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增长的双重内涵

中国式增长的双重内涵（共4篇）

中国式增长的双重内涵 篇1

2012年9月10, 中国一拖集团公司迎来了4位特殊的客人。26年前曾到公司采访过的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雷平江带领摄制组及翻译一行4人, 从加拿大经香港辗转来到洛阳, 再次来到一拖采访。

亲眼目睹一拖26年来的巨变, 雷平江感觉好似一个传奇。1986年时一拖刚刚开始适应市场经济, 当时的称呼还是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在产品上小四轮正红火, 履带拖拉机还是全厂的龙头产品, 产品多元化的序幕正待拉开;管理上, 正处于“大包干”、“承包”制风风火火。转眼26年过去了, 一拖已经成为中国农机工业的领头羊, 产品技术已经和世界主流技术同步、掌握了中国最先进的动力换挡技术, 并致力于不断提高工艺和质量水平, 在国内有1060多家营销网点和1670多家售后服务网点, 并在积极地实施国际化战略布局。雷平江竖起了大拇指, 慨叹道:“看到中国一拖发展这么快、这么好, 真的很高兴。”

通过与企业掌门人赵剡水的访谈, 雷平江清晰地总结了一拖实现快速发展的三大要素:对技术领先的不懈追求, 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优秀的员工队伍。临别之际他对赵剡水说:“很高兴看到一拖已经成为迈向国际化的现代企业。这次采访收获很大, 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希望一拖会更好!”

诚然, 雷平江重访的2012年, 确实是中国一拖值得书写的一年。

转型升级见成效

在2012年9月底的全国农交会上, 一拖展出的高速乘坐式水稻插秧机让人眼前一亮, 也让人疑惑:一拖还干这个?

不错。这确实是一拖的“作品”。早在2012年4月21日, 一拖 (黑龙江) 东方红工业园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260台2ZG-6型四轮高速乘坐式水稻插秧机下线后, 首批90台就被运往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分局垦区。有媒体评述称, 这是号称国内农机化水平最高的黑龙江农垦首次使用国产高速插秧机, 还一举改写了黑龙江省插秧机依靠从国外进口的历史。

一拖 (黑龙江) 东方红工业园于2011年落户齐齐哈尔, 初始组装生产大马力拖拉机, 后观察到东北地区急需高性能水稻插秧机, 从2010年12月开始组织专家和工程科技人员开展插秧机技术研发, 仅半年时间就完成整机研发。一拖集团副总经理兼一拖 (黑龙江) 东方红工业园董事长王克俊称, 首批插秧机产品乃根据东北地区气候特点、土质情况和田块面积而进行了全新设计, 具有高速、密植、地隙高等特点, 配备进口原装发动机、液压无级变速驱动器、液压助力转向装置, 6行高速操作是普通插秧机速度的近3倍;可根据田地情况随时对插植部进行调整, 保证插秧深度一致;整台设备仅有760公斤, 性能指标突出, 而其价格则要比国外同类产品低20%以上。

一拖齐齐哈尔子公司的快速发展, 实是一拖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的一个缩影。2012年, 一拖继续增加投入规模, 加快科技研发步伐, 前11个月累计投资3.21亿元, 约占销售收入的3.1%。此外, 还投入3.59亿元巨资促进工艺装备水平升级、工艺技术改造项目合计9项, 技改项目298项, 大大促进了品质和产能提升。

同时, 公司紧紧围绕用户反应的热点问题, 大力实施品质提升工作, 完成重大改进项目9批次计188项, 为实现企业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品质基础。2012年11月26日, 河南省政府授予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省长质量奖”荣誉称号, 并获得专项奖金100万元。一拖也成为全省荣获此荣誉的10家单位之一。

硬件上发力, 营销上推进。2012年, 一拖通过加强空白、薄弱市场开发力度, 采取渠道下沉、强化终端、积极促销等举措, 把握用户需求, 精心产品对接, 实现产品差异化, 新产品推广效果显著。2012年东方红大中拖拉机在行业整体销量下滑的形势下, 逆势增长1.70%, 达到8.3万多台, 市场占有率也提高2.26个百分点。

在营销上, 一拖还大力推出国内领先的金融创新举措。2012年东方红商贷出票13.1亿元, 有效缓解了经销商的资金压力。一拖市场部部长叶焰称, 公司还在系统地加强品牌管理, 整体提高“东方红”品牌和产品形象, 调整终端形象建设思路, 加快推进旗舰品牌店、品牌店和形象店的建设步伐。

资本市场再发力

2012年8月8日, 一拖股份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并成功上市交易, 成为农机行业唯一拥有A+H双资本平台的企业, 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在香港上市的农业概念股正式登陆内地资本市场, 为一拖股份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上市首日, 一拖股份股价即大涨63.89%, 到年底股价上涨幅度超两成, 为黯淡无比的资本市场增添了一抹亮色。

一拖股份由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发起设立, 于1997年6月23日在香港公开发行H股。截至目前, 公司总股本为8.459亿股, 其中内资股4.4391亿股, H股4.0199亿股。赵剡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募集到的资金将投放于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新疆农装建设项目、新型轮式拖拉机核心能力提升项目和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

