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三重动力

经济增长的三重动力（共5篇）

经济增长的三重动力 篇1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开始新一轮的动力升级，即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这既是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依据之一，也是决定能否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性目标的关键环节。2008年9月，国务院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长三角地区要在高起点上争创新优势、实现新跨越的战略部署。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要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升级中走在全国前列，实现率先发展。率先发展意味着必然率先遭遇困难、矛盾和瓶颈，也意味着率先提供解决困难、化解矛盾、打破瓶颈的经验。本文依据美国“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所构建的分析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框架，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动力升级中面临的约束性问题进行分析。

约束之一：谨防过度投资依赖引发“锁定”效应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进入工业化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经济增长对投资的高度依赖一时难以消除。但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已成长三角地区继续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为此，必须破解对投资过度依赖可能引发的“锁定”效应。

第一，对重化工业过度投资可能引发“产业结构”锁定。目前，长三角地区已经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运用计划手段强力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同，当前经济重型化的迅速发展是受工业化发展规律推动的自律性发展，具有市场经济主导等特点。这意味着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的演进具有内生性，因此，任何试图推进经济结构升级的努力都应建立在对经济结构状况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重工业化的发展既符合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性新要求，也是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打造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内在要求，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内在合理性。

霍夫曼系数是测量一国或一个地区工业化进展的重要指标。表1显示，长三角地区均已进入高度工业化阶段。然而，长三角地区经济结构重型化仍具有发展隐患。虽然从发展阶段看，长三角地区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或发达阶段，根据产业结构动态演进的一般规律，该地区已到了着力提升服务业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重化工业具有投资大、周期长，沉没成本高等特点，其发展具有很强的延续性，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长三角地区仍具有发展重化工工业的优势和动力，这在客观上加重了该地区经济增长对重化工业的的结构性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产业结构的“锁定效应”，将加大产业结构升级的难度。

数据来源：2002—2007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2007年数据来自年度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

第二、对资源过度消耗可能引发“能源消费模式锁定”。近年来，长三角地区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着力追求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与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出经济持续增长、环境逐步改善的局面。但由于长三角地区正处于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阶段，制造业比重很高，具有对资源、能源高消耗的产业基础。

由表2可知，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投资的比重超过80%，在工业性投资中所占比重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制造业投资的具体构成来看，纺织业、重金属冶炼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传统产业占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比重仍很高。例如：2006年，浙江纺织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实现投资333.7亿元和244.3亿元，分别占工业投资的10.5%和7.6%。这些传统产业具有高能耗、高污染的特点，这无疑加剧了长三角地区的生态负荷，导致该地区普遍出现了生态承载力下降、资源消耗巨大、耕地面积锐减、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环境污染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如何突破在能源、生态等领域的发展瓶颈，推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向环境优化的方向延伸，需要创新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约束之二：谨防创新动力不足引发“阻滞效应”

以上海为龙头，长三角经济已进入向创新驱动全面转型的发展阶段。在各自的“十一五”规划中，上海提出2010年城市创新体系基本形成的目标，江苏提出加快形成具有江苏特色的创新之路的目标，浙江提出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的目标。这显示该地区已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拐点。长三角地区要代表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加快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并有效防范当前创新动力不足可能引发的“阻滞效应”。

第一，区域创新体系发展滞后对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形成阻碍。P.CooKe (1992)提出区域创新体系是企业以及其他机构经由以“根植性”为特征的制度环境系统地从事交互学习(interactive learning)的地方。从全国区域创新的分布看，长三角地区无疑是全国最具创新力的地区，知识创造、知识流动、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绩效等反映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在全国范围内都居于前列。该地区的体制创新能力尤为突出，先后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温州模式”、“浦东模式”，犹为难能可贵地是由乡镇企业为主导的“苏南模式”向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发展方式的“新苏南模式”的转型不啻是一场涅槃。这种敢于不断突破自身的魄力和能力是长三角地区保持强大活力的重要动力源。但从长三角一体化的视角看，该地区区域创新网络都各自构成网络，相互之间缺少联系和互动，各地的创新活动不能形成合力，从而影响和制约着该地区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近年来，长三角两省一市联合签署了《长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并据此制定了《长三角科技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08—2010年)》，提出通过三年的努力，使长三角科技创新体系更加健全，合作机制更加灵活，创新能力更加强大，基本形成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区、科技资源共享区、生态和谐宜居区和科技产业创造区，率先成为中国最具活力、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区域。这为实现长三角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契机。

