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精选12篇）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篇1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风雨历程,不管是扮演革命党的角色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以执政党的姿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无论国际风云局势和国内发展形势如何变化发展,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都始终紧扣人才这一决定革命、建设和改革前途命运的这一关键主题主线,始终把最主要的精力聚焦在人才和人才工作上,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深沉的使命忧患意识审视人才和人才工作。中国共产党人深知“人才兴,国家兴;人才强,国家强”的道理,总是站在历史的最前列和时代的潮头上,与时俱进地提出切合中国实际、适应发展形势、符合工作要求、体现时代特点的人才发展战略思想。

邓小平人才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孕育、发展、成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沃土,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密切相关、紧密相连、共生共荣。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者,他以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政治智慧把人才问题提高到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实践为邓小平人才思想的孕育、发展、成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为战略思想体系的“集大成”作出巨大贡献。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P284邓小平人才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社会最伟大实践实际和改革开放这一当代中国社会最显著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才工作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聚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课题,以人才为核心、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而形成的系统的思想理论观点,它深刻地回答了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有关人才和人才工作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就围绕其核心精神、主要原则、根本标准和基本目标这四个维度作审视解读。

一、核心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核心精神,是邓小平同志对人才问题认识的高度概括。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更有甚者,将考试交白卷者吹捧为“反潮流英雄”,这些在今天看起来都是可笑的……为此,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这种蔑视知识、摧残人才的错误思想和荒谬做法,曾经多次义正词严地予以坚决驳斥,态度鲜明地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P41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就指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也)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1984年10月,他在针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意见时特别强调,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和能不能用人才;1985年3月,他又在参加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明确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也是)我最关心的是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

今天,漫步在由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回顾邓小平人才思想发展历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总是反复地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于人才。在今天看来,唯有经历过那场对知识和人才进行过残酷摧残、无情打压的历史浩劫,才会真正体会到邓小平的良苦用心。邓小平同志对人才抱有深厚感情,将人才置于决定事业成败的最高位置,严厉批驳贬低知识、贬低人才的论调观点,并且用实际行动驳斥“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荒谬观点,更是在不同时间和场合代表中央对过去一段时期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予以最明确的澄清说明,并进一步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号召全党全社会要从根本上牢固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才观点,而且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切实采取实际行动,努力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和社会地位,积极为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发展开辟道路。此外,邓小平人才思想的这些观点,对当时教育、科技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起到重要作用,也为后来的人才强国战略的正式提出和最终确立奠定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中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口号,可谓是家喻户晓,也深深地鼓舞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站在当下的历史坐标点上深情回望历史,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邓小平同志把人才问题提高到“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兴衰、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能否顺利实现”的战略高度,对过去的错误人才政策进行坚决、彻底的拨乱反正,并身体力行地贯彻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核心精神。

二、主要原则:“大胆提拔,放手使用”

“大胆提拔,放手使用”是邓小平人才思想的主要原则,是邓小平同志对人才使用原则的精炼总结。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2]P95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特别强调要“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总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说”[2]P324,同时他还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组织路线问题,虽然新的人才培养任务很多且艰巨,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由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决定的,(并进一步说明这)并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来潮提出的问题,并要求全党要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观念,(积极)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为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提供便利条件,而且(要求)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绝对)不能停留在嘴巴上说(而行动上不去落实),并且希望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快点提拔上来,(同时,提拔干部要注意节奏)提拔干部(既)不能太急,但是(也不能)太慢了,(慢了)也会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而且)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要积极创造条件给特别优秀的(干部人才)搭个便梯使他们越级上来,并殷切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干部人才)这个问题上要有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此外,邓小平同志还把“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作为衡量领导者成熟的一大标志。邓小平同志这些思想观点可谓是满含深情、掷地有声、意味深长,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邓小平同志那种开明的人才观念和豪放的用人风格,就是一旦看准了人,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更不要怕人家没经验、办不好事、压不住场,而应该充分相信这些(干部)人才,“大胆提拔,放手使用”,不失时机地把这些人才提拔到合适的岗位上来,创造出好的人才工作环境氛围,让各类人才在岗位上尽情发挥才智、得到充分锻炼并尽快成长起来。

三、根本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根本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大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加速推进、加快发展对人才形成巨大而迫切的需求,但在实际工作中,人才特别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严重老龄化等问题十分突出,人才的数量、知识结构、专业水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形成诸多制约,这种制约束缚随着形势的发展日益突出严重、迫切需要打破。因此,面对这种现实形势,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鲜明地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加以保证,并进一步指出人才(特别是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的前提和基础)首先是要革命化,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明确强调革命化主要是指人才(特别是干部)队伍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品德和思想作风,具体来说(就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才特别是干部的革命化就是要求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有践行党的宗旨的意志、决心、勇气和行动,具有无私奉献精神,为人清廉、勤政爱民,公道正派,这些都是衡量干部革命化程度的主要标志。此外,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P326这进一步确认人才干部队伍的革命化是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根本前提和首要条件,只有坚持革命化,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保证国家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因此,干部队伍建设必须是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去(追求)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强调德是革命化的根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才进一步突出强调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问题,具体来说,“年轻化”主要指干部的培养要注重选拔年富力强、具有旺盛精力和强健体魄并且能够适应艰巨繁重的工作,“知识化”就是要求新时期干部选拔要聚焦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较强的学习创新能力的人才,而“专业化”则是立足于工作岗位的专业性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拔精通本职工作的干部,力求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人才“四化”标准的主要内容和深刻内涵,为做好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有力指导。

四、基本目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是邓小平人才思想的基本目标。1980年邓小平同志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社题词时指出,殷切希望全国的小朋友都要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1982年他又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目标)是使我国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据此,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则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至此,培育“四有”公民“四有”新人,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成为新时期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此外,邓小平同志还进一步指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合格人才的根本路径在于科技教育,并旗帜鲜明地强调要把科技教育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审时度势地提出着眼于人才培养和国家发展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的著名论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明科技教育的育人树人功效作用,育人树人,人才培养目标就是要符合“四有”基本要求。邓小平同志把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放置于推进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来审视,明确教育的基础性地位、科技的关键性作用和人才的根本性保障,中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必须依靠各类专业人才,人才培养的突破口又在于科技教育,因此,培养人才需要以“四有”为目标导向和价值取向,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由此科教地位凸显、人才作用重大,因此,“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便成了国家毫不动摇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措施。

邓小平同志在人才领域建树颇多,但是就人才论,他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还是在于其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推动全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主动转变人才观念、牢固树立人才意识深入提炼人才观点、积极修正人才主张、扎实深化人才认识,并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人才思想的创新发展,形成邓小平人才思想。邓小平人才思想这笔宝贵思想财富是值得倍加珍惜、深入发掘和继承发展的,人才问题决定民族复兴伟业的前途命运,这为在新形势下研究邓小平人才思想绘就最好的时代大背景,因此,当前,深刻领会、准确把握邓小平人才思想,有助于更好地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发展,继续脚踏实地抓人才工作、真抓实干谋人才发展,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更可靠的人才保障和奠定更坚实的智力基础。

摘要：邓小平人才思想,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片沃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由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推进、深化发展,邓小平人才思想赋予了更大的理论价值和更多的时代内涵,具有指导实践发展的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的现实需要,文章选择从四个维度进行审视解读:一是核心精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二是主要原则:“大胆提拔,放手使用”;三是根本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是基本目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人才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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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篇2

