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品牌的陷阱

中国式品牌的陷阱（通用7篇）

中国式品牌的陷阱 篇1

一、品牌延伸的内涵

品牌延伸作为一种经营战略, 在20世纪初就得到广泛的应用。品牌延伸作为一种规范的经营战略理论, 引起国际经营管理学界高度重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品牌延伸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品牌延伸是指现有品牌延伸使用到新产品上的经营行为, 美国的品牌战略专家爱德华·N·涛伯 (Edward.N.Tauber) 称其为“特许延伸” (franchise extension) 。广义的品牌延伸是指现在品牌既延伸使用到全新产品上, 还延伸使用到经过改进的现有产品上的经营行为。

品牌延伸策略现已成为现代企业寻求新发展、开拓新市场的一种策略。据Aaker的一项研究表明, 凡是业绩优秀的消费品公司在其所开拓的新产品中, 95%是采用品牌延伸策略进入市场的。随着竞争的加剧, 品牌声誉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潜在竞争优势。许多企业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市场份额, 越来越热衷于采用品牌延伸策略。

(一) 品牌增加消费者对新产品的可接受性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由产品的品牌所提供的先验知识的影响 (Bettman, James和Park, 1980;Park和Lessing, 1981;Alba, Joseph Hutchinson, 1991) 。星巴克的咖啡价格高于同类产品, 但这没能阻止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走入星巴克, 原因在于星巴克发现了消费者对咖啡饮品的新需求, 在它的杯子中装满的不仅是咖啡, 还有浓郁的咖啡文化。显然, 产品不是星巴克成功的决定因素。权威性《消费者报导》的调查报告:盲测试的结果显示, 星巴克咖啡的品味不如麦当劳。星巴克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其与众不同的咖啡体验, 成功的星巴克品牌增加了消费者对星巴克产品及新产品的可接受性。心理学证明, 公众往往对名牌情有独钟, 对陌生品牌抱有戒备和观望的态度。品牌一旦得以延伸, 消费者心理抵触程度会大大减少, 品牌延伸为新产品进入市场扫清障碍。

(二) 品牌延伸带给消费者对品牌的新鲜感及可选择性

品牌及其产品一成不变, 则可能会令人生厌, 品牌延伸弥补了这一不足。延伸品牌使人们感受到主力品牌的丰富和创新, 从而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感。如“康师傅”从方便面成功延伸至果汁饮料、柠檬茶, 给人以新鲜感。品牌延伸为消费者广泛选择提供了可能性, 品牌的延伸, 扩大了品牌群体的内容, 产品组合更加丰满, 同时也降低了新产品导入市场的成本。在美国市场上推出一个新产品要花3~5千万美元, 而采用品牌延伸则估计可节约40%~80%的费用。品牌延伸使得广告宣传更集中有效, 降低了广告投入成本, 增强了企业竞争实力。

二、品牌延伸的新陷阱

品牌延伸给许多企业带来了成功, 如索尼进攻文化市场扩张了自己的实力。但品牌延伸并非完美无缺, 一旦出现失误, 延伸不当, 后果将不堪设想, 甚至置企业于破产境地。著名营专家阿尔·里斯和杰克·特劳特不无遗憾地认为, 品牌延伸不是错误, 而是一个可能致企业于死地的充满诱惑的陷阱。

(一) 品牌延伸冲淡了品牌个性

Barbara and John认为品牌延伸容易造成消费者认识上的混乱, 进而导致品牌淡化或品牌稀释 (Brand Image Dilution) 。品牌概念就像刀锋一样, 一定要把它磨得锋利, 才能顺利进入消费者的意识, 当企业延伸品牌概念时, 便可能使“品牌”的刀锋变钝。在20世纪50年代, 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甲壳虫”一则“想想还是小的好”这句经典广告语使它声名鹊起, 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 “甲壳虫”成为小型坚实的美国汽车化身。但后来公司实施了品牌扩展政策, 将“甲壳虫”扩展到较大型车, 结果事与愿违, 原有的优势品牌非但没有扩大市场, 相反市场迅速萎缩。品牌犹如橡皮筋, 愈延伸就可能变得愈疲软, 致使品牌个性被弱化。

(二) 市场扩张同样冲淡品牌个性

“这不是一杯咖啡, 这是一杯星巴克。”痴迷于星巴克的人都这样认为。消费者所追求的商品不仅要满足最基本的要求, 还要帮助他们传达出其他信息, 比如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或是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星巴克因体验、推崇咖啡的品味和质量、店堂的气氛等, 而得以进入《福布斯》的奢侈品排行榜, 位置甚至超过知名化妆品品牌雅诗兰黛。

星巴克的扩张, 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其品牌的延伸和授权。在过去10年中, 竞争激化导致其品牌向商品转化。星巴克以咖啡特色店为平台, 通过连锁迅速扩张。为了扩张采取了种种措施, 但却淡化了星巴克品牌体验的结果, 导致星巴克品牌的商品化。如引进浓咖啡机而阻碍了咖啡调制师与顾客的互动;密封袋装的咖啡粉取代了现磨咖啡豆而使咖啡香味不复存在;科学化的店面设计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却使咖啡馆失去了灵魂和个性等等。为了效率、规模和产品的一致性, 星巴克扩张淡化了其品牌体验个性。

(三) 产品顾此失彼, 品牌形象受损害

Ries和Trout (1986) 指出, 品牌延伸将会造成消费者的心理混乱, 影响原有品牌的市场定位。企业原来定位在高档产品市场上, 为了填补低端市场的空缺, 采取向下延伸的方式, 把高档品牌延伸到低档产品, 便可能坠入这种陷阱。早年的美国“派克”钢笔, 优质价昂, 是身份的象征, 畅销于世界。而在1982年, “派克”为了进入低端笔市场, 反而被其竞争对手趁虚而入, 占据了一部分原有的高档笔市场。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如果其中的某一个产品出问题, 便可能波及到其它产品的信誉, 甚至会导致消费者对该品牌的否定, 造成一品俱损的株连效应。

企业真正的无形资产是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一些热衷于品牌延伸的企业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新的消费群体上, 在吸引新顾客时忽略了维系和发展老顾客。结果顾此失彼, 形成一种产品上来了, 另一种就要下去的“一高一低”的跷板效应。

(四) 有悖消费者心理

有些企业进行产品大类的品牌延伸, 将成功品牌延伸到了原产业外的产品上。这种跨行业的品牌延伸, 忽视了品牌的定位和兼容性, 有悖消费者心理, 易使消费者产生不好的品牌联想。当品牌被运用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产品上时, 则可能导致品牌在用途或功能或使用者等方面的排他性, 消费者的联想乃至心理产生冲突、矛盾。娃哈哈以其“喝了娃哈哈, 吃饭就是香”的广告成为家喻户晓的儿童口服液品牌, 之后却推出“感冒康宁”, 本以回避儿童最忌讳的药物作为娃哈哈的切入点, 却又沾上真正的药味, 严重有悖儿童消费者的心理。

