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精选6篇）

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篇1

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摘 要]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形成的，是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当时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新时期 反腐倡廉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自成立以来就一贯提倡廉洁政治，坚持反腐败斗争，并把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他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但同时又使党的执政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严峻考验。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一面强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抓经济建设，一面反复告诫全党要防止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举措，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反腐倡廉思想。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不仅在当时对于正确分析反腐败斗争形势，有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正在开展的反腐倡廉建设、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时代背景

1.党的执政地位和改革开放新形势，要求必须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由于我国处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就更加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对内改革具有巨大而深刻的社会进步意义，已经而且还将继续为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入崭新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同时，由于新旧体制的转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新体制是在旧体制内部孕育，而且是通过渐进过渡的方式，从旧体制的缝隙和边缘生长出来，并逐步向其核心部位渗透发展的，所以整个过渡的过程呈现出各种心态、观念交织的状况。社会生活也由此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种种碰撞、摩擦、错位和空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某种程度的混乱和矛盾。邓小平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新情况下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党风廉政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邓小平认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p143这就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应当体现的优越性之所在。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谈到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时，指出：我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p378。邓小平又一次从比较中强调了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有关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大问题。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表达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我们既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争取和利用一切条件来加快发展自己，又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和民族特点，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决不能走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经济繁荣、道德沦丧的老路。如果党风和廉政建设搞不好，就不可能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保证。邓小平指出，“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1]p164。“这件事抓好了，就可以真正促进改革和建设。”[1]p153邓小平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概括起来，就是党风廉政建设，对于改革和经济建设起着一种“保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二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遵循正确的轨道和方向；三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向前发展。如果党风廉政建设搞不好，让贪污贿赂之风盛行，改革开放就要失败，经济建设最终也将被破坏。

（3）党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要端正社会风气就必然要首先端正党风，这是邓小平经常强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搞好社会风气和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关键作用，只要广大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清正无私，起表率作用，就一定能够带出一个好的社会风气和好的思想风貌。邓小平曾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2]p812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既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要起先锋模范作用的一贯要求，也是对中国文化中“政者，正也”传统理论精神的弘扬。

（4）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他说他赞成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观点。邓小平认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p313

总之，腐败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涣散了党心民心，腐败之风已成为人民心头之恨、改革开放之大敌。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克服，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开放大业，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无产阶级政权。因此，反腐败的成与败已经成为决定改革开放大业和社会主义江山兴与衰的关键。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反腐败提出了新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运行，给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市场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文明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经济领域来讲，它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从精神领域来讲，它有利于消除封建特权思想，完善民主政治，推动思想、文化建设；有利于克服现行政治体制上的某些缺陷；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和树立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新风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属性，它不可能完全消除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盲目性和自发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不很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行为的法制化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商品经济所固有的特征极易诱发某些消极现象，成为产生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党风廉政建设的环境更趋复杂。所谓开放性，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打破地域界限，敞开山门、寨门、县门、国门，向市场、社会乃至世界开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使得从事和参与经济活动的党员、干部同社会接触的范围急剧扩大，交流的渠道急剧增多，相互影响的程度急剧增大。社会上某些不健康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也因此更加直接地影响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作风，增加了党员干部遭受腐蚀的可能性。

市场经济的等价性，极易侵蚀党内政治生活。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原则不能不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如果疏于防范，就会使党内政治生活带上功利化、商品化的色彩。例如：一些党员干部做了点工作，或在工作中做出了点成绩，就向党讨价还价，伸手要官、要地位、要待遇等；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同志间关系时丧失原则，不是在政治、思想、生活上真诚地互相帮助，而是互相利用，彼此谋利；一些掌权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上犯罪道路。

市场经济的营利性，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价值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的“企业化”和“个人化”，使一些党员干部片面追求和强调局部与个人利益，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思想，陷入“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的泥沼中，把赚钱谋利、发财致富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来追求，从而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党的宗旨、党性原则和党员、干部应有的形象统统抛到一边，对政治失去兴趣，这是一种很不正确、很危险的思想倾向。

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容易诱发违法乱纪行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商品生产经营者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法人和竞争主体，具有各自的经济利益。一些人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赢利，就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不择手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搞歪门邪道、弄虚作假、损人利己。此外，请客送礼、金钱开路等各种“搞活经济”的现象也会出现，滋长不正之风。

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客观上为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滋长提供土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计划性一面而言，是自觉的；但就市场调节一面而言，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在经济活动中，一些生产经营者，往往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执行政策上，往往借口特殊情况而搞所谓“通权达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往往随着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有时还很严重，甚至纠而复生、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热切希望我们党消除腐败，端正党风。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党群关系不仅是党风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任其滋生蔓延，就会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会动摇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已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败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

