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

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精选11篇）

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 篇1

一、引言

2006年11月25日, 中国大学版协在桂林召开了全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研讨会。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会上强调, 深化大学出版社改革是推进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必由之路。大学出版社 (以下简称大学社) 的改革是整个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 要按照“先试点、后推开”的方法, 积极稳妥地推进大学社的改革。目前, 业界的基本共识是, 大学社作为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 应该创新体制、转化机制、面向市场, 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 努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大学社应通过转制, 实施公司制改造,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那么, 如何顺应时势, 恰当地给我国大学社定位, 正确认识大学社的经营管理水平及现状, 进而科学地认清大学社的发展方向。一句话, 我国大学社改革究竟向何处去?这是大学社从业人员都应该十分关心, 也是必须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为此, 首先要弄清大学社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

二、大学出版社在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

1.大学社的体制问题。 大学社的事业单位性质是问题的根源。虽然大学社实行企业化运作,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但其人员编制、工资待遇等与所在高校其他院系和行政部门一样, 学校按事业单位管理。同时考虑到大学社是一个经营性实体, 学校要求出版社在运作中实行独立核算, 并按一般企业模式进行管理, 把出版社归入校办产业之列。事业单位的定性直接导致大学社政企不分。就非大学社而言, 管办结合更多体现在对出版社的业务指导上, 而对于大学社则基本涵盖出版社运行的诸多环节, 包括出版社的人事、资产、办公场所、财务等。学校是出版社的直接管理者, 出版社是学校的直属单位, 学校对出版社的运营直接管理与指挥, 出版社的每一项重大决策, 必须先上报学校, 经批准后才能实施。具体而言, 大学社的体制问题可简要归结为以下方面。

其一, 大学社的事业单位性质导致它缺乏市场竞争力。 1966年后, 我国全部取消公私合营的出版社, 出版社全部变成国有单位。后来, 出版社 (包括大学社) 又成为事业单位, 即成为文化型办事机构, 没有经营机制。这直接导致, 改革开放后出版社无法及时应对市场的反应, 普遍缺乏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和机制。事实上, 出版社生产图书的过程首先是一个企业生产产品的过程。其主要目的是, 将产品 (图书) 成功推向市场, 卖到读者手中, 向社会公众传播和弘扬文化, 形成社会效益;其间接目的是, 图书变成商品, 赚取一定利润, 产生经济效益, 维持并扩大出版社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因此, 出版社必须时刻盯住图书产品市场, 及时处理市场信息, 并适时做出积极反应, 这是决定出版社生死存亡的关键。然而, 在事业单位体制下, 大学社对高校的惯性思维以及高校本身对出版社统得过严, 导致大学社市场意识无法有效显示。换言之, 高校对出版社的行政管理抑制了出版社本身对市场的快速反应, 从而导致出版社在应对市场反应面前处于被动局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其二, 大学社的事业单位性质导致对其行政干预过多, 不利于调动大学社体现企业属性的积极因素, 使大学社难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总体上来说, 高校对大学社的管理过分行政化, 对这个特殊的二级单位过问较多, 管得太僵, 更多的时候体现的是一种行政指挥的实施和领导权力的实现, 因而使得出版社对于自身的经营与管理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瞻前顾后, 难以制定自己的长远发展战略。其结果是, 出版社养成依靠学校决策的惯性思维模式, 员工又大多属于事业单位编制, 在无下岗威胁的情况下, 形成吃大锅饭的习惯。这是至今大多数大学社的现实。

其三, 大学社定性失当直接将事关企业与员工的经济利益推向尴尬境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曾经一度使大学社受益。但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这种定性给大学社带来了麻烦。虽然大学社也一直宣称自己是事业单位, 然而, 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一直将其作为企业来看待, 税收、财政、计划部门如此, 甚至连统计部门也把大学社作为企业纳入统计。这种计算方式对大学社的经济核算而言无疑是不利的。同时, 大学社一直享受国家校办企业的有关优惠政策 (如税收方面) , 可是, 在大学社尚未完全进行体制改革的情况下, 国家又取消大学社作为校办企业应该享受的优惠, 使其失去国家文化产业相关政策的支持。这对艰苦支撑的大学社而言, 无疑如雪上加霜。就员工而言, 其工资、福利 (甚至包括奖金) , 都基本按高校事业单位的模式或标准核发放———这是由出版社作为学校的二级事业单位的定性所决定的———从而将员工推向了两难境地:劳动强度、劳动方式按企业管理模式考核;待遇却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技术级别下发, 即劳动付出与所获报酬不对称。

其四, 出版资源配置平均化。传统体制下, 事业单位是按照行政机制配置的, 而资源的分配又按照行政机制来分配。由此导致, 作为事业单位的出版社, 其资源分配平均化, 即出版资源分散, 不能形成优胜劣汰机制, 优秀出版社成长不起来, 比较差的出版社也能生存。这样使得出版资源难于集中, 更不用说将来与国外出版集团竞争和抗衡。

2.大学社的机制问题。大学社在体制上存在的弊端是根本问题。由此导致大学社在运行机制上产生问题。下面着重分析它的用人机制、分配机制、劳动机制。

第一, 用人机制。在用人制度上, 大学社基本上缺乏自主权。如果要引进所需的专业人才, 必须按照事业单位的程序, 依照学校的进人计划, 逐级上报学校批准。由于高校的工作重点在教学科研, 从而将大量的用人指标倾向于教学科研类人才, 对于出版社的用人计划, 要么一减再减, 要么未予认真考虑, 甚至将有关人员硬塞进出版社。此其一。其二, 大学社的干部队伍建设。大学社是学校的二级单位, 其领导的任免完全取决于学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45周年大会上曾经对这个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校在出版方面对人才的重视在某些时候不如对教学人才的重视, 有时候把一些教学一线或用不上的干部, 放到出版社来, 这就是前一段时间有几所高校出版社出现滑坡的重要原因。”所以, 他认为:“出版行业专业性强, 领导要有知识, 讲政治、懂经营、会管理, 人不行马上就撤下来。”这种思想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 在现今大学社的实际情况下, 要真正实现这种设想, 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 分配机制。在大学社成为事业单位的体制下, 分配机制也存在明显不足。作为企业化运作的大学社, 实行独立核算,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理论上要求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应依靠企业自身良性发展从市场上赚取, 出版社除去必要的税收、上缴学校部分及扩大再生产资金后, 剩余部分可自主决定。可实际上, 在事关分配方面, 基本按照事业单位模式操作。工资、奖金的核发参照学校的标准进行, 如有不同, 须报学校批准执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按员工的绩效对称分配, 而且绩效大都是可以量化的;事业单位的分配机制则有所不同。高校分配主要以行政级别、技术职称高低进行, 分配的差别上也不会过大。因为在具体考核业绩时, 一些方面是无法量化的, 而且事业单位的性质也不可能使职工收入有较大差距。一位资深出版家曾经戏言:“一位创造50万元利润的助理编辑, 其收入没有或不能超过不创利的一位编审, 这是我国大学出版社最大的悲哀。”

第三, 劳动机制。大学社的劳动机制除受体制约束外, 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的影响。首先, 大学社的员工大都是学校的事业编制, 享受国家的基本工资待遇, 没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大起大落, 也不会面临下岗失业的风险, 因而工作中普遍缺乏危机感。这样就导致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不高, 劳动态度不像其他企业的职工那样敢于创新。事业单位的考核办法, 使大学社劳动机制运行不畅。其次, 就用人机制而言, 大学社没有全部支配权, 进入出版社的员工有的是“关系人”。再者, 就分配机制而言, 吃大锅饭现象仍然存在, 大学社要建立良好的劳动机制比较困难。

