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科学内涵与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科学内涵与价值取向（共3篇）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科学内涵与价值取向 篇1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科学内涵与价值取向

腐败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古今中外众多社会都存在，因此反腐败是整个人类社会和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车轮在快速前进，各类矛盾也层出不穷；社会在发生深刻变革，腐败也呈易发高发态势。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同时，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也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从未放松过对腐败的预防与惩治。经过多年理论上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中的不懈努力，我们党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在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新路子——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系统回顾、总结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历史进程、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和未来走向，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一、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历史形成与基本特点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我们党开辟了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健康有序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新途径。这一时期，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重大决策和部署：如恢复、重建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认真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问题；开展了以打击走私、套汇、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斗争；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全面整顿，推动全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这一阶段，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在反腐倡廉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尤其是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取得的重大胜利，对贯彻落实改革、开放政策，保护干部和群众改革的积极性，增强党员、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我们党逐步探索出一条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基本路子，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明确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重点工作；逐步建立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立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在党的十五大以后，又明确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进一步加大了治本的力度。这一阶段，反腐倡廉工作在具体实践中取得了新的成果与实效。特别是查办了湛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在维护党纪国法严肃性的同时，也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第三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规律，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惩防腐败的战略体系与理论构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

道路。这一阶段的实践，进一步揭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规律，拓展了反腐倡廉工作的视野，确立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目标和基本着力点。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在于：围绕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注重把反腐倡廉的新鲜经验转化为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由此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与实效。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进程，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始终，是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科学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这同时也是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工作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其一，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反腐倡廉实践。这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指导思想；其二，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这是反腐倡廉工作在党和国家整个工作中的科学定位；其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这是反腐倡廉的本质要求；其四，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建立和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反腐倡廉的战略方针和主要任务；其五，坚持深化改革、拓展领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这是反腐倡廉的动力和方式；其六，坚持发展民主、加强监督，努力使领导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这是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这六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架构。

从总体上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上的自觉性、主动性、自律性和开放性。与不少国家的执政党大都是在外力作用下才会查办自身的腐败丑闻不同，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是执政党主动抓的。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那样，“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自觉的产物，其内在地蕴涵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修订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重要法规；建立健全了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党内询问和质询、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实行巡视制度，开展巡视工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所具有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自律性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依靠法制化、民主化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生动体现。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还具有开放性。我国已于2003年12月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与40个国家签订了50多个司法协助方面的协议，在此框架之内，加强了同世界各国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合作。

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价值取向及其政治优势

从总体上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之路自始至终都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总的价值目标与实践指向。也即是说，反腐倡廉工作搞得好不好，归根结底要看是否有利于保证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与全面推进。这就要求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积极主动地服务于全党工作大局；同时在促进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平稳健康地向纵深发展。当然，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价值取向因各个历史阶段各有侧重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强调法治（制度）建设，这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形成与发展的第一阶段所表现出的最为突出的特征。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制度层面解决和防止特权现象的论断。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提出要把反腐败的斗争纳入法制轨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所强调的廉政建设要经常化、法制化的思想，既是对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总的思路和方向，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强调德（治）法（治）并重，这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形成与发展的第二阶段所表现出的最为鲜明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采取了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犯罪、加快立法和强化惩治手段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的蔓延，但腐败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使得法律条文的制定和完善总是落后于不断变化着的现实，而且法律能否得到执行和遵守以及执行和遵守的具体情况如何，最终需要靠人的道德操守和理性来加以实现。邓小平曾经强调要依靠教育和法制解决腐败问题，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思想。这里的“以德治国”是要通过学习和教育等方式，在充分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把公众要求的价值观内化为权力主体自身的价值需求和道德自律，以思想道德建设来唤醒人文关怀、提升人文素质。江泽民还提出反腐败工作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这其实就是要把反腐与倡廉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强调“以人为本”，这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形成与发展的第三阶段所表现出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从反腐倡廉建设的视角来看，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使反腐倡廉工作体现保护人、体恤人、尊重人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其首先意味着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信号，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考虑，把满足人民群众发展的需要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和“答应不答应”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标准。其次，要求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围绕“人”。要始终把“人”作为反腐倡廉工作最积极、最能动的要素，正确把握人的思想行为蜕化、变质、腐败的根源和轨迹，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与监督，有针对性地做好关心人、爱护人、教育人、挽救人的工作，把预防腐败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纵观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道路始终坚持着实践取向、科学取向和人民取向的有机统一。应当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这条道路所包含的理论、战略、方针、政策和制度是经过了实践检验并继续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其每一阶段的价值取向也都带有明显的实践性印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科学取向主要表现在，它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而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如果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形成和发展的第一阶段其价值取向更偏重于“器物”（法制）的话，那么在形成和发展的第二阶段其价值取向则开始注意到“人”的因素，开始将“人”（教育）和“器”（制度）并重；而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第三阶段，其价值取向则是在完善“器物”的同时，将“人”的外延扩大到全方位立体的人，并将“人”的内涵深入到人的需要的各个方面（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凸显了“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

