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品牌的发展历程

2024-08-12

中国品牌的发展历程（共8篇）

中国品牌的发展历程篇1

中国平安发展历程及品牌成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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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中国平安品牌介绍

世界五百强之中国企业

中国平安发展状况说到保险，我们耳边最熟悉的一句广告词便是“买保险就是买平安”，中国平安保险已经成为我们身边的朋友。从平安保险到中国平安集保险、银行、投资三大业务，显然中国是成功的，但其发展历程更是艰辛的，从成功到卓越，中国平安始终奉行“差异、专业、领先、长远”的理念，并越走越远。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1988年诞生于深圳蛇口，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至今已发展成为融保险、银行、投资等金融业务为一体的整合、紧密、多元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中国平安的愿景是以保险、银行、投资三大业务为支柱，谋求企业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企业各相关利益主体创造持续增长的价值，成为国际领先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和百年老店。中国平安的企业使命是：对客户负责，服务至上，诚信保障；对员工负责，生涯规划，安家乐业；对股东负责，资产增值，稳定回报；对社会负责，回馈社会，建设国家。公司倡导以价值最大化为导向，以追求卓越为过程，做品德高尚和有价值的人，形成了“诚实、信任、进取、成就”的个人价值观，和“团结、活力、学习、创新”的团队价值观。公司贯彻“竞争、激励、淘汰”三大机制，执行“差异、专业、领先、长远”的经营理念。中国平安是中国金融保险业中第一家引入外资的企业，拥有完善的治理架构，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中国平安遵循“集团控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整体上市”的管理模式，在一致的战略、统一的品牌和文化基础上，确保集团整体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中国平安拥有中国金融企业中真正整合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位于上海张江的中国平安全国后援管理中心是亚洲领先的金融后台处理中心，公司据此建立起流程化、工厂化的后台作业系统，并借助电话、网络及专业的业务员队伍，为客户提供专业化、标准化、全方位的金融理财服务。通过业界首创的客户服务节及万里通、一账通等创新的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1.中国平安成功发展历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便是综合金融之路

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曾经说：“迎难而上是平安成就百年基业的唯一武器。守业被淘汰是必然的，这是历史永恒的规律。综合金融是全球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平安唯一的选择，是顺应客户的需要，顺应市场的变化。无论在什么行业，只有顺应市场和客户的要求，企业才能生存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在综合金融时代，中国平安的机会在哪里?中国平安集团副总经理孙建一认为，机会之一在于中国未来的市场发展趋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DP年增长率为7%-9%;中产阶

层出现和内陆进一步发展，财富更快地集中于高收入阶层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三大经济中心;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到2014年，中国家庭资产额将增加近3倍，资产构成出现大的变化，人们对各种金融产品及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随着客户需求和购买力的增强，以及产品越来越丰富，客户的议价能力越来越强;内外资金融机构都参与竞争，竞争加剧;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界线逐渐被打破，新的产品很快被同业模仿;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企业可以同时做到高水平的服务和低成本运营。

除此以外，“2014年，中国金融产品利润总额预期达到9800亿元，最赚钱的行业第一个是储蓄，第二个是按揭，第三个是保险，第四个是信用卡，消费信贷、共同基金、证券这些行业都是金融业最赚钱的。而对于这些最赚钱的行业，平安现在的牌照都有，机会很大。并且全球优秀的金融公司，如花旗银行是一个客户拥有6.7个产品，汇丰银行是3个，而平安客户只有1.02个平安产品，重复购买的产品太少，潜力非常大。平安拥有4700万客户，35万销售人员，十多个销售管道，多元产品，在中国来讲，平安的机会千载难逢”。孙建一表示，平安的股权结构“让人满意”。平安集团各持有产、寿险股权的99%、信托股权的99.3%。“平安的客户是整个集团的客户，通过渠道整合、后援整合，可以在统一的平台下充分利用共有的客户资源。中国平安的优势是独一无二的。平安将在同一的品牌下，以保险业务为核心，逐步进入消费信贷、信用卡、年金、资产管理、按揭、证券等金融领域，向每个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产品的销售和服务。这对平安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孙建一说。

虽然金融海啸波及很多大型综合性金融机构，但孙建一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综合金融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非传统金融业务的„高杠杆‟累积风险的一次集中释放，风险波及传统金融领域，继而影响到实体经济。恰恰是业务和利润结构合理、地区分布均衡的大型综合金融集团抗风险能力明显较强，这次风暴中，各国遭受重创的金融机构，绝大部分是非综合金融机构，其数量和损失规模超过了大型综合金融集团。部分综合金融集团受到冲击，也是因其非传统业务出了问题。综合金融集团恰恰是所有受冲击金融机构中率先走出危机、恢复正常经营的。”

2．中国平安成功发展历程中另一不可缺少的因素便是洞察消费者需求

品牌是存在于消费者头脑中的认知，是一个企业产品、服务、销售、宣传以及社会行为在消费者头脑中印象的总和。每个企业的品牌建立、发展，都是通过产品、服务等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实际沟通，通过价值输出，让消费者形成不同的印象和评判喜好。而产品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一个企业为客户提供价值的根本。

在金融消费的大范围内，消费者对具体服务和产品的需求各有差异，但针对消费者所做的市场调研表明，其选择专业、可靠、创新的品牌倾向是趋同的。为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细致的需求，平安顺应金融消费信息、电子化发展的趋势，创新性地推出“一账通”产品，以一

个账户、一套密码，轻松管理各类网银账户，满足了现代人追求高效、便捷的需求，给客户带来良好的品牌体验。

平安的目标消费人群主要是25~50岁、家庭月收入4000元以上的人群，是平安“一个客户、多个产品”最核心的客户群。出于精准营销的考虑，平安把目标人群再分为核心客户和次要客户。核心客户群：25~50岁、家庭月收入4000元以上的人群构成了各种金融产品的优质市场，也是平安“一个客户、多个产品”战略所对应的最为核心的目标市场;次要客户群：23~55岁、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客户有一定的金融需求，并且人口较多，是平安开展金融营销的次要客户群。平安的核心人群占城市成年人的15%，是市场上最优质的人群，个人金融消费力最强，在银行储蓄、证券投资和保险上的投入占整个金融市场的32%~39%。平安的次级客户占中国总人口的21%，其金融资产占整个金融市场的27%~1%。

作为一家融保险、银行、投资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相对于其他金融企业来讲，平安的客户群更加丰富，涵盖了保险客户、银行客户、投资客户。而这三类客户的金融需求和理财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基于此，平安丰富了广告表现形式，扩大了媒介传播渠道。例如，将广告分两个层面考虑，集团层面突出综合金融，业务层面重点传播产品、服务的独特利益点，突出“专业”形象，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在娱乐营销方面，从提升品牌形象和强化消费者关联度的角度出发，针对目标客户突出“专业”和“创新”;在媒介方面则明确了各个市场目标、媒介策略，加大投入并优化管理，从电视、纸媒、网络、影视各个层面建立综合金融品牌形象。

在客户关系管理方面，中国平安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尽量通过加深客户对品牌和产品体验的方式，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和互动。例如，中国平安专门针对VIP客户，成立了VIP俱乐部，定期组织消费者参与能让他们感兴趣的活动。金融行业营销模式的创新，其实质在于服务的创新。平安从客户需求出发，不断为客户提供快速、高效、安全的服务。在服务创新方面，平安相继推出了“企业网上银行 S-ebank”服务、个人寿险电子保单、银行信用卡电子账单和MIT移动展业等新的服务模式。

3中国平安成功发展历程中的营销模式多维度整合营销

中国平安的媒体资源配置策略，一般参考专业的媒体策略顾问公司(一般是国际4A成员)的建议，并结合业务传播的特征来制定。“投入最大的部分，还是传播面广、媒体品质强、对企业声誉指标建设度高的媒体，比如电视，特别是央视。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中国平安‟品牌在企业声誉各层级(知名度、美誉度、声誉度)上的表现，从而推动业务发展。”中国平安集团品牌部负责人员说。

通过相关指标的逐年追踪，中国平安发现：广告投放量、投放渠道与企业声誉，特别是知名度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通过调查，中国平安发现消费者更加关注在有地位的媒体上、有名人做的广告。“比如央视播出的有名人代言的广告，会让消费者更容易记住、提及以及信赖。因此自去年开始，我们请了葛优、海清做代言，在去年底和今年上半年，在央视做了大

