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精选12篇）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篇1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30年来来, 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 对外贸易总量相当于1978年的105倍, 世界排名从第29位上升到第3位, 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据海关统计, 200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 达到21738亿美元, 同比增长23.5%。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 增长25.7%;进口9558亿美元, 增长20.8%。这是自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 进出口规模翻了两番。与货物贸易出口的绝对量迅猛增长相伴的是,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和位次也在逐年提高, 从1980年的0.89%提高到2005年的7.3%。在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 我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978年的9.8%迅速攀升到2006年的66.2%, 显著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 (46.75%) , 已经成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

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 但总体上看, 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水平还不够高, 主要表现为我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数量扩张型的, 导致在海外市场特别是我国出口比较集中的市场上, 出口商品数量增长迅速, 引发大量的贸易摩擦。1978年~1989年, 我国外贸总体上处于逆差, 扩大出口、增加创汇是当时外贸发展的主要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国际产业向我国加速转移, 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 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期。从1990年起, 我国外贸持续保持顺差 (1993年除外) , 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 比2006年增长47%左右。保持适度的外贸顺差一方面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 提高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保持汇率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但另一方面, 从2005年起, 中国顺差每年以7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增加, 令中国宏观经济承受了巨大压力, 也引起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

从另一角度来看, 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人均只有1513美元, 而据WTO的统计, 美国是8427美元, 日本是7136美元, 韩国是7920美元。可见, 从贸易数量与贸易金额来看, 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但从外贸增长方式上看, 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粗放投入实现的, 增长的效率和质量不高, 增长的基础也比较脆弱, 我国要成为贸易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我国外贸增长方式带来的影响

1. 外贸出口重数量轻质量

长期以来, 我国采用的是“重在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 过于注重出口数量的快速发展, 忽视了出口效率问题, 导致我国的产品出口效率低, 出口的数量优势远远大于出口的质量优势, 产品的价值增值与规模的增长不相称, 而且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 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粗加工产品占了较大比重, 而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偏低, 使得出口增长质量不高成为制约我国外贸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矛盾。

以数量扩展为主的增长方式给我国外贸造成了诸多软肋:尽管我国商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比较大, 但核心竞争力不强;尽管我国企业加工能力较强, 但是研发和营销的能力较弱;尽管我国货物贸易发展比较快, 但是服务贸易发展较慢;尽管我国企业运行成本比较低, 但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较高;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但左右国际市场价格的能力比较差、因而贸易风险比较大。

2. 出口产品处于产业链低端

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 很大程度反映了这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世界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 也决定了该国的外贸效益。改革开放30年来, 在国际分工中, 中国依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这对我国工业水平的提高及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 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高。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在核心技术、品牌、国际渠道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缺乏, 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处于被动地位。我国出口总量的5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靠加工贸易来完成, 不少高科技企业实际上是加工组装企业。虽然从当前看, 加工贸易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但是如果长期形成依赖, 与国内产业关联不紧密, 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这必然会影响我国外贸发展的后劲。

3. 外贸出口竞争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

目前, 我国出口商品的核心竞争力是低价格, 长期以来, “数量扩张, 低价竞争”是我国不少出口商品赢得市场的重要“法宝”。随着竞争日趋白热化, 以及国家一系列外贸政策的调整, 靠打价格战占有市场的出口模式已难以为继。单纯依赖低成本进行价格竞争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成效, 但从长远看, 不计成本追求出口规模增长的模式显然不利于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效益的提高。由于企业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来支持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 必然影响其发展后劲。另一方面, 以低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出口模式, 很容易招致反倾销等多种贸易摩擦, 恶化外贸条件, 不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4. 外贸快速增长与资源约束矛盾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大进大出”, 积极扩大对外开放, 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企业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分工, 实现国内外资源的优化配置, 为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也推动了我国外贸快速发展。从我对外贸易发展的实践看, 我国贸易扩张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日渐凸显。我国人均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 而且由于我国经济和贸易长期实行粗放型增长, 使得产出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 国内重要资源及能源国内供给严重不足。此外, 经济活动往往具有外部性, 一些地方和企业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外贸增长, 使得我国的外贸发展不仅没有完全反映生产要素的真实成本, 而且几乎完全忽略了资源和环境成本。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出口增长越快, 资源消耗就越多, 环境压力就越大。可见, 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利用与配置资源, 将是我国对外贸易长期的艰巨任务, 要实现这一任务目标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使出口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 以实现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5. 长期以来重视出口忽视进口

我国在长期的出口创汇思路下形成的战略思维, 使得进口问题长期被忽视。一方面, 中国的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 长期的重出口轻进口的贸易战略也带来了不容回避的问题:出口扩张难度增大、保护国内市场的余地缩小、持续的贸易顺差、粗放型的出口增长、国内产业结构失调、地区间的差距拉大、频繁的贸易摩擦等等。而进口规模的扩大将在资源、技术、市场、机制、体制等多个方面拓展我国的发展空间, 重视进口有助于提高国民福利、发挥后发优势, 可以为出口提供重要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 还能改善贸易条件, 扩大出口市场, 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如何更好地发挥进口对国内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增加消费者福利的作用, 是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此外, 随着我国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 我们还面临很多新的问题, 例如, 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问题、对外部资源能源的依赖问题等, 这些问题都决定了我国外贸主要靠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 必须尽快调整出口产品结构, 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规模型向效益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对策

1.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提高增长质量

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由低效益、低附加值的数量型增长, 向高效益、高附加值的出口战略转变,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贸风险, 减少外贸的依附性。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的产品, 实现了外贸的长足发展, 但现在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受阻、竞争激烈, 资源密集产品出口也受到我国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 而且我国主要出口产品为劳动和资源密集产品, 出口附加值低, 经济效益低下, 必须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 增强国内配套能力, 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尽可能更多地出口加工度高、附加值大、经济效益好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我国应该运用比较优势, 实施有计划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一方面要稳定和延续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 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还要创造和积累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 扩大其产品出口, 达到改善贸易结构, 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

2. 进入世界产业链高端、提高加工度、增加附加值

我国外贸出口产品长期停留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 主要进行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 加工度、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呈现出“三低”的特征。要改变这样的局面, 必须尽一切可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环保产业, 向上下两端延伸制造业的产业链, 力争进入世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 提高加工度、增长附加值, 扩大生产和出口高新技术产业产品、高附加值服务产品、技术密集产品、绿色产品、环保产品, 自主进行研究、开发、设计, 加强专业化协作和产学研结合。

3. 实施科技兴贸战略, 培育自主自识产权, 增强国际竞争力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长期看, 靠廉价劳动力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打“价格战”无法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国家能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保持长久优势, 取决于其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自主创新的能力。只有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 培育自主知识产权, 才能跻身国际产业分工的中高端, 实现出口效益最大化。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建设相当薄弱。因此, 要增强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重点是要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重点企业、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基地、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 才能有效地发挥科技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促进作用, 促进我国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根据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和竞争力情况, 可考虑将电子信息技术、电子通信设备、船舶制造、航天器材、大型机电一体化工程机械、纺织机械、电动工具、新型材料、中药、生物工程等行业作为重点扶持的出口行业。可考虑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技术改造投入、鼓励创新, 为自主创新提供有利的技术、资本、资源条件;形成合理资源价格, 加大成本压力, 推动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取胜;加大科研体制改革力度, 增大研发投入, 完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机制等。

4. 积极扩大进口, 促进贸易平衡

要实现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不仅要不断扩大出口, 更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进口发挥了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以后要在以下三方面加以强化:一是调整和优化进口商品结构和地区结构, 做好战略性资源商品和关键技术的进口调控, 增加从主要出口市场的进口, 促进贸易平衡, 推动重要资源进口方式和来源的多元化, 确保进口安全;二是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 进一步简化和放宽部分进口管理措施;三是建立和完善进口促进体系, 建立和完善进口公共信息服务体系, 宣传介绍国家有关进口法律法规, 提高政策透明度, 设立进口商品供求信息平台。国家有关部门应通过及时发布进口信息、提供培训服务、加强对进口企业的行政指导等措施, 引导企业更多地进口符合国家产业导向和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商品, 并引导企业做好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

参考文献

[1]陈文玲.加快转对外贸易增长方式[J].宏观经济研究, 2007 (7) :11～15

[2]隆国强: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从何着手[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7～01～24 (2)

[3]赵永清: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几点思考[J].国际贸易, 1996 (3) :26～28

[4]曾铮胡小环: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与贸易条件恶化[J].国际贸易, 2005 (1)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篇2

外汇局关于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指导意见

商贸发〔2012〕48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巨大成就，贸易大国地位逐步确立，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外贸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存在，迫切需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进一步增强外贸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作用。为此，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外贸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我国依靠资源能源、劳动力等有形要素投入的传统外贸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国外贸发展方式必须进行适应性转变。

