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开枝邓小平南巡与南方谈话

陈开枝邓小平南巡与南方谈话（精选2篇）

陈开枝邓小平南巡与南方谈话 篇1

陈开枝：邓小平南巡与南方谈话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前夕，《百年潮》杂志社副社长姚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汉卿和记者一起，专访了当年亲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现任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同志。陈开枝满怀深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翔实而生动地回忆了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广东期间的情景，畅谈了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感。

巡视南粤路线的安排

记者：2002年1月是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谈话10周年。当时您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负责接待和警卫工作，耳闻目睹了许多感人的事情和细节。请您回忆一下当时陪同老人家的情景。

陈开枝（以下简称陈）：俗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一眨眼就10周年了。但当年我陪同他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记者：邓小平这次南巡广东的路线是怎么提出来的？您能否谈一谈酝酿过程？

陈：1992年元旦，我到南海检查工作，忽然接到省委书记谢非同志打来电话，讲了一句只有我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安排和接待警卫工作。”我一听，明白小平同志要来了，高兴得不得了。1984年，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我曾荣幸地见过他，如今事隔8年又能再见到他老人家，聆听他的教诲，喜悦之情真是言词难以表达。我马上跟南海市委书记、市长辞别。他们问：“有什么急事？吃了中午饭再走嘛！”我抱歉地说：“我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我顾不得吃中午饭，马上赶回广州。我拿起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电报一看，只有短短的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凭着直觉和经历，我暗想，老人家到广东不只是来休息的，也不完全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我预感到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我们身边发生，我可能会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人。于是，我马上找几个人来研究巡视方案。

1月3日，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先遣组抵达广州。见了面，他们还是说，“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因此，他们提出，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小平同志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不要过于劳累。他们提出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让老人家在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分别巡视就可以了。因过去工作的关系，我与这三位同志都很熟。我向他们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很大。他们问：“那些路怎么能走？”我说：你们也有8年没来了，最好也陪同去看一看。

现在的公路都是水泥路，过江桥也修通了，很好走。看完珠海，途经珠江三角洲，到中山、顺德等地看一看，然后回到广州火车车站。我们省的领导班子，还有广州军区的领导班子都在那里等着，他们希望跟老人家见一见面，合照张像，然后再登程去上海，好不好？最后，将我提出的巡视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它方案一起上报。结果，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等人确定采用这个路线方案。这样，先遣组和我们共花了7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

视察南方的历史背景

记者：您能否就您个人的理解，谈一谈邓小平南巡的历史背景？

陈：小平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具有雄才伟略和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选择这个时候出巡并非偶然，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战略行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相当严峻。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1991年，随着“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迅速解体，东欧国家易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顿时陷入低潮。东西两极体系彻底瓦解，两极冷战局面结束，世界力量对比失衡，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世界的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当时，西方国家加紧对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争夺和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迅速发展，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我国前途命运的关注。

记者：当时，国内形势也存在许多复杂因素。一部分干部和群众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产生了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有的人对改革开放提出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动摇。

陈：改革开放确实到了关键时刻。1989年国内政治**平息之后，小平同志对我们国家还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经济会不会滑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清楚的回答。老人家特别强调新的领导班子“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等等。小平同志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但是当时国际和国内却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局面。一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有些外商甚至抽掉资金以及将“三来一补”及“三资”企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外贸出口下降，旅游业萎缩，广州几家五星级宾馆客源很少，门可罗雀。二是经济上在贯彻治理整顿方针过程中，有些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要求很急，力度很大，发展速度受到一刀切的严格限制。加上其它因素影响，不少地方出现市场疲软、销售不畅、库存增加的现象，并导致生产萎缩、经济下滑。三是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东西再次浮现。有的人明明知道上海署名“皇甫平”的4篇文章的观点，实际上表达的是小平同志1991年春节期间在上海讲话的内容，可他们却发表一系列文章，大加挞伐。本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以来，我国十多年来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是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一贯坚持的，但有的报刊却发表长文，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这不是将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经讲了十几年，但在这时提出两个中心，主张反和平演变也是中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可以这样说，在小平同志巡视南方前的一段时间里，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确实笼罩着一种沉闷、困惑、无所适从的气氛。我想，这就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国际国内政治**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