与西方国家反腐败道路相比，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政治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工作机制。西方国家的反腐败一般依靠国家监督体系。而在我国，除了国家监督体系外，还有党内监督体系。中国的反腐倡廉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执政党的力量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所体现的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坚强领导核心，也是惩处贪污腐败制度的坚定制定者和执行者。一方面党不断完善自己，如《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制定、党务公开制度的实施；另一方面党积极完善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指导和规划，如200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成为实施“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标志，也是“中国特色反腐模式”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从指导思想、推进反腐倡廉教育、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等七个方面对反腐倡廉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二是通过资源整合，有效形成政府各部门、社会各层面协同作战的反腐倡廉的整体合力。中国的各级政府部门都设有监督制约体系；司法、行政、党内均有专门监督机关；社会层面的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也在不断发展。反腐败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要把立法、执法、法律监督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实行综合治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反腐倡廉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是反腐倡廉最强大的动力。中国的反腐倡廉实践正是以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来加以推动的。坚持以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使反腐倡廉工作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在实践中，通过加强组织协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整合反腐资源，依靠国家各有关反腐倡廉机构和部门的协同作战形成整体合力，这是中国反腐倡廉工作取之不尽的动力源。

三是将反腐倡廉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中，构建多手段、全方位的反腐倡廉工作体系。西方单纯依靠法律手段，反腐成本高、效率低。如果没有法律证据，对于显而易见的腐败行为也往往无可奈何。而我国在反腐倡廉方面，既有法律的手段，也有道德的手段，还有党的纪律手段等。中国的反腐倡廉通过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和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中。在政治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了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在经济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了建立健全正确利益导向机制这个核心；在文化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了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在社会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了依靠人民群众这个根本。惩防并举、综合治理充分体现了中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全过程性和全方位性，已在反腐倡廉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全面完善与未来走向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和重要保障，同时也需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继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将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中，统筹兼顾，协调、可持续地向前发展。为了使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更加完善，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必须增强前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反腐

倡廉制度的规范、教育、约束、纠偏和惩戒功能。要切实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国家廉政立法，努力形成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体系。要高度重视发挥国家预防腐败机构的职能作用，抓好预防腐败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和政策制定。制度建设要努力实现六个方面的根本性转变：即对反腐倡廉要靠法制的认识由中央大力倡导向全党形成共识转变；法规工作目标由单项零散的规划向配套的法规制度体系转变；法规工作重心由侧重惩治向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转变；法规工作方法由被动应急向主动应对转变；法规工作内容由侧重制定新法向立、改、废、释并举转变；法规工作局面由主要依靠纪检监察机关抓向全党动手抓法规制度建设转变。

