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精选5篇）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篇1
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 今年上半年, 城镇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6%, 而农村为15.6%, 城镇消费增速比农村高出3个百分点, 比年初的0.4个百分点进一步扩大。而去年上半年城市消费增速为14.4%, 农村为16.4 %, 农村增速比城市高出2个百分点。从实际增长速度看, 1-5月份城镇实际增长15.9%, 高于农村3.6个百分点 (而去年同期, 农村高于城市2个百分点) , 其中5月份, 农村实际增长11.9%, 低于城镇3.8个百分点。这些情况反映出农村消费市场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不足。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篇2
一、劳动力结构变迁
1.年龄结构
当前，中国已进入低生育阶段（蔡昉、王美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郭志刚等，）。在此过程中死亡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出生率大幅下降和低死亡率的双重作用，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的10‰以下。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人口数量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之间便有一个时滞，两者随着时间变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王德文，）。表1描述了历年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之后，增速放缓，出现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单纯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支撑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渐缩小。
2.知识结构
描述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由于数据关系，我们仅能找到-的数据。从下表可以看出即便是2008-短短四年期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上升了5.99个百分点，大专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上升最为明显，上升了3.2个百分点。相应地，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比例的下降幅度达到11.1个百分点。从绝对量上看，就业人员中文盲的数量从0.4亿下降至0.15亿，小学文化的数量从2.07亿下降至1.50亿，初中文化的数量从3.60亿上升至3.72亿，高中文化的数量从0.96亿上升至1.28亿，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数量从0.52亿上升至0.99亿。然而，就业人员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仅占12.9个百分点，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21.6个百分点，初中学历的人员占比48.7%。当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现有劳动力的知识储备很可能会适应不了高端产业的发展需要。图1描述了各行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意味着这类行业对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要求较高，而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因而，要保证产业升级顺利进行，相应的提升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是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3.地域结构
由于地区间经济、产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层次较高，产业结构健全，二、三次产业占比大幅上升，劳动力收益高于其他地区，另外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发展空间更大，吸引了劳动力向这些地区流动。我国东部地区拥有比中西部地区更高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李宝庆等，），图2描述了中国劳动力的地区分布情况，从该表可以看出，东部劳动力占比最大；其次是中部；占比最小的是西部。劳动力的地域分布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从变化趋势来看，在-期间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比重有小幅上升，中部和西部的劳动力比重则小幅下降，但总体波动幅度较小，地域分布相对稳定。
4.产业结构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演进规律，即劳动力将首先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然后再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表3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就业份额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的演进规律，但也不完全符合这一定理。从到20，第一产业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主要被第二产业吸纳，第一产业劳动力下降的结果是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扩张；而第三产业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尽管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就业份额一直高于第二产业，但在此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出现了下降，下降幅度为5.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持续上升，上升幅度达到11.93个百分点。
二、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
1.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不匹配，失业与过剩并存，制约了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逐渐转型升级，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加大，现有低端劳动力很难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限制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的趋势；在三次产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内部结构中，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邹一南等，）。中国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升级的状态（干春晖等，2011）。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短缺和过剩并存（张车伟，2008；魏浩等，），这种结构性矛盾意味着，失业并不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而是缺乏合格的劳动力。总体而言，劳动力供给过剩主要存在于低端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主要在高端劳动力市场，表现为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下文用技能工人的供需情况来说明这一问题。表4描述了2004、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和产业技术提高，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大幅度增长。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20，包括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内的技能劳动者增加了1930万人，年均增加386万人。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分别提高了4.37、2.73、0.54、0.11个百分点，而初级工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减少了7.74个百分点（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2）。