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

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精选12篇）

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 篇1

摘要：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 陕西省在能源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金和技术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但与此同时, 在减排空间、后发优势和自然资源丰富等方面, 陕西省也具有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因此, 应该优化能源结构、大力推广节能、低碳技术、发挥第三产业的节能作用以及发挥太阳能和风能优势, 发展低碳经济。

关键词：低碳经济,陕西,能源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正式出现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 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生态经济。遏制全球气候暖化, 削减CO2排放量, 己经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的共识, 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 各国都在积极为碳减排的责任和目标寻求途径和方法。哥本哈根会议使“低碳经济”的理念再次引起全球关注, 低碳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并终将演变成为规制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新规则。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所在。

陕西长期延续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对资源的高度依赖,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是陕西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 低碳经济是陕西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能源资源现状决定必须走低碳经济之路

陕西具有世界罕见的一次性能源资源, 富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其中陕西煤炭资源储量在全国排第四位。2008年陕西能源化工工业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1.6%。陕西能源化工产业立足资源优势, 已发展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对全省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度达到50%, 以能源工业为主导的经济运行体系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并影响着陕西省经济发展的方向与进程。

2011年,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5000亿元, 达5459.58亿元, 比上年增长17.9%。其中, 能源化工工业实现增加值3459.01亿元, 增长17.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分别完成1126.07亿元、904.17亿元、752.55亿元, 占比依次为15.4%、12.3%和10.3%, 在全省工业产值排名中分列第二、三、五位。从行业盈利分布看, 石油和煤炭开采增幅较高, 尤其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1.3倍,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28.3%。

1.2 煤炭占能源生产份额重决定必须走低碳经济之路

陕西省作为资源富省, 能源生产不仅担着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能源需求和平衡任务, 同时肩负陕西经济发展的重任, 煤炭、石油、天然气在经济建设中处于重要地位。煤炭的生产和消费仍占很大比重。“十一五”期间, 原煤、原油、天然气的构成为75.9:15.4:8.4, 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及发电量分别达到2.8亿吨、2370万吨、103亿立方米和897亿千瓦时, 同比分别增长15.7%、10%、11%和10%。但陕西省在能源资源的生产和开发上, 煤炭能源所占比重过高, 天然气、水电等所占比例偏低, 经济发展的“高碳”特征非常明显。

1.3 高耗能行业多决定必须走低碳经济之路

从陕西省工业内部结构看, 高耗能产业的比重仍较高, 高耗能的结构特征十分明显。陕西省历史上形成了耗能密集型的工业结构, 近年来虽逐步进行了调整和优化, 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轻重工业比重不够协调, 工业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重工业的增长来拉动。2010年, 陕西省重工业实现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高达83.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8个百分点。轻工业过轻, 重工业过重;高能耗的企业较多, 产出水平低是陕西省工业经济的显著特征。

2 陕西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

2.1 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

从国际经验来看, 多数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加速过程中伴随着能源消耗的大幅增长, 陕西省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 都对重化工业产品形成了巨大的需求, 进而转化为对能源消费的旺盛需求。

“十一五”期间, 陕西省产业结构虽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改善, 但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的状况仍很突出。2009年三次产业比重为9.9:53.3:36.8, 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第二产业, 特别是依赖工业中的重化工业, 而具有低能耗特征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明显滞后, 比重偏低, 致使全社会能耗强度偏高。这种历史上形成的现实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 要在短期内得到有效地调整和改变, 难度相当大。

2.2 资源禀赋

在陕西能源探明储量中, 陕西煤炭探明储量占全国1/4, 决定了陕西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将长期存在。由于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它化石燃料要高得多, 单位能源燃煤释放的CO2是天然气的近两倍,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必然会产生较高的排放强度。

资料来源:据《2010年全国矿产资源储量通报》整理

2.3 技术因素

节能和低碳技术落后, 激励机制滞后使发展低碳经济还面临诸多困难。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和关键。近年来, 尽管国家和陕西省相继出台了一些鼓励节能和低碳技术研发的优惠政策, 解决了一批配套资金, 但仍难以满足需要。陕西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能力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技术推广资金更显不足。节能、低碳、环保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仍需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各界的逐渐认同和广泛支持。

3 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机遇

3.1 自然资源优势

陕西省地域辽阔, 省内矿产和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具有十分雄厚的发展低碳经济基础和实力。陕西作为西部地区科研院所最集中的科技大省和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可以发挥其科研优势, 推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众多低碳或无碳能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1) 风能和太阳能。陕西省气象部门在《榆林市完成风能太阳能资源分析评估报告》中指出:地处陕西榆林市风能、太阳能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另外, 榆林市年太阳辐射达5500～6000兆焦/平方米, 年平均日照时数2620～2830小时, 是全国太阳能资源富集区之一, 且近年来呈增加趋势, 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2) 水资源。人称小江南的陕南, 水资源总量为314.58亿立方米, 占全省的70.7%。人均拥有水资源量是全国的1.8倍, 是全省的2.43倍, 是关中地区的9.9倍。可以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 发展水电产业。

3.2 节能减排空间大

近几年来, 省委省政府在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已日见成效。2010年陕西省采取多项政策措施推动工业节能降耗工作, 节能降耗取得明显成效, 全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6.8%, 作为重要的能源资源大省, 2011年, 在全国节能减排目标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陕西却超额完成了节能减排任务, 全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56% (超出年度预期0.06%) 。同时, 陕西省“十一五”的节能减排工作是国务院表彰的八个省之一。

4 对策探讨

4.1 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

低碳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 从而逐步降低消费领域中碳基能源的消费比重, 以达到改善环境和抑制气候变化的目的。风能、水能、太阳能和核能是典型的非碳基能源, 且多数具备可再生性。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 核能项目的建设应是当前发展陕西省新能源产业的首选。要充分利用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有关政策, 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在投资等方面的支持, 尽快扩大规模, 在保证国家电网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发展。

4.2 严控高耗能行业

陕西省重工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比重较高, 重工业耗能占工业耗能的比重高达94%, 2011年随着全省经济不断向好, 重工业快速增长, 增速高于轻工业, 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能源需求不断增大, 增加了节能降耗工作的难度和压力。结构性节能依然是未来几年节能工作的重点, 要采取强有力节能措施,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关闭生产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经济效益差、能耗高的企业, 重点发展低能耗、低污染、低资源的产业, 逐步减少经济增长对重化工业的依赖性, 提高“低耗高产”行业在陕西省经济中的比重。

4.3 发挥第三产业的节能作用

一般来说, 只有当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一定程度时, 即工业化进入后期或结束后, 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才相对完善, 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趋于稳定, 能源和资源消费增速才能降下来, 美国等几个工业化国家, 在工业化后期或结束后, 人均GDP能耗基本趋于“零增长”。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节能工作不能仅依赖工业, 特别是陕西省现阶段粗放式、高能源依赖式的发展模式, 过度节能势必给经济发展带来冲击, 因此要充分挖掘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节能潜力, 特别是第三产业的节能潜力更要充分重视。未来应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将节能战略由侧重工业节能向注重产业结构调整节能转变。

4.4 大力推广节能、低碳技术

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实践证明, 技术创新是发展低碳经济, 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因素。陕西省在发展低碳经济中, 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这一关键, 组织实施重大科技研发与示范项目, 力争在低碳关键技术和关键工艺上取得重大突破, 在各个领域、多个行业全面促进节能减排工作。要高度重视节能、低碳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要利用后发优势, 在工业化进程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大力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进而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低碳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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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鲍健强等.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J].中国工业经济, 2008 (4) .

[4]郑晶, 张春霞.福建省低碳经济发展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6) .