第二，外向型经济所形成的“嵌入型”创新对培育本土自主创新形成阻碍。目前上海的创新要素组合已具备了自主创新的充要件，投资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为创新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台阶;作为创新的一项重要的指标，2004年上海R&D经费占GDP的比重就达到了2.29%，超过了创新城市2%的标准底线。上海的自主创新已跨越了启动阶段，正处于创新活跃期。但由上海外向型经济导致的“嵌入型”创新模式的技术溢出效应受到了很大限制，影响了上海自主创新的整体能力。再如，近年来，江苏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地位迅速提高。2007年，在江苏高新技术产业中，外商投资经济与港澳台商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占全省的比重达到60%以上。然而，由于江苏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技术、零配件主要靠引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少，因此附加值较低。此外，随着外资企业越来越严格地控制对华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对我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直接作用非常微弱。相反，对引进技术的依赖和跨国公司的垄断抑制了我国自有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抑制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如果存在过度的对外依赖，与本土的自主创新几乎没有什么关联效应，一方面，将抑制本土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可能削弱经济增长对技术自主创新的需求。如何处于好自主开放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培育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创新基础是长三角地区面临的重要课题。

数据来源：2002～2008年《上海统计年鉴》。房价收入比=整套商品房价格/户年均可支配收入，商品房按100平米计算。

数据来源：2002～2008年《上海市统计年鉴》。

约束之三：谨防异化的“财富驱动”引发“泡沫效应”

根据波特的分析，财富驱动阶段是一国经济完成创新驱动之后可能进入的发展阶段，显然，长三角地区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然而，近年来，该地区却出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阶段性转化中出现了变异，即越过创新驱动直接滑向财富驱动阶段的不正常的“发展次序颠倒式”发展，这一异变显示该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很大隐患，是一个值得高度关切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商务成本和土地资源稀缺性的上升，以上海为典型，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财富驱动的比重出现持续上升，主要表现为土地批租和房地产为核心的财富型产业的快速增长及其对城市经济的带动作用上。

由表3可知，上海的房价收入比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4-6倍的合理区间，表明上海市的房地产价格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承受能力。表4则显示，进入21世纪，上海市房地产的投资呈现旺盛的增长态势，从房地产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衡量，均超过8%的国际警戒线。如果越来越多的商品房并非真正进入“消费领域”，而是作为投资者获利的载体，其高“空置率”无疑会导致房价越来越高。虚拟需求的不断放大，实质供应又在不断增加，两者相迭加，极易形成经济“泡沫”。虽然说，现代经济运行中泡沫现象在所难免。适度的经济泡沫，对活跃经济、促进竞争、推动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是有利的。但一旦泡沫过多，造成虚假繁荣，最终导致泡沫破灭进而引发雪崩效应，其结果必将是灾难性的。前有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日本泡沫危机以及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房地产泡沫危机殷鉴不远，近有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如何规避“经济泡沫”化隐患，使经济增长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依然任重道远。

在多数民众尚未完成财富积累的情况下，过早地滑向财富驱动，这一增长模式至少暂时是排斥多数民众参与的。波特认为，在财富驱动阶段，驱动力是已经获得的财富，即依靠过去的财富来驱动经济发展。当前，我国更需要的以“创业”方式进行投资，而不是纯粹“套利”型的投机。过早滑向财富驱动更为严重的隐患在于对于创新动力的压制。当一个社会热衷于追求通过财富本身追求财富时，推动社会的创新动力必将受到忽视。为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优化发展路径，通过提升投资驱动质量，提高创新驱动地位，切实防止经济滑向波特所描述的充满暮气、萎靡不振、经济衰退的财富陷阱之中，确保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摘要：本文对长三角地区增长动力升级面临的约束条件进行剖析, 提出应谨防过分投资依赖引发“锁定效应”、创新动力不足引发“阻滞效应”以及由异化的财富驱动引发“泡沫效应”, 应积极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推进经济增长动力实现顺利升级。

关键词：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创新型国家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 2002.