量的投放，我们相信这会带来平安品牌知名度的再次提升。”中国平安集团品牌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品牌往往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明星也有自己的定位和核心的观众群。企业选取的代言人在风格和定位上尽量与品牌定位相一致，才能通过名人效应提高品牌形象。正确选取代言人能有效地帮助企业实现品牌推广的阶段性目标。中国平安近年来同众多明星合作，如体育明星刘翔、王楠、王励勤，商业明星王石，影视明星葛优、海青、刘谦等。2010年，中国平安选择同葛优合作，“主要是考虑到其亲民、平和、信任的形象同平安专业、可靠的服务相吻合”。

在影视植入方面，中国平安充分考虑目标客户群的匹配性、影视作品的影响力，以及植入是否可以顺应影视作品内容本身的情节发展等问题。例如，平安在《婚姻保卫战》中的情节植入，就恰当地利用了故事中皮具店的着火情节，加入着火后财产险的理赔过程，形象地展示了财产险的功能和平安一直推崇的高效、专业服务。此剧由著名导演赵宝刚执导，众多知名影星加盟，奠定了其在媒体、舆论中的影响地位。同时，婚姻话题又是时下30岁左右的人最热衷的话题，与平安核心目标客户群恰当匹配，实现了品牌的高效传播。

4.中国平安成功发展历程中的渠道建设全方位渠道建设

中国平安发展20多年，在渠道建设方面着力甚多。随着其“综合金融”战略的推进，交叉销售实践日趋深化，平安在渠道建设方面表现出越来越鲜明的综合金融特点。

平安产险自2007年进行渠道改革以来，形成了直销、综合开拓、电销、重点客户渠道、车行及车商合作五大渠道。其中，作为产、寿险之间桥梁的综合开拓渠道，经过专业化的改革后，形成了基础扎实及业务品质、效益稳步提高的局面。

在综合金融的理念下，以专业化为特点的渠道目前在平安已经开始交叉化，即不同的专业子公司通过兄弟公司的渠道销售其产品。2010年，平安综团会、综个会先后成立，平安全系统层面的交叉销售管理得以加强，综合开拓进程正在深入推进。中国平安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在团体客户方面，中国平安养老险推银行存款、银行贷款指标完成达177%和226%。在个人客户方面，中国平安以个人客户经理培养为核心，持续推动综合金融开拓业务。截至2010年12月，中国平安个险推银行零售年计划达成率为339%，个险推证券年计划达成率为184%，个险销产险年计划达成率为149%，个险销养老险短险年计划达成率为116%，个险推信用卡年计划达成率为118%。

在传统销售渠道外，平安信托、证券、资产、小消等公司，通过网页、邮件、短信、彩信、电话等全方位的多媒体渠道推广产品，用尽每一寸新媒体资源。据悉，很多客户购买平安的高端理财产品正是从“浏览网页”、“关注邮件中提到的理财产品”、“被短信中提到的理财产品所吸引”等渠道预约而来的。

为提高多渠道、多产品的服务能力，2007年1月1日，中国平安电话中心(GCC)成立。整合后的GCC功能更趋完善，围绕细分客户群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不断推出新的服务项目。在投入巨资打造以PA18和电话中心为核心的“天网”的同时，平安还不断对“人网”(营销队伍)和“地网”(客户服务门店)进行“升级改版”。2007年，平安客户服务中心推出升级规划，通过改变装修风格、提升装修规格和硬件配置、增加方便客户的服务设施等措施，营造温馨如家的柜面服务环境。同时，中国平安开始对优秀的营销员进行理财顾问式培训。事实上，早在2002年，中国平安就在国内率先引入营销员“礼贤业务员甄选系统”，通过互联网甄选高素质业务员。

通过全方位的渠道建设，解决渠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中国平安疏通了由集团到目标消费者之间的沟通网络，通过门店、人员、互联网等各种终端，传递中国平安的品牌和文化理念。在大金融计划中，中国平安的愿景是成为中国前3的个人金融服务提供商、个人金融服务品牌全国第一，每个客户平均拥有平安的3~4个产品，利润流均衡来自保险、银行、投资三大业务等，让平安的客户数量和资产规模倍增。

中国平安不管是在品牌建设，还是在品牌创新都是成功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平安会越走越远，给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带来平安与吉祥。

中国品牌的发展历程篇2

关键词：珠三角,原创品牌,OEM,品牌经济

珠三角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 随着国家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珠三角企业的品牌意识逐渐增强, 品牌经济也由浅入深不断向前发展。

虽然一些中国老字号商标有上千年的历史, 但中国的品牌事业真正开始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企业品牌建设的发展历程与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保持了高度一致, 可以说珠三角原创品牌的发展是我国品牌发展演变过程的缩影。1978年的改革开放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拐点, 珠三角企业也开始走向市场经济。

一、无品牌意识阶段 (1978—1991年)

改革开放之前,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 品牌问题没有引起工商界的足够重视, 发展十分缓慢。这个阶段是中国企业品牌建设经历时间最长、品牌数量最少、名牌最稳定的时期, 企业在无意中建立了自己的企业产品品牌。整个品牌的表现形式以商标为主要特征, 没有形成品牌个性与品牌文化。比如上海牌手表、永久自行车、海鸥照相机等等。在这个阶段, 部分政府开始引导企业创建品牌。其中最著名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上海市政府发起的“上海名牌工程”。通过这个工程推向全国的著名商标有:申花、美加净、白象、上菱、霞飞等等。

珠三角也是在这个时期真正意义上进行大规模品牌建设的。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政府就开始恢复商标统一注册工作,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正式实施。这些措施促使珠三角企业开始以注册商标为标志的品牌建设行为。改革开放初期, 珠三角企业的竞争环境不是很激烈, 市场还有很多待挖掘的机会, 企业普遍规模不大、实力也不强, 珠三角的企业家和消费群体对品牌都是一知半解。这个时期有一批企业家先知先觉, 尝试着打广告。1979年初, 全国范围内开始逐步恢复广告业务, “参杞补酒”是第一个做电视广告的国产品牌, 瑞士“雷达表”是文革后第一个在大陆媒体上做广告的外国品牌, 广东的“太阳神”在当时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功。但是这个时期, 无论是广告从业人员, 还是企业本身, 品牌意识都不强, 企业家并非从专业的角度来思考品牌, 只是凭着感觉打广告, 利用广告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因此, 这一阶段珠三角企业对品牌的认识普遍停留在商标层面, 认为品牌只是一种“识别商品的标记”, 致使企业在与外商合资的过程中廉价出售大批民族品牌商标权, 使许多民族商标被封杀雪藏。从根本上来讲, 此阶段的品牌建设处于启蒙状态, 但这一阶段为珠三角企业发展原创品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原创品牌萌芽阶段 (1992—1997年)

1992年, 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可以堪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序幕, 他在南方讲话中指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 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 否则就要受人欺负。”人们从思想理念上解决了禁锢中国几十年的“姓资姓社”、“计划经济”等方向性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掀起了新高潮。在随后的五年时间内, “打破铁饭碗”、“个人承包”、“下海”、“炒股票”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语。自此之后, 珠三角品牌建设进入了实质性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 媒介的造星运动在品牌塑造上大打出手, “标王”成为这个时代的品牌代名词。比如1997年, 广东“爱多”以2.1亿元天价购得中央电视台的5秒版广告, 成为名噪一时的“标王”。利用新闻效应和媒体的影响力, 不择手段制造新闻事件和举办大规模的广告活动, 成为这个时期品牌宣传的主要方式。有的企业则自办小报, 利用人们无法辨别信息和消费者对信息缺少免疫力的现状, 实施印刷品信息轰炸。

另一方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外国品牌则从品牌战略的高度进入中国市场, 开始了他们消灭中国本土竞争品牌的行动, 通过“合资”等合法方式购并本土品牌。由于企业尚处于追求产品质量的阶段, 缺乏现代品牌意识和品牌建设观念, 许多民族品牌被国外品牌兼并或蚕食, 中国品牌的生存环境变得空前紧张, 很多民族品牌在竞争中消失。

改革开放后, 珠三角的许多企业都是从贴牌生产 (OEM) 起家的 (如表1所示) 。OEM厂家的工作仅限于制造加工, 基本上不具备开发能力, 也不需要了解市场动态和新产品开发的动态等, 委托方承担着全部市场开发和产品开发的双重任务。OEM厂家具有良好的生产加工能力, 根据委托方的要求进行生产, 合作过程也比较简单, 是低层次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初期, 台湾电子产业规模性大转移, 起初的珠三角企业只是试探性地租厂房生产, 到了1997年, 投资有回报后几乎所有的厂家都开始扩大再生产。其中最典型的成功者是广东的格兰仕, 其有60%的微波炉被贴上外国品牌。

