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术系统(共3篇)
大学学术系统 篇1
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以及公共资助科研的社会价值诉求为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提供了认识论逻辑动因,高校协同创新战略和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赋予了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现实使命。 2012年6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 指出:“实施2011协同创新计划, 形成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1]。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关于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调“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评价成果的机制”。 教育部于2013年12月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建立“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标准和开放评价方法相结合的高校科研评价机制。 2014年2月教育部印发的《中国特色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通知指出:“实施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标准,把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实际贡献作为核心标准,完善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办法”[2]。 因此,建立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大学科研影响(包括学术影响和非学术影响)评价体系是推进高校协同创新和新型智库建设的迫切需求,也是深化大学科研评价改革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都纷纷开展了大学科研评价体制改革,开启了以非学术影响评价为主题的新一轮改革浪潮,非学术影响评价正成为世界大学科研评价新常态。 对此, 我们需要理性思考其学术合法性。
一、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逻辑动因
驱动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逻辑因素是多方面的, 既包括大学自身内在因素, 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等外部因素。从大学自身因素看,一方面是顺应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的逻辑诉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有效监测和管理大学科研绩效,促使大学科研对地方、国家、国际社会贡献显性化;从政治视角看,是为了向政府、公众展示大学公共科研资助的社会经济价值;从经济视角看,是为了理解科研的社会经济价值, 并为政府科研拨款提供决策依据。 正如杜诺万(Donovan. C) 所言:“科研影响评价是为政府有效资助科研提供证据的有力武器”[3]。 总体看,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最主要动因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及科研公共资助价值实现的逻辑诉求。
(一)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的逻辑诉求
科研评价是大学科研事业发展的指挥棒,评价的取向和维度直接影响和引领着大学科研的基本走向。 反过来,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特质赋予了大学科研以新的使命, 科研评价必须顺应这一新的逻辑需求。 在知识经济社会,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已由传统的学科为本、追求“高深学问”为基本特征的“模式Ⅰ知识生产”走向以跨学科、应用情景、 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并驱为基本特征的“模式Ⅱ知识生产”[4],目前正呈现出以“分形创新生态系统”、知识集群、创新网络为基本要素和以静态非线性网络集群性、动态协同互动的多节点、多形态、多层次、多主体的“模式Ⅲ知识生产”新图景[5]。 在知识生产新图景中,科学知识生产由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等多主体协同开展,知识生产的结果并不单单为科学知识增长服务,更强调直接贡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终端用户。这就赋予了知识生产结果评价的新使命———评价不但注重新知识“质”的卓越性,更强调其“贡献”的影响力。 正如吉本斯和卡拉雅尼斯教授所坚持的,新知识生产模式下,评价标准应该是多维度的,知识生产者以及知识传播和使用者将依据不同价值标准对知识成果予以评价,因此知识成果评价不仅要考虑知识本身价值,还必须兼顾对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非学术影响。 在此逻辑驱动下,大学科研必须顺应高级知识经济社会对研发创新的时代需求,在追求科研 “卓越性”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其服务社会的 “影响”, 这就赋予了大学科研评价质量与贡献的价值取向,反过来引领大学科研向追求卓越和影响的发展方向。这是顺应人类社会知识生产演变逻辑规律的,是充分发挥大学科研服务高级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公共科研资助的社会价值诉求
随着知识经济深入快速发展,知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致使世界主要经济发展体研发强度已达到2~5%,我国也在2013年突破了2%的目标[6]。 (见图1)早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国家将科学看作是确保国家竞争力的“精灵”(genie)的同时,政治决策者从未对公共研发投入的社会经济影响产生怀疑,秉持“科学会自动生成社会经济效益”的逻辑信念[7]。 万尼瓦尔·布什就曾指出,任何科学投入本质上都是有利于社会的[8]。 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诸多国家出现的公共科研资金严重赤字的困境迫使科学领域通过内部同行评估以及科学产出与影响指标解释其成效。科研影响评价的主要利益诉求就是科学研究对学术界和科学知识的影响。 其逻辑前设是,社会能够“自动地”从最高质量科学中获取最大收益。 自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偏离了这一“自动信任”的逻辑思维观点,希望通过证据展示科学研究对社会的价值。正如欧盟所质问的:“社会真正能从公共资助科研的产出中获得什么利益? ”[9]。 因此,科研评价范围开始超越大学学术领域, 日益关注其社会产品(产出)、社会运用、社会利益(社会变革)等超学术影响。 只有当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化和可消费的产品时,社会才能从高质量科研成果中获益。 对此,在“美国再投资科学与技术:测量科研对创新、竞争力和科学的影响”(STAR METRICS)框架下,联邦政府开展了包括大学在内的公共资助科研对就业、经济等产出效益的影响评价。另外,传统上,基础研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那些高引论文或顶尖学术期刊论文虽然具有很高的学术影响,但并未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影响效应。为彰显科学研究非学术影响,引领大学科学研究的社会功能发挥,贡献于科技创新,近年来世界诸多国家开始关注基础研究的社会效益,实施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机制。
数据 源 :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4:89.