大家都还记得，小平同志在宣布“告别政坛”，最后一次会见外国代表团时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不会变就是不动摇，不能折腾，中国要发展。他这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给全党听的，是说给全国人民听的。他在南巡时反复强调说，基本路线不能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变，之所以这样强调，就是因为他老人家觉察到已经出现偏离基本路线的征兆。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存亡，他要出来“说一说”了。到哪里说呢？他选择了南方，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深圳、珠海等地视察，发表重要谈话。

我在陪同小平同志的南方之行时，听他老人家讲过“不争论”。他之所以说“不争论”，是因为当时有争论。围绕着党的基本路线，不仅有争论，而且还相当激烈。这个争论涉及不少问题：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不能兼容？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厂长负责制是否削弱了党的领导？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会主义？经济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单干风”？„„。当时，这些问题被一些人说得很玄奥、很吓唬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干扰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回顾当年的现实状况，我们就不难理解小平同志南巡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特区姓“社”不姓“资”

记者：您刚才谈到邓小平南巡的历史背景，使人深受启发。现在，请您谈一谈邓小平南巡广东的情况。

陈：小平同志是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乘坐专列从北京南下，沿途不停，18日抵达武昌。因火车要加水，所以停了20分钟。按照惯例，没有通知，湖北省的党政领导人不好出来接待、见面。小平同志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对老人家说，湖北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想见您一面。小平同志说：好啊，那就见吧！老人家在站台上接见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第一句就问：生产搞得怎么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你们抓得怎么样？关广富、郭树言同志汇报后，小平同志说：就是要抓住以建设为中心嘛！接着他言简意赅地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后来在深圳他谈到，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很重要，但考虑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写得很短，却很说明问题）。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一到深圳，我们就问他身边工作人员，老人家在武昌接见了谁，讲了什么话？很快，湖北方面就把谈话记录整理好传过来，我们把记录交给“邓办”的同志，他们把记录先发回北京。中央领导人行动很迅速，小平同志南巡没有结束，很快就下发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文件。不久，广东省委、省政府也作出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8条规定，强调要深入基层，多做调查研究，坚持精简会议，精减文件，压减应酬性活动，改进新闻报道工作。

1月19日上午9时正，专列驶进深圳火车站。小平同志受到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深圳市长郑良玉等省市负责人的热烈欢迎。老人家下榻深圳迎宾馆桂园的普通客房里。为了让小平同志在南巡期间不劳累，我们对老人家在粤的日程基本上是按半天参观视察，半天休息的原则作安排。

记者：我们多次从电视中看见您和谢非同志陪着小平同志在桂园里转来转去散步，这是怎么回事？

陈：按原定计划，小平同志千里迢迢来到广东，旅途劳累，他抵达深圳第一天上午是安排休息的。因此，省市负责人见过面后，为了不影响老人家休息都走了，只剩下我搞秘书长工作的不能离开。想不到小平同志进房子不一会就出来对我说：“到了深圳，坐不住啊！你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吧！”这看出他十分迫切的心情。我说，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办公室的人了。我只能劝说他，陪他在院子里散步。谢非同志也陪着散步。

记者：邓小平这次南巡，没有正式召开会议讲过话，但大家却从电视及新闻报道中看到他很多讲话的场面和内容，你们是怎么进行布置的？

陈：小平同志这次视察广东，出京前就让工作人员通知：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我向王瑞林同志说，我拍内部片，不公开报道总可以吧！这样，经过争取，广东电视台去了两个人，南方日报社去了一个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广东分社去了一个副社长。将小平同志在车上谈、在走着谈、在接见时谈的内容，尽最大的努力保留了下来。

记者：邓小平在深圳共视察了4天，请您回忆一下具体情况。

陈：1月19日下午安排他参观皇岗口岸。该口岸由广东省、深圳市与港商三方合资的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投资兴建。它全部开通后，大大减轻了罗湖桥、文锦渡、沙头角等口岸的压力。小平同志在深圳河大桥桥头的边境上久久地凝视对面的香港土地，他的神情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也许是在考虑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这样的大事吧！视察完皇岗口岸，随后乘车在深圳市转了一圈，参观市容。小平同志沿途看见一片繁华景象，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花木夹道，绿树成荫，高楼大厦巍然耸立，鳞次栉比。老人家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一路上与省市领导人交谈。他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当谈到创办经济特区问题时，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他接着尖锐地批评道：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回到迎宾馆，下车时，他说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我当然晓得他是在批评那些对经济特区进行各种非议的人。