三、品牌延伸的策略

企业可借助于已经成功了的品牌, 来扩大所涵盖的产品组合, 利用其声誉推出新产品。但品牌延伸存在潜在的风险, 企业必须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审视品牌延伸, 了解品牌延伸的陷阱, 认清品牌延伸的负面影响, 理智权衡利弊得失, 以确保品牌延伸的成功。企业在决定是否采用品牌延伸战略时, 应该考虑以下对策:

(一) 分析市场及竞争态势, 把握品牌延伸时机

如果企业能使品牌最先进入消费者的心里, 那么在“初始效应”的作用下, 该品牌将给消费者深刻的印象和影响, 极易成为该类产品的代名词。但是, 并非都是这样, 企业对即将进入的市场以及竞争者要充分分析, 把握品牌延伸时机。如进入一个没有品牌的行业, 特别是一些成长型的行业, 品牌延伸对企业来说是个不错的策略;如竞争激烈, 竞争对手的实力强大, 且反击强烈, 那么品牌延伸或许就是错误的。尤其是当某一品牌名称在消费心中已经成为某一产品类别的替代物时, 企业不可以随便将现有品牌引入该行业, 进行品牌延伸。

(二) 辨析品牌的动态、静态因素, 保持品牌延伸的动态均衡

企业在进行品牌延伸及其推广过程中, 品牌形象及宣传方式应根据市场所在地区的人文环境和目标顾客的购买心理与习惯等变化而变化。影响品牌延伸的因素很多, 品牌延伸在一定意义上是动态的经营活动, 企业要善于识别品牌的动态因素和静态因素, 并在品牌延伸过程中注意保持品牌延伸的动态均衡, 否则, 品牌因其延伸而可能误入歧途。

一般来说, 品牌传播层面的东西定义为品牌的动态因素, 如新产品开发、功能顶级卖点更新、代言人更换等。品牌的静态因素则是指战略层面的东西, 如品牌定位、品牌诉求、品牌性格等。百事可乐产品包装不断更换, 形象代言人也不断更换, 但其新生代选择的定位始终没变。在品牌延伸经营活动中, 品牌的动、静态因素应保持均衡, 动态因素应随着市场特征、时代感和差异性的变化而变化, 而静态因素则应坚持, 这是一个品牌及品牌延伸健康发展的关键。

(三) 认清品牌个性强度, 谨慎个性品牌的延伸

对于一个品牌个性极强, 甚至巳成为某一种或某一类产品的代名词时, 应谨慎实施品牌延伸策略。人们通常会把特色店的专营产品与质量相联系, 特别是当质量无法精确评判时。星巴克的优势在先入为主, 在市场仍处于空白时, 利用连锁经营的一致性和普及性, 以星巴克标志建立起咖啡卓越的观念, 这在行销学上称之为“定位”。由于定位的成功, 星巴克能把咖啡卖到5美元一杯, 而且顾客还是趋之若鹜。相对很多企业一品 (牌) 多用 (其他产品) 的所谓品牌延伸策略, 可口可乐的做法值得借鉴。可口可乐几乎成为可乐饮料的代名词, 该公司并没有因为市场需求的增加而多元化, 数百年来没有进行过品牌延伸。一般来说, 每一个品牌尤其是知名品牌在消费者心里都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 如“奔驰”就是汽车, 它与豪华、昂贵、富有成就相联系;“万宝路”就是香烟, 它是勇敢、强壮、拼搏的象征 (真正男人的世界) 。若将“奔驰”延伸到“夏利”档次的汽车上, 消费者将难以接受, 因为, 从新延伸产品上己找不到原有“奔驰”的崇高形象了, 自然也就会影响原有“奔驰”汽车的销售。

(四) 审时度势, 注重与企业战略的一致性

过分倚重于品牌延伸战略会影响到企业开创新品牌的进度, 企业必须围绕其长远规划, 及时分析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营销环境的变化, 结合新品牌的开发全面发展企业的品牌战略。此外, 企业的各种新产品与核心品牌产品缺乏高度关联性时, 简单运用品牌延伸策略风险太大。换言之, 当企业的各类产品不能被涵盖在同一品牌伞下时, 则应考虑改用多品牌策略。如宝洁公司生产的洗发、护发用品, 就有飘柔、潘婷、海飞丝三大品牌。麦当劳吞并了世界著名的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 生产的麦道飞机名扬全球, 成为世界三大飞机生产基地之一, 只不过所有这些事业的拓展均不沿用“麦当劳”品牌, 以保证“麦当劳”品牌延伸顺利, 不影响其形象。

快速创建强势品牌的陷阱 篇2

从2005年11月份上市至2∞7年底短短两年时间，“特仑苏”销售额已经近20亿元，占据了高端牛奶市场70％左右的市场份额，成为高端牛奶的代名词，创造了另一个蒙牛的神话。娃哈哈“营养快线”，在2005年上市，当年销售额7亿多元，2006年达到了26亿元，2007年销售业内预计可以达到70亿，短短三年“营养快线”创造了一个新的营养类乳饮料的市场，并成为乳饮料类的绝对领导品牌。还有近两年红透半边天的“王老吉”，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区域品牌成长为全国性大品牌。

上述案例的确是快速创建强势品牌的范例。但是“快品牌”并不等于是成功品牌，更不等同于强势品牌。快品牌成为成功强势品牌有一个共性，它们在短时期内打开了知名度，让别人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会稳步慢慢地建设成为一个真的有牢固基础的一个大品牌，这一点应该是所有成功的品牌一个必经之处。

在中国市场，“快品牌”成为流星的案例屡见不鲜，很多曾经名昭一时的品牌现在已经离开了公众的视野，或者是销声匿迹了，或者是苟延残喘于一隅。导致企业快速打造品牌失败的原因很多，有管理失控的问题，有资源方面的原因。这些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我们仅局限于品牌本身，谈谈为什么很多品牌成为了“流星”，谈谈快速创建强势品牌应该避开哪些陷阱。

笔者认为，快速创建强势品牌有三个关键：一、找准品牌生存的市场基础；二、建立鲜明的品牌识别特征；三、采取鲜明差异的传播手段。快速创建强势品牌，它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以上三个关键点是直击核心的清晰方法，能帮助新品牌或者是发展中品牌快速建立起地位，并通过特殊的品牌策略以及传播手段进行品牌的规划传播，使企业快速创建强势品牌成为可能。仅从品牌角度而言，那些失败的“快品牌”无一例外地是在前两个层面出现了重大问题。