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主动适应国际经贸格局变革的必然要求。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更加复杂。发达国家大力推动制造业回归，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增强，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复杂。要适应国际经贸格局调整，我国外贸发展方式必须进行主动性转变。

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是推动贸易强国进程的战略举措。我国已是贸易大国，但大而不强。与世界贸易强国相比，我国外贸商品的质量、档次、附加值还不高，企业研发、设计等核心竞争力还不强，行业协调能力和政府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还不够。要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我国外贸发展方式必须进行战略性转变。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促协调为重点，深入实施科技兴贸、以质取胜、市场多元化和“走出去”等重大战略，强化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发展意识，着力提升外贸发展传统优势，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外贸新优势，提高外贸发展质量和水平，促进外贸可持续发展。

（二）总体原则。坚持出口与进口协调发展，促进贸易平衡；坚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提升规模效益；坚持外贸与外资、外经协调发展，增强互动作用；坚持外贸与内贸协调发展，实现有效互补；坚持多种所有制主体协调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坚持东部与中西部协调发展，实现外贸全方位发展。

（三）发展目标。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目标是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要着力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行业组织的协调能力，提高政府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进一步优化主体结构，做强大企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优化商品结构，稳定传统优势产品贸易，推动知识产权、品牌、高附加值产品贸易；进一步优化市场结构，巩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培育周边市场；进一步优化贸易方式结构，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

三、主要任务

（四）优化外贸国际市场布局。在巩固传统市场、培育周边市场的同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开拓力度。综合考虑资源储量、人口规模、市场份额、战略地位等因素，选择若干个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重点开拓，逐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扩大自贸区伙伴市场规模。加强政府对企业开拓市场的支持与服务。鼓励行业组织帮助企业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通过对外援助和经济合作，促进双边友好关系发展，营造良好外贸发展环境。

（五）优化外贸国内区域布局。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外贸发展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地区外贸发展。综合考虑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工业基础、交通区位等因素，重点支持部分中西部省（市、区），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支持中西部地区积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承接国际和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转移。加快重点边境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扩大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

（六）加快外贸转型基地建设。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划布局，依托产业集聚区，加快培育一批农产品、轻工、纺织服装、医药、五金建材、新型材料、专业化工、摩托车、机床、工程机械、铁路机车、电力装备、电信设备、软件等重点行业专业型基地；依托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培育一批综合型基地；依托生产型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企业型基地。继续推进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国家船舶出口基地、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建设。

（七）加快贸易平台和国际营销网络建设。加快构建贸易平台，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国家级会展平台，培育若干个内外贸结合、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市场平台，培育若干个技术力量强、信誉好的电子商务平台，培育若干个特色功能强、服务优化的进口促进平台。加快建设国际营销网络，鼓励国内企业在境外建设一批品牌推广效果好的展示中心、区域辐射半径大的批发市场，建立一批市场渗透能力强的品牌专卖店等零售网点。

（八）提升出口商品品牌与质量。鼓励出口企业加快品牌建设，推动品牌、技术产品贸易。引导和鼓励企业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标准，参与国际标准制订。建立国家出口产品质量风险动态监测体系，运用技术性措施引导和促进出口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和诚信自律。完善出口商品检验检疫监管制度，深化出口产品分类管理工作和出口商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鼓励低碳排放、节能环保产品贸易，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

（九）提升加工贸易。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有序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完善相关功能，引导加工贸易增量入区发展。推动我国本土企业进入加

工贸易产业链和供应链，并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做大做强。推动来料加工企业转型。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示范工作，培育和建设一批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及承接转移示范地，引导加工贸易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开展加工贸易。

（十）加快“走出去”带动贸易。推动国内技术成熟的行业到境外开展装配生产，带动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出口。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建立稳定的境外能源资源供应渠道。推进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开拓国际市场。支持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带动国内技术、标准“走出去”。采取综合性政策措施，大力支持我国重大技术标准在海外应用。

（十一）发展边境贸易。扩大边境地区对外开放，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实现兴边富民目标。完善有关对边境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边境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技术、资金和信贷支持力度。综合利用边境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特殊经济开发区等政策优势，发挥边境经济合作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作为边境贸易发展的载体功能，促进边境地区产业集聚和结构优化，鼓励边境地区发展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边境贸易平稳较快发展。

（十二）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文化、技术、软件、中医药、动漫等服务贸易。推动成熟产业技术出口，促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完善服务外包管理方式，提高承接能力和水平。建立和完善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财税体系，支持企业扩大服务出口，扶持统计、促进等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服务贸易企业开拓市场、防范市场风险提供服务。

（十三）促进贸易平衡。加强和改进进口工作，利用进口信贷、进口担保，为企业扩大进口提供融资便利。推动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拓宽进口渠道，提升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完善战略资源储备体系。规范对网购、代购等新型贸易方式项下个人直接从境外购买消费品的管理。利用关税优惠等政策手段，鼓励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能源和原材料以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用品进口。继续落实对来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产品的进口零关税待遇。做好进口公共信息服务，培育若干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十四）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继续推进“大通关”建设，强化电子口岸建设，积极推进海关国际合作，不断完善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和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模式，提高通关效率和检验检疫能力，完善检验检疫收费政策。加强进出口环节的收费监管，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严肃查处乱收费、乱罚款及各种摊派行为。清理并逐步取消进口环节不合理限制，进一步简化进口管理程序，调减自动进口许可商品管理目录。进一步简化商务人员出入境审批程序。

四、政策措施

（十五）完善财税政策。完善财政对外贸支持的稳定机制，推动外贸和相关产业结构调整及转型升级。保持出口退税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准确、及时退税。发挥关税的宏观调控作用，进一步优化进口关税结构，增强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作用。

（十六）加强金融服务。建立和完善与贸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全方位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国内商业银行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开展进出口信贷业务，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发挥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外贸发展的支持作用。支持融资性担保机构扩大中小企业进出口融资担保业务，加大对中小企业进出口信贷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导向作用，支持符合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的货物、技术和服务的出口。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积极推进贸易收付汇管理制度改革。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将结算中心、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设在境内。

（十七）完善贸易及配套政策。制订宽严适度的原产地规则。完善原产地认证管理体系，稳步推进与原产地相关的贸易便利化进程。改进许可证管理，加强贸易统计监测功能。加强政策协调和衔接，促进贸易与利用外资、“走出去”协同发展。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优化外资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加快完善境外投资促进体系和服务保障体系，鼓励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合作。支持有实力的再生能源企业增强境外再生能源获取能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深化多双边及区域经贸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多双边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五、体制机制保障

（十八）改革管理体制。适应世贸组织规则要求，加快管理手段创新，建立公开透明、统一规范的外贸管理体系，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和守法经营。完善外贸法律体系，包括与贸易有关的对外投资合作、知识产权、环境与气候、贸易救济等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运用资质、信用、技术、节能、环保、社会福利、劳动安全标准等准入手段，加强对敏感商品的管理。推动商（协）会立法进程，充分发挥商（协）会等行业中介组织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和协调。整顿和规范外贸经营秩序，建立健全外贸信用体系。

（十九）完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按照应对有效的要求，统筹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及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健全政府、行业和企业“三位一体”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提高贸易摩擦应对能力。加强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建设，完善全口径进出口监测预警体系。强化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完善产业安全数据库，运用贸易救济措施，依法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利用多双边贸易磋商机制，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政府和行业间对话与磋商，有效化解贸易摩擦和争端，积极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和“碳关税”等绿色贸易措施。合理利用反垄断手段，消除境外垄断影响，支持企业防范和应对海外反垄断诉讼与调查。

（二十）健全工作机制。加快政府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政府信息服务水平，建立信息定期发布机制，逐步完善商务、海关、质检、税务、外汇、银监、保监、统计等部门间及其与省市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健全横向协作、纵向联动、高效协调的协作机制，充分调动地方和中央各部门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促进外贸发展的合力。

各地方、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领导，密切配合，扩大宣传，并结合实际研究制订配套实施办法，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实效，努力开创我国外贸发展新局面。

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质检总局

银监会

保监会

外汇局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篇3

这次政策调整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二是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三是将10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改为出口免税政策。

此前，虽闻我国将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但却未料到此次退税率调整范围达空前的2831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此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后，出口退税率结构由原17%、13%、11%、8%和5%五档调整为17%、13%、11%、9%和5%五档。

而做出如此重大调整的原因，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直截了当地表达为：“这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以缓解外贸顺差过大为主要政策目标”。