（二）切实完善监督机制。（1）完善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法规制度，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把对权力的科学配置与对干部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程序规则，明确用权界限，规范权力运行流程，保证党员领导干部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2）在监督机制上，我们党将支持和保证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加强党内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3）继续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证党员民主权利。

（三）着力加大惩治力度。对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要及时立案调查；对一般性的不作为或乱作为问题，以及一些带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要认真做出组织处理；对确有问题、不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应当按照《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采取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组织措施予以及时处理；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等部门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组织处理范围，规范组织处理程序，提高运用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的综合效果。

（四）有效加强国际合作。要适应中国反腐败实践的发展要求，注意考察了解和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这样做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反腐败法制建设的水平，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从而为反腐倡廉实践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制度规范。目前，由于我国参与国际化反腐斗争的司法机制还不够健全，联系合作的渠道还不十分广阔，对于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分子调查取证难、人员引渡难、资金返还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不少贪污腐败分子至今仍逍遥法外。今后我国在国际化反腐方面的任务艰巨而又重大，必须尽快建立健全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司法机制，完善有关的法律制度，疏通国际化反腐的通道。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将反腐倡廉建设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进一步指明了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方向和道路。“反腐倡廉建设”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事业的新定位，这表明我们党对反腐倡廉工作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从“反腐倡廉工作”到“反腐倡廉建设”，意味着我们党将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一项经常化的建设性工作深入持久地不断推进。为此，我们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反腐倡廉新的实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科学内涵与价值取向 篇2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是中央准确分析世界他国农业发展道路与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比较优势, 全面把握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农业新要求的基础上, 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国不能照搬其他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 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从世界范围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历程分析, 不同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基础的国家发展现代农业所走的道路大多不同。地广人稀、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国家, 例如美国。这类国家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主要目标, 凭借其发达的现代工业和能源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 通过扩大种植面积来实现规模效益。这属于典型的“劳动节约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地少人多、耕地资源短缺的国家, 例如日本。这类国家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为主要目标, 凭借其以发达的生物科技, 改良农作物品种,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来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并提升其附加值。这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耕地和劳动力资源比较适中的国家, 例如西欧的法国、德国等。这类国家采取的是机械技术与生物科技并重的策略, 不仅广泛运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 加强农业科技的普及和推广,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还广泛运用生物科技, 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因而被称为同时兼备“物力投资”和“智力投资”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模式。很明显, 中国在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 与上述国家均有所不同, 因而不能照搬他国模式, 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大国优势与市场优势。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相对发达国家而言, 我国农业现代化推进时间较晚、进程较为缓慢, 但这也为我国提供了后发优势, 即我国可以借鉴他国推进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 更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优劣势, 避免“走弯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明显的大国优势。相对于美国、日本、西欧而言, 我国疆域辽阔、地貌多样, 不同地区可选择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实现模式, 因而具有较大的优势;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我国人口众多, 市场需求巨大, 特别是随着推动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 我国居民需求量将不断扩大、需求层次也将不断提升, 这为推进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就我国粮食消费而言, 有专家估算过, 按人均GNP每增加10 个百分点将增加粮食间接消费430 亿kg计算, 未来粮食的间接消费需求量到2030 年将达到3210 亿kg。而与此同时, 2020 年和2030 年, 中国粮食需求总量也将先后达到5800 亿kg和7200 亿kg。[1]

总之,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 其重点是在发挥我国后发优势、大国优势与市场优势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大规模经营模式, 也不同于日本小规模经营模式, 更不完全等同于德法“折中”经营模式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2概念辨析: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

当前, 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历史阶段。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建立现代农业就必须依据中国国情、区情和农情,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1 中国必须推进农业现代化、建立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既不能停留在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阶段, 也不能长期停留在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并存的尴尬阶段, 因为是否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事关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因而, 必须加快中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2.2 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建立现代农业必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纵观世界各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可知:各国虽然建设现代农业的模式不尽相同、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方式不尽一致, 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国家都立足于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 从满足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出发, 从国际国内农业发展的竞争着手, 来推进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与建立特色的现代农业, 从而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当然, 中国也不能例外。