[2]王荣华.2007:创新长三角[M].社会文献出版社, 2007.

[3]周国平, 高炜宇.创新驱动:上海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9) .

[4]江苏省统计局.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实证分析[OL].http://www.jssb.gov.cn/jstj/fxxx/index_1.htm.

[5]P.Cook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Competitiveness Regulation in the New Europe[J].Geoforum, 1992, (23) .

[6]G.Grossman and Kreuger.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1995, (02) .

焦虑：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篇2

为什么一些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富有，而其它国家和社会却始终处于财富的底层呢?这是经济学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有许多基于地理、气候、文化或历史差异等方面的假设。而我却有另外一种解释：不安全感。它源自于一种担忧：即如果你停止辛勤工作，一些人或一些事会随之而来、并夺走你所获得的东西。

比如美国，它始终在为其经济和军事霸权所面临的威胁烦恼，有时甚至有些歇斯底里。与丧失领导地位有关的每一种新的担忧都会引起民族自省的发作，并带来衰落即将临近的预言。这种烦恼会导致下意识的保护主义。更多的情况是，这刺激美国人取得了新的成就，使其经济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许多产生激励作用的事件被迅速遗忘，证明在一个民族自我复兴的天赋中，短暂的集体记忆并不重要。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曾有人担心日本将如何“买下”美国，而今，又有多少美国人还记得当时的苦恼呢?

在亚洲，焦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缺乏自然资源，以及在地理、文化方面被孤立的担忧起到了为日本经济崛起提供动力的作用。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访问日本的时候，我曾一次次地被打动：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日本的成功是多么不稳定；而在他们的国家已经成为富国之后，为了实现工业进步的神圣使命，日本人又是那么长期而无私地牺牲着个人的生活质量。经过多年之后，三年前我重返日本，问日本朋友，在经济度过了最糟糕的时期后，当下重要的国家目标是什么。他们当时说不出来什么，但表示，他们自己的目标就是更好地享受生活。我当时意识到，这个经济体正趋于成熟。

普遍深入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外国人明显不信任(在国防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也推动了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尽管1997年至1998年的经济危机使其遭受重挫，但民族多疑症以抵制外国人的方式延续了下来，这些外国人在韩国经济跌至谷底时在那里投资，从韩国的不幸中获益。

在中国，另一种担忧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作用：其领导人在政治上的合法性，靠的是人民生活水平能否迅速提高。对于他们来说，导致民众普遍不满的经济突然低迷，简直是一场噩梦，这种担忧并非大国所独有。新加坡对于新增长来源和就业的狂热追求，也反映出了类似的担忧。

诚然，并非所有在经济方面成功的国家，都被焦虑所困扰。澳大利亚实现了繁荣，尽管它是个“无忧无虑”的国家。伹长期以来，丰富的自然资源也缓解了对其经济弱点的担忧——尽管生活无疑比以往压力更大。印度正沉迷于迅速的增长及其经济可以在国际上竞争的发现。但另一方面，因为印度在经济方面的成功太过异常，以至于它依然习惯于忧虑。

在亚洲多数地区，国家在不安全感方面的疑虑扩大到了个人身上。微薄或根本不存在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该地区高储蓄率的原因所在，而这也为该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即便身为亚洲最富有的经济体，香港和新加坡仍然没有提供失业保险计划，而它们的信念就是强制人们自食其力，驱策人们努力工作，只要所有人都有自我牺牲精神，并且真的有自我改善的机会，这就是可以容忍的。

从北京到新加坡，对于亚洲各国政府而言，一个日益突出的挑战，就是这种社会契约正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增长不再解决所有的问题，高技能工作获得的回报越来越多，加剧了城市内部和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许多亚洲国家因这些趋势而萌生的政治忧虑能否再次带来解决方案，我们不得而知。

对于那些焦虑推动型的经济体而言，另一个大问题是，它们往往会因为全神贯注于一个狭窄的国家目标而变得眼光短浅，无法看到隐藏的危险。在那些政府集权设定目标、而又不想进行重大政治变革的国家，这种风险特别大。日本权力巨大的官僚主义者一直忽视资产泡沫，待到发现它时，为时已晚。泡沫在90年代破裂后，该国经济坠入了长达10年的通货紧缩。韩国的工业发展规划者未能发现被高估的货币、虛弱的金融系统和不稳定的企业债所面临的风险，而正是这些因素将其经济带入了低迷。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 篇3

