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术

经济学术（精选12篇）

经济学术 篇1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飞跃, 也带来了我国文化市场的繁荣, 同时对各个经营行业市场化的要求越来越高, 当然属于经营行业的出版行业也不例外。在中国入世的大背景下, 市场竞争愈演愈烈, 中国期刊杂志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阻力, 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进一步寻求发展, 就必须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期刊的特点、影响, 探求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一、学术期刊自身的特点

学术期刊是社会先进科研成果及理论发表的重要基地, 它在为作者发表文章、学者交流学习等方面提供了便利条件, 而且直接推动了我国科研水平的进步, 是展示我国科研成果的重要舞台。由于学术期刊的理论水平较高, 其内容并不会受到广大普通读者的追捧, 因此学术期刊的读者对象都是一些知识层次较高、专门从事教育科研的工作人员, 而这样的人员为数不多。大多数的学术期刊的订阅者都是一些科研单位、高校图书馆, 普通订阅者寥寥无几。学术期刊自身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学术期刊的发行量会受到制约, 以及办刊单位相应得到的回报相对较低。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期刊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学术期刊有其至关重要的正面影响, 也受到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一) 学术期刊的正面影响

1、学术期刊促进了国家软实力的提高。

国家软实力, 指的是国家通过吸引而不是用强制和利诱手段来实现所期望的目标和结果的能力。具体地说, 国家的软实力, 是指特定国家的各种价值系统及其象征形式向外部释放的那种柔性而又厚实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是通过制度创新与规则的制定、文化和观念等方面的吸引或感召作为手段, 增强全体国民的凝聚力和意志力, 并对其他国家产生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在信息化的时代, 人们越来越关注国家软实力, 使其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学术期刊的信息化发展建设有效促进了国家软实力的提高。

2、学术期刊促进了国家理论知识水平的提高。

学术期刊的正常运行过程, 就是知识生产过程的终结环节和累积过程.也是学术期刊工作者不断改进、创新自己的学术研究并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和传播最新理论知识的过程;同时, 学术期刊的正常运行过程, 更是学术期刊自身理论水平不断创新、不断提高的过程, 大大促进了国家理论知识水平的提高。

(二) 学术期刊受到的负面影响

1、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受到影响。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 学术期刊也日益的市场化。大部分学术期刊都要收取相应的版面费用作为期刊的运转开支, 获得发展壮大的资金支持。而学术期刊的作者发表论文大都是以晋升职称、完成课题任务为目的, 因此部分作者把期刊收取的稿件版面费用作为一个硬件条件, 根据收费标准来完成最低要求的写作, 而在论文内容上不会再进行深入研究。还有的作者为了减少版面支付费用, 将论文进行大幅删减或改投影响力较小而收费较低的期刊, 由此造成刊发的论文学术质量下降, 影响力削弱, 导致期刊版面资源浪费和整体功能的下降。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一旦受到影响, 读者的需求就会得不到满足, 受众减少, 发行量随之减少, 进而使期刊陷入一种不良循环。

2、学术期刊的办刊工作者思想受到影响。

期刊的办刊者大部分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他们之中不乏年富力强、对新鲜事物具有较强接受能力的年轻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席卷下, 当刊物一旦陷入市场困境时, 他们就会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前途产生焦虑心理, 从而放弃当前的期刊工作, 跳槽走人或更换职业。这样下去, 期刊的其他人员也会受到影响, 这块阵地上的力量会越来越弱。当然受到最大影响的是学术期刊。因此, 加强对期刊工作者的思想教育是使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思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深入, 经济、科技及教育水平快速发展, 科研学术成果层出不穷, 这些对科研工作者和科技期刊而言, 都是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学术期刊作为先进科研成果的发表园地, 既是向社会展现当今先进科学水平的窗口, 又是开展国内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科技期刊要想谋求更好的发展前景, 不仅要保障期刊的学术质量, 而且要坚持期刊的创新发展思路。以质量求生存, 以特色求发展。对各种学术研究的发展动态, 做出及时的报道, 努力引进学术水平较高的精品文章, 进而提升本刊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稳定并扩大刊物的消费群体。目前我国的期刊杂志主要是通过简单的出版发行赢得经济利益, 由于发行量受制约, 资金缺乏, 进而导致学术期刊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这就需要广大的期刊编辑人员时刻保持市场经济意识, 在保证期刊质量的前提下, 尽量减少期刊发行的投入成本, 加大期刊发行的收入, 如在期刊中加进广告的植入。同时期刊本身还要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办刊队伍, 要加大人才投入, 牢固树立人才意识, 内功意识, 重视培养创新思维, 不断提高办刊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办刊能力, 从而提高刊物的整体水平, 以赢得更多的读者。

学术期刊的特点决定, 追求纯粹的市场化的道路也是行不通的。应该根据刊物自身的情况, 加大办刊单位的资金投入, 办好刊物。如有的办刊单位是大型的企业或者是已经参与市场经济的科研单位, 针对实际情况, 实现刊物由单位提供经费或收取发表费用的办法, 或以刊养刊, 实现自给自足的发展目标。

总之,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文化市场的繁荣。但由于学术期刊的自身局限性, 决定了其必须不断创新办刊理念, 努力解决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以稳步立足于期刊市场并不断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周蓉, 市场经济与学术期刊, 编辑学报, 2007, 19 (1)

[2]、李晨, 市场经济与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经营, 理论月刊, 2010, (7)

[3]、肖云兴, 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期刊生存发展思考, 科技编辑研究, 2005, 17 (3)

经济学术 篇2

2012年12月7日上午在商学院128学术报告厅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裴长洪研究院关于《世界当前经济贸易形势分析》的学术报告。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历史性剧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危机与动荡此起彼伏，地区热点和全球性挑战相互交织。我们必须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加强战略谋划，增强应对能力，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裴长洪研究员对世界贸易形势、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多方面的阐述。

2011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

通常来说，世界经济增长与世界贸易增长存在正向的关系，而且世界贸易的增速要快于世界经济增长。

2011年全球贸易总体呈现两个特点：

第一，伴随着全球经济下滑，世界贸易呈现回落的态势。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大幅跌至-10.7%，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最大跌幅。2010年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世界贸易增长率大幅回升至12.8%，是自1980年以来最高的年度增长率。2011年世界贸易增速基本维持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

第二，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好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速下降幅度较大。发展中国家也维持更加强劲进口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维持相对高的增长率，市场需求大幅增加，从而带动进口增加。

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疲软

对于2012年的全球贸易走势，大体预测是，伴随着全球经济的放缓，全球贸易增长将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增速上。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判断：

第一，先看当前国际贸易先行指标的走势：

先行指标变化显示国际贸易增长回落。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先行指标，该指标的变动通常能提前反映未来国际贸易走势的变化。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自2010年5月份达到3838高点之后一直处于下降的通道。虽然2011年9月和10月出现小幅的反弹，但也远低于历史的平均水平。

另外，国际航运市场不景气。从集装箱运输市场（HRCI）来看，国际集装箱指数自从

2010年3月达到916点之后，也一直处于回落的态势。所以，国际航运和集装箱市场走势不支持贸易强劲增长。

第二，决定贸易走势的主要因素：

一是香港贸发局出口商信心指数持续下滑。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城市，其出口商的信心直接反映了未来贸易走势变化的走势。香港贸发局通过调查出口商从而编制季度出口商信心指数，该指数显示从2010年2月份达到顶峰59.1后持续回落，尤其是2011年三季度的出口商信心指数只有49.5。该指数的分水岭是50，如果高于50意味着信心扩张，低于50意味着信心收缩。因此，出口商信心指数的收缩意味着2012年世界贸易的增速将会放缓。

二是2012年贸易融资风险上升。作为反映国际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的风险衡量指标泰德利差，从2011年8月到10月上涨了2.5倍，一般来讲，当泰德利差上行时，则显示市场风险扩大，市场资金趋紧，银行借贷成本提高，也连带提高贸易企业的借贷成本。说明由欧债危机引发的银行业危机开始影响贸易融资。