三、大学出版社改革和创新的对策分析

上述弊端抑制了大学社出版生产力的发展, 进而影响出版生产关系, 桎梏了出版从业人员的市场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和工作积极性, 因此, 必须加以改革, 构建新形势下大学社的出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使出版生产关系适应出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1.要对大学社的现有体制进行根本变革。出版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政企分开、管办分离, 这是一种趋势。出版体制改革要求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 积极探索实行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新闻出版单位依法运营的宏观管理体制, 同时深化出版社内部改革, 实行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对于经营性的大学社,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改革体制, 转换机制,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辽宁出版集团公司的经验是:从创新体制入手, 确立了实行母子公司体制, 根据资产关系、企业规模、经营效益和业务范围等情况, 把成员单位改组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等, 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营, 在治理结构、产权转换、员工身份转换等实质性问题上大胆突破。再如,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将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出版企业作为目标, 把提高文化企业的内容创新能力作为首要追求, 将“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作为企业的使命。对此, 该公司采取的主要措施有:通过整体转制, 建立最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企业形态;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中国特色的出版企业领导体制;建立出版企业新的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 主要是按照现代出版产业规律调整生产组织形式, 加大核心业务资源整合力度, 着力打造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新的业务平台, 主动寻求切实有效的海外拓展渠道等。总之, 大学社应该借鉴经验, 按照中央确定的体制改革目标自觉地加以实践。

2.一旦大学社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制为企业, 高校就应对出版社进行明确资产授权, 给大学社更多的资产处置权、用人权和收益权, 鼓励大学社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增强它在出版物市场上的竞争实力。学校可以成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明确其与企业的产权关系, 即出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关系, 解决国有资产管理的体制问题。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相应政策, 对授权活动进行监督和指导, 如参与出版社的重大决策等, 并在企业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 派出代表充任股东, 通过股东大会行使对公司资产的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经营者三大权利, 并代表学校按股份享有剩余利润的分配权。

3.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的大学社运行机制。大学社应以“精简机构、减少层次、重心下移、分类管理”为原则, 重点实施“按需设岗、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的分配政策, 逐步完善内部机制, 使机构和岗位聘任制改革深入人心。具体地说, 在人事制度上, 按需设岗, 公开竞聘, 择优录用, 分级管理, 责任到人;在劳动和分配制度上, 淡化身份, 强化岗位, 突出业绩, 超额超奖, 不断完善年终考核制度。对于编辑、营销人员, 将利润指标与岗位等级紧密挂钩, 鼓励低职高聘、限制高职低聘, 鼓励内部联合、强化团队意识;对于行政管理人员, 压缩编制, 按岗定级, 加强考核力度。通过改革完善, 全面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 激励员工在岗位上尽职尽责、积极工作, 使工作主动性得到最大发挥。

4.借鉴美国大学社的经验, 实行预算管理制。美国大学社大多实行年度和项目预算制, 通过预算的执行和调整开展日常管理与业务工作, 预算管理贯穿出版社的全过程。这种管理方式使得出版社的成本控制、效益评估以及流程控制更为有效和直接, 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耗费。虽然预算管理本身有其缺陷, 但对整个大学社的年度运营会起到积极的调控作用。而目前我国大学社的管理更多的还比较粗放。

摘要：大学出版社在体制和机制上存在不足。体制问题表现在:事业单位性质导致它缺乏市场竞争力;行政干预较多, 不利于它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出版资源配置平均化等。机制问题主要表现在用人机制、分配机制、劳动机制三个方面。改革措施是:对大学出版社的现有体制进行根本变革;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大学出版社运行机制;借鉴美国大学出版社的经验, 实行预算管理制。

关键词：大学出版社,体制,机制,改革,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玉波, 刘苏华.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出版科学, 2005 (6)

[2].杨蕾.以资本为纽带, 促进高校出版社体制机制改革.大学出版, 2003 (4)

[3].徐国礼.全面进入市场是大学出版社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新闻出版导刊, 2003 (12)

[4].文心.大学出版社角色的错位与回归.编辑之友, 2003 (5)

[5].陶铠, 贺耀敏.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发展路在何方.中国图书评论, 2003 (12)

[6].柳斌杰.深化体制改革, 繁荣出版产业——在庆祝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

[4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出版工作) , 2003 (12)

[7].张宏.美国大学出版对我们的启迪.大学出版, 2005 (4)

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 篇2

【摘 要 题】书业经纬

【正 文】

学术著作是众多类别图书中的1个特殊种类，即相比较而言，学术著作的社会效益要显著地大于其经济效益，学术著作的印数（确切1点应该是发行量）1般都很难达到图书盈亏平衡点的量，因此只能是“亏本”经营。而且，从选题策划到图书营销，整个出版流程，学术著作的操作难度也比较高。

产生上述困境的原因1般可归结为以下4个方面：

(1)优秀学术著作的选题比较难发掘，从而减少了出版机会；即使能发掘到好的选题，从作者撰写、修改书稿到图书出版，周期也相当长，从而降低了出书频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出版社（主要指有工作量指标考核的出版社）的编辑为了能顺利通过年度工作量指标的考核，势必会降低策划此类选题、编辑此类书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由于存在读者群相对较小的原因，1般来说，学术著作的首印数量较少，重印的机会也较低，为了能顺利完成年度的经济考核指标，编辑也很难有动力投入较多的精力于此。要积极主动地编辑、出版学术著作，出版经费还是1道不可逾越的坎。这就引出了学术著作出版经费方面保障的困境。

(3)1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不仅体现在其内容新颖、观点独特、论述层次清晰等方面，而且还要保证其有优秀的编校质量、体现其独特内涵的装帧设计，这些对学术著作的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而也就决定了从事此类工作的编辑必须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包括学术涵养和业务素质）和高度的工作责任心。

(4)学术著作的营销渠道比较特殊，也较单1；而且，1部学术著作出版后，要想获得较理想甚至是最基本的经济效益，在出版之前或之后，对该图书做适当的宣传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1般比较难做。这就引出了学术著作营销方面保障的困境。

针对以上学术著作4个方面的独特困境，笔者作如下对策探讨：

1、选题方面的对策

1部优秀的学术著作，首先应该从选题的内容上来评价。要从出版的源头进行把关，从而为出版1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优秀的学术著作能够打造出版社的品牌，提高出版社的学术文化品位。在适度把握图书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出版社要积极鼓励编辑策划、编辑学术图书，并在工作量指标和经济指标方面对给予适当的照顾。综合起来，编辑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发掘优秀学术著作的选题：

1.从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中挖掘选题

(1)主动联络高校、科研院所中某些领域的资深学者或院士，因为他们的学术涵养深，其学术观点代表了该领域的主流思想，而且他们也精于写作，能够争取到他们的书稿，图书的社会效益肯定很好，而且说不定还能为出版社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

(2)积极寻找高校、科研院所中某些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青年学者的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容易提出新的甚至有突破性的学术观点，而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或学术争论的焦点。把这样的学术研究成果撰写成书稿，其社会效益不言自明。如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决策管理：理论、方法、技巧与应用》、《领导策略与团队管理》等，其内容和编写方式在该研究领域都是新颖的，其中《领导策略与团队管理》还获得了第4次全国人事科研成果3等奖。

2.认真遴选高校、科研院所的优秀博士论文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生是1个知识层次较高的群体，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相关的领域均具有1定的先进性或新颖性，要积极地对这些博士论文进行适当的遴选，依不同的目标层次作区别对待：若只是1般重要度的学术论著，可把它们当作是有用知识传递的媒介，出版社有选择地挑选出版；若通过编辑审读（市场的眼光）和专家审阅（学术的眼光）后，确定为论点创新性强、学术价值高的学术论著，出版社则要对其做精心的编辑和装帧设计，图书出版后应该能够获得比较好的社会效益，甚至有1定的经济效益。

3.关注各学科国家级或省级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的课题

能获得国家级或省级科研基金资助的项目，其研究内容在该研究领域内必定是具有创新性的。编辑应在充分掌握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即根据本出版社的出版方向，选择性地筛选有出版价值的基金项目），密切与这些项目主持人的联系，经常向他们了解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进展情况，向他们提供该研究领域的图书出版情况，督促他们及时地把阶段性研究成果写成文字稿，并在其中指导他们规范书稿的撰写方式，这样，该项目的结题之时也就是书稿的成稿之日，从而为图书的出版节省了时间，也保证了质量。

特别要关注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成果专著系列，这些专著的研究内容在相关领域是填补空白的，达到国内甚至国际的领先水平。如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铸造旧砂再生利用及污染防治》、《泛欧几何――图文编码与模式识别》均获得了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专著奖。