1.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过程之中，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邓小平称“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p141。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在论述各项工作任务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关系时指出：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毫无疑问，反腐败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也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也是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深刻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1]p141。我们党吸取历史教训，科学确定和把握各项任务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避免了重犯历史错误。在反腐败问题上，正确确定了它在党的整体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邓小平多次指出的，反腐败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搞好改革开放的保证。按照这样的思路，就是要把反腐败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过程，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党的工作的中心。

反腐败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对经济建设具有能动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集中表现为“保证”作用，即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概括地讲，反腐败关系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方向问题、本质问题。邓小平曾经讲过一段寓意深刻、发人深思的话：“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p154由此可见，反腐败服务于经济建设，不是狭义的服务，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服务，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对我国的经济基础起着促进的作用。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和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的状况最终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要保持我国的经济建设以至于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反对腐败。

2.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认为，对于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仅要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来看待，而且在工作上必须作为大事来抓，作为大事处理和安排。“两手抓”方针的提出和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工作中心是领导经济建设，党的其他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如果不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较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实力，就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有失败的危险。但是，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让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腐败现象到处泛滥，这同样不能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且还会使党和政府脱离人民，也有失败的危险。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1]p28。党风廉政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以非常形象、简洁的语言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坚持“两手抓”方针的实践中，往往出现抓精神文明及廉政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情况，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危害。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1]p306，从而提出了“两手都要硬”的命题，形成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这里，邓小平把惩治腐败、打击经济犯罪同坚持改革开放并提，要求这两手都要硬，这就把惩治腐败提到战略高度加以强调，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方针。

3.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路，是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关于反腐败斗争长期性的思想是很深刻的，他多次强调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纠正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是长期的经常斗争，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当中。同时，邓小平也强调不能因为反腐败是长期的斗争而稍有松懈，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在一定的情况下，为了刹住一个时期的势头，可采取一些比较紧迫的办法，在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他还提出可以组织几次打击经济犯罪的战役，狠抓两年，抓出成效。他的这些论述，对形成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所谓长期性，就是指反腐败斗争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全过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1]p164。唯有如此，才能把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从而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政府的廉洁，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所谓阶段性，就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反腐败斗争要达到的预期目标和成果。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战略和策略，符合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客观规律，也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体现和发挥。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既有总体目标和规划，又分阶段部署实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滚动或发展，由浅入深，由治标到标本兼治，由量变到质变，由小胜到大胜，由局部成果到整体成果。这样就能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

4.依靠法制反腐败。运用法制手段反对腐败，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突出强调了法制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p379。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对腐败，是基于他对法制的性质、特点以及对我国传统和现实形势的深刻认识。

首先，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第一，邓小平强调反腐败要依靠法制，这是由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一性质决定的。腐败的本质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违背了人民意志的行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证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根本出路就在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把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权利通过各种具体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证。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二，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制的特点决定的。他明确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能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和减少人们行为的随意性，堵住产生腐败现象的漏洞，有效减少腐败滋生的条件，起到防范于前的作用，又能惩治腐败，达到惩戒于后的作用。

其次，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我们党执政后，一度曾习惯于用群众运动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结果酿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反腐败斗争稳妥、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在法制轨道上不断深入。

最后，依靠法制反腐败是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规范化、法制化的经济，它不仅要求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而且要求政府管理行为也必须法制化。这就决定了不管是市场主体还是其他管理部门，都必须接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市场经济法制化的特点和依靠法制反腐败是一致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为反腐败创造更加有利的法制条件；另一方面，把反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在全社会各个方面建立起严格的行为规范和有效的监督、惩戒机制，必将促进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使任何权力的行使都有章可循，使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邓小平反腐倡廉的伟大成就

1.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反腐败，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我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将它形容为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此，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如果仅有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以致于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腐败现象四处泛滥，这样就会使我们党和政府脱离人民，面临失败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又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他说，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手都要硬，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这是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我们党在确定改革开放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问题。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邓小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既精心指导改革开放，又十分关注反对腐败，始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从时代的高度、从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来观察反腐败问题，告诫全党同志对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认识要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高度，及时地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此后，在我国改革、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又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从不同的侧面阐述反对腐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一是把反对腐败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他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除了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题中应有之义。二是把反对腐败作为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重要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形势很好，但在社会风气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p154。因此，要以反对腐败来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三是把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指出，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就是两点论。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鲜明、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在号召全党同志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步伐的同时，再一次强调了反对腐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并明确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正是由于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在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才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在正确的轨道上向前迈进。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结合，解决了人们对反腐败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形成了党在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战略方针，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2.加强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推动了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而且对如何才能有效地反腐败提出了治本之策，这就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各种监督制度。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在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政治中广泛存在的“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3]p327行为，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官僚主义造成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3]p327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之所以会发生，固然有思想上的原因，但更有具体制度上的原因。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