三是高位徘徊的失业率导致贸易保护会进一步加剧。2010年由于经济下滑导致三大经济体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率是一个滞后指标，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衰退结束之后两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失业率仍将处于较高水平，所以，2012年各国的失业率会继续攀升。鉴于各国失业率往往是出台更具保护性贸易政策的重要催化剂之一，所以，2012年各国一定会出台更多的保护本国就业和产业的政策。

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条件恶化，并且还面临着几个大的挑战：一是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将继续保持上涨态势；二是劳动成本持续上升。中国工资将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上海等地工人工资，仅比美国一些人力成本低的州便宜30%。由此可见，未来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制造将在沿海发达地区日益丧失竞争优势。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几个新机遇：

第一，中国的市场优势凸显。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范围以及工人的高素质让很多企业选择“坚守中国”。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接受调查的350家企业中，有61%的企业是在中国生产、采购，并供应中国市场，仅供应美国市场的企业占10%，供应中国和美国以外市场的占8%。

第二，产业配套能力是中国的新优势。很多工厂之所以选择留在中国，通常处于以下考虑：迁移生产基地既费钱又费时，而且新的市场尤其是中国以外的市场存在未知风险。部分依赖低劳动力成本的企业会转移出去，但其他领域很难，如笔记本电脑生产商，这个行业劳动力成本所占比重很少，且非常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实际上，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且国家规模较小，正是东南亚一些国家难以吸引某个行业产业链的整体搬迁的原因。

第三，中国工人素质成为新优势。有关调查表明，同制造业的其他变量相比，中国工人的素质评级良好。根据调查反馈，虽然中国在物流基础设施等方面得分较低，但工人素质一项得分很高。而且，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的优势也同样明显。

第四，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出现新优势。随着近年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转移产业，中西部加工制造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从而延续了东部已有的要素禀赋优势。重庆、四川、广西等地相继成为出口贸易后发优势地区。

第五，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由于发达国家需求恢复缓慢，体现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性的出口产品，特别是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的弹性将较小，而体现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将较大。这种新的需求将带动我国进一步发展先进制造业，带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和其他高端装备制造业将可能培育成为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第六，企业“走出去”具备新优势。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也具备企业海外发展优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持续高速增长，高速公路、铁路、桥梁、机场、港口码头、电站、学校、医院和市政工程等建设项目，数量多、规模大、水平高，我国工程建设企业的竞争力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已经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此外，我国部分制造业和资源开发行业也具备了海外投资的优势因素。

第七，人民币正在成为新优势。目前人民币是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随着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扩大，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也将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将成为新的交易工具出现在国际金融舞台和世界货币市场上。

第八，金融体系稳定和外汇储备的优势。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纷纷陷入困境，而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流动性充裕，经营稳健，不良

经济学术 篇3

张力（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我国“转型期贫困”呈现城市化倾向，即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快和城市经济转型，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贫困现象从农村向城市蔓延，城市贫困阶层不断扩大和多元化。以社区为本，通过社区设施建设和社区发展计划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有针对性的社区服务和创造更多的根治贫困的机会。

陈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我国总人口的流动率由2000年的8.1%，上升到2005年的11.3%，进一步上升到2010年的16.5%。相应地，我国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寿命由2000年的5.4年上升到2005年的7.9年，又进一步上升到2010年的10.8年。我国人口的流动率和平均流动预期寿命在过去10年间都增长了一倍。也就是说，我国人口流动出现常态化和长期化趋势。这样的趋势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传统微观人口学对人口行为还有几个方面未曾研究，包括家庭人口行为能力、偏好、生态。根据这种局限性我提出“行为人口学”。在现实人口活动中，很多情况下人口活动背后的行为机制并非完全理性的，无论是影响人口自然变动的择偶、婚姻、生育活动还是影响人口迁移变动的区域迁徙、流动都存在大量有限理性行为。并且这种行为有着复杂的决策机制，也会产生一种独特的人口学后果。很多人口现象只有从有限理性行为的角度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所以非常有必要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对人口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新的构建。

王金营（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目前的区域消费需求不足与区域消费差异状态的人口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城镇化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外来人口流入率以及劳动力人口等人口因素对区域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且人口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区域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我国区域人口城镇化滞后发展阻碍区域消费内需扩大；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减缓消费模式优化；人口流动聚集效应带动区域消费水平提高，应当充分利用区域间年龄结构差异发挥区域消费优势。

陈卫民（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院）：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比较低，2011年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43.35%，第三产业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仅为35.7%，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对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我国即将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将迎来第三产业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为此，需要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关系，加强政策推动，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这不仅是积极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经济“保增长、调结构”目标的重大战略选择。

学术不端行为的经济学浅析 篇4

一、研究背景

2011年7月30日北京大学钱思进教授发表博文《教育界剽窃造假的另一恶劣案例,中国教育界学术打假和惩治腐败的艰难》,本文长达的6 500余字,详叙了对其学生胡震本科毕业论文打假的过程。也许由于钱教授的特殊身份,(2)他的这一长篇博文又把“学术不端行为”这一令中国学界难堪的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其实,学术不端对公众来说早已不陌生。早在1994年,就发生过北师大教授伍铁平指称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德江是“学术骗子”之事。近年来,中国学界的这股歪风大有愈刮愈烈之势。学术不端行为已经从简单的剽窃、抄袭、占有他人研究成果,抄袭海外著作;发展到伪造、修改研究数据,或是直接捏造成果。当今的学术界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当前学界的学术不端的问题虽然是随着教育产业化、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增加而越来越严重,但究其根本,可以归因于内外两个方面:首先,学术精神的丧失是为内因。学术精神是诚笃的精神,其本质应该是探求真知,为科学而科学。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大背景是诚信已经迷失、荣誉感与道德感集体弱化,长期以来被看做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日渐被腐蚀,故而学术界也有了“抄袭并不可耻,可耻的是被抓住了”之类的对于不道德的默许与麻木,致使学术精神逐渐淡化甚至丧失。其次,制度的缺陷是为外因。当前中国不单缺乏对学术行为的有效监控制度,更缺少对已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有效惩戒的制度。这种在制度设计上对公平与正义的缺失,造成了对比与采取学术不端行为能获得的丰厚收益(如更高级的职称、更多的被敬仰、更高的收入等),此行为的成本太低。这从客观上纵容甚至鼓励了学术不端行为。

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败坏了学界的声誉,阻碍了真理的发掘与科学进步,直至破坏经济增长与社会的高速发展。所以,治理学术不端行为、重建学术秩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还要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强调道德建设的同时制度的完善也是刻不容缓的。但是,坚持制度变迁源于内生演化的学者认为,在学术环境整体上仍在恶化、道德和荣誉感集体弱化的时代,通过从外部建构制度是不能解决当前频繁发生的学术不端行为的。通过加强道德建设,使制度得到其自身演化的土壤,内外促进相互加强,确实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术不端的行为。但是,从加强道德建设着手,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而且道德和荣誉感集体已经弱化的时代,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推动,已经恶化的秩序很难找到新的出路,只会沿着既有的路径,愈加走向崩溃。因此,本文认为通过外部构建制度、加强制度建设,对于解决当前的学术不端是可行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以下依托广义效用理论与博弈论知识,对制度建设在解决学术不端行为问题时的重要作用给予经济学的证明。

二、经济学基础

(一)广义效用函数

在现代经济学中,效用是消费者对不同的商品和服务排序。它是一个仅与消费相关的概念,据此构建的效用函数为:

上式中U是消费者一定时期消费商品与劳务所获得的效用总和,X1,X2,…,Xn表示n种消费品的消费量。效用函数连续、可微。以上关于效用的界定属“狭义效用范式”,把偏好抽象为单一的经济偏好,忽略了人作为社会动物的情感。为了把经济学的最大化方法应用于人类整体行为的研究,森和贝克尔等学者把“狭义效式”改建为广义效用范式体系。在广义效用范式中,效用指行为主体在实现自身需要的任一行为过程中所获得的心理或生理上的满足状态。据此构建的广义效用函数为:

上式中U表示行为主体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效用总水平,H1,H2,…,Hn表示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需要而采取的n种行为,比如经济、道德、情感等等。