业内专家认为，除了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失衡外，调整出口退税率更深刻的意味在于，我国经济增长思路的转变，以此为契机我国将采取切实的措施转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降退税直指高顺差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但当前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外贸顺差过大、投资增速继续在高位运行、流动性过剩等问题依然突出。外贸顺差增长过快，不仅加剧贸易摩擦，而且加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压力。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称，为了缓解贸易顺差过大，促进外贸平衡，政府需要利用多种政策工具，出台一揽子政策措施，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这位负责人指出，这次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作为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我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

同时，这项措施也将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减少贸易摩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说，外贸顺差步步登高已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较大压力，另外，外贸出口中出现的资源型产品大量出口，以及通过出口空转等形式骗取退税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此次大规模调整商品出口退税，既是对出口退税政策的总体调整，也考虑到改善我国商品出口结构等问题。

据海关统计，今年1－5月进出口总额为8013亿美元，同比增长23.7%。其中：出口总额4435亿美元，同比增长27.8%，进口总额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19.1%，出口增幅高于进口增幅8.7个百分点，累计顺差857亿美元，同比增长83.1%。

取消过渡期防提前出口

此前，市场人士曾推测5月份出口大增与出口退税调整预期有关。此次调整中，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做出取消过渡期安排的决定，这使出口企业通过提前出口“规避”不利政策的时间大大缩短。

财政部有关人士表示，去年9月，财政部曾对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作了调整。当时考虑到政策调整的品种较多，涉及面较大，一些已经签订的出口合同在价格上难以更改，为减少企业损失，保证政策的平稳过渡，特别规定了三个月的过渡期，即对调整出口退税率的商品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并在一定期限内办理出口合同备案的，可以按原出口退税率执行。

他指出，在上述规定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假合同，影响了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效果，也造成了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鉴于这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以缓解外贸顺差过大为主要政策目标，考虑到去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设置过渡期出现的问题，这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没有设置过渡期。

他说，为了让企业有提前准备的时间，这次将调整的政策内容提前一定时间对社会公布。同时，考虑到一些造船合同和对外工程承包合同一般期限较长，价格难以调整，因此，规定对此前已经签订的船舶出口合同和工程中标或已经签订的价格上不能更改的长期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涉及的出口设备和建材，于2007年7月20日前在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登记备案的，准予仍按原出口退税率执行完毕。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取消过渡期安排使得企业猝不及防，而仅提前十余天的公布退税政策企业也很难通过更改合同，调整企业的出口策略，预留利润空间等方式降低政策影响。当然，此前也有钢材贸易商开始采取延缓合同签订、增加附加条款、进驻保税区、提价等四大措施规避风险。

短期阵痛长期利好

刘尚希认为，大规模调整出口退税率将给相关企业带来切实的影响，但长期看这种提高出口商品成本的做法一方面将促使外向型企业调整经营思路，立足国内市场，同时，还将加快一些仅靠出口退税盈利企业的退出，从而改善优质优势企业的外贸环境。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取消和降低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我国相关出口商品的成本将会增加，从而会对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于这次在政策设计时采取了“有保有压”的区别政策，释放了国家产业结构、出口商品结构调整的明确信号，有利于引导企业减少“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减少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加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从而引导企业调整投资方向，避免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

福建省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 篇4

外贸增长方式, 是指决定外贸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外贸增长的方式, 包括两类:即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就是从传统的单纯依靠数量扩张和价格优势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依靠技术与品牌、提高质量和效益、优化结构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非常缓慢, 而外贸的迅速增长也主要是靠“大进大出”, 即数量扩张和粗放经营实现的。目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特别提出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目的就是为了扼制外贸数量扩张, 并以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来推动多年停滞不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福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必要性

福建的对外贸易仍处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产品的档次不高, 出口名牌很少, 因此必须及时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 否则将会阻碍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可以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说明。

按照海关统计的历年出口商品的分类, 工业制成品分为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以及其他未分类的商品五类。其中, 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 还有一部分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 因此, 我们可以把这两类看作是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的资本与知识密集型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属于资源和原材料密集型产品, 而杂项制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我们以C代表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的出口额, 以M代表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额, 那么C与M之和就是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资本与知识密集型产品, 以L代表劳动密集型产品, 以E代表年出口总额, 以CMS代表资本与知识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 以LS代表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 则可以得到:

带入1996—2005年的各项数据, 可以得到表1, 其中E、C、M、L和C+M的单位皆为万美元。

主成分分析方法把多变量简化为作几个主要的变量, 仅这几个变量包含了总体几乎全部的信息, 并剔除了变量的相关性。所以, 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可简便而又准确地分析出数据的统计规律。

资料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

由于一些经济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 有的指标值数量级上也有很大差异, 在应用主成分分析研究问题时, 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引起新的问题。为了消除由于量纲的不同可能带来的不合理影响,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 先根据表1中的原始数据对数据作标准化处理 (见表2) :

根据表2中的数据, 利用SPSS软件可得到指标Xc、Xm、Xl的相关矩阵R, 及相关矩阵R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 (见表3) 。

由表3可知, 第一主成分包含总体信息量的83.145%, 第二主成分包含总体信息量的16.711%, 前两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99.856%。因此, 可以通过分析前两个主成分来推断总体的信息。从现实意义上讲, 通过前两个主成分对福建出口结构进行分析, 便可得到几乎包含了全部出口商品的信息 (99.856%) 。于是在这里对前两个主成分进行分析来解释福建整个出口结构情况 (见表4) 。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因此可得其线性组合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影响福建出口的第一主成分构成是机械及运输设备Xm, 影响福建出口的第二主成分构成是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Xc。因此, 对福建商品出口影响比较大的是附加值高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和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 福建应高度重视这两类商品的出口, 从多方面入手, 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尽快促进福建出口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三、福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若干建议

经过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 福建的外贸运行机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但另一方面,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 福建的对外贸易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矛盾, 因此, 必须积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具体来看, 包括以下几个措施。

(一)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从依靠数量和规模转向依靠质量和效益发展贸易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是外贸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有效措施。出口商品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一国出口的各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构成, 即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出口额与整个贸易额的比。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在于改善出口商品交换进口的条件, 当出口产品能交换到更多的进口产品时, 贸易条件就改善了, 或者说更有利了;反之, 贸易条件就恶化了。改革开放以来, 福建的外贸结构不断优化, 但是也暴露出一些内在的矛盾与问题, 特别是出口商品结构方面的问题。因此, 福建应树立“着力于近期, 着眼于长远”的思想, 紧密依托全省产业结构的调整, 以国际市场为导向, 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出口商品进行调整优化:从优化产业结构入手调整出口商品结构;积极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大力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二) 深入推进“科技兴贸”战略, 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科技是现代技术创新的源泉, 也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科技兴贸战略的核心就是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1.不断扩大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 从资金投入、金融支持、税收优惠、便捷通关、绿色通道等方面营造出一种鼓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政策环境, 鼓励先进地区带动落后地区, 通过福州和厦门的示范效应, 促进其他地市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另外, 要调整高新技术出口产品结构, 对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以外的其余八种高新技术产品采取扶持措施, 鼓励各种高新技术产品均衡发展。最后应在继续发展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基础上, 大力扶持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 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2.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出口产业。传统产业是福建省国民经济的主体。企业必须转变认识, 充分认识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出口产业的必要性。将高新技术渗透到传统出口产品中, 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选择出口额最大的产品, 进行重点攻关, 并以纺织后整理、家电关键元器件等传统产业的薄弱环节为突破口, 带动全省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从根本上增强福建的出口竞争力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三) 利用海西平台, 促进闽台经贸合作

福建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地区最近的省份, 对台是福建得天独厚的优势:血缘相亲、地理相近、语言相通、文化相承。自两岸关系缓和以来, 闽台经贸合作一直居全国前列, 并已形成良性互动之势, 为进一步进行经济整合奠定了坚实基础。

1.努力推进闽台小型自由贸易区的早日建成。构建类似大陆与我国港澳CEPA的两岸经贸合作机制是当前加强两岸经济合作, 提升两岸经济竞争力的有效措施, 但难以一步到位, 需要一个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的过程。首先, 建立厦-金自由贸易区, 尽力争取开辟厦门自由港, 对厦门岛实行封关管理, 台湾地区商品进入厦门一律免税, 对岛外进厦门购物实行限量免税;其次, 建立两马自由贸易区。要尽快实现马尾保税区的功能转型, 扩大其转口功能, 而后将其与马尾台商投资区合并, 建立两岸大宗物质的大型仓储及中转设施、大型商品展洽馆, 使其成为两岸商品转口为主的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

2.拓展闽台服务贸易合作新领域。台湾地区对福建省服务业领域的投资与合作发展相对较慢, 而且不平衡。福建应充分利用台湾地区服务业的优势, 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台商投资导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当前特别要加强金融业对台资的引进与合作。

