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邓小平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

谈论邓小平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共6篇）

谈论邓小平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 篇1

谈论邓小平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

【摘要】：邓小平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他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必须从具体事件抓起、要抓典型；要加强思想教育、完善各种制度；要依靠法制等论述，对于我们搞好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关键词】：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指导作用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并对此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党风廉政思想，本文就此作一粗略探讨。

一、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全党必须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住各种考验，提高了拒腐防变能力。但是，必须看到，在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法制不够完善，存在许多政策漏洞，为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创造了条件。因此，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党和政府机关内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党内不正之风及腐败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它的危害性极大，影响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败坏党的形象，造成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等，而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被坏人利用，就会走向极端，引起社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此，邓小平十分关注，他告诫全党必须高度重视腐败的严重危害性。早在197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就指出：“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 1982年4月他又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风廉政建设的形势显得更加严峻和紧迫。1986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因此，邓小平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要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要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惩治腐败。邓小平特别强调搞好党风建设的重要性，他对陈云同志提出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表示赞同，认为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从而促进整个社会风气好转。

二、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

党内出现不正之风，产生腐败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我国曾是一个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专制主义、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随时可能影响到党内。干部特殊化、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正是这些思想的反映。同时，一些意志薄弱、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的人极力推崇西方的价值观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则为这些人提供了机会。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精神文明建设未给予高度重视，忽视党的建设，致使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导致理想淡薄、信仰动摇，出现以权谋私、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等不正之风。因此，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出现，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希望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腐败现象，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才能使反腐败斗争健康进行，真正地抓出成效。1982年4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看，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1986年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再一次强调：“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重申：“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党风廉政建设既要立足现实，抓紧抓好，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又要着眼长远，常抓不懈，这样才能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得到健康稳步发展。

三、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

邓小平认为，端正党风，搞好廉政建设首先应该从领导干部做起。他指出：“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他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带头廉洁自律。他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他认为：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这些充分说明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在广大党员中发挥表率作用，树立良好的形象，那么广大党员和群众就会心悦诚服地学习这种好榜样，从而在全党形成良好的党风。相反，领导干部带头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普通党员和群众必然会效仿，结果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所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必须有极高的警觉性和自觉性。

四、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具体事件抓起，要抓典型

邓小平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从具体事件抓起，让广大群众看得见，取信于民，同时起到警世作用。他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1989年5月，他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要求：“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抓具体事件，首先要抓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的案件，抓典型。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他认为：“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根据邓小平的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搞好党风廉政建设，通过抓典型大案要案，处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的党员和领导干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贯彻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坚决查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200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和中止其担任的领导职务。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与鲜明态度，任何触犯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将受到严肃的追究和严厉惩处。

五、加强思想教育，完善各种制度，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前提和关键

同一种环境，同一个单位，一些人经得起考验，而有的人却贪污腐化，原因是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的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腐败就是剥削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因此，在党政干部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教育，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是防止腐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前提。1989年邓小平坦诚指出：改革开放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而且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所以，他要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还特别强调进行艰苦奋斗教育。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通过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增强他们的“免疫力”，提高防止腐败、保持廉洁的自觉性。

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既要抓思想政治教育，更要完善各种制度，比较起来，制度更带有根本性。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何建立严格有效的制度?邓小平强调要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体制和新制度，以此规范、约束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防止权力滥用。邓小平提出要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用人制度，建立和健全一套包括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交流、回避等在内的干部制度等等。

在制度建设中，邓小平特别强调应建立健全监督制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就多次谈到对领导权力监督的重要性，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又强调：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监督。1980年9月，他又提出，要通过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从而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置于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之下，防止权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滋长不正之风。邓小平认为监督有三种形式：一是党内监督。它包括党的纪检机关的纪律监督，以及各级党组织的上下监督和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二是群众监督。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实行群众监督，使党能够经常听到群众的意见，发现问题，同时，也会使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慑于群众威力而收敛。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邓小平认为：党外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

六、搞好党风廉政建设要靠法制 法制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邓小平指出：反腐倡廉问题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1986年在谈到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的问题时，他再次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说我们国家由于法制不健全，结果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又一次提出，搞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认为法制建设应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立法要完备，就是要建立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二是执法要严格，决不能心慈手软，姑息养奸。邓小平指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邓小平认为，只有坚决地做到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对于执法机关本身，邓小平要求它们要廉洁，认为对它们不廉洁的问题不能姑息迁就，不能以钱代罚、以钱代刑，这样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

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内容丰富，难于概括穷尽，认真学习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搞好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谈论邓小平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 篇2