二、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国际主流模式
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是相对于学术影响而言的, 前者主要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维度。 社会影响意指科学研究对国家社会资本的贡献(如社会问题解决方式创新、传讯公共舆论、提升决策能力等);经济影响是贡献于国家经济资本(如增强技能、提高生产力)增值;文化影响是对国家文化资本的附值(如贡献于文化传承和创新); 环境影响是对国家自然资本的附值(如减少污染和浪费、再循环技术利用)。因此, 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涉及社会、经济、公共政策、政治舆论、文化等领域。近年来,主要创新型国家都在积极实施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机制,比较典型的有英国的 “科研卓越框架”(REF)、澳大利亚的 “研究质量与获取性框架”(RQF)、 美国的STAR METRICS、 荷兰的 “情景中科研评价”(ERi C)等评价机制,非学术影响评价正在成为大学科研评价新常态。
(一)英国:“科研卓越框架”(REF)模式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英国政府决定对高校科研评价机制进行全面改革,创建了一个动态的、机敏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卓越研究基地联合体,以最大限度地贡献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知识扩散。英国财政大臣曾明确指出:“为实现科研经济影响最大化, 新科研评估体系应激励用户导向科研活动,以奖励兴趣驱动卓越科研的方式来奖励用户导向卓越科研。”[10]对此,英国政府从2014年始创建“科研卓越框架”评价机制,以取代传统的“科研评估机制” (RAE),首次用“影响”(impact)这一指标替代了原来的“声誉”(reputation)指标,并将其权重定为20%(卓越性占65%,环境占15%),即从“质量”“环境”“影响”三个维度对大学卓越科研成果进行测评[11]。
REF评价内容是具有卓越水准的较强整体性的研究单元(research unit),研究单元必须符合如下卓越特征:1高质量、原创性研究成果,包括能催进学科发展的世界一流成果、 具有探究新领域的创新性成果、对社会或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效益的科研活动等;2其研究发现具有高度公共共享性;3研究单元必须是通过大量有利于社会或经济利益的科研活动取得的卓越研究;4具有能够促进卓越研究及其成果有效转移或运用的高质量、前瞻性的研究环境;5对卓越研究基地的可持续性发展有重要价值。其评价方法是,根据影响力模板采用案例描述(叙事)方法,并辅以案例和定量数据作为证据,由专家评估。 专家组由国内外行业专家以及用户专家构成,超脱了传统的同行评价[11]。
研究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如下部分:从企业、政府或研究慈善组织等核心研究用户获取的研究收益指标; 与所有研究用户合作的数量和程度指标; 社会、经济、政策、文化、卫生、生活质量影响指标(详见表1)。 评价结果分为五个等级,即4星级、3星级、 2星级、1星级和未分类,分别代表影响的“卓越”“非常可观”“可观”“认可但适度”“很小”或“根本没有”等水平[11]。
(二)澳大利亚:“研究质量与获取性框架”(RQF) 模式
“研究质量与获取性框架”是2004年由澳大利亚政府创立的, 旨在评价所有纳税人资助的科研质量、 公共资助科研影响力(包括科研对区域、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终端用户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影响)。 根据该框架规定,科研影响表述包括:科研团队如何与终端用户联合解决社会、经济、环境或文化议题;终端用户获得科研团队的决策咨询所产生的社会、 经济、 环境、文化效益是什么;科研成果给终端用户带来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效益是什么。该框架科研影响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污染减排、自然资源再生、生活质量、传染病发生率下降、文化意识增强、就业率提高、产业竞争力提升、衍生公司数量、新产品和发明、 技术许可、政策咨询、科研合同与产业资助、非学术出版物、与终端用户协同创新项目、政府工作报告引用情况、专家咨询服务等。 科研的社会影响评价结果分为ABCDE五个等级。 A等,被采用的科研成果在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生成了卓越的(前2%)的社会、 经济、环境或文化效益;B等,被采用的科研成果在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生成了显著的社会、经济、环境或文化效益;C等, 科研已经被终端用户共同体采用并生成了新政策、产品、态度、行为或观点;D等,科研团队正在与终端共同体联合解决区域、国家或国际上社会、经济、环境或文化问题;E等,科研在区域、国家或国际共同体中产生较低或未产生社会、经济、环境或文化效益[12]32。