利用资本市场助力企业发展, 是现代企业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业内观察人士认为, 借助资本市场平台, 将对一拖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结构转型和产品升级换代、加大国际化经营步伐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也意味着中国一拖向成为全球卓越农业装备供应商的目标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不过, 上市有时是把双刃剑。上市后, 对于企业及管理者来说有着持续赢利的压力, 这种压力有时还是难以名状的———作为企业, 有时需要在某一方面大力投入但并不见得立马效, 影响短期财务报表指标, 尽管从长远看增强了企业的健康发展的肌体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但外界并不一定知悉或理解, 大多股民只关心企业的短期业绩, 而上级考核的指标也往往在当下。特别是在受市场波动的年份, 对企业管理层的煎熬更甚。不过让赵剡水颇为自豪的是, 今年, 一拖通过在管理上“拧毛巾”, 通过在产业链纵向一体化方面下功夫, 大力提高企业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企业赢利未减反增。

2012年12月27日在厦门召开的一拖商务年会上, 一拖集团公司总经理闫麟角表示, 公司将持续深入贯彻“聚核铸强”的战略思想, 扎实推进“六大卓越工程”, 聚集核心资源、聚力核心业务、聚焦核心市场, 紧密围绕大中型拖拉机、农用动力机械、核心零部件等核心业务, 并以国家级企业研发中心等为主体的技术研发平台, 不断深化产品品质提升, 把业务做专、做细、做优, “通过聚核实现强筋健体, 通过专业彰显竞争优势, 通过卓越赢得竞争先机”。

一拖下一步的赢利点在哪?据了解, 公司综合本土及国际市场的需求分析、行业技术发展方向等因素, 制定了发展规划。在国内市场方面, 公司将依托新疆农装基地, 针对新疆地区目前的耕地面积占比低、农机具老化程度高以及拖拉机产品消费结构正由中小轮拖向大中轮拖升级等情况, 公司制定了以具有竞争力性价比的轮拖产品进入市场, 在较短时间内销售上规模, 迅速占领新疆市场的业务发展计划。

此外, 随着近年来大型农业机械行业和工程机械的的高速增长, 对大功率柴油机的需求持续上升。针对我国柴油机节能、减排的技术发展趋势, 一拖制定了绿色环保系列柴油机项目, 包括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和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

据一拖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朱卫东透露, 2013年, 一拖将重点研发推广东方红LF2204LF1504、LA3004LA2004以及LZ2404等系列动力换挡拖拉机和6S9L系列柴油机等产品, 继续保持在国内大中马力拖拉机和农用柴油机的领先优势。

稳步推进国际化

国际市场是国内企业未来重要的目标市场, 一拖亦不例外, 目前公司已有产品出口至非洲、南美等国家和地区, 但整体规模仍然较小。东南亚地区集中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由于该地区农作物和农艺条件基本上与我国南方相似, 是我国中马力拖拉机的主要出口市场, 东欧、非洲的埃及、南非、尼日利亚等国, 对大轮拖有着迫切的需求。一拖制定了大中轮拖核心能力提升项目, 在满足国内市场对大中轮拖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 完善国际网络的布局, 迅速扩大出口业务。一拖新疆农装基地将有利于公司拓展中亚五国的业务, 在欧洲, 一拖将以法国子公司为据点, 更好地发力国外拖拉机中端市场并向高端市场渗透。

长期以来, 国内的农机企业都是把卖产品当作国际化。而真正的国际化是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 在国外投资建厂并本土化, 这对于国内实体企业来说是难上加难的事。到2012年年底, 眼见着法国子公司的技术成果开始逐渐“变现”, 赵剡水的一颗心才逐渐落定。

2011年记者采访一拖前董事长刘大功时他认为, 一拖在战略、业务构架, 人力资源或资本运作等方面, 比较突出的短板是产品研发。当一拖研发较国内农机企业领先一步或者半步的时候, 只是在现有产品上改进, 而不是产品技术平台的提升。如果在当前产品技术平台做一些局部的改进, 这个门槛很低, 国外同行企业不会跟你走, 因为人家把你甩得比较远一些、产品差距比较大, 而国内的企业则跟得很紧, 甚至在同一个产品平台上某些方面的改进比你做得还早。如果大家都处于同一个产品的技术平台, 大路化的产品都能提供, 还是同质化的“红海”竞争阶段, 说到底一拖和国内企业在满足国内三农发展的要求方面能力还存在欠缺。

而在农机行业发展的大背景下, 长远来看, 政策的推进与限制及其带来的行业集中度提升、产能变化, 必定会引发拖拉机行业的新一轮动荡, 而龙头企业最重要的是走上一条技术提升与产品升级的道路, 而非继续争夺行业地位。特别是民营企业进来以后, 尽管其没有一拖的规模, 但因其机制灵活, 成本可能会比一拖更有优势。

因此, 出于对未来发展的远虑, 一拖管理者提早布局, 以真正做到技术领先、继续维持在国内拖拉机领域的领先优势。

并购之初, 对于赵剡水的高管团队来说, 实际上未来并不是清晰可见。外国的文化、法律制度等各个方面, 首次出海的一拖还是生手。记者曾了解到, 当初一拖与国内另一农机龙头企业福田雷沃重工争抢McCormick时, 雷沃的想法是想把对方的生产线弄回国内, 但最终输给了答应仍在法国生产、稳定员工队伍的一拖。