一、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 民主集中制贯彻得好不好, 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民主集中制能否正确执行, 需要一系列具体制度加以保证。

一是探索恢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为了充分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 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水平, 邓小平积极倡导恢复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 充分发挥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作用。80年代初, 在邓小平的倡议下, 中央有关部门重新对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进行研究。1988年,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在全国12个市县区组织实施。经过多年的探索, 目前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稳步推进, 不断扩大和深化, 推动了党的民主建设和发展。

二是健全党委制。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基本问题。“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1]229邓小平强调要“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 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 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 做出明确决定, 然后分别执行。”[1]230他还考虑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 逐步变革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为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 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 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

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978年12月,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邓小平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法制。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 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 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 领导人的话改变了, ‘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 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2146邓小平的讲话, 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指明了方向。1980年, 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首次提出了“以法治国”;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宪法, 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二、推进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化

邓小平历来重视党的生活制度建设。在他看来,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 思想作风问题解决不了, 经济工作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 1980年2月,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 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 参加组织生活。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 交流思想,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年7月, 《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健全全党的组织生活的意见》将党员教育的一些传统制度, 如思想汇报制度、表彰优秀党员制度等逐步恢复起来。1981年, 《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制度的通知》明确规定县以上领导干部的双重生活会制度, 要求县以上党委常委除了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外, 同时坚持每半年召开一次党委常委 (党组) 生活会, 并及时向上级党委或组织部门报告生活会情况。1982年,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党员的标准、权利和义务、纪律等都作了详细规定。1988年, 《关于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的意见》对民主评议党员的内容及措施作了具体规定。1990年, 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试行) 》。这些教育和管理党员的文件, 完善了民主生活会、发展党员、流动党员的管理相关制度。

三、改革党的干部人事制度

邓小平多次指出,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针对当时干部制度存在着缺乏生机与活力、不合时宜的多种弊端, 邓小平提出了很多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思想, 逐步形成了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制度。

1. 健全干部的选拔使用制度。

邓小平认为, 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 我们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存在“唯台阶论”论资排辈、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因此, 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坚决解放思想, 克服重重障碍, 打破老框框, 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 同各种浪费人才和压制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 要把对于德才兼备的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2]326。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 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 (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 职务的任期, 以及离休、退休, 要按照不同情况, 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 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2]331, 要逐步从制度上做到干部能上能下[1]330。在邓小平干部选拔任用思想的指导下, 中共中央1986年下发了《关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通知》, 1995年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 这些法规制度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竞争上岗、任期、辞职等作了具体规定, 为后来健全比较完备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2. 健全党的干部监督制度。

邓小平认为, 加强对党的干部的管理, 既要解决思想问题, 也必须解决制度问题和经常性的监督工作。要通过党的监察制度、鉴定制度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的监督制度和考核制度得以恢复与发展。首先, 重新建立了党的专门监督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其次, 制定了对党员和领导干部实行监督的规定和条例。1987年, 《关于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规定 (试行) 》对党内纪律监督的任务、监督工作的分级负责办法、保护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正当权利, 加强对党内纪律监督的领导等问题作了规定。此后,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试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试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的发布使党内监督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第三, 建立了干部考核制度。1979年, 《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对干部考核的原则、标准、内容等都作了具体规定。1988年, 《关于试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制度的意见》开始实施。

3. 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 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 新老交替的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置的问题。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建立退休制度, 这是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1980年8月, 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时候说:“过去没有规定, 但实际上存在着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 不利于年轻人上来, 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3]58他建议“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 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2]360为此, 他设计了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制度———顾问制度。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1975年7月从军队开始的。后来, 由于再次被打倒, 事情被搁置下来。1977年, 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后讲道:“现在我们老干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 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 精力毕竟不够了, 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个小时呢?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 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我们老同志清醒地看到, 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 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4]137党的十二大前后, 中央和省两级设立顾问委员会, 在县级以上单位设顾问组或顾问。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 中央和省两级顾问委员会结束了历史使命, 党中央集体领导最终完成新老交替。

建立老干部退休和退居二线制度。早在1977年, 他在重新恢复领导职务之时, 就提出了干几年便退下来的要求。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全会一致要求推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主席, 但是, 邓小平谢绝了。1981年2月,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从80年代开始, 邓小平力排众议退出一些领导职务。1980年8月, 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 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83年6月, 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 辞去了全国政协主席职务。1987年10月,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辞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 1989年11月, 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 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此外, 根据邓小平提议,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县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要求结合机构改革, 对县级主要领导干部有计划地实行交流。以后, 中共中央又对干部交流的对象和范围作了具体规定, 干部交流制度逐步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 [M].人民出版社, 1989.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人民出版社, 1994.