2.3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区别于实现模式

“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这两个范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联系上来看, 农业现代化道路涵盖面更广, 包括实现模式;从区别来看, 农业现代化道路更侧重研究“性质”问题, 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而产生的诸多矛盾;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属于操作层面, 研究的是在各地“农情”的制约下农业发展的具体方式及如何解决农业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和组织形式等问题, 一个国家可以在走同一条道路的前提下实施不同的模式。马克思对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生产关系的视角分析“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式道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世界各国对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注已经从生产关系层面向生产力层面转化, 侧重于从要素配置 (舒尔茨) 、技术变迁、制度进步 (拉坦、速水佑次郎) 、经济结构 (刘易斯) 等角度去研究。

综上,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有其科学内涵, 即立足基本国情、区情、农情,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 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建设现代农业为中心任务, 以农业产业化、市场化为导向, 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农业经营体系为核心, 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为支撑, 以科技创新、产业协调、城乡一体为动力, 以自然资源节约、劳动和技术集约利用、家庭承包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协同推进、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和不断创新的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为技术路线, 以农业持续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后发追赶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3灵魂把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之“鲜明特色”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是在遵循世界农业发展一般规律和中国农业发展特殊规律基础上所形成的, 因此独具“特色”, 而对这些“鲜明特色”的深入剖析为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崭新视角。

3.1 特色的发展前提:中国特殊的国情、农情与特殊的发展阶段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日益严峻, 特殊的国情、农情主要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偏小、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薄弱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大方面。人均耕地面积偏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1) 》相关数据计算, 2010 年中国农村人口仍占50.05%, 而耕地面积已减少到18.26 亿亩, 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8 亩,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薄弱, 这严重降低了农业防灾、抗灾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呈明显的增大态势, 较之20世纪我国农业受灾面积扩大了34%。[2]2010 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3742.59 万hm2, 绝收面积486.32 万hm2, 导致直接经济损失5339.9 亿元[3];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阶段下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时期。也就是说,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点, 使现代农业的发展能够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同时,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顺利推进还必须努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并从根本上实现“四化”同步发展。

3.2特色的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的多样化实现形式

农村集体经济是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经济形态, 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农村的依托体,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具体体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本质在农村的实现, 即通过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就能够推进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有效缩小贫富差距, 并逐步向共同富裕迈进。因而,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在经济体制层面的一大特色就是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因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内在要求。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又代表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坚定方向。只有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才能巩固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主体地位, 才能更好地推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增强市场博弈能力;有助于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与农民增收的稳定性;有益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从而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生产力的提高要求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 而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在农村实践载体的农村集体经济及其组织, 其发展必然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追求, 实现共同富裕。

3.3特色的生产经营方式: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得于真正确立, 先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 从思想与理论上澄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其次是在实践中扶持农民自创的生产责任制, 允许农民拥有生产经营自主权。而从本质层面剖析,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最基本的经营制度。它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力的低水平状态而采取的公有私营形式, 即将集体统一经营的形式换成了家庭承包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并存的形式。同时, 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 又通过家庭分散经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因而符合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形式, 它表明土地在归集体所有的情况下采取家庭经营的形式。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时期, 农村集体经济采取的是农户家庭个体承包经营与集体组织统一经营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 将农村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相分离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的现实要求。我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不是指发展私有经济, 而是表明我国农村发展的是一种低水平的集体经济, 它符合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要求, 其发展的总方向是农村集体经济。

3.4 特色的生产力发展方式:解放与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不断提高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综合保障能力