缺乏市场支撑的品牌

快速创建强势品牌第一个关键便是找到品牌生存的根——核心市场生意，就像特仑苏找到了高端牛奶，营养快线找到了营养类乳饮料，快速成功的强势品牌一般都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而找准核心生意其中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创造新品类。

想想中国饮料市场上最近十年来较为成功的品牌，无一不是通过品类创新而获得成功的。如，农夫山泉利用千岛湖水源的独占，创造天然水(而非纯净水)新品类；脉动添加“矿维力”(活性维他命和矿物质)，开创功能饮料的新品类；统一鲜橙多通过降低了浓度，开创低浓度果汁新类别；王老吉利用独有的凉茶配方开创凉茶新类别；特仑苏开创高端牛奶新品类。所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今市场营销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品牌之间的竞争，它是品类之间的竞争，那些能发现和主导新品类的公司会快速成为赢家。

虽然创造一个新品类、开辟一个新的细分市场是企业快速打造强势品牌的必经之路，但有些品类、有些市场并非真正的机会，忽视这一点，则企业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快速打造强势品牌的可能。在实际操作中，企业经常陷入如下误区：只重视品类创新而忽视消费者的心智；缺乏对市场空间的准确估算；无法辨别是一时的流行还是真正的趋势。

忽视消费者的心智空间。单纯开辟一个新市场、定义出新品类，还远远不够，因为必须要让消费者接受这样一个新品类。做出正确决策的关键点在于是否能够准确区分市场和心智之间的差异。先有心智地位，然后市场才能随心智而动。消费者为何要把新品类放入他或她的心智?消费者为何愿意花时间把新品类放人心智?对比想想王老吉凉茶和农夫汽茶的各自命运，想想“爱尚非蛋糕”的雾里看花，我们不难找出答案。

错误估算市场空间。企业要从规模、发展和利润率等角度去辨别新品类、新市场是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是否值得企业在这样的市场去打造一个强势品牌。“雅客V9”算不算成功?取决于维生素糖果具有多大空间。

错把时尚当趋势。趋势和时尚有何区别?彼得德鲁克的观点是，所谓变化是人们所做的某些事，而时尚是人们所谈论的某些事。其中的含意是，趋势要有数据支撑的实质内容和行动，而不只是人们想象的一个创意。

缺乏支撑的品牌

品牌是需要支撑的。如果我们把品牌比作一幢房子，产品的品质、品牌的核心价值、品牌的持续维护就是支撑房子屹立不倒的支柱。一个企业如果通过大规模的广告传播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成为一个“快品牌”，但是缺乏上述任何一个支柱的支撑，都是难以持久的，这是快速打造强势品牌必须注意的陷阱。

产品品质的缺失：从使用价值角度上讲，品牌与产品具有统一性。一个品牌往往代表了它所服务的某一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品质就与品牌发生了直接关系，强势品牌理所当然地拥有较强的品质力，并且永远保持。换句话说，没有品质的支撑，单纯依赖品牌知名度来扩张市场份额，结局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被消费者所抛弃。TCL、波导、科健等国产手机品牌曾经风光无比，但现在却集体陷入困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品质的缺失，这些国产手机的返修率大大高于跨国品牌，给消费者带来了糟糕的体验，为了减少购物风险，很多消费者放弃了这些国产品牌。

品牌核心价值的缺失：强势品牌必须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品牌。知名度是强势品牌的一个特点，但高知名度不一定可以得到钟情，它必须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特仑苏的“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王老吉的“怕上火”、营养快线的“营养型乳饮料——十五种营养素一步到位”等都具有清晰的价值主张。很多“快品牌”之所以不能长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品牌缺乏核心价值的支撑。建立品牌的核心价值是快速成就强势品牌的重中之重，品牌的核心价值应该具备一定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排它性：品牌核心价值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可明显察觉与识别的鲜明特征，以与竞争品牌形成区别。在家电品牌中，海信的核心价值是“创新”，其品牌生命点描述是“创新就是生活”；科龙的核心价值是“科技”，其品牌生命点描述是“梦想无界，科技无限”。不仅是上述两家企业，在家电行业以“科技”为核心价值的不在少数，这样就使得品牌与品牌之间的差异渐趋模糊。如果一个快品牌人云亦云，是很难成为强势品牌的，因为这样的价值诉求无法占据消费者的心智。

2.执行力：品牌的核心价值应该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企业未来的长远发展目标一致，也就是说，对品牌所提出的价值，企业应该有充分的执行力。如果一个品牌将核心价值定位于“创新”、“科技”，则必须有足够的、持续的技术优势来支持这一定位，否则这一定位只会越来越弱化。

3.包容性：品牌核心价值的兼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空间的兼容，品牌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其所有产品的包容，并且今后有可能跨越多个行业，所以要具有广泛内涵；二是时间的兼容，品牌核心价值一经设定。便要长久坚持，其内涵可延续百年、干年而不落伍，这样品牌才可能成为千年“不倒翁”。

持续品牌管理的缺失：一个品牌，必须对其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在不断的培护、促进、规划下才能壮大发展。品牌的塑造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可能，即使一个企业快速创建了强势品牌，而忽略对其进行持续的培护，注定是难以长久的。

中国古代团队的领导陷阱 篇3

中国古代的团队, 其领袖往往不是以技术能力和专长赢得拥戴, 而是以其“雄才大略”赢得追随者。

所谓雄才大略, 不同于雄心壮志。刘邦和项羽看到秦始皇, 感叹“大丈夫生当如此”“彼可取而代之”, 两人志向类同, 而谋略却差别极大。一个局部战场处处失利却能把握大势, 一个所向披靡却走向穷途末路。所以, 雄才大略不仅是志向的宏伟, 也不仅是道德的高尚, 而是在宏大目标下凝聚人心去实现战略指向的能力。李宗吾在《厚黑学》中曾经把中国历史上“成大事者”的特质概括为3条: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暂且撇开“厚黑”的道德批判不谈, 仅仅从行为取向来看, 这3条正是多数领袖人物凝聚人心的基本手段, 即能用人、有威严、可让部下卖命。这种行为取向决定了中国式团队的领袖或多或少都带有“江湖气”。

缺乏江湖气的人难以成为中国式团队的核心, 即便被潮流簇拥到领袖位置, 其结局也往往是悲剧。“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与刘邦较量, 吃亏就在这里。不仅出身底层的刘邦、朱元璋具有浓厚的江湖气, 被后世赞颂的李世民、赵匡胤, 他们的行为也不得不沾上江湖色彩。朱元璋屠戮功臣固然不足称道,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究其内涵, 依然是江湖底色。细究史料, 即便是正人君子, 凡是成为一时雄杰的, 无不具有某种江湖倾向。