珠三角凭借自身的优势, 承接来自外部的加工贸易, 那时的珠三角主要是靠“三来一补”来开展加工贸易, 对OEM的认识只停留在简单的来料加工上, 理论界也认为OEM是为别人做嫁衣的无能表现。另外, 珠三角很多是合资企业, 产品大多要外销, 内销很少, 且国内是计划分配生产, 内销市场份额更加有限。

三、原创品牌经营意识阶段 (1998—2000年)

20世纪90年代末, 跨国公司成为主导两岸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 两岸间的产业分工已成为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这种分工逐渐由生产阶段的分工向功能性分工发展。但珠三角企业产品出口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为主, 研发、生产、销售、出口均受制于人, 原创品牌出口比重极低, 仅占3%左右。

珠三角企业看到外国品牌利用贴牌生产 (OEM) 方式向中国进行品牌输出, 并以此获取高额利润, 这种反差促使中国企业认识到品牌的真正价值, 意识到通过贴牌生产能赚取的只是可怜的加工费, 而那些拥有严格“商标”的品牌企业才能赚取丰厚的利润。于是企业开始反思OEM的出路, 认识到其实OEM不是简单的来料加工, 而是要以自己掌握核心技术为最终发展目标, 进而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升。

基于以上的认识, 珠三角OEM厂家开始配合委托方进行产品的部分开发工作, 这种开发多集中于原材料的选择采购、加工工艺的推荐及确认等, 并按委托方根据市场状况确认的定单进行生产, 合作过程相对变得复杂。在这个过程中, OEM方参加了委托方的研究与开发, 并关心新产品开发的动向, 也就促成了原始设计商 (ODM) 的出现。

从OEM到ODM, 产品的质量、技术、设计能力和市场占有率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在OEM阶段, 无论是原材料、生产设备、还是产品设计, 全部由外商提供, 企业只负责简单的加工。进入ODM生产阶段, 委托生产方提出产品的大致要求, 企业通过自己后期的研发设计拿出最终产品。近年来, 珠三角部分地区的加工贸易正在实现从简单加工向深加工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珠三角地区早已经具备发展ODM的条件。首先, 珠三角的产业链条完备, 产业基础好, 区域化优势明显。上中下游产品配套, 有利于进一步开发市场和产品, 提高接单能力和技术。其次从世界环境来看, 当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落脚点, 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 在新技术的带动下, 加工贸易的层次和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另外, 经过多年发展, 珠三角企业在资金、技术、装备能力上都有极大提高。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 消费者的需求得到了彻底释放, 品牌意识越来越强烈, 企业也在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树立原创品牌的重要性, 这正是消费者与企业的双向互动推动了珠三角企业原创品牌的发展。

珠三角拥有一批在国内具有竞争力的家电品牌, 格兰仕就是一个典范。格兰仕在发展过程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从贴牌到逐渐发展原创品牌的道路。从1997年到2003年, 在产品出口总量中, 其原创品牌与OEM之比已从1:9到3:7, 目前的出口比重已超过51%。

四、原创品牌国际化酝酿时期 (2001年至今)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 经过原始资本的积累、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市场环境的磨练后, 珠三角企业逐步成熟起来, 再加上国际知名品牌的全面进攻, 珠三角企业开始认识到国际竞争的紧迫性。政府也极力鼓励珠三角企业走出去, 这极大地激发了珠三角企业参与国际化进程的热情。在此背景下, 珠三角涌现出如“康佳”、“双喜”、“滑润漆”、“拉芳”等一批具有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品牌。

2002年11月,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珠三角各类企业更加重视品牌建设。2005年12月, 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进一步提出要发展原创品牌。发展品牌经济成为珠三角政府关注的重点工作, 珠三角掀起了创建原创品牌的浪潮。商务部及时推出了“品牌万里行”工程, 倾力打造“品牌建设四大体系”, 即品牌评价体系、品牌促进体系、品牌宣传推广体系和品牌保护体系。与此同时, 将如何振兴中华老字号品牌企业也列为珠三角企业品牌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

2006年7月, 商务部组织的“东部开放品牌行”一行历经38天的征程, 途经6省22个城市, 行程5000多公里, 顺利抵达东部行的终点站——广州。傅自应部长助理在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截至2005年, 广东省有165个产品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连续5年位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

21世纪以来, 市场竞争的阵地已从传统的产品价格转移到以品牌为核心的较量, 谁拥有知名品牌, 谁就拥有了竞争的资本。珠三角虽然有像TCL这样的品牌, 但整个珠三角的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珠三角企业的产品很早就进入国际市场, 不过之前做的多是OEM、ODM, 自有的强势品牌很少。随着国际品牌和国内品牌的加速碰撞, 品牌与品牌间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珠三角品牌大批量地、真正地融入世界品牌竞争的潮流中, 应该是未来十年的主题。

近年来, 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一路狂飙。2004年, 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约两成, 2010年一季度已达到约三分之一。2010年北京车展上, 广汽集团首发的自主品牌轿车并公布品牌——“传祺”, 从近百款新车中脱颖而出, 获得“2010北京车展最佳 (自主) 首发新车奖”。据专家预测, 到2010年, 中国将成为世界汽车主要生产国, 2020年成为产业强国。

纵观珠三角企业原创品牌的发展历程, 可以窥视出珠三角企业发展原创品牌的强劲潜力。从最初的依托地缘优势和政策优惠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 到现阶段珠三角企业所拥有的品牌个数;从基于OEM起家的经营模式, 到现今具备的向国际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实力。这些都说明珠三角企业有足够的能力发展原创品牌, 并且事实也告诉我们, 今后珠三角企业的原创品牌之路将会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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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的发展历程篇3

筚路蓝缕，岁月悠悠。60年来，这家直属于共青团中央的老牌出版社，在出版理念上一直坚守着“为青年服务、做青年人的良师益友”的理想和追求，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可贵的“青年人”蓬勃奋发的激情，既与时俱进又守正出新，出版了一大批贴近读者需求、观照社会发展潮流的优秀图书和期刊，锻造了金灿灿的“中青”品牌。

今年，适逢中国青年出版社建社60周年，为了了解这家被视作“中国青年一代精神导师”的出版机构的发展经验，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张景岩。

60年崢嵘岁月：自强不息。守正出新

中青社历久弥新的建社立社强社的发展历程和宝贵经验，是我们最渴盼了解的。在张社长的娓娓而谈中，我们获悉，1950年创社之初，除中央部委直属的几家出版社和各地的人民社之外，全国出版社的数量屈指可数。其中，以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的出版机构，中青社是唯一一家。建社后，出版社便策划和引进出版了一系列影响很大的、后来被誉为“红色经典”的系列图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红岩》、《红日》、《红旗谱》、《李白成》等，此外还出版了不少介绍外国科技知识的图书。这些图书的成功出版，奠定了中青社发展的基础。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图书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与此同时，做青年读物的出版社也不再限于中青社一家，很多人民社、文艺社等，都通过青年读物类图书来开拓市场。在谈及出版社定位和发展规划问题时，张社长指出：“中青社作为老牌的专业青年出版社，还是应该注重以青年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前文学是出版社的主要出版题材，因为文学是影响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现在在这个领域我们虽然因为其他出版社和民营策划公司的介入，影响力下降了。但是，我们转而下大力气去扩展青春、励志、修养、时尚类图书，使之成为主打品牌，也同样可以继续锻造好中青社的青年读物品牌。”

确实，在张礼长所提及的出版领域里，中青社这些年来做了许多新的尝试且颇有建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青社的IT类图书，在全国销售排名中排在机工社、清华大学社、电子社、邮电大学社之外的第五名，这对于非此科班专业的中青社而言是难能可贵的。艺术设计类图书则可以称得上是中青社最具特色和品牌知名度的类别。最近，根据开卷公司的统计，中青社在这一出版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一度排名第一。

无论图书、期刊，还是其他出版形式，中青社都始终遵循为青年服务这个方向和追求。培养、影响青年人，做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是中青社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

“总结出版社不断成长壮大的经验，我想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出版社在60年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自强不息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和理念，紧跟历史流变，在时代大潮中坚守为青年服务的宗旨，厚积薄发，开拓进取。”张社长如足说。

或许，正因为对创新和坚守有着一种清醒的执著，这位对改制后的蜕变与飞跃、艰难与障碍有着更丰富感受的老牌大社掌门人，对改革的认识和思考充满着睿智。据张社长介绍，今年是中青社全面推进改制的关键年份，社里计划在六七月份完成全部工作。我们了解到，跟其他出版社的情况一样，中青社的改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瓶颈如人事管理、老员工的安置问题等。同时，他还强调，改制使出版社更有灵活性了，兼并淘汰的步伐恐怕要比过去几十年都快。尤其是退出机制起作用之后，有些差的出版社会被淘汰出局，这意味着部分社有可能获得更好的资源，包括选题、人才等。企业竞争会使有的出版社在管理、人才、作者等方面强大起来，形成优势竞争力。