(二)相关博弈论知识

本文所讨论的学术不端行为问题是一个大群体的集体行动问题。在这个由n人参加的集体行动博弈中,对于每位参与人i有纯策略空间Si,Si中包含诚实科研探求真知与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两种策略,则本博弈的标准式为G={S2…,Sn;u2,…,un},学者(即参与人)选择策略,以最大化自己的支付为目标,即

当策略组合{s1*,…,sn*}满足对每一参与人i,si*是(至少不劣于)他针对其他n-1位参与人所选策略的{s1*,…,s*i-1,s*i+1,…,sn*}最优反应战略,即:

则策略组合{s1*,…,sn*}是该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也是本最优化问题的解。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多人博弈的囚徒困境

现有某学者A要就未来的科研工作是采取诚实科研探求真知的策略或是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的策略作选择。决定他这一决策的效用U=u(p)(1)的支付p,由这项决策能带来的收益y(由y1经济收益和y2情感收益两项组成,y=y1+y2)与成本c(包括c1科研所需要付出的时间、金钱、精力等所带来的成本和c2采取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后要付出的成本两项,c=c1+c1)的差,故有:

U=u(y1,y2,c1,c2),其中y≥0,y1≥0,y2≥0,c≥0,c1≥0,c2≥0

社会在对学术不端行为有弱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采取学术不端行为,通过欺诈,可以得到高的收益y而只付出很小的成本,由此达到高的效用满足U。这一效用是广义上的效用,其中既包括经济上的高收益带来的效用满足,也包括由于获得的更高的职称或是学术地位所带来的情感上的满足而获得的效用。而且此种情况下,选择采取学术不端行为的成本很低:首先,通过伪造、篡改和剽窃等获得的科研成果只需要付出很小的努力,很低的时间、金钱、精力上的成本;其次,由于行动群体庞大监督困难加上缺乏对学术行为的有效监控制度,采取欺骗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另外由于更缺少对已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有效惩戒的制度,导致欺诈即使被发现惩罚也很轻,选择采取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后要付出的成本很小。(2)所以从广义效用的角度来看,当要就未来的科研工作是采取诚实科研探求真知的策略或是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的策略作选择时,在对学术不端行为有弱的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若是选择了采取学术不端行为的策略,学者只需以很低的成本为代价,就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情感上获得了高收益,实现了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所以,每位学者都偏好他人选择诚实科研探求真知的策略,而自己选择学术不端行为。故而,对于单个学者而言,采取学术不端行为是本博弈的纳什均衡。

但是,采取学术不端行为的学者的效用最大化是建立在其对其他人利益损害的基础上的。例如,学术不端行为造成科研资源、学术地位方面的不正当竞争;如果相信了虚假的学术成果必然被误导,试图在其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会是南辕北辙,付出很大成本而收效令人担忧。所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不能同时达到集体效用的最大化。同时,某些学者通过采取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把成本转嫁他人,得到了高收益而没有被惩罚,这将激励更多的人开始逐渐尝试学术不端行为,造成学术环境日益恶化,形成典型的多人博弈的囚徒困境局面,出现了个人最优与集体最优(3)相悖的局面。

(二)制度建设是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加强制度建设是必经之路。用强制性措施来加大对于采取学术不端行为的惩罚,通过影响学者在作决策时的预期成本与收益,以改变其最终支付,对于有效遏制违规行为的蔓延、重建学术秩序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要就未来的科研工作是采取诚实科研探求真知的策略或是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的策略作选择的某学者A来说,他的决策依赖于所选择策略带来的效用:

为便于分析不妨设效用函数U=u(y,c)为线性函数,U=ay+bc,a>0,b<0

由上文分析知:

y=y1+y2

c=c1+c2

c2=ρd

故,效用U与y1,y2正相关,即经济与情感收益越高,相关决策能给参与人带来的效用水平越高;效用与c1,c2负相关,科研所需要付出的时间、金钱、精力等所带来的成本越高,采取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后要付出的成本越高,决策能给参与人带来的效用水平越低。由于c2=ρd,所以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被发现的概率ρ,与效用负相关,即被发现的概率越高,选择欺诈行为能给参与人带来的效用水平越低;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被发现后受到惩罚带来的损失d,与效用负相关,被发现后受到惩罚带来的损失越高,相关决策能给参与人带来的效用水平越低。相对于当前的弱的制度约束下,采取学术不端的高收益、低成本导致的囚徒困境,制度建设对于摆脱当前的困境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和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该完善对学术行为的有效监控制度。在一个大群体的集体行动中,由于成员众多,群体内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很低。也就是说,在由n位学者构成的群体内,某位学者是否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往往无人知道,即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被发现的概率ρ很低。只有完善对学术行为的有效监控制度,才能提高采取学术不端的欺骗行为被发现的概率ρ,以提高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后要付出的成本,从而降低采取欺骗的支付。在这方面,当前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例如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TMLC)就是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对剽窃、抄袭、篡改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快速检测的系统。其次,完善对已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有效惩戒的制度,提高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后因受到惩罚带来的损失d。通过远大于从事学术不端行为可能得到的收益的巨大成本,使得试图采取不端行为者因无利可图而放弃欺诈行为,从而能有效维护良好的学术秩序。相对于国外,这方面中国目前尚缺乏公正统一的制度,缺少专门接受和处理对学术不端行为方面的举报的机构,造成对于已经被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常常不能及时公开或者轻重不均,甚至也有不做处理、不少不了了之的,如此不仅造成采取不端行为的低成本也导致了不公平、不公正。最后,应该完善对学术成果的审核制度,以提高真正采取诚实工作努力科研的学者的收益y。例如,在中国当前以英文为主的SCI已成为普遍的考核标准,我们已经放弃了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评判的责任,丧失了评判的能力。如此就使得那些善于迎合SCI的学者获得了更高的收益,而不善此道的人或是逐渐丧失学术地位、被淘汰出全局;或是“努力制造”SCI,以“好不好是质量问题,有没有则是性质问题”为口号,甚至不惜炮制没有学术价值的垃圾文章,以此获得高的收益。

摘要：近年来,国内的学术不端行为可谓是愈演愈烈,不仅影响了学术界的声誉,而且严重阻碍了知识创新的进程,对社会进步也是危害巨大。以广义效用和多人囚徒困境理论为依托,剖析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并简要指出摆脱学术不端困境的途径:即完善对学术行为的监控、审核和奖惩制度。

关键词：学术不端,广义效用,多人囚徒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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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托马斯.谢林.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Solow R.M.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312-320.

经济学术 篇5

一、引言

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主要是对经济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一方面抓住普遍规律，一方面在于应用经济法，为实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具体指导方针。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室经济法的本质探讨，通过对经济法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经济法现象的解决和经济法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经济法治实践的基础关系

经济法学研究对经济法治实践有着指导作用，同时，实践的结果，也是法学研究的一种反映，推动着研究的进步发展。一个有价值的经济法学研究，一定对法治实践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理论来源于经济法治实践，经济法治实践，一方面为研究提供了案例，另一方面，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经过系统化的总结，直接转化为研究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在飞速发展，但是目前依然存在缺乏对实践的哲学思辨、研究不能正确应用于实际情况和研究理论不能正确反映实践结果的想象。因此，为了推动经济法学的发展，我们必须要站在实践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加深对中国经济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深入研究分析，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学术研究理论并帮助其引导实践活动。

三、经济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总体来说，部门法的划分相对来说更加人性化，并不是要一味地坚持传统客观标准。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都是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手足兄弟，不可分割。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过程中，要坚持合作观念，深入到具体情况中，探索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加强经济法研究和部门法研究的.交流互动。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要充分意识到部门法的法律价值，在研究社会经济现状时，充分利用部门法，相互合作，在解决问题上根据经济法和部门法的关联性，发挥他们的共同作用，有效的推动经济社会的实质性进步。