认同:难以祛魅

团队领袖在创业之初必定要采取两种手段:一是树立团队信念的正当性, 以此来寻求团队的道义支撑;二是尽量扩大团队信念的外延, 使团队尽可能获得社会支持。刘邦起事不久, 就以“斩白蛇”、“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母亲刘媪“梦与神遇”怀孕等等装神弄鬼的手段, 把自己打扮成真命天子;项羽则以楚国贵族的身份和复六国之后为号召, 增强自己的正当性。

当然, 这种正当性需要随着团队进展和时间推移会不断调整, 但有两点共性:一是从历史角度看, 非理性的正当性往往比理性的正当性更能吸引民众。刘邦的“神性”与项羽的贵族气相比, 就更能唬住部下。二是从人员的角度看, 意志的力量大于知识的力量。这两点决定了古代的团队很难“祛魅”, 其威权的本质属于超人权威。所以, 古代的团队, 当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减退或者消失时, 往往不是乘势进行组织转型, 而是以权力乃至暴力维护领袖航力, 起码要造成魅力不减的表象。

追随:跟人而非跟事业

刘邦团队具有建立新王朝的信念, 但这种信念是由刘邦个人承载的, 刘邦的手下决不能染指。其他人追随刘邦, 是谋求在刘邦的事业中“分红”。当刘邦退居汉中暂时失去得天下的迹象后, 他的部下 (包括韩信) 就大量逃亡, 对团队前景造成了直接威胁。这种逃亡并非对新王朝的建立失去信心, 只是对刘邦这个人能否建立新王朝失去信心。所以, 逃亡者可以寻求新的可寄托这一信念的领袖, 而不是改造原团队, 实现信念。

跟人而不是跟事, 这是中国团队的鲜明特色。古人所说的“良禽择木而栖”, “木”是领袖, 而非事业, 事业寄托在领袖身上。所谓有眼光, 是对人的判断, 而不是对事的判断, 由此决定了团队的行为准则。中国传统的团队往往强调站队, 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 招降纳叛是寻常之举, 而不在乎在事业追求上是否一致。尤其是那些并不认同团队的事业, 却能够从团队领袖采取的措施中获益者, 在团队中会占到相当大的比例。所以, 中国传统的团队往往随着阶段目标的实现而进行人员的洗牌。

治理:人人为己, 相互牵制

刘邦集团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赋予主要人物以基本信任的同时, 又在他们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互相牵制, 因而保持了平衡。刘邦的手段是在张良、萧何、韩信、陈平、樊哙等骨干亲信之间允许甚至纵容他们形成适度的对立, 从而彰显出只有他才能“罩得住”的部属黏性。更有意思的是, 这种部下的小冲突通过刘邦的上层平衡, 不是相互疏离, 而是互相需要和凝聚, 少了谁都不行。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中, 不但下属增加了对上层的依附, 而且还增加了上司对部下的倚重。

本土品牌如何规避外资并购陷阱 篇4

辽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本土品牌如何规避外资并购陷阱

李宁顺 牛 睿

辽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几十年的生产经营中，我国一些产品品牌、技术工艺、企业名称等，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强的竞争力。一些外商看清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认为要打开这个市场，与其靠自己的力量逐步渗透，不如借中国企业已有的实力和市场迅速占领制高点。为此，他们运用国内企业市场意识和品牌意识不强的弱点，低价收购国内企业的股权、品牌或专有技术，吞噬排挤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本土品牌，这直接影响了我国打造自主民族品牌。

一、我国本土品牌在外资并购中流失的现状

纵观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外资并购历程，我国本土品牌在外资并购中日益流失。如今，在挖掘机行业，一家家挖掘机企业被外企并购，造成整个行业本土品牌的泯灭；在饮料行业，国内原有的八大碳酸型饮料公司已有七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外国品牌占有率达到90%以上，国内品牌仅剩健力宝一家；在啤酒行业，巨额外资参与我国啤酒行业的并购，啤酒行业年产5万吨以上的企业约60家，72%已属合资，排名前10名的品牌中仅有“青岛”、“燕京”和“钱江”；在洗涤用品市场上，全国四大年产8万吨以上的洗衣粉企业已有三家被外资收购，宝洁公司如今占有中国洗发品市场60%以上的份额；在化妆品行业，中高端市场基本上被外资垄断，欧来雅、宝洁、资生堂等几家国际巨头形成了寡头竞争之势。同时，通过建立合资品牌和收购本土企业，中低端市场也被外资企业渐渐占据，如欧来雅仅用50天就整合了中国护肤品牌“小护士”；在食品、医药行业，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已达30-40%；在轮胎橡胶行业，外资已收购国内大型厂家并形成垄断；在感光行业，原来仍在苦苦挣扎的乐凯也在2003年10月与柯达合资。

在波涛汹涌的“并购”浪潮中，昔日我们许多耳熟能详的本土品牌，如活力28、熊猫洗衣粉；扬子、香雪海冰箱；红梅音响；天府可乐、北冰洋碳酸饮料等都逐渐销声匿迹，难觅其中，有的既使还在市场上存在，也是名存实亡。由此可见，外资并购对我国本土品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本土品牌的流失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二、外资并购中我国本土品牌流失的方式

1．获得控制权，掌握投资方向。外资在并购中方企业时会力争取得对企业的控股权，取得控股权的外资在制定公司发展战备时往往做出对中方品牌不利的决策，如减少对中方品牌的投资和技术革新、压缩中方品牌产品的产量，对自己的品牌则全力支持，导致缺乏创新的中方品牌会逐渐失去生命力并最终陨落。如在20世纪90年代，熊猫洗衣粉在中国市场一度叱咤风云，在当时的洗衣粉市场流传着“南有白猫，北有熊猫”的说法。在1994年与美国宝洁公司牵手，合资成立了北京熊猫宝洁洗涤用品有限公司。熊猫所在的北京日化二厂以品牌、厂房参股35%，宝洁以65%的股份控股合资公司。当时外方看好的是熊猫品牌50年的使用权。合资以后，作为控股方，宝洁着眼于高档洗衣粉市场，力推旗下的高档洗衣粉品牌汰渍和碧浪。而以物美价廉见长的熊猫年年递减，从合资时的年产6万吨，降到2000年上半年的4000吨左右。如今，市场上到处可见汰渍和碧浪洗衣粉，却难觅熊猫洗衣粉的身影；1994年初，联合利华取得上海牙膏厂的控股权，并采用品牌租赁的方式经营“中华”牙膏，外方口头承诺自己的“洁诺”牌和“中华”牌的投入比是4：6，但并未兑现，导致“中华”牌牙膏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大幅下降。如今，中华牙膏在市场上的份额已少得可怜。