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 篇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一五”时期的各项任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

经济增长是靠资本、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的。各种要素的组合不同，经济增长会呈现不同的方式。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推动，增长就是粗放式的；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推动，增长就是集约式的。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推动，转向主要依靠提高各类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从１９８０到２００５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每万元ＧＤＰ能源消耗从１３．２６吨标煤下降到４．７５吨标煤，下降６４．２％。这样的下降幅度既不逊于发达国家，也不逊于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０６年世界发展指标》，按国际购买力平价（２０００年美元）计算，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３年，我国每千克石油当量产生的ＧＤＰ增长了１１４％，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增长２１％，其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分别只增长１１％、４０％和２０％。

但是，这种明显的成绩是以过去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为基数的。从单位产品实物量能耗、物耗的绝对水平来看，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特征依然十分突出。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３０％，比世界先进水平低２０个百分点。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方式远未实现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

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金投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大幅度增加。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０％，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２６．８％，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１３．６％，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也呈增长之势。展望未来，资源环境形势更加严峻，加快增长方式转变任务更加紧迫。

深刻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根源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与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整体技术水平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以住房、汽车需求快速增长等

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会使我国现阶段的增长呈现出某些高物质消耗特征。

但是，应该看到，导致增长方式粗放有深刻的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

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比如，水资源是我国最为稀缺的资源，但我国的水价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低水价导致了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农业用水的低价格，弱化了节水技术和设施的投资激励，固化了农业的大水漫灌方式；居民用水的低价格，造成了生活用水的严重浪费。再比如，土地也是我国最稀缺的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征用、交易制度不完善，致使大量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低价征用，转让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从而降低了稀缺土地资源的使用成本，形成了粗放利用土地的惯性。

企业成本未能充分反映其全部社会成本。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一定的质量、安全、能耗、物耗以及污染排放等标准，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是市场经济中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明确和严格的标准之下，企业为了达到社会要求，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更新设备或加强管理，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目前我国不仅缺乏比较完善的社会标准体系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于已有的法规标准，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这一方面使企业丧失了进行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企业敢于在执行现行标准和政策时弄虚作假、顶风违规。

税费政策不合理。比如，当前在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方面，由于资源税实行按照开采量征收，开采过程中往往发生只开采易开采部分和遗弃不易开采部分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矿产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采取综合措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涉及经济、技术、社会等多方面体制和政策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通力合作。需要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加强生产管理、鼓励理性消费等多方面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要真正落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国策，当然，最根本的是要为经济的集约化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当前，要从如下方面入手，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优化经济结构，增进结构效益。经济结构不合理既是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的表现，也是导致经济低效运行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把优化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抓手。一要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广泛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制造业，大力开拓服务业新领域，抓紧构建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附加价值高、吸纳就业多的产业结构体系。二要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形成既有利于规范、有序、有效竞争，又有利于实现

规模经济的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布的格局。三要优化所有制结构，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各种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而又共同发展的局面。四要优化出口结构，促进技术水平高、附加值大的产品增加出口，提高比重。

增加政府投入，促进资源和环境技术的进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大力开发新能源、新材料、资源节约、污染处理、生态治理和恢复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研发成功后社会效益比较明显，但研发过程投资密集，研发失败的风险比较大，单个企业或者研究机构研发积极性不高，使得这些技术的供给难以满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因此，要加大政府对这些技术领域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在相关技术领域进行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

提升管理水平，减少管理漏洞。从政府的角度讲，应当通过制订严格的物耗、能耗和污染排放标准，并依法严格执行，从外部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转变生产方式。从企业角度讲，则要通过不断采用新的管理理念，完善激励机制，实施供应链管理，优化生产和工艺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倡导理性消费，反对铺张浪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消费模式。因此，要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消费者对我国基本国情和面临挑战的认识，增强其合理消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同时，要通过完善消费政策，提倡文明、环保和节约的生活方式。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完善相关制度。一是加快重要资源价格改革，增加粗放利用资源性产品的成本。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让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严格土地法制，合理调整土地收益分配机制，适当增加利用土地的成本。落实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根据新的资源供求形势，进一步完善国土资源规划，强化规划约束和用途管制，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严格控制征地规模，健全并坚决执行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制度，确保土地价格形成的公开化、透明化。四是完善税收制度。从生产、销售（包括到国外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鼓励节约，抑制浪费。

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 篇3

[关键词]十七大报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意义

[中图分类号]F0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4—0023—(05)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论题早已提出并被传诵，但真正地见诸于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并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这还是第一次。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管只是一个词的改动，但其内涵却发生了质的重大变化。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这个理念的提出，说明中国共产党施政理念更加理性和成熟，它将引导中国的社会经济沿着一条正确的轨道运行。

一、“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增长已是研究的焦点之一。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被经济理论界视为同一概念，很少使用经济发展一词，以后由于需要开始分开使用这两个概念。经济学界一些学者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加，并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将经济发展定义为结构的改变，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

当经济增长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和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时，人们认识到二者是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不能再被人为地割裂开了。

首先要明确的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价值取向，会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价值取向发生转换。按照国内外公认的解释，经济增长偏重于数量的概念，主要是对不同时期投入变化导致产出数量的增加而言，包括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和更高的生产效率所带来的产品的增加。它的核算常使用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指标。经济增长方式即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质量改善和组合优化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增长方式可归结为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内涵扩大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这些理论对当今相关研究仍有指导价值。现在经济学界结合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给予的解释是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划分，将经济增长方式大体分为两种：一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占用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即依靠增加资金、资源的投入来增加产品的数量等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二是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产品质量等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都非常关注经济增长指标，但如果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就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调和重大损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增长是其实现的目标也是其实现的重要途径。“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寻求的依然是一种经济上‘量’的变化，用来衡量其变化的尺度还是一定时间段中GDP(GNP)或人均GDP(人均GNP)的增长率，基本上还是在经济活动数量变化的漩涡中兜圈子，尚未能有足够力量使人们从‘GDP’崇拜‘或GDP中心主义’的窠臼中走出。”所以，有的学者评价说，经济增长是指更多的产出，显现为GDP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它具有物本性、片面性、短视性、极端功利性等特点。

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复杂得多，涉及面更广，含义更深刻，内容更丰富。它强调经济系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生产要素投入后更多的产出和变化，同时，“还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上的改变，意味着产业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间投入分布的改变，这里有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要素和质的变化过程，涵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经济发展就是包括这些众多方面在内的经济社会进步过程，其所指向的价值目标是以人为核心。

增长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只有增长才能发展，但增长并非必然带来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一定包含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进程，也是人口素质、生产质量、环境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经济发展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其与“经济增长”相区别的鲜明特征就在于：“顾及可持续性，顾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以及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也即更强调经济系统的协调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增长成果的共享性。”增长方式是实现增长的方法和形式，发展方式也是实现发展的方法和形式。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价值取向的核心是落实在经济发展的“质”上。它蕴含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含有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过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它不仅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变化，更强调经济运行的质量提升和社会的和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经济发展诸因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方式，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可能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外需上，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扩大内需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应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尤其是要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通过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启动农村市场，从而带动内需和消费。同时，要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所以，这就要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保持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协调好投资、出口与消费的关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在巩固发展第一、二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其中要把发展服务业放在优先地位，从加工业优先发展逐步转向服务业率先发展。一要围绕现有产业来延伸，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加快融合、互动发展；二要围绕需求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三要发展农村服务业，加快构建和完善包括生产销售、科技、信息、金融和生活服务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四要培育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市场主体，优化服务业组织结构。所以，这就要求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目前，中国大量消耗的能源资源主要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绝大多数需要进口，大量进口但我们又缺少价格话语权。因此，必须加快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低代价增长。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因素，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管理创新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条件。所以，这就要求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在加快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的同时，还应创建环境体系予以保证，才能真正使其落到实处，这就要求：

第一，城乡间要形成规划、市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交通一体化。打破城乡界限，从整个行政区域范围进行整体规划，以节约土地、优化资源配置为原则，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市场发展，建立完善城乡一体的市场体系。完善商品流通市场，构筑城乡一体的流通体系；完善各类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互动交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要根据资源、环境、土地和劳动力条件，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建立城乡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覆盖城乡的交通体系，建设城乡之间人员往来、资源流动的通道，加强城乡之间的互动交流。

第二，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通过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通过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使国有资本向关键领域集中，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通过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竞争主体机会平等，创造充满活力的竞争新局面。同时，通过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与国有企业相比，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处在竞争弱势地位，要消除体制障碍，从全局的高度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第三，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要以突出公共化为重点，不断拓展和充分发挥财政调控、收支、管理的重要职能作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及金融机构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第四，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包括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完善创新体制与机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国内及国际科技资源。另一方面，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完善产业体系结构。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业；协调发展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强化体系功能，提高体系化程度。

第五，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要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推进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为此，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标准，加快技术进步，加强体系建设。通过建立完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实现能源资源有效利用的科学化、体系化。

第六，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为适应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要求，应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健全全国统一开放市场，使各种要素资源自由流动，促进资源通过市场实现最优配置。“同时，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培育新的要素市场，进一步增强市场体系的活力，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

第七，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要从让利性开放转向互利性开放，要实施互利双赢的开放战略，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同时，要在开放条件下有效防范国内经济风险，最大限度地保证经济安全。对外开放本身就是机会与挑战并存的，只有趋利避害才是理性的选择。只有在开放中有效防范风险，才能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成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因素，消费、投资、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不协调，分配不够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部分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没有转上科学发展的轨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清醒认识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方针，科学发展的又一重要方式，同时，预示着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已开始，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更好地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但这种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协调、不全面、不可持续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简单地把增长当作发展，把增长作为第一位的追求。对一个国家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能保证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过长期探索，现在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发展目标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发展方式，显然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全面涵盖的，也就是说，单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保证实现科学发展，所以，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增长方式只回答了在要素投入方面用什么办法做大“蛋糕”的问题，而“发展方式”不仅