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基础研究是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起点，而应用研究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基础研究重点在于探究经济法现象的本质，研究经济法的价值，通过对经济法现象的研究，得到经济法律的基本规律，揭示经济法现象的本质原因。而应用研究重点在于探究经济法的具体问题。它通过对经济法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究，探讨出一套适合特定法治情况的可行方法。经济法学学术的基础研究，重点在于抓

住经济法现象的普遍规律，找到法治情况的通用法则，以便于发生法治问题时有理可依，有据可查。经济法学学术的应用研究，则侧重于寻找到经济现象的具体对策。一般情况下，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找到关于该问题的具体经济法对策，应用研究相对于基础研究来说，针对性更加强烈，对问题的处理更加细致化。我国经济法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联合起来，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强化基础理论，深入探讨实际情况下的法治应用问题，是解决经济法问题的必要途径。

五、经济法学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在不断加快，经济法学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不管哪一门学问，都需要“除旧立新”的勇气。中国法学的发展速度快，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法学存在着依赖西方法学的方法论问题。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一味地借鉴抄袭别人的创意，到头来，中国的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只能是一潭死水。在中国的法学研究上，我们要考虑到国家的自身情况，引进国外先进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一定要注重国际法学的本土化研究，要在“以我为本”的基础上“为我所用”，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特魅力。在传承中国或外国经济法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握“扬弃”思想，吸收优秀的法学理论，摒弃落后的、不适用于现实情况的法学理论，并注重继承基础上的不断创新。在深入探究法学理论的基础上，适时融入本国特色理论体系，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经济法学理论体系，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六、结语

经济学术 篇6

关键词：法经济学；学术论文抄袭；制度化治理

一、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成因

学术不端行为又称科研不端行为，科技部制定的《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第3条将其定义为“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的科研行为准则的行为”。在各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中抄袭科研成果均被列入学术不端行为之列，②而科研成果抄袭行为本身又包含了学术论文的抄袭，因此可推论出学术论文抄袭行为已被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为学术不端行为。据此，笔者将以法经济学的视角具体分析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成因。

（一）从科斯定理分析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成因

科斯第一定理的内容可概括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只要交易双方存在正数的合作剩余，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③学术论文抄袭行为为何如此猖獗，从科斯定理的角度去看，正是因为期刊杂志社和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剩余。一篇抄袭而来的学术论文，对于其作者来说，能够发表至学术期刊能带给他的合作剩余主要是一些间接收益。而对于期刊社来说，在尽到了一定的形式审查义务后发表学术论文的合作剩余为版面费。并且在现在网络日益普及的情况下，抄袭者寻找到一个可能发表抄袭作品的期刊社的成本极低，即交易成本几乎为零，故而无论对于期刊社还是抄袭者来说，发表抄袭的论文带来的合作剩余均为正数。一旦合作剩余为正数，那么这种交易就容易发生。此乃抄袭的学术论文能得到发表的原因之一。

（二）从“成本—收益”模型分析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成因

对于抄袭者而言，抄袭他人论文的收益一般是一些间接收益，包括评选荣誉或者职称、荣誉或者职称带来的一系列收益等。而抄袭他人论文的成本则为“被认定为抄袭后遭受的惩罚×被发现并被认定为抄袭的概率”。根据学术论文抄袭的实际情况来看，抄袭的成本的确较低。首先，被抄袭者无暇或者无力顾及被抄袭后的维权。当被抄袭者是一些年轻学者甚至是学生的时候，想要针对有一定声望抄袭者的抄袭行为进行维权几乎难以实现。其次，学术论文并不像专利或者商标那样向唯一的主管部门申请，而是可以向多个期刊社投稿，期刊社的编者虽然会对论文的内容进行审阅，但是任何一个编者都不可能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所有论文都进行了穷尽式的阅读，若抄袭者抄袭的对象未在编者的阅读范围之内，则这种抄袭行为难以被期刊社察觉而最终使得抄袭者的论文被成功发表。对于阅读过此抄袭作品的编者来说尚不一定能够发现抄袭行为的存在，被抄袭者就更难以发现了。最后，现行法律对学术论文抄袭的制裁措施规定得较为宽泛，如《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受到剽窃、篡改、假冒等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但对于剽窃的具体判断标准却未做细致规定，致使在抄袭行为的认定方面赋予法官太多自由裁量权，从而极大增加了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最终使得对抄袭行为的惩罚力度大打折扣。

上述三点原因使得被发现并被认定为抄袭的概率极大降低，这样一来必将致使抄袭他人论文的成本处于较低的水平。然而，抄袭他人论文的收益却一直居高不下。当收益大于成本之时，必定会有很多人选择抄袭学术论文。因此从“成本—收益”模型来看，抄袭他人学术论文的原因之一则在于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着失衡的情形。

二、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制度化治理思路

任何法律制度均需要对制度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仔细的推敲后方能得以出台并最终得到实施，这可谓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仅凭一篇文章几乎不可能做到较为完善的推敲工作，故笔者在此仅根据上文的分析结果提出完善的大致方向，而不做具体的制度设计。

（一）从科斯定理角度分析

笔者在前文中得出抄袭的学术论文能够发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抄袭者和期刊社之间存在正的合作剩余并产生利益合谋。因此，减少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制度化治理思路首先应当从改变合作剩余的现状入手，只要合作剩余为负，绝大多数的“社会理性人”就不会进行学术论文抄袭行为。对于期刊社而言，由于其采用的是查重等形式审查手段，故只要期刊社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则很难在抄袭行为中追究其责任。虽说这种形式审查有庇护期刊社之嫌，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期刊社的编者也不可能对任何投稿文章是否存在抄袭行为均做出精准判断，故而期刊社的合作剩余为负难以实现。此时就应当从减少抄袭者合作剩余的角度去考虑，即需要使抄袭者发表论文的合作剩余为负。因此可以从减少抄袭者收益的角度出发，如改变现行荣誉、职称评审机制等等。只要将抄袭者的收益减少，使其合作剩余减少，则抄袭学术论文的行为也就会大量减少。

（二）从“成本—收益”模型角度分析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抄袭学术论文的成本和收益间的失衡是这种抄袭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故而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可以从减少收益并且增加成本的角度出发。减少抄袭行为的收益刚好与科斯定理分析出的解决办法相一致，由于前文已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故此处就不再赘述。而增加成本则应当从成本的构成要素出发进行考虑，抄袭行为的成本是“被认定为抄袭后遭受的惩罚×被发现并被认定为抄袭的概率”，因此增加成本应当增加抄袭行为遭受的惩罚或者提高被认定为抄袭的概率。然而如前文所述，被认定为抄袭的概率是由被抄袭者无暇或者无力顾及被抄袭后的维权以及学术论文抄袭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极低这两个因素决定的，而这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改变，故而提高被认定为抄袭的概率在短期内也很难实现，因而增加抄袭成本应当从增加抄袭行为遭受的惩罚的角度去考虑。抄袭行为遭受的惩罚力度较低主要是由于现行法律对学术论文抄袭的制裁措施规定得较为宽泛而导致的，因此需要对现行法律规定中较为原则性和模糊性的规定做进一步细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抄袭行为的成本增加，致使抄袭行为的成本大于收益，最终达到遏制学术论文抄袭行为的目的。

注解：

① 参见孙斯坦《风险与理性——安全、法律及环境》一书。

② 参见《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第3条，《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第1条，《科学技术进步法》第70条。

③ 参见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

参考文献：

[1]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

[2]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举办学术报告会的经济学分析 篇7

而同样是河南的另一家企业漯河双汇, 与春都企业性质完全相同。但当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提出改革分配机制后, 漯河市政府很快答复:万隆年薪150万, 其余高管人员让万隆自己“看着办”。随后, 双汇生产车间主任年薪被调整到了30万, 销售骨干年薪达60万。双汇的企业家才能激励机制很快产生效应———双汇得到了迅速发展, “双汇”品牌迅速崛起, 家喻户晓。

褚时健恐怕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家喻户晓的企业家了。上世纪70年代做了十年小糖厂厂长的褚时健跨入烟草行业, 使云南烟草行业一跃成为国内的“领头羊”, 成为红塔集团云南烟草帝国的创始人。然而, 随着红塔集团总裁褚时健因贪污罪而坐牢, 红塔集团云南烟草帝国也风雨飘摇, 逐渐销声匿迹。

人才问题始终是阻止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企业家才能更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某一知名品牌的发展和辉煌, 往往与品牌企业经营者的才能, 也就是企业家才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才是企业及其品牌塑造的最宝贵财富。宝洁公司的一位前任董事长Richard Deupree曾说:“如果你把我们的资金、厂房及品牌留下, 把我们的人带走, 我们的公司会垮掉;相反, 如果你拿走我们的资金、厂房及品牌, 而留下我们的人, 十年内我们将重建一切。”

【参考资料】

[1]乔均:品牌价值理论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2]傅雷:世界500强企业顶尖营销理念[M].海天出版社, 2007.