在开启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采取多种策略、方

法，通过多种途径，有效解决了一些容易引发社会冲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其社会冲突管理思想对当前的社会冲突管理有着重大的启示，这里加以探讨。

一、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实践与策略

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更多地是站在宏观和全局的角度。因而研究他的社会冲突管理思想，学习他管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思路，也只能从他对关乎国家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着手，并从中把握一些规律。

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文革”结束后，解决台湾问题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道路，邓小平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充分运用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准备，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这就既明确表达了中国不放弃使用和平和武力两种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同时又委婉说明我们可以等到合适的时候来解决。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但在统一的方式方法上，则提出了较灵活的意见。继邓小平高度概括“一国两制”的内涵后，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到：“我们认为，只要和平统一问题上国共两党具有共同语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任何犹豫、拖延，都是违背民心的，希望台湾当局郑重考虑。”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就第三次国共合作，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不去算这个账，要从长远考虑的观点，从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着眼，也要从世界和平安全着想，来看待第三次合作的必要。

2.统筹兼顾，从大局着眼。在民族问题上，邓小平致力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他的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指明了方向。1990年12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在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1990年7月3日，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1992年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视察时邓小平谈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3.多种方法并用。在解决西藏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可以通过多种手段，使用多种方法。早在1950年1月15日，邓小平就指出：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都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与军事相比政治仍是主要的。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说：“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要使他们懂得，不只是年轻就能解决问题，不只是有了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二、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方法

1.调查研究，搞清真相。邓小平十分重视调查研究。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与高校卫生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就高校招生制度是继续延用“文革”中的群众推荐制度，还是恢复“文革”前的统一考试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充分听取科教界专家的发言后，当场决定：当年就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到，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

2.透彻说理。在涉及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利用各种机会奉劝台湾地区领导人，他说：“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一件事要靠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

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当局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

3.以身作则、带好头。就废除领导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问题，邓小平从推进党的事业大局出发始终高度重视，并多次表达了自己退休的愿望。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邓小

平郑重提出，要废除党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一年邓小平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6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党的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邓小平坚决主张并实践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乃至党内民主的意义重大。

4.批评与自我批评。邓小平历来重视对人民的教育，倡导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989年，他针对右的思潮的出现，指出来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不够，他提出，在当代社会，要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强调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倾向，要坚决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三、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途径

1.根本在制度。邓小平历来重视通过制度来解决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980年8月，在回答如何避免再次出现“文革”这样的错误时，邓小平谈到：“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谈到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认为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问题”。他认为，“克服腐败，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也解决不了”。重视制度建设，以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是邓小平管理社会冲突的重要思路。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篇3

【关键词】邓小平公平效率思想 思想渊源 继承和发展一、对中国古代传统义利观的批判吸收

我国古代义利观是以先秦儒家为代表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贵义贱利，是其义利观的特征。但是，儒家并不是绝对地排斥利，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即义利统一的高度上言利，主张义利统一。从这点来说，邓小平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所强调的“公平”与“效率”相统一，与先秦儒家的义利统一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自汉朝董仲舒以后，特别是宋明理学，曲解了先秦儒家的义利观，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及宋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观，完全否定“利”而片面强调“义”，使先秦儒家义利观发生了严重扭曲。直到明清时，以王夫之、戴震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以利导欲、达情遂欲的义利观，纠正了宋明理学把天理与人欲截然对立起来，贬低人们物质生活欲望的偏弊。传统义利观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个人与整体，个人私利与社会公利的关系，都是为解决义与利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而提出的道德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观，一方面，从传统的单纯道德哲学的角度看，是在坚持集体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肯定个人利益追求的合理性及其道德价值，强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的互补性。另一方面，从道德与经济结合的角度看，就是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坚持效率优先，促进经济发展，又要兼顾公平，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就实现了义与利、公平与效率的真正统一，因而是义利观的现代形态——社会主义公平效率观，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对传统义利观的扬弃。

二、马克思主义公平效率思想为邓小平公平效率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作为邓小平公平效率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公平效率思想为邓小平公平效率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者只有生产属于自己所有的物质产品，才能在收入分配上彼此处在平等的地位上。为实现这个目的，马克思认为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就为邓小平的公效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马克思主义注重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就没有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就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同时，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最终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效率从而被认为是公平的前提和基础，而合理的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公平因此被认为有利于效率的提高。马克思对公效关系的论述，使邓小平能自觉运用矛盾分析法解决公平效率问题，反对把公平与效率当作是绝对排斥的两个问题，而是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二者的关系。第三，马克思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在不同的生产力情况下，可以选择不同的解决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方法。在生产力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必然要优先效率，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可以选择优先效率、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使邓小平能够用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结合的方法论来认识与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将公平与效率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动态制衡的过程，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地位是不同的。

三、毛泽东公平效率思想是直接理论来源

毛泽东公平效率观作为邓小平公平效率思想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首先，毛泽东从社会主义方向角度来认识和处理公效率问题，对邓小平公平效率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邓小平认为公平与效率应该是可以统一的，统一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可以统一是因为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因此公平效率统一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次，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把社会公平看作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的观点，非常重视社会公平。他说：“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应包括“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再次，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重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把发展生产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相联系，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认识逐步深化，为社会主义本质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邓小平从毛泽东公平效率观理论与实践的背离中看出，忽视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绝对的同一化，只能牺牲效率，形成贫穷状态下的平均主义。正因为他深刻总结了毛泽东在处理公效问题上的失误，联系新的实际，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公平效率问题作出新的理性思考，才形成了更丰富、更科学的公平效率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公平效率观正是为邓小平的公平效率思想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和可供批判借鉴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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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篇4

一、理论价值

邓小平人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邓小平人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及毛泽东的人才思想为基础;另一方面邓小平的人才理论又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 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1. 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形成以19世纪工人运动的伟大实践为基础, 当时英、法、德等国已经或正在实现产业革命,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无产阶级已经开始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 并通过三大运动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 由于当时工业化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 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理论以无产阶级的组织与战斗为主要内容, 之后众多学者虽然也从不同方面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理论, 但始终都无法摆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互斗争的主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 让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与资产阶级的不断斗争转变为不断壮大和发展自己。邓小平的人才理论就是在这特殊的背景下形成的, 将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开拓到一个新的高度, 不仅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有了科学的人才理论做指导, 更为和平年代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理论。这一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与行动指南。

2.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理论提供了源泉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江泽民同志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全局和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不断运用、创新与发展邓小平人才理论。

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教育基础论”和“科技关键论”, 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也是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各方面工作的创新, 归根结底有赖于各类人才的开创性工作, 人才的本质在于创新, 因此要按照人才成长的规律和特点, 大力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沿着邓小平关于人才建设关系到社会事业成败的理论, 江泽民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 人力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意义, 要加强党和政府对人才的宏观调控, 同时积极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特别是积极探索开放灵活的人才市场配置机制, 打破人才壁垒, 鼓励人才合理流动, 形成与其他要素市场相贯通的人才市场, 建立人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协调的动态机制和人才汇集机制。

二、实践价值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是新时期党和国家人才工作和人才研究的理论依据, 为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德才兼备的人才队伍提供了行动指南。