3.促进闽台农业合作与农产品贸易。在我国台商对大陆各领域的投资中, 福建省最具优势与发展潜力以及成果最显著的是农业领域的投资与合作。福建与台湾地区的地理区位与自然环境的相似性, 福建省对农业领域合作的高度重视以及中央政府的支持, 为闽台农业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 福建应积极采取措施, 促进闽台农业合作与农产品贸易。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篇5

王一鸣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并由于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无论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决定于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增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投融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虽有起伏，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之中。1979～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速度。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表现出两个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以“十五”时期为例，中国能源、电力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费量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资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趋严重，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近年来，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200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第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经济内外失衡即投资与消费失衡和内需与外需失衡。

同样以“十五”时期为例，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投资增长明显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1～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通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然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国外贸顺差由225.5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

总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不仅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约束性不断加剧，而且使潜在风险和外部压力也不断加大。

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从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环境看，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接近拐点，从各方面因素和条件判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首先，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之不断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根据测算，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劳动力总量和结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换言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耗竭，劳动力成本势必会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三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四是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因此，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加快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并随着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难以持续。其次，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主要资源的国内保障能力脆弱。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规模迅速扩大，能源资源消耗量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说以往缓解资源环境矛盾还有较大回旋空间，但发展到今天，一些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逐步逼向极限，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延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和边界，引发系统性风险，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这就要求我们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这必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资持续高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必然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通过最终消费的增长予以消化。投资高增长必然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况下，我国每百元投资品中，用在工业设备上的不过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当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钢材。我国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钢材约占40％，与投资的高增长不无关系。投资增长过快，还会使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益提高，使少数人获益，进而加剧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第四，出口过快增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不仅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剧了内需与外需的失衡。虽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这只能减缓和拖延我国产能过剩矛盾显性化和引发危机的程度和时间。出口过快增长，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还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虽然我国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仅为7％左右，但对我们的反倾销案件却高达15％。我国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在开放环境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延续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国内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而且国际市场也越来越难以承受这样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出口数量扩张。

综上所述，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看，再按传统增长方式发展下去，很难持续。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时期仍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终究将难以持续。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引发“高速增长期”的终结。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场功能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是“黄金发展期”，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往往也是投资强度最大的时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最大的时期。我们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讨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但是，即使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层面挡住，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

场主体。而在现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发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发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主要原因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资源和要素价格过低，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使投资成本低、投资需求过热，而且使资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扩张，导致贸易顺差过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和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一定条件下，这必然引发流动性过剩问题。

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说也与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却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比如2006年财政收入达到3.87万亿元，如果再加上约1.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1万亿元的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占国内生产总值近30％，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同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部门的依赖。

因此，我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进市场功能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企业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下，逐步加快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设立技术标准等手段，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推进，但这种模式所需时间较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与美国的抗衡中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制在某些部门推进技术进步，没有从调整体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约束和动力机制，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中，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场机制，增进市场功能，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从根本上取决于体制创新，重点是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一）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价格偏低，利用资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必然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浪费，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而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所有者权益得不到体现，是资源价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条件。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要使各种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还要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垄断和市场分割格局，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分竞争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水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属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收益用于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对低收入者的补偿；理顺资源税和资源费的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增加对资源开采地区的补偿，在条件成熟时把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整合起来；在部分垄断性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资源产权制度。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短期内会遇到一些阻力，还会带来低收入者承受能力问题，但不下决心推进这项改革，价格扭曲状况便很难扭转，转变增长方式也很难落到实处。

（二）改革财税体制

现行的财税体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结构没有作相应调整，近年来，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资上调和社会保障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虽然增长较快，但远不能满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客观上刺激了地方不顾资源和环境条件，盲目发展财政增收效应大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要求对现有财税体制进行新一轮战略性调整。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税转型，逐步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税和间接税合理配置的税制结构；改革完善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建立健全资源环境税收制度；开征物业税，逐步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适当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税体制，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扩大预算管理范围、建立预算编制与执行分离的监督机制，完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现行投资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与投资体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投资管理责任缺乏约束，政府投资的公共性不强，公共决策机制缺失。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进一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约束投资决策中的机构利益行为，逐步改变目前各级政府投资决策机构“权重责少”的状况；增强政府投资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将土地出让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切断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楼堂馆所的主要资金来源；建立公共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增强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强化投资监督体系建设，通过提高投资决策透明度、增强内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增强地方人大对重大项目的监督作用，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28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调节功能逐步增强，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方式、职能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和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务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机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效率，增强涉外经济管理职能，保持内外经济协调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调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增强市场监管职能，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提高社会组织对政府职能转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是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施重要指标统计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切实提高约束性指标行政问责的效力，并逐步将单位生产总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减排、生态环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去，增强各级政府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我国增长方式转变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场体系等因素外，企业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约束激励机制不完善，对市场信号不能做出正确反应；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产品结构单一；民营企业多数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带有粗放经营的特征。

辽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问题研究 篇6

摘 要：在当前我国建设新型开放型经济，及中央明确提出东北再振兴的重大战略机遇之际，如何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抓住机遇，通过体制改革和深化开放，实现辽宁外贸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辽宁省；对外贸易；发展方式

一、辽宁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出口结构有所优化。辽宁作为临海工业大省，拥有东北地区唯一出海口，近年来对外贸易发展较为迅速，出口规模逐年增长。对外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199.1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1142.8亿美元。同期机电才产品出口额从40.3亿美元增长到261.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比重达40.52%。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则从17.5亿美元，增加到54.3亿美元。出口产品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占全部出口比重超过60%，其次是欧洲和北美，在2014年分别达到15.2%和12.5%。在出口企业类型上，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达到对外贸易额的42.6%，私营企业进出口额占29.1%，国有企业进出口额占27.4%。

（二）对外贸易规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长方式粗放。辽宁作为共和国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省内高校林立，拥有较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技术基础。近年来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始终居于前8名的位置。2001年辽宁GDIP占全国比重为

4.66%，此后基本保持在这个水平，2013年为4.76%。但同期辽宁的贸易总额占全国贸易总额却从3.9%下降到2.71%。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年全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44.1%，而临海工业大省辽宁只有32.6%.截止2013年，全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达到45.38%，而辽宁同期对外贸易依存度却下跌到26.14%。而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全国始终保持在30%左右，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13年仍达到26.56%。而辽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却从2001年的15.72%，仅保持了两年的增长，就迅速下降到

2013年的8.41%。可见，辽宁出口贸易仍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高新技术产品增长乏力，整体仍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低端，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有限。

（三）老工业基地体制机制积弊困扰。辽宁老工业基地退出计划经济体制较晚，因而存在着体制僵化等问题，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主导作用有限，企业创新动力明显不足，区域重工业比重过大，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各产业未能实现协调发展，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拉动，尤其是国家投资，经济活力不足。这些因素也进一步制约了，辽宁出口贸易的竞争力，导致了制造业大省出口产品却缺乏竞争力的不利局面。

二、辽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辽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面临的机遇与挑战：1.东北老工业基地再振兴为辽宁外贸发展带来战略机遇。2.国家新型开放型经济建设为辽宁外贸发展指明了方向。3.外部需求不振，宏观经济转型仍制约辽宁外贸发展。当前正处我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的下行压力。另外，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深化，国际外部需求不振，我国整体外贸出口有所下滑，辽宁2014年GDP下降比重较大，对外贸易出口也出现明显的下降。辽宁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等手段，克服转型压力，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三、辽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主要对策

（1）扩大开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辽宁老工业基地对外贸易发展必须扩大开放水平，加强与东北亚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利用拥有东北地区唯一出海口的区位优势，加强与日、韩的贸易交往。当前，中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已完成实质性谈判，辽宁应抓住机遇，积极加强对韩贸易，将大连建设成为作为东北地区贸易集散中心，和面向东北亚的重要航运中心。同时，积极提高沿海经济带各港口城市的开放水平，协调沿海经济带与内陆沈阳经济区的发展，实现港腹联动，发挥经济集聚作用。（2）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贸易的发展最终要靠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辽宁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比重大，体制僵化，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严重制约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应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激发企业活力，支持和鼓励创新，坚持创新驱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企业“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向国际产业价值链上游攀升，增加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持续提升。在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基础上，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出口，提升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竞争力，实现出口主体多元化。（3）实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战略。加工贸易是辽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重要形式，但如果长期固守在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环节，将最终导致“贫困化”增长，因此必须走“简单组装到复杂组装、零部件生产、产品研发、销售与自主品牌”的产业链升级道路，不断向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同时要加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例，实现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鼓励更多的国内企业参与到加工贸易的产业链中，增强国内加工贸易的产业配套能力，培育加工贸易产业集群，从国际产业链的制造业环节入手，逐渐实现制造优势向市场优势、技术优势和产业集群优势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郭浩淼，崔日明，我国出口产品价格提升战略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2）：91-93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篇7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 河南外贸一直处于良好的发展势头。据郑州海关数据显示, 2005~2008年期间, 河南省进出口总额每年连创新高, 2008更是达到了175.3亿美元, 与上年相比, 增长37.1%, 贸易规模比2007年扩大了47.4亿美元, 创历史最高。但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自2008年10月份以来, 河南进出口环比逐月回落, 更是出现了连续负增长。2008年10月份进出口总额为155257万美元, 比9月份下降20911万美元, 降幅为11.9%。同时, 自此开始, 进出口总额更是连续下降。2009年1~8月份, 进出口总额累计比去年同期平均下降26.2%。