2．利用控股权，控制市场推广。外资在合资或并购以后，利用其控股权，控制销售环节和市场推广，减少我国品牌产品销售，逐渐将我国品牌商品逐出市场，直接造成一些品牌消失。如上海牙膏厂的“美加净”牙膏在1994年与联合利华合资之初，出口量为全国第一，年销售量达6000万支，但到2000年，年销售量下降了60%，只有2000支，且已3年没有在媒体上做广告，市场地位不断下降，联合利华通过对“美加净”牙膏进行降价，从原来的4.5元降到3元，在消费者通过“美加净”认识了联合利华的前提下，将处于高端的品牌降为低端品牌，使得消费人群游离到自己的品牌“洁诺”，并在广告投入上，从1997年停止在各种媒体上对“美加净”的广告投放，与此同时，加大对“洁诺”的投入力度；2003年法国欧莱雅收购小护士，小护士将和欧莱雅其中的一个下属品牌卡尼尔进行合作。卡尼尔借助小护士的销售网络，实现两者的资源互补。5年后的今天，小护士在市场上也几乎销声匿迹。

3．直接买断中方品牌的使用权，禁止中方再使用自己的品牌。由于知名的中方品牌价值较大，外企一般不会直接买断其所有权，而是以较少的资金买断其使用权，借以控制中方品牌。外方买断中方品牌之后，一般会将其束之高阁，使其再无出头之日。如1992年，孔雀与飞利浦合资成立苏州飞利浦消费电子有限公司，1995年双方追加投资600万美元，组建苏州飞利浦消费电子有限公司显示器厂，中荷双方股份比例分别为49%和51%。经合资谈判，外方以365万美元买断“孔雀”商标的使用权，取得了在合资期间独家在视频产品上使用孔雀商标的权力。但合资企业初期少量使用后，就将“孔雀”闲置不再使用，结果“孔雀”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飞利浦；1996年扬子以转让70%股份的方式与德国博世西门子公司合资。4年后的2000年，西门子公司又收购了扬子集团合资冰箱厂的30%股权，并且，西门子毅然决定，封存“扬子冰箱”30年。扬子冰箱就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西门子冰箱从2001年起大幅赢利，年上缴税收6000万元。

4．中方品牌价值严重被低估。我国许多企业由于缺乏知识产权意识，根本没有认识到品牌是企业发展的杀手锏。有的企业急于引进外资，结果在品牌作价问题上节节让步，使自己品牌的评估价值大大低于其原有的价值。如天津日化四厂同外商合资前，其“金鸡”鞋油已占领了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但合资时，“金鸡”品牌仅作价1000万元。

5．合资期间新增值或新产生的品牌，其商标权被外方归为己有。如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某知名企业与新加坡郭氏兄弟粮油私人公司合作，在深圳成立了南海油脂公司，使用“金龙鱼”品牌。经过10多年的共同培育，“金龙鱼”已成为国内食用油类第一品牌，但后来中方公司才发现，“金龙鱼”商标权是注册在郭氏兄弟名下，自己多年辛苦培育的原来是别人的品牌，是在为别人做“嫁衣”。最终，中方企业只能退出合作，重新开辟自己的市场。

三、我国本土品牌流失的原因分析

1．企业品牌意识淡薄。品牌资产的价值决定着市场份额。但一些中方企业品牌意识薄弱，没有认识到品牌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过分迷信利用外资这颗“灵丹妙药”的奇效，结果忽视了对自己辛苦培育的品牌的保护，给外商铲除中方品牌提供可乘之机。比如，我国的“霞飞”化妆品系列及“香雪海”电器系列过去在国内家喻户晓，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在被外资并购时，迷信外国商标而轻易将自己的品牌卖掉，成为外商的加工厂；曾经是中国100家最大机械工业企业、轴承行业六家大型企业之一的西北轴承集团，7000万就让出了控股权和品牌；徐工全年80亿的营业额，品牌价值被评估不低于60亿元，最后却以20亿的价格卖给凯雷。

2．引资心切，错选合作伙伴。国内很多企业为了缓解资金短缺，把希望寄托在引资上，希望通过融资能带来的品牌提升，因此匆匆将利益问题解决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接受外资合资并购的邀请。然而，在正式进入经营状态时，中方企业才发现自己“嫁”错了“婆家”。例如，上海家化与美国庄臣公司合资，后者擅长经营腊制品，对化妆品的生产并不精通，最终导致产品与市场消费严重脱节。

3．丧失控股权，失去决策权。在企业运作过程中，谁掌握了企业的控股权，谁就可以左右企业的命运。没有控股权，就丧失了在企业的决策权，更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品牌。而一些中方企业在并购之初就丧失了控股权，从而最终失去了决策权。如2000年，乐百氏与法国达能合资，合资后的乐百氏，达能控制了92%的股权，乐百氏只能任由达能处置。大量数据显示，拥有了控股权的外资企业掌握着企业决策权，并最终控制了中方品牌的命运。

4．企业缺乏长期的品牌规划。品牌规划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态最终只会导致品牌“昙花一现”。目前，我国的很多企业还没有真正理解品牌对于一个有长远发展目标的企业而言有多重要，更谈不上借鉴国际成功品牌的经营模式等问题。许多企业往往说得多，做得少，说的总比做得好。很多企业都没有能够认认真真地研究品牌，没有制定长期的、切实有效的品牌规划。

5．本土品牌的保护力度不够。目前我国虽然制定并实施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但事实证明，还远远不够完善，并且在已有的法律法规中并未对合资并购中出现的本土品牌的流失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使得政府对此问题进行管制缺少应有的法律支撑，即使有许多外资企业采取各种手段将本土品牌“雪藏”，但因其并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我们也无可厚非。美国为了防止本土品牌的流失，制定了一系列完备的政策性保护和扶植措施，对内有《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除特殊情况外，必须购买本国产品，工程和相关服务也必须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对外有著名的“301条款”，按照条款，美国可以对任何损害本国商业利益的国家进行贸易制裁，从而为美国本土品牌提供庇护。目前，国内品牌保护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品牌企业的商标经常遭到冒牌、仿制以及其它方式的侵权。

四、保护与提升我国本土品牌的策略

（一）企业层面

1．增强企业的品牌意识。品牌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直接体现。企业如果没有了自己的品牌，就谈不上发展。与国外企业相比，国内企业品牌意识淡薄，急功近利，为了引资而不惜无偿出让品牌，不注意保护和提升自己的品牌。新的竞争形势要求企业必须强化品牌意识，并注重提高产品、服务质量，塑造良好企业形象。产品和企业是品牌的支撑点，只有做好基础工作，品牌才会熠熠生辉。中方企业在合资时应有长远眼光，应该走自己创新之路，坚持培育使用自己的品牌。企业应当将品牌意识摆在发展前进的首位，成立知识产权部门，引进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训员工知识产权知识，在合资过程中力保本土品牌不放弃、不消失。