在肯定改制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张社长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他指出，出版社按照企业机制的管理模式运营，价值与利益有时会产生一定的矛盾，会面临一些选择的困境，比如要社会效益，还是要经济效益?因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具备的书当然好，但有利无害的书，出还是不出?是个问题。但是，作为出版人有一个最根本且必须遵守的原则是：有害无利的书，绝对不出；有利无害的书，可以尝试出。至于尺度如何把握。矛盾如何化解，遇到具体情况再说。

数字出版：换个炉灶炒新菜

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结合，已经成为出版业当前及今后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张社长说，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对出版业冲击很大，报纸首当其冲，不少如《纽约时报》等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均停止了纸质出版而转战网络，数字出版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不可低估。但是，纸质出版要完全过渡到数字出版，起码在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他认为，纸质与数字这两种出版形态，彼此间是一种递进的嬗变关系，还是新的形态成长起来后慢慢吃掉旧的?以及这种新出版业态会造成什么影响，彼此间是消亡还是共存?现在都还说不好。

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中青社的数字化推进工作，不仅扎实而且富有成效。目前，刊物数字化领域，《青年文摘》、《中国青年》等刊物都有了电子杂志版本，与龙源期刊网合作六年来，上述期刊的点击和引用率在全国期刊中名列前茅。《青年文摘》还开通了手机报。走在了国内许多走市场的大刊的前列。为了让我们对此有直观的认识，张社长还用自己的手机向我们演示了手机报。接下来，中青社将进一步加快数字出版的发展步伐，如把所有图书都转成电子书，并跟新浪等知名网站开展合作，开展收费阅读业务。

“不过，我们社的数字出版工作总体上来说还是做得不够，在全国出版社里面只能算是中等偏下的水平。目前，这方面遇到的问题主要是，有的作者不肯签网络出版的合同，有的书作者找不到了，没有获得网络出版权许可，就不能出网络版图书。”张社长进一步补充道。

此外，在数字出版问题上，张礼长认为很有必要对电子书的价值重新进行评估。他说，纸质书如果印数只有几千本，可能就会亏本，但电子书就算只有一本，也可以出版。针对现在很多编辑不愿意把图书转换成电子书推向网络，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到地面店的销售的情况，他解释说：“其实，我认为这两种销售形式应该是并行的，很多买书的人并不上网，而内容与纸质载体的结合，给人一种传统的感觉和审美，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传统出版还有生存空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数字化进程的推动还表现在销售数字库的建设、编辑过程数字化、数字照排等其他方面。”

张社长还认为，网络杂志不能仅限于将杂志电子化，其内容应区别于纸质

杂志，网络杂志的信息要更新得更快。电子阅读方面，目前部分出版社的图书或期刊已经提供网上免费阅读，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提供免费阅读的通常都是一些不太好的书，而好的书出版社通常不会轻易提供免费阅读。比如汉王的一些电子书，经常会发现许多错误，做得比较粗糙。但是，目前做不好并不能代表数字化的未来不好，出版业今后发展是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努力的。现在的青年人习惯于新媒体阅读，要影响青年人，就要结合青年的特点，用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内容。此外，在数字化的推进过程中，因资金、人员等方面的困难，传统出版社很难做到像盛大网络那样的程度。

谈到这里，张社长沉吟了片刻，然后义接着说道：“从内容提供者的角度來看，互联网是属于工具层面的，就像以前炒菜用石器、瓷器，后来用铁锅，现在用电磁炉一样，工具不同，但目的还是一样的，那就是要炒菜。因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现在人们的信息很多，需要分清对象，找好受众，让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需要的信息。出版社就是从事这项工作的机构之一。”

《青年文摘》：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1981年创办的《青年文摘》，已经成为中青社的一个重要期刊品牌。张社长作为《青年文摘》的元老，曾长期主持和主抓刊物建设工作。当提到这本影响了改革开放后的数代青年的杂志，他的语气是自豪的，也是充满沉思的。

《青年文摘》创刊之初，通过在央视联合举办系列知识竞赛，在青年人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销量很快逾百万。张社长说，在多年的品牌维护和建设中，“内容为王”一直是中青社牢牢把握的核心要旨，并且切实地落实到每一篇文章的选择和编校上去。青年人的特点是兴趣广泛，活泼，动性大。根据这样的人群特点，选择文章时我们尽量做到多、短、精。原来每期摘40篇文章，现在改为60多篇。规定长的小说不能摘，且不得重摘录多篇同出处文章。

在谈及期刊“变”与“不变”的度如何把握时，张社长说：“最根本的是杂志的办刊宗旨不能变。像《青年文摘》‘做青年的良师益友、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有益思想’等宗旨，这些不能变。而栏目、内容、表现形式则经常要变。当然，我们主张的是渐变，如体现在细节上，设计、插图要更精美，使用原创图片；做青年喜欢的样式，根据青年人的特点来生动表现阅读内容等，追求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经过多年的努力，《青年文摘》已经树立了有一定影响力的读者品牌，很多老读者成年成家之后，继续给孩子订这个杂志。这也许便是《青年文摘》能一直保持着一种正面积极的影响并且能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现在，中青社十分重视杂志编辑团队的年轻化建设问题，每年都从名牌学校招聘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优秀人才加入到编辑队伍中来。目前，《青年文摘》编辑的平均年龄在31岁左右。《青年文摘》杂志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青年人，而青年人的阅读习惯受手机和互联网的影响最大，因此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也最大。张社长介绍说，目前中青社与腾讯等几个知名网站的读书频道均开展了系列合作，《青年文摘》每月大约有一两百万的点击率。

此外，尽管手机出版的盈利尚不明显，但为了抢占未来数字化发展的一席高地，《青年文摘》与中国移动合作开发了手机报。《青年文摘》手机报自2009年6月上线以来，部分省份的订户已达15万，这个销量在各类手机报中都算是比较好的了，今年社里定的目标是50万。《青年文摘》的手机报同样很精短，每期5千字左右，内容全部重新编排，每周发五次，每月十几万字，相当于一本纸质杂志的文字量。

“走出去”：不苛数量，但求质量

“走出去”方面，中青社一直给人一种拓荒者的形象，早在2007年就率先在伦敦成立了国际分社。中青社的伦敦分社，采用国际通用的商业模式进行运作，目前主要开发比较受海外市场欢迎的艺术类读物，如摄影、风光等，并与国外经销商合作进行销售。此外，中青社还设有一个专门的制作团队，也邀请国外作者来参与选题策划和创作。

这种“第一个吃螃蟹”的气魄和眼光从何而来?张社长对“走出去”又有着什么样的判断和见解呢?

他跟我们介绍说：“开展‘走出去’工作，中青社的做法是不打算推进得太快，但要完全按国际模式进行，求质量和成效，而不是为了迎合某项政治号召来做这些事情。我们当初搞伦敦分社，也并不是哪个领导一时高兴下了命令，社里这样做是出于国际市场的需要，是一种自发性的商业行为。在选题已接轨好的题材才会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孔子、老子等介绍中国文化内涵的东西，外国人并不一定爱看，也看不懂。—个国家只有自己强大了，外国有了解你的需要，纯文化的东西才会有市场。这也是我们一直要求自己‘走出去’，实际却很难‘走出去’的—个关键原因。我们相信，自己做足了功夫，才有竞争优势。中青社在国际出版领域从来不是单纯追求数量，而是策划真正对路的图书，如跨界设计、园林、服饰等通用性强的内容题材。”

据报道，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青社的销售码洋是单社排行里最高的。其中，《中国》画册等图书在国外销了3万多册，这也充分证明了中青社的思路是可行的。

中国品牌的发展历程篇4

法国钻石顶级品牌Dick No.5（http://）的故事始于19世纪中期的法国。一名从小给一家专卖不锈钢与水晶饰品的店铺做徒工的年轻人，由于头脑灵活、勤奋上进，深受店长兼师傅的喜爱，手把手地教他技术，师傅膝下无子，过世后便把店铺加给年轻人打理。在一次战乱中店铺被洗劫一空，年轻人不甘心就此放弃，便通过辛勤打拼，白手起家，重新开了一家店铺专卖钻石。由于年轻人在家中排行第5，便把店铺取名为“Dick No.5”，这名年轻人就是钻石5号的创立者Dick Quinn（Quinn在拉丁语中含有第5的意思）。