[3]肖明超:品牌价值, 国际知名品牌成功的法宝[EB/OL].中国营销传播网2003-07-15.

[4]吕化周:对市场营销两个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3) .[5]程东升:悲情春都:一个国有企业沉浮全纪录[EB/OL].人民网《经济观察》2004-04-20.

(责任编辑:张琼芳)

为了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提高学术地位和扩大社会影响力, 各高校无一例外的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学术报告 (也称学术交流) 会, 这对传授知识、沟通信息、加强学科建设、加速人才的培养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高校举办的学术报告会大多为邀请知名专家、教授来作报告。学术报告会的好坏关键在于举办方的组织管理与报告人的学术水平、学术界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一方面举办方希望以较小的付出获取较大的效用, 一方面是应邀者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注意力”, 使其科研成果这种稀缺资源产生“放大效应”。本文将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 用简单的经济学模型, 探讨举办方与应邀者的决策过程, 分析举办学术报告会中的经济学。对听众收费的学术报告会不列入本文讨论的范围。

一、概念与假说

1、专家教授的概念。

对某一事物精通,

57的专家或者有独, 也泛指在某些到的见解的人, 称之为这一领域方面具有专业水准

17

37的人的总称。教授多指在高等院校或科研) 机构中执教的较资深教师或研究员。有时

人们也把专家等同于教授, 教授等同于专家来看待, 在此统称为专家教授。他们都是通过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获得较高报酬的人。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 专家教授是学术、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象征, 有了专家教授头衔, 就享受着令人羡慕的津贴与待遇。

2、学术报告会的概念。

学术报告会是指应邀向他人讲述自己研究成果或者作某学科介绍性的报告。应邀作报告的人多数在某一领域中颇具学术造诣的专家教授。

3、几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专家教授的科研成果是稀缺的, 事实正如此;第二个假设是举办方和受邀者都是理性的人, 各自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事;第三个假设是举办方和受邀者的信息是完全的;第四个假设是专家教授的学术报告是供给方, 举办方是需求方, 且了解各自的成本与收益。

二、举办学术报告会的经济学分析

1、举办方成本—收益分析。

(1) 成本分析。为了办好学术报告会, 举办方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来精心组织与安排, 这就构成了举办方的直接成本, 而支付专家教授的差旅费、接待费、劳务报酬与雇工费等是直接成本中的主要部分。把用于举办学术报告的资源放弃而用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利益构成了举办方的机会成本。可见对举办方来说, 举办学术报告存在一个已知的总成本, 等于直接成本加上机会成本, 用公式表示为:Ca=Cd+Co。其中Cd和Co分别表示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

(2) 收益分析。举办方通过邀请知名专家、教授来作学术报告, 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使广大师生接触到新的思想和方法, 丰富了师生的文化内涵, 扩大知识面, 提高综合素质, 从而拓展科学研究的途径。通过大师们的言传身教与交流, 使师生少走些弯路, 减少探索的时间, 缩短出成果的周期, 这对学科梯队的建设和学科带头人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 通过举办高水平的学术报告, 建立合作关系, 提高了举办方的学术地位和扩大社会影响力, 这是举办方获得的最直接的效果。

总之, 学术报告会对于高校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及学生的成才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即使举办方在当前没有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 但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收益抱有较高的期望值。事实上, 举办方看中的也不是眼前的利益, 在层次多样、名目繁杂的科研与教学项目的评审与评估中, 如果能通过学术报告会与知名专家、教授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 那么将来的收益是可想而知的。

这里, 总收益用公式表示为:Pa=Pd+Pe。即总收益等于现期的直接收益加上未来的潜在收益。其中Pd和Pe分别表示直接收益与预期收益。

举办学术报告最终获取的收益受报告人的知名度、学术地位与社会地位等许多行为因素与关系的影响, 举办方将以Pa Ca的原则确定邀请什么样的专家教授来作报告, 才是最优成本支出, 以达到其利益最大化。

2、报告人成本—收益分析。

(1) 成本分析。成名前的专家教授, 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去从事科学研究、进修学习、著书立说等, 属于报告人的“沉没成本”;应邀请作学术报告需要请假、投入时间准备学术报告的内容与排版等, 构成了直接成本;同时, 应邀出席学术报告所投入的时间、精力用于其他工作而产生的效用, 即为机会成本。由前面的假说, 理性人在做决策时不会考虑沉没成本, 由此可得报告人的总成本可表示为:Cb=Cs+Ct。即总成本等于直接成本加上机会成本。其中, Cs和Ct表示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

(2) 收益分析。在这里, 我们只讨论受邀者作一次学术报告的收益。举办方支付的劳务报酬 (或叫“出场费”) 是最直接的经济收益, 而比直接收益更大的是提高自身的学术知名度和扩大社会的影响力, 使其思想、观点等优势资源得以认同、共享与可持续发展, 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求。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专家教授作为高校的人才精英, 有责任和义务向师生和渴望求知的人去传播其研究成果, 并从中广泛地探讨、交流, 检验研究成果的正确与否, 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各种问题。可见, 报告人也有一个直接的收益 (Pg) 和预期的收益 (Pm) , 总收益为:Pq=Pg+Pm。

报告人也将以Pq Cb的原则决定接受怎么样的邀请, 才是最优成本支出, 达到利益最大化。

三、举办学术报告会的几点启示

1、举办学术报告会是双方“共赢”的合作, 是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由前面的分析, 一个成功的学术报告对举办方与受邀方都有一个较大的预期收益, 因此是双方“共赢”的合作。通过举办学术报告会, 不仅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帮助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培养他们的科研方法、科研能力、学术思想和创新能力, 而且有利于组织多学科承担社会经济建设中的攻关项目, 充分发挥高校在跨学科和综合性重大课题研究方面的优势。中国科协第二届主席周培源曾说过, “学术交流活动是科技工作中个人钻研和集体智慧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因此, 作为高校的人才精英, 能应邀作学术报告, 是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是对其长期兢兢业业致力于学术研究领域的安慰和鼓励, 也符合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趋势。通过学术报告会, 使自己的教学、科研资源进一步得到优化和有效的利用, 也是对学者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体现。

2、规范举办学术报告会的组织管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 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高低取决于高等院校有没有一个活跃的学术气氛和良好的学风。学术水平高, 其学术交流也就广泛, 学术气氛浓厚, 广大师生就有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科研环境, 从而促进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要营造活跃的学术气氛, 引导广大师生进行科技创新, 多出成果, 培养合格人才, 就必须结合实际, 制订正确规范的鼓励科技创新和举办学术报告会制度, 以适应不同层次听众的要求。

应邀作报告的专家教授知名度大多是因其所在高校或科研机构而出名。能被邀请作学术报告,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单位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此, 专家教授应首先做好本职工作, 认清主次, 不能本末倒置。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也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 防止一些专家教授占据了一些要害的学术部门, 结果成为各个高校争相聘请的“特聘教授”或经常被邀请作学术报告。所谓“要害”就是在学术资源的分配 (比如项目的评审) 和学术成果的评估 (比如重要科研奖的评奖) 方面拥有决定权。各个高校对于这些人予以特殊礼遇, 并不是看重他们的学术水平, 而是看中了其手中的学术资源, 具有非常功利性的目的。这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学术腐败, 导致学术自主性的彻底丧失。

参考文献

[1]张俏:论学术报告会对人才培养的作用[J].科技人才市场, 2002 (5) .