2 金融危机下河南外贸粗放型增长方式凸显的问题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河南外贸正在经历严峻考验。在这场考验中, 河南外贸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长期以来, 河南外贸是在粗放型的状态下快速增长, 但在这场金融危机中, 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更是暴露无疑。

2.1 低端产品为主的出口遭遇重创

据郑州海关统计, 2008年河南省10大出口商品分别是:热轧非合金钢板、人发制品、精炼铜管、橡胶轮胎、热轧普通钢铁卷材、钼

率低, 企业竞争力弱, 棉纺出口企业只有利用目前世界金融危机的经济低潮时机, 抓紧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突出特色和个性, 打造自主知名品牌, 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知名品牌, 再以一个品牌带动相关产品档次的提高, 才能增强棉纺出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使棉纺出口企业从低价竞争及棉花价格波动影响的怪圈中突围, 逐步走上高、尖、精的良性循环发展之路, 真正成为名牌之下的高出口、高效益型的强竞争力棉纺出口企业。

(4) 转移出口市场, 提升棉纺出口产品的相对市场竞争力。对于棉纺织出口企业来说, 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 2008年至今是自2000年压锭结束以来最为困难的一段时期。随着金融危机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 2009年棉纺行业面临的出口环境将更加严峻。事实上2008年棉纺产品的出口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2009年上半年出口也不会有明显增长。迹象表明,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棉纺织产品市场低迷, 加之发达国家中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 导致我国棉纺织产品出口大幅下降, 此时转移出口市场乃明智之举, 出口市场转移的主要方向应由发达国家转向亚洲欠发达国家以及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以彰显相对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综上所述, 棉纺出口企业要想彻底摆脱棉花价格波动影响的怪圈, 必须寻求自身突破, 加速产品技术升级换代, 提高产品技术含矿砂、银锭、铝合金矩形板、30座以上的客车和碳电极。这些出口商品基本属于高污染、高消耗和资源性产品, 且技术含量、附加值较低。在这次金融危机中, 这些产品的出口首当其冲遭遇了寒流。据海关总署统计, 今年上半年我国累计出口轮胎1.3亿条, 价值33.1亿美元, 分别比去年同期 (下同) 下降18.8%和16.2%。其中6月份当月出口轮胎2648万条, 下降6.8%, 价值6.6亿美元, 下降6.4%。在此格局中, 我省的轮胎出口受阻, 也自在情理之中。另外, 比如我省栾川是出口钼矿的重地, 自去年年底开始, 国际钼价阴跌不止, 下游企业大部分选择进口国外氧化钼, 钼精矿生产商迫于成本压力, 又没有降价空间, 造成许多企业停产, 出口萎缩。

2.2 内销渠道发展严重滞后

企业外销, 资金周转快, 产品走量大, 而且没有库存积压, 利润可观, 再加上国家政策的扶持, 所以很多企业都选择了外销, 而忽视了内销渠道的建立。而在目前外销受阻的情况下, 内销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企业长期的忽视, 进而使企业遭受到了“内外夹击”, 苦不堪言。比如, 河南世纪香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是目前中原地区最大的以白灵菇、杏鲍菇为主的珍稀食用菌生产基地, 产品80%出口, 年度出口额达到400万美元。然而, 自去年年底开始, 该公司的海外代理商因库存积压严重, 中断了合作关系;万般无奈之

量和附加值, 走名牌发展之路, 才能引领我国棉纺行业由棉纺大国向棉纺强国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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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谭砚文.中国棉花生产波动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下, 世纪香积极寻求内销之道, 但到了此时才发现, 由于长久依赖进口, 他们忽视了内销渠道的建立, 终致如今“临时抱佛脚”, “无路可走”。目前, 与世纪香有同样遭遇的企业并不在少数。

2.3 出口产品品牌化程度偏低

表面上看, 由于欧盟、美国、日韩市场普遍疲软, 导致订单减少是河南出口下降的原因, 但实际上, 河南出口产品多为资源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 无自主品牌, 缺少国际定价权和国际竞争力, 价格低廉, 最终导致滞销, 这才是根本原因。从总体上看, 河南出口产品还处于原料型、初加工、低制造这一低增值环节。出口中满足于来样加工和定牌生产, 在产品品质、款式和服务等各方面始终处于追随者的水平, 大部分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属于“有品无牌”的状态[1]。例如, 河南一些纺织、服装、鞋类生产企业, 由于它们的产品多供应东南沿海的服装加工企业和外贸企业, 因而一旦这些下游企业减产甚至倒闭, 上游的纺织企业就会跟着受牵连。目前这些企业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2.4 对外贸易市场分布相对集中

欧盟、美国、东盟一直是河南出口比重最大的三位贸易伙伴, 2008年, 对这三个市场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3.52%[2]。这些市场一旦有风吹草动, 便会迅速波及河南出口, 这在金融危机中更是凸显无疑。据郑州海关数据显示, 2009年1~8月, 我省进出口总额为84.4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27.9%。其中, 出口额为45.3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37.6%。欧美市场成了河南出口下滑的“重灾区”:1~8月, 河南对欧盟、美国和东盟分别出口7.26亿美元、7.05亿美元和3.93亿美元, 占全省出口总额的40.2%, 与去年同比分别下降53.9%、33.7%和44.4%。

2.5 企业缺乏贸易风险控制力

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 很多外贸企业在贸易风险控制方面的意识不足, 对贸易风险的主动防范和规避的能力有限, 另外企业利用金融工具规避风险的意识普遍淡薄。所以, 当危机来临时, 由于很多企业没有相应的风险防范体系, 只能坐以待毙。而相反的是, 有些企业由于风险控制工作准备充分, 甚至在危机出现前, 就已进行了企业战略调整, 从而使企业的损失降至最低, 甚至变被动为主动, 在危机中趁势扩张。

3 新形势下转变河南外贸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几点建议

3.1 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从政府层面上讲, 要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的研发和技术改造;发挥河南农业大省的特色, 支持优势和特色农产品出口。加强出口产业基地和出口产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充分发挥产业优势, 打造一批产业链条完整、带动影响力强的产业集群, 全面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附加值和综合竞争力。从企业层面上讲, 企业只有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才能增强国际竞争力。

3.2 积极建立并发展内销渠道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 很多企业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充分暴露, 带来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所以, 企业必须积极建立有效的营销渠道、人才团队, 培育与发展国内市场。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典型是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瑞贝卡发制品出口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但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2007年, 该公司在继续开拓欧美、非洲等“传统市场”的前提下, 开始打造“回国”战略, 当年就在北京开了3家专卖店;2008年, 在省会郑州开了第一家店后, 该公司将足迹延伸至上海、沈阳、济南、合肥、杭州、武汉、成都等多个大中城市。瑞贝卡“早预见, 早调整”的企业经营思路, 使得瑞贝卡公司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对战略市场进行了调整, 开拓了新的经营领域[3]。

3.3 实施品牌战略,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2009年4月份出台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2009]65号) 中提到, 在我省现有55个出口名牌的基础上, 力争两年内培育2个出口超10亿美元、5个出口超5亿美元、10个出口超3亿美元、20个出口超1亿美元的拳头商品。在此目标下, 政府必须建立有效的出口品牌政策支持体系, 开展境外商标注册、质量标准认证等活动, 搭建自主品牌走向国际市场的平台和通道。而作为企业, 品牌建设更是重中之重。但品牌建设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它需要“持久”的理念、准确的定位、消费者的认同、文化的支撑和策略的营销等, 所以, 企业必须充分规划好品牌发展战略, 稳步实施品牌战略。

3.4 大力开拓新兴市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 美国、欧盟、东盟市场成为河南出口的“重灾区”, 所以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就必须转变市场相对集中的状况, 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欧盟、美国、东盟、日本、韩国、香港等传统市场的同时, 企业要着力开拓中东、非洲、拉美、澳洲、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积极参加国内外知名博览会和专业展览会, 扩大产品出口, 形成合理的多元化市场格局。