显然, 对于一拖来说, 法国公司最有价值的是其技术和掌握技术的人。之所以要并购, 当然也是看中其先进的技术平台能反哺提升国内拖拉机的档次水平。国内拖拉机行业机械换挡技术比较成熟了, 但国外的动力换挡技术却非常成熟, 领先国内很多。这种情况下, 不仅一拖, 其他企业如五征也在与奥地利的企业合作开发大马力拖拉机技术, 五征雷诺曼1804拖拉机就是双方合作开发的成果。但是我们明白, 要真正掌握核心技术谈何容易, 即便买来, 你还在消化, 人家可能又提升了――永远还是落后。而把外方公司和人一块买来却不一样。

赵剡水派了公司分管技术的副总经理郭志强去法国负责。需要最快、最好地吸收外方的技术成果, 郭志强无疑是最理想的人选。而郭去后也没有辜负众望, 去那边子公司后按预期规划稳步推进。在2012年9月25日的2012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上, 一拖举办了新研制的东方红LZ2404拖拉机批量上市暨动力换挡技术展示会, 农业部农机化司司长宗锦耀、中国农机工业协会会长陈志和赵剡水等共同为东方红LZ2404拖拉机揭幕。作为一拖吸收、集成应用法国子公司先进技术的重要成果, 东方红动力换挡拖拉机是中国一拖研制的具有当今世界农机领先技术的产品, 历经2年时间, 完成了量产和商品化准备, 在国内主流农机生产企业中, 率先实现了批量投产。目前, 中国一拖已形成LZ、LA、LF三大系列动力换挡拖拉机产品, 成功搭建起中国新一代大轮拖技术平台, 中国动力换挡拖拉机领域长期被国外巨头垄断的局面将有望扭转。令业内人士关注与期待的是, 2013年, 一拖东方红动力换挡拖拉机将批量上市。

孔子中庸哲学的双重内涵 篇2

一、中庸的道德哲学内涵

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被纳入道德哲学的范畴。与此相对应, 中庸在孔子这里首先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范式:“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 这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已经在人民中消失很久了, 因而要做到中庸实际上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天下国家可均也, 爵禄可辞也, 中庸不可能也。” (《礼记·中庸》) 在孔子看来, 中庸的前身———执中原则是古圣先王一脉相传的治国安民之道:“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 允执其中, 四海困穷, 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论语·尧曰》) 舜命禹之辞见载于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此四句十六字宋儒称之为“十六字心传”, 认为是古圣先王的传国之道。尧以“允执其中”传舜, 舜以“允执厥中”告禹, 可见尧、舜、禹三代同治的奥秘正在于“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中国的儒家倡导以德治国, 尧、舜、禹三王以中庸致治, 为后世的道德楷模, 高山仰止。中庸也正因为是古圣先王一脉相传的治国法宝而成为德之最高境界, 为孔子所推崇备至。

中庸之所以能成为“至德”, 成为最高的道德范式, 主要在于其能“致中和”。在儒家哲学中, “和”往往被认为是理想社会的标准:“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礼记·中庸》)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 大到宇宙、自然界, 小到人类社会甚至个体生命都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求和之道的关键正在于执中, 尧、舜、禹三代同治, 正是与“允执其中”的治国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中庸作为追求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和谐的最佳方法而具有了某种普遍的意义。《易》云:“苋陆夬夬, 中行, 无咎”, 意为坚持执中而行的中庸之道, 即可达到“无咎”的状态, 亦即和的状态。事物多样性的矛盾的和谐统一才能化成万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 刚四肢以卫体, 和六律以聪耳, 正七体以役心, 平八索以成人, 建九纪以立纯德, 合十数以训百体。”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的观点即导源于此。同书《周语》下又云:“夫政象乐, 乐从和, 和从平。声以和乐, 律以平声。……, 夫有平和之声, 则有蕃殖之财。于是乎道之以中德, 咏之以中音, 德音不愆, 以合神人, 神是以宁, 民是以听。”认为乐之美在于“和”, 而“和”又与中德相联系, 可以达到神宁民听的效果, 也就是达到宇宙的大和谐和社会人生的大和谐。此处所谓“中德”实际上即是“允执其中”的中庸之德。

孔子推崇中庸之德, 自然在其思想中表现出重和的观念。“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 (《论语·学而》) 先王之道在于执中求和, 礼作为先王之道的体现, 自然也符合中庸之道。孔子是推崇周礼的。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时代, 孔子坚持恢复周礼, 目的正在于以礼来贯彻先王的执中之道, 以求天下和。在为政方面, 孔子同样重视“和”:“政宽则民慢, 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 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 政是以和。” (《左传·昭公二十年》) 孔子认为只有宽与猛两方面应该相互结合、相互补充, 才能达到“政和”的境界。在《论语》中, 孔子还一再的提到君子与小人。君子坚持中庸, 以自己的行为求和。小人的行为却恰恰相反, 以走极端, 谋私利为特点, 无一不是走在“和”的对立面。所以《中庸》说:“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孔子对待文与质的关系上认为:“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要求外表与实质要谐统一, 而两方面配合的不好则有违“和”的标准。就孔子自己而言, “子温而厉, 威而不猛, 恭而安。” (《论语·述而》) 可见其立身处事也是以“和”为标准的。总之, 孔子求“和”的观念是由其推崇中庸决定的。坚持中庸可以“致中和”, 使事物达到和谐的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庸》) 因此, “中和”正是中庸之道的实施所达到的理想状态, 也是中庸这一“至德”的体现。