因此，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不仅要解决思想问题，尤其要解决制度问题。要从根本上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需要尽快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对党员、干部的行为施以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例如，为了克服特权现象，对各级干部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中的地位、作用和内容等。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3]p328。他提出，反腐倡廉要从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上解决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法制建设，他认为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这里讲的“法制”，不仅包括构成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在内的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制度，而且指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法制教育等整个活动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p14716字方针。1992年初他在视察深圳、珠海等地时又重申，解决社会上各种丑恶问题“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p379。法律建设具有思想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等问题。

由于邓小平一贯重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强调加强立法、严格执法，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从而为我们新时期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步入良性循环奠定扎实的基础，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

3.端正了党风，改善了社会风气，密切了党群关系。我们党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能否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从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一直告诫全党同志，要高度重视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然而，当时我们党内的状况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来得及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遗留下来的消极现象，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理想淡漠、纪律松弛、一切向钱看等等消极现象。特别是有的党员干部还存在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等腐败行为，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及时指出，我们要提醒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们，不能这样做。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党风好坏决定人心向背，人心向背决定党的命运。

作为一个置身于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执政党，最容易产生的、同时也是最危险的问题，就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如果一个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失去了最可靠的政治基础，就会被瓦解，甚至失掉政权。正是由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的队伍现状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才使得我们的党风得到进一步端正，党群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使得我们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责任编辑 彭月才

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篇2

关键词：邓小平文选；思想政治工作；指导方针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4-0078-01

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些论述，对于加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邓选》三卷精辟地阐述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1.思想政治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同志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以后，我们“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目前，我国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又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敌对势力以及各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来破坏我们的事业、侵蚀我们的思想。我们如果放松和削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可能走到邪路上去。

2.思想政治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中心环节。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是否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邓小平同志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和发展，只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提高思想道德水准。

3.思想政治工作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主体、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经济，是竞争型、开放型和以科技现代化为先导的经济。一方面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教育职工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引导人们自觉警惕和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生活方式的侵袭，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邓选》三卷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和方法

1.要抓具体，力戒空谈和形式主义。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针对人们的思想实际，回答社会的热点，解答人们认识上的难点，解开人们的思想疙瘩，同时要针对人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难，邓小平同志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脱离实际，搞花架子，作表面文章，不仅严重损害党的形象，而且影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

2.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言行教育人、影响人。“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思想政治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一是要加强理论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二是要切实抓好党风和廉政建设，塑造好自我形象．以自己的模范育行教育人、影响人．邓小平同志说，“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三是要深入调查，勤于思考，敢于创新。邓小平同志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他强调这种工作“不是改头换面的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

3.要常抓不懈。邓小平同志针对1989年出现的那场政治风波指出：“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只要全党上下重视这项工作，抓紧这项工作”，“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论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最终版） 篇3

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权力失去制约、失去了监督，当权者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为自己、为亲友谋取私利。特权导致腐败。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存在弊端，这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

法国的孟德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主要就是公共权力与金钱、物质、美色等的交易，公共权力成为腐败者谋私的手段。权力的运行需要制约和监督，监督是制约权力、抵制腐败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廉政建设的落脚点就是要要放在规范权力的运行上面，建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权力制约的内在依据在于权力源泉的人民性。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跋扈，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规章制度不健全或不严格执行，决策、人事、管理缺乏公开和透明度，特别是对这些单位的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这些领导腰杆又不硬，反过来又放任下属违法违纪，甚至暗中为其牵线搭桥，使腐败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人事升迁任免权，行政审批权，资金发放权等，大到官吏的荣升贬谪，小到百姓的油盐酱醋，都受“公仆”的干预、影响。一些当权者，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唯我独尊，专权擅断，压制民主，践踏民意，脱离人民，由“公仆”变成“老爷”。搞“一言堂”，“家长制”，特别是在决策上缺少民主性和透明度，许多腐败事情由“暗箱操作”、“权力黑洞”产生的，或只有圈内的少数亲信知道，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的屏障，权力寻租，索贿受贿，权力达到了最大的使用值，腐败现象产生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换，大搞裙带关系，“亲友团”控制一方。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家族网、人情网，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近几年来被揪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胡建学、李嘉廷等都是由于集中了过分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他们大权独揽，权倾一日，威震一方，胡作非为，贪污受贿，权权交易，以权谋私，以权猎色，贪图享乐，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例如，云南省委原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就是一个腐败分子，收受邹某某等9人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共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与有夫之妇徐某某通奸，并利用职权为徐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纪周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我们国家中不断滋生的腐败现象，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湛江特大走私案、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烟台“11.24”特大海滩事故，层出不穷的“豆腐渣”工程，甚至长江三峡工程，长江大堤抛石护堤工程，这样百年大计的“生命”工程，竟然有偷工减料严重事件，使工程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腐败现象正吞噬着党和国家健全的肌体，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干群关系，毒害了人们的心灵，污染了社会风气，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腐败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它是寄生在国家健全肌体上的毒瘤。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利剑向腐败现象进行不懈怠地斗争。