回答了在要素投入方面怎样做大“蛋糕”的问题，而且回答了用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做大“蛋糕”的问题。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涵义相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更深刻更宽泛，它本身不仅包含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而且还从单纯注重数量的扩张转向既注重数量扩张又注重质量提高；不仅强调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不仅要重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更科学，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准确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二)更好地体现了“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需要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设计安排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进一步论述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快推进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这种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延伸，标志着执政党执政理念实现了向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回归创新，也使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更丰富，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民主、人的素质等方面的内容，但其行为主体除人之外似乎都不可能担当。”所以，一切都应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虽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但对GDP的片面追求并不必然改善人民群众的福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是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也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享受等。我们已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群众因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增加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而且也要求以尽可能少的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强调的是GDP的增长，经济发展除了强调GDP的增长之外，还强调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就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精神，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变革。所以，用“经济发展方式”代替“经济增长方式”，更好地体现了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需要的内容。

(三)更好地体现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需要

首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在长期发展中处理和解决“快”与“好”关系的经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解决了许多旧矛盾，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和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在社会、环境、资源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比如，粗放型增长方式加剧了资源环境的恶化，社会分配不公影响社会稳定，就业难制约经济健康发展，人口老龄化冲击社会保障体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导致城市化进程缓慢等。这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在发展中客观难以避免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主观上缺乏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认识发展的质量与速度的关系，过多地讲“快”，而缺乏“好”支撑。现在到了必须彻底转变认识的时候了，只有转变观念，才能从根本上处理和解决好“快”与“好”发展的相互辩证关系，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已清醒认识到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敏锐地察觉到在“快”思想指导下，以追求“速度”和“增长”作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重大问题，其不适应中国国情，人类经济活动规律的缺陷日益暴露，所以，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在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将“好”放在优先地位，以“好”为先，“好”中求“快”，就掌握了经济建设中的主导方面。为了防止片面和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在了今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之中，可见其意义的重大与深远。

其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好”与“快”的有机统一，“好”与“快”互为条件，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根本无法摆脱被动落后的地位，“快”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较快增长本身就是较好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保持较快的增长，才能抓住机遇，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更好地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正如邓小平讲的：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并强调要抓住发展的时机，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些。“但经济发展不只是一个‘快’的要求，应当是又好又快，‘快’以‘好’为前提，坚持‘好’字当头，好中求快，把握发展的节奏和步伐，使较快的增长速度长期保持下去。”正如邓小平曾经强调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邓小平的几次论述，其实是提出了经济发展既要快又要好，在好的前提下快速发展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凸显了“好”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这就要求通过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可见，‘又好又快’不是对‘又快又好’的否定，而是在‘又快又好’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好’与‘快’我们都要，关键是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它在新时期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强调了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念的科学化程度越来越高。

总之，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在全面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当前的发展实际出发，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表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价值取向的核心是落实在经济发展的“质”上，这对中国经济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一系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举措的实施，中国现代化之路会越来越好。

山西省经济增长方式实证研究 篇4

山西省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发展的阶段, 积累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而且投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相对于快速增长的投资需求, 消费需求却略显乏力, 这与居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 购买力仍然不强, 城乡居民、不同区域居民间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有直接关系。同时长期过高的投资率也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当前山西省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已经突出地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衡, 这种情况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因此, 强调消费的重要作用,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 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有重要意义。

二、变量的选取与样本数据

为了分析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对山西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本文选用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山西1985年至2007年的GDP、新增固定资产投产总额和居民消费总额的原始时间序列数据。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三、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效果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的数据, 采用下列回归模型对主题进行分析和检验:

单位:亿元

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

GDP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山西省1985-2007年每年的GDP, 单位为亿元;X1, 解释变量, 表示山西省1985年至2007年每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 单位为亿元;X2, 解释变量, 表示山西省1985年至2007年每年居民消费总额。

用Eviews5.1对样本进行OLS估计, 得到的回归方程如下:

(一) 经济意义检验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的系数均为正, 因此, 此模型证实了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亿元, GDP增加0.70934亿元;消费每提高1个百分点, GDP增加1.941747亿元, 也符合经济规律, 只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

(二) 统计准则检验

判定系数R2=0.996143, 可以认为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X1系数的t统计量为5.715969, 因此该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X2系数的t统计量为11.10270, 也表明X2具有统计显著性。F统计量为2453.458, 即两个解释变量具有明显的联合显著性。因此, 在省级层面上新增固定资产投产和消费对GDP均具有统计显著性。

(三) 计量经济学检验

给定显著性水平α=5%, 查德宾-沃森d统计量表, 当n=24, k=2时, 得下限临界值dL=1.27, 上限临界值dU=1.45, 该模型的D-W统计量为1.193282

给定显著性水平α=5%, 查德宾-沃森d统计量表, 当n=21, k=2时, 得下限临界值dL=1.22, 上限临界值dU=1.42, 该模型的D-W统计量为1.852715, 在dU和4-dU的区域内, 根据判断区域可知, 这时模型已经不存在一阶自相关。

所以, 此时模型估计的结果为:

修正后的模型:GD P^=-67.78029+0.701282X1+1.970922X2, 符合经济意义的检验, 同时也通过了统计准则检验和计量经济学的检验。该修正模型的最终结果表明: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亿元, GDP增加0.701282亿元;消费每提高1个百分点, GDP增加1.970922亿元,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

四、山西省宏观经济增长的显著特点———投资拉动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对山西省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确实具有拉动作用, 投资增长不仅能够创造需求, 而且也是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和提升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中期所具有的基本特色, 这一特色在山西的产业结构中更为突出。在综合把握山西省经济运行态势时, 现存的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认识对经济运行有警示作用。这些行业投产达效有较长的时间周期, 届时的市场需求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变量, 过度的投资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产业结构的新矛盾。

同时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极易造成投资膨胀, 而且投资拉动增长的背后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居民主体消费需求的下降, 这样就会在投资高峰之后形成产出高峰, 形成需求屏障, 导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循环关系的断裂, 产能过剩就回是其现实的表现。事实上, 由于前些年某些部门的投资盲目扩张, 目前已经逐步形成了超出有效需求的新增生产能力, 进而导致了这些部门生产增速减缓, 效益下降产品的价格下跌, 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五、经济增长实现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主导的建议

第一, 要不断提高各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 尤其是农民收入, 扭转多年来居民收入增长低于总体经济增长水平的状况。从居民消费的构成看, 农村居民消费比例逐年下降, 城乡消费比例与城乡人口比例明显不协调。因此, 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近年来, 国家为了启动消费、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出台了许多的政策措施, 但农村居民消费始终未能全面启动。对于农民, 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使农民从单纯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同时, 应增加国债资金中用于农村发展的部分,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从根本上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创造条件, 使农村居民能够直接从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得到好处。可以说, 扩大内需的关键是要逐步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第二, 完善公共支出政策, 稳定居民支出预期, 从制度上、政策上保障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消费者而言, 消费者的即期消费不仅取决于现期的收入, 也深受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居民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将来养老金发放、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目前造成高额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即是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 (包括失业、住房、养老、医疗、保险、教育等项开支) 增加。因此, 要改革养老金制度以提高其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 扩展社会保障网和医疗卫生保险, 明确政府在提供教育经费中的角色, 以便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刺激消费的稳定增长。

第三,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促进总体消费的作用。应该考虑将财政政策由以前较多地侧重促进投资功能转变为更多地侧重促进消费功能方面来, 实现财政政策功能导向的再次转变。增加政府的消费性支出, 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的事业支出,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

摘要：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收集山西省自1985-2007年的相关数据并设计模型,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和检验方法, 证实了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对GDP增长的重要影响。在分析现阶段山西省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加快消费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消费,固定资产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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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叶依广, 陈海明, 武松明.江苏省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篇5

王一鸣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并由于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无论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决定于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增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投融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虽有起伏，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之中。1979～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速度。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表现出两个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以“十五”时期为例，中国能源、电力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费量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资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趋严重，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200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第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经济内外失衡即投资与消费失衡和内需与外需失衡。

同样以“十五”时期为例，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投资增长明显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国外贸顺差由225.5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

总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不仅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约束性不断加剧，而且使潜在风险和外部压力也不断加大。

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从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环境看，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接近拐点，从各方面因素和条件判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首先，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之不断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根据测算，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劳动力总量和结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换言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耗竭，劳动力成本势必会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三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四是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因此，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加快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并随着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难以持续。其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主要资源的国内保障能力脆弱。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能源资源消耗量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说以往缓解资源环境矛盾还有较大回旋空间，但发展到今天，一些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逐步逼向极限，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延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引发系统性风险，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这就要求我们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这必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资持续高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必然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通过最终消费的增长予以消化。投资高增长必然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况下，我国每百元投资品中，用在工业设备上的不过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当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钢材。我国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钢材约占40％，与投资的高增长不无关系。投资增长过快，还会使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益提高，使少数人获益，进而加剧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第四，出口过快增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不仅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剧了内需与外需的失衡。虽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这只能减缓和拖延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显性化和引发危机的程度和时间。出口过快增长，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还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我国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仅为7％左右，但对我们的反倾销案件却高达15％。我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在开放环境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延续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国内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而且国际市场也越来越难以承受这样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出口数量扩张。

