也有弊, 传统教学更不应被完全然抛弃,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应将传统的课堂教学与多媒体辅助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专业英语教学的突破。

摘要：随着科技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 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在专业英语教学中, 传统的“粉笔加黑板”的教学方式确实难以适应专业英语的教学需要, 但是完全采用多媒体, 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只有将多媒体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结合, 各自发挥优势, 避免不足, 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专业英语,多媒体,传统教学方式,相容性

参考文献

[1]徐萍.大学英语教学中多媒体的使用[J].科技信心, 2007, (26) :514.

[2]张丹.建构主义下专业英语多媒体教学的思考[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8, (10) :115-117.

“包容性增长”的考验 篇2

在有可能提起的新一轮特别股东大会没有召开之前,国美的发展客观上要走一条“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反过来说,即使没有事实证明陈晓属“民族罪人”,面对大股东的随时发难等挑战,依然时时考验着以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的正当性。

包容性增长

必须建立在规则胜利之上

此轮国美控制权之争,表面上看是陈晓方面以留任获胜,实际上是规则的胜利。尽管在这场控制权之争中,有可能存在以利益诱使股东支持自己的幕后交易,但是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双方以规则为准绳。双方不得不相互包容对方,启动国美五年战略计划的进程。

当然,规则确认了双方正当的诉求,排除了对不正当管理的质疑以及有可能实施不正当管理的最大隐患。黄光裕8月4日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撤销陈晓的执行董事及董事局主席职务的动议,就是以指责陈晓“管理不当”为由提出的。这种“不当”并非仅仅是能力、方法的问题,主要是指其管理不正当,如乘人之危,阴谋窃取公司的控制权,欲使国美品牌外资化等等。表决结果表明,这种指控难以成立,贝恩资本委派的三名董事全部进入国美电器董事会,其中竺稼的支持率为94.76%,表明黄光裕家族一方亦投了赞成票,即承认了引进贝恩资本并非出卖民族品牌。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包容,不是单方面的乞求能够得到的,也并非强势者单方面的恩赐,要依托制度,要有规则保证。在国美特别股东大会对决前夕,陈晓及贝恩资本连同原本支持黄光裕的部分股东,仍在向黄家争取和解,陈晓更愿以1年后退出国美以换取合作,遭到了黄氏的拒绝。但是当特别股东大会做出陈晓留任的决定之后,黄光裕就没有理由拒绝。对陈晓管理正当的判断也是一样,陈晓团队在5月年度股东大会形成决议的情况下,以“投票结果并没有真正反映大部分股东的意愿”为由,否决了其相关决议,同样符合体现英美法系特点的公司章程,黄光裕在2006年主持修订的公司章程赋予了董事会这样的权力。

建立在规则胜利之上的包容,无疑有利于国美的业务增长。相对于黄光裕一度表现出的宏大叙事,试图打“民族牌”进行政治化运作,后来的表现则转向理性。在投票中,散户多支持黄光裕,带有个人情感色彩;而机构投资者多支持陈晓一方,表现得更为理性。如果此前双方的纷争没有升级为公开的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事实上,双方为了争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舆论,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澳大利亚籍的华裔女商人马萍则对媒体称,“黄光裕为代表的大股东一方为获得投票胜利,答应为其支付2600万美元的相关费用。”陈晓一方为了应对控制权之争,共动用了3家公关公司。实际产生的损失,远不限于此。

包容性增长

需要通过正当管理来实现

在有零和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包容性增长是和谐、分享式的增长,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需要实际控制者通过正当管理来实现。显然,实际控制者有权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做出他认为合适的决策,就像陈晓在国美资金链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决定与贝恩资本合作一样。但是,即使是纯粹的商业交换,也应当经得起道德的责难,否则就有可能侵害某一类主体的合法利益,背离包容性增长的精神。

按照传统观念,被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对选聘者应该“感恩戴德”,以报知遇之恩。但是在包容性增长中,职业经理人就不能只对选聘者个人负责。陈晓无疑是被黄光裕推上国美前台的,个人感情原本很好。当黄光裕东窗事发被监禁后,陈晓在担任董事长职位的当天,就对媒体强调,在情感和理智之间,在“黄总”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之间,他都必须选择后者。因为国美电器是家上市公司,不属于黄光裕个人或他的家族。他确实这样做了,并非乘人之危。当然,包容性增长应当包容相关利益主体的批评,大股东对控制者管理的正当性可以质疑,允许质疑。但是质疑的矛头所指,应当是管理中的不正当性,不应当立即挑战其控制权。

正当管理必须通过正当的途径进行,即创新而不是投机。而创新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投机可以称强于一时,终将露出自己的软肋。陈晓团队目前似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为黄光裕家族指责以陈晓为代表的国美电器董事会管理不当的一个理由是,以苛刻的条件引入财务投资者贝恩,但是黄光裕家族此前亦向媒体透露了愿与贝恩共享国美的表示。至于撤销的配发、发行及买卖公司股票的一般授权,陈晓团队并没有行使,这等于将事态恢复到了双方冲突公开化之前的状态。即使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之前实施增发,黄光裕家族也应当有公平参与的权力。这足以说明,陈晓团队在引入财务投资者贝恩时,并不是专门实施“去黄化”的投机。

由此也可以看出,职业经理人的正当管理并不是用来对抗质疑的理由,而是对控制权的约束。它要求职业经理人在行使权力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内心的确信,但是管理是否正当,最终不能自我证明而是要通过一定的程序确认。在有争议且没有违背法规的情况下,国美通过特别股东大会投票选择确认,的确是明智之举。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应当相互包容。陈晓团队在面临大股东的严厉指责,甚至欲罢免而后止的高压下,没有忘记履行职责,仍然保证了业绩的增长。就在特别股东大会的“刀光剑影”中,中秋国庆期间的营销有条不紊地布局,来自西安国美的消息,仅在中秋三天小长假里,其销售额同比增长480%以上。这样的管理团队不仅需要包容,而且值得敬重。

正当管理

离不开严格监督和自律

“包容性增长”应当成为我们的理智选择,而不应该成为一番又一番在博弈中折腾的怪圈节点。其中的关键是确保职业经理人走在正当管理的健康轨道上,而这不能仅仅建立在善良假设和职业经理人空口承诺上,应该强化事中的监督,充分发挥公司治理的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管理正当是“包容性增长”的基础,那么“包容性增长”理想状态的实现一定要有“包容性增长”的机制做保证。这种机制要保证管理团队(不是个人)能够对抗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势,维护更大范围内相关主体的利益,使得正当管理能够顺利进行。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百年历史中,没有一任董事长或总裁遭受投资者、大股东的指手划脚乃至逼宫,而是得到尽可能多的支持与建议,因而总是能及时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并有效执行。另一方面,这种机制要保证重大决策确实能够在程序中受到制约而不是仅仅在形式上“走程序”。在国美控制权之争中,陈晓团队之所以没有行使增发股票的一般授权,也许不是他们的良心有所不忍,而是因为该项一般授权明确规定,增发股票的“决议需要周年股东大会的表决通过”。如果大多数股东认为增发股票摊薄黄光裕的持股比例不正当,那注定通不过。