(三)美国:STAR METRICS模式
STAR METRICS是 “美国再投资科学与技术:测量科研对创新、竞争力和科学的影响”的英文缩写,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科技政策办公室、 国家卫生研究院、 国家科学基金会等部门于2008年联合开发的科研影响评价机制。这一新的评价模式旨在监测联邦政府在就业、知识生产和卫生领域的科学投入效果,由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共同负责实施。STAR METRICS帮助联邦政府最大限度地评估其在研发领域投入的价值,从而生成美国联邦政府科学投入绩效收益的严格透明评估结果。该评估项目数据来源于包括大学在内的科研机构以及联邦各部门,信息主要通过高度自动化方式取自大学数据库,大学科学家和管理者不需承担过多任务。STAR METRICS主要是测评科学投入的其他四大核心领域:经济增长通过专利、新创公司等指标进行评估;劳动力收益通过学生流入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领域的数量测算;科学知识通过出版物和引用频次来测算;社会效益通过科研资助的长期卫生和环境影响来测算。该模式用来描述科学家之间的互动以及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 评价科学研究对经济、 知识生成、社会、卫生等效益的影响[13]。
(四)荷兰:“情境中科研评价”(ERi C)模式
ERi C创建于2009年,旨在对大学学术研究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如产业、教育、决策、卫生等)中解决社会问题(如创新、气候变化、社会融合、全球化等) 的社会影响的评价。 该评价体系将 “社会影响” (societal relevance)界定为科学研究对社会部门发展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程度。 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生成性互动”(productive interaction), 即如果科研在社会上具有潜在影响,就需要研究团队与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动,该互动可以发生在科研设定、科研过程和科研结束等不同阶段。 其逻辑前设是,如果科学研究团队与利益相关者存在“生成性互动”,这项研究或早或晚就会产生社会影响。 “互动”包括个人合同(如联合项目、研发网络或联盟、咨询服务等)、出版物、实物产品、利益相关者支持科研(如财政、直接参与、设备共享)。在该模式中,“社会影响”评价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使命描述、社会影响定性描述、社会影响指标量化、评价委员会综合评价,前三个阶段采用自我评价, 第四阶段采用第三方评估委员会外部评价。使命描述主要是对科研团队社会贡献的目标和战略举措的描述,以准确反映科研情景,如某领域科研专业人才培养、产业或商业化导向知识生产、公共服务导向知识生产、政策导向知识生产;科研社会影响定性描述包括科研成果对社会的可能性影响,科研成果在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传播的方式,通过生成性互动选取社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证据,科研成果的影响范围;社会影响指标量化包括科研成果广度、社会利益相关者对科研成果的关注度、 科研成果的实际运用等方面;评估委员会的评价主要是通过与科研参与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访谈等方式评价科研的社会意义[12]37。
三、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学术逻辑
(一)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学术自治逻辑