Dick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与设计师，除了完美的切割技术，在艺术设计上更是独具匠心。此时的Dick已近不惑之年，头上四个哥哥均成家立业，唯独他一直单身。事实上Dick一直暗恋着一位女孩，是师傅在世时经常来店里为主人定制饰品的常客，一位身世显赫的伯爵公主的侍女，这位侍女有着天使一般动人的容貌与宝石一般美好的心灵，无比美丽和善良。在多次接触中，两位年轻人互相暗生情愫，他还向对方表白并许下承诺，誓将打造一件最精美的首饰送给她作为两人的定情信物，并娶她为妻，让她不再为人差使与奴役。1870年法国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色当会战，在这场政变中，伯爵一家被判为乱党，善良的侍女在混乱中意外去世。

事情平息后，自立门户的Dick Quinn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当中以排遣内心抑郁。他把每一件作品当作是恋人的眼睛在默默凝视，他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就像在与恋人深情触拥与交流一般认真投入，每件作品里都包含着他对恋人深深的爱。时值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社会慢慢恢复往日的平静与浮华，舞会盛宴成为上流社会尤其王公贵族们的常见社交方式渠道，名贵珠宝首饰便受到那些为参加盛宴而准备的名媛贵妇们的狂热追崇。有一次，已嫁为人妇、同样是贵妇身份的公主亲自找到店铺，发现店铺还在，只是老板与商品都已更换。进入店内公主立即被里面的钻石商品所深深吸引与倾倒，在她看来件件都是那么令人着迷、美得不可方物，她随即花掉所有随身携带的钱币买下多件商品。

在舞会上佩戴着钻石5号首饰的公主光彩照人，她高贵的气质在美丽钻石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卓尔不群，吸引住了所有贵宾的目光。Dick No.5的名字瞬间传播了整个皇宫，那些贵妇们纷纷找到Dick Quinn，购买他的钻石首饰，其中包括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帕特里斯·麦克马洪的王妃。钻石5号以其无可挑剔的完美品质、细腻华丽的精细做工、与生俱来的尊贵气息，展现着高贵华丽而又气质非凡的贵族风范。这个原本为爱而打造精品的品牌，因其完美作品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而令皇宫贵族大为倾倒，并按要求专门只为皇室打造。Dick Quinn后娶妻生子，到了20世纪中期，Dick Quinn创立的钻石5号传到他的重孙，才开始面向大众销售，不论皇室还是普通人都能购买到它的产品。

中国新闻摄影的发展历程篇5

1839年8月19日，路易·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术，标志着摄影术的正式诞生。1842年5月5日，德国的汉堡发生了一场大火，比欧乌和史特尔茨纳赶赴现场拍摄照片，后仅存一幅，这次拍摄被认为为世界上第一次新闻摄影活动和第一张新闻摄影照片。至此，世界新闻摄影拉开了序幕。

中国的新闻摄影则晚了半个多世纪，总体来看，中国新闻摄影发展历程可以分为解放前和建国后两个阶段。

一、解放前阶段

1.摄影术的传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人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开设照相馆，摄影术传入，标志着中国摄影术的产生。1860年，意大利人F.A.比托作为英法联军的随军摄影师，最早拍摄了英法侵略军攻占天津、北京的照片。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陆续拍摄了修复后的天津大沽炮台和在洋务运动中兴建的一些军工企业及其产品的照片。这是中国人拍摄的最早的新闻照片。1884年中法战争中,提督刘永福大败法军，广州《述报》曾于同年3月27日将“用西国映相法拍得刘提督小像”印成单张随报赠送。

2.新闻摄影术的早期阶段：1900年照相铜板制版技术传入中国，铜板照片影像逼真，是报刊图片宣传的的一大革新。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出版《民报》，刊登革命先驱孙中山、邹容、秋瑾的肖像和时事照片。1906年中法“南昌教案”交涉过程中，北京《京话日报》曾在 3月29日发表南昌知县江召棠被法国传教士杀害后的遗体铜版照片，揭穿了法方推卸罪责的谎言。

3.新闻摄影中期阶段：辛亥革命成功后，以新闻为主要手段的画报、摄影周刊开始出现。1911年武昌起义，革命党人李白贞出入战地拍摄照片, 从战争开始到停战议和，没有中断。所拍《革命军占领蛇山轰击衙署时之写真》、《瑞督逃匿之兵舰》等照片，具有较强的新闻性，被当时许多报刊转载。起义后，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报纸纷纷发表起义照片，宣传革命。仅同盟会在上海出版的《警报》，在不到4天时间内，就刊出有关革命军在武昌与清军作战的新闻照片10多幅。1912年创刊的《真相画报》为国内最早出现的画报。而1926年创刊的《良友画报》则创造了中国画报史上的一个高潮。这时期刊登的照片，主要为重大历史事件新闻和重要任务照片，新闻性强，图片更清晰。而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员，许多新闻工作者被迫害，新闻摄影事业停滞不前。

4.新闻摄影发展阶段：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星期，我国新闻摄影状况从根本上有所改变，有一批爱国人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拍摄出形象生动有很强纪实性的新闻照片，中国新闻摄影记者的大批出现是从 20 年代开始的。1926年前后, 北伐军总政治部开始设随军摄影员。同年，天主教人士马相伯主编的《天民报图画附刊》开始招聘“特约摄影记者”。1927年《时报》设照相室，并刊出署名“ 时报唐僧摄影”的照片，1928 年又聘请郎静山、蔡仁抱为“摄影记者”。例如《新华日报》等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不时刊登新闻照片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闻摄影有较大发展。许多报刊开始重视新闻照片的作用，画报以新闻照片为重要内容，报社也纷纷征聘摄影记者。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中国),北京《晨报》、《世界日报》先后出版图画周刊、特刊。《良友》、《时代画报》等大型画报都大量刊用新闻照片。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如1919年五四运动、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京汉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广州沙基惨案、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等，各报都刊有大量新闻照片，起了唤起民众、鼓动革命的作用。当时, 拍摄这些新闻照片的，除各报社少数摄影记者外，还有许多是各地同情革命的业余摄影爱好者和照相馆人员。1931年 “九一八” 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新闻摄影非常活跃，报刊上出现许多摄自抗日前线的反映抗战情景的新闻照片。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北京、上海各报也刊出许多有关这一运动的摄影报道，有些新闻照片还被一些刊物用作封面照。同时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限于条件，只有很少的新闻照片记录实地情况。直到1936年美国记者E.斯诺进入陕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才通过新闻照片得到反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新闻摄影事业进一步发展。1937年 8月至11月间，上海先后有20种画报以新闻摄影反映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生动情景。许多画报刊载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及新四军开赴前线，深入敌后，胜利作战的新闻照片,极大地鼓舞了民心。1938年,武汉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用缴获敌人的 140余幅照片出版16开本《日寇暴行录》，揭露日军对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1938年1 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创办的《新华日报》，也刊登了不少鼓舞抗战的新闻照片。1942年 9月，美国新闻处出资在重庆创办《联合画报》周刊, 结合中国战场特点，用新闻摄影、文字与漫画, 宣传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介绍中国军队的抗战情况。

到全国解放时，中国共产党为人民革命的摄影事业建立了一支近四百人的摄影战士队伍，这些摄影战士拍摄的照片时效性强，现场性强，主题突出，讲究构图和用光。从摄影术传入中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摄影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摸索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为建国后我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二、建国后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新闻摄影事业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建国后中国新闻摄影相较于解放前有七大显著变化。

1.摄影记者队伍发展壮大: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办的一些画报，只有屈指可数的随军摄影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筹备建立新闻摄影局。1950年3月25日，新闻摄影局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负责全国新闻摄影事业的领导机构，也是第一个肩负对内对外发稿的新闻摄影机构，编制有新闻摄影处、记者室、制作科、通联科、资料科，并编辑出版《人民画报》。1952年，随着经济的复苏、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新闻宣传的需要，中央决定撤消新闻摄影局，把《人民画报》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把新闻摄影处、记者室等部门划归新华社，担任对内对外的发稿。1952年4月1日，新华社正式成立了新华社摄影部，仅摄影记者就有170人之多，分布在总社和全国、全世界的各个分社。新华社摄影部及全国各个分社的建立促进了全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许多报刊社也相继从无到有地配置了摄影部（组、科）、图片组，在编采人员中增加了摄影记者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报刊业大发展，据1998年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数字，全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共出版报纸2053种，其中全国性报纸有211种，省级报纸824种，地市级报纸858种，县级报纸160种，全国发行期刊7999种。全国总共大约有摄影记者10200多人。正在发展壮大中的摄影记者队伍，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新闻宣传中的一支生力军。