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上,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心就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综合保障能力, 进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对我国家庭分散经营方式下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的现实, 要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 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制度在确立初期确实释放了巨大的农业潜在生产力, 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快速发展。但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现有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方式越来越成为限制农业新技术使用、阻碍农业规模经济实现、妨碍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主要因素。而与此同时, 集体经营层面也越来越弱化、不能很好发挥其应有功能。因此, 必须顺应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 努力协调“统分度”, 在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同时, 适度规模经营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必然选择, 它可以满足科学种田和农业生产社会化、产业化与现代化的要求, 能够有效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能够将低水平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到高水平的农村集体经济, 从而实现解放与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的目标;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综合保障能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因为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而增强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综合保障能力是针对我国国情与农情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资料显示, 2004 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布9 个一号文件, 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举措, 实现了粮食生产的“九连增”。然而,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 受人口、耕地、水资源、气候、能源、国际市场等因素的影响,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

3.5 特色的市场占有能力:围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着眼于全球竞争, 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众所周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具有趋利性, 偏向于投入投资收益率较高的经济作物和二三产业, 粮食的弱质性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从国际范围看, 我国土地和水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处于比较劣势, 同时粮食产品科技含量低, 市场竞争力弱, 经济效益低等问题已经凸显。由此可知, 我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产品市场竞争力偏弱, 因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把握国内国际市场农产品“竞争点”, 优化产品质量。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积极发挥自身绝对优势, 不断挖掘比较优势, 并最终以质优、价低、特色、绿色来取胜;增强农户组织化程度, 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组织起来的农户可以统一面向市场, 统一经营, 在避免分散农户间因不良竞争与“跟着感觉走”低价出售农产品等问题出现的基础上, 通过提高单个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来增强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博弈力量, 解决农户生产与市场对接的问题, 从而使农户整体获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户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提供统一服务, 由此避免了单个农户在获取信息、技术指导、为销售农产品讨价还价及市场交易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给农户造成损失等方面产生的费用。

3.6 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举措: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创建农业生态文明, 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和谐同存,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要理解农业循环经济的科学内涵。农业循环经济是在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农业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基础上, 继承二者之优点, 摒弃二者之弊端发展而成。它本质上是生态经济, 旨在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生态文明;农业循环经济能够促进生态文明。从历史上看, 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3 个阶段。目前, 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 而农业生态文明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则是指在处理农业发展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它要求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以循环经济为发展模式, 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形成新型生态农业;生态文明的构建需要不断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从现实状况看, 生态文明发展趋势需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从价值取向看, 农业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核;从发展绩效看, 农业循环经济促进生态文明的构建。当然, 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上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创造农业生态文明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 它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和谐共存,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岸根卓朗.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国家减灾网[EB].http://www.jianzai.gov.cn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科学内涵与价值取向 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科学内涵 科学精神 创新品格

0 引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归结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个精辟论断，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境界。深刻理解这一科学概括，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十七大报告完整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这一概括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一个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1.1 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文革”造成的危难局面，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题，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体系，指引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1.2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国内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的巨大困难和压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集体领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论断，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3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新的起点上，既面临着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又面临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能源、资源、环境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以及在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一系列社会矛盾突显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内容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的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这个体系具有严整的逻辑结构和层次。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和实践为关键，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近期奋斗目标为基础，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宗旨，这些部分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系统地回答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为基石，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为总体布局，涵盖祖国统一与外交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内容的完整的理论成果，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

其次，这个体系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针对人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民主与党的领导等问题上呈现的争议，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时从我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新时期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和深化。

第三，突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价值观。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也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发展的目的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最后，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感召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在一起，把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融会在一起，把历史经验与时代精神、世界趋势与民族理想联系在一起，促使中华儿女站在当今社会主义事业巨大成就的起点上，锐意改革、勇于创新，以开阔胸襟汲取世界文明成果，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品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一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它们的重大发展。它不是脱胎于固有的套路和陈旧的范式，也不是源于抽象的思辨。它是鲜活的实践经验的提炼，是时代呼唤的产物。它来自实践，与时俱进，进而又指导实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创新，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内在的创新品格。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客体问题，提出并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主体问题，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的主客体结合在一起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创新与突破性的发展，是需要和值得我们不断学习、探索的当代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