二、加强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

首先，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开展理想信念和法制教育，引导大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利益观，真正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腐败。

应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发生，应建设各个环节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范操作程序，制止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特别是对重大决策，必须坚持集体讨论决定和公开办事的原则，增强权力行使的透明度，充分发挥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制约作用。同时，应加强财务管理，实行财务委派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财务监控，坚决取缔小金库，从源头上铲除滋生粮食腐败的温床。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向腐败分子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狠抓了一批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和威慑力。反腐倡廉纯洁了党的队伍，健全了党的肌体，受到了人民的拍手称快的赞扬，提高了党的威性。但是这没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铲除腐败要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控制，只有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同时，转变政府职能，由行政命令、审批向协调、中介、服务职能转变。

一个个被揪出的腐败分子，他们不是先天就具有“腐败因子”，他们大都有一个艰苦的成长过程，有一个艰难的奋斗史，有绚烂多彩的创业史，他们也曾有许多璀璨耀眼的光环，他们为什么由一个“明星”、“功臣”脱变为一个令人唾弃的腐败分子呢？也许你可以说，封建残余思想，特权思想，资产阶级的享受思想等，不一而足，为什么一沓钞票、一根金条、一座洋房、一句许诺，一个情人，就把他们拉下水了呢？为什么不从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上铲除其根源呢，腐败分子“腐败”后才被制裁，对个人和国家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如从“源头控制”，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和制约机制，科学地调控权力的运行，那可以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

因此，我们反腐败要从根本上、制度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产生的土壤，建立一个健全的权力产生机制、权力运行机制、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产生、运行的规范，对权力行使的制约，对权力滥用的监督。使腐败现象失去滋生的温床，把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加大对现行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增加决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他切中肯綮地指出：“克服特权思想，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长期性”。

我们从根本上反腐防腐，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要从健全完善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入手：

① 建立完善的完备、科学的人事任免制度，公开竞争，择优录取，精选优秀人才。任人唯贤、唯能，杜绝任人唯亲，跑官、要官的行为。建立完善公平、公开、民主选拔、选举公务员、官员制度，使德才兼备的英才脱颖而出。建立完善公务员的考试、考核、奖惩、晋升制度，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

② 建立完善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权。杜绝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的温床，监督和防犯行政审批中可能产生的腐败行为。

③ 建立完善公务员、官员生活保障制度。高薪虽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但提高了腐败的成本。举个例子，我们给公务员一辆“奥迪”，行贿者给一辆“夏利”，肯定不会产生腐败。高薪养廉目前不现实。高薪与经济状况是相关联的，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很高的高薪。另外，高薪的标准是什么，说不清。公务员的收入是与地方财政相联系的，而现在各地方的财政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势必导致薪水的不平衡，这种差异是暂时无法消除的。当然，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是可以实行“高薪”的，以后的趋势也会是“高薪养廉”。

④ 建立完善信息的保密与公开制度，增加对决策的监督和决策的透明度。

⑤ 建立完善公务员、官员轮换、回避、任期制度。

⑥ 建立完善民主评议制度。

⑦ 建立完善群众检举、监督制度。

⑧ 建立完善财产登记、申报制度。

⑨ 建立完善重大事项的公开制度。

⑩ 建立完善弹劾、罢免制度。

增加政治的民主性和决策的透明性，切实保证人民的参政、议政权、监督权，并切实以上制度的贯彻实施，必然有效地防范、遏制腐败。正本才能清源，“欲流其远者，必浚其泉源，欲求草木之长者，必因其根本”。从制度上保证不能腐败。把腐败现象消灭、抑制在萌芽状态，决不使其滋生、蔓延。

三、依法行政是反腐败的关键

我们社会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与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没有切实实行依法行政的重要关系。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和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甚至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干些专横非法的事。好大喜功，好阿谀奉承，好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唯我独尊，大权独揽，高高在上，目无组织，目无党纪国法，权力欲膨胀，特权思想严重，办事缺乏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凡事由长官一人说了算，写条子、打招呼、办事缺少公开性、透明性，搞“暗箱操作”，导致徇私枉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腐败现象就产生了。

邓小平指出：“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很少。解放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他指出了我们的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缺少法治理念，以人治代替法治，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过分集中，如果领导的品德存在问题的话，腐败现象就随之产生了。