综上所述，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看，再按传统增长方式发展下去，很难持续。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时期仍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终究将难以持续。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引发“高速增长期”的终结。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场功能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是“黄金发展期”，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往往也是投资强度最大的时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最大的时期。我们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讨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但是，即使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层面挡住，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

场主体。而在现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资源和要素价格过低，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使投资成本低、投资需求过热，而且使资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扩张，导致贸易顺差过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和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问题。

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说也与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却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比如2006年财政收入达到3.87万亿元，如果再加上约1.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1万亿元的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占国内生产总值近30％，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同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部门的依赖。

因此，我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进市场功能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企业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下，逐步加快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设立技术标准等手段，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推进，但这种模式所需时间较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与美国的抗衡中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制在某些部门推进技术进步，没有从调整体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约束和动力机制，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中，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场机制，增进市场功能，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从根本上取决于体制创新，重点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一）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价格偏低，利用资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必然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而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所有者权益得不到体现，是资源价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条件。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要使各种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还要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垄断和市场分割格局，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水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属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收益用于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对低收入者的补偿；理顺资源税和资源费的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增加对资源开采地区的补偿，在条件成熟时把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整合起来；在部分垄断性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资源产权制度。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短期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还会带来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便很难扭转，转变增长方式也很难落到实处。

（二）改革财税体制

现行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没有作相应调整，近年来，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资上调和社会保障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远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要求对现有财税体制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税转型，逐步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税和间接税合理配置的税制结构；改革完善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税收制度；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扩大预算管理范围、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分离的监督机制，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现行投资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与投资体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投资管理责任缺乏约束，政府投资的公共性不强，公共决策机制缺失。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约束投资决策中的机构利益行为，逐步改变目前各级政府投资决策机构“权重责少”的状况；增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将土地出让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切断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楼堂馆所的主要资金来源；建立公共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增强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强化投资监督体系建设，通过提高投资决策透明度、增强内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地方人大对重大项目的监督作用，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28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调节功能逐步增强，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方式、职能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务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率，增强涉外经济管理职能，保持内外经济协调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调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增强市场监管职能，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提高社会组织对政府职能转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切实提高约束性指标行政问责的效力，并逐步将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去，增强各级政府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我国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场体系等因素外，企业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对市场信号不能做出正确反应；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民营企业多数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带有粗放经营的特征。

浅谈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篇6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们应该采用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以建立提高劳动者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道路，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一、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令世人瞩目的高速增长阶段，为何会有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呢?经济增长的理论能否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

关于经济增长，早在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与《希腊的收入》中就曾论及财富的陸质与来源。对于经济增长更系统的研究可以说开始于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主要以劳动分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认为劳动分工能够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他的继承者李嘉图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并提出了收益递减和要素替代的生产理论。马尔萨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和需求约束与经济增长等方面，该增长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人口相对要少于发展中国家，而他们的创造的财富却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按照该理论可以得出发展中国家以其人口优势会创造出经济高速增长的结论，而发达国家只能以很低的经济增长率增长，最终发展中国家几经发展会追上发达国家，但是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是在拉大，所以该理论并不能解释现实的经济发展。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出现，使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动态分析，该模型采用了资本——劳动比率固定的生产函数，使得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存在替代性，这样的结果，使得经济只能沿着一条狭窄的鞍点增长路径发展，经济一目偏离均衡态，结果将是走向发散，所以哈罗德——多马模型所导出的经济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

索洛——斯旺模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条件，假设资本与劳动可以相互替代，在给定假设条件下，无论初始条件如何，经济都趋向于一个均衡增长路径。但是，索洛——斯旺模型模的缺陷是它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该理论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引入了增长模型，外生技术进步的引入使得该摸型能够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并保持了收敛性。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明显缺陷在于：模型用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长期增长，这样，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用增长解释了增长。

但是，在新古典框架中引入内生的技术进步，就会使完全竞争的基本假设遭到破坏。为了解决技术进步的内生性问题，阿罗(1962年)引入了一个“干中学”模型，该模型将技术进步引入为其中的一个内生变量，但竞争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提倡政府干预经济。

罗默(1986)在阿罗等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知识溢出模型。该模型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穷，而有的国家富。

纵观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进程，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近期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都是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本身忽略了经济的内在结构，也忽略了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差异陸。在现实中，经济发展要看产出的总体增长，更要看经济结构内部的演化和协调；不仅要求科技进步，还应发展循环经济、政府职能的变迁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等。

二、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

要保持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提升我国经济的综合竞争力、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前提。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导致对原料的需求大幅增加。特别是对石油的需求持续增加，而世界石油价格大幅攀升并持续保持高位，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也使我国经济面临不稳定的发展环境。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我国对原材料和关键设备的进口量明显加大，经济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的程度也生增大。面对不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要实现我国经济安全发展，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原材料等的进口依赖。

(二)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表现在主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过多依靠各种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由此导致了效率不高、效益相对低下和环境压力明显加大以及发发展本身的不可持续性。而我国的现实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正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和切入点，是保障我国经济安全和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以生产要素配置、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等基础环节入手，加大治本的力度。首先，要加快科技进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二，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鼓励教育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途径。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1年,GDP就会增加9％。第三，完竞争性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竞争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有效利用资源方面的基本功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探讨

国务院2005年12月2日颁布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明确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该规定的出台对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全面提高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平衡较快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集约增长的实质是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这首先取决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可以改进产品、工程的设计；可以更新机器、设备，降低能耗，提高物质利用率，从而节约物化劳动的投入和使用。同时，科技进步可以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或者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活劳动含量，节约活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科技进步还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值，提高效益。可见，科技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而促进科技的进步，就要增加研发投入，完善创新载体。构建以自身企业为主体，科技人才高度聚集、各学科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技改力度，强化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努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移。这样才能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其次，要建设节约型社会，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应加快向循环经济运行方式转变的步伐，即从“资源—产品—废弃物”向“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转变应该加快。循环经济的根本特征为“牴消耗、低排放、高效率”。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新机制来发展循环经济。

再次，作为职能部门的政府，要进一步深化其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消除妨碍经济增长方式实规根本性转变的体制性障碍，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干预，逐步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另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离不开高素质的劳动者，他们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力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途径，教育的内容要全面，不仅要传授科学知识和技能，还应加强劳动态度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为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人才基础和智力支持。

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 篇7

省统计局副局长张晓光介绍, 2009年, 陕西省第一产业增加值789.63亿元, 比2008年增长4.9%;第二产业增加值4312.11亿元, 同比增长14.7%;第三产业增加值3084.91亿元, 同比增长14.1%。

全省农业形势稳定, 粮食喜获丰收, 连续6年超过1000万吨;油料总产量54.4万吨, 同比增长9.9%;蔬菜总产量1275.6万吨, 同比增长17.8%。畜牧业平稳增长, 2009年底全省生猪存栏1196.4万头, 同比增长19.8%;奶牛存栏62.9万头, 同比增长17.9%;家禽存栏6495.2万只, 同比增长18.0%。果业生产稳步发展, 全省水果总产量1150.5万吨, 同比增长7.8%。

工业生产持续回升, 工业经济效益持续好转。2009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3288.24亿元, 比2008年增长14.8%。在工业保增长措施的带动下,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从一季度的230.56、上半年的257.5、前三季度的274.82, 持续上升至1-11月的286.31, 较前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63.1个百分点。工业利税实现增长, 2009年1-11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税1296.44亿元, 比上年增长17.1%。

投资高速增长, 结构发生新变化。2009年, 全省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553.39亿元, 与2008年比增长35.1%, 增幅提高2.3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平稳增长, 汽车消费成为亮点。2009年,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99.67亿元, 比2008年增长19.7%。全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实现汽车类商品零售额300.92亿元, 同比增长1.2倍;销售汽车31.5万辆, 同比增长27.9%。

对外贸易情况好转, 增速由降转升。2009年, 全省进出口总额84.01亿美元, 增速由前11个月下降1.3%转为增长0.9%。进口大幅增长, 出口降幅缩小, 全年进口44.16亿美元, 同比增长49.8%, 出口39.85亿美元, 同比下降25.9%。全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5.11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0.3%。

市场物价低位运行, CPI持平略涨。2009年,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在100.2-101.3的区间内波动,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平均上涨0.5%, 农产品生产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均下降4.2%, 工业品出厂价格 (PPI) 下降3.9%。