虽然一些学者怀疑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真实性,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即便考虑到统计方法以及统计口径中存在的某些误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保持着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事实。对这些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和对外开放利用国际资源潜力,这两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来论述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

体制改革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制创新和变革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重大制度的创新,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办、经济特区的成功等都给我国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1992年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对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大大提高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济组织的效率,释放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巨大潜力,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增强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促使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

随着充满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释放出了国内的发展潜力,使我国资本高速积累、劳动力不断加强、技术不断进步,从而促使改革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由于我国的高储蓄率和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我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7.3%,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长期能保持这么高的投资率。三十年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平均高达4.1%。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每年约有1.9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为我国经济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大幅增加,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才保障。改革30年来,我国投入经费不断增加,企业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每年的专利申请数大幅增加,1998年专利申请数只有2.3万件,而到了2006年增加到了26.8万件。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商品、资金、技术的短缺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的。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将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

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是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中国加入WTO后,同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从多方面入手,运用发展进出口贸易、建立互信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逐步确立自己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其中,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及产品的生产,还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需求情况。对我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后,短缺时代已经过去,大部分产品都是供过于求。需求的扩大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07年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超过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1]。我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速度,提高了我国专业化水平、优势资源效益和技术创新。另外,进口贸易也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我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货物,使我国取得了国际分工利益,提升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增长。2007年出口额为12 180亿元,是1978年的12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8.8%。自1994年起我国的出口额一直大于进口额。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946万亿美元[2],继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一直持续增长,此比重在1993年超过1/3,2001年超过1/2,2006年接近60%。这标志着我国充分利用外资潜力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取得巨大的成功。

二、未来我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85%的速度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现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还远未结束,中国经济也深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放慢了持续增长的步伐。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为许多人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进一步完善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将在我国各领域不断展开,体制改革的成效会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逐渐释放。中国经济从单一制发展为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型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根本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竞争越来越活跃,资本使用效率越来越高,非政府投资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长久的活力。但是,我国目前体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国家金融机构还不够完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制度;用于影响生成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确定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随着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法律制度等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方面的效率也将不断提升。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二)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不仅仅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技术进步而且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甚至购买先进技术已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人口素质大大提升,人力资本取得巨大的成就。我国每年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和留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加,造就了大量的高学历、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他们具有较强的技术吸引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技术保障。

(三)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期

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经济的成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达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成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减弱。在此阶段早期,工业比服务业增长更快,整个经济表现为以工业增长为主导的高速增长。在此阶段,需求结构效益引发产业结构变动,促使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部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亦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种伴生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同步提高。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是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过程,人口、资金、土地以及各种生产资料都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能节约土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效益,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扩散,因此,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测算,城市化增长1个百分点,将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我国1978年城市人口只占17.9%,2006年城市人口占43.9%,年平均增长0.93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按目前的城市化进程计算,我国达到70%的城市化水平,还要29年。因此,城市化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四)我国具有低成本优势

资源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竞争力以及一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资源也是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我国人口众多,各层次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意味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3]。近年来,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竞争手段就是“低价跑量”。虽然最近两年来,在国内政策和产业成熟度提升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至今仍然不足美国的10%,所以,成本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当然也就是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持续增长的优势之一。

(五)庞大的市场规模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现代经济中由于技术和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市场规模越来越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规模,成本就会很高,发展就会出现困难。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我国每年新生儿有1 400多万,这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国人口。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原有人口生活水平保持不变的话,仅仅满足这些新生儿的生活条件,中国GDP每年就要增长4%。[4]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巨大,中国改革30年的发展主要以外向经济拉动为主,中国未来20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将是国内的市场,因此,我们将比韩国和日本等国有更长的高速增长期。

(六)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只占到国民产业结构的40.1%,而发达国家达到70%。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由市场来调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劳动力转移将主要向第三产业移动,这就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第二产业结构的上升,促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就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我国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地区资源优势互补性很强,产业发展可实现梯度转移,从而延长了经济发展时间。我国具有形成较大市场规模的条件,这有助于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抵抗外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七)我国具有的后发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我们应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借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制度和管理经验,降低成本和风险、缩短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我国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我国经济保持较长时间增长。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N].北京:人民日报,2008-03-20(1).