3.5 加强贸易风险管理

首先, 作为外贸企业, 必须树立风险意识, 并设立专门的市场分析部门或岗位, 加强对市场的分析;建立健全客户信用管理制度;加强流动资产管理, 合理安排负债规模, 规避资金风险;合理利用金融工具规避风险, 全面地提高对风险的防范与应变能力。从政府角度考虑, 第一要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扶持力度,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要在充分发挥现有功能的基础上, 不断开发新险种, 采取灵活优惠的保险费率, 为出口企业提供更多支持;第二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特别要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 支持它们开拓国际市场, 并尽快建立外贸中小企业担保公司, 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另外, 政府也要为企业提供对外贸易信息服务, 健全贸易摩擦应对工作机制, 为企业搭建更好的服务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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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秀丽, 张红梅等;优化河南出口产品, 转变贸易增长方式[J].企业活力, 2008, (7) .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篇8

1.1 发展低碳经济是顺应趋势,分享经济可持续发展下国际贸易利益的必然选择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为了减少人类活动对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增温效应,各国积极倡导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英国、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推出了低碳经济的创新政策,纷纷提出减排计划,建立碳权交易市场,推出“低碳”技术和产品标准,争夺全球涉碳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我国为了切实履行大国责任,突破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约束,也主动向低碳化发展模式转型。2007年9月8日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国家主席胡锦涛针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问题提出4项建议,即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这是中国政府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目前中国在国际碳市场上主要参与的是清洁发展机制(CDM)的交易,CDM是《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国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通过具体项目而产生的减排额的交易。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到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可以预见低碳经济将是未来国家和企业竞争力之所在。从国内外宏观环境来看,发展低碳经济是大势所趋。发展低碳经济是解决当前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迫切需要,是在江西能源短缺背景下参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的必然选择,是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1.2 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是“后危机”时代外贸发展的最优抉择

“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都处于经济复苏期,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各国都力图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促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设法避免或减少经济全球化对本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资源环境成本上升,传统的单纯依靠低附加值产品数量扩张和价格优势的出口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须向依靠技术与品牌、提高质量和效益、优化结构的出口增长方式转变。

首先,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之一。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外贸科学发展,实现外贸强国的根本途径。其次,国际竞争加剧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外在压力。“后危机”时代,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日趋多样化。在使用歧视性的关税和进口数量限制措施遭到强制性的WTO协议限制时,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开始寻求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和手段。发达国家利用技术、规则方面的话语权,以保护生命、健康、环境和资源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由,实现其贸易保护的合理化。除了常用的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外,目前美国、欧盟等国家正在酝酿征收碳关税。所谓碳关税,就是指一国对来自不符合其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国家或不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的一种特别边境税。碳关税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将碳减排限额间接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一旦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成为现实,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门槛就将与“低碳”相挂钩,碳关税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新障碍,削弱其出口商品竞争力。因此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低碳化是规避这类贸易壁垒的最优选择。

1.3 低碳经济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融合推进具有逻辑互动性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以降低对自然资源依赖为目标,以能源可持续利用为支撑,在发展的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要改变重数量轻质量、重产出轻排放、重增长轻发展的外贸发展现状。低碳经济发展和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二者最终都要落在产业调整产业升级上。在我省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排放是碳排放的大头,因此发展低碳经济着力点是提高工业生产中能源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碳管制等措施实现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减少以及能源的可持续供给。而征对我省“两高一资”的出口商品结构,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是改变粗放型和高排放的出口状况,重视外贸发展中环境和能源消耗,促进外贸集约化发展。 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二者存在互动逻辑,其着力点和目标一致。二者融合推进的重点就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低碳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因此,低碳经济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融合推进可行也有必要,融合推进有利于在宏观层面上提高政策效率,明确经济发展重点和方向。两者融合推进促进外贸发展低碳化,外贸增长集约化符合江西生态立省,绿色崛起的总体发展战略。

2 江西外贸发展中存在的高碳化问题

近年来,江西外贸发展很快,进出口额增速在全国保持领先,2006-2008年领先全国平均增速二十多个百分点。然而,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萎缩,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江西外贸进出口额同比下降7%。金融危机对我省外贸的冲击,表面上看是对外贸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外贸发展方式的冲击。江西省外贸发展势头虽然强劲,但外贸利益是靠超额输出环境和资源获取的,外贸增长方式仍是粗放型的,是不可持续的。

2.1 产业结构高碳化

相同规模或总量的经济,处于同样的技术水平,如果产业结构不同,则碳排放量相差很大。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农业和工业一直是二氧化碳排放多的行业。从江西省历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构成变化情况看,2009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到GDP的65.6%。虽然在江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逐步下降(见表1)。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但第二产业比重基本是稳中有升,在GDP中占一半以上。数据表明,江西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高碳排放的第二产业, 而且工业重化现象严重,重工业占到60%以上。产业结构决定我省出口结构也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服务贸易比重极低。这种偏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导致对资源和环境消耗大,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传统的大量消耗能源的行业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中,2009年江西这三大行业占到GDP的56.8%。可见对江西经济增长贡献大的行业基本以高碳行业为主。

数据资料来源于2010年江西省统计年鉴

2.2 出口商品结构高碳化

江西外贸发展很快,但外贸发展质量和效益还有待提高。从江西省出口产品来看,主要表现在:一是“两高一资”产品比重过高。江西省主要出口商品中钢材、机电产品、钨及其化合物、稀土、初级纺织服装、鞋类、纸及纸板、塑料制品等八大类主营商品出口额合计为43.76亿美元(见表2),占全省出口总额的59.4%。这些出口商品大多属于高污染、高消耗的资源性产品,且技术含量、附加值较低。二是低端产品比重较大,出口产品档次不高。从出口产品类别上看,我省纺织服装、机电、鞋类等产品占出口总额的近二分之一,这些产品中几乎都属低端产品,技术含量不高,进入高端市场受到一定限制。三是高新技术出口产品少。2007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仅5.29亿美元,仅占我省出口总额的9.6%。2009年这个比例增加到19%,说明近两年江西出口商品结构有所优化。但即使在这些高新技术产品中,绝大多数也是通过加工贸易承接国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真正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环节并不在我省,拥有核心技术的产品不多。资源环境约束使我省难以继续承载依靠高投入、高排放,资源与能源的高消耗拉动的追求规模扩张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资料来源于2010年江西省统计年鉴

2.3 能源消费结构高碳化

江西省的产业结构、出口商品结构的高碳化决定其能源结构高碳化。从江西省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原油、水电是江西省的主要能源消费。主要能源消费中,不可再生能源煤炭原油两项合计占到90%①,其中碳排放高的煤炭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清洁能源水电仅占10%。从行业能源消费情况看,2007年工业消费能源3751.29万吨标准煤,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74.2%,而工业对GDP的贡献率为51.7%。可见能源利用效率不太高。从主要出口产业能源消费来看,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能源消费为2507.06万吨标准煤,占工业能源消费的67%;纺织及服装鞋帽为53.97万吨标准煤;造纸为74.19万吨标准煤;主要出口产业能源消费占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70.2%,占总能源消费量的52.1%。 各项指标显示江西是通过高能耗、高投入拉动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模式。

3 低碳经济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融合推进策略

3.1 加强政府政策引导,促进外贸经济低碳化发展

低碳经济和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应从政府宏观视角,通过有效的政策组合,建立两者联动机制,抑制高排放、高能耗的资源环境输出型的外贸发展模式,促进外贸经济低碳化发展。

(1)建立出口企业碳消耗指标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水泥、建筑陶瓷、烧碱、原油加工、钢铁、乙烯等高耗能工业产品单位能耗限额指标体系,要求这些耗能产品的生产必须低于限定的最高能源消耗量。我省应该参考国家相关产业能耗标准,结合省情和企业情况制定本省的能耗标准,严格企业执行。同时建立节能减排奖罚制度,以罚补奖,鼓励企业建立起涵盖产品生产各环节的碳消耗评估指标体系,参与节能减排竞赛,使企业重视环境成本,以更好地应对将来的碳关税壁垒。

(2)建立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激励政策。

充分运用具有宏观调控作用的出口退税政策,通过加大实施“差异化”力度,调整出口格局。对附加值高、能耗少的低碳产品给予充分退税,对粗加工、高排放的资源性产品少退税或不退税,从而促使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趋于合理,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同时,大力支持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将地方政府的获利与相应承担的财政支付责任结合起来,对企业的低碳技术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通过交易手段,促进低碳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鼓励企业开发应用低碳先进技术,加强国际间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引进先进的低碳技术。