1月20日上午，小平同志在省市领导人的陪同下，乘电梯登上了50层高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旋转餐厅。老人家面窗而坐。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先介绍眼前市容，接着打开一张市总体规划图，向小平同志简要汇报了深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情况。老人家听罢汇报，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小平同志高兴地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一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那么认为。小平同志又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小平同志接着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小平同志激动地举起微微颤抖的手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后来在巡视过程中，我看见小平同志多次很激动很生气地说：谁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就把他打倒！谁反对党的基本路线谁就没有好下场。我深深地体会到，如果小平同志没有一种忧虑感，他为什么举起他难得举起的手，用手势来加强他的语气呢？

小平同志又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他还谈到中国要保持稳定，干部和党员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要注意培养接班人等重大问题。

小平同志在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公司，听取了叶挺将军的儿子、先科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的汇报，并视察了激光视盘制作车间。小平同志夸赞深圳特区发展激光技术有远见，并说发展高科技主要靠年轻人。

1月21日，小平同志游览了深圳华侨城的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上午9时许，老人家来到民俗文化村，受到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各民族青年演员载歌载舞的热烈欢迎。老人家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走着，不时停下脚步，微笑着向大家鼓掌致意。他坐上游览车，缓缓地游览了各民族村寨。到达新疆村时，还观看了维吾尔族青年表演的欢快的新疆舞，称赞他们表演得好。

游览罢民俗文化村，小平同志来到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满园的国内外游客看见小平同志到来，从四面八方向老人家鼓掌致意。老人家则笑容满面地向大家挥手致意。老人家坐着游览车游览了“小人国”的山山水水和著名景区，最后到达布达拉宫。老人家说，祖国大陆就是这个地方没到过。我老了，身体不允许我去西藏了，让我们在这里照个相吧！他高兴地分别与家属、陪同的同志合影留念，像是了结了一桩心愿。

这次游览，我们原计划只停留

一、两个点，但小平同志非常开心，在他的要求下，停了七八个点。我还不止一次发现，老人家对少数民族文化风情情有独钟，总在那里流连忘返。离开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时，一阵大风吹来，我见小平同志的外衣敞开着，正想为他系扣，小平同志边扣扣子边幽默地说：“还是自我服务吧。”

在游览了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后，小平同志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利，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1月22日，小平同志一家在仙湖植物园植树。小平同志与先到这里的杨尚昆同志见面，接着两人一同进入植物园展览厅，观看了植物园模型，继而进入室内观赏植物区，参观各种珍稀植物。随后，两人来到湖边的大草坪。小平同志要为深圳特区种下一棵常青树——高山榕。他让在场的每个后辈都培土、浇水，连长子邓朴方也推着轮椅到树旁培了土。小平同志自己也兴致勃勃地亲手培土，他刚培了两锹土，我就上前想接过铲子，谁知小平同志不让，他老人家接连培了十多锹土，才肯放下铲子。

仙湖植物园里的植物千姿百态，小平同志看得兴趣盎然。有一种树叫“发财树”。邓榕风趣地对小平同志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小平同志深情地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这一天，小平同志同省市负责人作了重要谈话。当谈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它对于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指导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方向发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小平同志在谈话中还着力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了十分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他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突破了传统的观念和多年来实行的经济模式。为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进了党的纲领，明确确定以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小平同志于1月23日上午离开深圳。临行前，乘车巡视了蛇口工业区，并叮嘱深圳市负责人：“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广东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记者：听说邓小平在蛇口到珠海的航途中作了很长时间的重要讲话，他谈了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陈：1月23日上午9时40分，小平同志乘坐轮船离开蛇口港，横越伶仃洋，向珠海驶去。陪同的有其家属卓琳、邓琳、邓朴方、邓楠、邓榕以及王瑞林等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广东陪同的有省委书记谢非，专程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省公安厅厅长陈绍基和我等，就这么几个人。整个航程约1小时10分钟，小平同志大概作了40分钟的谈话。

记者：邓小平对广东提出了哪些要求？

陈：省委书记谢非在小平同志面前摊开一张广东省地图，向他汇报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情况。小平同志戴上老花镜，一边看地图，一边听汇报。

谢非书记说，广东按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划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经济发展较快的珠江三角洲；“第二世界”是发展中等的粤东、粤西平原地区；“第三世界”是大片山区。广东正在努力缩小贫富地区的差距，力争在下世纪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