4.关注社会热点论题和有重要研究参考价值的选题

例如经济、管理、法律、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专著，由于其内容对人们的实际生活有1定的指导意义，或者其传达的观点是当前社会的热点论题或焦点话题，此类专著不仅对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开展研究工作具有参考价值，而且由于其读者面广、社会反响大，出版后还能引起更广泛读者的阅读欲望。例如，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民本书系”之《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推向市场后读者反应热烈，近期还将出版该书系的《参与式社会评估――在倾听中求得决策》、《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中国东南沿海散工研究》等几种图书。

2、出版经费方面的对策

出版学术著作，其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对出版社来说历来是1对矛盾体。因此，要想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发展，除了要积极挖掘学术著作选题、严格把握其内容质量以外，对出版经费方面的安排也是相当重要的。

从目前的情况看，要保障优秀学术著作的顺利出版，其经费支持主要有以下4种途径：

1.出版社出版基金的资助

1些优秀的出版社或大部分大学出版社，设立出版基金是它们支持优秀学术著作出版的惯常做法。其中，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基金中部分经费是由其所在学校支持的，因此所资助的图书大多也是该学校的学术著作。这是1种良性互动的做法：出版社上缴给学校利润，学校以支持本校优秀学术著作出版的方式返回部分利润给出版社，以满足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这里要严格把握学术著作的内容质量问题。方法是：成立由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对于不同领域的学术著作，聘请相关的学者来评价，进行无记名投票，决定能否给予出版。如果能成功运作出版基金，1方面，出版社能有效地扩大自己的学术品牌效应；另1方面，出版社所在学校也能通过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来提升其学术地位，从而获得双赢的效果。

2.课题经费中出版费用的资助

1些比较重要或重大的课题，申请时就会包含有科研成果出版的经费支持，出版社要积极主动地与相关课题的主持人沟通协商，争取获得课题主持人的信任和合作，并充分利用好这些经费。这里也应该指出，课题经费中所包含的出版经费，1般来说都不会太多，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讲，应该较多地关注于人文社科、经济管理类等方面的课题成果，因为相对于理工类学术著作，人文社科、经济管理类学术著作的读者群会大1些、关注的人会多1些，因此出版社较容易达到图书盈亏平衡点的量。

3.作者所在单位的资助

近年来，国家对1些重点院校学科建设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高校要体现学科建设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1个方面是出版1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而不单单是开了多少次国际学术会议），这对出版社特别是这些重点院校的出版社来说是1个很好的契机，因为出版这些优秀的学术著作肯定能获得1定额度的经费支持，且能大大提升出版社的学术品位。

此外，高校中各院系为了提升自身的学术地位，或申请硕士点、博士点，每年都会留出部分资金用于出版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例如，中山大学出版社前1两年出版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系列，前后共计有近20种，取得了1定的规模效应，而且这系列学术图书还在扩充之中。

4.社会团体或基金会的资助

现今，1些社会团体，特别是1些社会学术团体或基金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或者是在学术界的地位，都会通过资助出版社出版1些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来宣传自己。出版社应开拓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促成1些学术著作的顺利出版，这是1个双赢的举措。

3、编辑出版质量方面的对策

1.责任编辑的专业素养

大学出版的创新发展之路 篇3

[关键词]大学出版；发展；发展优势；发展平台；

[作者简介]王雅卓，石家庄经济学院；王国棉，河北师范大学。

知识经济带来了社会和时代的飞速变革，极大地推动了教育与科技的大发展。在这场以知识和人才竞争为特征的时代变革中，大学无疑肩负着传播知识、传递信息和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重要使命，这也为大学出版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实施，高等教育事业呈现迅猛发展势头，无论从高校的办学规模还是高校的办学水平都呈现出大幅度的提升，在校生的数量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大学出版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同时也对大学出版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大学出版的发展优势：扬长避短

集团化已经成为众多出版社抱团发展的趋势，然而这并不是大学出版社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由于大学出版社多年来一直背靠大学，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并不是大而全的出版，重要的是办出特色，办出品牌。不过，在某种程度上，集团化发展是可以的，但不能成为一种趋势。因为有些大学出版社比较弱小，没有名牌大学作为支撑，资金又有限，产品的市场影响力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出版社可以通过差异性的整合进行资本合作，将资源有效地利用，能够达到“1+1>2”的效果。笔者认为，大学出版社在未来的发展中要扬长避短，才能更好地面对风云突变的市场。大学出版社的優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大学出版社资源丰富，人才优势明显。图书市场的竞争是出版社的竞争，出版社的竞争本质上又是出版社队伍素质的竞争。大学出版社以专业化图书出版为主，人才优势在同类出版社中较为明显。 而且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通常和高校教师保持着密切联系，有的可能甚至本身就是高校教师出身，因此，他们对一些学科的研究动态和热点问题把握比较准确和及时。不少有学术影响力的作者，也都热衷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著作交给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会让他们的著作更被行业所认可。

第二，大学出版社品牌优势显著。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国内不少大学出版社凭借其特色品牌，已经在出版界占有一席之地。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这些出版社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均已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长线图书品牌，在业内影响力已经不亚于国内的知名大社。不少大学出版社对图书品牌进行有效管理，建立产品大类专管制度，市场策划部门各指派一人，负责一个产品或一个产品大类的营销。品牌意识已经成为各大学出版社发展的重点，如清华大学出版社计算机书系、复旦大学出版社博学系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等已经成为市场中家喻户晓的图书品牌。

二、大学出版的发展平台：服务教育

随着出版业市场化的推进，大学出版社在出版行业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虽然专业出版属于小众市场，但发展潜力巨大。知识经济的到来，整个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必然导致专业出版的市场会越来越大。笔者认为，大学出版在未来的发展中，服务教育将是其发展的主要平台。

第一，科研成果发布的平台。众所周知，无论是名牌高校还是普通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都是学校的两项中心工作。尤其是在名牌高校，这些高校的定位往往是研究型大学，科研成果的数量和等级直接影响学校的综合排名，因此学校对科研工作相当重视，很多学校为教师规定了每年需要完成的科研任务。对教师而言，做科研不只是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科研工作也是提升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晋升评聘的考核指标。科研工作的最终成果要以论文或学术著作等出版物的形式公布于世，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出版的作用尤为突出。

第二，教材和教辅出版的中坚力量。在高等院校教科书、教辅材料出版方面，大学出版社拥有更为雄厚的实力和更便捷的条件。大学是传播知识的圣殿，也是学术思想碰撞最激烈的地方，教师和学者要想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全面深刻地阐述出来，仅靠课堂讲授是远远不够的，教科书和教辅材料就成为学生巩固知识、延伸思考的有效途径。于是，大量的教材和教辅资料就从教授的笔下诞生。这些教材和教辅资料不仅可以供本校学生学习和参考，还可以供外校学生和社会人士选择使用，既服务了课堂教学，也推动了知识的社会传播。大学出版社由于和教师联系紧密，又能及时掌握学生需求，理所当然地成为出版教材和教辅资料的中坚力量。

第三，为师生提供教学服务平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大学出版社已经不满足于被动等书稿、再版教材等，而是开始主动挖掘教师和学生的需求，把目光转向服务于教师教学全过程以及学生的长期学习规划。一些大学出版社非常注意收集教师对教材的反馈意见，会定期和教师进行电话或上门沟通，听取他们的使用心得和改进意见，还把一些新出版的专业书籍推介给教师参阅。许多大学出版社还利用网络为教师提供电子课件服务以及师生互动平台，为教师教学提供便利。有的大学出版社还设立读者沙龙和俱乐部，俱乐部成员不仅可以享受书籍的折扣优惠，还可以免费参加沙龙活动，获得一些课程信息和资料等增值服务。

第四，国内外高等教育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高校的学术视野也越来越宽，教师和学者越来越重视对外来文化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关注和了解，而大学出版社又是把这些理论和著作引进国内的一个最便捷、快速的通道。大学出版社在引进学术著作方面也迈出了积极主动的步伐，一些国外的畅销书、反映最新学术动态的书籍往往能够被大学出版社很快引入国内，满足了国内研究者的需求。