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在成为新常态过程中, 受到学术共同体的广泛质疑和争论,引发了诸多学者对研究者自治权和基础学术自由的担忧。 本质上讲, 自治是学术专业领域的固有属性。法国社会家布迪厄曾指出:“科学场域”(scientific field)是“具有自身法则的微观世界”[14]。科学场域比其他领域更具自治性。 由于高度自治性的存在,19世纪科学场域创造了如政治学以及非科学性文化生产场域无可比拟的重大成就。对此,“建立一个明晰的具有专业特质的知识共同体,是维护科学场域的社会合法化及其自治权的重要保障”[15]。因此,布迪厄所理解的科学自治是动态的 “独立中依赖”或“依赖中独立”。这就赋予了学术研究人员在“他处”(elsewhere) 培育和提升其“自我身份” 的多元选择,如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媒体、与用户协同知识生产、建立智库、参与社会知识网络、吸纳产业资金或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等。尽管新目标群体的激增削弱了科学领域自治,但由于研究人员或研究机构“他处”范围的日益扩展,促使自治基础从同行认可赋予科学家学术权力的情景向权力资源日益分化情景转变,科学家具备了“协调知识生产不同逻辑域的品性,通过跨学科话语体系满足日益增强的科学知识的社会需求,而不摈弃由专业化学科发展形成的质量监控机制”[16]。
从知识生产角度看,学术自治的存在性主要取决于研究者是否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非生产性活动(如熟悉科研环境、了解科研问题的变化情况、商讨科研评价等相关活动。 )的自由。 实践中,越是科研成果高产者,就越相对容易地走出“规范科研生产”高压化空间[17]。 同时,这种自治更容易受到学术领域市场化的挑战而非外部直接干预。 如REF评价机制艰难的改革进程向人们传递了这种自治在学术界的争议性信号。科研影响评价机制一方面并不排斥当前学术界实施的对“迟缓性研究风险”(slow research risk-taking ) 和“风险性研究”(risk-taking research)具有一定规避的有限绩效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赋予了学术成果非传统产出(如政策咨询报告、情景化知识产出等)的超学术价值。
从知识转移角度看,科研影响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向其同行、科研成果潜在用户、科研项目资助者和决策者证明其科研成果的实际价值。 吉伦(Gieryn. T)曾指出:“值得信赖的非学术组织创造了学术组织层面学术自治的‘遮护器’”[18]。在当前科学研究新范式下, 科研伙伴、协同者以及受益者的选择不但要考虑所生成的新知识类型,也要考虑其社会影响。 但这并不侵蚀科学自治。 “自治并不是通过将社会与科研问题选择相分离或通过研究者对知识运用的自我隔离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构建确保特定情境场域之间知识转化过程中高度自治的机构实现的”[19]68。卡隆(Callon. M)指出:只有自治才能保证科学研究机构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知识移动,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必然需要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与其同行共同商讨,因为这一知识转移过程源于区域情景中其他行为主体网络的建构[19]96。 REF等科研影响评价模式都邀请学术界参与这种边界作业,目的就在于让学术界获得知识生产自治权限,同时其评价主体还包括大量科研终端用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目的是将占绝大多数的科研成果用户纳入非学术影响评价过程, 不使用“同行评价” (peer review) 而是运用了来自各界代表的 “专家评价”(expert review)。 因此,学者自由发展的权利和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并不矛盾, 二者可以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并不悖于学术自治[20]。
(二)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的学术边界逻辑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是科学家为竞争实质性和象征性资源在意识形态边界作业的核心利益所在。边界冲突是科学与其他活动领域之间“自治”与“他治”之间关系的博弈。 吉伦曾指出,导致边界作业的争辩存在三种形式,即:新专业活动领域的建立(自治拓展), 新行为主体进入现有领域并为自己地位而努力(身份塑造),守护科学自治免受外界干预(自治保护)[21]53。 在科学知识观上,“维多利亚式” 科学家(Victorian scientists)试图建立新类型知识的可信度。 