1. 有助于大力开发人才资源,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而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提升劳动者的素质, 培养人才, 使用人才。邓小平人才思想的形成解决了如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人才来源和组织保证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提出“四化”方针, 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支合格的干部队伍。在邓小平人才理论思想指导下的干部队伍与人才队伍建设, 使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为各行各业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和千万专门人才, 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为21世纪国民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当前, 在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指引下, 我国的人才工作己取得了很大成绩:建立了干部离退休制度, 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适当下放了干部管理权限, 赋予企业、事业单位相应的用人自主权;打破了干部管理的单一模式, 初步建立起分类管理的人事工作体制;公务员制度基本建立, 考试录用、考核、辞职辞退等制度开始实施;建立了选拔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制度、博士后研究制度、优秀专业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制度。但另一方面,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 不少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着阻碍人才成长的旧观念:重自然资源开发, 轻人才资源开发;重项目投资, 轻人才投资;在人才开发和使用中, 重少量高学历人才, 轻大多实用型人才, 等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要以邓小平人才思想为行动指南, 以科学的态度和创造精神, 研究分析人才工作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 破除落后陈旧的思想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束缚, 积极探索, 勇于实践,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完善人才管理方法, 促进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使人才工作的水平在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提高。

2. 推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 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最终是否成功的标志,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国的体制改革是一件新生事物, 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本本可循, 也缺乏前人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一代伟人邓小平为我们提供了改革的基本理论, 但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还要靠更多的理论人才来阐释、完善、发展。在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和理论人才群体的努力下, 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得以不断推进。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 经济的发展无不以思想、文化的同步乃至率先发展为前提。搞好我国的思想与文化建设, 同样需要大量的理论人才, 需要他们在实践中深入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广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突出宣传一批先进典型, 普遍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民主法制教育。

现代社会中, 经济发展对人才的依赖和要求程度更高。国内外的研究与统计表明, 人才素质的提高与经济效益的增长成正比。根据日本的一项研究, 一般工人能使成本降低5%, 而经过培训的工人则能降低15%, 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则能降低30%以上;据我国统计, 手工业人均年产值为2000元, 传统工业为2万元, 高科技产业为20万元;美国经济学家认为, 近10多年美国生产力的提高, 半数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知识和技能的结晶。可见, 我国各类人才的辛勤工作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广和应用, 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诸事人为本, 要使我国顺利的进行改革, 优化体制结构, 实现政治, 经济, 文化的共同发展, 关键就在于大量有知识, 有思想, 态度端正的人才, 而对这些人才的教育, 开发, 组织管理等一系列工作又是非常复杂的, 因此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继续坚持用邓小平人才理论指导实践, 本着人才第一的理念, 全方位关心爱护和培养人才。在邓小平人才理论的指导下, 我们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换, 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当前, 面对人才工作的重重困难, 我们要坚持邓小

平人才理论, 推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邓小平人才管理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人才理论,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理论提供了重要源泉, 它有助于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推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邓小平,人才管理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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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可芬, 邓小平人才思想研究[J].理论前沿, 2004年15期.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篇5

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具有继承性和创造性。从毛泽东同志的“主权在民”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再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说明了三代领导人都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在努力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的民主法治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思想实际上就是对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①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从“法制”发展到“法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近2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结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三代领导人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不一样。毛泽东同志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同志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江泽民同志让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关于共产党如何防止走历代王朝“其兴也勃，其怠也忽”的老路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②。我们是人民的政府，跟剥削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成了国家的主人。不存在历代封建王朝兴衰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以民为本、以民为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宗旨。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是一种行政经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当时的民主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走过不少弯路，历经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１)、法制初创阶段，建国初期，为了加快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规，但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具体国情决定了领导者的治国方法主要是靠政策、靠群众运动，而不是靠法制。(２)、法制停滞阶段，法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立法司法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３)、十年文革，砸烂公、检、法，成立保卫组，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遭受严重破坏。这跟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指导思想有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只重视法制的政治职能，轻视法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法治思想仅仅限制在对敌斗争、打击犯罪和巩固政权的狭小空间内。在领导方式上，没有摆脱传统的“人治”思想束缚，把法制仅仅作为一种统治手段、一种统治工具，而不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当然，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视民主法制建设的几个闪光点，主要体现在三件大事上。㈠、1937年,红军干部黄克功因向陕北抗日大学学生刘茜逼婚不成，竟然开枪打死刘茜，造成极坏的影响，对此，毛泽东主席主张依法惩处，说“不杀黄克功，就不足于教育党”。③

①、《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第9页。②、《学习〈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讲话》第10页。③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84页，《给雷经天的信》。

㈡、1953年,面对新中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为了惩治腐败、廉洁党和国家机关，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毛泽东同志也是极力主张依法枪决。㈢、1954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立宪委员会主任，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毛泽东主席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志亲自参与起草条文，为制定宪法参阅了两箱子宪法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原来草案中曾指出“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毛主席认为不妥。他指出，中国过去有9个宪法，要尊重历史，强调此句“不改不行”；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但被毛主席拒绝了，认为这样写不科学、不合理①。毛泽东同志说“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② 它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历时1年零9个月，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全民讨论，参加人数达1亿5千万人，提出意见138万条。它贯彻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确立了我国的政治体制，首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在序言中肯定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总纲第一条规定的“人民民主国家”就是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践表明：1954年宪法是一部很好的较完善的宪法，它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是国家的总章程、根本法。对新中国的立法活动起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全党的集体创造。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形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20世纪20年代末，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旗帜。

二、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建设思想

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就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绘制宏伟的蓝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拨乱反正，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并逐步走上正轨。邓小平同志重视民主法制建设自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观上，邓小平同志几经浮沉，“文革”中受到冲击，曾被下放劳动，住过牛棚，深知无法无天的危害性，深感实行

民主法制的重要性；客观上，我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离不开法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法制经济，需要法制来规范、保障、引导和制约。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民主法治思想，尤其是1958年董必武同志提出的“依法办事”思想，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全过程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关键，执法必严是重要条件，违法必究是保障。

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建设思想内容极其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科技等领域。主要有以下八大方面：③ ㈠、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实行“两手抓”。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严打”和开展反腐败斗争。㈢、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概括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㈣、坚持实行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原则。㈤、指出加强法制根本的问题是教育人。㈥、实现民主和法制要有步骤、有领导地进行。㈦、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㈧、坚持人大制度，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发挥人民政协的协商监督作用。

①参见2003年12月29日《文摘周报》韩大元的文章。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5页。③全国普及法律知识干部统编读本《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58-93页.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特点：

㈠、全局性。邓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出发，指出法制建设同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具有高度的全局性。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邓小平同志集中思考了两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我党建国以来的两大失误：即忽视发展生产和忽视发扬民主。为此，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必须转移，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①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同志还进一步揭示民主与法制的必然联系，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指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②他说“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③他还进一步强调：“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④ 1986年,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指出法制是全局性的思想：“我们现在的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讲，是加强法制。”⑤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是从经济战略思想、政治战略思想和全局的高度来肯定法制建设的重要地位，这就使他的法制理论溶入了建设一个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又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之中。