正当管理无疑会在管理的禁区设置诸多“红灯”,然而职业经理人不应该认为这是对管理权的限制,因为合格的经理人身上流的是道德的血液,能够严格自律。一方面,管理者要超越个人恩怨,另一方面,管理者的自律应当表现在“警察”不在“红灯”下面,权利似乎不受限制的时候依然遵守“交规”。这反过来使人联想到黄光裕此前的强势是否正当。根据香港证监会的指控,黄光裕与其妻杜鹃策划国美电器在2008年1月及2月进行股份回购套现,目的是偿还一笔24亿港元的私人贷款,其间涉嫌证券欺诈或欺骗。即使内地的监管部门没有追究,黄光裕此举违反公司董事信托责任及信任,使国美电器及其股东损失约16亿港元,理应受到清算。

包容性增长的实践 篇3

北京市委、市政府今年提出了将北京建设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的远期目标, 南海子公园的建设正是北京市向着这个目标迈进的具体行动之一, 同时也贯彻并且实践着“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发展理念。南海子公园也是北京市“振兴城南”行动计划的重大节点项目。大兴区委、区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妥善做好了垃圾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理等工作, 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 仅用了8个月就为市民奉献出一座美丽的新型公园。

南海子公园的建设牵动着从北京市到大兴区各个层面的目光。人们不禁要问:南海子公园为什么能得到这么高的关注呢?

首先, 南海子公园是北京市践行“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理念的生态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内容。由于城市化进程快, 北京市的“城市病”特征日益明显, 亟须治理。南海子公园作为最先动工的生态郊野公园, 承担起北京城市南部生态屏障的重任。

在贯彻理念的过程中, 大兴区将生态建设理念自觉导入, 充分利用可再生的资源, 倡导低碳经济, 把园区作为精品来建设, 坚持“一流设计、一流施工、一流管理”, 做到“三季有花, 四季有景”。公园道路和照明的规划与布置以人为本, 充分考虑了群众的游玩习惯, 将人的活动与公园景观有机融合, 突出公园的宜人特征。建设中, 公园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其生态屏障作用更加显现。

南海子公园同时是大兴区实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示范区。这要从大兴与新媒体产业的关系谈起。在以往的印象中, 大兴区仅以沙甜的西瓜著称。其实近年来大兴区形象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6年, 大兴区设立了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 次年成为全市首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当前, 以新媒体产业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已经逐步成为大兴的主导产业之一, 成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最具活力的集聚区之一, 为大兴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构筑了坚实的发展平台。南海子地区正是这片集聚地的中心, 奥运开幕式的许多排练活动就是在这一带进行的。

南海子公园对当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平台支撑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形式的支撑”, 即在不破坏园区既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 依靠先进的信息通信手段以及多媒体技术成果等各种新媒体形式, 对南海子地区乃至大兴地区的历史进行展示。具体做法包括应用3D影像技术和3G通信技术, 模拟有关明清时期皇家苑内引弓策马、狩猎习武的场景, 再现昔日风光旖旎的皇家苑囿;整理和挖掘有关反映明清皇家狩猎文化、苑囿文化的故事传说和音乐, 以多媒体剧、手机报、手机3G传输和通信技术进行宣传。通过这些形式上的应用, 丰富了南海子公园的服务功能。

另一方面是“内容的支撑”, 即通过新媒体产业, 提升公园的生态旅游和文化休闲功能, 在配套区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与周边区域形成产业关联带动, 服务于亦庄新城的生产性需求和大兴黄村新城的消费性需求, 进而以点带面, 推进大兴区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南海子公园的建设折射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 体现出显著的包容性特征。南海子公园建设的目的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使广大居民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 又享受健康的生态环境。因此, 在建设过程中从一开始就避免了简单拆迁, 坚持在搬迁中和群众进行充分沟通, 为他们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使当地群众能够分享到公园建设所产生的价值。这种做法自觉地践行了国家大力提倡的“包容性增长”理念。

当前, 北京市快速扩张, 中心城区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提升, 位处京南四、五环的大兴区已成为承载北京市产业升级和转移的重要空间载体。随着南海子公园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随着大兴区和北京经济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顺利推进, 到地铁大兴线、亦庄轻轨线即将开通;再到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户投产, 以及南海子公园二期建设和万亩滨河森林公园、南中轴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生态项目建设, 越来越多的优势要素已开始在南海子及其周边区域汇集。

南海子公园一期的顺利开园, 赋予这个区域以新的希望、新的契机。立足于南海子公园, 大兴区正在循序渐进地推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提升在北京、在京津冀都市圈的地位与竞争力,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南海子公园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南海子公园的建成对深入挖掘大兴地区的历史文化, 有效改善北京城南地区生态环境和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大幅提升亦庄新城的环境品质, 增强对高端生产要素吸引力,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又为北京市彻底改变城乡接合部面貌,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建设宜居宜业和谐新区提供了强大动力。

论点前沿 包容性增长的涵义 篇4

“协商民主”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在2011年2月28日《北京日报》撰文指出：“协商民主”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近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下一个十年，中国要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体制改革与建设，上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下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体制改革与建设，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推进城镇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要使基层自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支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既要有改革的“顶层设计”，更要有各方的广泛参与。这就更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收入分配改革要解放思想和科学研究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2011年3月1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收入分配改革要解放思想和科学研究。首先，要从“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其次，要从“计划要多一些，市场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第三，要从“公平重一些，效率轻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第四，要从“片面认为公平主要由政府来调节，并且需要政府包”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认识收入分配问题的形成原因，从经济学方法看，需要从诸多的方面观察：如需要就现代经济学的要素投入与分配角度，从一个国家要素创造财富的结构与各种要素被利用程度的关系上考察；需要就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从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观察；需要就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从城乡人口变动与城乡创造分配财富的关系，以及农业非农业生产结构与就业及人口结构的关系上考察；需要就价值形成和时间经济学角度，从财富的增值、积累和马太效应等方面考察；需要就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角度，从调节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分配漏损的方面考察。

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2011年1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指出：到了“十二五”（2011～2015）的时候还是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可见过去转变得并不顺利。为什么呢？首先，体制性障碍仍未消除。“十一五”讨论的时候就提出了要消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系列“体制性障碍”，如政府依旧保持对部分重要资源有过大的配置权力；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财税体制缺陷，比如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支出责任的过度下移等，促使地方不能不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要素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这些障碍迟迟得不到消除。其次，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进步，有很多技术都达到或接近世界前沿。但是这些发明的商业化、产业化却步履维艰，原因就是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治环境、社会舆论环境没有建立起来。近几年兴起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流潮，充分说明了这方面形势的严峻性。他强调，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才能营造吸引人才、鼓励创业的环境。因此，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

调节行业收入差距四个措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2011年第3期《中国发展观察》发文认为：有媒体报道“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达15倍”之说是有缺陷的，调节行业内收入分配差距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努力提高收入落后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提高其收入的根本途径，而且，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最佳途径是推动低收入者更快地提高收入，而不是压迫收入较高行业普通劳动者向低收入行业看齐。第二，提升产业结构，让先进产业部门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只要我们生产率高的先进产业部门能够容纳更多就业，即使行业收入差距没有缩小，从整个社会来看，收入分配格局也改善了。第三，对某些垄断性行业的薪酬水平实施一定程度的政府管制，并通过税收工具转移其过高的垄断收益。第四，对于某些因行情变动而受益的高收入行业（如当前的采矿业）实施一定程度的调控，可供选择的工具包括资源税、暴利税，等等。但这种措施也会带来一定副作用，给政府增加额外的义务，因为这类行业波动性较强，在其步入牛市阶段抑制其收入，相应地也就会赋予该行业一种隐含的权利，即在落入周期性低谷时向政府索取一定的补助。