该流派强调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和社会利用性,是为了区别于科学与宗教的边界关系,强调科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 “去兴趣化”,是为了区分科学与工程的边界关系。 英国社会学协会启动的“社会科学证例”(Making a Cas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跨学科计划的宗旨是实现社会科学知识的影响,证明社会科学知识如何贡献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创新。在谈及科学的社会影响时,传统科学观认为是“科学纯真的丧失”和“真理与政策价值边界空间的腐蚀”;而在后者科学观看来,与所有政治和市场问题相脱离的“纯真科学”实际是对“真理的玷污”[21]86。 由此可见,任何科学观点总蕴含着某种政治立场,即对知识治理范式变革的理解和认识必然受科学领域行为者的利益以及对科学知识技术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组织需求的影响。 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模式涉入了扩张型边界作业,规定提交的代表作品必须包括其成果的实证影响,影响评价领域强调科研单元,即“评价单元科研产出或个体研究者科研产出的影响缺乏可操作性,评价整个大学组织科研影响过于粗略”。 另外,在当代科学知识生产范式下,科研影响案例通常包括科研团队的协同成果。 这就说明,某一学科领域知识生产是多主体协同生成的集体成果。 因此,国际主流科研影响评价模式几乎都强调在整体科研单元层面进行卓越性评价。这与传统的在院系单位层面或所有未实质协同知识生产的科研人员集中作为评价单元的评价方式相反。 REF等非学术影响评价机制规定以科研单元为评价对象,为描述科研工作对不同潜在用户产生影响的多元转化互动过程提供了广域空间。
四、结语
在多重逻辑驱动下,非学术影响评价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科研评价体系改革新常态。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是对科研贡献的他域情景的描述,其价值一部分由外部利益相关者所有。因此,在这一场域下, 必然存在着一定风险,即如果偏离科研生成知识的独特性,在科研评价体系中“影响”权重过大,则必然会削弱科学领域自治以及同行专家在甄别卓越研究所持意见的重要性。 然而,如果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以 “他治”为基本特征,那么科学领域“自治”将由于科学与社会关系规制的缺失而受到严重侵蚀。 相反,如果对研究者开展科研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给以多元化叙事,则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个体和团队研究者的自治水平,这赋予了研究者对其科研日程、方法以及成果形式等更充分的自控权。
科研项目通常存在着“纯科学”和“非纯科学”边界作业,而非纯科学边界作业在多种情况下倾向于增强其社会经济影响和贡献度。 因此,专业诚信的守护需要维持“自治”与“他治”的边界存在。埃兹科维茨的 “三重螺旋”、卡拉雅尼斯的“四重螺旋”思想使这种非概然平衡行为通过学术界、产业界、国家政府以及公民社会协同演进的实现机制得以理论化,这种协同演进机制所生成的互补性知识发展并未抛弃先前各知识领域间的“断层”,甚至重新构成了附加的新“断层” (不连续性)。 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他治”不但存在于学术界、产业界、政府乃至公民社会之间的公共对话空间,也存在于维持各领域内知识生产自治逻辑的图景。学者进入公共对话空间并不必然通过知识生产生成可理解的科研成果,也可能从事与科研存在内在逻辑关系的其他活动。 从这个意义讲,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可以看作是对科学-社会关系展现和规约空间的构建。 在这一空间中,研究者试图通过描述形成其知识生产活动的行为主体网络来解释其科研影响, 并能够由同行及其用户联合评价。 因此,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既是对当代大学学术自治逻辑的尊崇,也是对学术边界逻辑的超越,是高级知识社会大学科研评价的必然选择。
摘要:知识生产模式现代转型及公共科研资助价值诉求等多重逻辑驱动下,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都纷纷开展了以影响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制改革,如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澳大利亚的“研究质量与获取性框架”、美国的“美国再投资科学与技术:科研对创新、竞争力和科学影响的评价”、荷兰的“情境中科研评价”等,非学术影响评价正成为世界大学科研评价新常态。非学术影响评价既是对现代大学学术自治逻辑的尊崇,也是对传统学术边界逻辑的超越,是高级知识社会大学科研评价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价,学术逻辑