㈡、实践性。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依据，彻底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论证了加强法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78年底，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用法律来解决。”⑥ 1979年6月他还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⑦ 8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社会治安形势严峻，邓小平同志要求专政机关要严打。他认为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两大职能，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因为社会上还有不少违法犯罪分子。“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全局。”⑧ 发扬民主不是不要专政。“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⑨ 他强调：“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⑩ 为此，在1982年底和1983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罪犯的决定》，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严从重，在诉讼程序上从快地打击犯罪分子。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据此，1993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反腐败斗争的部署，把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斗争摆到突出位置。反腐败要动真格，敢于查处大要案，对于严重的经济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惩，把判死刑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心太软了、手太软了都不足于威慑犯罪分子。

①、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第163页。②、③、④《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第39页、第9页、第9页。⑥、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第371页。⑦、⑧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第217页

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稳定，他多次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① 他总结出：“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的因素都要排除。”② 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同的时期，从多种角度对法制建设进行论述，极大地指导和推动了中国的法制建设，为我国实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篇6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思想；主要内容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其渐进的改革思想，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一、改革的性质和地位

对于改革的性质，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深入理解和实践这一科学论断，既能提高我们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重要的是能使我们毫不动摇地把握住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任何新生事物都是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渐进过程，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一个极其伟大而又复杂的新生事物，它的成长同样也要有着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而改革正是使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根本途径。改革与革命的性质是不同的，革命的本意是用暴力的方式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意味着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改革显然不是这样，它是属于社会改良的范畴，改革所针对的是社会的具体体制层面，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邓小平曾指出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好的，只是目前还不太完善，我们要改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体制方面存在的各种弊端，也就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适时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使其更加完善，最大效能地解放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关于改革的地位，邓小平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这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的统治，从根本上打破了旧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彻底解放了生产力。而改革也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它各方面的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从而实现解放和生产力。所以邓小平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其次，是从解放生产力，消除生产力发展障碍这个意义而言的。邓小平站在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革命。

二、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在改革中，经济体制是改革的重点。因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当代中国来说是最基本最急迫的任务。

20世纪70年代未，中国开启了改革的历史进程。改革首先在农村拉开序幕。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稳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生产力直到70年代还是发展的相当缓慢，大部分农民只能勉强解决温饱，更谈不上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生产原料和生活资料的很好保障，长此以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改革选择了农村作为突破口。

1、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核心问题。而改革前以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尽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相当必要的，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的各种弊端日益显现。因此，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思考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时，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

2、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判断一种所有制是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具有优越性，不能从概念出发，而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依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从根本上说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符合本国的具体国情，而不能简单地以公有化的程度作为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把经济搞活”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出发，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思想。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邓小平多次强调，“公有制占主体”，“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是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不能确保我国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不高，发展还很不平衡。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同时也有利于利用各种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因此要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邓小平这一思想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实践的检验，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昌盛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而针对原有经济体制中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邓小平首先揭露了平均主义的危害。他指出平均主义严重束缚了劳动者和企业的积极性，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其次邓小平对按劳分配的性质做了明确的阐述。强调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示，按劳分配的标准和依据应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二）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它符合中国的国情，保证了人民以国家和社会主人的身份充分发挥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但它同任何社会制度一样，还很不完善，针对日益显现出来的各种体制弊端。邓小平提出了要重视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1、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伟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邓小平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之初，就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做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思想。

1986年，邓小平在同波兰领导人谈话时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同年，在会见日本首相时谈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近期目标：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三个期目标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我国目前政治体制中突出的顽疾。

总之，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的，就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必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2、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行党政分开。邓小平把实行党政分开，理顺党和政府的关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第二、进一步下放权力。邓小平把下放权力，解决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规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内容。第三、是精简机构。 邓小平称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第四、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第五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第六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三）文化体制改革思想

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始终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制来做保障。由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工程，因而决定了文化体制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针对文化体制改革，邓小平提出：一是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体制改革。强调改革是一项全面的工程，没有文化生产领域的体制改革，我们的改革事业就不可能顺利进行。改革文化生产体制不仅能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还能在源头上提升文化事业的品味，这不仅是改革全面性的客观要求，而且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二是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改革我国文化事业的管理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必然。

同时，为了保证上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方针。第一、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第二、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方针。第三、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的方针。第四、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方针。有了这些正确的方针路线地，我们才能科学地处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保证社会主义文化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服务。

可以说，邓小平改革思想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而且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在20世纪的改革进程，在实践中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更需要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邓小平改革思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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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篇7

邓小平一出来工作, 他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就是错综复杂的, 他需要对国际局势和国内状况作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集中精力, 首先破除“两个凡是”, 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让思想冲破牢笼。他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从思想路线、理论原则上奠定了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

1.1 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对世界格局最好的总体把握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继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之后, 对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的又一重要理论概括, 对我们正确把握世界局势, 研究对策, 提供了最好的判断标准。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 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东西问题。”“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但是, 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 我看这个问题就是世界发展问题。”这就是说, 当前, 不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种战争与革命的形势, 只有顺应潮流, 争取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1.2“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国情的透彻分析

如果确立“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对世界格局的最透彻分析, 那么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则是对中国国情和所处历史地位的科学分析, 是对四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它正确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 用新的观念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1981年6月, 在小平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第一次正式使用“初级阶段”。1982年9月, 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物质文明不发达”。1986年9月, 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再一次进行了阐述。党的十三大, 首次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并把它作为十三大报告的立论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包括两个含义:第一, 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 一切都须从这个实际出发, 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初级阶段的理论, 不仅为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找到了钥匙, 同时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初级阶段理论是在新条件下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坚持这个理论才能保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2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

2.1 确立一条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早在1978年, 小平同志就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 同时最早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 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深刻地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围绕这个中心, 决不能干扰它, 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 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之后, 他在多种场合, 反复强调一个中心, 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到1987年1月他完整地明确地同时提出了“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观点, 并强调两个基本点是互相依存的。两个基本点不是简单的1+1的关系, 是互相制约、依存、贯通、促进的对立统一关系, 无论忽视哪一个基本点, 都将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 直接破坏“一个中心”的实现。因此, 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改革开放, 强调“两手抓”,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 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小平同志特别强调,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 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即使是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的时候, 他仍然“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不要惊慌失措, 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 没有了, 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其核心就是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 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 只有这样, 社会主义建设才能不断推向前进。

2.2 实现三个伟大历史性转变

2.2.1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 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同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目标。工作中心的转移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一场新的革命, 就其实质而言, 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 同时相应地变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 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了真正完成工作中心的转移, 使经济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根据小平同志的建议, 在全会决议中提出了,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到1980提12月, 邓小平明确把这个思想概括为“对外开放”, 接着又提出“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2.2.2 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邓小平同志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特别是七八十年代, 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 进一步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而且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学说,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学说。揭示了科学技术作为重要变革力量对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家振兴,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反映了邓小平对时代特点所作出的敏锐把握。在这个基础上,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提出了“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 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江泽民同志曾这样评述第二次战略转变, “如果说, 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保证了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那么我们把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必将保证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 同时将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2.3 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为了使经济建设有一个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 邓小平同志不囿于传统的生产关系理论, 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1990年底, 他又强调, “必须从理论上搞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调节,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 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没那回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得要。不搞市场, 自甘落后, 连世界信息都不知道。”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 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观点。他一再强调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尤其强调, 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能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 而只是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的机制或手段。他的这些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现代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动态形式的理论, 为十四大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我国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所有成绩的取得, 都雄辩地说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 的确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 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 它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35-36.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篇8

一、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对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启示