听罢汇报，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并提出殷切的希望。他说，广东在改革开放中起了龙头的作用，今后还要继续发挥龙头的作用。广东要上几个台阶，争取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他接着说，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能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小平同志主张我国经济发展隔几年就应上一个台阶。他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小平同志强调，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调整发展阶段。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小平同志对谢非等同志说，我们已经穷了多少年，现在就是要加快发展，要搞跳跃式的发展，你们广东经济发展能搞多快就多快，不要听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那一套。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记者：除上述谈话外，邓小平是否还谈到其他内容？

陈：小平同志还重点谈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他说：你们不要相信那些假马列主义，不要被那些假马列主义吓唬倒，他们就会拿着大帽子吓人。我告诉你们，我读的书并不多，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还有《联共（布）党史》，我就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的问题。毛主席也是这样。综观我们党七十年的历史，突出的，都是“左”，只有1927年陈独秀在武汉时犯了几个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是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他还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开放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我从小平同志的语气中，感觉到他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对那些用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很是反感。

中国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请您谈一谈邓小平视察珠海的情况。

陈：1月23日上午11时许，小平同志抵达珠海经济特区，下榻于石景山庄。他在珠海市度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一连考察了几个高科技企业。

1月24日上午，小平同志乘车来到珠海生物化学制药厂。

该厂厂长迟斌元在握着小平同志的手时说：“我们全厂职工盼望您来啊！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能有今天，是您指引的结果。”小平同志摆摆手说：“过奖了”。在听取了“凝血酶”的研制生产和工厂发展等情况后，小平同志高兴地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我们自己的名牌，否则就会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出把力，摆脱受人欺负的局面。”

1月25日上午，小平同志来到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公司。总经理游景玉介绍情况说，公司主要研制仿真控制系统工程设备，使用这种设备可以在计算机上模拟各种工业生产运行控制。可以说是一个集研究、设计、制造、开发和应用于一体的高科技人才集团。小平同志竖起拇指连声赞好，他接着说：“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90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小平同志看到坐在计算机旁边的都是年轻的业务骨干，他热情地同一位女青年科技人员握手，意味深长地说：“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在年轻人。”

他走出公司大门，我回头一看，还有20多位年青人整整齐齐站在那里。于是，我过去轻轻地邓小平同志说：“有一群年轻人想见见您呢！”小平同志一听立刻说：“好啊！我去和年轻人拉拉手！”只见他又返回去和那群年轻人一个个握手。顿时，欢呼声雀起，很多姑娘小伙子都高兴得热泪直流。

小平同志在参观亚洲仿真公司时说，我们国家已经穷了几千年了，如今再也穷不起了，如果不重视科技、不重视教育，就会被动、挨打。当珠海市的领导人在返回的路上汇报准备重奖有功科技人员的打算时，老人家当即表示：“好啊！”后来，珠海市就传来了轰动全国的重奖有功科技人员的喜讯。

后来，小平同志乘坐面包车经过拱北，他指着一座旧建筑询问是什么，我们告诉他，这是清朝海关遗址。大家说起近代中国蒙受的屈辱，只听见小平同志神情凝重地说：“贫穷落后是要挨打的啊！”

我从小平同志多次谈到贫穷落后就要挨打，深深地体会到他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以免中国再遭受挨打的命运。这正是他为什么始终坚持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缘故。

1月27日，小平同志在考察内联企业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时提出，要不断地创造新的东西出来，才有竞争力。他对公司副总经理说，你们做的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他还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又对珠海市负责人说：你们这里就是姓“社”嘛，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

1月29日下午3时，小平同志告别珠海。汽车在平坦的广珠公路上奔驰，小平同志望着生机勃勃的珠江三角洲，显得非常兴奋。在参观完顺德容奇珠江冰箱厂后，下午5时40分，汽车抵达广州火车东站，受到广东省、广州军区负责人的热烈鼓掌欢迎。小平同志与大家在站台上合影留念，并且同大家一一握手。6时正，小平同志踏上视察上海的旅程。

南方谈话的重大历史意义

记者：您觉得应该怎样评价邓小平南方谈话？

陈：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持解放思想，抓住历史机遇，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发展。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文件，就全党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在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领域贯彻南方谈话精神，作出了一系列的决策和部署。形势真正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学习、贯彻成了召开十四大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和推进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跨上新台阶的强大动力。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南方谈话作了一个很深刻很准确的历史评价。他说：“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小平同志是时代的伟人。有一份杂志评论说，伟人的伟大之处往往在于他告诉我们一些大家心里都明白的道理，大家都立即接受并付诸实施。而伟人之伟大也往往是过了更长时间之后，他告诉我们的道理还需要我们慢慢地去咀嚼、去品味、去感受。南方谈话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哲理思考。