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初步统计, 2009年全省财政总收入1389.5亿元, 比上年增加285亿元, 同比增长25.8%, 增幅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

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 篇8

关键词：产业结构,Granger因果检验,经济增长

一、引言

改革开放至2007年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来看陕西省经济总量实现的三次飞跃。1978—1995年, 陕西省GDP总量跨上1000亿元台阶, 经济总量年均增长9.5%。1995—2001年, 突破了2000亿元, 经济总量年均增长10.6%。十六大后屡创新高, 2007年达到5465.79亿元, 年均增长12.6%。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1978年增长16.4倍, 翻了4.1番, 年均增长10.4%。自1994年以来陕西省年增长均达到10%以上 (除2001年增长9.8%外) , 2007年增速在全国居11位。

而陕西的产业结构则更加优化。改革开放初期, 陕西省一、二、三产业占总产值的比例关系依次为30.5:51.9:17.6, 第一产业比重过高, 第三产业比重过低, 第三产业发展非常落后。经过30年的协调和发展, 第三产业占总量的比重突破30%, 达34.9%, 上升17.4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上升2.4个百分点为54.3%, 第一产业占经济总量比重由30.5%下降到10.8%。同时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有力支撑了陕西省GDP总量的增加。从各年度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来看, 第一产业的比例逐年递减;第二产业的比例在保持较为稳定比例的同时稳中有升;第三产业的比例则是快速的上升。从各次产业占总产值比重来看虽然第三产业仍低于全国水平 (2005年陕西一、二、三产业比例为11.86∶50.31∶37.83, 而全国的比例为12.6∶47.5∶39.9) , 但三次产业结构内部的变化基本遵循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国内学者从多方面研究了陕西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情况。有的以能源消费为切入点, 如张琳, 何炼成, 白琳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基于陕西省的数据研究》。有的是国际直接投资角度, 如于开财《国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陕西省为例的分析》认为,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陕西省资金的不足, 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但同时跨国公司及外商的投资在资本和就业方面存在着的“挤出”效应。有的从人力资本力方面阐述, 如李忠民, 张子珍《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陕西经济增长研究》, 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人力资本各项指标对陕西经济增长的影响, 说明不同指标对陕西经济增长效应差异性。有的从就业角度, 如张恒梅《陕西省就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对人口增长、就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进行综述, 分析了中国这样的二元经济国家人口、就业压力及经济增长模型, 从而得出陕西省第一产业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对陕西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陕西省应将第一产业中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另外张倩《陕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则是对陕西地区金融和经济增长关系作实证分析, 得出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长期的相关关系, 同时两者之间存在短期的波动。

罗默 (Romer, 2000) 通过对经济增长的计算后认为:长期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 (含经济制度的变迁) 贡献的, 而短期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的增加贡献的。然而, 技术、资本和劳动是在一定产业结构中组织在一起进行生产的。对于给定的技术、资本和劳动, 产业结构的不同会导致生产的不同, 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同的贡献, 因而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从产业的角度出发, 对陕西第一、二、三产业的现状、各产业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 以期对进一步协调和改善陕西省产业结构有所帮助。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采用的基础数据有:1978—2007年陕西省国内生产总值 (GDP) 及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Y) (1978年为基期) ;第一、二、三产业各年产出量X1、X2、X3;第一产业各年年末从业人员数;全社会各年年末从业人员数,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2008》。

对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时, 我们使用了三个数据指标。一个指标是Clark所定义的产业结构调整系数S1, 即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数占社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该比重越小, 说明结构调整的速度越快, 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越高。另一个指标是在分析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中经常使用的结构调整系数S2, 即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对于经济增长, 采用以1978年为基期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Y, 其中1978年的指数为100。

下面我们利用S1、S2和Y三个指标, 先对这三个指标的数据序列的平稳性加以分析, 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 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形式表示为LS1、LS2、LY。

1、单位根检验

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前提是单位根检验 (Unit Root test) 。所以首先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分析, 然后再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数据平稳性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检验, 因为经济变量序列数据间往往具有自相关性, 因此我们在检验中加入滞后项以消除变量自相关的影响。

检验结果表明, 参数S1的ADF检验值为1.591964, 大于10%的检验水平, 所以序列S1是非平稳的。参数S2的ADF检验值为0.981022, 大于10%的检验水平;参数Y的ADF检验值为1.525514, 大于10%的检验水平, 因此可以得到S2、Y也是非平稳序列。

由表可知, D (LS1) 的ADF检验值为-3.33496<-2.97185 (5%的显著水平) , 说明D S 1在5%的检验水平上是平稳的。D (LS2) 的ADF检验值为-7.65956<-3.68919 (1%的显著水平) , 说明DS2在1%的检验水平上是平稳的;D (LY) 的ADF检验值为-4.19051<-3.68919 (1%的显著水平) , 说明DY在1%的检验水平上是平稳的。

2、格兰杰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检验是运用F-统计量来检验X的滞后值是否显著影响Yt (在统计的意义下) , 已经综合考虑Y的滞后值;如果影响不显著, 那么称X不是Y的“Granger原因” (Granger cause) , 如果影响显著, 那么称X是Y的“Granger原因”。同样, 这也可以用于检验Y是X的“原因”, 检验Y的滞后值是否影响X (已经考虑了X的滞后对X自身的影响) 。检验由Y关于自己的滞后值和X滞后值的回归构成;如果X的滞后值影响不显著, 那么X不是Y的Granger原因;同样, 当检验Y是X的原因时, 可以将X关于自己的滞后值和Y的滞后值回归, 用F-检验法来检验Y滞后值的影响。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原理, 运用Eviews5.0软件分别对LS1和LY以及LS2和LY之间的因果分析进行分析。由结论可知, 原假设LS1、LS2不是LY的Granger原因被推翻, 但原假设LY不是LS1、LS2的Granger原因被接受, 即LS1、LS2是LY的Grange原因。由此可见, 我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经济增长, 而非经济增长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为了测定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我们以陕西省地区生产总值GDP (亿元) 为因变量, 分别以第一、二、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X1、X2、X3 (亿元) 为自变量, 建立模型。各个数据也都取成是对数形式, 方程为:

运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得到陕西省三大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为:

R2 99.99%, 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 F=259774.9, 经查表可知, 方程通过F检验和t检验, DW检验为1.731277, 模型误差项不存在显著自相关, 满足检验要求。这说明第一、二、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是有解释意义, 基本上可以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一个完整全面的解释。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得到下列结论:由模型结果得到三个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弹性系数可知, 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出量增加1个百分点, 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加0.232888、和0.231767个百分点。1n的系数0.550009表示陕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对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产值的弹性, 在第一、三产业产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第二产业地区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陕西省地区生产总产值产值将平均增加0.55%。由此可以看出, 在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中, 对经济拉动最大的是第二产业, 其次是第一产业, 最后是第三产业。

四、结论及建议

检验结果表明对陕西省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最大的是第二产业。但观察美、英等发达国家, 自进入60年代以后, 其工业部门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开始下降, 其中传统工业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占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各国都呈上升趋势。第三产业发展更为迅速, 所占比重都超过了60%。对比我们检验表明的结果, 在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中, 对经济拉动最大的是第二产业, 其次是第一产业, 最后才是第三产业。陕西省从1979年第三产业的发展比重18.33%;2001年达到最大的43.18%, 当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达到最大的48.1%。但是自此第三产业不论从产业比重还是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都有所降低。因此陕西省应该做强做大第一产业, 调整发展第二产业,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可以采取的发展思路是:发展高附加值的第一、三产业。兼顾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 扶持有市场前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开拓高端服务市场。

参考文献

[1]、Romer D. Advanced Macroeconomics[M].Boston :McGraw2Hill , 2000.