[2]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储备—2008[EB/OL].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110400000000000000,19&id=5.

[3]海闻.中国有可能创造持续5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J].现代商业银行,2008,(3):17.

经济增长的三重动力 篇4

人们普遍认识到，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尤其是当经济趋于成熟、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再的时候。未来生产率以及生活品质和生活水平的突破性改善，皆有赖于创新。

在公众的观念里，创新已成为企业成功的同义词。当今时代最成功的品牌都是创新的佼佼者。“创新”一词已成为行业领导地位的一种社会文化表达。如今流行给任何新事物冠以“创新”之名——希望凭借打上“创新”的标签确保商业成功。

创新成功可能与庞大的研发支出有一定关联。然而，可观的研发支出本身并不能确保创新。实际上，资源、合适的政策框架以及创新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在多数有活力的市场，为促进创新建立合适的政策框架，都是政府政策的制定目标，也是企业战略和投资的组织原则。

不过，不同国家之间，围绕何种政策才是建立创新经济的正确基石，以及采取什么策略实施合适的政策，一直存在分歧。而且，在真正的创新经济中，政治优先事项可能与经济及社会基本面的某些因素发生冲突。

全球创新地理格局转变

2014年，全球研发资金预计将达到大约1.6万亿美元。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的研发投入将占到全球总额的80%左右。过去10年，就全球以及特定国家内部而言，我们是变得更具创新性了，还是创新能力停滞不前？围绕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争论。确实，一些国家的某些创新指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下降，特别是，其研发投入可能落后或停滞了，科学教育面临财政压力。

尽管以广为接受的指标衡量，美国和一些北欧国家仍是创新领军者，并且仅美国自身就占到了全球研发支出的约三分之一，但全球创新地理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创新和科学研发中心正在兴起，特别是在亚洲。中国和韩国就是例子，其研发支出年增长达到两位数。根据可获取的估计数据，中国占全球研发支出的约17%，近年来，其在全球研发支出中的占比每年以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研发支出第二高的国家。不过，只有12个国家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率超过2.5%：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瑞典、以色列（为最高，达4.2%）、瑞士、奥地利、新加坡、芬兰、丹麦和卡塔尔。

另一个地理上的变化是创新的全球化。在许多行业，要想创新，就必须借助全球而不是国家乃至区域市场，并且需要利益相关者通力合作，推动科技进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垄断知识或创新。在这个通信飞跃的时代，创新来自世界各地。通过网络化的平台进行合作，能够消除地理上的障碍。

创新的基石：共同的国际经验

没有单一的政策框架或商业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行业和地区并带来创新，但在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似乎存在某些类似的基石，支撑和促进创新。它们是什么呢？有四个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政府政策至关重要。研究发现，一些特定的政府政策能够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这包括投资人力资本（教育）、建立深厚而具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开放投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施行支持性的监管政策。如果这些领域的游戏规则树立了长期信誉，人才、资本和研发平台都将尾随而至。

推行发展长期人才储备的教育政策：通过教育机构投入资源，致力于发展人才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以及商业技能。

实行开放的投资政策：运转良好而开放的资本市场，会把资金分配到有前景的科学研发中，而不受政府的干扰。开放的投资制度允许资本跨境流动，从事风险投资活动和商业开发。这些政策可能包括某种税收激励，比如研发税收减免。

保护知识产权：对个人的积极性和所承担的风险做出奖励，保护是必要的。

实行支持性的监管政策，即既符合公众利益、又最不具有干预性的政策：既不增加价值、又不产生责任的监管应该消除。

第二，培育鼓励私营部门积极性的文化。政策应该向发展私营部门倾斜，鼓励私营部门发挥创新引擎的核心作用。私营市场的活跃发展，以及企业管理层关于通过创新提高利润的承诺，常常是进步的源泉。

第三，政府在支持优先领域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基础研究常常不会带来直接或立即的商业回报。因此，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可能是私营后续开发商业应用的催化剂。

第四，为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研究者的聚集，包括在大学和企业之间，以及科学和创业人才的合作，能够促进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促进创新性的科学发现和商业应用的开发。这种联系能够带来跨境人才。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高速互联网服务，并建立安全的数字平台，是这一创新过程的一部分。