城市化有助于农民工“三大期盼”的实现

“包容性增长”:巨大的发展动力 篇5

日前，胡锦涛总书记在亚太组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讲话，引起了普遍关注。胡锦涛总书记说：“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中国强调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涵义”。他在会议上提出四项建议：一是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二是实施充分就业的发展战略;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四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他强调，“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这个讲话十分重要，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学习贯彻。

当然，这番讲话的主题是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社会建设问题、亚太经合组织的共同课题来阐发的，但是，对微观层面、企业发展而言，讲话的整个命题、四项建议、四项公平等内容，对当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的转变为核心的发展方式转变，都具有十分现实、十分重大的意义。

对企业发展而言，其基础性、现实性的意义在于包容性增长会产生巨大的发展动力!

战略性资源动力。众所周知，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人创造的。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最宝贵资源。正如胡总书记讲话中所说，“人力资源是可持续开发的资源, 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勿庸多说, 无数事实证明, 企业的生命力, 企业的战略目标, 企业的长青基业, 首先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育, 它是企业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发展动力!

巨大的团队动力。包容性增长的特点之一，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使企业发展中，形成从主导经营、各项管理到各种岗位的多层次团队，协同合作，团结一心，去迎接一切工作和种种挑战!团队精神，团队活力，是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动力!

感知激情的事业型动力。包容性增长的另一特点：在于对弱势群众、待培员工，乃至工作中的偏差倾向，均采取团结宽容的诚信方式，化解一切负面因素，达到和谐共进的境地。这对有关人士，将产生巨大的感知激情，从而形成企业整体发展的向心力、凝聚力!“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就是形成全体向上、众志成城的事业动力!

克难不屈的创新动力。目前，创新也已成为企业转型升级、走向完胜的关键性环节!但是，谁都知道，任何创新都不是一举而成的，都需不断克难解惑，甚至从多次失败中崛起。因此，只有宽容失败，不断激励，并形成群起创新的潮流，才能获得真正的创新成功!包容性增长方针，是激发创新活力的巨大能源!

此外，如声誉品牌动力，社会责任动力，环境和谐动力等等，都来自真正的包容性增长胸怀!

基于企业视角的包容性创新研究 篇6

关键词：企业,包容性创新,影响因素,“甘地式创新”

1 企业包容性创新的基本内涵

包容性创新也被广泛认为是公共及经济政策所制定的目标所在。例如陷入贫困的普通大众或群体通常被称为金字塔的底端,即社会的最低层。包容性创新这个词常被用来表达通过创造和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改善社会最底层大众的生活的创新。又如,印度政府将包容性创新作为立法和税收分配的首要目标。它为实施扶贫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提供了大量资金;此外,通过教育技能培训,对大众进行激励,从而使得穷人享受基本服务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平等的机会。为此,与其它对社会发展和扶贫的理解一样,我们在这里将包容性创新理解为使得那些由于经济结构等原因导致无法获得资源,技能和机会的群体能够有权利获得的社会利益及经济条件的改善;同时,我们可以将包容性创新理解为首创精神产生过程中的一种表现。

那么企业可不可以进行包容性创新呢?目前已经有一些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与产品或企业模式有关的包容性创新被引入到其它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这些包容性创新的例子包括印度塔塔车,售价35美元的Sakshat网络电脑、Hrudayalaya心脏医院、探索健康频道、Ushahidi(一种使用移动电话用于危机和灾难管理的网站)和一些在农村电气化、手机综合信息服务和健康保险话动中所产生的新的企业经营模式,另外大量低成本的水泵和厨灶也可以通过企业包容性创新行为来加强个体福利。因此,我们在本文中的核心理念是,企业是可以并理应参与到社会创新活动中,提供机会给大众百姓,使其融入社会主流,促进社会及经济发展。由此一来,包容性创新可以减少增长所带来的不平等,穷人可以以消费者、劳动者、所有者、供应商和社区成员的身份融入企业经营模式之中。具体而言,就是指这种企业包容性创新主要涉及企业经营模式上的突破,使穷人或是低收入人群也能参与到企业的高增长、高利润当中。通常,这种参与形式包容低收入人群作为所有者、管理者、雇员、消费者、供应商出现。如今,某些产品已能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如雀巢的PPPs,通过技术手段,该产品可以低价提供给低收入人群适量的营养物质,有关PPPs创新在提高雀巢的市场渗透率的同时使雀巢在2010年实现全球营业额110亿瑞士法郎,并且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企业包容性创新也通常伴随商业活动方式的改变以适应本地不同的分销方式,如集市、街边贩卖或上门推销等。此外,企业包容性创新还包括诸如小额借贷在内的新型服务,其扮演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平台的角色。

一般而言,当企业寻求包容性创新时,或许要回答的最基本问题是谁会从中受益。就企业包容性创新是由什么类型的企业发起的而言,我们认为私人性质企业和跨国企业在包容性创新中往往更有作为,它们明确的产权、灵活的经营机制以及集团化模式使得它们更有可能成功驾驭并吸收这些创新精神。当然那些在思想和经验理念上不愿接受现有机制及资源限制的企业也更加容易推动着企业的包容性创新,另外就是那些注重制定企业规则和通过规范形成体制性企业精神的企业也更加容易使得包容性创新变成现实,然而企业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这两种创新方式对企业能否实现包容性创新并没有明显影响,也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创新观点就比那些从其它地方引进的观点更容易被采用并取得包容性创新的成功。

2 企业包容性创新的影响因素

2.1 资源配置与企业包容性创新

战略管理领域中的大量研究都是关于以资源的集中、配置以及开发来促进组织绩效,管理文献中基于资源的论点又着重讨论公司如何通过管理资源获利。而关于“资源”定义的质疑,在理论探索中也难以避免。西方学者通常认为,资源包含有形资本、知识、组织能力、合伙关系和财产权。这一关于“资源”的定义认为组织可以在特定环境下获得有价资源并使公司获得竞争优势。而对包容性创新来说,比如说这种组织资源,就可以通过分配或物流系统而到达地缘处于劣势的农村贫困地区,从而服务于当地贫困人口,譬如雀巢和联合利华等跨国公司就成为了通过重新配置物流和商业模式,使自己的产品成为包容性创新的典范。

除了本地资源所有的竞争优势外,资源拥有程度的绝对水平以及闲置资源的存在或缺失也展现了低成本和包容性的创新,但是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出现低成本包容性创新,这一理论则受到质疑。有人认为有研发结构的大公司因需要大量的资本运作来销售产品,而提高成本则难以低成本地创新,然而一些学者的企业包容性创新研究表明这些资本丰厚的公司也可以通过传统和低成本模型,将固定成本大批分摊。例如,塔塔汽车公司,其旗下拥有高端品牌如捷豹XJ跑车等,现在也出售适用于普通人的低价车Nano轿车,从而使得普通人群在这种低价汽车的销售模式中获得权益。与此相似,在制药行业,有些公司在用昂贵药品占领市场的同时也为社会底层的人们出售低廉的非专利药品。