(3)加大对转型企业的金融扶持。

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补偿、担保、税收减免等综合配套政策和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由高碳到低碳转型的政策,往往导致转型企业的经营成本大幅度上升,而盈利能力下降。中央银行、银监会等部门要发挥其宏观指导作用,建立与节能减排项目贷款相关联的信贷规模指导政策,使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向逐步向符合CDM的领域和行业倾斜,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3.2 加快产业升级改造,促进产业结构低碳化

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从高碳经济模式走向低碳经济模式,产业转变是关键。产业结构体系的调整、优化和升级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实现低碳经济的根本保障。首先,要做好低碳产业的规划。按照技术密度高、产品附加值高和能耗少、水耗少、排污少的原则,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第二产业“高加工度化”,控制高能耗和高污染行业,淘汰落后产能,提高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电力和轻工等行业的准入条件;发展再生资源产业和环保产业,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其次,要大力发展再生清洁能源,大力培育新型产业,鼓励新能源、新材料和新技术的使用,使低碳经济成为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对太阳能、风能、水电等清洁能源的利用与开发;大力发展新型再生生态材料,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大力推广新技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后,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对于我省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如纺织服装业,和矿产资源开采加工行业,要以增强其技术含量和产业集群化为重点,加大科技投入,由初级加工、粗加工向深加工、精加工转变,在强化和提高原有传统产业优势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技术优势和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提高单位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3.3 加快服务贸易发展,优化出口产业结构

现代服务业是一个能耗低、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的低碳产业。2008年江西省服务贸易仅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1%左右,占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仅为0.186%。江西省服务贸易发展空间和潜力较大,加大服务贸易的比重,有利于优化贸易结构,改善江西外贸发展高碳化的现状。发展服务业要坚持改造与创新并举,既要运用现代网络技术、现代经营方式和管理手段改造传统服务业,着力改造具有比较优势的旅游、商贸物流和交通运输等服务行业;又要大胆探索和创新适合省情和符合国际规则的现代和新兴服务业,重点发展金融、信息、咨询、教育、文化体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中医药等行业,形成新的产业格局,从而为服务贸易奠定更为坚实的产业基础。

3.4 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产业效益,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产业升级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创造持续的国际竞争力同样依赖科技创新。江西省要加大鼓励自主创新的力度,依托科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产业结构低碳化,进而改变“两高一资”的出口商品结构,增加出口商品附加值;尤其对能源、汽车、钢铁、化工、建材等高碳产业要加大科技投入,改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业链条与产业结构,让科技创新投入在促进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依靠科技,全面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才能实现由传统的粗放型、外延型增长向集约型、内涵型增长转变,增强支撑外贸增长的内生动力,形成促进外贸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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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评价 篇9

关键词：外贸,增长方式,综合评价

一、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

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外贸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它为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界定和分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分析提供了方法支持。

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常情况下, 经济增长指一个总经济体的增长, 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等指标的增长。在现代经济学中, 经济增长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经济总量的扩张, 而被看作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方式的内涵，本文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定义为:为提高对外贸易增长的要素使用效率，实现外贸高速、高质增长的方式。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内容有很多，如促进外贸增长的要素组合方式、出口商品结构、技术创新、外贸体制、贸易政策以及企业行为等。外贸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发展则是外贸增长的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与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在本质上具有相似之处，外贸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延伸，更注重国与国优势的比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以，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紧密相关、互相融合，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相关理论及经济学阐释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寻求一种合理的外贸增长途径和运作机制，实质上就是追求贸易利益的可持续性增长即国家福利的扩大和贸易条件的改善，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动态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持续获得。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不同阶段的外贸增长方式与该阶段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外贸增长方式也随之转变，比较优势动态转换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互动融合、相互统一。

传统的贸易理论主要以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一国不一定要专门生产本国与别国相比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专门生产本国与别国相比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便可进行贸易，并且同样能从中获利。

后来的“里昂惕夫之谜”显露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促使经济学家超越H-O理论去寻求新的有关贸易基础的理论解释。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根据国际贸易的新情况和新特点，逐渐形成了与传统贸易理论不同的现代贸易理论。

传统的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从不同的方面介绍了各国进行贸易的基础，而一个国家或地区外贸增长方式的选择也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不同阶段的外贸方式与该外贸阶段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相互统一，比较优势的创造要求外贸增长方式不断向集约型转变，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也促进了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浙江省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评价

1、对外贸易的理性开放度

总的来说，浙江外贸的起点比较低。1970年外贸进出口值仅为773万美元，改革开放后上升较快，1978年上升到7011万美元，1985年进出口总额为112322万美元，1978到1985环比增长40%以上，这一段是增量小，增速快。1986年后浙江外贸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1996至1998年速度有所减缓，2002年后，增长更加快速。外贸依存度总体保持上升的趋势，并且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在1991年之前增长缓慢，一直在20%以下，与之相应的是浙江经济以及对外贸易基点还比较低，增长比较快;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浙江经济快速增长，1991年浙江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0亿元，对外贸易量上的增长也逐渐加快，1992到1999年间，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到30%之间震荡;进入2000年, 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2006年达到了70%左右，浙江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已经到达一个比较深的程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上升，表现了浙江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较大。纵观诸多贸易强国的发展史, 其外贸依存度均是逐步攀升，继而回落并保持在某一合理范围内波动。据此，浙江对外贸易的发展符合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在的规律性或必然性的要求，即浙江对外贸易依存度应将趋于合理。

2、贸易商品结构的合理度

在判断贸易商品结构时，经常用到的是工业制成品的比例来表现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如果仅从工业制成品的比例来看，浙江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在不断优化的。出口贸易中，制成品的比例较高，并不断上升，1995年已经占到79.9%，2006年占了95.6%。进口中，工业制成品 (主要是资本性商品) 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而初级产品的比例先降后升，主要是由于资源性产品 (如原油、铜、橡胶、纸浆) 的进口增加。

3、出口商品市场的分散度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篇10

(1)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斯密认为, 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 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 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 斯密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 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 也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但是分工却取决于交换这一人类的天性, 而交换又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大小。即斯密的经济增长的理论路线就是市场容量——交换——分工——经济增长。另外斯密也很重视资本积累, 因为它能使扩大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数量, 从而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 这正是今天各国都重视储蓄率的原因所在。

马尔萨斯的人口与经济均衡增长的理论。如果人口得到增长, 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 产出增加量减少, 从而生活水平下降, 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 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 人口增长率为零, 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

(2) 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的改进上, 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 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以索洛模型、索洛——米德模型为代表:用a和1-a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 △K/K为资本增长率;△L/L为劳动增长率, 该模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G=a △K/K+ (1-a) △L/L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率G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这一模型将斯密的经济增长系于劳动数量和分工、资本积累的重要思想用公式模型下, 这也得益于边际革命这一重大分析工具的发展。依据这一模型, 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 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 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 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

(3)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 新增长理论更广泛地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 它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 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模型。可见, 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 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同时, 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 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机制。

2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1) 亚当斯密是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了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强调了创新, 尤其是熊彼特强调的“破坏性创新”;而索罗等人则强调生产要素;贝克尔和舒尔茨则强调了教育与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中, 罗默和卢卡斯则强调内生性增长, 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其实质应当是内生性技术创新;诺斯等人则强调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近, 鲍默尔的新书中强调了自由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民主制度才是最为重要的。

(2) 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 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 (1) 制度, 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 (2) 自然资源, 如石油、矿产储藏, 交通等; (3) 劳动力, 如数量、成本、素质等等; (4) 土地。这四大要素中, 任何一项越多, 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同时, 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 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 即使其它要素相对较差, 其经济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1) 高投入、高消耗。

自2002年以来, 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 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资马车。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4年里持续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 目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4%, 而消费率 (消费占GDP比重) 却一路下降至53%, 较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2006年, 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5.5%, 而中国消耗的能源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15%, 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巨大的潜力。

(2) 产能过剩。

与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相关联的一个结构性扭曲是外向型部门与内向型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衡。追求GDP的超常规发展导致的过剩的投资, 只能通过出口找到宣泄口。于是, 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整个社会福利分配格局趋向一种结构性扭曲。因为这种增长是权力推进、投资驱动的, 因而, 它的福利分配的主要特征是向资本倾斜、向政府倾斜, 而普通民众就无法同等比例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必然途径

(1) 大力发展服务业。

有经济学家早就指出, 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工业所占比重就呈下降趋势, 农业的比重也会降低, 而服务业的比重会提高。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以及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各个部门的改造 。服务业降低了交易成本, 服务业发展背后的本质问题是, 生产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 依靠的是合理分工。在自耕自植、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没有分工, 就不需要交易, 要降低生产成本就要深化分工。分工越深化, 生产成本越低, 随之而来的便是交易更频繁, 交易要投入的资源就更多, 增加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功能首先是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 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各个部门, 它不仅提高了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 节约了生产成本, 又使服务业信息化, 提高效率, 节约了交易成本, 服务业是高质量的经济层次, 也是我们当前的必然选择。