二、中庸的生活哲学内涵

孔子的哲学思想具有非常强烈的实践理性色彩, 孔子一生也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实践精神。实践理性, 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能取得正统的地位, 原因正在于它经世致用的特点。在礼崩乐坏的时代, 虚幻的道德追求并不能达到“兴灭国, 继绝世” (《论语·尧曰》) 的目的, 也就不能实现孔子“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中庸作为一种“至德”还只停留在行而上学的阶段, “行而上之谓道”, 而“道不远人”。因此中庸哲学必须由一种虚幻的道德诉求转变成为与社会生活、人事相联系的原则与方法。这一点尤其为孔子所重视。前文说过, 孔子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允执其中”是先王一脉相传的治国安民之道, 也是中庸思想的精义所在。因此, “允执其中”也就成为孔子实施中庸时坚持的总的原则。郑玄注《中庸》时说:“名曰‘中’者, 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 用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则认为:“中者, 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 平常也。”综合两者对中庸的理解我们可以知道, 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依“中”而行的用“中”之道, 就是以“中”为原则求得事物的内在和谐的方法。怎么样才能用“中”呢?关键在于“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孔子对此实际上是有过明确界定的。据《论语·先进》篇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 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过分和不及都不好, 只有“无过无不及”, 达到中庸才是最好的, 追求中庸正在于坚持“无过无不及”的执中原则。那么在具体的是运用中怎么样才能做到“无过无不及”从而执中为用呢?孔子对此也做出了回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论语·子罕》) 孔子在这里给出了其执中的具体的方法, 那就是“叩其两端”。需要说明的是, 孔子这里所谓的“叩其两端”分为两类。其一, 两端都是不好的。如“过”与“不及”是做事情的两个不好的极端, 认识到此点就会知道做事情应该“无过无不及格”;其二, 一端是好的, 另外一端则是好的对立面。如孔子一再提及的君子与小人的行为, 孔子以君子的高尚的行为与小人卑鄙的行为作对比, 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做事情应该以君子为榜样。

综上, 为了追求中庸这一“至德”的实现, 孔子从具体实践的角度给中庸规定了总的原则———“执中为用”, 和具体的方法———“叩其两端”。下面我们就结合孔子的具体生活, 看看他是如何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运用“执中为用”的原则和“叩其两端”的方法来追求事物达到中庸这一和谐状态的。在个人修养方面, 孔子追求“只而温, 宽而栗, 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 (《尚书·尧典》) 的境界。就孔子自己而言, “子温而厉, 威而不猛, 恭而安。” (《论语·述而》) 温和而严厉, 有威仪却不凶猛可怕, 庄严却又显得安详随和。可以说在“温”与“厉”, “威”与“不猛”, “恭”与“安”这些对立的两端中做的恰到好处, 基本上达到了以上的要求。在待人接物方面, 孔子要求做到君子般的“矜而不争, 群而不党” (《论语·卫灵公》) , “矜”与“争”, “群”与“党”是待人接物时的两类对立的行为, 执着于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好, 所以正确的方法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却不固执己见, 与人和群却不拉帮结派, 搞小团体。另外孔子还说“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为政》) , 以君子和小人的行为的对比提醒人们要学习君子, 摒弃小人。在为政方面, 孔子认为:“政宽则民慢, 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 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 政是以和。” (《左传·昭公二十年》) “宽”与“猛”是为政的两端, 单取其一都达不到“政和”的治理目的, 因此为政的时候就必须执中, 做到“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 只有宽猛相继才能“政和”。孔子认为为政的时候“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用刑法和政法来治理人民, 人民可以暂时的免于罪过, 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人民, 则民有廉耻之心, 人心归服。显然为政的时候要用“德”与“礼”。在对待文艺方面, 孔子认为《诗经·关雎》篇“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快乐却不放荡没有节制, 哀伤也能很好的控制使其不沦为痛苦, 这就做到了“中和”。孔子论《武》乐“尽美矣, 未尽善也”, 论《韶》乐“尽美矣, 又尽善也”。 (《论语·八佾》) 音乐的形式美是一方面, 内容表达的充实纯正也是一方面, 《武》偏于形式美的一端, 所以不能使孔子满意, 而《韶》则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达到和谐的境界, 所以孔子称其“尽善尽美”。综上可见, 孔子正是通过毕生的实践, 体现了对中庸理想的执着。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2]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4]杨伯峻.左传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5]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话[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