(一) 邓小平关于“消除民族隔阂, 形成民族团结大家庭”思想的论述

在邓小平的民族团结理论中, “消除民族隔阂, 形成民族团结的大家庭”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1950年, 邓小平就指出:“在中国的历史上,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虽然历史上中华各民族之间始终保持着联系、交往和相互影响, 但是,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 甚至对被统治民族采取屠杀政策, 造成了各民族间尤其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很深的隔阂。”因此, 邓小平指出:“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 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

对于如何搞好民族团结, 消除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问题,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采取措施, 使少数民族相信, “在政治上, 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 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 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 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 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也就是说, 邓小平认为, 要搞好民族团结, 首先要消除民族隔阂。而要消除民族隔阂,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这方面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只有诚心诚意、切实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 才能使他们在心理上消除对汉族的戒备, 消除彼此的隔阂。

(二) 周恩来关于“消除民族隔阂, 实现民族团结”的论述

周恩来在阐述其如何实现民族团结时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 如果不把历史上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制度、民族之间的不平等等痕迹彻底除掉, 就很难实现真正的民族团结。而要消除这种痕迹, 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 必须认识并做到以下五点:民族无优劣之分, 对少数民族应当平等相待;消除民族间在经济文化上事实上的不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汉族要自觉, 严于责己;汉族对少数民族要采取还债的态度。

(三) 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对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启示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周恩来民族团结实现途径思想几乎涵盖了邓小平所阐述的如何实现民族团结的全部内容。无论二者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在论述上有何字面差异, 究其根本都是要使少数民族相信汉族会真心帮助他们, 让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得到切实的发展, 拉近与汉族的距离, 从而消除隔阂。

二、周恩来民族经济繁荣思想对邓小平“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经济保证”思想的启示

(一) 邓小平关于“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思想的论述

在邓小平的民族团结理论中, “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 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因素固然也起作用, 但其中, 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邓小平对于民族团结的分析, 认为只有实现经济现代化, 才是发展和巩固民族团结的基础, 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1.邓小平首先指出:搞好民族团结, 必须首先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而唯有如此, 才能进一步搞好国防建设。邓小平一再强调:抓住机遇求发展, 不仅是汉族, 少数民族也必须得到发展, 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 同时也是多民族国家。我们有55个少数民族, 这些民族的人口总量虽然占全国总人口不足10%, 但居住面积却占到中国总面积的60%以上。最值得一提的是, 少数民族地区拥有大量的丰富资源, 这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意义重大。而且, 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 有30多个民族居住在边疆地区。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2.1万公里, 这其中1.9万公里有少数民族居住。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甚至是跨国界居住的。因此, 少数民族地区是否稳定直接影响着国防的稳固。而只有让边疆少数民族的人民富裕, 经济发展, 才能搞好民族团结, 从而稳定边疆秩序, 巩固边防, 一心一意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取得阶段性进展, 起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民族关系。为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必须搞好民族团结、维护国内稳定。邓小平指出,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但不得不说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经济差距仍然比较大, 而且有持续加大的迹象。近年来民族间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隔阂, 究其原因正在于此。而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不会任由这种民族隔阂继续发展下去的。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 即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 也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少数民族和汉族两极分化严重, 就会导致民族和区域矛盾增大, 从而会致使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加深。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前提, 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的繁荣。如果要实现全中国的共同繁荣, 就不能忽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有实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繁荣, 才能巩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稳定。如果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得不到发展, 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况, 民族关系就会遭到破坏, 从而能影响民族团结, 导致社会不稳定, 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都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江泽民所指出: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是整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没有西部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就无法达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首先要发展西部地区, 只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发展, 整个中华民族才能繁荣富强;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 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实现。

因此,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不仅关系到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 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最终实现。

3.邓小平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它主张:在现代化进程中消除民族隔阂, 从而缩短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经济上的差距, 从而实现民族的大团结。他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 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 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邓小平上述观点说明, 努力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发展各民族的经济、文化, 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 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联系。最终达到江泽民所说的“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 各民族人民要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关系。

(二) 周恩来关于“民族经济繁荣思想”的论述

周恩来在论述其“民族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时首先指出:发展民族经济是实现各民族平等的根本途径。他指出:“衡量各民族是否平等的最重要标准其实就在于经济上是否平等, 如果汉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少数民族, 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 所以, 要实现各民族真正的平等。首先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周恩来进一步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少数民族贫困落后的面貌, 从而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 就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他认为民族经济的繁荣是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 因为各民族的繁荣是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他认为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最重要的和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既要实现各民族在政治、法律、社会上的平等, 又要使各民族得到发展、繁荣。而为实现这个目标, 就要帮助各民族繁荣经济。接着, 周恩来还指出:各民族繁荣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需要。他认为, 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应该由56个民族所共有,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因而, 新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就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反过来, 不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实现各民族的发展繁荣也是不可能的。可见, 建设强大的国家和各民族的发展繁荣是相辅相成的, 缺一不可, 不能突出强调问题的这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任何一方, 失去了对方, 也就难以存在和实现, 这是必须明确的。

其次, 周恩来指出少数民族的经济繁荣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的需要”。他认为只依靠汉族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虽然“汉族人口多, 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对较高, 但可开垦的土地面积不多, 拥有的资源也没有少数民族地区丰富;但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少, 技术不够, 没有汉族的帮助也无法顺利开发其资源。因此, 少数民族必须和汉族携起手来, 共谋发展, 从而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接着, 周恩来还指出发展民族经济有利于民族团结。他认为要消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距和隔阂,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展民族经济, 丰富民族文化。而这需要每一个中国人, 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奋斗才能实现。

最后, 周恩来还强调了发展民族经济对巩固国防的重要作用。周恩来指出, 少数民族地区多地处边疆地区, 这种特别的地理条件就决定了巩固国防要依靠少数民族人民。而要使少数民族人民自觉地保卫边疆、巩固国防, 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其民族经济, 使他们赶上或接近汉族发展水平, 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三) 周恩来民族经济繁荣思想对邓小平“经济现代化是民族团结的经济保证”思想的启示

从以上这些论述可以看出, 周恩来是把发展民族经济作为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来论述的, 而这也是邓小平“民族经济现代化”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脚点。周恩来认为发展民族经济对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目标、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巩固国防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些论述几乎涵盖了邓小平“民族经济现代化是各民族团结的经济保证”思想的各个层面。

参考文献

[1][2]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文选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4:162.

[3]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3:364.

[4]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186.

[5]江泽民.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

[6]不信教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309.