三、大学出版的未来发展：创新与走出去

大学出版社改制之后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成立了董事会，责权明晰，很多棘手的问题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得到解决，提高了出版社的整体效率。中国出版的集团化是大势所趋，这让大学出版社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国内外资本运作的手段和方式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数字出版浪潮对传统出版业态的冲击……这些全新的外部环境，也给大学出版社提出全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改制带来的变化？如何应对公司化管理的新挑战？如何抓住数字出版的机遇？在未来的大学出版发展中，创新和走出去成为大学出版社发展的重点。

第一，走选题创新之路。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院校的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也开始进行调整和优化。为了适应社会和市场的人才需求，我国的本科专业目录也有一些新变化，一些专业被合并、整合，还增设了一批社会急需的新专业。专业的调整使得原有教材显得陈旧和滞后，及时出版一批适应新专业教学要求、反映最新专业动向的高质量教材成为当务之急。这对大学出版来说，是一次创新发展的新机遇。大学出版社应抓住新一轮高校教材改革的机会，积极参与学校的教材建设，广泛征求高校对教材改革和教材编写的意见和需求，组织学科、专业骨干力量，编辑出版一批具有一流水平的、能够反映学科优势以及出版社品牌和特色的精品教材。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对电子阅读情有独钟，大学出版社在教材的出版上可以多开发一些配套的光盘、课件等。

第二，积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我国大学出版虽然发展历史不长，但是也有了长足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下，大学出版社要想化被动为主动，就要积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主动出击，应对挑战。我国高校大多都与国外大学有互访交流或友好合作关系，大學出版社可利用所依托学校的资源，了解对方学校的大学出版情况，与国外的大学出版社进行交流与合作。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大学出版社的先进理念、先进管理经验，还可以把我们的知识资源和出版资源推向国际市场，推动我们的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国外的一些最新学术成果、先进知识等引入国内市场，满足国内读者和研究者的需求。我们还可以和一些同类型的大学出版社建立长期的交流合作关系，互相借鉴，互通有无，使我们的大学出版社有一个更宽阔的国际视野，实现跨越式发展。

和美国相比，我国大学出版的发展历史比较短，社会影响力还不够，现在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能只追求数量的增长，更要重视质量和内涵的提高。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大学出版社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和我们一样的问题，出版物专业性强、印量少、单位成本高，但它们并没有放弃或降低自己的学术标准，而且牢固地占领了自己的市场，拥有了一批忠实的读者和消费者。这和它们始终强调出版物的高品位、高质量是分不开的，这条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很难想象，一个出书杂乱，没有特色，内容错误百出的出版社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发展。大学出版只有明确以学术出版为中心，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定位，充分发掘自己的人才优势和学术优势，确立自己的出版特色，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赢得一席之地。

[1]苏秦，赵强.新时期大学出版：抓住机遇，谋求发展[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09（2）.

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 篇4

1 短期内学术期刊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发展

人类的出版活动一直在技术的推动下不断演进、升级与转型, 纸质出版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一直是学术期刊出版的主要形式, 为学术信息交流和科技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5,6]。现在众多优秀的学术期刊都有漫长的纸质出版历史, 在学界和出版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并且因纸质期刊相对于数字期刊的有形性, 使得我国基本上仍然以纸质期刊作为学术成果评价的最终权威, 这成为现阶段学术期刊纸质出版存在的主要价值和市场所在。一定意义上说, 如果不是为了学术评价, 纸质期刊存在的价值仅仅是作者发表论文的一个纪念品, 其对学术信息传播和交流的贡献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已荡然无存。然而, 学术评价制度的改革目前仍没有大的突破, 还处在广泛讨论的阶段, 这为学术期刊纸质出版提供了体制保护, 但这种庇护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尤其在学术期刊出版国际化、数字化的今天, 若不再进行制度改革, 我国的学术期刊出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优秀论文的外流将进一步加剧[7,8]。

既然学术评价制度改革仍需时日, 那么学术期刊纸质出版就必须有所作为和发展。数字出版伴随着信息革命应运而生, 因其高效、快速、环保、低成本等优势已经撼动了纸质出版模式, 从长期来看必然取代纸质出版, 但目前由于制度保护, 发展受到抑制。现阶段的纸质出版实际上已经是高度数字化了, 从创作、采编、印刷、上网入库整个流程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 如何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协调好学术期刊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关系成为摆在出版单位面前的重要课题。短期内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不可能替代纸质出版的地位, 纸质出版也不能阻止数字出版的发展和扩张, 二者的融合发展是唯一出路和选择。纸质期刊除学术论文外的封面、目录、广告页等可进一步发挥纸质期刊的优势, 发展个性化出版;数字出版需要从出版标准、制度保障、人力资源等方面做好取代纸质出版的储备, 为学术期刊向无纸化出版过渡提供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准备。目前数字出版标准、利益划分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准备和凝结共识。因此, 现阶段学术期刊纸质出版和数字版应进一步融合发展[9], 为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破局做好准备。

2 数字出版是学术期刊的必由之路

信息革命的到来使得互联网成为科研工作者获取学术情报最高效的渠道, 数字网络可以实现全球学术信息的实时发布和光速传播, 这是纸质学术期刊无法做到的。学术期刊纸质出版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高速运转的科研体系, 数字出版成为学术期刊出版的必然选择。学术期刊不同于文学作品等具有反复品读的价值, 纸质学术期刊随着读库文化的形成其价值逐渐减小, 大多是为了学术成果鉴定和评价, 其存在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现有学术评价制度的内在要求, 而非是为了传播学术信息的根本目的。数字媒介的传播速度使纸媒望其项背, 必须改变落后的出版理念, 明确数字正式出版为主, 印刷出版为辅的新型出版逻辑, 彻底颠覆目前数字出版仅仅是印刷版再次数字化的现状。

优秀的科研工作者总是时刻关注全球最新的科研动态, 期望及时获得最新学术信息, 这样才可以站在学术最前沿, 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 但目前我国学术论文发表时滞过长, 学术信息的时效性大打折扣, 不仅不利于作者首发权的确定, 也使得读者无法及时了解行业动态。严重的出版滞后必然有损科研成果的首创价值和可利用价值, 而且必然影响到科研人员的创新竞争能力, 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 对我国学术创新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论文发表周期过长也是造成大量优秀学术论文外流的原因之一, 严重制约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高, 也使得学术期刊的信息供给无法有效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 数字出版成为唯一可以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行路径, 是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

3 数字出版最终将替代纸质出版

全球学术期刊出版模式正在经历一次巨大变革, 直接决定了学术期刊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命运和前景, 是一场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相互博弈的过程。学术期刊必须回归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根本目的, 而不是迎合学术评价制度, 更不能无视先进的数字出版技术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信息的习惯。信息革命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学术期刊出版也不例外, 必须坚持内容为核心, 同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尽可能提升学术信息服务功能。数字出版取代的是出版模式和载体, 纸质出版必须顺应出版技术的发展趋势, 积极进入数字出版领域, 迎接学术期刊无纸化出版时代的到来。

摘要：学术期刊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 短期内融合发展, 以纸质出版为主和最终权威, 以数字出版为辅;中期以数字出版为主, 纸质出版为辅, 纸质出版的关注度和影响力逐渐减低;远期数字出版完全替代纸质出版, 进入真正的无纸化出版阶段, 数字出版是学术期刊出版文化和出版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纸质出版,关系

参考文献

[1]岳岭.高校科技期刊不积极采用优先数字出版模式的4个原因及5项应对措施[J].科技与出版, 2013 (7) :86-89.

[2]王福军, 冷怀明.高校学报数字化在线优先出版研究[J].编辑之友, 2011 (3) :60-63.

[3]丁媛媛, 翁洁敏.国内医学科技期刊在线优先出版状况调查[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4, 25 (2) :243-245.

[4]张春军, 董凯.科技期刊应重视优先数字出版[J].科技与出版, 2011 (8) :75-76.

[5]李长青.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变与不变[J].出版广角, 2012 (6) :18-20.