另外在企业层面上,企业也可以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下筹集和配置资源,即通过重组现存的但是对企业而言目前用处不大的资源,使其通过创新性重建为贫困人民再创造价值。总之研究资源配置的绝对水平对于怎样提高或阻碍低成本的包容性创新,以及如何使低成本包容性创新在大公司顺利践行是一个仍然需要认真研究的理论问题。

2.2 社会及组织网络与企业包容性创新

当个人参与到企业的组织网络中,给企业家提供至关重要的资金、建议、资产使用权和其他价值资源的时,企业绩效就得到了提高。网络理论表明常规教育经历、地理关系和其它方面背景的重要性对企业效力影响非凡。就企业包容性创新而言,丰富多元的组织网络通常能为企业提供进行包容性创新所需的社会资金和地位,与此同时,组织网络也通过实时监管、制造风险和获得商业机会等途径来影响企业的包容性创新。

虽然这种网络大有裨益,但是企业家为网络规模的付出可能与其益处不相称。例如,在一项对乌干达企业家的研究中,Khayesi和George发现企业家在他们的社交网络中通过与公共取向和共享实体影响所获资源的数量和成本不成比例。共享实体越多,运转网络的成本就高,这刚好与现存文献的结果相悖,这主要是因为服务社交网络的成本在发达经济体中非常低。这类发现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改变了网络效应的边界条件,能够为企业包容性创新提供实践基础。

在组织层面,网络效应理论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就是一个例子。许多包容性创新模式运用非政府组织或慈善机构来为最后一关搭桥,也就是说借助这些组织或是机构的服务,能够有助于企业创新成果达到边远地区或是贫困地区。伙伴关系模式不仅包括产品运输、供应和服务,还从根本上改变着企业在这些情境下的表现,因而值得进一步研究。以Ushahidi为例,它是一个开放的源代码项目,通过手机短信提供有关气候变化、生产要素或市场价格等实时可视的信息来帮组商人、农民或企业家等作出决定,从而使得这种伙伴关系以及借助手机技术模式的创新开放平台能够帮助到一些普通人群。最后网络效应理论能够解释每个企业管理者是怎样利用社会资本去执行并实现包容性创新的理念,也即是经理们通过资金和处于组织内外的权益方联系可能能够预测新理念投入市场的时间和方式。

2.3 代理理论与企业包容性创新

代理理论强调所有权、控制权及行政行为的补偿方案。经典的代理理论实质上就是关于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紧张关系的分析,投资者追求最大限度的回报,而管理者追求强劲的控制;管理者寻求税收增长,投资者寻求利润。上述这些观点对资源受限地区的商业活动及其企业包容性创新有重大直接影响。同样,政治学中的代理理论也可能延伸来反映政府和商业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运用该代理理论能够分析出政府对企业包容性创新的影响。

西方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问题时,运用代理理论进行相关分析后认为农村地区往往存在一些公有制实体,并用此来对抗社会个别成员的错误行为。这种公共性能够在程序上和分配过程中对企业包容性创新的重要性和后果产生不同影响。当某些资源受限时,替代性的市场管理模式,如公共管理,就会对企业行及其企业受支配的程度产生影响,这尤其体现在常用储存资源,如水和土地方面。由于必须根据当地公共原则来管理,所有者、管理者和员工可能会稍微感受到压力,特别是对于跨区域的公司而言,则更是这样,因此公共原则对企业的影响变得复杂。因此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在其包容性创新的目标中当然有所不同,即是有些企业将其当作共同的社会责任,而另一些企业则将其作为经济或政治目的。

将代理理论运用于资源受限地区的重要见解是有显著影响的。譬如,当一些企业家通过个人资产担保获得小额贷款时(企业家作为银行资产的代理使用者),企业家作为所有者就会面临与公司同样的风险,当然这些公司中也有不少是以风险资本为支撑的,然而由这种安排所提供资金带来的企业包容性创新绩效与传统贷款资助那些企业获得的企业包容性创新绩效可能大相径庭,对比发达市场环境和新兴市场环境之间的差异则更是有助于阐明企业代理环境和外部机遇的对于企业包容性创新重要性。

2.4 交易成本及组织经济与企业包容性创新

所谓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也即人-人关系成本。它与一般的生产成本(人-自然界关系成本)是对应概念。从本质上说,有人类交往互换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组织经济理论的见解通常指向市场间、阶层间和替代安排间的权衡。上述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要谈到与伙伴关系有关的一些观点,但是最近的学术研究更加强调这种伙伴关系中存在的比较利益,以通过相互学习促进企业包容性创新。

诚然,伙伴形式的效率和效果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下是有差别的,并且这种伙伴关系的相互独立性都需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得以解释。一项Rezaie等的研究就记录了一些中国和印度的生物制药公司分别与国内的应用基础研究专家展开交易与合作,利用当地法律环境允许运用动物进行一些特定实验进行研究,并成为北美和欧洲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上的转包商;并且带有伙伴性质合作关系和联盟模式也可以通过促进资源调动和组织性协调来实现企业的包容性创新,即是通过这种带有交易性质的伙伴关系把企业成果带给全球范围内的更广阔区域和群体。

又例如在农村地区,一些经济实体和农民在地理上处于分散状态,当地供应者也非同一群体,从而使得把这些经济实体手中的分散货物协调起来就会加剧交易成本,以至于一些农村的经济实体和一些农民以及大公司都认为难以从中获利。然而如果能够创新一种企业伙伴关系模式,或者说是实现基于企业伙伴关系的包容性创新就有可能在这种有限的市场中降低协调成本和贸易成本,从而使得农民、企业等各方都能从中获利。

2.5 企业家与企业包容性创新

Galema及其同事对企业家在微观经济领域的领导行为作了一些有益探讨,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提出相反见解。他们强调可以通过权力运用,鼓励联盟和权利诉讼等行为来判断管理高风险的原因;他们认为没有强劲政府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可以使得企业家有更多的余地来为自己利益作出决策,而不是根据政府利益来作出判断和决策,从而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增长和企业包容性创新。这一观点的独特之处是其理论来源于公司和政府的关系管理理论。Galema等人还证明,首席经理,尤其是CEO,对于组织内包容性创新的首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表明这些经理掌控权力,同时在企业包容性创新的首创中表现谨慎,当其权利和义务未被核查时可能会给相关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Halme及其同事以时间为轴记录了Nokia和ABS这两家欧洲的跨国公司如何通过资源操作等包容性创新行为来帮助贫困地区和社会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案例涉及到Nokia向村庄的电话服务扩张和ABS在埃塞俄比亚经营经济植物。这篇文章报告了在此领域对Nokia和ABS员工进行的大量采访,传达了他们面对障碍,在企业家领导下完成包容性创新的决心。他们的理论强调了资源积累、组织规划和企业家对实现包容性创新的重要意义。其研究案例本身也指出了企业内部组织文化和外部资源限制对私人企业的领导者旨在通过企业包容性创新来帮助贫困地区和社会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阻碍。Halme等人也注意到经理在企业中作用的不足,甚至在首创性创新中发挥微不足道的作用,他们展现了外围的企业员工如何通过对企业的热情和毅力去克服了公司中坚力量和上层对包容性创新的反对和阻碍。文章及其相反的结果表明,自上而下的投资策略与自下而上的投资策略对于包容性创新首创阶段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Hall及其同事指出,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企业家推动社会实现包容性增长,这是有潜在危机的。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们利用Baumol关于多产、低产或毁灭性企业能力的象征论,并且通过三组不同的数据来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这可能会带来低产甚至毁灭性结果。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利用的数据是由巴西政策制定者通过旅游业的相关企业提供的。由此他们总结出,只有政策保护和促进当地资源,才更有可能带来高效产出和实现社会包容性增长。他们还指出,当本地企业家能进入产业价值链,特别是基于当地进行包容性创新时,此理论更为适用。