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 篇9

我国属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粮食问题对于我国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人多所以存在着大量的粮食需求, 并且每年都在以一定的速度增长。1986 年针对全国粮食产量连年下滑的局面, 邓小平提出粮食问题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 粮食问题具有重要的地位, 要采取改革措施打开农业发展的空间, 我国的粮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解决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 要坚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的指导思想, 通过不断深入的改革增加粮食产量, 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否则, 国家的安全将会收到威胁。

我国的粮食生产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基本上实现了粮食的供求平衡, 但部分地区还有许多居民群众处在温饱线以下, 需要采取措施逐步缓解。今后, 我国社会的发展步伐将会不断加快, 人地矛盾将会更加紧张, 人增地减成为不可忽视的发展现实, 我国粮食供需的缺口也会不断扩大, 粮食进口量会出现攀升。

二、农业两个飞跃论

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构想于1990 年3 月提出, 对农村改革和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 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总趋势进行了重申。

第一次飞跃:废除人民公社,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共中央于1983 年印发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指出,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自此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正式被确立为我国农村发展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对土地推行家庭承包制, 改变了以往农业发展大帮哄的情况, 农业经营不再采取高度集中和统一的模式, 该由农户家庭进行分散经营, 赋予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进行自助经营的权力, 农民拥有了独立的财产主体地位, 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改善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生产关系, 解放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力, 促进了农村建设的跨跃式发展, 为国民经济的复苏和改革奠定了稳定基础。

第二次飞跃:发展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在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发展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对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户的人均土地规模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最小的, 随着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 土地规模也将会不断集中, 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是社会进步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在规模经营的发展过程中, 要保障农业的生产效率不降低, 即促进土地资源向拥有较高使用效率的农业经营者手中集中, 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

三、科教兴农论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引导我党干部队伍走科教兴农的道路。邓小平的上述论断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依靠科学和尖端技术解决农业长远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是邓小平农业发展观点的核心内容, 阐明了科学技术在促进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拥有的重要的地位, 只有依靠科学技术武装农民和农业, 才能找到农业长远发展的出路。

四、共同富裕论

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阐述了对城市与农村关系的重视。1975 年邓小平指出工业区和城市去要帮助附近农村地区发展小型工业, 既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也可以改善城市地区的副食供应情况。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具有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作用。邓小平在经济改革和农村建设过程中,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先行致富, 最终带动其他人民群体实现共同富裕。对于改革实践中出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 邓小平采取了客观和辩证的分析方法, 邓小平认为农村或城市部分群体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先行致富是正当的, 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 因此先行发展起来的地区或群体要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对于发展滞后的部分地区或个人给以示范和引导, 带动其他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五、农村可持续发展论

“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虽然未曾明确出现在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观众, 但其提出的许多观点和主张都表达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意图。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 我国采取了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优先发展重工业, 但由于未能与我国的实际国情有效结合, 结果并不理想, 甚至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 人们的生活条件也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上。我国虽然地大物博, 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我国人均拥有的资源数量并不乐观, 高投入、高污染、高资源以来的发展模式显然在当时是难以为继的。针对上述情况,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班子对当时的局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且警告全党干部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 我们不能盲目照搬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验, 只有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才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牛斌.科技兴农工程的实践与经验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 2008 (06) .

[2]高万龙.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J].中国科技论坛, 2007 (08) .

[3]杨美英.论农业科技创新的实现途径[J].安徽农学通报, 2007 (09) .

[4]方运战.试论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01) .

浅谈邓小平的新闻思想 篇10

一、资本运营是报业的必然选择

报业资本运营理论的产生和提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它更多的是一个理论先于实践的问题, 当理论界开始对这种问题开始关注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资本运营形式已经开始产生了。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经营管理理论研究的薄弱,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给我们的思维和机制造成的积疾之深。当我们回头总结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报业资本经营是在诸多因素的“逼迫”下, 必须做出的选择。

1、市场经济对原有体制空间的压缩

1992年l0月, 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掀起了一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革命。我国的商业企业等各个领域都先后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体制。但是, 由于传媒业的特殊性, 其改革一直滞后于商业企业单位的改革, 虽然我国很早就提出要发展多种经营, 但是一直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和很低级的资产运营阶段。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建立市场运行的新秩序, 所谓市场新秩序是指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观念体系、规范体系、组织体系和管理体系的综合, 它包括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毫无疑问, 作为宣传部门的报业与整个市场的新秩序是格格不入的, 势必就会导致在社会大市场环境中生存空间的缩小。而生存空间的缩小直接导致的便是报业自身经济利益的受损, 这种受损逼迫着报业以各种形式和方法突破原有体制的囿圄。

2、资本本性的促动

追求暴利是资本的本性。从世界范围看, 传媒是一个巨大的产业, 而在中国, 传媒业因其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其诱人的前景不可估量。以报业发展为例, 近10年间, 报业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7%到50%之间, 远远高于其他产业。整个传媒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虽然广告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大大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但所占比例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 而发达国家已占2%左右, 其发展空间相当可观, 在许多投资者看来, 传媒产业是“能获取超额利润的最后一块领地”。

正是我国报业市场和潜在的利润空间让社会、民间和国际资本“蠢蠢欲动”, 谁都不想放弃这块大肥肉, 于是各种各样的资本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或边缘或主流的报业开始或明或暗的资本合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在一次会上这样描述目前媒体与资本合作的状况:“资本与媒体两情相悦, 无论是官方承认或不承认, 实际上这几年已经有了很多谈恋爱的、甚至同居的现象, 这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了。”

3、报业竞争压力的增大

如前所述, 报业与资本的恋爱或同居并不是资本的一厢情愿, 而是两者一拍即合, 甚至报业要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嫁出去。一切都是因为媒介竞争压力的增大。

原来办报纸由国家财政拨款, 自己不管赢亏。随着国家拨款的减少直至到最后断奶, 彻底将媒介作为一个实体单位抛向了残酷的市场。这虽然有利于国家财政的更合理利用, 但是这对报纸而言并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虽然国家将媒体推向了市场, 让媒体自己到市场上去自负盈亏, 但是国家仍然将报纸作为特殊的单位进行干预, 这样就不能像其他商业单位一样轻装上阵。近年报纸的大量增多和网络新媒体的如火如荼, 传统报纸的压力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而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报纸不得不扩张规模, 更新设备, 引进人才, 投入新的资金。正是由于出现以上这些情况, 使得各级报纸普遍面临着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 从而强烈需求有新的资金投入。

4、WTO的大环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讯传播国际化的大传媒格局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中国传媒业将面临着国际传媒集团的竞争。国内报纸在资本实力方面明显与国外报纸有较大差距, 一旦境外电子媒体大规模进入, 不仅缺乏抵御渗透的能力, 更谈不上进人世界舞台驰骋。我国的报业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强, 这就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 以资本运营在融合资本方面的能力无疑是最佳手段。

二、构筑以壮大报纸实力为目标的经营框架

在全国的报业中, 浙江走在了前列。浙江有相当一部分报纸能够靠自身经营壮大实力, 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如《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这两家报业集团的良好发展就是一个范例。

构筑以壮大报纸实力为目标的经营战略, 首先要建立现代报业企业制度。其次在观念上要从报业经营转变到经营报业, 充分利用报业多方面的资源, 从传统的广告经营、印刷加工、报刊发行三大经营项目, 扩展到报业资源经营, 物流配送经营, 品牌经营, 知识产权经营, 从原来单一的各自独立的经营走向综合的、连锁的经营, 谋报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再次, 大胆地探索资本运营。按照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精神, 媒体可以建立安全、有效的融资渠道。所谓“安全”, 是指融资活动不得干扰编辑业务;“有效”, 是指所融资资金要为加强主业服务。特别要注意融资的性质、资金的来源是否会对报业的方向产生良好影响。

在经营报业中有三个核心部门可比喻为三个“轮子”。这三个部门分别为:侧重于生产的编辑部门, 侧重于营销的广告部门, 侧重于管理的经营管理部门。报社的其他部门虽然也与整个经营有关, 但在重要性上讲, 这三个部门的工作情况决定了报纸的经营业绩。因此三个“轮子”要一起转。

经营报业成功与否有个硬指标:发行量。以广东的《南方都市报》为例, 日均发行量达103万份, 它自称是广东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据了解, 2001年该报在广州地区的发行量为47.4万份。从该报的发行结构来看, 其零售占65%, 征订占35%。业内人士认为, 这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发行结构。