[3]林建公.读懂邓小平[M].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

邓小平的党风建设思想探析 篇3

【关键词】邓小平 党风建设思想 探析

一、邓小平对党风问题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和智慧，结合时代特征，对党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党风建设思想。

1977年7月，他曾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197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就指出：“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

关于反对形式主义。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尖锐批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他要求开会、讲话都要着眼于解决问题，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邓小平认为要克服官僚主义，就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

关于反对贪图享乐和浪费之风。邓小平同志不只一次地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艰苦创业。”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一优良传统更应坚持和发扬。

二、邓小平提出党风建设综合治理的新路子

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党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现实，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新途径。其中包括：

（一）加强思想教育，改进作风

1989年邓小平坦诚指出：“改革开放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而且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所以，他要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还特别强调进行艰苦奋斗教育。

改进党风，重点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他指出：“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1980年1月，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说：“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

（二）严肃纪律，从严治党

邓小平认为，改进党风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必须落实到对不正之风的严肃处理上，落实到改进工作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上，从具体事件抓起，要抓典型。

抓具体事件，首先要抓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的案件，抓典型。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党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

（三）完善制度，规范行为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何建立严格有效的制度？邓小平强调要通过改革，逐步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体制和新制度，以此规范、约束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防止权力滥用。在制度建设中，邓小平特别强调应建立健全监督制度。1980年9月，他提出，要通过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从而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置于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之下，防止权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滋长不正之风。邓小平认为监督有三种形式：一是党内监督；二是群众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

（四）加强法制建设

法制在党风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邓小平指出：反腐倡廉问题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1986年在谈到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的问题时，他再次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说我们国家由于法制不健全，结果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都出来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又一次提出，搞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认为法制建设应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立法要完备；二是执法要严格。对于执法机关本身，邓小平要求它们要廉洁，认为对它们不廉洁的问题不能姑息迁就，不能以钱代罚、以钱代刑，这样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

三、启示

邓小平党风建设思想，内容丰富，难于概括穷尽，认真学习他的这些思想，对于搞好新形势下党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给我们很多有益启示。

（一）改进党风，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

由于党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把党风建设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抓党风建设，全党精神面貌和作风状况焕然一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必须看到，当前党的作风方面还存在大量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风”还相当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群众隔开，使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最终难以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因此，在改革开放整个过程中，都要锲而不舍地抓党风建设。

（二）改进党风，关键在于落实群众路线

党风建设的核心就是党群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在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同样需要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当前，推进作风建设的主要工作，就是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这就要求发扬民主、开门整风。要建章立制，积极引导和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评议和监督。要真抓实干，切实把人民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以优良党风凝聚起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力量。

（三）改进党风，要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既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常抓不懈，又需要在坚持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重视作风建设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不断提高作风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这样才能真正抓好作风建设，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卢先福.邓小平党建理论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谈论邓小平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 篇4

军事科学院 袁德金 马德宝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大转折、美苏等诸多国家仍忙

于冷战对抗之时，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捕捉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及时调整了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从方方面面进行拨乱反正。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他毅然决定，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由“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大力推进精简整编，努力探索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由此为起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形成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高瞻远瞩，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冷战的帐幕已然拉开。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在朝鲜战场上，中美展开了面对面的战争较量。1951～1958年间，美国在亚太地区拼凑了针对中国和苏联的7个军事集团。为抗击美帝的战争威胁，中国被迫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准备。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一度面临两霸施压的艰难境地：美国在中国南面侵略越南、老挝，苏联集结军队于中苏边境并多次进行武装挑衅。为预防万一，毛泽东提出，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此，还实施了“三线”建设，并提出了“山、散、洞”的原则。这一时期，在美苏两霸的战争威胁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得不一直处于“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之下。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苏联对我的威胁也受到“一条线”战略的制约。在国际上，冷战虽继续进行，但美苏对抗有所缓和，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1981年，邓小平在认真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新特点后指出，“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不要搞那些人为的紧张。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1984年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10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10年。”

基于这些判断，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开始酝酿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并着手推进军队的精简整编。

1985年5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和贯彻我国政府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的战略决策，研究制定落实这一决策的措施和步骤。

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了变化，对外政策也有了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他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 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而这两家都不敢打，一是因为这两家都有毁灭对方的能力，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二是两家在全球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不敢动；三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因此，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由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战争因素还会发展。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邓小平同志说，根据这个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希望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要发生世界战争。这是可能的，不是空话。