2．加强品牌战略的宣传。

所谓品牌战略就是把品牌看成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强调通过品牌树立企业及产品的差异化形象，结果是使消费者相信其产品的品质较之同行的产品更有保障。新闻媒体、宣传部门对企业的知名品牌应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全社会特别是广大消费者的品牌意识，提高知名品牌的社会影响力。企业也要充分发挥报纸、电视、广播、杂志、网络等各种媒体的作用，广泛利用博览会、产销会、贸易洽谈会等各种机会，大力开展品牌战略宣传，形成全社会重视品牌、争创品牌，保护品牌、发展品牌的浓厚氛围，使提升品牌竞争力战略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在品牌的宣传上，海尔集团始终走在家电行业的最前沿。海尔每年的广告宣传费达到2亿元人民币，在中央电视台和各省的卫视电台到处海尔的踪迹，特别是“2008北京奥运年”，海尔就打出了“2008，我们是奥运的主人”的鲜明的广告语，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眼球。此外，海尔创业以来，在快速的发展同时，还热衷于公益广告的宣传，用真情回报社会，以海的品格年复一年地为社会默默地奉献。海尔集团通过对品牌的宣传，提高了其品牌的竞争力。

3．力争对企业的控股权。在与外资合作并购中一定要保持绝对的控股权，以保全品牌的独立性。即使中方企业因实力所限，不能取得合资企业的控股权，也应努力做到掌握企业运营中的关键环节，如渠道和促销，以免被外国企业卡脖子。同时，中方企业也不要轻易把自己的品牌转让给外国企业，而应将品牌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例如，同样是知名企业，乐百氏和娃哈哈同法国达能公司合资，命运却大不相同。2000年4月，乐百氏与法国达能合资，合资后的乐百氏，达能竟然控制了92%的股权，中山市小榄镇政府占5%，何伯权等5名创业者只占了3%。达能承诺不介入管理，然而，当达能控制股以后，不介入管理的承诺转眼就成了一句空话，何伯权等创业者只能走人。但娃哈哈对达能的持股异常敏感，时至今日，达能虽然在娃哈哈50多家子公司里的一半以上有股份，但是在娃哈哈集团层面，达能并不持股。这样也就确保公司的管控权始终把握在自己手中，这样也就使得公司在战略管控、财务管控以及人力资源管控享有话语权，从而在根本上避免了自身品牌的缺失。为何同是中国水业的两大巨头，同是与达能合资，结局却完全不同？原因在于“娃哈哈”始终没有放弃“三个坚持”；一是坚持合资不合品牌，而且合资公司使用“娃哈哈”品牌必须有偿付费；二是坚持“娃哈哈”全权经营，达能不参与管理；三是坚持合资企业中无论在职或退休员工必须全盘接收。

4．促进技术创新，加大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技术创新是保持品牌旺盛生命力的法宝，是品牌核心竞争力的有效体现。企业离开技术创新就难以安身立命，自主品牌就打不响、做不大。如果企业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自主品牌，就不会受制于人，才能真正健康、良性地持续发展。如娃哈哈之所以成为国内饮料行业的常青树，就是靠持之以恒的技术创新。这些年来，娃哈哈投入2亿多元成立技术研发中心，研究市场需求，开发生产含乳饮料、瓶装水、碳酸饮料、茶饮料、果汁饮料、罐头食品、医药保健品等7大类50多个品种的产品。因此，只有加强技术创新，得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政府层面

1．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依法治企”的基础。政府要从我国市场经济的现状出发，制定和实施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法律法规，形成体系统一、结构严谨、法律部门齐全、体制安排科学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企业的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我国加入WTO以来，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已构成了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法律体系，现在，这个保护机制正在健康、有效地运行。在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中，主要有《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民法通则》、《合同法》、《反不当竞争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等等。各相关部门要制定配套措施，使品牌战略有法可依。同时，要严格执法，运用法律保护名牌产品和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竞争，强化质量监督，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要加大对恶意商标抢注和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创造有利于培育和发展品牌的市场环境，促使一些优势企业和知名品牌在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2．完善商标评估制度。在并购中，中方企业往往是以厂房、设备和品牌作价入股。设备和厂房等有形资产的价值较易评估，但品牌这项无形资产的价值却会因所用品牌评估体系不健全、不科学而难以准确评估。目前，我国的商标评估制度仍处于新生阶段，需要充实完善。政府机构应加强商标评估及其管理方面的工作。除了必要的行政管理措施以外，逐步建立专职的商标评估研究机构，从而正确引导企业开发品牌交易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3．提高外资企业违约成本。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在合资合同等法律文件方面很少有对自己不利的漏洞，相反，会为自身日后的“安全”做精心的安排。并且即使外资企业违反了合同，由于对其惩罚的力度过小，违约成本太低，远远低于其消灭本土品牌后可以取得的收益，外资企业宁愿付出违约成本也要将本土品牌消灭。这种不公平的市场交易严重影响了东道国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构建。因此，政府可以加大对外资企业违约惩罚的力度，提高其违约成本。

[1]姚蓓艳，外资并购本土品牌的保护与提升策略（J），对外经贸实务，2007.12.

[2]蒋敏，被外资钉上的民族品牌（J），华人世界，2006.6.

[3]王卓亚、王玉萍，外资并购中民族品牌的保护（J），中华商标，2008.10.

[4]小雪，日化品牌“错嫁”之鉴（J），商界名家，2006.5.

[5]王卓亚、王玉萍，外资并购中民族品牌的保护（J），中华商标，2008.10.

中国式品牌的陷阱 篇5

“中等收入陷讲”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 最早出现在2006年世界银行一份名叫《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 是指:“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的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一个战略, 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 它们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会被原有的增长机制所锁定, 人均的国民收入将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 进而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一个停滞徘徊期。”[1]简而言之,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 由于其不能顺利且快速的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长期徘徊不前, 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像掉入了陷阱里一样, 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挑战

(一)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消费需求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切实的提高和改善, 然而, 社会并没有按照“先富带动后富, 社会共同富裕”的轨迹进行前进, 在财产收入提高的同时, 我国的收入差距日渐增大, 社会财富不断集中, 特别是城乡、区域、不同阶层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同时, 消费需求不足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成为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主要风险。

(二) 产业结构调整困难缺乏创新能力

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 资金技术匮乏, 但我国依靠着劳动和资源密集性产业的比较优势, 顺利的实现了经济的起步与发展, 加入了WTO, 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家。但是, 随着生产要素的成本提高,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减弱, 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生产要素结构, 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迫切的走上产业升级的道路。然而, 由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较弱, 产业升级调整较为困难, 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相差较大。企业的技术设备落后, 技术人才成长缓慢, 科研经费不足都制约着以创新为主导的新兴产业发展。