从制药行业看创新过程的全球化

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清晰地体现了创新过程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这些行业之所以能够反映创新的价值，是因为其营收的很大一部分会回流到研发中。全球生命科学行业占全球总研发支出的约八分之一。在所有行业中，发达经济体中以研发为基础的制药行业，将营收重新投入到研发中的比例是最高的——日本为17.3%，美国为15.5%，欧盟为14.1%。

新药研发的成本非常高。据估计，从发现新药到推向市场，成本接近12亿美元。美国制药公司所考虑的每5000种至10000种试验阶段的化合物中，只有一种将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每10种药品中，只有两种能够收回研发成本。研发可能需要10年至15年的时间。因此，新药研发的巨大风险，要求必须有稳定的政策来奖励科学发现，提供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定价政策必须能够平衡投资回报和药价的可承担性。没有这些基本政策，公司不会进行大额投资。

国际制药行业充分注意新药研发的全球性。该行业认识到，其利益在于不同市场能够实施鼓励创新的趋同监管政策。该行业还认为，中国在这一全球舞台上将扮演重要角色，有可能参与联合开发，并降低成本。国际制药公司已经认识到，中国政府给予了生物技术优先地位，视之为战略产业，并以促进该产业创新为目标。

中国的许多大制药公司也认识到药品创新的全球性。如今，我们看到跨国公司与中国制药公司之间的合作迅速扩大。中国正在改善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基础和安全标准，并修改监管政策，使之更符合国际惯例，以期向价值链上端转移。

国际制药公司通过合作在中国市场立足的愿望非常强烈。预计未来数年，国际制药公司在中国的总研发支出每年将超过8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差不多是中国制药行业大中型公司总研发支出的一半。另外，中国公司也在进行海外投资。中国医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在美国进行了近50笔投资和收购，总额近10亿美元。

中国生物技术未来的政策挑战

中国能否在制药创新中成为主要的全球参与者，取决于中国能否克服长久以来的政策挑战。在此过程中，以下几点需要注意把握。

第一，发展支持性的监管环境，使中国能够融入全球药品创新市场。中国监管程序的效率目前落后于其他主要市场。患者获得新药的时间平均比其他主要国家落后4年至8年。

第二，发展开放的资本市场，鼓励私人部门投资于研发，为企业承担开发新药的风险提供合理回报。

第三，实施信息和科技政策，使国内外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实现互联。

第四，保护新药开发的知识产权。

中国在全球创新中的领导地位，取决于建立提升私人积极性的政策框架

综上所述，中国显然已经展现出向全球科技界及商界学习的能力，有效参与全球合作的能力，以及让所学融入并适应中国的自身环境、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这方面的例子包括高速计算、互联网服务、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高铁运输。

研发支出的规模本身并不能在创新中带来价值。中国开发突破性产品和新科技的能力，取决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速度和内容。如果中国能够打破阻碍风险投资和科学试验的政策限制，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在具备了鼓励私人积极性的文化和政策框架之后，将会在真正具有创新性、突破性的产品方面，做出更多一流的贡献。

经济增长的三重动力 篇5

关键词：中国经济 ； 股市；劳动分工；政府债

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内在动力分析

（一）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

前30年中，中国经济体系之内劳动分工不断加速深化。经济进步最本质上体现在劳动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入。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入了国际分工，高效率的现代化生产方式（流水线、质量管理等）引入中国。当时的中国工厂刚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工厂包括幼儿园、小学、医院等，是个小而全的社会。受国际大趋势和国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影响，国内许多大工厂把幼儿园、小学、医院等分包给社会，专门进行专业化生产，中国经济完成第一次大分工，国际大分工带动刺激了国内的分工。

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又有一次分工升级。最主要表现为：国内企业的市场由原来的13亿市场变为现在的70亿市场。中国围绕国际贸易进行了分工，形成了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体系的两个生产基地。生产体系中出现了大规模中间件的生产组织。中间件生产最主要表现为：服务外包、出现软件中间件生产过程。外包方式形成了中间件的生产，中间件的生产代表了整个体系的分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劳动分工的又一次重大的分工，是经济繁荣最本质的因素。