2.摄影装备今非昔比：战争年代，随军摄影记者使用的照相机很简陋，有一些是通过在敌占区的地下党组织购买的，有一些是从敌方缴获的。正是这些简陋的摄影器材，为我们摄下许多十分珍贵的历史镜头。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庄严时刻，以画报社随军摄影记者为主组成的开国大典摄影报道组，又用这些简陋的照相机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篇章。而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量少而简陋的摄影器材早已跟不上社会主义建设中报纸宣传的步伐。于是，老报社、新报社、画报社和新华社摄影部在增加摄影记者的同时，逐步添加摄影器材。开始时，有的是经过香港转口的德国造“蔡司”单镜头折合式相机、“禄莱”120相机和“徕卡”135相机，也有的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进口的“卓尔基”135相机。后来，有一些报社从日本进口了“卡侬”，就是现在的“佳能”。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又有一些报社和画报社从德国、日本进口了“哈苏”、“林哈夫”、“玛米亚”、“尼康”等相机。这时，我国照相机业也有了一定的规模，许多报刊社从上海、江西、北京等照相机厂购买了“海鸥”、“凤凰”、“东风”、“红旗”等国产相机。绝大多数报刊社、包括新华社、中新社已经更新了摄影器材，照相机从单纯的机械结构转向机械加电子装置，从手动操作发展到自动程序。现在，有许多摄影记者已经用上了数码相机，摄影装备的数字化时代正在向我们大步走来。数字化摄影装备极大地解放了摄影记者后期制作的繁重劳动，大大提高了新闻摄影报道的时效。

3.新闻摄影报道篇幅大大增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报纸很少使用新闻照片。翻开那时的《人民日报》，除重大节日外，平时很少见到新闻照片。到了50年代中后期，报纸上新闻照片才逐步多起来。《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月才刊登125幅照片，平均每块版刊登0.69幅，没有照片的版面有134块版，占总版面的74.4%。而50年后的今天，还是这张报纸，月刊登量已达到518幅，比1949年增长414.4%；平均每块版刊登1.73幅，比1949年增长250.7%；没有照片的版面比1949年下降了62.4%，没有照片的一版已经不存在了。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上刊登照片的常见尺寸是一栏、一栏半宽，而两栏、两栏半宽的照片就算是大照片了，并且在125幅照片中，还有许多是一英寸大小。可是现在，两栏半的照片还是小字辈，常见尺寸大多为三栏、四栏、五栏。从《人民日报》看全国，报纸在刊登新闻照片的量和尺寸上，变化是非常巨大的。4.初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新闻摄影理论：建国初期，由于对战争年代随军摄影记者深入生活、深入新闻现场，在观察中发现、选择、抓拍的优良传统没有及时进行总结，加上新中国的新闻摄影刚刚起步，采访拍摄的实践尚处在摸索阶段，没有系统的新闻摄影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得以落实，新闻界开始了改革。1981年，首都新闻学会组建了新闻摄影学术组。1983年，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成立。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学会的有识之士切实感悟到“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的重要意义。

5.涌现出大批优秀新闻摄影作品:1949年10月1日陈正青的《开国大典》，11月30日时盘棋的《重庆解放》，1950年5月的《解放舟山群岛》，9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951年齐观山的《斗地主》，1952年高亚雄的《上甘岭战役》，1954年林志常的《修筑康藏公路的军工们风餐露宿》，1955年钱嗣杰的《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讲话》，1956年侯波的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上《刘少奇作政治报告》，1957年梅村的《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时盘棋的《画家古元下放农村》，1958年吕厚民的《志愿军回国》、韩荣志的《志愿军与阿妈妮难舍难离》，1959年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试喷成功》，1964年6月孟庆彪的《毛泽东、刘少奇等检阅军事训练》，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8月吕相友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孟昭瑞的国庆节上《毛泽东与李宗仁》，1968年李振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表忠心”》、1972年杜修贤的《周恩来机场迎接尼克松》等等。这些作品是共和国历史的真实写照，是中国新闻摄影史上的骄傲。宽松的舆论环境为新闻摄影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优秀新闻摄影作品层出不穷。6.新闻摄影报道成绩卓著:1949年8月，中宣部就委托全国政协会议筹委会新闻处成立新闻摄影科。《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在一版刊登毛泽东等7张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大照片，二版刊登50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小照片；10月2日一版刊登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朱总司令阅兵和升国旗3张照片，二版刊登4张照片，四版刊登6张照片；10月3日四版《人民画刊》刊登12张照片；4日一版刊登4张照片，四版《人民画刊》刊登17张照片，大规模地、形象地报道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和与之相关的重要活动，给全国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当时的新闻摄影局派出曹兴华、钱嗣杰、葛力群、袁苓、杨溥涛等组成的战地记者组，赴朝鲜前线采访。后来又有部队和新华社的韩荣志、吕厚民等摄影记者到朝鲜前线采访。他们为国内报刊发回大量的战地实况新闻照片，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弘扬了我志愿军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新闻报道中，内地各报刊、新华社、中新社相继派出精兵强将，组成多个临时报道组、报道团，其中摄影记者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许多摄影记者还带去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以前所未有的传输速度，把回归时刻的世纪经典瞬间和庄严、隆重的场面，在第一时间从现场传回国内各媒体，并通过网络传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那张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时降下英国国旗的“政权交接”的照片，已成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永久写照。在1998年伟大的抗洪斗争中，全国各报刊陆续派出许多摄影记者奔赴长江沿线和东北、内蒙古抗洪前线，以顽强的抗洪精神采访拍摄战斗在第一线的抗洪军民。各报刊不惜篇幅地突出运用摄影报道，像《工人日报》连续在一版刊登5个整版照片，其它报纸也编辑画刊、开辟专栏，或者在一版、要闻版大篇幅刊登抗洪照片，运用新闻摄影告诉人民抗洪前线的真实情况，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可以说，取得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新闻摄影报道也有一份功劳。在1999年关于科索沃的新闻报道中，新闻摄影更显示出它特有的魅力。从战争序幕起，新华社就批准了驻德国的年轻女摄影记者黄文的请求，进入南联盟采访，后来，他们又增派了胡海昕，同时将刘宇派到阿尔巴尼亚在外围摄影采访。《人民日报》驻贝尔格莱德文字记者吕岩松，在完成文字报道任务的同时，也拍了许多照片。特别是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炸死我3位新闻记者后，吕岩松和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把侵略者的野蛮暴行统统拍摄下来，并及时传回国内。全国报纸以空前的速度和篇幅，大量、详尽地报道了这一严重事件以及全国、全世界的反映，尤其是刊登的大量现场新闻照片，以及《目击暴行棗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战地新闻摄影展览》，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对侵略者的真面貌有了清醒、深刻、彻底的认识，激发了人民奋发向上的爱国热情。7.展望未来，竞争是新闻摄影发展的推进器: 新闻摄影是在与报纸文字报道、电视图像报道的无数次碰撞、竞争中发展自己的。其中电视对新闻摄影的冲击最大。中国电视新闻自6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新闻摄影产生影响，70年代造成威胁，到了80年代中后期，电视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普及，电视新闻直接冲击着新闻摄影。全国新闻摄影界在感受到这种强大冲击的同时，扬长避短，知难而进，拍摄出大批的优秀新闻摄影作品，为新闻宣传增添了光彩，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90年代以来出现的网络媒体，使全世界的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研究人员在振奋的同时，也感到了不安。融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的网络媒体技术迅猛发展，它的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以及它的实时性、参与性、交互性等特点，对传统媒体造成新一轮的、更为强大的冲击。新世纪即将到来，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会愈演愈烈。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竞争是一种刺激，是一种机遇，是一种催化剂。面对这种强大的冲击和竞争，新闻摄影工作者应加紧学习，更新知识，提高自身的学养和综合素质，把激烈的竞争当做功率强大的推进器，在竞争中求得发展。

PPP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篇6

时间:2015-08-05

PPP在我国并非全新的事物，上世纪末就已出现通过PPP项目。截至目前，我国采用PPP模式运作的项目累计超过1000个，涉及交通、通信、能源、水资源等领域，总投资超过9000亿元。我国PPP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开创性阶段：20世纪末至2003年

典型案例：我国最早采用引入国内民营资本的BOT方式建设的路桥项目——刺桐大桥。项目结构：泉州市政府和准刺桐大桥开发总公司按60：40的出资比例成立“泉州刺桐大桥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刺桐大桥经营期限为30年，建设期为3年。项目采用以刺桐大桥经营权质押贷款，固定贷款和流动贷款相结合，并在国内首次采取按揭式还本付息方式偿还银行贷款。

经验及意义：刺桐大桥1997年通车以来，车流量迅速上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刺桐大桥的建设，实现了以较小量国有资金引导较大量民营企业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成为国内首例以内地民营资本为主的BOT投资模式案例。