我们必须运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来制约权力、防治腐败。邓小平在反腐倡廉问题上，提出了用法制手段。在廉政问题上，他讲到“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做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现在实行依法治国，重要的是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制约权力。（1）依法配置权力资源。建立稳定的合理的权力制度，建立国家机关的工作范围和责任制度，使国家机关权限分工、权力取得规范化、法律化。（2）依法制约权力主体。使权力行使者受到制度和法制的规范和约束，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轮岗制、民主评议制、选举制。邓小平指出：“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的。”（3）依法监督权力的运行。依法建立权力运行的监控制约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审议、质询等方式监控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专权。（4）依法监督矫正权力的滥用。对权力滥用，以权谋私者，通过弹劾、罢免、撤销、制裁的方式来矫正权力的滥用。邓小平指出：要健全领导制度、规范权力制约活动，“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轮换制度”，设置罢免制度，他指示“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

依法行政是保证我们办事的公开性、公正性、民主性，有效地防范腐败的产生的关键。官吏的任免、选举、重大事项的决策、重大项目的招标、投标等必须按照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进行，向社会公开，增加公众参与性，保障公民的参政权、知性权、监督权。防止官员的专断擅断，防止“暗箱操作”，防止程序不公可能产生的腐败现象。

四、加强司法监督是反腐败的后盾

以严厉法律的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慑于法律的威严使欲贪污腐败者不敢贪。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发挥党纪国法的特殊预防功能。不仅对涉嫌犯罪者要一查到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规经商等违反党纪政纪者也要从严惩处，决不姑息。应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全面的清理检查，可采取公告形式，督促投案自首，鼓励检举揭发，从而震慑犯罪分子，纯洁干部队伍，坚决堵住腐败这一黑洞。

五、加强社会监督是反腐败的保障

权力的运行受到社会的监督，可以有效防止权力运行中产生的专权擅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社会监督包括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发挥第“三只眼”的作用，使腐败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法国的孟德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的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权力的运行需要制约和监督，监督是制约权力、抵制腐败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权力制约的内在依据在于权力源泉的人民性。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跋扈，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腐败的核心问题，表现为权力的腐败，而决策又是权力的核心源泉，加强对决策权的监督，制约，又是反腐倡廉的有力举措。

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到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应发挥从大、纪委、行政监察、司法、新闻、舆论及人民群众等对各级各部门政府决策的监督作用，建立环境与发展重大决策的监督机制。

监督的主体可分：①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②国务院对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地方政府对其各职能部门的监督。③人大及其常委政协会对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督。④人民群众的监督、检举。⑤新闻媒体的关注、监督、评价、批评。

监督的方式有（1）来信来访，（2）批评、建议，（3）检举、揭发、举报，（4）公众听证会，（5）控告，（6）审诉

决策监督是行政监督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对决策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科学性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国家权力机关及领导的决策行为的合法性、科学性、公正性、清廉性的监督。决策中，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反映群众的呼声，是否符合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群众监督是促使政府和官员清正廉明、高效的有效手段和措施，是政府和官员行为的一面镜子，充分发挥监督手段有效防范、遏制、揭露腐败现象。全国的67%的反腐案例都是群众揭发检举的，群众监督在反腐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一些违法现象进行曝光，起了很好敲山震虎的作用，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许多报刊在反映社会的光明面的同时，也敢于揭示社会的阴暗面，起了鞭策、监督作用。

不庸讳言，我们的监督存在不力的一面，广州市就“对该市领导干部廉政监督是否有力”进行调查，认为监督不力的占67.4%。监督不力的原因有很多：（1）不敢监督：腐败分子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势力网、权大势众，根深叶茂，怕“斗”不过，怕打击报复。（2）不能监督，群众不知情，没有真凭实据，监督无门。（3）不愿监督。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4）不会监督。不知用法律手段，采取正当程序检举、监督腐败，只是发牢骚，闹情绪。

我们的监督制度有待于完善，要切实保护监督人的合法权益，增加行政的透明度、公开性，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决策的公众参与性，让群众监督、防范腐败。陈毅诗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加强监督，使腐败分子处于天网恢恢之中。

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回(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诸君如何跳出历史兴衰存亡的周期率支配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民主监督，人民监督政府，政府不敢懈怠，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但长久以来，民主监督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监督弱乏力、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就会产生权力滥用，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

在新时期下，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断完善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人事任免制度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切实实行依法行政、增加决策的民主性、透明度、保障人民的参政权、监督权，使腐败现象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调研报告 篇4

一、作为公共领域的互联网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是一个与政治合法性有关的概念。在此，各不相同的、复杂的社会群体注定要发生相互联系。整个社会对问题产生质疑，交换意见，或形成共识。因为强调公共讨论的自由参与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公共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以公众舆论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

作为一个新兴的公共领域，互联网已经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与传统公共领域不同的是，它所展示出来的特性除了开放性以及平等性外，还具备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而这些有益于我们思考互联网之所以成为民主化不断推进中反腐重要平台的缘由。互联网所展示新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