[2]、唐丽丽、黄江月.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柳州市为例[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08

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 篇9

过去30多年, 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令世界各国的经济学者着迷。经济增长是宏观衡量一国生产能力和国民实际收入增加的指标, 一般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伴随着技术进步和专业化的全球产业链分工, 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应发生改变, 而产业结构变动实质上是现代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经济良性运转的内在体现。作为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在于有效利用市场化体制转型, 有机结合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驱动力。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及哈罗德—多马模型相比, 古典增长模型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加入了技术进步因素。结构主义学者认为, 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无法获得的, 生产结构转变会引起经济增长, 而生产结构的变化应与需求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劳动力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库兹涅茨和罗斯托分别代表了研究分析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两种不同角度。库滋涅茨通过总结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增长提出,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变高, 高人均收入又提升了人均消费水平, 使国民需求结构发生改变, 生产结构随之变化, 由此刺激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向发达。因此, 库滋涅茨认为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总量变化的结果。然而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 新技术的采用使一个国家主导行业成本降低且在总产量中的比重加大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通过产业间的关联作用在与主导行业相关的部门产生扩散效应从而带来区域及国民经济快速的增长。另外, 快速的经济增长还需要较高的积累率及制度上的保障。因此, 罗斯托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分析经济增长原因的关键。

2013年9月, 随着重振“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 横贯我国东、中、西部连接亚太与欧盟的经济战略版图越发清晰, 作为丝绸之路文明起点的陕西省如何利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契机、合理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平衡东西部之间的差距问题就显得俞发重要了。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数据, 对陕西省产业结构变动和实际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旨在提出促进陕西省产业结构高级合理化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 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学者一般构建产业结构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周英章、蒋振声 (2002) 运用时间序列经济计量方法研究了我国实际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 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得出产业结构变动是实际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之后有很多学者将目光锁定在某个省或区域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王耀中 (2003) 采用相关分析和因果分析法研究了湖南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认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第二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贡献最大, 三次产业在相互促发展中引起经济增长。袁建文 (2009) 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1981~2007年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表明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并且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明显。崔翠霞 (2013) 系统分析了辽宁省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关系, 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证明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为经济增长促进了该省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78~2011年度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相关数据来自《2012年陕西省统计年鉴》, 利用EVIEWS 7.2软件进行处理。本文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率X1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和就业结构高级化率X2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来衡量陕西省产业结构状况, 用宏观经济指标人均GDP (Y) 反映经济的增长。为了不受可能存在的时间序列数据异方差的影响, 分别对X1, X2, Y取自然对数, 原序列的协整关系不会因此改变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采用Ln X1, Ln X2, Ln Y表示自然对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率、就业高级化率和人均GDP。

(一) 样本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在现实世界中大多数的经济变量都不是平稳的, 使用原数据做回归分析可能导致伪回归现象。所以, 在分析变量的协整关系之前, 先要检验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最常用的方法是ADF检验, 本文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检验结果可知, 三个变量在经过一阶差分处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 说明三个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 符合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的要求。

(二) 协整检验

若时间序列自身非平稳, 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表现出平稳性, 则这个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即协整关系 (Cointegration) 。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 检验结果见下表2。

注: (C, T, K) 表示ADF检验式是否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及滞后期数;*表示变量差分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ADF平稳性检验。

从检验结果可知, 迹统计量和λ—max统计量的值远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 可以看出Ln Y、Ln X1、Ln X2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三) 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 在长期内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然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再做分析。作者根据Eviews中建立VAR模型判定当滞后期取2时AIC和SC取得极小值, 格兰杰检验结果见表3。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 陕西省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格兰杰原因, 同时就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格兰杰原因;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就业结构高级化不是陕西省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可以看出, 陕西省的经济增长推动了其产业结构高级化, 就业结构高级化拉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

(四) 回归方程的设立

取1978~2011年陕西省生产总值及第一、二、三产业作为样本观测值, 运用EVIEWS软件对其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定量分析, 得到如下回归模型

从回归结果看, 模型的判定系数R2为0.9999, 拟合优度很高解释意义较好, F统计量是195233.7远远大于其临界值F0.05 (3, 30) =2.92, 表明三产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线性相关性显著。通过回归方程可以看出, 第一产业平均每增加1%的产值, GDP增加0.1557%;第二产业平均每增加1%的产值, GDP增加0.5737%;第三产业每增加1%的产值, GDP将增加0.2625%。

四、结论与政策分析

(一)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 陕西省产业结构经过三十几年的调整与演进, 目前形成了“二三一”的格局, 第二产业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 说明陕西省产业结构仍需继续优化升级。陕西省产业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经济增长是促进陕西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重要原因,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其经济增长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 政策

1. 优化经济结构, 促进区域互动。

加强关中、陕北、陕南三大区域协调互动, 提升县域经济实力, 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占比。陕西省曾经受农耕文化影响较深, 部分现代工业是计划经济时期积淀的, 需要从实际出发, 运用人口红利注重民营中小企业、县域经济及第三产业的发展, 使产业结构逐步向附加值率高的部门变动。同时, 由于人才、资金、科技和现代服务业主要积聚在在中心城市而县域占了陕西省地域面积和人口的较大部分, 所以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以点带面依托西安、咸阳建设关中战略高地, 发挥科研资源优势打造高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 高新农业产业集群;依托榆林丰富的煤、油、气等自然资源大力发展陕北能源化工基地, 选择优良项目拉长产业链, 积极参与融入环渤海经济圈的煤电载能工业、油气化工也等产业。

2. 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 推进主导产业发展。

陕西是西部地区第一科教大省, 综合科教国防实力在全国名列前茅, 然而其经济总量2012年在全国排名第16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排名第21位,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第26位, 曾被形象地总结为“科教大省、经济小省、收入穷省”。陕西省应从省情出发, 充分利用其重点大学、科研机构等学术资源, 通过政府引导和企业对接让科技向经济转化, 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利用引进、学习吸收、创新等机制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陕西省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基础雄厚, 航空、航天等国防科技工业综合实力居全国之首, 可以因势利导积极推动教育、高新技术、软件外包、航空航天、科技农业、能源、贸易、文化等八大主导产业, 发挥主导产业的创新驱动和扩散效应。

3. 打造文化品牌, 发展会展、旅游业。

历史文化、革命文化和民俗文化遗存丰厚是陕西省的特色与优势, 省政府要在提高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下, 打造本省的特色文化品牌, 吸引国内外游客。开发一批在国内有较高知名度的国家遗址公园, 如秦始皇陵遗址、唐大明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延安红色革命大遗址等;提升对广播影视、文娱演出、新闻出版、创意动漫、民俗文化、广告会展等行业的扶持, 完善文娱产品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另外, 会展业对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据统计为1:10, 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新型朝阳行业, 但想成为会展城市须具备以下条件:有完备的基础设施, 活跃的经济因子, 具有全球信息效应和是区域生产和销售的核心。因此, 陕西省需要注重对会展场地、交通、宾馆、机场等基础设施的投入, 逐步打造西安国家化大都市地位, 提升曲江国际会展产业园区、浐灞国际会议园区的知名度, 打造杨凌农业会展之都, 结合产业优势发展特色品牌展会。

摘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双向的积累机制, 当某一地区产业结构无法继续满足经济增长时, 能否不失时机地转换经济结构就非常重要了。文章通过运用1978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经济计量方法对陕西省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协整检验表明, 二者存在长期均衡的协同互动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 经济增长是促进陕西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重要原因, 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在统计上不显著。结合分析, 文章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区域合作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增长,协整,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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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袁建文, 李红佳.台湾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 (03) .

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 篇10

能源产业是陕西省八大工业主导产业之一。2011 年陕西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为41 135.08 万吨、3 225.4 万吨、272.2 亿立方米,分别占全国的11.7%、15.9%和26.5%,石油产量居全国第2 位,天然气产量居全国第1 位。原煤、原油与天然气开采与加工产值占该省工业总产值的3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直观来看,能源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但这种推动作用是来自单纯的资源开发还是来源于产业集聚效应。有鉴于此,本文采用1991—2012 年的数据,利用协整分析法检验陕西能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

一、陕西省能源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

(一)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的选取

目前广泛使用的产业集聚测度方法主要有区位熵、赫芬达尔指数(H指数)、空间基尼系数、E-G指数等。赫芬达尔指数(H指数)是针对市场集中度的测度,反映市场竞争与垄断的关系。空间基尼系数是克鲁格曼在检验中心—外围模型时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从产业活动的空间分布与总体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一致性的角度来测算产业集聚程度的。E-G指数是以空间基尼系数为基础,在空间基尼系数框架内增加了反映市场集中度的赫芬达尔指数,适用于一般性制造品产业集聚度的测度,而对于高度垄断行业,由于其市场集中度高,若采用E-G指数则会出现指数偏低的情况。由于本文对产业集聚的测度侧重于地理集中方面,因此本文将采用区位熵来测算陕西省能源产业的集聚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是第i产业,j是第j个地区,Xij是第j个地区的第i个产业的产出指标。LQ大于1,说明该产业在该地区的专业化水平较高;若小于1,说明j地区i产业的集中度低于全国水平;等于1 则与全国水平持平。

(二)测度结果

根据公式,计算出陕西能源产业1991—2011 年共21 年的区位熵,结果(见表1)。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995 年之前陕西省能源产业区位熵小于1,说明能源产业集聚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5 年陕西省的能源产业集聚度一直高于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陕西省的能源产业集聚度呈上升趋势,一方面是因为陕西能源资源勘探与开发成果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是因为陕西在1998 年启动了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项目建设,依托这一项目是能源化工业成为陕西省八大工业主导产业之一。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文将能源限定为一次性能源,主要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具体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和炼焦业。样本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陕西统计年鉴》,由于2006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未提供上述行业的全国数据,则2005 年的数据选取2006 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二)协整分析