“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同志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政策也要有一个改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邓小平同志说，现在看来，这两个判断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基于这两个判断，他强调，我们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同时，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也是个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等到我们的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

198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央军委适时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从临战应急状态转向相对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从而较早主动地走出了冷战的阴影，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赢得了主动，争取了宝贵时间，也使国防和军队建设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统揽时局，明确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多年间，邓小平不仅使国防和军队建设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而且还提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

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中国的发展会对世界和平的维护做出积极贡献。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自己永不称霸。为推动世界和平，邓小平主张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冲突，反对在国际交往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结盟和对抗。1984年2月，他提出“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世界上的许多争端。作为一名政治家，邓小平认识到，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的世界上，要维护和平和安全，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国防，用强有力的防卫，来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的安全和主权。1989年10月，他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认为，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就需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1989年12月，他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作为人民的国防，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还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我军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军队和其他国家军队的本质规定。邓小平要求，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我军必须捍卫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

把现代化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目标。中国近代史的苦难，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建设强大国防的重要性。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防” 的号召，并将其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目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国防现代化同样受到了严重冲击。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后再次明确指出，把现代化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目标。1977年，他明确表示，我们还有人民战争经验，还要向国防现代化方向发展；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同时，他还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此设定了一个科学可行的模式。那就是，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必须实现经济、科技、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正是认识到这一历史规律，邓小平提出，要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国防现代化提供深厚的社会、物质、技术、制度支撑。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开始。要从教育着手，提高文化水平。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提升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富国强兵之梦，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正在逐步走向现实。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国防建设的核心和关键是军队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军队，如何建设军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着眼未来战争需要，立足我军现实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应该指出，“三化思想”，在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中有过充分的论述和体现。但是，明确、集中、系统地论述“三化”，则是邓小平建军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更为突出的是，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把现代化更加明确地、始终一贯地、实实在在地作为军队建设的主要目标。邓小平认为，我军建设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不适应，即打赢和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足。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必须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但是，我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围绕现代化这一中心，革命化提供政治保障，正规化提供制度保障。可见，邓小平在坚持现代化这个中心的同时，又坚持革命化、强调正规化，高度重视军队的革命化建设，把全面建设与重点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了军队建设全面发展与突出重点的辩证统一。

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邓小平指出，坚持经济建设，推动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的建设大局。全国党政军民，要一心一意地服从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为此，他采取了以下一些主要措施：一是减少军队员额服从经济建设。19 81年，邓小平指出：“要重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必须明确服从经济建设，不然国防建设也是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军队员额减下来。”据此，他在1985年做出了我军裁减员额100万的战略决策。二是积极参加支援国家建设。邓小平强调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他指出，军队培养两用人才的工作真正做好了，部队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就容易了。我们军队培养了不少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把其中一些人才转业到地方各行业去，对地方也是个支持。

科学决断，推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举措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采取什么样的建设举措，是一个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实际，结合世界各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普遍规律，推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新举措。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坚持战斗力标准，压缩数量，提高质量。邓小平强调，军队建设要搞少而精，真正顶用的。在相对和平时期，国家面临的战争威胁不再那么迫切，军队不必要时刻准备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争，因而，也就没有必要保持太大的规模。和战时或战争威胁十分迫近相比，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更加讲究质量和效益，而不是规模和数量。为此，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消肿，大力压缩数量。1975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要研究精简整编，解决肿的问题。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1985年作出了百万大裁军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还强调，精兵不仅是要减人头，还要调整结构，建立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指挥体系。他指出，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因此，提高质量，大力建设现代化，是我军建设的内在需要。为此，他指出，“ 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他还说，“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 ”。他还明确指出，现代是合成军队作战，要搞些合成军，合成师，逐步地把部队合成起来。

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军队提高战斗力有两个基本途径：作战和训练。在战争条件下，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作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没有战争的相对和平时期，军队提高战斗力，主要依靠教育训练。鉴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从教育训练中要战斗力。1975年，邓小平在抓军队整顿时就指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并提出军队“要准备打仗”。1977年8月，邓小平针对“四人帮”给军队建设带来的破坏，再次强调：“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邓小平认为，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是现代战争越来越复杂，要求越来越高的体现。他说：现代战争是合成军队作战，“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随着军队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武器装备的性能越来越复杂，装备的使用、维护、保养，以及由此产生的指挥和保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经过事先培训就拿起枪杆子上战场，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发展需要。邓小平认识到，现代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力加强军事院校的建设，突出军事教育的战略地位。他指出，军队过去主要是靠打仗训练干部，现在不打仗，主要靠学校训练干部。他要求，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并对如何办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法和措施，对指导我军新时期军事院校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国防科技水平。20世纪70年代末期后，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使科技对经济、军事和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现代社会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转入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就必须切实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水平。他明确指出：不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发展高科技，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国防高科技。他说，如果 20世纪60年代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的这一伟大决策，对于我们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军队来说，无疑在保持我们传统优势的同时，开辟了一条顺应世界潮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之路。