相关的深入研究可能会里利用以下所提到的理论,比如,代理理论很明显与首席经理在包容性创新的作用有关。确实,关于掌控,权利和谨慎的问题不仅决定了首席经理的角色,而且决定了那些他们在其他组织中会遇到,并且需要包容性创新来解决的问题。竞争与策略理论同样可以解释怎样模仿主要竞争者或是区别于竞争者,可能使公司进入或远离包容性创新的初始阶段。尽管竞争压力可能会使首席经理开展包容性创新活动,但是中层和底层经理可能会成为阻碍,尤其当这种创新行为对他们自身的权利产生威胁时。

3 企业包容性创新的实现路径及其现实困境

重塑约束、重置模式和建立通道是企业需要在可行的包容性创新的创始时就开始综合考虑的三个路径。重塑约束指的是将环境因素作为假定输入,寻找新的方法去理解限制企业创新的因素并且寻求机遇,因此重塑约束包含了一个企业进行包容性创新的行为模式,表达了企业进行包容性创新的组织过程。Halme等在研究跨国公司面临的能源限制情况时就提到了这些跨国公司试图进行包容性创新时所面临的重塑约束的挑战,其它性质的大型组织也可能会遇到这一挑战。重置模式是指建立全新的模式、结构和程序,以便使企业有机会获得包容性创新。我们在此处说的新模式是指通过解决企业所面临的限制性条件来重新定义组织设计和商业模式。这个问题讨论了管理和组织设计是怎样影响包容性创新的,尤其是CEO在实现企业包容性创新方面的作用。总之为了确保权益方的利益和创新的有效,结构和设计的变化是必要的。建立通道则指的是认证、定位和创建能够达到实现企业包容性创新目的的社会通道,由此,这包括了补充合作伙伴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新形式。例如Ansari等认为社交网络和社会资本支持是实现企业包容性创新的中心环节。综上所述,重塑约束、重置模式和建立通道是企业包容性创新和社会实现有机结合的三个过程。

如今,创新的出发点更应该是开发人们买得起且具有可持续性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寻求溢价收益和功能富余。面对这一挑战,公司可以采取的战略是,想办法以较少的资源投入,开发出更多产品,并以低廉的价格销售。也就是说,企业应该实施“甘地式创新”。所谓“甘地式创新”,就是以有限的资源开发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然后以低廉的价格销售产品和服务,让更多的人能够买到并负担得起这些产品和服务。比如印度的巴蒂电信公司,原本它的收费也很高昂,后来它采取了新颖的商业模式,外包各种职能,改革成本模式,开发创新社区,革新分销渠道,目前已成为全球收费最低、资本回报率最高的运营商。

“甘地式创新”主要有3种模式,分别是颠覆商业模式、变革组织能力和打造或获取新的组织能力(1)。

首先是颠覆商业模式。普拉哈拉德C K和马歇卡R A跟踪研究了有几家成功的印度公司后认为这些公司的成功不是在于它们采用了西方技术,而是新创建的商业模式彻底改变了整个行业的经济状态,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是通过提供很高的性价比使消费者能够买到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例如,萨蒂扬、维布络、印孚瑟斯等信息技术软件和服务提供商采用的都是现成硬件,但它们实施了以人才为基础的全新商业模式,从而获得了全球竞争力。有些产品和服务在开发和交付环节需要建立新的基础设施,这些公司还因此创建了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

其次是变革组织能力。普拉哈拉德C K和马歇卡R A在《创新的圣杯》一文中指出有些印度公司通过融合先进技术形成了新的组织能力,其中有些还开创了技术领域的历史先河。它们一边快速扩张,一边利用创新性的融资方式将成本控制在较低水平。这些公司常常向海外专业化机构取经,成为印度本土行业的标准制定者,同时它们还会培养独特的研究能力。例如,2007年塔塔集团下属的计算研究实验室利用标准组件,通过全新设计开发出了超级计算机Eka,其运算速度亚洲第一、全球第四(到2009年11月,Eka的运算速度列全球第26位);印度的应急管理研究中心(EMRI)融合了电信、计算、医疗和运输领域的最新技术,为部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居民提供大多免费的紧急救助服务。

再次是打造或获取新的组织能力。为了解决问题,印度企业家不仅注重建立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和磨砺现有组织能力,还致力于打造和获取新的组织能力,这常常需要他们进行技术开发或通过合作方式取得专门的技术知识。塔塔汽车公司就是借助这种创新开发出了最低售价仅为2 000美元的Nano汽车。它与多家跨国公司和本土公司合作,制造符合其技术规格的汽车部件。鲁宾制药公司没有依循惯常的药物开发流程,而是反其道而行,在开展实验室测试前先收集临床数据,开发出了普通印度人负担得起的银屑病治疗方法。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企业要实现包容性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资源配置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企业包容性创新所需要结合的资源类型,这个理论表明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愿意投入包容性创新,也预测当两种企业合作时能够更高效,然而战略竞争理论认为当这种创新可能影响货物流通、服务和企业能力的时候,那么不同规模的企业追求包容性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Gerard George等认为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大企业是否比小型企业能带来更多的包容性创新?或者反之?大企业与小企业在促进包容性创新的进程中又有何关系?大企业能否比小企业通过包容性创新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利益?或者反之?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与企业的规模相关。小企业,由于其雄心壮志和企业家的坚持不懈,有动力提出和充实包容性创新,然而,小企业却面临缺乏扩大包容性创新投入所需资源的问题;相反,大企业拥有资源却缺乏动力。

在企业风险管理中,创新所带来的企业业绩增长与盈利能力就需要有很好的权衡。对许多企业而言,要达到新的经营模式所要求的影响力及能力水平绝非易事。管理员、雇员、顾客及供应商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十分常见,而在非完全市场环境中解决这些冲突的制度机制通常都是模糊不清的。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经济增长而带来的不平等,也即没有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反而是加重了经济贫困,这样一来,一些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限制性条件可能使得企业的包容性创新难以取得成果。

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内涵及实施 篇7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增长理念从简单地强调增长发展到“益贫式增长”再到更深层次的“包容性增长”。世界银行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之后又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以此来制定世界银行相关减贫政策并指导实践。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增长迅猛,但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增长的结果不能使所有人都受益,收入差距的扩大尤为严重,基尼系数一直处于0.4警戒线之上(如图1所示),而欧盟则一直保持在0.3左右。基于此,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初次提出“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增长必须具备包容性、可持续性以及更为民众所认同。