本文通过直接拟合协整方程来验证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如下:

实证结果表明:

1.核心解释变量产业集聚度的系数为-2 058.067,P>|z|为0.378 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陕西省能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陕北能源产业集聚没有发挥相应的集聚效应。这一结果揭示了陕北形成的能源化工基地存在着问题,一般的产业集聚会通过自身的外部性包括货币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及知识溢出等对周边相关产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促进相关产业的成长,并最终推动地区经济的增长。然而,作为陕西的能源集聚地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并没有产生相关的溢出效应。这提示我们陕北能源化工基地自身内部结构存在问题,企业的相互学习及竞争机制没有形成。

2.除了核心解释变量外,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显著,即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低。

3.像其他区域的经济增长类似,资本与劳动力对陕西省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二者都在5%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劳动力的系数为2.48673;资本的系数为5.376553,即陕西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结论与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陕西省能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显著;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是陕西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

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 篇11

[关键词]增长方式 发展方式 转型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说，从“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的转型不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且对经济运行活动的健康开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因为“经济增长就是给居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多的经济物品的能力的长期增长，而这种生产能力的增长所依靠的是技术的进步，以及这种进步所要求的制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1]

一、以“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符合经济基本规律

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强调的是“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等等在内的变化”[2]，是一个既包括数量又包括质量的概念。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是一种手段，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社会结构得到改善，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才是目的，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发展，但有了经济的增长却不一定有经济的发展，甚至出现高增长下的“有增长无发展”和“增长不可持续”等问题，可见二者之间并不是作为必然条件而存在的。

既然经济发展会对诸多领域产生影响，那其就具有了不同于经济增长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发展的长久性和可持续性，而不是一味地单纯地增长，因为“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实现，那么人人都会完全赞成”[2]，但事实却是这种主要依靠GDP增长、过度依赖资源的发展方式带来的却是生态的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所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为了时代的要求。当然这样论述也并非对我们曾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的指责，而是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科学发展的方式，而不能再一味地遵循以前的增长方式，因为“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它（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成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Meadows）教授等在《增长的极限》中也曾警告世人：受资源约束，增长是有极限的。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后我们采取的以满足内需、保证人们生活水平、摆脱短缺经济作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促进生产资源和劳动力更大范围乃至全球范围的流动，并加以组合利用，突出中国的资源及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转为现实方面，发挥了巨大优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由此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国富民不富，消耗资源大、收益小，价格低，结构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等等，如果再不转变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那我们就会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态，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无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3]。

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更加优化，所以凡是“增长速度很快而且没有重大失衡的国家（像日本和德国）因其居民享有不断上升的高生活水平而受人羡慕”[4]，增长速度快而又没有重大失衡的状态可以说当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方式，不过，由于经济转型不能一蹴而就，培养优秀产业结构需要一定周期，所以建立起完全适合时代和社会要求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但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逐渐转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子孙后代未来发展资源有充分保障的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环境不断改良和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善的发展轨道上来。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符合科学发展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心在于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并不是就增长问题而解决增长问题，从经济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是一种根本性转变，是从根本上扭转“重外延、轻内涵，重速度、轻效益”的原有发展理念，可以说这种转变不单单是淡化了对GDP增长的认识，而是标志着中国经济策略重心的改变，标志着科学发展已成为国人的共识。

如果说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指导，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总量的扩张，那经济发展方式则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改善。科学发展重在发展的科学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必须符合规律，如当资源成为稀缺时，人类的创新能力就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支撑，所以提倡和鼓励“创新”也就成为实施科学发展的路径之一。“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5]，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加强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如果“企业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取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的产品，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6]，从一定层面来说，这就是一种实施科学发展的表现。从生产力理论看，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路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化是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运行方式，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的新跨越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最终目标。

从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理论来看，确立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人的需要，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增进公众福利，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综合性发展，“因为现实个人所具有的人类性、社会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发展将使个人和人类社会达到内在统一”[7]，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的经济发展需要人来实施和推动，如果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不能实现，那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很可能就仅成为一种理论语言，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符合人本身要求的模式，而且也是人类实现自我诉求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和从重点关注‘经济增长’到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转变的一般趋势，注重从更广阔的视野强调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在结构优化与升级的内涵体系上下工夫，使之成为推动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8]，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如人口、资源、环境等，所以即使有了良好起步，有时也有可能猝然而止，“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持续下去，也不一定会沿着事先确定的道路前进”[9]，其关键还是要看发展方式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能够可持续的，因为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数量的增长，更追求数量的改善、效益的提高和能源的节约，不仅能够实现当代人之间的公平，而且能够实现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的公平，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如果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富有可持续的内涵，那其科学性也就不容质疑。

三、小结

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现实的物质基础和人类对于经济活动的认识，人类只要能够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约束过分的经济活动，“慎重选择、制定发展模式，在生产部门提高生产效率，在消费部门改变消费模式，达到最高限度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产生废物”[2]，在发展中求增长，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就可以使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效果，就可以实现不仅有数量增加，更有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以及效益、环保、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改善等一系列的目标。

可以说，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的转变见证了中国的进步，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以经济增长方式为主题，“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视野由关注从单一要素结构投入、结构变化拓展到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变化三条主线，从而有利于直奔成因，从本源上推动经济增长转变。”[1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这实际上就为我们探索科学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指明了方向，所以我们不但要把目光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而且还要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环境上，通过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机制创新等途径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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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 篇12

粮食生产需要投入一定的土地要素,城市化的发展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要占据大量的农业用地,而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那么“究竟是保障粮食安全重要呢还是追求经济增长重要呢?”,城市化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粮食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在分析陕西省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寻陕西省粮食生产与经济增长的具体矛盾,梳理陕西省解决这一矛盾的对策。

1 陕西省粮食安全与经济增长矛盾

1.1 陕西省概况[2]

陕西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地处东经105°29′-111°15′,北纬31°42′-39°35′之间。全省总面积为20.58万平方公里。陕西地域狭长,地势南北高、中间低,有高原、山地、平原和盆地等多种地形。南北长约870公里,东西宽200至500公里。从北到南可以分为陕北高原、关中平原、秦巴山地三个地貌区。其中高原926万公顷,山地面积为741万公顷,平原面积391万公顷。作为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的秦岭山脉横贯全省东西。秦岭以北为黄河水系,秦岭以南属长江水系。陕西横跨三个气候带,南北气候差异较大。陕南属北亚热带气候,关中及陕北大部属暖温带气候,陕北北部长城沿线属中温带气候。其总特点是:春暖干燥,降水较少,气温回升快而不稳定,多风沙天气;夏季炎热多雨,间有伏旱;秋季凉爽较湿润,气温下降快;冬季寒冷干燥,气温低,雨雪稀少。年平均降水量340-1240毫米。降水南多北少,陕南为湿润区,关中为半湿润区,陕北为半干旱区。全省农业用地(耕地、林地、园地、牧草地)2772万亩,未利用土地1503万亩。

1.2 陕西省土地资源利用现状

陕西省的土地资源主要特点为山地多而川原少,全省海拔800米以下河川、台原、山前洪积扇等仅占土地总面积10%,土地类型主要有山地、丘陵、原、川地、沙地、沼泽等六大类。高原位于本省北部,占全省土地面积的45%,生态失调,水土流失严重,仅山地之间的河川地适宜耕作。平原包括关中平原和汉中盆地、安康盆地,占全省土地面积的29%,开阔、平坦,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是本省主要产粮区之一。山地以秦岭、巴山为主体,适宜发展经济林、用材林,不适宜耕作,低山区一般坡陡、土薄,可以种植,但不宜过量耕垦。全省自然土壤包括栗钙土、黑垆土、褐色土、黄褐土和棕壤土等。关中平原以壤土为主,耐涝、抗旱、生产性能良好,但由于水肥条件差,土壤的生产潜力还未能完全发挥。黄土高原的黑垆土土壤腐殖层厚,疏松宜耕,由于缺水,以旱作为主。汉江两岸分布的黄褐土和棕壤土由于水资源较为丰富,土壤肥沃,所以是全省稻米主要产区[3]。

陕西省国土资源相关公报表明,2002年耕地面积为4505951.09公顷,占总面积的21.9%;建设用地面积为783111.43公顷占总面积的3.8%,而2009年陕西省耕地面积为397568.86公顷,占总面积的19.44%,比2002年下降了2.5%;建设用地835201.43公顷,占总面积的4.06%,比02年增加了0.26%。