诗无达诂:象喻性阐释的双重内涵 篇3

“诗无达诂”最早是由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里提出来的 :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2]这里的“诗”当是指《诗经》。诂,是对《诗经》词句意义的解释,引申为对《诗经》旨意的理解和解释。在董仲舒看来,和解读《周易》、《春秋》类似,《诗经》的题旨和意义也无法作出完全确定的解释。本文将从文本和接受者两个角度,探讨“诗无达诂”的双重内涵。

一、味之者无极

文本是文学接受活动的前提。所谓“诗无达诂”的第一重内涵便是 :在文本接受的过程中,因为文本本身的难以把握,导致接受者对其内涵和旨归的理解有着较大差异甚至完全相悖。

作为经典的《诗》被赋予了许多的社会政治意义,孔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而作为文学的诗承《诗》之渊源,但自两汉以降,其文学性本身开始被重视。钟嵘在《诗品序》中说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3]上引数语表明钟嵘所推崇的诗歌应该是能够让阅读者感到滋味无极,难以穷尽的。只有这样的诗歌,才能称得上是达到了极致境界。钟嵘所述,其实是指出了诗歌作品应该运用各种表现手法,进而营造出无穷的韵致。此外,司空图也强调,只有“辨于味”才能“言诗”。而刘禹锡则提出了“义得言丧”和“境生象外”两个重要原则。

无论是“味之无极”,还是“味外之旨”,抑或是“境生象外”,都集中表明了一点 :在较为精炼的文本中营造出来远超文本本身的内涵。优秀的诗歌作品,其内涵的容量应该是丰富到难以穷尽的程度。对此,最精彩的阐述莫过于沈德潜 :“况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董子云 :‘诗无达诂。’此物此志也。”[4]他明确地指出了文本本身容量的无限性导致了“诗无达诂”这一现象的产生。

因此,在文学接受过程中,文本这一端由于其本身的无限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不可能产生诗之“达诂”。

二、观诗各取所得

从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的角度来看,“诗无达诂”又有了不一样的内涵。

(一)言不尽意

言意之辨在先秦时期已经被反复论及。孔子以降,儒家是信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但诸子中以老庄为代表,则对语言表达思维的能力表示了强烈的怀疑。“《老子》开宗明义,勿外斯义。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也。”[5]庄子则说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6]荃之于鱼,是工具 ;蹄之于兔,是载体。因此,语言其实只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和载体而已。只有进入到“得意”这一境界之后,才能够“忘言”,“忘言”之人非常难得,也就意味着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得意”。

到了魏晋时期,关于言意之辨当属王弼的论述影响最为深远 :“夫象者,出意者也 ;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7]尽管王弼认为“言”存在“尽意”的可能,但是他继承了《易传》中的观点,承认言意之间存在丢失的情况,因此就需要在二者中加入“象”这一媒介。归根结底,还是认为言意之间存在着障碍。

众所周知,诗歌语言相较于其他文学语言更富有隐喻性。方玉润曾说 :“诗辞与文辞迥异。文辞多明白显易,故即辞可以得志。诗辞多隐约微婉,不肯明言,或寄托以寓志,或甚言而惊人,皆非其志之所立。若徒泥辞以求,鲜有不害辞者。”[8]因为诗歌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隐约微婉”、“寄托以寓志”等特点,让以言尽意在诗歌上变得更加的困难。正是因为作者无法通过文本准确的表达自己的“志”,那么读者在接受时就更加难以把握作者的“意”。

(二)作者之用心未必然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要求阅读者在鉴赏的过程中,从文本出发,以“意”来逆推作者之“志”。然而如前文所述,这种方法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他人之心,予忖度之”的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欧阳修曾举例说明了这一现象 :

昔梅圣俞作诗 , 独以吾为知音 , 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若吾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 , 渠诵数句 , 皆非吾赏者。以此知披图所赏 , 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9]

这说明,即使是被引为知音的读者 , 也难以把握“秉笔之人”本意。也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欧阳修才提出“得者各以其意”的主张,对解释者以己意介入文学解读活动予以充分肯定。这在宋人阐释杜诗的时候,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刘辰翁就提出“观诗各随所得,别自有用”的观点,在《题刘玉田选杜诗》中说 :“用是此语本无交涉 , 而见闻各异 , 但觉闻者会意更佳。……从古断章而赋皆然 , 又未可訾为错会也。”[10]认为杜诗意旨邈远,难以求索。读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各取所得,才是正途。

王夫之则进一步肯定了读者的作用 :“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1]作者的确是赋予了文本以特定意义的,但由于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所以读者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领略到作者的“一致之思”,因此阅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原意。清人谭献更是直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 , 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12]

所以,在接受者这里,一方面因为“言不尽意”;另一方面则因为接受者群体的差异,导致“诗无达诂”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宋人所谓“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便是在感慨接受者所面临的困境。

结语

“诗无达诂”既是一个有关文学接受的理论,同时也是一个阐释学概念。但前人论之,多执一端而发微。然仔细探究,“诗无达诂”这一现象,实则包含了对文本和接受者两端的考量。从文本一端,其本身具有不断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包容万千的无限性 ;从接受者一端,其只能依据“言不尽意”的文本,以及与创作者相去甚远的时空和个人背景来认识和阐释。这种双重的内涵,让“诗无达诂”论产生了历久弥新的魅力。