大学学术系统 篇2
作品竞赛在线报备说明》的通知
各高校团委:
现将《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线报备说明》转发给你们。报备工作是全国“挑战杯”竞赛组委会完善和发展“挑战杯”竞赛的一项重要举措,将作为参评国家级、省级竞赛校级优秀组织奖评选的重要参考。请各校团委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报备程序,并做好相关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1.组织参赛学生上传作品及相关材料。请各高校在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本校参加省赛的学生,按照文件要求及操作流程登陆报备系统(baobei.tiaozhanbei.net)进行在线报备。各校所有参加省级比赛的作品均需要报备。报备过程中,作品格式参照报备系统中的说明和相关规定。
2.校级审核。请各高校使用指定用户名和密码(已通过邮件发给各校挑战杯联系人)登陆报备系统,审核本校作品是否为省级竞赛参赛项目、申报书是否符合要求,并请于6月1日前完成校级审核工作。
3.提交新闻素材。请各高校将本校竞赛相关新闻报道、图片和视频等内容汇总后,发送到省级竞赛专用邮箱:tw22825447@163.com。
附件: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在线报备说明
团省委学校部 2011年5月24日
附件:
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在线报备说明
各省级团委学校部:
2011年“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在线报备从5月4日起至2011年6月10日止。如省赛结束日期在6月10日之后,须特别提出申请。尚未开始申报的省份,按如下方式进行。
在线报备流程: 一. 获取账号
各省报备准备工作完成后,省级团委学校部须使用其官方邮箱发送至“挑战杯”客服邮箱:kefu@tiaozhanbei.net,索取该省报备系统账号和密码(包括省级团委和学校的账号、密码,学生账号自行注册)。
客服随后会将账号、密码及《第十二届“挑战杯”报备系统使用说明》回复至各省学校部邮箱。
各省报备负责人负责将账号、密码及《第十二届“挑战杯”报备系统使用说明》发放到该省参赛高校。学校名称缺失参考其他事项。
二.台账在线报备
各级参照系统使用说明,通过“挑战杯”系列竞赛逐级报备系统(baobei.tiaozhanbei.net),进行在线报备。
报备过程中,各级人员涉及的工作如下:
学生需要自行申报作品;学校负责审核申报到该校的作品是否为省赛参赛项目、申报书是否符合要求;团省委负责审核作品是否为省赛参赛项目、申报书是否符合要求、录入作品所获奖项。
三.报备结果确认
报备工作完成后,各省级团委学校部“挑战杯”报备负责人须发送邮件至“挑战杯”报备系统客服邮箱:kefu@tiaozhanbei.net,确认该省报备工作已完成。客服将协助导出报备汇总表,团省委核对、确认后盖章报至团中央学校部学联办。
四.其它事项:
1.各地、各高校在省级赛事结束后,需将“挑战杯”省级比赛相关新闻报道、图片、视频等内容汇总后,作为附件发送邮件至投稿邮箱:news@tiaozhanbei.net,官方网站将为各省发布相关新闻。请注明新闻报送单位、责任编辑人,转载请声明原单位、作者信息。重要赛事进展、新闻可以随时投稿。
2.报备中,若发现有部分学校在系统中缺失,各省需将该省所有缺失学校汇总,按照如下格式发送至客服邮箱kefu@tiaozhanbei.net。
省份——学校名称——是否进行过合并或更名——合并或更名前的学校名称——学校的五位国标码。
此通知请转发至各高校团委。
世界大学学术声誉排名 篇3
此外,中国大学的世界排名有很大进步。清华大学排名从36位上升至26位,首次超过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从41位上升至32位。香港大学从前50名跌出,去年排名是43位。《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排行榜的编辑菲尔・巴蒂表示,“中国两所顶尖学校取得的进步反映该国致力于发展世界一流大学”。
总体来看,美国大学仍在排行榜中占多数,前50强中夺得26个席位,紧随其后的是英国。亚洲大学排名最高的是东京大学,排名第12位,相较于去年下滑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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