1.3 陕西省粮食安全现状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定义,粮食安全是指保障任何人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FAO,1984)这一概念具体包括三项目标:首先,确保生产足够的粮食;其次,最大限度的稳定供应;第三,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同时,该定义也明确提出了提高粮食安全水平的两种手段(途径):一是提高产量;二是提高购买力[1]。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2009年陕西省全年粮食总产量为1131.4万吨,较上年增长1.8%。其中夏粮产量426万吨,秋粮产量705.4万吨[4]。其他农作物产量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陕西省统计局,2009年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陕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陕西省的粮食产量及其他农作物产量基本上(除棉花以外)都呈现增长态势,这对于保证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到陕西省各个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我们可以从下图[3]得知。

如图所示,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将陕西省大致分为3类地区:关中地区的咸阳、渭南、宝鸡属于粮食安全区;铜川、榆林、安康属于粮食临界安全区;其他地区属于粮食基本安全区。其中西安由于人口比较集中,人口增长快,建设用地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资源,耕地压力指数不断增高,粮食安全状况不断下降;陕南秦巴山区由于区域内生态退耕、城镇建设等因素耕地面积大量减少,粮食安全有下降的趋势;而陕北的粮食安全有明显的好转,特别是榆林地区由临界安全转变为基本安全,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的不断增长,省外、跨市调入粮食已成为榆林市粮食调剂的主要来源渠道,市场调节功能对实现粮食供需平衡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影响陕西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一是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二是耕地面积减少与土地质量较差;三是粮食生产环境恶化,威胁粮食安全[4]。

1.4 陕西省经济增长现状

近十年来,陕西经济一直呈现快速增长,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西部地区排名也比较靠前,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根据陕西省统计局的资料,2009年陕西省的生产总值为8186.65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89.63亿元,增长4.9%,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6%;第二产业增加值4312.11亿元,增长14.7%,占52.7%;第三产业增加值3084.91亿元,增长14.1%,占37.7%。人均生产总值21732元,比上年增长13.3%[4]。可以看出,陕西省经济增长中,二、三产业占得比重很大。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产业结构不合理,过分依靠第二产业。此外,陕西省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非常明显,虽然这种差距在“十一五”期间并没有表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但区域间发展不均衡和协调程度不足的状况已经十分严重。

1.5 陕西省粮食安全与经济增长的矛盾

粮食安全与经济增长的矛盾集中体现为耕地减少与建设用地增加的矛盾。经济增长中城市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建设的加速时期,需要更多的土地作为支撑,这就不可避免的占用大量土地,甚至耕地。而耕地的减少则直接威胁到粮食的产量,进而威胁到粮食的安全生产。陕西省耕地资源的主要特征是耕地面积占土地资源比例小,耕地后备资源不足。人均耕地少且日益减少。

陕西省实际情况表明,经济建设要发展工矿用地还要增加;公路铁路及农村道路为适应建设的发展,也要不断地改造和新建,另外城镇建设要扩大,农村宅基地逐年增加。导致建设用地与耕地之间的矛盾不断突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大中城市建设占用耕地的比例很高,在陕北地区为了维护生态环境的安全,政府提出了退耕还林还草,陕西省耕地总量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不仅如此,在陕西省内,许多生产力较高的土地也将流失。因为城市将是陕西开发的最主要的受益者,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势必导致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陕西省城市人口增加迅速,第三产业的增长可能是促使20世纪90年代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最主要的动力,由此带来的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最能解释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6]。

2 陕西省化解这一矛盾的对策分析

2.1 科学合理规划土地资源,确保粮食安全

2.1.1 严格贯彻落实国家的土地政策,建立健全土地市场制度

陕西省在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严格按照下列原则进行编制: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农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统筹安排各类、各区域用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耕地相平衡[7]。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那么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土地政策的运用上,有以下原则必须很好的把握:一是,必须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坚持服务改革发展稳定不动摇。二是必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改革创新的不动摇。三是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坚持市场配置土地资源不动摇。四是必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坚持依法行政不动摇。具体的就是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要抓住建设用地总量控制不放松,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第二是抓住建设用地集中统一供应不放松。第三是要坚持依法、公开供应土地不放松。第四是要抓住市场环境的建设不放松[8]。

2.1.2 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严格土地管理。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最根本的是保护耕地。近年来,由于耕地面积连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不断下降,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连续几年减少。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

陕西省要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9]。

2.1.3 进行合理规划,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2001年我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明确表示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这是我国政府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方针。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立稳定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既是我国政府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粮食安全的总的目标。为此陕西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规划[3]:

(1)进行合理区域布局,建立渭南、咸阳、宝鸡三个国家大型优质商品粮生产基地;(2)严格保护耕地,确保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3)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提高粮食生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4)完善各级粮食储备体系,调整粮食储备的结构和规模;(5)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及应急机制。

2.1.4 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增长[10]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陕西省要认真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加大粮食主产区投入和利益补偿,严格保护耕地,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健全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现代种业,加快农业机械化。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促进园艺产品、畜产品、水产品规模种养,加快发展设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流通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发展节水农业。推广清洁环保生产方式,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此外,还应做好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工作。

2.2 制定具体的年度计划保障规划,以保证规划的适应性

土地市场制度的建立健全要从制度上加以保证,政府要管好城市土地,最大限度发挥土地资产效益,实现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陕西省在抓住以上环节的同时要从以下制度上加以保证:

(1)建立陕西省土地供应年度计划制度的实施制度。(2)建立陕西省土地收购储备制度。(3)建立陕西省土地登记和查询制度。(4)实行土地集体决策制度。(5)建立陕西省土地公开交易制度。

2.3 着力提高陕西省耕地的质量

提高耕地质量是确保粮食安全刻不容缓的措施,确保粮食安全最基础的载体就是耕地。除了制定强硬的法律法规和措施来保护耕地面积外,提高耕地质量是当前刻不容缓而必须解决的问题。

就陕西省目前的耕地状况而言,要提高耕地质量,需要采取如下的措施[11]。

2.3.1加大对中低产田的改造力度。改造中低产田是一项功利兼得的工作:当年投资当年见效,长期受益;地力提高了,在相同的品种和栽培条件下,即使在恶劣的条件下也较容易夺得较高的产量,单产提高了也等于扩大了播种面积,提高了经济效益。陕西省要摸清现有的中低产田的情况,制定具体改造方案。

2.3.2多渠道强化对质量差的耕地进行改良。陕西省在进行经济建设当中,必然会占用大量的耕地,政府应在耕地垦复资金中划出一定的数额强化耕地质量的改良,在异地保护和异地开发资金中,也应划出一定的比例用于新增补的耕地质量改良。

2.3.3要制定相应的法规,鼓励农民自觉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对承包耕地者,要强化耕地质量培肥制,即在承包耕地前制定耕地质量等级,承包耕地结束时再检查耕地质量等级,凡耕地质量上升的则给予适当的奖励,凡耕地质量下降的则应采取强制的补偿措施。

面对当前陕西省耕地的严峻形势,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必须共同努力,保持现有的耕地面积不再减少,并采取各项强硬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强化对耕地质量的改良。只有提高全省现有的耕地质量,才能确保陕西省的粮食安全。

2.4 合理布局安排,坚持、完善和贯彻市长菜篮子工程,让城市市民生活更美好

陕西省的耕地资源非常有限,在有限的耕地资源当中还必须开辟出一部分土地用于保证蔬菜的生产供应。因为蔬菜的安全供应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因此政府必须做好实现蔬菜供给充足丰富和价格适宜稳定等工作,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得发挥好支持引导作用。要坚持、完善和贯彻市长菜篮子工程[12],督促各市对蔬菜生产予以足够的支持引导。此外还要扶持蔬菜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建设,建立稳定蔬菜生产流通稳定菜价的长效机制,保证市民能够顺利购买到安全的蔬菜。

3 结论

在我国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陕西省同其他城市一样,面临这要处理好粮食安全与经济增长的这一矛盾。对此,陕西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开展“保耕地保增长”行动为主线,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从科学的规划到具体的年度计划直至合理的布局安排,将国家对陕西的土地利用规划细化到市民的菜篮子,既保障了国家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又确保了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同时不忘提高耕地资源的质量,从根本上确保粮食安全,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1)科学合理规划土地资源,可以将国家对陕西的土地利用规划与陕西的省情紧密结合,又可以很好的从宏观上协调城市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与粮食生产对耕地的需求,做到心中有数。(2)具体的年度计划能够保障规划的实施,保证规划的适应性,使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能够顺利的实施。(3)耕地的质量是粮食生产的根本保障,城市化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在城市化发展、人口不断增长、耕地面积日益减少的趋势下,要保障粮食的安全,在提高农用技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耕地质量的提高是万万不可忽视的。(4)在科学的规划与合理的年度计划下,合理的土地布局安排,将大大的节省土地资源,减少不必要的发展成本,更好的实现粮食安全与经济的发展。

摘要：城市化的发展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占用了大量的农地,从而引发了“粮食安全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本文利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在分析陕西省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寻陕西省粮食生产与经济增长的具体矛盾,梳理陕西省解决这一矛盾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