[6]张成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协同效应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 2013 (7) :14-18.

[7]张彤, 刘英佳.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刍议[J].今传媒, 2011 (11) :105-106.

[8]陈宪民.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间联动发展机制的构建[J].出版广角, 2013 (14) :29-31.

大学出版社学术图书作者资源开发 篇5

关键词：学术图书；作者；大学社；出版资源

学术图书属于专业出版，专业内容的限定使得高质量作者的来源面窄且量小。学术作者资源是大学社的核心资源，长久以来，高质量的学术稿源和循环累积的销售始终是大学社学术出版的天然优势。但客观地讲，大学社“坐堂编书”的时代已远去，如何在本就稀缺的学术群体中组织稿源，构建具有持续专业影响力且不断充实的作者队伍是大学社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对学术图书作者的价值识别和争取

目前，除基金类出版项目外，较大比例的学术图书仍需要出版方出资来完成，作为企业的市场行为，站在出版社的角度，稿件出版与否是以未来市场消费预测及对内容影响力的评估为前提的，鉴别作者的出版价值成为作者开发的首要工作。基于营销背景下的作者开发和其他产品的区别在于，学术图书作为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会使某些过程趋于复杂，而另一些环节则有待强化。例如，参加学术会议、加强与行业协会与学会的联系及书店市场调研等，依然是寻找学术作者的传统途径，但在此基础上，大学社更应充分利用在特定研究领域长期积累的出版经验以及大学身份所带来的产业便利优势，保持对潜在作者广泛、持久、程序化的关注；其次，学术出版需要作者开发人员具有更多的学科背景及市场营销知识，用以强化对目标作者的识别能力等。对作者的价值识别与争取工作是作者开发的第一步，也是考验组稿人员对学术价值与市场销售权衡的能力与眼光。可以这样说，学术图书的特殊性在于读者对其需求为刚性需求，但对选题是否为“刚性”的辨识，则需要在组稿前期加以判别。在实际工作中，这一环节可分解为识别作者和争取作者两部分。其中，争取作者是一系列营销手段的目的，而识别作者则是对后期出版物质量的保证。

1.识别作者

合适的作者是学术出版的基础环节，寻找作者是有原则的，不是所有科研人员都能成为学术出版的真正作者，所找的作者应该与出版社的市场定位、战略规划相符。善于寻找作者的编辑，也必然是善于通过媒体、行业协会、销售市场、学术研讨会等多种渠道整合作者资源信息的高手。在作者资源的寻找中，对作者的发现和引导取决于编辑的勤奋与职业敏感，以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针对性开发策略。

首先，完成该对象是否为目标作者的判断。作者的学术方向是否能够满足出版方的某种需求，是确定能否作为作者进行开发的依据之一。一方面，大学社作为该校科研和学术成果的展示平台，具有权威性的学科资源较易转化为可期待的出版效益；另一方面，优秀学术图书的刚性需求基数大、读者的购买欲强，且能够形成差异化竞争，收益上有保障。如目标作者的研究具有出版转化的商业价值，但其写作欲求尚未被激发出来，这就需要编辑采取合适的营销策略进行引导，将他们潜在的出版需求转化为现实行为。另一个依据是，编辑捕捉到某些研究会成为未来读者阅读的潜在需求，可在有预设方案的前提下进行前期开发，完成作者储备。这种以读者为导向的作者开发策略，前提是编辑对于该学科人员分布及研究领域脉络的熟稔，通过对未来阅读市场的细分，选择在阅读需求上具有较多共性的读者，把他们划分为具体的需求市场，在评估出版价值后，寻找相应作者，开发相关出版物。

其次，学术作者的寻找需要编辑有职业化的敏感。职业敏感是对出版物内容价值的判断力和阅读趋势的预见性，帮助编辑把握阅读热点走向，并以此为依据开发作者。有了目标作者之后，就要了解对其研究状况及创新性，判断作者潜在的选题是否具有前沿性、是否填补某一领域空白、研究内容的被关注度和需求度、研究视角的前瞻性等。要了解作者和出版方向的匹配程度，也要了解作者对出版的要求。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作者要求会带来出版成本的巨大差异，这需要组稿人员在作者与市场需求上做出正确判断，寻找平衡点。职业敏感也表现在对读者市场的敏锐和快速反应上，作者资源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信息的竞争，而市场信息具有时效性，没有后续的作者开发跟进等于浪费信息。

2.吸引作者

在评估完作者的出版价值后，需根据不同作者的情况，及时开展争取工作，能否吸引作者成为出版合作者，是以作者的承认为最终标志的。出版社在对潜在作者进行充分了解之后，应及时开展争取工作，保持不间断的联系，这一过程可分为前期初步接触和后期的正面约稿。很多大学社的作者开发往往终止于接触环节或在长期联系后却未能吸引作者成为出版的合作者，导致开发工作的失败。原因在于，学术作者对出版企业在其研究领域的学术出版地位和影响有自己的判断，这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作者的选择，而双方接触方式也会对最终结果有一定影响，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否取决于开发人员对自身企业优势的展示，以及在沟通过程中所体现的不可替代的服务优势。

随着学术出版体系的成熟，优秀的作者往往面对几家出版社同时邀稿，大社所具有的资金、效率、影响力等优势是大学社难以企及的，这些极具吸引力的条件在作者争取中效果明显，在出版机会均等的前提下，作者的选择不言自明。那么，在学术出版市场化的今天，大学出版社何以吸引作者？笔者认为，大学社的强项在于长期从事学术出版所培养的专业化人员及累积的学术出版经验，这是大学社在学术出版领域的优势。大学社的当务之急是出版观念的转变，应加快从学术出版提供方转型为学术出版服务方，发挥自身人员的专业优势及在特定专业的出版积累，为作者提供切合内容的有效出版建议，强化作者对企业服务的认可。新的作者资源供求关系需要新的开发思路进行匹配，根据当前对学术作者开发的成效，试略述己见。

《中国企业医院创新与发展》出版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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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文学编辑的坚守与创新 篇7

时代呼唤与之相匹配的文艺作品, 文学编辑追求传播优秀的文学作品, 读者盼望伟大而经典的作品, 但现实又是十分坚硬的。时代的丰富性, 并非每个创作者都能洞悉其内涵、都有能力穿透它, 抵达灵魂的深处;互联网的兴起、数字化的浪潮使人产生作品传播的“零门槛”的感觉, 编辑的选择、发现被轻视;出版的竞争愈发激烈, 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 读者又不自觉地在浅阅读中享受愉悦……现在大行其道的品种繁多的出版物, 其中有精品也充斥着不少的庸俗作品。一道道难题摆在了文学编辑面前:文学出版怎么面对作者与读者、文学出版如何坚守品质、文学出版如何应对市场……其根本解决方法在于文学编辑的坚守与创新。

文学编辑要坚守什么, 如何创新?文学编辑一定要坚守情怀、坚守底线;以求真求善求实的勇气与兼容并包的职业素养来创新。

一

文学编辑一定要有情怀与信念的。这里所说的情怀与信念不仅仅是甘于寂寞、为作家做嫁衣的带着某种悲壮色彩的岗位定位, 它所指的是文学编辑与作家之间的“心心相印, 彼此激发”的才能以及该种才能背后文学编辑所抱持的人文情怀与独立良知。作家的创作是在自己的身边挖一口井, 最深刻地探寻灵魂的走向;文学编辑的视野既是向内审视的又是向外眺望的——既要审视作家作品的深广度, 又能眺望时代与读者的需求、引导与呼应市场需要。这样的时候, 文学编辑的人文情怀、独立良知、文学信念尤其重要。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博士说过一句话:“文学是一种可以对人的精神产生巨大影响的艺术。对优秀文学的信念, 让我对文学出版永不绝望。”