报纸不会为了吸引读者而去吸引读者, 最终的目标, 主要是将读者的注意力转而销售给广告主, 将读者注意力转换成广告收入, 这才是报纸的生存之本。没有广告收入, 品位再高的报纸也是无法支持下去的。尤其, 中国目前的媒体市场, 产品同质化相当严重, 读者的有限的注意力受到无数的外界“诱惑”。因此, 市场 (广告) 部门的工作人员, 不仅需要对自己的产品———报纸熟悉, 还需要对广告市场熟悉, 知道哪些行业的目标消费者与本报的读者是相似或一致的, 哪些行业广告投入处于上升阶段等等。只有这样, 才能使报纸广告销售目标和对象更加明确。

经营报业涉及各种资源的使用, 如何调配资源, 运用资源, 是一个大学问。整合资源, 就是让所有有利于报纸经营发展的资源, 有效地围绕着能让报纸经营出效益的方向发展, 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合力, 推动报业经营不断向前发展。假如一个报社的各部门, 意见不一, 目标不明确, 就会产生各干各的局面, 所有的资源就会在这种内耗中全部殆尽。实践表明, 管理层的整合能力, 决定着报业经营的成果。

三、目标营销, 是报业的市场发展策略

实施“目标营销”方法是企业经营的一项良策, 即从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出发, 把整个市场划分为若干个大致相同的消费者群, 一个消费者群称为一个细分市场, 企业根据自己的营销能力和擅长, 选择其中一个或几个细分市场, 有针对性地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制定相应的营销战略, 以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

这种“目标营销”方法表现在报业竞争中, 就是报纸在办报过程中要在分析自身现状的基础上, 对读者市场进行细分, 根据自己的特长, 确定一定规模的读者群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 以他们的基本特征和阅读心理为基准确定报纸的内容与风格, 为自己的产品创立鲜明的个性、塑造独特的形象, 同时运用各种“营销”手段使读者了解并接受自己这种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 促使受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传媒市场中选中自己, 藉此完成市场交换行为, 实现报纸的商品价值, 赢得一定的市场份额。

“目标营销”获得成功的切入点是基于准确与合理的市场细分 (包括读者群细分和读者需求细分) 而确立的产品定位。

准确定位要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 为谁生产?目标市场是什么?通过市场细分, 根据自身条件确定一定规模的读者群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第二, 生产什么?根据目标市场中读者的组成情况, 分析他们的共同需求和差异需求, 确定选择什么样的新闻来满足特定读者群的特定阅读需求, 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第三, 怎样生产?选用什么样的方式完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即老报人常说的:报道对象、报道内容、报道方式。这三者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是由读者对象决定内容, 进而内容决定形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 衡量一家报纸成功与否, 读者市场占有率的大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因为读者占有率的大小, 基本意味着市场份额的大小。一张报纸应该在全面分析市场、分析读者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条件, 寻找自己的细分市场。要牢牢把握一定规模的读者群, 并尽可能地争取最广泛的读者群。

报业竞争“买方市场”的形成, 使“受众中心”地位更加凸显。当今报业市场中, 读者选择媒价的自主性日益增强, 媒体———受众之间的关系已由过去“我传你受”的单向传播阶段转为“你需要, 我来生产”的营销时代。要办好报纸, 报人必须树立“读者为本”的观念, 很好地进行市场调查, 了解受众, 认识受众, 以便根据他们的所需所求, 有的放矢地筛选新闻与信息、安排版面、设置栏目。

四、报业经营必须改革

加入WTO, 中国传媒业正面临着国际媒介市场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筹码是实力, 没有实力, 非但不能登陆国际市场, 就是国内这块市场可能被别人吞食。基于这种认识, 联系党的十六大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及其相关论述, 我国报业必须进行改革:

第一、政策环境必须完善。改革开放以来的媒介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与媒介的结合程度及方式选择都直接受制于国家的相关政策。十六大把“文化竞争力”上升到综合国力的国际竞争高度, 不仅将从思想观念上解除以前阻碍传媒与资本结合的束缚, 而且为一切促进传媒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后盾。由于“入世”, 我国报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资本的支持, 而资本的增值本性也早已对这个行业寄于强烈的期待;据统计资料显示, 1988年至1998年, 报业投资回报率是17%--50%, 远高于同期其他产业;资本对其介入的期待当属发乎本性。

我们确实要警惕和防范资本对报纸业务方面的干扰, 但是现在传媒实践已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传媒的经营与传媒的业务分开。而且, 经过媒介自身的尝试和探索, 已经表明资本进入报业并不是预想的那么可怕, 在方兴未艾的传媒产业化面前, 各家报业集团的成立, 已经在资产重组、资产集中管理以及经营性资本同业外资本的合作做了种种有益的探索, 中国报业进行的一些改革, 已经为接纳业外资本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国家相关政策必须充分运用这一点, 以实质性地体现自己的“引导性”, 改变此前追随实践甚至落后于实践的被动局面。

第二, 创设合适的法律环境。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 报业资本的规范运作必须要有相关法律为保证。据笔者所知, 虽然我们在资本运营方面已实施《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专门法, 但迄今为此, 我们还没有任何一部专门而完整的法律是针对媒介领域的。有的大多是部门规章或条例, 而且其中很多是“试行”或“暂行”。由于部门权力有限, 而且政出多门, 彼此难免相互混杂以至抵触, 严重影响实施效果。十六大明确提出的“加强文化法制建设”, 必须促进传媒领域专门法规的诞生, 以有力保障媒体资本运营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尽快引导报纸资本运营自觉进入法制化轨道, 彻底消除现有各种不良影响。

第三、报业自身要以资本为纽带进行整合。规模狭小、重复建设、资源分散、效益低下是当前阻碍我国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十六大的纲领性指导下, 报业产业首先要做的, 是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 打破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重重的现状。报纸自身必须以市场为基础, 以政策为导向, 通过其产业结构的调整, 尽可能地提高行业自身的社会化和集约化程度。要做到这些, 就必须以资产为纽带, 积极组建大型文化产业集团, 增强行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与此同时, 现代企业制度在媒介产业中的迅速成长, 也是势在必然。毕竟, 过去主要依靠国有银行的贷款来发展与已经起步的主要依靠股资来发展是有本质区别的。银行贷款压力较小, 使用起来无顾忌一些。而使用股资, 融资单位不仅要定期向股东大会、董事会, 而且还要向全社会公布资本的运作和企业的运营状况。此外, 融资单位还受到行政和法律的严格监管。所以说现代企业制度在媒介产业中的生根开花, 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 都将是行业整合和壮大的主体之一, 而资本的纽带作用更是大有可为。

第四、民营资本必须进入报业。我国的民营资本,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社会竞争力已有相当增长。按照社会市场规律的客观要求, 民营资本与其他性质的所有制资本一样都有追求利益的权利和公平竞争的机会, 都有作为市场主体中的一员, 参与市场化产业的合法身份。但是, 媒介的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功能, 使其成为一种行政性垄断的行业, 从而将民营资本拒之门外。在十六大以后的未来形势中, 传媒的产业化必将全面升级。传统的产业垄断在市场对产业化的要求面前, 必将解体。民营资本, 作为平等主体与其他国内资本一起在这一产业内的公平角逐, 既是报业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 又是我们整个市场经济按规则正常运行的需要。联系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 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 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的论断,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民营资本对媒介的介入已不可逆转。

当然, 有关报业经营,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都必须在“双百”、“二为”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指导下才有实质性意义。有鉴于此, 我们可以认为, 在未来相当时期, 现行传媒体制不会有太大改变, 因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喻国明.中国报业的现状与契机[J].传媒, 2007 (01) .