项目不足：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局限，刺桐大桥项目虽有SPV的构架，却并未形成本应与之相匹配的规范的契约文本，在实际运行当中出现了种种问题。项目前期未考虑排他性条款，当项目收益较好时，政府投资建设了并行的新桥，形成竞争状态，投资方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政府领导层强势施加的“建设增项”，使业主方增加了大量利益让渡负担；过桥收费标准无法形成调整机制等。

以弥补基建投资资金缺口为主要目的，使PPP项目启动伊始就注定会遇到各种困境。由于PPP模式缺乏好的制度性环境，此期间PPP试点项目无论成功与否，都没能真正起到由点及面的示范效应。PPP模式在中国的第一轮发展浪潮逐渐归于平息。

2、现代意义发展阶段:2003年至2013年

2004年，建设部颁布并实施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26号），将特许经营的概念正式引入市政公用事业，并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及燃气供应等领域发起大规模的项目实践。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以126号令为模板，先后出台了大量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政策性文件，用于引导和规范特许经营项目开发。中国式PPP进入第二轮发展浪潮。此阶段，PPP项目仍然缺乏顶层设计，一切以地方政府短期实用目的优先，各种问题依然延续。但成功的PPP经验经过复制与改良，促进了PPP理论发展。实践与理论共识初步成型，政策法规框架、项目结构与合同范式在此阶段得到逐步确立。

3、新一轮热潮：2013年以后

近年，我国PPP模式的制度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随着一系列顶层设计的逐步推进，我国有望形成由法律法规、管理机构、操作指引、标准化工具和专业培训构成的相对完整的PPP政策框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2014年5月，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工作领导小组正式设立。

特许经营立法工作重新启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于2015年1月公开征求意见。财政部在2014年12月批准成立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并下发了首批30个PPP合作示范项目名单和操作指南；国家发改委同期下发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和通用合同指南。

当前各地PPP项目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一是地方PPP投资金额较大。2014年9月以来，福建、重庆、青海、湖南、黑龙江等十个省级行政单位和南昌、昆明两个省会城市已完成了首批项目筛选，开始进行项目推介，合计推介项目计划总投资额1.2万亿元，除重庆、四川公开报道了其中部分项目已经签署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外，多数仍处于推介和洽谈期。

二是PPP推荐试点项目的重点领域以交通和以污水处理行业为主。江苏、湖南、福建、黑龙江、河南和安徽等六省计划PPP总投资金额4343亿元，项目总数143个。其中总投资金额最高的为交通领域，计划总投资额3128亿元，金额占比达到72%，而基础设施类项目总数为77个，项目数占比为54%。

三是PPP项目周期长、投资金额大，对大规模低成本长期限资金有大量需求，但此类资金供给并不乐观。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近期中央和各部委也在积极推进各项安排。首先，国务院鼓励创新投融资机制。其次，央行正在就新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公开征求修改意见，未来相关PPP项目利用项目收益权质押融资可能会更加便利。再次，对项目付费支持将通过合同约定，更加规范化。在未来的PPP模式中，政府仍然可以通过政府付费等方式给予支持，但支持仅限于注资、补贴等合同约定的责任，而非直接替项目公司偿还债务。2014年12月发改委发文指出“如政府为合作项目提供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支持，应明确具体方式及必要条件”。未来PPP项目无论是获得补助、注资，还是担保、贴息等政府支持措施，都可以根据合同进行分析，有利于判断和分析项目运营后期现金流。

当前决策层大力推广PPP，不是把其单纯作为一项融资工具和稳增长工具，而是寄希望于它能撬起一场公共服务变革。各级政府唯有摒弃认识偏误，才能推出真正适销对路的PPP，激发起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

PPP中国模式的几大特征

公私合作模式（PPP）就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根据社会资本参与程度、承担风险，PPP主要分为外包类、特许经营类和私有化类三类：

外包类：私人部门仅承担项目的建设、维护等过程中的一项或几项，政府为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付费，项目投资和经营的风险完全由公共部门承担。

特许经营类：以授予特许经营权为特征，私人部门涉及项目的投资或运营，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需要共担风险。参与项目的公共部门需要协调私人部门的收益性和项目整体的公益性之间的关系，项目资产在特许经营期限之后需要移交公共部门。

私有化类：私人部门负责项目的全部投资，也承担全部的风险，项目所有权永久归私人所有。私人部门在定价和服务质量等方面需要接受政府的监管。

综合最近一两年，有关官员讲话和政策文件，可以大致勾勒出我国PPP模式的结构上的几大特点：

一是合作形式以特许经营类为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推广PPP：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体制机制变革》一文中指出，“广义PPP是指政府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合作关系，以授予特许经营权为特征，主要包括BOT、BOO、PFI等模式。”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43号文”）指出，“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财政部在113号文中提到的项目运作主要方式是特许经营类，也包含了外包类中的委托运营和管理合同。从目前的政策动向看，在PPP项目经营中，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链比较长，双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而且项目最终要交还政府。因此，可以预计，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形式主要是特许经营类。外包和私有化类，都不是PPP的主要模式。

二是以特殊目的公司为载体。国务院43号文提出“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出资，按约定规则独自或与政府共同成立特别目的公司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财政部解答43号文中提到，“对供水供气、垃圾处理等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公益性项目，要积极推广PPP模式，其债务由项目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举借和偿还，政府按照事先约定，承担特许经营权给予、财政补贴、合理定价等责任，不承担偿债责任”。

据此推断，国内PPP项目将主要以特殊目的公司（SPV）为载体来实现。SPV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组成的一个特殊目的机构，共同承担风险，全过程合作，期满后移交给政府。

三是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分工明确。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招投标和质量监管、特许经营权授予、价格监督、部分政府付费（含补贴）、融资支持基金（包括股权、债权、担保等形式的支持）。社会资本则需承担包括设计、建设、运营、维护、融资的大部分职能，项目公司可以按商业化原则举借债务，但政府不承担项目公司的偿债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规范文件并没有将合作方定义为私人部门，而是定义为“社会资本”，而我国很多商业化的企业是国有控股的，因此我国的PPP模式并没有排除国有企业这一参与主体。

在传统公私合作模式下，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一般只各自负责项目链的部分板块，而不是全程参与项目设计到运营的完整链条，双方都缺乏对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收益和质量的全盘考虑。单一部门“重建设、轻运营”的倾向易导致设施建成后不能发挥应有功效，甚至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目前财政部推广的PPP基本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和风险适当原则，合作期限更长，并且项目整体生命过程中合作较为密切，有利于保证项目质量。

PPP模式的本质

公私合作具有很长的历史，近年来中东欧及中南美洲国家在PPP方面的巨大成功，使人们意识到其重要意义。概言之，PPP模式实现了公共项目两个方面的革命。

1、从传统融资进入项目融资模式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PPP项目融资不再是传统的信用融资，而是以项目前景为基础的项目融资。项目未来收益是主要保障，借款人接受收益监管和项目资产抵押、质押，融资方具有更全面的尽职调查义务和项目参与权。通过成立SPV，实现了项目和投融资主体之间的风险隔离。同时，PPP模式以完整的契约体系和完备的法律架构维系并协调项目各方利益，未来还款主要依靠项目预期收益，是严格意义上的项目融资。财政只提供有限担保、政府信用有限介入或不介入融资安排，是PPP模式的关键特征。

因此，PPP模式有效控制了中央政府信用、地方政府信用与项目之间的关系，控制了隐性债务风险。

2、实现了私人资本对公共财政领域的合理参与

PPP模式以政府与私人部门间的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公共部门通过特许权安排掌握项目主动权，并有效借助私人部门的专业能力，同时实现向私人资本的风险分散；私人部门对项目评估、决策、投融资、建设和运营全程参与，其获益途径可以来自于项目运营和特许权，也可以是其它附带收益，如税收优惠、沿线优先开发权、其他业务牌照等等。

因此，PPP模式有效解决了财政直接投资效率方面先天劣势，同时在公、私两部门间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系，规避私人部门道德风险。

PPP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之策

目前，PPP模式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现象。各级政府对PPP热情高涨，但社会资本则显得相对冷静，据悉截至目前各级政府推出的项目中，与社会资本达成初步意愿的仅占十分之一左右。

1、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限不清。目前社会对PPP模式的认知存在明显的误区，不论是社会资本、专家学者，还是一部分政府部门等，都把PPP单纯地诠释为一种新的城乡基建融资模式。特别是在4月份宏观数据显示经济持续回落势头未有效扭转时，PPP模式更被误导为了一种投资刺激工具和政策安排。鉴于当前正在经历前期刺激消化和阵痛期，加之上一轮刺激计划中许多投资项目缺乏严格的可行性研究而仓促上马，这加重了社会资本对PPP项目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的疑虑。