第一，虚拟性和自发性。互联网回避了现实社会中公共领域基于地缘、血缘或特定人际关系而形成的束缚。人们只要连接到互联网上，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发形成一个公共领域--“圈子”,如游戏、电影、旅游等。这些“圈子”起初只注重分享个人的经验或心理体验。一般不涉及到敏感话题和公共政策。但是，随着交往时间的延长以及真实身份的确认，在这些“圈子”中所进行的信息传播就会逐步覆盖和映射现实社会的公共政策领域，成为自主性的公共领域。

第二，广泛性和多员参与性。互联网既可以超越现实社会管理的边界，而且可以瞬间实现全球传播。互联网上的信息提供者已不再居于绝对时间与空间的某一点上，不再拥有物质世界某一固定的制高点。每个人既是信息提供者，又是信息接受者，中心话语权对信息的垄断和控制被彻底打破。

第三，交互性和可动员性。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已经由“点对面”的单向传播走向多方向、全方位的互动，并且可以根据对现实事件的迅速响应形成舆论热点，不断交互汇聚到各种网络社区和在线论坛上。陕西华南虎假照一案的始末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第四，可扩展性和可延伸性。目前的互联网技术正在向传统的电信网和广播电视网迅速扩展、延伸，并相互交融，正在向智能化、移动化、宽带化等方向加速发展。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现实已充分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最广泛、最常见的参政议政场所。所以，正如专家评价的，互联网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其参与性、多元化、交互性不断增强，已超越了传统社会学意义的公共领域，而成为承载现实社会已经存在的各种公共领域的重要平台。

基于上述特征的分析和实践的考量，互联网的确开辟了公众参与的便捷渠道，成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公众参与的前提是公众知情权的充分实现，而“知情”对应的“阳光政府”正是从源头预防腐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二、互联网对传统反腐格局的冲击和影响

近年来，我国反腐机构抓住网络带来的机遇，顺势而为、积极引导，充分发挥网络的正面效用，积极探索反腐与网络的良性互动。在这一进程中，互联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网络举报已成为查处腐败案件的重要源头。

网络举报包括官方和民间两种模式。官方网络举报最早出现在xx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网络举报平台。而xx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这标志着网上举报正式纳入了官方权威反腐渠道。如今，全国已有15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举报网站。相对于民间网络举报的争吵与喧闹，官方的网上举报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的路子。中央纪委网上举报中心仅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均2700件。而最高检提供的数字显示，全国网上举报案件数量年均达3万多件。据调查，80%的职务犯罪是通过举报发现的。“网上举报，是一条最经济、最便捷、最互动和最保密的举报方式。”随着网络的突飞猛进，网上举报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有的地方还开通了工作QQ举报和手机短信举报。

第二、互联网成为反腐倡廉文化宣传和教育的重要平台。

网络具有信息传递迅速、信息量大、受众面广等特点，并且集文字、声音和图像于一体，在廉洁教育的推广上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特殊优势，通过网络公开腐败案例具有强烈的警示震慑作用。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强调：“加强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开设反腐倡廉网页、专栏，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目前，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市到区县，从党政机关到企业院校，纷纷建立了独立域名的廉政网站，有的建立了廉政网页，有的设立了廉政专题，还有的在全国知名的门户网站上开辟廉政文化宣传窗口。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的官方廉政网站已超过200家。近年来，全国各地反腐机构积极运用网络载体进行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抢占网络文化的制高点。大量的反腐倡廉歌曲、廉政公益广告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廉政文化在形式多样的网络文化中已独树一帜。与此同时在网络的信息高速通道上，网络廉政文化的形式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如廉政博客的开辟。

第三、“电子政务”与反腐倡廉的互动趋势突显。

以网络为基础的电子政务已经在我国各级政府推广和应用。显而易见，它在提供了高效透明规范的管理和技术功能的同时，其反腐的效果也日益显现。电子政务开启了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局面，实现了反腐败从管人到管事、从思想到业务、从纪律到流程、从事后查处到实时监控、从内在自我控制到外部技术控制的转变，从而降低了监督和追惩的成本，提高了反腐败的效率和“效度”,创新出了具有技术诱致能力的技术防控腐败的制度环境和文化。

权力缺乏必要的限制、权力的运作不透明往往是产生腐败的两大原因。而电子政务具有公开、透明的特点，它可以用“阳光”杀灭滋生腐败的“病菌”.利用网络可将公共权力的范围公之于众，也使政府行为更具公信力。如河北省邯郸市专门建立了行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网，列出“权力清单”,接受民众的监督。广东省推广“实时在线财政预算监督系统”,将省级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与省人大联网，实现人大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实时、全程监督。我国首个政府采购网上监督系统--苏州政府采购网上监察系统正式启动。该系统集廉政监察、效能监察、执法监察于一体，全程监督模块涵盖了政府采购从中介机构选定到验收付款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察。绝大多数官员腐败案件与行政审批有关。深圳市纪检监察机关曾经做过一项统计，深圳建市以来，因腐败而被绳之以法的党员干部，90%以上都涉嫌行政审批--领导干部腐败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批”出来的。因此深圳市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了信息化改革，运行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在这个系统下，软件系统会自动采集每一项行政审批办理过程的详细信息，监察机关同步监控行政审批的实施过程。服务窗口上还设有视频监控，能够现场监督公务员的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等情况。