(三) 腐败多发灰色收入规模扩大

“《人民论坛》的杂志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其中“腐败多发、民怨较重”被排在第一位, 共有3445人选择此项, 占52%。”[2]腐败不仅危害社会, 激发矛盾, 更加制约经济的发展。腐败问题不解决, 中国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绝无可能。由于制度和体制的不健全, 灰色收入的规模也随之扩大。灰色收入透明度低, 介于合法和违法之间, 而且常常是正常劳动收入的数倍, 因此它已经成为收入分配不公, 腐败泛滥的一个根源。

(四) 就业困难公共服务短缺

就业困难是我国面临的客观现实问题, 也是我国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这种就业难的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充分的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 只有较好的解决就业问题, 才能顺利的跨越陷阱。除了就业困难外, 公共服务情况也是百姓关注的热点。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较低、服务不到位、差距过大的现象比较普遍。公共服务短缺会阻碍社会公平和发展, 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道屏障。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多重优势

(一)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改革开放35年中国的发展充分证明, 改革是中国必然的选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国一直秉承着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态度和决心, 坚持推进改革开放, 在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发达的同时, 当前的社会情况也随之复杂, 改革步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然而,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 我国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停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全面统筹的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生态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改革, 同时, 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改革的规模之大、力度之强都是空前的, 可见, 面对复杂的形势, 我们的领导者是能够继续保持冷静, 深化改革、制定措施、引领我们走出陷阱的困扰。

(二) 工业化加速阶段与潜在的城市化空间

目前, 我国的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并且向后加速过渡的一个时期, 也就是说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经验来看,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是可以继续保持加速发展的。此外, 我国的城市化比例虚高, 许多人生活在城市却没有真正城市化, 而是“被城市化”了, 无法实现城市的身份转变, 不敢像城市人消费, 城市化比率实际比较低;同时, 城市化的质量也不如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也要求城市化的规模与之协调, 这种潜在化的空间势必会推动经济的发展。

(三) 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跨越“陷阱”的又一优势所在。这种区域经济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省区经济发展差距等几个方面。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实事, 导致其形成原因更是复杂多变。但是, 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发达的地区可以与落后的地区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 根据自身区域特点, 充分发挥其优越性, 促进我国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结语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在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的同时, 我们也具有自身发展的多重优势, 同时结合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 我们要坚信中国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摘要：改革开放30年后,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出的GDP数据来看, 我国从2010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 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队伍后, 并不能像之前一样顺利的过渡到高收入国家, 如果不能尽快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 过去积聚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出来, 面临着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与挑战,优势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 (2006) 》.

中国式品牌的陷阱 篇6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走向了全面建设时期。尽然如此，中国的城镇建设，仍处在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起步阶段。城市建设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就是城镇建设。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城镇体系的发展是中国完成现代化社会建设的一个艰巨任务。

在“十一五”期间，城镇现代化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深入，城镇的现代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城市扩大发展空间，与城镇建设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因此，城市与城镇的协调发展，是提高社会现代化，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

城镇体系的现代化非常复杂，很容易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失序，或是将发展引向歧途等问题。所以，城镇体系的建设需要把握很多因素，诸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到行政上的开放等。除此之外，城镇的体系建设还要与外部环境之间有良好的互动，以此形成可以交换物质与信息的合作机制。

中国地域广阔，城镇体系发展也随之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应根据地域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特点，依靠自身资源，发挥应有的创造性，建立以城市为基本单位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的发展对于中国城市建设，尤其是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就当下中国城镇发展的状况来看，城镇建设尚有许多积弊难除。譬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生活环境不容乐观，由此间接影响了城镇的建设发展，使城市与城镇在经济发展中出现失衡问题。

也就是说，城市与城镇的发展距离日渐拉大，便出现了当年发达国家有过的“城市病”现象。这种“城市病”现象，也是拉美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顽疾。如此，中国在城市化与城镇体系之间该如何平衡发展?又能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绕开拉美城市化的陷阱?

拉美城市化的陷阱

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自然有自己的特色，但现代化的进程毕竟是从西方国家舶来的，因此，仅仅复制西方发展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盲目地追求现代化，而不去考虑历史环境以及现实问题等因素，只会使自身发展步入困境。拉美的一些城市就是这样的例子。

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大萧条的困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拉美国家借机把握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寻求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城市化建设。但由于发展方向出现失误，仅仅依赖出卖资源带动经济的发展，追求短期利益，缺乏长远考虑，致使上世纪90年代，拉美经济开始衰退。

拉美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资本投入来产生短暂的经济增长。当随着资源利用枯竭时，西方资本逐渐退出拉美国家，其经济也开始随之衰退。在拉美国家经济上升时期，他们盲目追求城市化发展，而不顾自身的现实环境问题，又缺少统筹规划，致使城市化建设出现了混乱难堪的局面。

尽管拉美的城市化程度在世界上排在前面，但其工业化发展却相对滞后，使得经济基础难以承受这种高度的城市化建设。根据数字统计，2003年，拉美城市人口多达4.7亿人，占全部人口的79%，可拉美的工业化水平只有30%左右，致使城市失业率达到10.7%，失业总人数达到1670万人。

拉美国家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时期，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拉美国家的经济模式相对单一，依靠西方资本来发展经济，从而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其二，拉美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过度自由化，没有为国家社会的进步做出长远考虑。

再有，拉美国家随着经济增长而带动人口的激增。又由于出卖资源的发展模式，使农村人口失去土地，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然而城市的工业又欠缺发达，使大量人口失业而又滞留城市，又因为城镇建设没有规划，使现代城市出现了许多贫民窟地带。而这一切就是所谓的“城市病”。

中国有“城市病”？

我国与拉美国家一样，仿照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寻求现代化建设。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的现代化是主导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全面起步，然而，与拉美国家面临的同样问题是，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并不是与城镇建设协调同步发展的。

当前，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有严重的过度城市化现象。在我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座城市一度盲目追求高度城市化，由此导致城市总体规划不顾自身事实，使很多华而不实的发展，最终成为城市发展的绊脚石，引发“城市病”。

根据社科院发表的《城市蓝皮书》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化达到45.7%，城镇人口6.07亿。可见，城镇的建设发展对全面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到，在我国城市化建设中，片面追求城市扩张的思路很普遍，从而使城市发展没有超越质的变化，更缺乏城市与城镇有序发展的全局视野。显然，这种“城市病”是丧失发展长远考虑的后果。另外，“城市病”还会引发许多新问题，使城市自身没有承受并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这样就会导致城市在发展中出现恶性循环的现象。当出现问题时，总是难以彻底解决，从而引出另外的新问题，然后再次应对新问题，如此循环反复，导致这种“城市病”不可修复。例如，如果产业布局没有联系到城市自身的能力，盲目追求工业化，从而产生布局混乱，加大对土地环境的破坏，人口集聚，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又建设不到位等等，都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普遍现象。