记者：邓小平南方谈话打破前人认识的历史局限性，纠正了种种扭曲的错误认识，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进一步展开和丰富了由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谈话的发表有如“石破天惊”，国内外反映非常强烈。

陈：的确是这样。南方谈话使中国冲出姓“社”姓“资”的怪圈，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全国各地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滚滚热潮。港澳新闻媒介和世界各地的舆论界也发出了大量的消息，并纷纷发表评论，对南方谈话给予高度评价。海外舆论纷纷把邓小平的南巡活动和谈话称之为“邓旋风”，认为在“邓旋风”的推动下，中国必将出现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海外反映的热烈程度，真是令人意外。就连我出访外国，有人也作这样介绍，说这是当年陪邓小平南巡广东一直陪到底的人。这真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我有时对自己说，中国有6000多万共产党员，我是最幸运者中的一个，因为在这11天里，我亲眼目睹了小平同志这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怎样深情地爱着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庄严政治交代，也可以说是他老人家的历史性的政治嘱咐。南方谈话成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确实是压卷之作，意义是很深远的。

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记者：您认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有哪些继承和发展？

陈：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以来的十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基本路线统揽全局，经受住来自国内外和自然界的一系列严峻考验，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江总书记的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建党八十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表现出巨大的政治勇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发表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是我们党在实践中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集中表现和重大成果。实践证明，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回首十年巨变，展望未来前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跨世纪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定可一步一步达到，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陈开枝邓小平南巡与南方谈话 篇2

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改革计划体制, 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 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 不是互相排斥的, 而是统一的, 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1984年10月22日,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 在讲到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 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 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 也很不容易通过, 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是个好的文件, 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我是这么个评价。”十三大报告, 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但个别提法有所调整, 即通篇没有出现“计划经济”这个概念, 完全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之所以能达到这个高度和邓小平的反复提示, 是有很大的关系。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赵紫阳等人谈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等工作时提出, “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了。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 只要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根据邓小平的指示, 十三大报告是这样论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 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彻底抛弃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的传统观念。1989年“六四”事件后, 有人借批资产阶级自由化, 要求重新修改十三大报告。邓小平明确回答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 几十年不变, 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 一个字都不能动。”1989年11月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 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改革的核心问题, 在于逐步建立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程度、方式和范围, 要经常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进。”“要根据治理整顿时期应当多一点计划性的要求, 适当加强集中。”这个提法不仅重提计划经济, 而且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视为“板块关系”和“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和十三大报告“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 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以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等等提法相比较, 显然不是前进了, 而是倒退了。

吴敬琏在2012年2月上旬召开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说, 1988年的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很严重) 、1989年的政治风波, 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政治问题归咎于市场取向改革, 指责“取消计划经济, 实行市场化, ”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旧路线、旧体制的又一次回潮。正是在两种思潮激烈交锋和“开倒车”活动很活跃的背景下, 孕育了邓小平的南巡谈话。

二、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精神

实际情况是, 针对当时的倾向性思潮, 1991年春邓小平的上海谈话, 就体现出来了。有人因此把邓小平的上海谈话视为次年南巡谈话的预演。只是有些人听不进去, 或者是没有听懂。如果大家都听进去了, 都听懂了, 就不会有次年的南巡谈话了。邓小平1991年1月28日至2月20日视察上海。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改革开放还要讲, 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 我们党要说话, 要说几十年。不要以为, 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 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 两者都是手段, 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 胆子更大一点, 步子更快一点。”当时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 (意思是黄浦江评论, 其作者是曾任《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 的四篇系列文章, 基本精神脱胎于邓小平上海谈话的内容。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凸显几个字:“何以解忧, 唯有改革。”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明确指出, 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上海谈话的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 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 资本主义有计划, 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 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蕴藏着资本主义幽灵。”3月22日, 发表第三篇文章, 题目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的攻击, 责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第四篇文章, 即《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主题是要从组织上人事上保证改革开放, 受到一系列的大批判。不仅如此, 10月7日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 在领导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 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 好不容易把大家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 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 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 这不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此时也同时受到北京大报的围剿, 几乎是针锋相对的, 矛头指向市场经济。