总而言之，和传统媒体监督相比，网络监督具有其独特优势和强烈的时代特征。从BBS、博客，到各新闻网站和门户网站的相关频道，再到个人维权网站甚至是专门舆论监督网站的出现，各种网络形态的并存与互动，使得网络监督不仅快速、便捷，而且廉价、有效；网络蕴藏的信息，为纪检监察以及司法部门提供了丰富、直接且不易灭失的反腐败线索，网络监督成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重要构成和最佳结合；而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有近3亿网民，网民参与的普遍性和不受控制性，使得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俨然一张群众监督的“天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网络监督过程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实现。群众的主体意识日益崛起，主体地位日渐形成，为网络监督和反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规范和引导网络反腐的一点思考

正是缘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双刃剑”效应，我们必须基于现状的分析，客观地评价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兴的公共领域对我国今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价值和功能，尤其是不能会回避目前已经出现的制度规范缺陷和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

不可否认，目前网络监督仍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由于网络监督的主体合法性尚不明确，监督手段缺乏或受到限制，网络监督信息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部性和片面性，以致有的地方、有的官员漠视网络监督，对网络声音置若罔闻，甚至对网络举报人进行压制和打击。而与此相反，滥用监督权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有的网民通过网络散布谣言，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宣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网络监督不应是风闻言事，不是捕风捉影，更不是建立在不良动机下的诽谤和宣泄。网络监督同样必须遵循传统舆论监督的规则，现实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同样也应在网络得以延伸和遵守。网民在行使监督权利的同时，不应拒绝相应的法律和社会责任。

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篇5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学号 2006102021

3姓名胡长花

由于我们自己的专业也是政治学与行政学，所以我从图书馆选了一篇2005年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优秀论文来做评析。

我觉得这篇文章总体来讲写得是非常好的，下面就从论文的各组成要素及它的研究方法来讨论一下：

一标题。作者选用“试论新时期执政党的反腐倡廉”作为论文命题和标题，符合毕业论文的要求。毕业论文选题要求结合专业，联系实践。本文作者是政治学与行政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和他的专业联系还是很紧的，所以写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目前，国家也很重视廉正建设，针对以往的贪污受贿的严重现象，反腐倡廉是我国切实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写这篇论文具有明确的实践意义。作者的选题是比较好的。而不象现在的一些学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一味地贪大，贪“新”，选的题目涉及面过宽，而我们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因为时间有限就很难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如果选的题目过大过宽就很难写得出好文章来。而作者很好的避免了这一点。

二摘要。把要研究的主要内容清晰地写出来了但如果把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也展现出来会我觉得那样会更好！

三关键词应能提示论文主题内容特征。一般为3-8个词语。本文关键词符合要求。使人看了一下子就能理解文章要讲什么。

四前言。属于整篇论文的引论部分。其写作内容包括：研究的理由、目的、背景、前人的工作和知识空白，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预期的结果及其在相关领域里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当然也不必全都写，它的文字不可冗长，内容选择不必过于分散、琐碎，措词要精炼，要吸引读者读下去。引言的篇幅大小，并无硬性的统一规定，需视整篇论文篇幅的大小及论文内容的需要来确定，长的可达700~800字或1000字左右，短的可不到100字。该篇文章写的比较好！

五一篇论文的研究方法大致有：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功能分析法、数量研究法、模拟法（模型方法）、探索性研究法、信息研究方法、经验总结法、描述性研究法、数学方法、思维方法、系统科学方法。

该篇论文查阅了比较多文献资料，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是：

① 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帮助确定研究课题。②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和访问。③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④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

本文较多篇幅采用了定性分析研究法：通过描述性的语言来表达有关的分析结果，显得比较直观容易被大众理解。

在分析新时期腐败现象存在和发展的新特点和提高公务员待遇有效保证反腐倡廉的顺利进行时列举了较多数据来描述说明，定量分析有所体现。

但不足的是正文中多次出现“今年”“目前”等词，而本文却没有写出写该篇论文的时间，这样会让人读了不知道具体的时期。

还有文章正文没有提到腐败的危害，如果稍微提及一下我想效果可能会更好。

六作者从全篇论文的全部材料出发，做出了比较准确完整且有条理的结论。

新时期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研究 篇6

关键词：腐败犯罪；建设；科学；制度

腐败是社会和人民的公敌，党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多年来党中央坚持不懈地同各种腐败分子作斗争，反腐的水平在不断提升，斗争的经验越加丰富，有效清理了一批腐败分子。然而，新时期腐败形式在不断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向，腐败状况依然严重，反腐败斗争任务愈加艰巨。