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分别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两次主张包容性增长。有学者认为胡锦涛主席倡导的包容性增长,非常精确地反映了我国人民政府所提倡的对内构建和谐稳定社会、对外构建和谐共赢世界的发展道路和执政理念。包容性增长是亚洲银行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全球彰显的结果,也是我国推动实现“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最新进展。

二、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1、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比国内早,不同学者观点不同,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统一的定义。Ali and Zhuang(2007)认为,包容性增长核心是机会的平等,在经济可持续和高速增长的基础上,通过减少甚至消除机会的不公来推动社会平等和成果共享的实现。Ali and Hyun(2007)指出,达成以下四个目标的增长可称之为包容性增长,即可持续和平等的增长、安全、社会包容、赋予权能。有些学者站在贫困者的立场,指出包容性增长应是益贫式增长。Besleyetal.(2007)指出,弱势群体基本不能获得经济增长的利益,因此使这部分群体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利益,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才称之为包容性增长。还有学者认为包容性增长与就业息息相关,Felipe(2007)指出包容性增长应让弱势群体实现充分就业,并且使他们的工资增长速度高于资本报酬的增长速度,进而缩小贫富差距。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在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包容性增长进行了剖析。唐钧(2010)指出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参与”与“共享”,没有全部民众“参与”、“共享”的经济增长是毫无意义的。汤敏(2010)指出,包容性增长中心思想是经济增长要让低收入群体获益。最好是使其多受益。如怎么样增加劳动者收入占GDP的份额,如何增加薪金所得等。而有的学者则站在公平的角度对包容性增长进行了诠释,俞宪忠(2010)指出,包容性增长是民本主义的代名词,包含人口发展、制度公平和经济增长三个协同要素。政府更应关注民生民权,要能制定有利于民众权利诉求的公平制度。汝绪华(2010)指出,包容性增长首先应是机会均等基础上的增长,即发展权的公平与平等。其次应是共享式的增长,即增长的过程允许社会全体成员参与并能够平等地为发展做出贡献。再次应是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式增长,在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2、包容性增长内涵

众多学者对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见解,但实质上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不同,综合看来,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致:包容性增长是在可持续的发展中实现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既要健康的增长又要消除贫富差距。具体内涵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转换经济发展方式,重塑增长价值观。传统上以资本积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手段,在中国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本经济主义”盛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唯GDP论”。政府把发展单纯理解为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由于长期奉行的“GDP主义”导致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余闻,2010)。

李克强总理(2011)指出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转型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是解决国内现行发展中各种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在全球绿色增长、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增长应该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低碳式增长,政府应构建经济价值维度、生态价值维度以及人文价值维度之间相互制衡、相辅相成的新增长价值观。在需求不足的现状下只有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自身竞争力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创造发展机会,保证机会平等,共享增长成果。公民的发展既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将增长成果普及给劳动者,还可以创造用于实现人力资本改善和提升所必需的资源,使得民众活动更多、更公平的分配机会。反过来,经济增长也需要民众的不懈努力。另外,更多的发展机会也需要更公平的分配,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民众从没有放弃过追求公平正义。但种种不公使得增长成果难以惠及所有人,社会凝聚力下降,延缓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种种不公大致可总结为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不同造成的“机会不公”(如就业、教育、基本医疗服务机会的不平等)以及由个人努力和勤奋程度的不同导致的“结果不公”(包括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Chaudhuri and Ravallion(2007)认为由努力程度差异造成的结果不公可以接受,而由个人背景或者所处环境不同造成的机会不公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推动实现包容性增长,除了注重通过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和可持续、尽可能的创造就业机会以外,还应保证机会均等,以此来改善财富分配,共享增长成果,缩小结果不公,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三、包容性增长的度量

包容性增长理论内涵离不开对包容性增长的度量,这是国内学者较为关注的问题。包容性增长基本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经济机会的平等与可获得。也就是说,在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来实现过程公平以及结果公平,因此选取以下维度及指标度量包容性增长。

一是增长的可持续维度。只有高速的经济增长,才能使的社会资本能加,进而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发展机会。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过去30年减贫效果能如此显著,主要归功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常用的评价经济增长的指标是人均GDP增长率,广泛、体面的就业机会则做为衡量增长可持续的另一个指标,用二、三产业就业率以及农民工人数做为该指标的代理变量,分别衡量就业总机会和低水平就业机会。。

二是过程的公平维度。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包容性增长注重民众参与经济机会的能力,能力的提升则源于教育、医疗等公共物品的可获得性。森(2005)指出,政府应更多的注重民众个人能力和自由的提升,比如义务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生均教育经费的稳定增长可以衡量教育的过程公平,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则能过反映医疗保障的过程公平。

三是结果的公平维度。包容性增长的结果要能被民众所共享,低收入人群要尽可能的多获益,因此,结果公平则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上。

四、包容性增长实施路径

1、去除增长GDP化,加快结构调整

在包容性基础上改进增长方式,从单方面的追求GDP高速增长中脱离出来,这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政绩观决定官员的人生价值追求和执政行为,影响当地的发展。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改变以前官员的政绩考核方法,用幸福指数体系代替GDP指标,将就业、教育、医疗、道德、治安等纳入考核体系(邓聿文,2010)。其次,要确立以进口替代出口导向、以内需替代外需导向、以GDP增长转向就业导向的拉动经济增长战略。第三,保持拉抬内需的城市消费动力的同时,抬拉农村潜在的消费动力,建立外需型与内需型包容增长的长效机制。最后,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视为转换发展方式的着重点,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实施生态工程,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健全节能减排长效机制、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与生产体系。

2、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创造就业以及发展机会,促进机会公平,尽可能的做到结果共享。将充分就业视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深化政府推动就业的职责,执行促进就业以及相关产业、财政、金融等政策。建立囊括全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完善针对全部弱势群体的长期就业援助机制,改进社会保障与就业之间的协同机制。通过在特定地区投资、建造基础设施以及利用税收优惠吸引产业驻扎等政策来改变产业的地域聚集度以及区域专业化水准,以此推动发展、就业等机会分布的合理均等化。

摘要：在中国进入改革深水区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即资源和环境压力、不可持续发展、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发展成果难共享以及机会不均等。在此背景下引申出“包容性增长”概念,本文针对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情况,对包容性经济增长内涵做了简要概括。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内涵,机会平等

参考文献

[1]朱春奎、严敏、曲洁:包容性增长的由来与理论要义[J].东岳论丛,2012(3).

[2]Felipe,J.: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Inclusive Growth,mimeo,Asian Development Bank,Manila,2007.

[3]杜志雄、肖卫东、詹琳: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

[4]汪三贵:在发展中战胜贫困——对中国30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J].管理世界,2008(11).

[5]ADB:Eminent Persons Group Report[R].Asian D-evelopment Bank,Manila,2007.

[6]姜明伦、于敏:中国包容性增长指数构建研究[J].江淮论坛,2012(2).