[2]梁衡.中国报业发展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国际新闻界, 2006 (06) .

[3]钱晓文.报业进入整合期, 转型挑战迫在眉睫——2005年中国报业经营综述[J].新闻记者, 2006 (01) .

[4]杜成会.理解报纸大众化——关于我国20余年报业改革的思考[D].复旦大学, 2006.

论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 篇11

一、邓小平制度反腐思想的提出实现了反腐理论的第一次飞跃

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我们党在执政后要接受监督、加强自身建设的论点深表赞同，认为“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他十分注意观察党内腐败现象的苗头，及时敲警钟。

由于在正确分析和认识腐败产生的根源时明白了权力反腐败的方法不可取，邓小平断定，相对于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是惩治腐败的治本之策。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解决制度问题，主要在于使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够按党纪国法办事，并辅之以坚定、有力的监督检查制度。按照党纪国法办事，就是要做到“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了制度反腐的意义、内涵和方法，完善了制度反腐的理论体系，从而实现了反腐败理论的重大飞跃。

二、邓小平“执政党反腐败斗争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的思想实现了反腐败理论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在如何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反腐败“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反腐败思想，强调坚持思想教育这一党的优良传统。他认为，腐败现象本质上源于剥削制度，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腐败现象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要从根本上下工夫反腐败，就必须坚持经常性的教育，认为这对全党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增强遵纪守法观念，提高反腐倡廉意识，自觉抵制各种腐败思想的侵蚀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坚持教育反腐的同时，他特别突出而鲜明地提出了反腐败要靠制度、靠法制的思想，提出了靠法制、靠制度反对腐败和进行廉政建设的新思路，形成了把思想教育与法制、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反腐败战略。

他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反腐败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他认为，法制建设具有思想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真正做到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彻底解决特权和违法乱纪问题。邓小平同志主张加强立法，严格执法，明确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强调要“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一是加大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改革和预防腐败的力度。最近中央出台了关于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的一系列办法，表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抓住了源头和重点，但是这方面改革与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不可低估。选人用人方面的漏洞是最大的漏洞，选人用人方面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设方面，重点是扩大民主，使各方面优秀人才通过民主的公开的竞争脱颖而出，使一切干部的选拔任用都通过制度化运作置于阳光之下。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切实增强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公信度和对领导干部党风廉政的制约力。二是加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预防腐败的力度。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从源头上防止权力对市场的渗透，是当前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创新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增强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活力制度与体制的生命力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断完善、充分发挥政治制度活力与优势的强大动力。当前，腐败现象的制度根源和制度反腐败的重要性必要性，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再一次严肃地提到我们党的面前。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总之，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其反腐倡廉思想的价值取向对我们今天的开展反腐败斗争启发很大，对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发展，意义深远。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 篇12

关键词：南方谈话,改善民生,社会主义本质

1992年春, 邓小平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城市视察, 沿途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这次关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富有战略意义的谈话蕴含着邓小平的民生思想, 也直接体现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改革开放的动力、发展经济的战略等内容之中, 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及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思想资源。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民生思想的总体框架

邓小平历来高度关注民生, 他在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论述中都包含着丰富的民生思想, 南方谈话一开始就尖锐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 (1) 整篇南方谈话就以这些内容为主线展开的, 并从理论高度上构建了改善民生的总体框架。

1. 社会主义本质是改善民生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依据

他在南方谈话中, 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 这一概括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首位。其次,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保证。并突出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 邓小平始终把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 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认为离开共同富裕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了。

2. 改革开放是改善民生的基本途径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 促进了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3) 讲话对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改革开放是改善民生的基本途径作了充分肯定。既大力推进改革发展, 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 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 在改革发展中促进社会稳定。

3. 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直接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 邓小平就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4) 经济发展是富民之本、强国之基。在南方谈话中, 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 关键是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邓小平认为, “低速度就等于停步, 甚至等于后退”“但也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 要扎扎实实, 讲求效益, 稳步协调地发展”。 (5) 一是防止片面强调经济发展, 只重视积累和投资, 忽视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应从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目的出发去谋求科学发展。二是防止不顾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 片面提高居民收入, 提出不切实际的收入和福利标准。 (6)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民生思想的现实意义

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民生思想, 挖掘“南方谈话”深刻现实意义, 不仅是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而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 必须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是指既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 又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既要抓好党风建设, 又要抓好社会风气建设, 等等。这其中社会风气建设也包括了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7) 这些论述表明我们党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内涵方面的认识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丰富。

2. 必须认识民生问题是当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着力点、结合点和交汇点, 既体现党立党为公的宗旨, 又是党执政为民能力的检验尺度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 人民才会相信你, 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老百姓不答应, 谁就被打倒。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给人民带来了好处, 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8) 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9) 这些执政思路的提出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 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3. 必须深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认为, 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来说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立足基本国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0) 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 邓小平的民生思想, 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而且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民生思想引发的新思考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民生思想为指引, 以十八大报告中民生思想为依托, 从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 借鉴以往改善民生的举措和经验,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举措:

1. 新增就业渠道, 就业是民生之本

从就业方面来看, 我国人口基数大, 需要就业的人口多。近年来, 毕业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大军是两大直接面临就业的群体, 这个群体一年又一年地在增长。与此同时, 就业岗位却没有得到大的增长, 就业难也就随之而来。现阶段需强化促进就业的责任, 实施积极就业政策, 建设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 不断新增就业渠道和就业援助, 以落实十八大报告中规划的“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的目标。

2. 形成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社保制度是民生之依

从社会保障方面来看, 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 我国几乎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 由于意识到将来各种问题的出现, 国家政府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适当提高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稳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水平。病有所医, 形成以低保制度为核心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 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等等。确保完成十八大报告中部署的“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健全全民医保体系”的战略任务。

3. 加强全方位的民政工作, 民政工作是民生之盾

民政工作是我党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 它一头连着“民”, 一头连着“政”, 充分体现着党和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民政工作内容多, 范围广, 进一步落实民政工作任务, 包括具体量化五保供养标准、基本覆盖高龄老人津贴和生活困难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 探索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 基本形成社会福利事业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等等。基本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老有所养上持续取得新进展”的局面。

4. 确保建成各类住房保障工程

住房工程是民生之急, 住房是人民迫切的需要, 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 解决好住房问题成为我们党的重要工作之一, 应该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 尤其是要继续实施限贷, 限购这两大核心政策。建立健全保基本、分层次、多渠道的住房保障体系, 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加快廉租住房建设, 规范和加强经济适用房建设, 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努力让人民过上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的更好的生活。

今天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民生思想, 研读十八大报告中的民生思想, 就是要坚信我国民生的改善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而不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随着民生问题的不断解决而不断地提高。这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最好纪念, 也是对十八大报告精神最好的诠释。

注释

1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人民出版社, 1993:370, 373, 371, 116, 375, 375.

2王金水.邓小平民生思想探析[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09 (1)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