然而，相对于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的快速增长，技能、技术劳动者供给增长缓慢。表5描述了技术工人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求人倍率），从表中可以看到之后各等级技能、技术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均超过了1，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且越是较高等级，供不应求的程度就越大，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达到2.34，供不应求的程度最深。然而，劳动者整体的求人倍率除了2010、2011年，在多数年份未超过1，这说明中国同时存在着技术、技能劳动者数量不足和劳动者总量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状况可以用相对工资这个指标来反映。作为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从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来看，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他较高学历者的相对工资水平则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岳希明等，2008）。这说明我国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减少的趋势，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增加的趋势。
2.劳动力在城乡、地区、产业之间的流动受阻，制约了经济增长
户籍及其他制度的限制，劳动力在城乡间、产业间、区域间的的流动受限，限制了经济增长。本文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劳动力在产业间、地区间的的配置效率。其中劳动生产率用各产业或各地区的产值除以相应年度各产业、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产值数据用CPI定基指数进行了调整，以1978年为基期。其中测算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GDP、各产业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测算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东部、中部、西部GDP、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GDP及就业人员数量只有全国及分省（直辖市）的数据，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按照三大区域的划分，用相应省（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加总得到各区域的数据。三大产业之间仍存在一定的效率缺口，行业保护限制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在产业间流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限制了经济增长。表6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情况，按照二元经济理论，资本积累推动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部门是一个平滑过程，即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吸收（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在劳动力资源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过程中，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缺口逐渐缩小，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虽有缩小的趋势，但两者的缺口依然很大，意味着仍有大量劳动力没有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被第二或第三产业吸收，产业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经济增长。三大地域之间存在效率缺口，中部、西部的劳动生产率仅有东部的一半左右，促进劳动力在地域间合理流动提高效率的空间很大。表7描述了地域间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在劳动力资源向东部和中部转移过程中，中部和东部的效率缺口先是有扩大趋势，开始又有了缩小趋势；西部和东部之间也表现出一样的趋势特征，效率缺口先是呈现扩大趋势，20之后逐渐缩小。意味着地区间仍存在某些壁垒阻止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转移，区域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约了经济增长。城乡之间也存在一定效率损失，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测算城乡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但大量研究表明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蔡昉等，）；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20%-30%（姚先国等，2004）。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陆益龙，2008）。这些限制造成了劳动力的效率损失。
3.经济城镇化，就业未能实现城镇化
社会保障没有实现全覆盖，劳动力供给结构异化、扭曲，限制了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除了就业制度的`分割外，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出分割的状态，不仅城乡之间分割严重，而且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也处于分割状态（赖德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首先体现在城乡之间。尽管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处于城镇地区这样一个大的市场，但两者在岗位获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刑春冰，2008）。他们一般处于更为不利的就业境况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低且时常遭到拖欠、工作环境与劳动保护情况普遍较差（谢勇等，）。表8描述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无论是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农民工的参保率都很低，参保的比例分别只有6.5%、12.90%和17.43%，城镇职工参保的比例分别是43.26%、60.76%、62.23%，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36.76%、47.86%、44.80%，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制度分割同时体现在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享受社会保障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正规就业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员基本上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表8描述了不同所有制类型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事业单位、国有单位等正规就业部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普遍高于集体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等非正规就业部门。覆盖程度最高的是国有单位，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达到68.95%、83.75%、80.21%；覆盖程度最低的是非国有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其他类型企业），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9.25%、18.49%、30.44%，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59.7%、65.26%、49.77%，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农民工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在非国有单位就业的比例占85.05%，在事业单位和国有单位就业的仅占1.30%、4.43%。