英语的包容性 篇8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内涵,政策

2010年9月16日, 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 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 实现包容性增长, 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 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 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胡锦涛主席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 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 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 (inclusive growth) ”理念的形成, 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 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 (broad-based growth) ”, 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 (pro-poor growth) ”的理念, 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 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 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 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 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 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 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 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 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 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 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 “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 但综合来看, 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 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 提供广泛的机会, 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 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 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 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 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 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 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 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 “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 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 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 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 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 不仅是量的容纳, 也是质的提升, 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 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 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 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 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 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 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 人人都有用武之地, 人人都得到保护, 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 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 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 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 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 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 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 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 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 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 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 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 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反思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 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 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 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 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 推进人才强国, 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 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 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 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 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 是投资于人, 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 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 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 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 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 创新人力资源制度, 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 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 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 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 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 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 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 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 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 实施创新驱动,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 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 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 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 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 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 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 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 加大统筹城乡力度, 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 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 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 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特别是在医疗、教育等领域, 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 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 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 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 优化资源配置, 深化体制改革, 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 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 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 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 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 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 则是规范其收入, 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 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 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 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 构建合理保障体系,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 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 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 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 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 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 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 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 做到“应保则尽保”, 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 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彭刚.在开放的格局下实现包容性增长[J].人民论坛, 2010 (12) .

[2]、让·皮艾尔·曼.探索包容性的增长[J].中国企业家, 2008 (13) .

“为了包容性增长的教育与技能” 篇9

概览指出，世界正在缓慢走出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世界各国生产力、创新、投资以及商业发展并非完全开足马力，经济复苏仍面临着风险。越来越明显的是经济增长不足以促进社会进步，特别是，经济增长红利的分配呈现日益不公平的趋势。事实上，这场危机的社会成本继续加重。据统计，OECD国家有超过4600万人失业，贫困正影响着数百万人。在许多国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青年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获得社会服务对许多人来说都变得难以实现。世界正在努力寻求更加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方式。

报告指出，在OECD国家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的失业率2012年达到5.0%（2008年，失业率为4.6%）；然而在25～34岁的公民之间，失业率为7.4%（2008年，该失业率为4.6%）。 相比之下，25～34岁没有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人口的失业率在2012年达到19.8%（2008年，这些人口的失业率为13.6%）。上述数据再次证实了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青年人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成年人。

报告强调，技能的缺乏会增加失业的风险，即使是对于拥有类似教育水平的人群也是如此。例如，在参与成年人技能调查的国家中，相比而言，对于没有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但具有中等技能水平的成年人来说，其失业率为5.8%；对于拥有同等教育水平但技能水平较低的成年人来说，其失业率为8.0%。同样，在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成年人中，技能水平较低人口的失业率为3.9%；相比之下，那些技能水平很高人口的失业率为2.5%。

有关收入的数据也表明，受教育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在OECD国家中，未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成年人与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在就业收入方面的差异正在不断增大。如果以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25～64岁人口的平均收入为100作为指数，那么对于未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成年人来说，其收入水平2000年为80， 2012年降至76；而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的平均收入指数从2000年的151 增加到2012年的159。这些数据还表明，拥有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历成年人的相对收入差距与拥有中等教育和低等教育学历成年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达两倍。这就意味着，相对而言，拥有中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与那些拥有低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相比在收入方面更为接近，这符合报告中所提出的“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的观点。 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的趋势越来越取决于社会中教育与技能的分配。 在OECD国家中，73%没有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人口的收入处于或低于中位水平，而只有27%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达到了该水平。受教育程度是一把刻度尺。通过它，人们被分为贫困或者相对富有；而且在一个社会中技能分配的包容性与否，还表征在该社会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上。低技能成年人占比大的国家也是那些收入不平等较为严重的国家。以基尼系数来衡量，这些国家人口的技能水平也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即社会中同时有许多低技能和许多高技能的人，而且技能分配通常与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

报告指出，受教育程度低下和技能水平低下不仅与收入和就业相关，而且也和许多其他社会结果相关。例如，文化程度高的成年人报告其健康状况良好的占比与文化程度低下的成年人报告其健康状况良好的占比的差距为23%。人际信任水平、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以及个人能够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信念也都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低技能人群占比较大的国家同时面临社会凝聚力降低和幸福感恶化的风险。当许多人都不能分享高技能人群在医疗、就业和安全方面的收益时，社会发展的长期成本就会被累积而越发变得势不可挡。这表明，在受过教育的“富人”和“穷人”之间不断增加的社会鸿沟正在日益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在过去，国家主要关心的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而并没有过多关注整个人口的教育和技能分配方式。因此，报告强调，改善总体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从成人技能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可见，当拥有各种技能水平的人们从接受更为广泛的教育中收益时，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性也同样会受益。低技能成年人占比较小以及高技能成年人占比较大的国家，即在其技能分配方面拥有更高包容性的国家比那些拥有相似的技能水平但在整个人口的技能熟练程度方面差异更大的国家，在经济产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社会公平性（基尼系数）方面，相比较起来做得更好。

报告强调，包容性社会需要以公平的方式促进技能的学习和习得，并支持精英教育制度和社会流动的教育体系。当社会流动的引擎减慢，社会就会日益变得不包容。通常在参与成年人技能调查的国家中，向上流动倾向占比（高于其父母所受教育程度人口的百分比）在55～64岁人群中估计达到42%，在45～54岁人群中达到43%，但在35～44岁人群中下降为38%，且在25～34岁人群中下降为32%。而且，教育向下流动倾向比例在55～64岁人群中的9%和45～54岁人群中的10%增长到35～44岁人群的12%和25～34岁人群的16%。这些数据表明，教育的扩招尚未促进形成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各国必须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报告同时指出，OECD平均水平可能会产生误导，这是因为他们隐藏了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在本年的教育概览中，最有趣的发现可能不是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是指标所突出强调的各国的差异。这些变化反映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他们也证明了政策的力量。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也正是关于教育和技能的真实所在。如图1、图2所示，世界各国在学术导向教育和职业导向教育间的实施情况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国家在打破社会不平等的循环方面做得比其他国家更为出色。这种不平等导致教育的不平等，包括基于教育和技能风险排除的不平等，保持低技能成年人占比小的不平等，同时为尽可能多的成年人提供机会以提高其技能水平。

报告特别强调，教育和技能是实现未来幸福的关键所在，并对恢复长期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提升国家竞争力、培养更具包容性及更有凝聚力的人才至关重要。这些有关教育与技能的大量数据采集有助于各国进行数据和基准比较，并将帮助其制订有效政策。

英语的包容性 篇10

一、收入差距过大损害经济增长, 解决穷人脱贫致富迫在眉睫

包容性增长就其内涵而言, 必须强调两个方面, 即“参与”和“共享”, 这也是“社会包容”的基本涵义。换句话说, 只有在所有的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和“共享”时, 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这是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和共享, 当然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 也包括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

从中国目前的现实语境剖析, 随着地区发展不平衡, 城乡差距的逐渐拉大, 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会通过一系列财富、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效应损害经济增长。就财富效应而言, 贫困人口无法投资于教育或创业, 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就社会与政治方面考虑, 收入差距过大会引发财富再分配的要求, 而过度的再分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从而损害经济增长, 伴随着再分配的是很高的社会成本。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对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 使得高收入阶层有可能操纵经济, 改变政策从而获利, 经济增长就会受到损害。