[2]邢天寿:学会与发展[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从经济学角度认识学术腐败的主体 篇8

一、学术腐败主体的范畴超越了腐败主体的范畴

学术腐败已经超越了腐败本身的范畴, 主要体现在学术腐败的主体已经从“公共部门”延伸到了“公共部门之外”。

1. 腐败主体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一词原意是指有机物的腐烂、败坏和变质。古人指斥官场中的不洁行为, 多用“贪”或“污”来表述。到了现代, 对腐败有多种解释: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尼尔认为, “腐败是为私人、家庭成员或私人小圈子获取金钱、身份而背离公共角色的规范职责的行为, 或违反那些旨在防止滥用私人影响以谋取私利的规则的行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认为, “腐败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各种观点对腐败的定义显得不尽相同, 但都无独有偶的涉及到公共权力。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 不妨可以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运用公共权力的主体看成是有着利己心的随时随地都追求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如果用经济学中委托人—代理人模式来分析腐败, 那么, 腐败主体就是代理人, 而委托人是广大民众。换句话说, 腐败中的代理人是特指党和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包括受其委托从事公务的组织和人员, 因为只有他们, 才可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运用公共权力来实现私人目的。

2. 学术腐败主体的经济学分析。

在国内, 对于“学术腐败”的界说不尽一致, 初步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郑州大学学报编辑部郑良勤教授就认为, 学术腐败是指学界中一些集体和个人为谋求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 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中采取的种种非理性和不规范的行为表现。也有的学者如中国海洋大学的鞠德峰教授认为, “学术腐败就是发生在学术活动领域中的败坏堕落现象, 其实质是学术工作者为追求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 滥用学术工作职权、违反学术规范从而败坏学术道德的行为和现象”。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学术腐败是一种不规范的或者说是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这些行为的主体发现:学术腐败的主体应该是“学界的一些集体和个人”, 比如学者鞠德峰对学术腐败的主体用了“学术工作者”的说法, 其他学者也大多用了“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等来表明学术腐败的主体即学界工作者。因此, 学术腐败的主体不仅仅指可以运用公共权力的人, 更不仅仅指的是党和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而更宽泛的指的是“学术工作者”。这里的“学术工作者”这一“理性经济人”与作为腐败主体的“理性经济人”是不同的, 学术腐败的主体除了是有“公共权力”可以运用的人, 还包括一般的没有“公共权力”可支配的普通学术工作者。显然, 学术腐败的主体超越了腐败的主体, 只有当学术腐败的主体运用了公共权力我们才可以用经济学中委托人—代理人模式来分析, 如果没有运用公共权力, 如抄袭和剽窃, 我们只能将其看做一个“理性经济人”。

二、学术腐败是其主体博弈的结果

不管学术腐败者是否运用了权力进行腐败, 总归他还是一个“理性经济人”, 他的任何行为都会受到其思想的支配, 而且是权衡了利弊后做出的行为。就像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无赖假定”[1]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的“有局限的智灵”假说[2]都突出强调了政治人物同普通人一样受人性弱点的局限一样, 学术工作者也会受到人性弱点的影响, 他们不管有无公共权力可用, 一旦有必要和可能, 他们就会不顾善的价值性趋求而滑向恶的事实性追求导致学术腐败。

那么, 学术工作者是怎样受到人性弱点的影响, 权衡利弊后而滑向恶的事实性追求选择学术腐败的呢?

学术腐败者是一个“理性经济人”, 他们在实施学术腐败行为之前有一个决策过程。当他们经过权衡, 判断自己学术腐败得到的好处可能超过为之付出的代价时, 他就会搞学术腐败, 反之, 则不学术腐败。

显然, 这里就有一个学术腐败的成本问题。学术腐败成本主要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显性成本指的主要是学术腐败的直接投入, 隐性成本由多种因素决定, 包括被查处的概率, 法律成本, 经济成本, 精神成本 (精神和名誉损失) 和未来收益损失等。按照这种分析, 如果学术腐败收益减去道德代价, 再减去可能被察觉而遭受到的处罚之和, 大于工资收入与道德心理满足之和, 那么, 他将会学术腐败。也就是说, 如果从事学术腐败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 学术工作者就可能会从事学术腐败。当潜在的收益足够大时, 则“铤而走险”, 这是产生学术腐败的主要诱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学术腐败者作出学术腐败行为有一个决策的过程, 这个决策行为也就是博弈行为, 学术腐败是学术工作者博弈后的选择。

三、把学术腐败遏制在博弈的过程中

从学术腐败是博弈的结果这一论点出发, 我们必须制定出一定的规则, 使学术工作者在博弈的过程中, 通过充分决策, 最终做出不腐败的行为。

1. 提高学术腐败主体的道德 (精神) 成本。

学术腐败者要么在事发前惶惶不安、终日提心吊胆, 要么事发后如丧考妣、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当中, 纵然通过学术腐败带来奢华的物质生活, 却无法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所以, 无论是否被依法惩处, 丧失道德是学术工作者选择学术腐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由此, 我们要提高学术腐败的道德成本, 让学术工作者在学术腐败行为发生之前的博弈的过程中选择放弃学术腐败。而道德成本具有很大的弹性, 道德成本的大小, 往往取决于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因此, 我们必须在学界、在学术工作者中长抓不懈的开展反腐倡廉教育,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地位观、利益观, 尤其要对其进行学风教育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通过各种教育, 在学界坚持尊重知识产权、遵守声明与回避的原则, 形成“道德、诚实、公开、公正”的良好学术风气, 形成人人崇学敬学、人人痛恨学术腐败的良好学术氛围, 让学术腐败分子犹如过街老鼠, 人人唾弃, 身败名裂。

2. 提高学术腐败主体的经济成本。

不管学术腐败者是否有公共权力可运用,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其中大多包含了经济利益。有权力的学术工作者可能利用权力进行权钱交易, 比如某学术委员会委员, 某杂志编辑的“受贿”行为即属此。而没有权力的学术工作者可能通过抄袭、剽窃发表学术成果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知名度而最终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比如获奖、晋职等。现阶段, 提高学术腐败的经济成本, 让学术腐败分子“血本无归”, 是预防学术腐败滋生的重要手段。我们应该加大对学术腐败分子的经济制裁力度, 一经发现, 除了必收缴其直接所有的非法所得———如评审员“受贿”所得, 还要撤销因学术腐败所获得的间接利益———如因剽窃成果而获奖或晋职所得, 而且还应处以经济惩罚, 并且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失的, 还应向其追究经济赔偿, 让每一个学术腐败者在牟取蝇头小利时都要冒着付出巨额代价的极大风险。使他们像吴官正同志提出的那样, “经济上倾家荡产, 思想上追悔莫及”[3]。只有这样, 学术腐败主体这个“理性经济人”才会在行为发生之前的博弈过程中放弃腐败的念想。

3. 提高学术腐败主体的法律成本。

我们对学术腐败在法律方面的惩处还不够。首先表现在法律法规的欠缺上。中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学术腐败处罚的法律, 而且司法机关也很少介入学术腐败的调查处理, 所以, 作为人大代表的安徽医科大学教授汪春兰就曾建议加快出台惩治学术腐败法。其次表现在惩治的力度上。我们即使发现了学术腐败, 作出的惩罚也是微不足道的:要么批评, 要么要求写检查, 但很少有对其作出法律上的制裁的。

所以, 我们应该尽快出台惩治学术腐败的法律, 而且要加大惩处力度。我们可以借鉴美国:一经查实学术腐败, 除了在诚信办公网站上公布其身份信息和不能在惩罚期间申报项目外, 还会有被开除公职甚至判刑的处罚。美国的艾里克·波赫尔曼就因在3篇论文中造假曾被美国佛蒙特州伯灵顿地方法庭判处在美国联邦监狱服刑一年零一天[4]。因此, 在美国学术腐败的法律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也有一些程序处罚学术腐败, 而且这些程序看起来还是比较合理和完善的, 但由于我们还没有专门的惩治学术腐败的法律, 一些规定还不完善, 比如, 按教育部的规定, 学术腐败由高校党委和行政部门处理, 把惩处权交给“自己的人”, 学术腐败往往被包庇, 这往往会导致惩处在学校内部就终止了, 一般到不了司法机关这一步。

国家必须尽快地立法来杜绝、惩处学术腐败。不仅要开除造假者, 还要让他们承担民事责任, 更严重的造假者则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使造假的成本和风险大大地提高, 使造假者有所畏惧, 这是从法律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也只有这样, 学术工作者才会在行为发生之前的权衡的过程中选择不学术腐败[5]。

摘要：学术腐败与腐败的区别之一是它的主体不仅包括了有公共权力可支配的人, 而且还包括无公共权力可运用的人。学术工作者之所以发生学术腐败的行为, 是因为其通过权衡利弊, 认为学术腐败收益比不腐败的收益更大或者说大得多。我们必须提高学术腐败主体的道德成本、经济成本和法律成本, 把学术腐败扼杀在其主体博弈的过程中。

关键词：学术腐败,主体,理性经济人,博弈,成本

参考文献

[1]斯蒂芬.埃尔金.新宪政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27-28.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31.