三、结论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充沛 篇3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近日完成的相关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充沛，一系列新的制度红利正待释放，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巨大，前景光明。与之相应，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紧扣中国经济的发展脉搏，实现新一轮质的飞跃。
报告认为，中国经济目前表现出的经济和通胀一起回落及微观层面的企业盈利下滑等现象，正是经济转型期的共有特征，揭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增长模式转型的启动期。
报告指出，城市化的深入、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新三驾马车。而除了以上三大增长动力外，未来改革带来的制度性红利将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改革推进有望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迎来新一轮增长，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来潜在经济增长面临中枢性下移的风险。
基于上述判断，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过去一年里，中国证监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采取了倡导价值投资、深化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健全上市公司分红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促进债券市场发展、推动长期资金入市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为证券市场未来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夯实了证券市场长远发展的基础。相信中国证监会各项改革创新举措在得到有效实施后，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伴随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而实现质的飞跃。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
资本市场的表现与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息息相关。正确地分析和理解市场，首先需要正确地分析和理解实体经济运行。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完成了相关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充沛，一系列新的制度红利正待释放，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巨大，前景光明。与之相应，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紧扣中国经济的发展脉搏，实现新一轮质的飞跃。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转折时期，任何短期、片面、静态，而不是立足长远、动态、全面地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法必然无法得出正确结论。
一、三层面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依旧
近30年来，中国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革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2011年以来，中国季度GDP增长率已连续六个月回落，最近一季度已回落到7.4%。中国经济目前阶段的放缓是意味着高增长历史的终结，还是在酝酿下一个高增长周期？这一问题无疑已成为各界和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1。世界成功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表明中国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和经济优势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不能摆脱低收入陷阱，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做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国家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也面临同样的考验。
当然，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无法避免，世界上更不乏成功经验。研究表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总共有13个经济体，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7%或者更高，而且持续了25年或更长的时间，成功摆脱了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的研究，这13个成功的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它们都是开放经济，并且利用世界上已经有的知识来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也就是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时候利用了世界上已经有的知识来进行创新；第二，它们都达到了宏观的稳定；第三，它们共同的特性就是高储蓄、高投资；第四，它们都是市场化经济体；第五，它们都有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使中国经济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为开放的经济体，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与此同时，中国目前接近50%的国内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其他经济体，大量的国内储蓄为国内的高投资，以及高投资带来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反映了我国面对中等收入转型的挑战而做出的战略调整。中国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和经济优势，这将确保中国经济沿着东亚经济体所走过的“黄金增长路径”继续保持高增长，而不会像南美经济体那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经济仍有高速增长的潜力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编制的购买力平价数据，中国大陆的人均 GDP 在 1995-2010 年期间由 3000 美元提高到 10000美元（2005 年不变价）。这相当于日本在 1951-1967 年，中国台湾在1970-1987 年以及韩国在1970-1989 年的发展阶段。如果我们在更长的时间内观察这些成功转型的亚洲经济体的增长经验，可以发现两个特征：第一，它们都呈现了一种高速增长模式。这些经济体从初期低收入水平和低增长的状态出发，之后都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大幅加速的过程，然后随着它们的收入水平趋近于发达国家（地区）的水平，增长开始逐步减速。第二，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保持很好的持续性，在相对长的时期维持了较高的增速，历史经验表明当时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后来又高速增长了15-20年。
中国大陆过去30年的增长轨迹基本上重复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追赶过程的前期阶段所走过的道路。不过，与他们相比，由于我们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较早较快实现的人口转型、在建国初期由医疗和教育改善而带来的人力资源的快速积累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我们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就开始了经济起飞，并且在30年的时间内维持了一个更快的增长速度。目前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水平仅仅处在东亚经济体黄金增长期的前半段，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转型的成功推进，经济中长期内仍有高速增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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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经济70年代的转型历程揭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增长模式转型的启动期
从长周期看，在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增速在近两三年放缓可能难以避免。这种转型阶段存在一些历史共性，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大国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中都曾发生过。