(2) 自主创新。

“十一五”规划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 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从根本上说,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 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比如, 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造成的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 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的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 还比如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 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 促使耕地急剧减少等, 都是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资源浪费的根源。转变增长方式, 发展集约型经济, 必须通过深化改革, 解决深层次矛盾, 为其发展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摘要：经济增长是最为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 当前中国飞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让世人瞩目, 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纵观各种经济模型,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是由各个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和国情决定的具体的特定的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阶段与演变以及最新成果,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理论,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

淘汰落后产能 转变增长方式 篇11

一、当前产能过剩的基本状况

目前,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传统行业的低端产品上:钢铁、水泥、玻璃和化工。例如,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为6.6亿吨,需求仅为5亿吨。2009年上半年在建粗钢产能5800万吨,多数为违规建设。2008年我国水泥产能为18.7亿吨(其中落后产能5亿吨),加上2009年上半年的在建产能,总产能可达27亿吨,而国内需求仅为16亿吨。应当看到,简单的供求相等并不符合经济动态均衡的特征。严格地讲,和其他国家的产业政策一样,我国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简单地保持供求相等,而是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

进入淘汰名单的生产项目具有“三高一低”特征: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充分反映了我国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来实现的,资本投入高,产品质量差,技术水平低,企业没有国际定价权,利润水平都不高。一旦遇到市场价格的波动,企业就会发生亏损,带来产业工人失业和金融系统风险。在资源和环境受到很大压力、能源价格普遍上升和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的今天,只有转变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二、产能过剩的成因和解决思路

(一)深化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长期以来,由于要素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没有完全建立,低价乃至免费的资源,助长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对于很多不发达国家来说,资本都是高度稀缺的,必须提高其使用效率。刘易斯认为,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将一个经济体的储蓄投资率从5%提高到15%。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早在年上世纪90年代以前就超过了30%,2002年以后又超过了40%。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的贡献率一直接近50%,2009年可能接近80%。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回报率过高。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的利润率在全球位于前列。长期以来,我国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都保持在33%,2008年下降到25%。从数据上看,我国企业的名义税率很高。高利润率和高税率并存的主要原因是要素价格太低。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是国有的,企业也是国有的,行政划拨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国有企业使用国有资源不用支付任何报酬。当时经济的总体规模较小,对资源的消耗远没有现在严重。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我国设置了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和沿海、沿江、沿边开放城市,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这些地区拥有较高程度的自主权,突出表现在税收优惠和资源定价上。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国家有意维持了资源的低价格,通过就地转移剩余劳动力降低了工业化成本,通过低利率降低了融资成本,通过低劳动力价格和税收减免保证了资本积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些原因,如今已经变成了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

在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建立,资源按照相对价格流动的情况下,低要素价格所造就的增长模式必须发生转变。当前,改革的关键领域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只有合理的能正确反映市场供求的要素和资源价格,才能使经济走向集约型增长,才能防止由于要素价格过低而引起的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在不断提高被人为压低的要素价格的同时,更要对垄断性资源企业征收资源税,促进公平竞争,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二)推动税制转型

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我国的税收一直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2007年生产型增值税占到了全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在一定时期内,这种税制曾经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增强国家财力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其弊端也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变而逐步暴露。在生产型税制下,地方政府为了保持财政收入的增长,必然会想方设法建立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能,以增加税源和提高收入。这就在客观上将地方投资、产能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联系在了一起:高产能导致高收入,低产能对应低收入。还会使得税收过于集中地依靠几个大型企业,不但会带来财政风险,还会增加不和谐因素。如果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压力转变在产能上,尤其是由于资源价格过低而形成的资源消耗型低技术含量企业,就必然会形成大量的落后产能,使得经济增长回归到粗放型模式中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劳动税是财政收入的主体,对资本征税始终不是一个好主意。这一方面会增加资本的负担,从而降低经济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会影响城市化进程,因为地方政府不是把劳动者看做纳税人,而是看做单纯的公共福利接收者,从而严重影响民主社会发展。对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消费型增值税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我国第一大税种就是生产型增值税。给企业减税,增加工人工资,从而让消费者有更大的选择空间,成为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课题。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2009年1月1日,我国开始正式全面实施生产型增值税转型改革,逐步扩大消费型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税制基础。

(三)合理划分财权事权,理顺中央地方关系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国民经济,中央开始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经济自主权。在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迅速增加的时期,依靠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来维持的财政体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为了鼓励地方发展经济,增加中央税源,中央开始财政分权的试点。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财政分权体制基本确定下来。分税制的推进,使得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比例及其发展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1994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1993年减少了1000亿元,降幅约三分之一,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1993年的22%,增加到1994年的55.7%,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则从78%下降到44.3%,这个比例基本保持到了现在。2007年我国中央—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为54∶46,支出比例却为23∶77,收支比例严重不相称。

一般来说,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会不断增加,所以需要更多的公共资源。正是基于此,世界各国地方政府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都在不断增加,中央政府的比重不断下降,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但在我国的公共支出体系中,2007年地方政府的支出达38,339.29亿元,但是收入只有23,572.62亿元,高达1.5万亿元的收支缺口需要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解决,所以就有了省长找司长、市长找处长要钱的故事。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迫使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独立的收入目标,必须建立更多的企业来增加税收,从而导致过剩产能的出现。实现合理的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权和税收收入,使中央地方的财权事权恢复到可持续的均衡水平,可以解决地方政府由于收支不平衡所造成的投资饥渴。合理划分财权事权,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成为解决可持续增长和中国政治经济平衡发展的关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浅议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篇12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

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劳动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推动, 增长就是粗放式的;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推动, 增长就是集约式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格鲁特曼的“增量资本产出率”, 即从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投资来看, 我国在“六五”期间是1.8亿元, 到了“十五”前三年上升到4.99亿元, 也就是说, 我国创造1元钱GDP需要的投资竟然接近了5元钱。这足以说明,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 在我国更多的是靠粗放的投资去拉动的。

二、深刻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根源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 与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整体技术有关, 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是, 应该看到, 导致增长方式粗放有深刻的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 主要是:

1. 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

比如, 水资源是我国最为稀缺的资源, 但我国的水价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低水价导致了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

2. 企业成本未能充分反映其全部社会成本。

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一定的质量、安全、能耗、物耗以及污染排放等标准, 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 是市场经济中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明确和严格的标准之下, 企业为了达到社会要求, 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更新设备或加强管理, 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目前我国不仅缺乏比较完善的社会标准体系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对于已有的法规标准, 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这一方面使企业丧失了进行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企业敢于在执行现行标准和政策时弄虚作假、顶风违规。

3. 税费政策不合理。

比如, 当前在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方面, 由于资源税实行按照开采量征收, 开采过程中往往发生只开采易开采部分和遗弃不易开采部分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矿产资源的严重浪费, 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三、采取综合措施, 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涉及经济、技术、社会等多方面体制和政策的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通力合作。需要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加强生产管理、鼓励理性消费等多方面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要真正落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国策, 当然, 最根本的是要为经济的集约化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当前, 要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1. 倡导科学的发展观, 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全过程。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形成有利于节约利用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创新体制机制, 优化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 提升产业层次, 坚决淘汰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实现低投入、低消耗、少排放、高产出、高效益、能循环、可持续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2. 转变政府职能, 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首先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从经济活动主角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真正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政府不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要研究更好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主要职责, 各级政府在加强经济调节、促进经济增长工作过程中把重点放在规划、政策、协调、环境建设上来。

3. 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改革。

推进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领域对民间开放的空间一定要越来越大, 同时在审批方面要进一步提高效率;深化财税改革, 考虑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降低间接税的比重, 降低或取消高耗能产品和资源类产品出口退税;深化价格改革, 重点是使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同时要理顺资源价格体系, 完善相关制度。加快重要资源价格改革, 增加粗放利用资源性产品的成本。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严格土地法制, 合理调整土地收益分配机制, 适当增加利用土地的成本。

4. 加快科技进步与创新, 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

转变增长方式本质上要求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 使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立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基础上。要加强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研究, 加强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创新, 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研究, 培育一批技术推广机构, 给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援助。要采取有效措施, 推进高技术产业化。

5. 倡导理性消费, 反对铺张浪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消费模式。因此, 要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 提高广大消费者对我国基本国情和面临挑战的认识, 增强其合理消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同时, 要通过完善消费政策, 提倡文明、环保和节约的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台世强, 李杨.关于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考.理论导刊, 2006 (12)

[2].刘成碧.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长期性.理论视野, 1997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