文学编辑必须坚守着始终如一追求优秀作品的底线, 这条底线是来自文学编辑对时代与生活的认识、思考与追求。“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时下经常被引用。最好的时代是:当下中国是一个丰富的时代, 是一个追求伟大的时代, 是一个谋划复兴的时代。党的最高领导人专门召开文艺座谈会探讨文艺创造问题、中央深化改革小组专题研究文艺发展问题。“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 建立经得起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要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让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要把创新精神贯穿创作生产全过程, 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 大力发展网络文艺, 加强文艺阵地建设, 推动优秀文艺作品走出去。” (《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当下文学创作的总量不断走高, 创作者的水平不断走高……可以说, 在这个时代里文学创作者是与文学编辑一起感受着时代的脉动、追求着作品之美与深邃。最坏的时代是:这是一个浅阅读的时代, 文学图书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 随着传播手段多样化和传播渠道的改变, 有人宣称发表文学作品再也不需要编辑了。即便是这样一个“最坏的时代”, 出版的本质依然没有变, 它依然是选择与呈现、挖掘与积累、传承与传播的事业。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知名文学评论家潘凯雄在谈到文学出版的坚守与创新时谈到了要出版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我说的底线是作家对时代、对生活有没深刻的观察与思考, 并通过创造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其传递出来, 而传递出来的东西又是不是能起到对真善美的张扬, 对假丑恶的鞭笞。但这些底线也是在不断地创造、不断地丰富的。”笔者深以为然。

二

文学编辑的创新在于对艺术求真求善求美的勇气。

具备审度作品优劣的能力, 是文学编辑基本的素养。文学编辑的创新首先是在优秀的作品前, 要能够清晰地研判出其可能性, 并能以恰当的形式予以呈现。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是一个例子。这部充满诗性笔调的作品, 在多个出版社碰壁后, 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肯定, 顺利面世, 受到读者的欢迎, 最后该作获得茅盾文学奖, 得到专业评论家认可。午夜出版社的热罗姆·兰东有一句名言:“我的职业几乎不是营造过去, 而是寻找未来的大作家。”确实, 兰东和午夜出版社的存在给法国文学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活力, 有力地支撑起了一种绝处求生的文学实验。凡此种种, 均是文学编辑是对作品真善美追求下展示出来的创新能力。

文学编辑的创新, 在于能以兼容并包的胸怀来寻求优秀作品。一方面, 文学编辑必须包容作家的创造, 欣喜于作家的创新, 以自己的岗位特性、职业影响为其鼓与呼。20世纪90年代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在文坛上冒出, 众说纷纭。此时, 出版界赫赫有名的“金 (丽红) 黎 (波) ”组合, 能以包容的智慧、支持创新的态度与敏锐的职业敏感, 大胆推出《王朔全集》。推出《王朔文集》既是对文学的一种包容, 也是编辑在文学出版领域的大胆创新。自《王朔文集》开了先例, 文学出版界开启为当代名作家出版文集的潮流, 形成特色鲜明、富有竞争力的图书产品线。在文学出版的推动下, 作家的创作热情不断高涨。另一方面, 文学编辑必须由求同存异的胸怀。一个有专业素养的文学编辑, 必定有自己的趣味。但文学编辑的一些创新, 来自超越自己的趣味。编辑“为人做嫁衣”, 但编辑又是“守门人” (从作家创作作品到达读者, 编辑在选择一些所谓好作品的同时必然舍弃一些所谓的不好的作品) 。编辑在履行守门人职责的时候, 必须尊重作家思想与艺术的独创性;编辑的专业素养可能带来一些专业偏见, 因此在去芜存菁的同时, 更要防止劣胜优汰。

文学编辑的创新, 包括用自己非凡的预见、果敢的决断践行求真求善求美之路。

求真求善求美创新之路实际上包含着文学编辑与作家并肩作战的坚定, 带着为时代留声、为历史负责的神圣使命而显示出的魄力与决断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社长韦君宜的《思痛录》里写了不少这样的事例, 如出版莫应丰《将军吟》过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老作家莫应丰拿出了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将军吟》找韦君宜。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争论是否出版“文化大革命”的图书, 韦君宜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 “该冒的风险还是要冒”, 以无畏的勇气推出《将军吟》。

文学编辑的创新, 是以自己的专业素养来推动良好文学生态的形成。从中国当代文学史考察, 文学编辑以自身在文学现场的优势直接参与并推进文学事业的发展。黄发有博士在列举了当代文学生产中一些优秀的文学编辑用自己的才华与理想推动了新时期文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时, 用了充满激赏的美丽文字予以描绘:“这些传播文学理想的忠实信使汇聚成一股合力, 共同托起了新时期文学如朝晖喷涌的辉煌……出色的编辑前仆后继, 他们在进行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长跑, 陪护中国作家穿越了寻根、先锋、新写实等一个个精神驿站, 走向前方开拓不可能的可能性。”可以说,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留下了文学编辑浓墨重彩的身影。像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 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丛书”, 是以文学出版的形式激发着作家们的创作, 直接推动着当代文学的探索与向前发展。

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 篇8

1 图书出版发展概述

以图书出版的整体市场作为分析背景进行分析,目前,图书出版的发展情况可喜可忧。

从图书出版的数量上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图书出版行业中,无论是出版的图书种数,还是图书的总体数量,都呈现着上升的趋势,在这其中,读者对于儿童、文学以及青少年类的图书的关注度相对较高,图书出版的数量也占据着出版总量中的一大部分。在数量上,对图书出版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基本的概况还是可喜的。

另外一方面,针对图书出版可忧的一方面,则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目前,尽管图书出版的总量在上升,但是如果从图书销售的角度入手,就可以发现各类图书的销售量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人们对于出版的图书的购买兴趣在不断的降低,另一方面,由于计算机网络的不断普及,人们对于电子书的接受程度在不断地提升,而在电子书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图书实际上是未经出版的,此类图书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对出版的图书造成一定的市场冲击,使其在销量等方面出现一定的问题[1]。

2 图书编辑发展概述

图书编辑作为编辑行业中的一个重要的门类,其主要工作就是依照市场的需求,进行选题、拟定题目以及编写等相应的工作,从而帮助相关的企业更好地完成写作工作。与此同时,编辑实际上还需要进行文章的审核、校对和组稿等相对较为细致的工作。从这样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图书编辑工作所包含的工作项目较多,因此,进行该项工作的工作人员不仅需要专业的技能知识,还需要高水平的职业素质。

就目前我国的图书编辑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下由于现代化的技术以及多种类的媒体的融合与发展,我国的图书编辑行业有极大的可能成为一项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人们对于各式图书的阅读兴趣也在不断地回升。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图书出版的整个行业也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良好景象,因此也就带动了图书编辑的发展。眼下社会信息的获取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图书编辑的手段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适应性的发展[2]。

3 新时期图书出版的创新与改革

3.1 转变出版模式

现今社会,人们对于便捷的阅读模式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在书籍载体的选择上,也更加倾向于电子书籍,而非实体书籍,面对该种现象,图书出版行业就需要做出一定的变革与创新,从而应对读者的阅读需求。在书籍载体的选择上,可以加大对于电子书籍的投资力度,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对其的关注程度,不断完善电子图书的可用度,从而满足现今相当一部分的读者的阅读需求[3]。

3.2 倡导自助式出版

传统的出版方式在现今的社会中已经无法完全的适用,因此,想要使图书出版企业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展现其竞争的优势,就需要从多种角度出发,减少企业的运作成本,对此,图书出版商可以倡导图书的作者采用自助式的出版方式,利用自身的资金为自己的图书投资,将图书出版上作为中间运作者,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得图书出版商能够极大程度的节省自身的出版成本,从而将内部的资金投入到更有需要的方面去[4]。

3.3 推进联合式出版

现今的社会已经不再是企业“单枪匹马”就可以闯荡的一个场合,企业更应该采用的出版方式已经转变为“合作”的模式,在该种运作模式下,合作的各方可以共同承担图书出版的风险,降低了图书出版面临亏损时,需要承担的经济损失,按照比例分割收益。另外,图书出版者之间的合作实际上也是一种运作模式的交流,各方可以吸收彼此的优点,改进自身的不足,进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力的位置。