摘要：“诗无达诂”产生于文本到接受这一过程之中,其内涵也包含了两部分内容。首先,这一命题指出了文本内涵具有不确定性,且文本的容量也具有无限性。同时,这一命题还反映了接受者面对“言不尽意”的文本时,几乎不可能完全把握作者之意,况且接受者各自的知识背景、阅读经验和个体体验不会完全一致,那么试图寻求“诗”之“达诂”也只能是徒劳。

中国式增长的双重内涵 篇4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快速经济增长,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初步小康增长”阶段,前景更加美好的“全面小康增长”阶段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刘树成,2007),但是任务却更加艰巨。为了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未来的十多年中,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仍然需要保持在8%左右,这也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所要求的适宜增长速度。由于我国经济在2003年开始了一轮加速增长的经济周期,由此形成了一轮“软扩张”的经济加速(刘金全,2003),这轮经济加速不仅为日后我们经济平均增速维持在8%左右奠定了增长的基础,同时也再次将我国经济增速提高到两位数的水平上。由于经济增长过程存在周期波动的属性,既然与经济“软着陆”相对应的经济“软扩张”已经出现,那么从大波形和经济长波角度来看,我国经济“软扩张”之后必然要出现一段调整时期,这轮调整必将在经济增长速度具有适度水平、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存在、宏观调控注重反周期操作等宏观经济环境中展开,“软扩张”之后的我国宏观经济的多重稳定性仍然将得到继续保持,从近期经济运行情况来看,“软扩张”后的调整期已经出现,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动荡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从公布的数据来看,2008年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首次下降到两位数以下,CPI和PPI双双下降,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向自然增长率水平的调整已经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价格稳定和增长稳定的双重稳定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回落,但是长期稳定的快速增长趋势依然不会改变。

二、我国本轮“软扩张”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影响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在周期波动过程中进行,其间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而且这些经济周期的形态和成因各有不同。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轨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比较光滑的曲线为经济增长轨迹中的趋势曲线,而柱型图表示各个期间的周期波动程度。为了描述这三十年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我们将其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Sichel,1994),并试图通过对比这些阶段的特征来勾画出“软扩张”周期的基本形态及其产生的重要影响。

1978年至1991年,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大体呈现三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其中经济周期分界比较明显,图1也显示出这期间经济增速变化较剧烈,此时宏观经济调控主要集中在总供给管理上,我们称这个阶段为“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由于该阶段我国处于探索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初期阶段,经济周期波动比较明显,数次出现实际产出和价格水平的双重波动,供需关系以买方市场为主,经济总供需之间的硬性制约严重(张守一,1995)。

1992年至1996年,这个阶段大约维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其中经济周期出现了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急剧攀升和下降,我们称这个阶段为“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由于该阶段总供给和总需求均十分旺盛,经济出现快速增长,同时价格水平急剧膨胀,进而促使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紧缩性措施,最后导致该阶段以经济“软着陆”而宣告结束(刘国光、刘树成,1997)。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双重活跃的第一个阶段如此短暂地结束令人惋惜,但是其间所积累的宏观经济调控经验,尤其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操作与实践为后来的总需求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从1997年至今,我国经济开始出现卖方市场约束,呈现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经济特征,我们称这个阶段为“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由于这个期间长达十一年,并包含着两个具有特点的经济周期,我们将其进一步划分为1997年至2002年的经济“蛰伏”周期和2003年至2007的“软扩张”周期。显然,经济“蛰伏”周期的经济运行十分平稳,同时出现通货紧缩,也由此带来顺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管理;经济“软扩张”周期的经济增速开始上升,同时形成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而导致全面实施稳健性政策调控。为了更清楚地对比,我们在图2中给出了1992年以来的三个经济周期划分,其中前一个周期便是著名的经济“软着陆”周期。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软着陆”周期,经济增速始终处于趋势水平之上,而在经济“蛰伏”周期,经济增速度始终处于趋势水平的下方,显示出总需求不足时经济增长的惰性;当经济进入“软扩张”周期后,经济增速开始高于趋势水平,并体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软着陆”是“旧经济干预”(卖方市场条件和供给管理政策)阶段的结束,也是“新经济干预”(买方市场条件和需求管理政策)阶段的开始。经济增长的“软着陆”是利用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和调控,在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的前提下,促使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回落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汪同三,2006)。与此对应,经济增长的“软扩张”是利用积极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和调控,在保持通货膨胀率适度上升的前提下,将经济增长率提高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由于我国目前出现了轻微通货紧缩,同时经济增长已经处于较为合适的水平上,因此未来经济增长的“软扩张”可能更“软”一些,其轨迹可能是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双率平滑”或者“轻微上翘”,其扩张幅度很可能是恢复经济“软着陆”带来的增长率下降。

与经济增长的“软着陆”对应,经济增长“软扩张”阶段的形成主要出自下述原因:

(一)在社会产品能够适合市场需要并逐渐出现过剩的时候,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使用更加注重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时产品结构调整、资本结构调整、投资成本和风险控制等因素成为了总供给形成的硬性约束条件,以往各种资源的“软约束”逐渐被“硬约束”所取代。在这样的总供给形成环境中,即使出现暂时性的总需求冲击(正向扩张),总供给的调整也是相当慎重和微弱的。因此,在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的情形下,经济增长的加速是比较缓慢的,但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因此本轮经济增长的“软扩张”贯穿了整个经济周期。