“十一五”期间，社科院发表了《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该蓝皮书对各地域的GDP作出统计。北京生产总值达4000亿元、天津生产总值达3000亿元，而其他大部分城市生产总值在500亿元以下。以北京为邻的河北省人均值与北京相比则差六倍。

城市的过度发展会导致人力资源激增，从而使城市的吸附能力远大于分散能力。当人力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时，就会造成城镇的经济发展滞后，使城镇没有产生为城市分担重荷的能力。这种就会导致城市丧失了竞争力，发展的步伐日渐缓慢。

从事实中我们可以了解，平衡区域发展，是解决“城市病”的根本途径。城市病虽然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问题，但并不是在城市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得到的结果。只要把握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做出有长远考虑的整体规划，以及协调城镇，谋求共同发展，加强城市发展的监督能力，就可以避免和解决“城市病”问题。

城镇发展的出路

目前，我国城镇建设大多还处在自然发展的状态中。这种自然发展的状态容易出现很多问题。譬如，在城镇建设当中，对于发展的规划普遍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存在只有建设，没有发展规划的问题。此外，在建设中规划或是建设远离规划的现象同样普遍存在。

城镇的这种发展建设没有秩序的状况与城市病相似，会引发一些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由此导致许多城镇的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尤其是一些重要生态资源较好的城镇，这种破坏无疑是对城镇发展的重大打击。城镇发展过程中，缺乏监督管理也是一个问题。这会导致许多问题不断积累，丧失解决问题的时机。

在城镇建设中，利用最多的资源就是土地和生态资源。然而，当城镇建设利用这些资源时，没有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许多城镇的资源利用大多是传统的协议出让，致使城镇建设出现市场无序，廉价出卖资源，以及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等问题。

另外，大多数城镇没有竞争能力。它们对资本、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相对较弱。这就使许多城镇在追求发展中极为被动，很多城镇的投资渠道极为单一，甚至有些城镇只能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寻求城镇的建设发展。这样，许多城镇便出现了发展建设一直处于起步阶段的现象。

城镇建设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一些政策和体制不健全，制约了城镇的发展。这就使城镇的发展环境缺乏政策的保障，延后了城镇的发展速度。许多急需建立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小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等正待落实完善，如此才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但从整体来看，我国城镇建设发展还处于上升阶段中。“十一五”期间，我国共有有建制的城镇19811个，这一数字已然超过行政乡的数量，占乡镇比重的50.7%。目前，中国城镇化率是45.7%，仍然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在“十一五”期间，城镇人均支配收入5153元，而城市人均支配收入为17175元，两者相差2倍之多。显然，这种贫富差距急需通过城市与城镇协调发展来加以改善。

就未来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城镇的快速发展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这样便有效地分流了城市人口的压力。我国所要建立的城镇体系，不仅是将城镇作为物质的生产者，同时他们还是商品的消费者。这是扭转城市与城镇发展不平衡的基本战略。

城镇化建设既是一个市场行为，又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扶持，应出台相应的政策与机制，提供必要的公共设施，做好政府的服务工作。而在城镇发展进程中，要做到有效监督，防止一些扰乱城镇发展建设的商业行为，为增强城镇的竞争力打下基础。

中国人的“过度自信”陷阱 篇7

中国人真的不自信吗？针对这个问题，心理学家已经做过很多研究。

1984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弗兰克·耶茨应邀到北大访问，他给我们发了一套问卷，正好是“自信心理的客观测试”。耶茨采用的方法是通过询问人们对一些客观问题的回答，来间接推测其自信水平。其中一道问题是这样的：

土豆在什么样的气候环境下成熟得更快一些？A、寒冷的气候;B、温暖的气候。请你分别选择A或者B，并判断一下你回答/选择这个答案的自信水平。

几年之后，弗兰克·耶茨报告了他在北京大学所做的调查结果。他意外地发现，中国学生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表现出比美国大学生更加强烈的“过度自信”倾向。也就是说，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国同学更加笃定。

此前，英国心理学家菲利浦和劳伦斯也报道过类似的发现。其后也有很多类似的研究。基本的结论就是：起码在对有关“知识”“概率”“趋势”“规律”等问题的回答上，大多数中国人的自信水准往往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明显的文化差异呢？耶茨等人推断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教育制度强调唯一正确的答案，使得学生不习惯进行批判性思维。因此，一旦确认某一个答案是正确的，我们就更愿意相信自己已经选择的答案。这种不善于从反例/反证的角度去思考的倾向，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过度自信”的偏差。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李紓教授，曾对新加坡华人和大陆国人在“过度自信”的差异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也证明了这种文化差异主要是由教育所引起的，而不是由文化所引起。他发现，新加坡华人信奉的也是中国文化，但由于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基本上是西化的，因此新加坡学生并没有“过度自信”的倾向。

有段时间，很多文化心理学家，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虽然多数中国人在知识问题上、信息判断上、趋势预测上表现出较多的“过度自信”，但在对自己的判断上，如对自己的能力、智力、自尊心和自大倾向上不会表现出“过度自信”的偏差。可是，越来越多的新研究发现，在与“自我”有关的问题上，被调查的中国人也表现出类似的自信偏差。

例如在股市投资方面，为什么很多人相信自己一定会赶在泡沫破灭之前离场？为什么会相信我们的能力会比经济的科学规律还要有效，还要强大？为什么我们都觉得自己在股市应该挣钱，而别人在股市是应该接盘？就是因为存在这种非理性的“过度自信”，使得我们成千上万的散户在机构面前、庄家面前、政府面前输得一干二净。

产生对自己把握股市变迁盲目自信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想接受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甚至连自己偶尔产生的不同意见，我们都会刻意地否定。当股市疯涨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看变化、聊股市、说自己赚多少钱，以此来给自己的自尊心增添一些证据。但当股市一片凄惨时候，我们都刻意地回避股市，不说它、不看它、不想它，以保护自己脆弱的自尊心。出现这种不对称的行为，恰恰就反映了：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过度自信”，我们甚至都不愿意去了解现实、尊重现实、关注现实。

还有一种“过度自信”，就是在对待恶劣天气、复杂路况、自然灾害时。在遭遇自然灾害前，飞机、轮船、汽车等交通工具最理性的方法应该是回避——停船、停飞、躲避、等待。但是我们很多的乘客，坚定地相信，自己不会是自然灾害的受害者，自己永远是那幸运儿中的一员。

交通部门由于自然条件而推迟、改变或等待的时候，我们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的反对意向，比如最近因天气原因频繁导致航班延误，而引发的机场闹事事件。这些都是 “好事一定发生在自己身上，坏事一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虚假的自信心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