[3]吴官正.拓宽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J].求是, 2006, (18) :10-14.

[4]张田勘.美国人如何查处学术造假[N].羊城晚报, 2010-07-21 (B4) .

经济学术 篇9

本刊讯 东北、华北地区第12次卫生经济学术论坛2008年7月22- 23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等8省市区的11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李长明、吉林省卫生厅厅长李殿富和吉林省卫生厅副巡视员兼吉林省卫生经济学会会长郝久利等领导到会并讲话。

与会代表听取了李长明常务副会长作的“实行基本卫生保健, 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学术报告。本次论坛共收到学术论文93篇, 有8篇论文作了大会交流。本刊和相关杂志派员参加了会议。

经济学术 篇10

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主要是对经济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一方面抓住普遍规律, 一方面在于应用经济法, 为实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具体指导方针。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室经济法的本质探讨, 通过对经济法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对经济法现象的解决和经济法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与经济法治实践的基础关系

经济法学研究对经济法治实践有着指导作用, 同时, 实践的结果, 也是法学研究的一种反映, 推动着研究的进步发展。一个有价值的经济法学研究, 一定对法治实践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理论来源于经济法治实践, 经济法治实践, 一方面为研究提供了案例, 另一方面, 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争议, 经过系统化的总结, 直接转化为研究理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在飞速发展, 但是目前依然存在缺乏对实践的哲学思辨、研究不能正确应用于实际情况和研究理论不能正确反映实践结果的想象。因此, 为了推动经济法学的发展, 我们必须要站在实践的基础上, 实事求是, 加深对中国经济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 深入研究分析, 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学术研究理论并帮助其引导实践活动。

三、经济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总体来说, 部门法的划分相对来说更加人性化, 并不是要一味地坚持传统客观标准。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都是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同手足兄弟, 不可分割。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过程中, 要坚持合作观念, 深入到具体情况中, 探索他们之间的共同点, 加强经济法研究和部门法研究的交流互动。在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 要充分意识到部门法的法律价值, 在研究社会经济现状时, 充分利用部门法, 相互合作, 在解决问题上根据经济法和部门法的关联性, 发挥他们的共同作用, 有效的推动经济社会的实质性进步。

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基础研究是经济法学学术研究的起点, 而应用研究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基础研究重点在于探究经济法现象的本质, 研究经济法的价值, 通过对经济法现象的研究, 得到经济法律的基本规律, 揭示经济法现象的本质原因。而应用研究重点在于探究经济法的具体问题。它通过对经济法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究, 探讨出一套适合特定法治情况的可行方法。经济法学学术的基础研究, 重点在于抓住经济法现象的普遍规律, 找到法治情况的通用法则, 以便于发生法治问题时有理可依, 有据可查。经济法学学术的应用研究, 则侧重于寻找到经济现象的具体对策。一般情况下, 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 找到关于该问题的具体经济法对策, 应用研究相对于基础研究来说, 针对性更加强烈, 对问题的处理更加细致化。我国经济法发展历史告诉我们, 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联合起来, 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不断强化基础理论, 深入探讨实际情况下的法治应用问题, 是解决经济法问题的必要途径。

五、经济法学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在不断加快, 经济法学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不管哪一门学问, 都需要“除旧立新”的勇气。中国法学的发展速度快,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 中国经济法学存在着依赖西方法学的方法论问题。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 一味地借鉴抄袭别人的创意, 到头来, 中国的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只能是一潭死水。在中国的法学研究上, 我们要考虑到国家的自身情况, 引进国外先进理论是正确的, 但是一定要注重国际法学的本土化研究, 要在“以我为本”的基础上“为我所用”,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特魅力。在传承中国或外国经济法理论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握“扬弃”思想, 吸收优秀的法学理论, 摒弃落后的、不适用于现实情况的法学理论, 并注重继承基础上的不断创新。在深入探究法学理论的基础上, 适时融入本国特色理论体系, 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经济法学理论体系, 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六、结语

改革开放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速, 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对经济法现象进行本质性研究, 使中国经济法与时代法则接轨, 是当前必要的任务之一。处理好经济法学学术研究和经济法治实践的基础关系、经济法和部门法的关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以及经济法学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关系, 一定能突破当前经济发展阶段, 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邓辉.论我国经济法学学术研究中的基本关系[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 (3) :116-122.

[2]蒋悟真.经济法总论研究之检视[J].法学评论, 2011.

经济学术 篇11

关键词：学术；年鉴；出版

2014年6月，随着《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的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首批10部）得以全面问世。从世界出版业来看，我国是第一个出版系列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鉴（以下简称学术年鉴）的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为出版学术年鉴品种最多的出版社。这10部年鉴的统一亮相，标志着我们填补了一项重要的学术出版空白。

截止到目前，能坚持连续出版的而且已形成广泛影响力的学术年鉴已达二十部，如《中国经济学年鉴》《中国宗教研究年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年鉴》《中国文学年鉴》《中国民俗学年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社会学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世界经济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民族研究年鉴》《中国考古学年鉴》《中国艺术学年鉴》《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中国地方志年鉴》《中国政府管理年鉴》等。

以学术年鉴的形式存学术史，育学术人，通学术古今之变，在开拓了出版新领域的同时，也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提供充分的现实服务资源。这也正是学术年鉴独特的使命。

一、学术年鉴出版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国家推动文化、学术繁荣发展战略的需要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事业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都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

中国作为文化大国，学术研究源远流长，具有丰富的历史积淀和资源，发展学术年鉴，担负文化与学术的传承任务，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年鉴品牌，具有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1980年，迎着思想解放的春风，就有《世界经济年鉴》《中国文学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考古学年鉴》等应运而生。这些高质量的学科年鉴记述学术发展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新问题、新著述、新情况、新经验等，为国家相关机构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对于推动学术研究，开启学术交流的大门，运用理论于实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思想文化领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现实、泽启后世的基础基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学术存史、学术育人的需要

学科年鉴，是继承传统文化，创新文化传承方式的重要载体。学术研究的传承一直是我国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年鉴逐年连续出版，清晰地反映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既能反映学术发展的“点”，也可涵盖学术发展的“面”，是记录、启迪、传承中华学术文化的重要存史载体。同时，学科年鉴是现实性较强的资料性工具书，它记录现实，追求科学规范，靠事实和资料说话，对于学人的培养与教育有独特作用。学科年鉴的编纂对于学科的发展和扶持、学科布局的调整、制定学科发展战略、学科带头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具有重要的学术支撑作用。可以说，学术年鉴对于学术人才的成长，是忱边书，案头卷。