（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力

投资加速和帮助了分工的深入。投资主要体现在对重化工业的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镇化建设。

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主要投资于轻工业，自90年代开始主要投资于重化工业，才慢慢导致高铁、飞船的出现，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升级，提升了分工的层次。通过对交通、电信、机场、供水供电、商业服务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了全社会劳动分工的成本。城市中旧城改造、新城建设等城市化的建设，使劳动分工的便捷程度得到提升。投资可以说是“经济引擎“。

（三）劳动力的大规模供给是经济增长的又一助推力

改革开放初，我国拥有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劳动者工资比较低，这也是吸引外商来沿海地区投资的主要原因。劳动力的大规模供给包括：大量农村劳动力和城市中就业人口。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廉价劳动力供给保证低端分工；城市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高素质人才保证了高端分工。劳动力的大规模供给同投资一样，是又一个“经济引擎”。

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分析

（一）自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出现问题。比如：希腊出现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不景气要重振制造业等。国际分工力量不足导致国内分工深化很难进一步进行。国际分工带动不起国内分工，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增速放缓的最本质原因。

（二）投资由于生产效率的下降、分工的停止而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问题资产形成，进而导致债务危机。这是我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急需解决的难题。也是我国半年内不断降准降息，在资本市场上进行逆回购的并出台地方债置换的原因。

（三）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但是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劳动力市场从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到现在用工荒、招工难。劳动力供给从充足变为紧缺。

我国经济步入经济新常态。在新的形势下，虽然面临许多难题，但也有新的发展机会出现。互联网经济是这几年发展非常迅速的行业，它的出现打破了实体经济中商品交换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格局，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互联网经济还处于发展中，对分工造成冲击力和影响太浅，远不如劳动分工、投资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冲击和影响大。

三、股市上涨的原因分析

前文分析指出，我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银行坏账率的急速增加和可能导致的债务危机。今年一季度银行坏账增加1400亿，达到9800多亿，坏账率达到1.39%；问题资产达到3.5%；中国银行体系中有问题资产达到4.9%。我国中央政府债、地方政府债、企业债之和有28万亿美元，占GDP的282%，每年要用15%的GDP总量支付债务利息，而我国GDP增长率为7%，只会导致负债比例越来越高。

为了缓解债务危机的出现：

首先，必须要降息。我国在2015年前半年降息三次，每次降息0.9%。但是要使中国GDP覆盖利息的支出，降息幅度不够，现在降息只是第一轮。股市随着降息周期同步启动。再加入降息加速资本外流，资本外流会使流动性不足，因此，只有通过政策上拉抬股市，通过股市上涨有效地平衡资本外流。

其次，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来增加流动性。我国今年已经2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释放几万亿规模的人民币。可是我国实体经济机会少，银行没有把释放的资金投资于实体经济，而是投资于股市。据统计，银行大约把2—3万亿资金投入股市。

最后，通过地方债置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债务危机。目前银行最大问题：地方政府债。我国地方政府债有25万亿左右，主要用于旧城改造和新城区建设。可是新城区超前投资，规模过大，人流量不足，地方政府财政不断缩水，土地出让下降三成，其他融资手段融资成本过高。地方政府还钱时间迫切、压力巨大。假如地方债务大面积违约，银行将失控。为了应对这一局面，财政部提出地方债置换。即允许各个省发行真正的地方政府债（融资成本为4%，长期）来弥补短期的债务。但是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只能在交易所和银行间销售，而交易所成交量小，只有通过银行间销售。中央银行承诺银行可以用新的地方政府债做抵押，获得新的资金去放贷。这实质上是中国版的QE，央行实施的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四、结束语

为了缓解债务危机，必须把融资成本压低一半以上，未来货币必须扩张，这会导致资产价格暴涨，严重的资产通胀。房地产会逐步企稳，股市出现繁荣。在降息和利率不断下调的过程中，全社会流动性的扩张或者货币的扩张对股市一定又非常大的刺激。但是，应该注意的是，降息同时诱发资本外流。所以，权衡资本外流的规模和股市非常有必要。（作者单位：西山煤电集团物资供应分公司）

参考文献：

[1]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国人民大学.2013（11）.

[2]赵永新.基于上证指数对我国股市波动进行研究 [J].经济研究导刊，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