4 新时期图书编辑的创新与改革

4.1 从编辑方式上进行创新与改革

传统的编辑方式在选择性上,相对较为狭窄,随着现代技术在图书编辑事业中的不断应用,现代化的编辑方式正在逐渐的取代传统的编辑方式,在现代化的编辑方式下,工作人员可以从计算机图文编辑、计算机纯文字编辑以及纸笔编辑等编辑方式中进行选择,选取适合的方式,进行单项的图书编辑工作。现代化的编辑方式实际上就是对于图书编辑工作的创新与改革,可选择的编辑方式,图文结合的编辑手段,都可以使图书编辑更好的满足大众的需求。有时在进行编辑的过程中,工作人员甚至可以采用与漫画结合的方式,进行图书的编辑,从而满足青少年人群的诉求[5]。

4.2 从图书的形式上进行创新与改革

图书的形式,依照传统的模式,基本上就是以纸质的书籍为主,但是现代化技术的发展、推广下,图书的载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纸质书籍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电子书籍、光盘等文字载体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选取适合自身阅读习惯的阅读方式,即对图书的形式进行选择。实际上,为了应对时代的发展要求,图书编辑就需要对图书的形式进行创新与改革,为读者提供更多样的图书形式,在方便人们的基础上,推动图书的编辑与出版。

4.3 从选题的角度进行创新与改革

选题工作是图书编辑中最为基础的一项工作,其需要做的就是对写手编写的内容进行大致的确定,明确写手编写内容的范围。实际上,图书编辑工作中的选题是要对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在了解了读者的需求过后,再选择题目,明确需要的写作内容以及写作的风格。想要在选题的角度对图书编辑进行创新,就需要报选题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大程度的进行完善,利用眼下较为先进的技术,对读者的阅读需求进行访问调查,进而提高图书编辑工作中对于各类题材的敏感程度,切实把握需求的脉搏,并在此基础上对市场有一定的预见性,进而更加有效地进行图书的出版与编辑 工作[6]。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下,人们对于图书的需求与要求呈现着不断变化的整体趋势,同时也在不断的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要面对这样的大环境,相关的图书出版编辑企业就需要对原有的工作进行创新与改革,从出版与编辑两个方面出发,在两个方面下在各自进行“点对点”式的定向创新与改革,细化工作的方法与角度,把握市场的需求,对读者的要求与需求进行详细、全面的分析,进而以创新与改革后的运作模式,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下,激烈的同行竞争与新技术的应用为图书出版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新时期下,为了应对时代发展的需求,图书出版业的从业人员需要对原有的图书出版编辑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图书的出版编辑是整个图书出版工作中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整体工作的一项基础工作,目前,图书出版企业想要保证图书出版,就需要提高图书编辑的质量,从创新的角度出发,对传统的工作模式进行改革,提升图书编辑的科技含量与技术含量。文章就新时期下,图书出版编辑的创新与改革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新时期,图书出版,出版,编辑,创新,出版改革

参考文献

[1]周文炯.试论图书编辑的发展与创新[J].新闻研究导刊,2015(2):80.

[2]杨璠.新时期图书出版编辑创新意识的提升策略探究[J].赤子(上中旬),2015(12):234.

[3]赵艺.数字出版时代传统图书编辑的转型[J].理论与现代化,2015(2):96-98.

[4]周云.数字出版环境下的编辑方法与创新[J].出版参考,2014(24):34-35.

[5]李盛强.浅谈图书编辑出版的创新与守成[J].科学咨询(决策管理),2010(10):110.

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 篇9

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的出现对人们的学习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学术期刊作为专业人员学习的一种方式也应当顺应时代的潮流做出相应的改变。在上述技术的影响下学术期刊的办刊理念、生产、模式以及出版形式和经营模式也在发生着悄然的转变。在2011年-2012年的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对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作为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出版内容的开发,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产业,不断的提升数字出版产业与市场的契合度,积极的进行技术创新和机制体制创新,对当前的市场进行整合,建立较为完善的链条机制,促进数字出版产业积极健康发展。目前传统学术期刊正在向着数字化出版方向进行深入的变革,传统的纸质出版的学术期刊已经不能够满足人们对于学术期刊阅读方式的需求了,因而必须要着力提高数字出版的质量。如何界定数字出版的质量,当前数字出版行业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标准。但是从报纸期刊质量以往的评价办法我们可以大致来推断数字出版产量的质量评估方面包括出版社的产品生产以及经营能力,在当前数字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的市场开发能力以及生存的能力。为了更好的顺应数字出版历史发展的趋势,学术期刊应当利用数字多媒体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来优化学术期刊的内容、丰富学术期刊的形式、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学术期刊数字资源的质量。

二、多媒体融合环境下学术期刊内容与形式的提升

在外国,数字产业链的主导往往是学术期刊内容的提供商。而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链的主导者则是数字技术提供者,增值作用较为突出,但是随着我国学术期刊数字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该价值的重心会逐渐向数字内容提供者进行转移,内容是价值产生的根源学术期刊如果要实现发展就要从期刊的内容的拓展以及数字出版技术的运用和改进期刊内容的表现形式等方面凝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使得自身处于不败之地。

(一)拓展资源征集渠道

作为学术期刊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数字化平台增强编辑、作者以及读者三者之间的沟通,其可以采用读者反馈、问卷调查以及投票等方式。此外还可以积极的开展各种线上或者是线下的活动,包括访谈、调查、征文等。线下的活动包括学术期刊的研讨会以及技术沙龙等。通过丰富多彩的服务来发掘兴趣点和读者,一举两得不仅有效的扩大了忠实读者的数量,也为内容资源的拓展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二)大力发展并使用数字出版技术

当前数字出版技术主要涉及数字化学术期刊的生产、采编以及数据库系统。在当前国际书有现行的技术标准:查尔斯沃思企业所开发的uto Proof成为目前学术期刊数字化生产的标杆。汤森路透公司所开发的Scholar One Manuscripts成为投稿与采编平台的代表。Elsevier公司所推出的Sci Vers数据库成为全球数字期刊数据库的代表。在数字化期刊数据标准化建设的过程中,目前所有的企业基本都是采用的基于可扩展的标识化语言也就是XML语言。XML技术可以采用灵活的方式采集各种数字化的数据到数据库中,然后进行管理、加工和整合甚至是共享,而在内容发布的时候可以按照需求来安排印刷的内容。XML为当前环境下实现各种网络终端设备的数字化内容的推送以及展示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而在我国文献检索平台中,学术期刊数字化的格式以及检索的方式都没有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也没有借鉴国外技术实现方式,因而较难实现学术期刊和全球学术期刊资源的统一和共享。所以学术期刊作为数字化内容的提供商,需要时刻注重数字化出版的发展趋势和动态,要保障学术期刊能够与当前数字出版的技术实现有效的结合,并且和数字技术提供者一道来主导数字出版产业标准的制定,大力推进我国数字化出版与国际接轨。

(三)丰富期刊内容的表现形式

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数字出版提供技术前提,单一的传统的纸质形式的学术期刊已经难以适应当前人们学习方式的转变。作为学术期刊应当注重学术期刊内容的拓展和内容的深入,同时借助数字多媒体技术来对学术期刊的内容进行深加工,形成细致具体的数字化内容,采用多媒体技术来更加丰富和形象的表现学术期刊的内容,还可以将文字、声音以及图像的信息进行融合,使得学术期刊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形象,有利于读者的学习和理解,采用内容生产以及创新来为读者提供增值服务,并积极完善服务功能,满足数字化出版物中读者的个性需求,实现个性化差异化的出版。

三、多媒体融合环境下出版建设

在当前数字化出版趋势下,如果一个学术期刊仅仅依靠一个单纯的数字化平台盈利,那么其盈利的水平要远远低于其他的采用多种数字化平台的学术期刊。学术期刊应当首先对已有的网络平台进行完善,然后开发新媒体平台下的各种网络平台。

(一)重新审视网站内涵建设

期刊网站是展示期刊对外交流的重要的窗口,在学术期刊网站平台下,编辑的工作效率可以得到极大的提升,可以有效的扩大期刊的市场占有率、有力的吸引国内外的读者提高期刊的核心竞争力促进期刊的规范管理。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都通过网络信息服务提供商建立了标准化数字化的网站平台和规范化的采编系统,但是基本还都处在期刊基本信息的介绍以及投稿采编系统的运作上,基本都是免费浏览无法获取任何的收入。在欧美一些技术发达的国家已经通过学术期刊的网站通过推广和学术资源的下载来获利。因而作为学术期刊应当重视并改进网站的内涵深入建设,将网站作为学术期刊品牌建设和创新的平台,最大限度的提高学术期刊的竞争力,增加市场的占有率。笔者提出学术期刊网站建设的提议,建议如下。