把PPP模式理解为一种新的融资安排是典型的认知扭曲，尽管PPP模式客观上带有向社会融资的效应，但PPP的本质是更高效地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诉求，更有效地利用好政府财政资源，以及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型。

当前推广PPP模式，本质上是推动一场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变革。过去，看似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投入许多资源，但许多公共资源实际变成了钢筋水泥组成的形象工程，未有效形成公共服务和产品，更谈不上最大化政府公共财政效用。通过PPP模式，公共产品和服务就可走出政府自产自供的格局。这一方式的转变不仅极大地避免公共财政资源沉淀，而且提高了公共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这个角度上讲，PPP模式可视作一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革命。

当然，这要求对公共性和公益性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义。除了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自然垄断领域，那些可以市场化的领域，应该通过市场定价来解决，避免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的角色错位。如果政府拥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一旦政府失信违约，给项目带来直接损害的同时，也不利于后期项目开展。尽管PPP项目合作双方有合同约束，但在具体项目运作及投资过程中政府依然处于强势和优势地位，政府失信违约对投资人的融资成本、项目收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并且不利于其他项目的开展。

2、为PPP模式提供稳定的法律环境，避免基于政策推动的不稳定性。当前PPP项目的投资周期大多跨越一任官员任期，这意味着用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规范PPP市场秩序，要比单纯基于政策更有利于消除社会对政策“朝令夕改”的担忧。

在立法机关立法制定PPP市场秩序时，应明确规定PPP模式的基本理念是政府搭台、市场唱戏，政府与社会资本基于权责对称行驶各自职责，尽可能避免在规则制定上把政府放置在不容挑战的主导地位，如若政府在发起的各种特定PPP项目公司（SPC）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资本更多为项目配资，那么PPP将被社会资本误解为单纯的政府融资工具，进而削弱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不利于PPP的健康发展。

过度强调政府主导，甚至即便在设立有助于破产隔离的SPV中，依然置入政府主导项目的条款，将很容易混淆参与各方的权责，使SPV无法有效隔离风险，导致政府等事实上承担了隐性或无限的风险连带责任，并给政府等带来不必要的声誉风险。

3、创新PPP产品的实现形式和交易模式，提高PPP项目的市场深度。当前的PPP项目投资规模都较大，投资周期也较长，且多是非标准化和非证券化项目，这导致PPP资产转让市场很难活跃，投资者风险不易转移。

为此，一方面可在PPP产品设计上按照《合伙企业法》确定普通合伙人（GP）和有限合伙人（LP）的合伙人机制，抑或借鉴众筹模式中的领投人与跟投人机制，并根据项目的特殊性制定特定损益分配条款，确定政府及相关实体参与特定PPP项目的身份和角色，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各自的权责。另一方面，PPP产品设计可以实行分级证券化基金模式，把参与PPP项目的各方权责与损益分配机制，内嵌到PPP产品设计中，使PPP具有硬约束。同时，不论是合伙人制、领投／跟投的众筹模式，还是分级基金模式等，都旨在对PPP产品的证券化、标准化处理，使其能在股权和金融交易所交易，为PPP创造动态优化投资者结构和动态优化运营机制的环境。总之，当前中央决策层大力推广PPP，并不是把其单纯作为一项政府融资工具和稳增长的工具，而是寄希望于它能撬起一场公共服务变革。因此，各级政府唯有摒弃认识偏误，立足改革创新政府行政理念，那么据此推出的PPP才能真正适销对路，激发起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

浅论中国民族歌曲的发展历程篇7

一、教化娱乐的古代民族歌曲

远古时期原始乐舞的概念是指歌, 舞, 乐“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以歌颂生活, 祭祀鬼神为主要内容的艺术表演形式, 例如:《葛天氏之乐》以及传说中的“六代之乐”。到了周代, 在维护和巩固统治的礼乐制度下, 民间音乐得到了发展, 并且制定了“采风”制度, 整理编订了北方诗歌曲集《诗经》, 而南方民歌则以《楚辞》为著。汉代, 经济繁荣, 百姓安居乐业, 世俗音乐得到发展, 特别是汉乐府的设立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歌曲, 如:《陌上桑》、《上邪》等。唐代的“燕乐大曲”, 是一种综合声乐、器乐和舞蹈的含有多段结构的大型歌舞音乐。唐朝时期的山歌、民歌是文人通过诗歌表现出来的, 比如《采莲曲》、《踏歌行》等都体现了山歌中风俗性的田野劳作。宋代出现了音乐表演场所瓦肆勾栏, 一种民间艺术歌曲“曲子词”则发展起来, 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元代的剧作家根据当时统治者与各族人民的社会矛盾, 创作了许多揭露社会本质的杂剧, 如关汉卿的《窦娥冤》, 王实甫的《西厢记》等。元代杂剧的艺术成就对我国民族歌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两代的民歌空前繁荣, 歌曲内容不仅有揭露社会阶级矛盾的《白雪遗音》、也有赞美劳动人民爱情生活的《夹竹桃》。明清时期是在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高度发展的时期, 它们之间互相借鉴交融, 推动了民族歌曲的发展。

二、抗战爱国的近代民族歌曲

自1840年鸦片战争时起, 就不断出现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新的民歌, 例如流传在南北许多省份的《种大烟》、《三元里抗英童谣》等。“五四运动”使中国各阶层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因此具有进步思想、爱国精神的学堂乐歌兴盛起来。大批具有民族符号的歌曲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主要代表如:沈心工的《竹马》、李叔同的《送别》以及曾志忞的《海战》等。20世纪30年代, 伴随着“抗日救亡”的主题, 中国开始走向专业艺术歌曲创作的时代。面对着处于各种阶级矛盾的社会, 作曲家们开始执笔创作出一些反映工农生活以及对未来充满美好愿望的艺术歌曲如:《渔光曲》、《玫瑰三愿》等, 还有一些反映革命斗争、爱国救亡的红色歌曲如:《国际歌》、《同志们勇敢前进》等。艺术歌曲是在民族歌曲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先进技法, 创作出的具有中国民族符号的独立艺术形式, 特别是钢琴伴奏艺术与歌曲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 在听觉上要比独立的传统民族歌曲更严谨、更规范。艺术歌曲使中国民族歌曲打破尘规, 更加注重放眼于世界, 从此中国民族歌曲逐渐向世界音乐创作方向接轨。

三、交融碰撞的当代民族歌曲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 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流行、时尚的现当代音乐元素的渗透, 民族歌曲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 接受西方艺术歌曲的先进创作方法, 使民族歌曲受到影响而开始了专业音乐的发展, 形成了歌曲艺术领域中一个新的表现形式。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 我国的宋祖英、阎维文、张也等民族声乐歌唱家, 把具有中国符号的民族歌曲推向世界, 使之与美声发生碰撞形成了现当代比较国际化的“新民歌”形式。近年来举办的各种声乐大赛, 如:CCTV青年歌手大赛, 中国声乐金钟奖等, 不仅推进了民族声乐的发展, 更是培养了一些优秀的民族声乐传唱者和代表性曲目如:戴玉强的《你是这样的人》, 常思思的《春天的芭蕾》以及中国新民歌领军人物陈思思的《美丽之路》等。现如今, 中国民族歌曲结合美声、通俗、原生态三种唱法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在未来, 我国民族声乐的创作还是会立足于自己的传统唱法, 吸收其他优秀唱法的技术, 使其成为一种艺术价值高、艺术个性突出的民族文化。

中国民族歌曲的创作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形式, 也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艺术, 它的创作来源于生活, 来源于万物不断更新。仰望未来, 民族歌曲的创作发展始终紧密地伴随着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三位一体的原始乐舞到铿锵激越的进行曲, 从悠扬婉转的山歌到深情隽永的艺术歌曲, 又从具有中国符号的民歌到乐之精粹的国歌, 民族歌曲不仅用步伐点击着艺术的脉搏, 又凝聚着万众一心的国乐之魂。一言以蔽之, 放弃继承即放弃发展, 立足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 融合互补, 开拓创新, 才是新时期民族歌曲艺术的发展之路。

摘要：民族歌曲是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宝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符号, 更是华夏文明永垂不朽的艺术瑰宝。文章以中国音乐发展史为线索, 通过古代、近代以及当代三大时期的音乐发展分析, 进一步认知民族歌曲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民族歌曲,历史发展,声乐演唱

参考文献

[1]白宁.论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形成[J].交响 (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 2004, 01:8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