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在和平时期，军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是通过连续的、自觉的改革来实现的。邓小平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又一次革命。因而，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防和军队的改革，成为他领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推动国防和军队发展的一个战略举措。邓小平认识到，制度建设对于军事改革来说，更为困难，更为重要，也更具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1981年7月，邓小平就表示：改革，“归根到底要解决军队的制度问题。”还主张，要把军队改革与全面改革结合起来。他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此外，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把改革贯穿于军队建设的全过程。强调改革是长期的，不是一蹴而就、靠搞一两次大的行动就能完成的。这种长期性，是由国家全面改革的长期性，社会变革的持续性和军事变革的不断发展等方面所决定的。因而，1975年以来，邓小平在领导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就多次提出和推进多方面的调整改革，使国防和军队建设驶上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轨道。

谈论邓小平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 篇5

I2014年9月22日, 邓小平终身教育思想暨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升级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研计会在小平同志故乡四川广安召开。会议由国家开放大学和中国教育技术协会高校远程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和广安广播电视大学承办。会议的召开恰逢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 旨在纪念邓小平同志对教育事业特别是远程开放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并且促进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升级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本次会议由国家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少刚主持。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周满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季明明、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处长王雅丽、教育部职成司远程教育处副处长王立、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全禄及来自天津、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湖南、四川、成都、重庆、甘肃、兵团等全国广播电视大学与开放大学的领导和优秀学员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探讨了邓小平终身教育思想在推进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升级发展中的意义与作用, 并结合学校发展实际分析了在转型升级中所遇到的困难, 会议气氛祥和热烈。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周满生在讲话中谈及了对办好开放大学的认识, 强调办好开放大学要找准定位, 要把提高质量摆在突出位置, 引进优质课程资源, 并努力争取政策支持。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罗大玉在讲话中结合邓小平终身教育思想谈了四川开放大学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指出了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在开放大学建设中的困惑与困难, 并提出了推进四川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升级发展的思路。当天, 与会人员还参观了邓小平故里, 向小平铜像敬献花篮, 并向邓小平故里管理局捐赠了《关于筹办电视大学的请示报告》批复件 (影印件) 。国家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少刚主持会议_""PL*‘1—^―^Fi|^3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周满生发表讲话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罗大玉发表讲话会议现场《关干筹办电视大学的请示报告》枇复件^赠仪式丨1|^视_示_批酬_通_

浅谈儒家思想与廉政文化建设 篇6

一是要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廉政理念。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政府官员的伦理行为，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公仆意识，如果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真正把自己当成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这就要求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教育抓好了，德治加强了，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了，就可以有力地防范和减少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

二是要进行“立志”教育。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一旦树立，就会变成行动的方向与动力，就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就会远离腐败与堕落的陷阱。儒家之志乃“内圣外王”，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理想境界、磨砺坚强意志；外王，即是服务社会、管理国家、安定群众。怎样才能做到立志呢?王明阳说：“立志就要‘收放心’”。一个人清心寡欲，矢志不渝，这是人心向上的最好状态。然而很多时候，人心是浮躁的，东追西逐，不知所至。所以，他认为，鸡鸭放出去了还要收回来，更何况是自己的心。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些腐败的党员干部的良知却不知到哪里去了，就像放出去的鸡鸭牛羊，收回来难，也不想收回来了。所以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倡导树立大志，做到干大事业要抗得住诱惑，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

三是要重视“知耻”教育。耻辱，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社会评价，是对那些不履行社会义务、违背社会公德、违反国家法律等各种错误行为的否定、贬斥和谴责。我国儒家文化有优秀的“知耻”的廉政观点。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行已有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辱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中国反腐败的艰难之处，正是缺少一种“知耻”反腐倡廉的文化氛围。廉政文化的缺乏和弱化必然会让腐朽文化乘虚而入，诱导和腐蚀人们的意志，误导人们的行为。比如现在一些贪官徇私枉法，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又比如“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贫”、“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等腐败文化如果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就会导致集体性腐败、体制性腐败以及人们的羡腐心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