一、新时期腐败的表现特征

1.腐败主体群体化

同以往个人腐败犯罪相比，新时期出现了明显的“群体腐败”趋势，形成了集体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在政治上党同伐异，在经济上盘根错节，讲求“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表现形式主要是集体行贿、集体贪赃等。这种腐败“串案”“窝案”及“案中案”的急增，说明了腐败正向群体化转变的趋势。不但增加了查处和惩治腐败的难度，还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危害严重。群体腐败的产生源于腐败代价分散，从而使得腐败者有可能逃避法律追责。

2.腐败手段多样化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腐败呈现的隐蔽性特点日益明显。新时期腐败不再是以往传统的简单、短性的“权钱交易”，而是融合各种资源性要素进行投入与产出，具有隐性和长期性特点。在实体经济中，主要存在于在工程发包、建设、土地批租、城市和公路建设等中；在投资领域则存在于股票、债券、期货等。这种作案方式更隐蔽，作案手法更狡猾，对党和国家政权具有肢解性和动摇性，是一种风险性极大的高级腐败形式，对反腐工作提出了更艰巨的要求。

3.腐败行为隐蔽化

腐败行为获得隐性回报的形式正在逐步发生变异，主要包括一是在离职前选定“接班人”或安插亲信，或是在职时为企业牟利，退休后到企业工作接受权力回报，或是利用自己在位时获取企业股权，或者为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二是权力与色欲、情感、信息等非物质形态的复杂交易。此种腐败较难以留下的证据，加之时空跨度较大，司法机关难以有效举证，使得发现和打击难度空前加大。

二、新时期反腐建设路径探究

虽然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因此必须全面地評判当前腐败呈现出的新形势，做好全面规划，加强我国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应加强权力监督和制约，将权力放在制度的笼子里，从而形成一种不敢腐败的惩戒制度、不能腐败的防范制度以及不易腐败的保障制度。”[1]

1.以培育廉政文化为基点，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

当前我国廉政建设中，来自国内外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十分严重，公职人员面临的社会环境日渐复杂，廉政文化建设面临艰难挑战。因而要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大力发挥廉政文化在教育公职人员、引领社会、凝聚民心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领导干部思想纯洁。要以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为重点，树立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价值理念，培育公民廉荣贪耻、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念，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社会风气。同时，要加强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大力做好反腐倡廉网上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2.以加强廉政制度建设为切入点，完善预防与惩治腐败并举的严密体系

要防止公共权力腐化蜕变，就必然构建与其政治体系相配套并维系自身发展的反腐败制度。当然，科学的反腐败体系也需要现有政治体系的强力支撑。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一是在党员教育制度体系层面，要加强全体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提升思想道德品质、树立廉洁执政意识，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二是在党内制度体系层面，要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有效保障权利、维护和保障反腐败力量，大力提升执政的合法性。三是在监督制度体系层面，使国家监督制度、社会民主监督制度等相协调，将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反腐力量有机地结合，共同对公共权力发挥监督的作用。四是在管理制度体系层面，能够让党在对社会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预防与抑制腐败，能够及时保护国家公共权力不受侵害。

3.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水平

随着腐败犯罪手段的日趋隐蔽化和技术化，为有效应对当前腐败的新变化，要借助现代科技进行深度反腐：①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定量为主，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分析腐败问题的演变。同时，充分运用现代评价理论健全反腐制度的反馈、更新、激励及完善机制；②要以信息技术载体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实时性、公开性及交互性等优势，把反腐倡廉与现代信息技术较好地融合，建立专门的反腐信息库、数据库，以便及时监测廉政状况，及时地发出廉政预警，全面监测反腐倡廉的动态；③运用信息科学技术对权力进行科学化分解与配置，让权力配置更加合理，从而达到对权力事项实现法定化、权力运行程序化、权力监控标准化的目标；④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扩大对权力行使过程的报道，强化社会舆论监督意识，加强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增强群众反腐的信心。

4.以加强反腐败立法为保障，构筑严密的廉政法律体系

严密的反腐败立法是反腐败工作的坚强后盾和法制保障。要针对职务犯罪、政务公开、官员财产申报、重大责任事故问责等重点问题，制定明细且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大对行贿、受贿、钱权交易等不法行为的打击惩处力度，加强对于责任事故的追究，强化对于举报人的法律保护，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为反腐败工作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我们必须保持政治定力，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思感、顽强的意志品质，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持续抓下去。”因此，我们要时刻坚持拒腐防变警钟长鸣，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