中美都是大国经济体，在资源禀赋、劳动力和区位要素上，具备惊人的相似性。美国在经济转型和潜在增速下降的历史阶段，发生了一些与中国十分类似的现象。自上世纪60 年代开始的肯尼迪革命，将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推上高速上涨的过程，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通胀压力高企。另一方面，开始于20 世纪40 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给经济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在70 年代变得弱化，使得企业无法通过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导致企业利润率不断下滑，社会私人投资增速出现下滑，使美国经济增速从60年代的年均4.85%放缓至70年代的年均2.95%。到了80 年代，里根政府改变了美国的政策理念，财政货币政策由宽货币紧财政转变为宽财政紧货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刺激内需，通过投资优惠政策带动私人投资和技术革新，同时紧缩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随着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开始兴起，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多年的转型后终于重拾上升态势。
对比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国经济目前表现出的经济和通胀一起回落，微观层面的企业盈利下滑等现象正是经济转型期的共有特征。在工业体系基本建立、人口素质显著提高、科技水平不断进步、资本大量积累的有利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冲突可以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中国政府主动应对、深化改革以释放经济潜力和产业升级的内在趋势将是未来经济再上台阶的主要驱动力。一方面，政策逻辑转向宽财政稳货币，各种补贴政策和减税措施相继推出，以促进民间投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催生了新兴战略产业的萌发，中国政府已提出要用科技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选择若干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尽早成为国民经济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新世纪（行情 股吧 资金流）（10.41，-0.04，-0.38%）的前20年GDP翻两番的目标，十七大这一目标则调整为人均GDP翻两番。从目前的情况看，2011年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年的2.95倍，这一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10.36%。也就是说，由于在前一阶段中国取得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因此在未来的8年里，只要再实现3.4%的年均GDP增长率或4%左右的年均人均GDP增长率，就能完成在21世纪前二十年翻两番的目标。按照目前的长期增长趋势，中国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将远远高于这一速度。城市化的深入、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新三驾马车。
1、城市化进程将成为引领中国经济未来15-20年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
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伴随更有效率和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策略，将有利于增加需求，改善供给，促进社会平等，从而成为引领中国经济未来15-20年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据统计，日本和韩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城市化率分别是50%和72%，中国在2011年城市化率为51.27%，不过这一数字可能高估了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从 2000 年开始，国家统计局统计城镇人口时用“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来计算，这样有 1.8 亿“农民工”被归入城镇人口，但他们并不享有城市人口的各项福利和权利。下一个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部分农民工将变成真正的城市市民，无疑将为经济带来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每年多“市民化”1000 万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 个百分点，这个过程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
2、经济结构的转型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国民储蓄率相对其他国家一直偏高，高储蓄保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资金供给，但相对的消费不足也直接导致了服务业的发展不足，服务业占比与发达国家比明显偏低。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而这一经济转型的过程将为经济增长创造出相当大的空间。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方向是消费率的提升和服务业的发展。而从我国居民支出结构看，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增速已经超过商品消费，这表明居民对服务业的需求正在快速提升，预估未来服务消费占比仍有20%以上的提升空间。快速打开的服务业消费需求，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强有力的主引擎。
3、产业结构升级将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当前，全球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紧孕育，为中国工业赶超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紧密结合国情，我国在《“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确定了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战略新兴产业七大领域。这些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根据国务院确定的总体目标，到2015年和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分别达到8%和15%。产业结构升级后的新兴产业将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市场化改革开启新三大制度红利
除了以上三大增长动力外，新的制度红利的释放也将继续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大体经历了四次大的经济改革，分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WTO。每次改革都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8%左右时推动的。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往往促使政府推动经济改革。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都将赋予经济新的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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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破垄断带来的制度红利
目前，我国除了制造业领域民间资本参与程度相对较高外，服务业、采矿业、电力燃气水公用事业（1567.935，-4.20，-0.27%）部门国有企业投资仍占据主导地位。另外，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具有局限性，60%以上的民间资本主要投向了房地产和制造业行业，这不仅抑制了企业投资积极性，还加剧了产能过剩和经济的不平衡性。未来打破垄断，民间资本可以有更多的投资渠道，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2、金融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