因此, 应该把“包容性增长”与解决目前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结合起来, 否则, 怎样发展都无法破除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而穷人却无路、无力可富的困局。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对穷人的包容, 让穷人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去, 并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要更好地实现对穷人的经济包容, 首先要厘清两种不同的收入差距。一种是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的环境的不同所造成, 另一种则是由个人的工作努力与劳动勤奋程度的不同所造成。个人背景或所处的环境包括如宗教信仰, 家庭财富与特权、社会关系、肤色、性别、所处的地理环境, 所工作的行业等诸多因素。由这些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反映的大多是机会的不平等, 是社会不公的表现, 是不可接受的, 它们通常是由制度, 市场与政策的不完善与失灵所造成, 必需通过公共政策手段来消除。其次, 由于个人的努力和勤奋的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异反映的则是市场机制的酬勤惩懒, 是良好的激励机制起作用的表现。这样的激励机制鼓励创业与创新, 是促进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不能简单加以否定。我们所指的穷人是第一种原因造成的贫困人群, 要使这类群体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去, 就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 也要让其过上一种很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 这是“包容性增长”所要达到的目的。

因成功实践为穷人开办银行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孟加拉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认为, 贫穷并不是因为穷人缺乏改变生活消除贫困的途径与能力, 更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懒惰与愚昧, 而是“因为金融机构不能帮助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 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贷款需要。”所以, 解决穷人的经济包容问题, 必须从弥补穷人的信贷权利的缺失开始, 解决穷人的信贷权利贫困问题。

二、弥补穷人的信贷权利的缺失, 大力发展微型金融服务穷人

尤努斯与格莱珉模式证明, 只有通过发展真正意义上为穷人服务的小额贷款, 增加穷困群体自助、自雇性就业, 才能减轻国家的就业压力,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消除持久贫穷, 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性增长”。我国的小额贷款为什么没能像格莱珉银行那样, 能够发展得这么好, 甚至是全世界还款率最高的一个银行?我想重要的一点原因是对格莱珉模式实质领悟不到位。

我国大多数金融创新仍旧是基于传统信贷理念上进行的, 一直以商业化为主要方向, 结果导致官办银行不会贷款给穷人, 其原因有:一是官办银行以追求利润为经营导向和主要目标, 自然嫌贫爱富, 只愿锦上添花, 不愿雪中送炭, 缺乏向比较效益低的穷人提供贷款的积极性。二是官办银行在贫困地区网点少, 缺乏机构和人员, 重新配置的成本太大。三是官办银行长期以来的经营对象主要是企业, 不熟悉熟人社会的游戏规则, 缺少与千家万户打交道的经验。格莱珉银行一反传统商业银行漠视穷人的习惯, 而将目光转向那些急需贷款但自身经济状况极端窘迫的穷人, 尤其是贫困妇女。至今, 格莱珉银行的借款者中, 96%是贫困妇女, 他们甚至向乞丐发放小额信贷, 而且不需要抵押。从穷人的愿望和需求出发来安排和调整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计划是它的一大特色, 如为了避免大额还款而给穷人带来的还款心理障碍, 格莱珉银行制定了每日还款计划, 将巨额的还款切割成穷人可以接受的小块, 使他们在每日偿还中不但有了适当的还款能力, 同时又完全有能力承受数额微小的每日还款 (后来为了便于操作而调整为每周还款) 。再如, 为了保证小额信贷需求者能够有能力还款, 格莱珉银行创建了有效的组织形式, 基于对孟加拉传统农村社会的理解, 尤努斯要求每个贷款申请人都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支持小组, 并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 通过这些机制来保证支持小组的成员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相互支持关系。贷款支持小组有效地降低了格莱珉银行的监管成本, 将来自银行的外部的监督转化为来自成员自身的内部监督;同时, 支持小组还在小组内部激发起更大的竞争意识和更强烈的相互支撑意识。

在支持小组的基础上, 格莱珉银行还鼓励各支持小组形成更大的联盟, 即“中心”。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都是对外公开的, 这有效地降低了来自银行的腐败、管理不当以及误解的风险, 并使负责人与银行职员直接对贷款负责。在商业银行频繁爆发内部腐败丑闻的今天, 格莱珉银行公开透明的“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贷款程序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金融机制创新。

更为重要且意义深远的是, 格莱珉银行通过这种特殊的机制, 极大地调动起借贷者们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使这些本来完全没有金融知识的贫穷村民, 自然地对管理自身的事务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他们往往比银行职员更能提出创新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他们有强烈的内在动力去寻找新的途径而使自己和其他成员尽快脱离贫困, 这与传统商业银行通过层层行政体系来审批贷款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政府要“政策上放开、资金上扶持”, 大力培育金融的本土力量

当前我国金融缺位惊人, 穷人致富缺乏资本支持。近几年, 我们国家虽然在大力提倡金融创新, 目的也是要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 脱贫致富, 但效果并不明显。金融服务“缺位”现象仍然严重, 据银监会统计, 截至2009年6月末, 全国仍有2945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 即使近几年各地纷纷成立的小额信贷公司, 其建立也是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穷困家庭及个人极少能够从这种小额信贷公司借到钱。分析原因,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金融改革还是在传统金融理念下进行的。传统的金融体系用各种方式制造着穷人接近正规信贷的障碍, 银行坚持一套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流传了几百年的信贷哲学, 而这些信贷哲学, 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穷人置于最不利的信贷地位。

传统信贷体系教导, 银行的贷款需要接受贷款者提供必要的足够的抵押担保, 而穷人 (尤其是赤贫者) 几乎没有什么抵押担保品, 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有钱人才能合法地借到钱。传统的银行只是将眼光盯住那些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家, 而不屑于与那些小额贷款需求者打交道, 因为在他们看来, 小额贷款需求者的贷款数额小, 耗费的贷款成本与未来预期收益不成比例, 因而只能使银行亏损。传统的信贷哲学还假定, 穷人根本没有还款能力, 给他们发放贷款只能是一种浪费, 穷人的信用与智慧都不足以使他们利用贷款创造合理的增值, 因而银行向这些穷人贷款得不偿失。

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 任何新生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 都是源于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源于需求的大胆创新。其实, 我们向来不缺少象建立格莱珉银行这样的民间智慧, 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我国农村合作基金组织就是民间智慧的体现, 虽然因为良莠不齐, 问题不少, 1999年全国宣布统一取缔, 但应该说农村合作基金组织为解决当时农村资金需求做出了一定贡献, 也为培育金融的本土力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在培育金融的本土力量上, 政府要政策上放开, 不要过分担心金融稳定, 要考虑金融的巨大需求, 特别是被称为“金融不可碰触的人”穷人的资金需求, 弥补穷人的信贷权利的缺失。制度的出台不要只单方面听取金融部门的一家之言, 而要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 征求各方面的包括穷人群体的意见。充分发挥民间的创造伟力, 放手让各地大胆试验, 金融部门只须做好指导、监督、总结、推广的工作就可以了。促成地域性强、规模小、“软信息” (如人与人之间的血缘、辈分、宗族关系, 借款人的工作能力、经验、信誉、贸易相关博弈等) 丰富为特点的金融本土力量的生成。

政府也要在资金上予以扶持, 担负起金融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坚持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方针, 做好大金融机构与小金融组织的对接, 在落后偏远地区, 政府应拨出专款用于启动资金, 在村一级着力培植资金互助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