1986年至1990年, 邓小平至少先后四次提到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作为中国改革的主要选择, 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一定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深知内情的人说,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 早已有之, 但他生怕党内不接受, 达不成共识, 会导致党的分裂。邓小平深知, 只有统一全党思想, 才能推动改革开放。因此他在北京冷静观察和思考之后, 直到南巡谈话时系统地提出来。1992年1月18日, 88岁高龄的邓小平踏上南巡之路, 经过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南巡谈话的要点包括五个部分: (一)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还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并提到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年广久。邓小平南巡谈话是这样说的, 改革开放初期, 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 说他赚了一百万, 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 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 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 如果处理不当, 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 影响改革的全局。 (二)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敢于试验。看准了的, 就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 没有一点“冒”的精神, 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 不敢闯, 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三) 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 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 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 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 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 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 是必要的, 也是能够办到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 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搞科技, 越高越好, 越新越好。 (四) 要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改革开放, 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 (五)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可以这样说, 邓小平的南巡谈话, 从理论上回答了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 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理论生长点和理论创新空间。

三、从春天再出发, 奔向科学发展、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20年前的春天,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世纪伟人邓小平35天的南国之行, 犹如浩荡春风, 给华夏大地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这次南巡谈话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重要分水岭;20年后的今天, 正值党的十八大将在今秋召开, 社会各界期待再次凝聚改革共识, 再次为改革注入新的活力, 奔向科学发展、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短短20年, 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 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走上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轨道。10年前, 中国冲破重重阻力,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 跨越式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20年来, 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无数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无数人的梦想在改革开放这一大舞台上变成现实。安徽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 傻子瓜子专卖店里, 每天都有众多的人在选送各种炒货, 20年前身陷困境的“傻子瓜子”年广久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摆脱困境, 如今已成为资产过亿元的现代化炒货企业, 加盟专营店达到数百家。

20年来, 在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指引下, 伴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加深和改革的深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建立走向不断发展和完善。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到十四届三中全会 (1993年) 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 (2003年)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20年间,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支撑。

当前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是, 2012年即将召开党的十八大。新一届领导班子, 将率领全国人民完成基本上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与基本上建立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目标,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使全国经济社会全面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如果说, “十一五规划”是初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 “十二五规划”要达到基本纳入科学发展轨道, 那么, “十三五规划”则要达到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 是相辅相成的。这就不难理解, 为何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中提出来的。

应当这样说, 1992年以来的市场取向改革, 尽管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突破和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 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 这就是偏重经济体制改革, 不够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还没有转变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轨道上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至今还直接控制着全国很大一部分资源, 包括土地资源、金融资源、矿产资源, 等等, 市场还不可能在市场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 要素市场的发育还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 极大地障碍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科学发展的全面推进。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深刻论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 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 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看,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 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不然的话, 机构庞大, 人浮于事, 官僚主义, 拖拖拉拉, 互相扯皮, 你这边往下放权, 他那边往上收权, 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 拖经济发展后腿。”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 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

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社会的第二次转型。如果说第一次转型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那么, 第二次转型则是以科学发展为指导, 以人为本, 以公平为准则,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把社会建设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广泛惠及全体人民。而城乡一体化则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与其相联系, 必须把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政府职能不转变, 经济社会转型就是一句空话。

政府转型成为影响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全局性因素。中国新阶段 (即发展型阶段) 公平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四大突出矛盾, 都是同政府转型滞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要解决这些矛盾, 都有赖于政府转型的新突破。一是要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 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1995年在制定“九五”计划时, 中央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但至今仍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 其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就是政府依然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 资源、要素价格依然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 而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能够反映资源稀缺、市场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体系, 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器。这就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突出矛盾, 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只有当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制度化, 政府才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才能有效地缓解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当然, 要实现这个目标, 既取决于改革的力度, 又取决于发展的程度。发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三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突出矛盾, 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的责任。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目前我国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到40%, 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15%。2000—2007年,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下降8个百分点, 政府和企业所占的比重则分别提高5.2个和2.8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0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 2008年达到0.47。体制机制不合理, 是个重要原因。四是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持续扩大的问题。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已经从1978年的2.56倍扩大到2000年的2.81倍再扩大到2009年的3.33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以及由此派生的城乡差别, 是由政府构造的, 统筹城乡发展,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历史使命, 必然要落在政府肩上。五是解决腐败现象高发问题。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 之所以难以有效地抑制, 固然有多方面原因, 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政府还没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服务型政府, 政府还直接控制很大一部分资源和资本, 资本一旦和权力相结合, 加上监督不到位, 就很容易产生寻租行为, 滋生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