融资难已成为制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当前逐步开启的利率市场化是解决这一经济难题的金钥匙。中国本轮经济增长的上升周期启于2001年加入WTO，而结束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衰退。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加入WTO，解决了中国产品市场问题，从而解决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其实这仅仅是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它解决了中国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问题。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资金的进入明显减缓，资金成本迅速上升，中国民营经济融资难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此时推行的金融改革将有助于解决这一融资难题。
3、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制度红利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反映了该国的综合国力。人民币国际化将赋予中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及其规则的制定方面更大的话语权，使中国在国际上具有更加强大、稳定的经济影响力。而在本国经济发展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推动力。人民币国际化后，贸易成本的降低，更平衡的经常项目盈余以及国内居民投资海外的更多机会，将促使我国经济逐渐转向内需-外贸并重的经济模式；更多的企业因为人民币国际化，会更多地“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金融的市场化水平也将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得到提升，目前行政为主的管理手段所造成的资源分配扭曲将有效得到缓解，从而推动经济更健康地发展。
总之，未来改革带来的制度性红利将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改革推进有望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迎来新一轮增长，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来潜在经济增长面临中枢性下移的风险。
四、中国资本市场将同中国经济一起迎接跨越式的大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中国经济悲观论者前仆后继，无论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世界经济衰退，还是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每一次唱空中国经济的人无不是折戟而归。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城镇化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广大人民群众巨大的财富管理需求离不开资本市场；优化融资结构，降低系统风险离不开资本市场。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证监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采取了倡导价值投资、深化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健全上市公司分红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促进债券市场发展、推动长期资金入市、降低市场税费、削减行政审批、发展场外市场、推动证券公司创新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为证券市场未来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夯实了证券市场长远发展的基础。我们坚信，中国证监会各项改革创新举措在得到有效实施后，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伴随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而实现质的飞跃。
寻找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篇4
五年来,《新财经》始终坚持“成长性”这一评选主题,力图通过“漂亮50”榜单的发布和挖掘,寻找优质A股上市公司的成长轨迹,并通过这样的推介、宣传和介绍,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寻找可持续的强大推进动力。
本届榜单的产生,“成长性”这一评选主题,继续得到良好表现。在本届榜单中,“漂亮50”上榜公司在“高成长性、产业地位、竞争实力”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与往届榜单相比,虽然有的公司在本届榜单中出局,但一大批优质的、稳健的A股上市公司已在榜单中连续多次上榜,这成为《新财经》“漂亮50”榜单中最令人瞩目的亮点。
本届《新财经》“漂亮50”榜单的产生,通过初选和终评两个阶段进行。
初选:邀请国内外著名券商、基金和投资机构,推选出100家公司初选榜单。
终评:1.邀请国内外著名券商、基金和投资机构的知名专家,对初选榜单进行分析、比较和评定,确定50家上榜公司的上榜资质;2.由特邀专家评定第五届《新财经》“漂亮50”上榜榜单;3.充分参考公众投资人的推选建议,确定最终公示榜单。
本届榜单的评选过程,充分尊重和综合了行业专家、机构投资人和个人投资者等多方意见和智慧,力求评选结果的专业性、客观性、公正性和公开性。
本届《新财经》“漂亮50”上榜企业的最大特点,是在“高成长性、产业地位、竞争实力”等方面均有出色表现。这样的表现,在为上榜企业提供盈利保障的同时,也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和坚实的资源基础。
一、高成长性——“漂亮50”的主旋律
《新财经》“漂亮50”榜单中,既有创立历史不长的民营企业,也有独占资源优势的国有控股企业。资本构成的多样性,造就了A股上市公司不同的企业成长形态和发展路径,这是中国特色,我们在评选中没有回避。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A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使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独树一帜,并创造了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稳定增长。在一个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国家经济体中,A股上市公司获得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成长。
《新财经》“漂亮50”上榜企业的高成长性,已经成为“漂亮50”榜单的主旋律,并在本届榜单中表现突出,如民营企业三一重工、苏宁电器、美的电器,国有企业中国石化、中信证券、宝钢股份、贵州茅台等均有优异表现,并在本刊的历届评选中连续上榜。
二、产业地位——龙头企业不断崛起
由美国而起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中国经济也遭受强烈冲击,在全球经济的一片低迷声中,中国经济抵御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一枝独秀,A股上市公司无疑承担起了更多责任。这批企业的良好表现,将带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下一个快速发展周期。
A股上市公司——中国经济的脊梁,已经在中国经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应该说,本届榜单中的上榜企业,给了中国经济更多渡过难关的实力和信心,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企业的潜在实力,也给境内外投资者带来了期望和投资机会。
在本届《新财经》“漂亮50”榜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中国企业,不但走在了国内产业界的前列,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强势胜出,成为国内产业界和世界产业界的龙头企业。这种发展趋势,将随着A股上市公司的进一步壮大,对国内产业格局和全球经济格局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本届“漂亮50”榜单中,这样的代表企业有:三一重工、苏宁电器、万科A、振华港机、东方电气、中国船舶、中国石化等。
三、竞争实力——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
从本届榜单看,市场资源、产业资源、资本资源等竞争要素继续向上榜企业集中。产业要素的高度聚集,使上榜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再作用和驱动于相关要素的再度聚集,这种趋势显现已经愈来愈明显。一些民营企业在取得国内产业竞争地位的同时,已将竞争触角伸向海外,开始进行全球化的产业布局,一些企业已在全球相关产业中获得了竞争优势。
在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下,市场集中度的高低,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竞争要素之一,在大幅提升企业市场集中度的同时,如何发挥资源聚集效应,进一步提高A股上市公司在国内市场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实力,需要中国企业进行大胆探索。进入本届榜单的A股上市公司,在这方面无疑走在了前列,如振华港机、中国船舶、青岛啤酒、中国石油等企业,在这方面都有上佳表现。
四、榜单变化——显现未来产业格局