(二)根据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总消费需求路径具有一定的平滑性,因此总需求管理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经过1997年至2002年这轮经济“蛰伏期”的顺周期需求管理,再加上积极财政政策支持,这些刺激需求和培育需求政策终于在2003年开始显露效果,并促使经济增长再次达到两位数的水平。积极财政政策加上供给过剩导致了该阶段出现了逆转菲利普斯曲线机制,出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并存的独特现象,此时出现了货币政策的“流动性陷阱”和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因此这时出现的经济加速具有软扩张的特点。

(三)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我国正式加入WTO,我国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和国内市场逐步开放等过程正在同时展开,在积极扩大内需的时候,外需形成和扩张也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驱动力量。但是,由于全球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经济风险和经济危机在国家之间的转移和扩散时有发生。为此,来自国外需求的增加也将出现一个“软扩张”过程。虽然我国经济增长处于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水平的领先位置上,但是其增长提高幅度仍然受到世界经济走向的限制,并且受到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素的负面影响。

三、我国经济“软扩张阶段”的总需求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性要求

为了分析和描述我国经济在“软扩张”阶段实行的需求管理政策和目前出现的宏观调控的双重稳定目标,我们分别考察经济“软着陆”周期、“蛰伏”周期和“软扩张”周期内的经济政策操作方向和宏观调控模式。表1给出了这三个经济周期中的经济增长率、总供给和总需求变化率、财政支出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水平和波动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过计算整理。

从表1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在样本区间涉及的16年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体现出一条“U型”轨迹,体现由高向低、再由低转高的升降过程。从“软着陆”周期向“蛰伏”周期转变的增长率落差有3.9个百分点,而由“蛰伏”周期转入“软扩张”周期时的增长率上升了2.4个百分点。从波动率来看,“蛰伏”周期和“软扩张”周期的均为0.8个百分点,这与“软着陆”周期的1.7个百分点的波动率相比,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已经大大增加了。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提高是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

通过经济周期特征的对比可以发现,在我国所考虑的三个经济周期中,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代表总供给水平的工业生产增加值在经济“蛰伏”周期由原来的16.7%下降到10.4%,波动率也由原来的3.6%降低到1.9%,这些变化体现了这个期间经济供给总量变化的惰性。进入“软扩张”周期以后,总供给增长率基本恢复到“软着陆”周期的水平,达到了16.6%,但同时波动率没有显著变化,这意味着这个期间的总供给行为比较稳定。

经济周期由“软着陆”周期进入“蛰伏”周期以后,我国经济中的总需求不足明显地体现出来。在“软着陆”周期内总需求增长为12.1%,基本上与经济增长率同步,但是进入“蛰伏”周期后消费需求明显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现象,虽然“软扩张”周期需求增长提高到1.8%,但这与“软着陆”周期内的平均增长率相比还有巨大差距。由此可见,总需求扩张是我国经济“软扩张”周期形成的重要原因,这些年来实施的刺激需求和培育需求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开始体现了长期效果。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变化体现了投资波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在“软着陆”周期内,投资平均增长率为40.9%,同时波动率达到了23.9%,正是这样快速的投资增长和显著的投资增速收缩导致了该周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和通货膨胀率显著回落;进入经济“蛰伏”周期后,投资增速降低到13.7%的水平,同时波动率仅为8.4%,投资规模和活性不足,导致此间经济增速回落且稳定性增强;当经济开始“软扩张”后,投资增速开始上升到30.6%,较前一周期提高了一倍还多,因此投资扩张是导致“软扩张”的主要原因。

从政府支出变化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些年来财政政策方向和规模的变化。在这三个周期内,财政政策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平衡,体现了财政政策长期稳健性的特征。其中,在经济“软着陆”周期内曾实行过短暂的紧缩性财政政策,而在“蛰伏”周期内实行过积极财政政策,这两个阶段的政策效果综合以后,体现为前一个周期财政支出变化的波动率较高,而后一个周期内的波动率较低。最终,在经济“软扩张”周期内我国财政支出增长率维持在17.3%,波动率为6%。这些数据表明,在进行总需求管理过程中,我国仍然坚持长期财政平衡的基本约束,财政政策应该具有长期稳健特征(Biswal,Dhawan and Lee,1999)。

货币供给和信贷规模管理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货币供给增长率也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中介目标。我们发现,经济“软着陆”周期内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保持在27.6%的高位上,且波动率为9.8%,这个期间快速货币供给增加是导致显著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虽然实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给增长降低到17%的水平上,并且波动率也显著降低。因此,经济“蛰伏”内出现的轻微通货紧缩与货币供给增速偏低有关,而2007年底和2008年出现的显著通货膨胀则与货币供给行为无关,因此人们普遍担忧此轮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问题。从货币供给增长率角度来看,近十年来的货币政策也保持着偏紧但稳健的政策导向,期限结构较长的稳健货币政策也是经济出现稳定的重要原因。