（三）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需要

十八大报告特别指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是文化建设领域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强调，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当前中国学术走出去，多偏重于理论，而学术年鉴更为务实的风格则更有利于学术的传播。西方国家一直有编纂学术年鉴的传统。著名的如《The Annual of Bernard Shaw Studies》（ 肖伯纳研究年刊） 《Macroeconomics Annual》（宏观经济学年刊）《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人类学年度述评）《Annals of Mathematics》（数学年刊）、《Annals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年刊）《Philosophy Yearbook 》（ 哲学年鉴） 、《The Goethe Yearbook 》（ 歌德年鉴）《教育政策问题年鉴》《政策法规年鉴》《世界历史年鉴》等。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因此，编纂我们自己的学术年鉴，让国际学术界看到中国在学术上的努力与创新，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学术文化的博大，对于文化走出去意义重大。

二、围绕学科建设，创意打造学术年鉴系列

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发展迅速。1988年，我国有重点学科416个。2006—2007年间开展的第三次国家重点学科评选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共评选出286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677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同时评选出国家重点（培存）学科217个（包括军队高校所拥有的重点学科）。二十年间，学科数量骤增。如何为如此多的学科理清发展脉络是一项重大的基础管理工作。

（一）启动学术年鉴工程——为学科建设搭建平台。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认识到年鉴对于学科建设的重大价值。院领导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年鉴工程”课题组，专题调研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年鉴的出版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过细致规划、查阅年鉴资料、走访编辑部门以及近3个月的打磨，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年鉴工程发展规划》。

通过这次系统调研，我们了解到我国社会科学年鉴出版的整体情况，明确了组织落实学术年鉴出版的路径方法、进度安排等。在“发展规划”报告中，课题组提出，学术年鉴不仅是资料性工具书，也是对科学决策有参考价值的资政书；学术年鉴对于引导社会大众了解学术、尊重学术、运用学术，对于提高国家的整体科学素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提交的调研报告中，课题组同时还提出了学术年鉴精品不足、实用性不够、检索系统不完善等主要问题。知己知彼，方可运筹发展大计。在西方国家，年鉴的普及程度很高，甚至有“年鉴”与《圣经》并称为“生活之必备书”之说。国外只要是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就会收藏中国的学术年鉴。

鉴于此，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开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年鉴工程（以下简称年鉴工程），短短三年间，学术年鉴系列已经初具规模，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基本覆盖，有影响力的二、三级学科逐步推进的发展态势。从此，学科建设与学术年鉴连袂，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期稳定的展示权威平台。这个出版创意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2015年，15部学术年鉴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优秀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荣誉称号。

（二）学术年鉴规范化建设——于一字一句处着手

当前，专业年鉴收集信息深度不够，服务对象不明确、资料加工粗糙、有价值的资料欠缺是整体缺憾。此外，年鉴的检索系统不够完善，影响了年鉴功能的发挥。学术年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在年鉴工程开展伊始，就提出要把编纂规范化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下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年鉴管理规定（试行）》中要求：年鉴的编纂要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按照《<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编纂体例规范》打造学术年鉴品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过深入调研，从编纂学术年鉴的基本要求、学术年鉴层次体例设置要求、学术年鉴编写规范要求、学术年鉴版式规范要求等方面对中国社会科学年鉴进行规范。为了提高文字质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要求，对学术年鉴实行全文质检，不仓促推出，不求一时之市场效益，打造学术出版精品。

（三）整合学术信息——记录中国学术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年鉴既具有资料性、年度性、连续性，同时，又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记事性、真实性、统计性、信息性、教育性、新颖性、指南性、便览性、图录性、检索性、工具性，等等。可以说，年鉴是系统记录专业知识重要形式。

（四）学术年鉴走出去——中国学术通向世界的平台

大型参考书和资料工具书，历来都是各类图书馆收藏的重点，也是图书馆里利用率较高的图书类型之一。各国图书馆对学科年鉴一般都优先采购、连续采购。我们强调学术年鉴要坚持连续、多卷出版，年鉴编纂要规范，要做精装书，印制工艺向国际优质年鉴看齐，就是要在各大国际书展上展览时，引起国外大型出版商的注意，并愿意为中国学术年鉴走向世界奠定基础。三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已连续在美国纽约书展、英国伦敦书展、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推出学术年鉴系列出版物，反响热烈。

（五）读者认可——学术年鉴的至高追求

学术年鉴，第一要务仍是满足读者需求。从实用性角度看，学术年鉴中大量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科研数据，与时代发展、百姓生活都息息相关，比如《中国人口年鉴》中的“人口统计数据”、“医疗花费”、“在校注册学生数”就与大众生活联系密切；《中国经济学年鉴》、《世界经济年鉴》中的经济指标、各国经济状况的反映、世界银行的权威统计数据，都是政府企业进行重大决策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在国家图书馆，这几部年鉴也是被借阅最多的年鉴。学术年鉴系列要始终以为读者服务为出版导向，研究一切有利于读者的出版可能。

三、学术年鉴出版需要补齐的短板

（一）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年鉴出版品牌，要实现多种产品开发，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仍以纸质出版为主，个别年鉴有电子光盘。但与整个出版业数字化的要求相比，推出年鉴数字副产品，如年鉴数据库，非常必要。除了数字产品，还可以围绕学术年鉴开本大，信息量大、时间跨度大的特点，进行袖珍本、精选本的编纂出版。

（二）制订科学、统一、规范的年鉴编纂标准和体例，与国际接轨，为我国学术规范建设树立标杆。出版学术名鉴，规范、准确、凝练、时效、查阅便利是对年鉴编纂的普遍要求。与国外年鉴相比，我国现有的年鉴，普遍缺少丰富多样的索引系统，查阅不便。虽然三年来我们已经有十多部年鉴编制了学术索引。但索引的规范性、实用性与实际年鉴的查询要求相比仍有差距。

（三）年鉴编纂队伍需要加强。年鉴编纂需要业务素质高、编校水平高的一支队伍。并且这支队伍要长期稳定人事这项事业。现有的学术年鉴还有许多是临时抽调来的“外编”，对专业知识和编辑知识没有学术年鉴所需要的水平。这对年鉴编纂质量影响很大。

（四）充分利用各科研单位的学科优势，实现学科资源重组。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年鉴工程还只是部分科研单位参与，没有在整个学术界形成广泛的参与。有的学科优势强的单位并没有组织编纂学术年鉴。因此，编纂力量的整合归并非常迫切。要调动各方学术资源，形成信息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学科年鉴方阵，从而为占领学术制高点，形成中国学术话语权。

四、结语

经济学术 篇12

黑龙江省国际经济贸易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黑龙江省国际拯济贸易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于11月29日在黑龙江工程学院召开, 来自全省高校院所国贸领域魏学者10 0余人参加会议。常务副会长索伶俐在会上作学会2014年工作报告, 东北林大博士生导师田刚教授介绍了中国国际贸易学会2 014年年会暨国际贸易发展论坛情况。会议由学会秘书长陈鸿鹏主持, 省商务厅办公室副主任徐贵富参加会辟。本次年会共收到征文46篇, 评出一等奖21名、二等奖14名、三等奖9名, 会上颁发了征文获奖试举r会议印发了《年会论文集》s有13位专家学者围绕我国及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重点热点问题作了精彩演讲, 并同代表交流互动。与会代表纷纷表示, 专家学者的演讲有高度、有深度、有收获很大, 本次年会取得了圆满成功。索伶俐副会长在会议总结中认为, 本次年会主要有以下特点:L参会人数Sr規模, 孱次比较高, 各会员单等都有代表参加。通过这一平台聚集了我省国贸领域, 特—i是对俄罗斯及东北亚经贸合作领域的一批权威专家和学者, 而且以中青年骨干力量为主, 充分体现了各二会员单位广欠会员的叙极参与意识、:2、·文选题比较好, 论文质量比较高。一是围绕:全省对外开放工作大局, 辐射领域宽泛;二是紧紧围乂屯江省深化对俄经贸合作的工作重点, 中心突出;mk, .三是大多数论文贴近实际、贴近需求、贴近决策, 既々*有战略思考和理论学术价值, 又有较多实证研究, 可操作性较强。3、提交征文数量多, 论文评比认真、客观公正。-些专家的.演讲高端、前沿, 结合实际紧密, 有许多理论和孕长创新.专家点评筒明扼要, 突出了重点、騎点和学术点, 互动活跃, 学术氛·厚料副会长索M作学会删年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