“漂亮50”榜单的行业配置,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家和产业经济研究专家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形势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漂亮50”的行业配置结构。
在往届榜单中,A股上市公司的利润布局是5∶2∶3——垄断利润占50%、工业利润占20%、消费利润占30%。我们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上市公司的利润结构,将从目前的50∶ 20∶30转化为30∶ 20∶50——上游垄断行业贡献30%的利润,制造业贡献20%的利润,消费及消费服务产业贡献50%,甚至更多。
从本届榜单看,这种趋势开始更趋明显。本届上榜的A股上市公司,开始呈现出“两头并进”的特征,即消费及消费服务型企业、资源垄断型企业入选数量大大增加,占据了榜单中的很大比重。这种趋势和特征,在未来的榜单中可能还会继续强化。这种趋势的出现,也将对未来的中国产业格局形成巨大影响。这源于本文开篇时的一句话:“资本构成的多样性,造就了A股上市公司不同的企业成长形态和发展路径,这是中国特色”。
产业龙头引领产业发展。《新财经》“漂亮50”榜单揭示的这种趋势,将成为未来引导中国经济继续做大做强的源动力。
五、关于副榜——寻找中国经济新动力
在本届《新财经》“漂亮50”评选中,我们设置了副榜,并有10家公司入选。从入选的企业样本看,快速发展的中小企业和独具行业竞争优势的企业入选较多。美邦服饰、天马股份、金风科技、九阳股份、北京银行、潍柴动力、上海电气等公司入选《新财经》“漂亮50”副榜,这些“后起之秀”的出现,将带给未来的中国经济更多的亮点和创新活力。
通过副榜的推出,我们希望能借此引导市场更多地关注这个成长中的上市公司群体,更全面地认识这些公司的成长价值。在中小板开板五周年,创业板即将开板之际,更多地给予那些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上市公司进行关注和研究,为这些企业创造更好的市场成长机制和发展空间,这不但具有现实意义,更具长远价值——为未来中国经济寻找更多的新动力。这样的企业群体的不断壮大,应该能代表一个国家未来的产业走向,也应该是一个国家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
《新财经》“漂亮50”简介
2004年12月,《新财经》首次推出中国版“漂亮50”(Nifty Fifty)——未来十年中国最具成长性的蓝筹A股上市公司的评选活动。
2005年底,《新财经》再次联合权威机构推出第二届“漂亮50”(Nifty Fifty)评选,力图通过对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趋势、行业前景预测以及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借助定量、定性指标,寻找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中国资本市场上真正的Super Star(明星企业)。
“漂亮50”(Nifty Fifty)评选活动是在筛选契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产业和消费类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分析,寻找已经呈现竞争优势的蓝筹上市公司,为投资者的长期投资提供参考。
向结构调整要经济增长动力 篇5
从上半年产业发展情况看，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有序进行，改造提升制造业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服务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工业运行逐步趋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增幅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同比增长9. 2%，增幅比前两个月均有所提高。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 4%，中部地区增长8.8%，西部地区增长10. 8%。分产品看，464种产品中有346种产量同比增长。1-6月，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56143亿元，同比增长5. 3%，增速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1-5月，制造业完成投资53044亿元，同比增长14.2%，较前4个月回落1个百分点，降幅有所收窄。1-5月，规模以卜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2764亿元，同比增长9.8%。
化解产能过剩初见成效。1-6月，钢铁、电解铝行业投资同比分别下降8. 4%、31%。重点钢铁企业从3月份开始实现盈利，其中5月份实现利润28.5亿元，环比增长1.3倍，钢铁行业4、5月份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铁矿、煤炭价格大幅下降。前4个月水泥行业实现利润172亿元，同比增长109. 3%。平板玻璃行业实现利润18亿元，同比增长78%。船舶行业逐步企稳向好，上半年承接新船订单408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78. 2%，前5个月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25.3亿元，同比增 长9.2%。
服务业发展继续呈现良好态势。上半年服务业增长速度8. 0%，比同期经济增幅高0.6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6. 6%，比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己连续6个季度超过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日益明显。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118764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5. 8%，增速19.5%，分别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二产业投资2.2和5.2个百分点。移动互联网接入流跫同比增长52.1%，月户均手机上网流量同比增长93. 2%，商务部重点监测的5000家重点零售企业中，网络购物同比增长29.5%。服务业新增企业数量达129.06万户，占新登记企业总数的78.1%，对扩大就业起到积极作用。
下半年，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要抓住和用好“倒逼”机制，以解决重大结构性矛盾为突破口，积极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一是增强产业发展的协调性。认真执行好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引导社会资本合理流动，促进要素资源更有效地配置到国家鼓励发展的领域和行业。继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简化行政审批，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落实企业自主权，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二是改造提升制造业。继续推进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抓好己出台配套政策措施的落实，确保各项措施方案落地，坚定不移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好重点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重点产业有序转移，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发展一批专业特色鲜明、品牌形象突出、服务平台完备的现代产业集群。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改造提升消费品工业。坚持市场化运作，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三是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跨越发展。实施产业创新发展工程，依托优势企业、产业集聚区和重大项目，统筹技术开发、工程化、标准制定、应用示范等环节，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拓展，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和示范基地。
四是加快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中高端发展，深化产业融合，细化专业分工，增强服务功能，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丰富服务供给，完善服务标准，提高服务质量，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深入开展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和服务业发展示范区建设，加强制造业集聚区、服务业集聚区公共平台建设，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创新发展模式，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破解制约服务业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