显然,价格水平变化在我们所分析的三个经济周期内变化最为明显,通货膨胀率目标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在“软着陆”周期,平均通胀率为14.1%,同时波动率为7.1%,这说明此间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值高且波动性大;在“蛰伏”周期,平均通胀率为0.2%,接近零水平甚至个别时期出现了轻微通货紧缩,同时波动率仅为1.6%,这个期间价格水平确实处于“休眠”状态;经济进入“软扩张”周期后,通胀率开始上升到2.6%,且波动率也提高到1.8%,价格水平变化也随着经济加速而变得活跃起来。正是这种价格上升的惯性和外部价格冲击导致了2008年我国通货膨胀加剧,并对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这轮具有“软扩张”性质的经济周期的完成,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再次将经济增长率提升并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上,形成了经济增长长波轨迹的轻微上扬;二是再次出现了明显通货膨胀,CPI近十年来再次逼近两位数水平,并形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三是宏观经济调控再次实施总需求管理和总供给的双重管理模式,开始了反周期的紧缩性调整。这些影响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将进一步体现出来。

四、我国经济周期新阶段的多重稳定性目标与宏观调控模式选择

我们上面分析了经济“软扩张”周期的特征和形成原因。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经济进入2008年之后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宏观调控采取的新措施。从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和经济政策方向来看,2008年我国很可能是经济“软扩张”周期的结束,也将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我们做出如此判断的主要依据在于下述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进入2008年以后,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速度的预期出现了普遍下调,我国公布的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也印证了这点。不仅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继续蔓延,而且石油价格剧烈动荡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供给冲击,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和有色金属涨价引发了全球新一轮通货膨胀,同时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时有发生,我国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和热钱浪潮趁机加大了我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这些都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政策操作中应该予以充分重视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如此复杂的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作用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开始实施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的策略,在稳健性基础上增添了一些紧缩性的防范措施,其目的就是减低经济大起大落的可能,从而保持经济“软扩张”以来形成的稳定性格局。经济政策开始紧缩和国家风险管理等级加大,必然导致经济速度有所回落,进而结束本轮“软扩张”周期。

其次,除了经济运行不确定因素影响以外,最为重要的经济收缩压力来自今年加剧的通货膨胀率攀升趋势,以及形成的巨大通货膨胀压力。显著的通货膨胀率是促使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实施经济“软着陆”的直接原因,而本轮通货膨胀压力将可能再度促使经济“软扩张”周期的结束。在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我国的整体价格水平一直处于平稳状态,甚至部分年份出现了轻微的通货紧缩,这使得需求管理进一步向财政政策倾斜。这个期间经济运行出现了逆转菲利普斯曲线形态,即出现了低通货膨胀和适速经济增长的组合。这种组合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经济处于“自然增长率”状态,此时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效应减弱(刘金全、佟新华,2005);二是经济短期处于正向收入冲击或者总供给状态下,此时总供给质量的提高导致产出增长且价格稳定,但随着供给冲击作用消失,最终正常的菲利普斯曲线机制恢复作用。因此,2008年高通货膨胀的出现必然对经济增长率产生反向抑制作用,导致经济可能出现小幅度增速下调。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我国CPI和PPI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估计2008年的通货膨胀率能稳定在6%左右。这也说明我国价格出现了稳定化的趋势,价格的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幅度将在下调的同时趋向稳定的保证,最终形成我国宏观经济的双重稳定增长。

第三,在经济“软着陆”的实现过程中,我国采取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重紧缩性调控,实现了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的双双回落。但紧缩性调控的惯性导致我国经济进入了一段长达六年的“蛰伏”期,此间实行了具有顺周期色彩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性货币政策。显然,这样的政策组合效应在较长期限结构内才发挥刺激总需求的作用,进而导致我国经济从2003年开始出现了一轮延续至今的“软扩张”。但是,从2008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又开始转向稳健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组合,此时的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既要保证快速经济增长来缓解就业压力和产业结构调整,又要遏制通货膨胀蔓延和保持金融市场稳定。因此,从经济“软着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双重紧缩到目前的单一货币政策紧缩,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寻求实现产出增长和价格稳定的双重政策目标。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与方向的转变,将再次促使我国经济在价格水平回落过程中出现新的经济周期转变。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即将完成一轮具有“软扩张”特点的经济周期波动。应该说在这一轮“软扩张”经济周期中,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所处于的经济环境相对和谐和宽松。这一轮经济周期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双优”组合,为我国经济今天实行产出和价格双重管理政策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和宝贵的政策操作经验。同时,我们还认为,我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双重稳定”增长阶段,在这轮经济周期中,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将在稳定价格水平和缓慢下调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最终达到价格水平和宏观经济增长率双重稳定的增长。

参考文献

[1]刘国光,刘树成.论“软着陆”[N].人民日报,1997-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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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金全,佟新华.我国经济增长的“自然率”水平与可持续增长路径的识别与检验[J].经济学动态,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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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汪同三.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人民日报,2006-12-22.

[6]张守一.我国经济周期的特殊原因与波动格局分析[J].经济研究,1995,(4).

[7]Biswal,B.,Dhawan,U.and Lee,H.Y.Testing Wagnerversu Keynes using disaggregated public expendituredata for Canada[J].Applied Economics,1999,31:1283-1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