1. 信息发布平台的建设和完善

网站除了应当提供纸质期刊和期刊内容的浏览和下载功能之外,还应当积极地发布期刊研究的热点、新闻以及争议的焦点问题,或者可以是事实新闻全面的信息,以吸引读者的关注,最大限度的提升网络平台聚集专业人员形成专业社区的能力。

2. 建立互动服务平台

为读者建立信息咨询和相互交流的平台,及时的通过平台反映当前学术信息咨询以及交流平台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及时的改进这些问题积极的推进网络平台的完善提升读者的体验。也可以通过从重开发具有价值的主体开展相应的讨论和征文活动,在扩大读者群体的基础上,努力提升学术期刊的质量。

(二)基于移动互联终端的新媒体出版

在201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产值规模达到了1051.79亿元,其中手机终端实现的产值达到了349.8亿元。201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产值规模达到1377.88亿元,手机终端实现的差值规模占到367.34亿元,数字形式的报纸图书以及互联网期刊都实现较快的增长,平均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5%,实现的纯收入达到28.34亿元,在数字出版产业中所占的比例仅仅为2.06%。因而作为学术期刊应当适当注重无线终端新媒体数字出版,尤其是基于各种智能操作系统的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其他终端等,可以成为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网络之外的第五大媒体,其实也属于网络。学术期刊正在朝着互动化、移动和多元盈利话的模式发展。国外的很多出版社都已经开始手机移动终端数字出版的相关工作,其中皇家化学学会出版社就为其化学蜘蛛开发了相应的手机网站,还推出了化学蜘蛛的手机APP,研发部的技术经理Will Russell认为,开发相应的APP软件出于对科学家学习方式的研究,通过手机不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学术研讨会上都可以通过手机及时的获得各种信息。因而学术期刊能够通过移动的互联网终端实现学术期刊传播和推广的多元化模式。

四、市场化运营机制

(一)版权收入

目前影响我国学术期刊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学术期刊的利益分配机制还相对不完善,并且学术期刊长期以来也没有对版权问题形成重要的认识,没有重视版权的转让以及经营,使得学术期刊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中极度缺少话语权,缺乏议价能力。当前数字出版商之所以还会重视期刊,是因为期刊可以代为搜集作者的版权,可以极大地降低数字出版商的经营的成本。但是数字期刊与数据库平台的合作无非就是为了增加期刊的显示的多元化途径和渠道,可以有效提升期刊的指标和知名度,虽然期刊和作者让自己的作品得以广泛传播的目标得以实现,但是几乎所有的利益都被出版商所获得。在上述合作模式之下,首先,学术期刊要将作者版权的获取重视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与出版商议价的过程中占据主动。在获得作者的版权之后除了数字出版,还要在此基础上积极的对版权经营权进行开发。国外学术期刊的经营权的收入要远远高于我国,这是由于国外学术期刊具有多种经营和开发版权的手段。包括差异化的定价机制、捆绑销售,通过自身网络平台和版权结算中心等进行长期合作,开放论文中的各项细节资料的版权,论文出版权力的运用不应当仅局限于出版,更应该着眼于培训以及宣传等。因而学术期刊要想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应当积极的重视版权的经营和转让。

(二)个性化定制服务

学术期刊与普通的期刊有很大的不同,学术期刊的读者往往成分较为单一,因而针对优势的学科所建立的专业化的定制化的服务容易受到读者的认可。由于强势专业具有较好的学科内聚力对象明确特点鲜明,并且能够将期刊的地位进行明显的提升,不需要转让学术期刊的在线的数字出版权,可以实现和综合性的学术期刊资源平台进行竞争。学术期刊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来为读者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包括文献推送、文章的查询、下载以及相关内容的咨询等,为读者提供按需印刷的服务在有纸质需求的情况下再进行印刷,并收取相应的印刷费用。当前数字出版业正在由传统的单向经营向双向以及互动方向发展,学术期刊必要要重视读者的地位,努力提高期刊的质量以及服务的质量,增加盈利渠道。

(三)第三方广告盈利模式

由于学术期刊的发行量较小、读者数量有限和发行量较小等现实问题,难以通过广告实现获利,但是学术会期刊也具有各自独立的优势,那就是读者群体较为稳定和固定,他们不仅是该期刊的读者,也是该领域中产品的主要的消费者,在进行相关产品订购的过程中,这些期刊往往是他们寻找信息的媒介。因而可以在该期刊的网站上刊登行业内相关的动态、新闻以及产品等,通过这方面的内容吸引读者以提高网站的访问量,积极地吸引企业产品和服务广告的投放,以此来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通过免费的数字出版内容来吸引读者,通过广告和增值服务来盈利的模式将成为日后学术期刊盈利的主流模式,是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的趋势,但是前提是学术期刊的内容与质量应该得到保障,通过吸引大量的读者树立学术期刊的品牌,吸引相关期刊投放广告和专业人员使用增值服务。

(四)创新营销范例

国际期刊联盟在其发布的《杂志创新报告》专门的阐述了纸创新的概念,这是一种关于印刷技术的创新,通过对触觉封面的研究和使用,能让读者身临其境来理解所阅读的文章。很多出版商都十分注重能够让他们期刊能够有别于别的期刊,吸引读者的方式。比如西班牙一个男性杂志的出版社出版的期刊可以让读者闻到餐厅的味道,匈牙利的一份时尚杂志被设计成了手提袋的形式。在2009年美国《时代》杂志为读者提供了个性化的定制服务读者可以自选内容得到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杂志。读者可以从时代周刊所下辖的杂志中任选其中的五种杂志并可以从中挑选出自己所喜爱的内容,组成一本约为36页的免费的杂志,可以有数十种的选择组合方式。在美国的娱乐杂志《娱乐周刊》在其2010年9月份发送的杂志中,嵌入了小型的LCD和音乐播放器,当用户打开杂志中的图像和视频就能够通过图像和声音的方式传递给读者。但是由于采用的mini播放器杂志的成本也从当时的12美元增加到后来的30美元。赫斯特是发行以及订阅方面的代表。赫斯特推出了针对读者的新闻定制服务,受到相应新闻的读者可以通过点击其中的链接进行回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期刊的订阅者转变为自身网站的流量。

五、结语

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与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给出版行业带来的不仅是机遇还有挑战。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可以通过积极的拓展数字期刊的内容来源,拓展期刊的出版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期刊的生产和消费的方式,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为学术期刊的创新性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平台,为学术期刊的多元化传统提供了可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专业知识的需求,直接推动了我国各个领域和行业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占莉娟.非市场化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使用现状及对策[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03).

学术出版的创新与评价 篇10

本期专题，各位专家学者就学术出版的创新和评价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谢寿光：学术评价是学术出版的前提，是学术出版的应有之义。中国学术出版机构应有担当、有作为，恢复和重建中国学术评价功能。

赵剑英：在学术研究生产中，学术出版不应只是一个摘果子式的学术研究终结，而应主动与作者一起选种、种树，学术出版人要以其编辑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劳动，来组织、推动、引领和规范学术研究。

马援：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工具和手段，通过互联网和数据分析，学者们对学术资料的查询、搜集几乎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通过大数据平台，每个学者在掌握资料方面几乎可以超越钱钟书、范文澜。

白中林：就学术出版的本质而言，其是思想创新的载体和传播源头，一旦在学术出版领域丧失了这个操守，那么间接地会导致整个国民心智走向闭塞。唯有消除学术评价的异化，方能回归学术出版的本质；而学术出版本质的回归同样有助于维护学术评价机制的良性运行。

李雪涛：全球史中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去中心化，不仅要去除欧洲中心主义，同时也要营造多元文化的全球史研究学术氛围。因此，一些所谓的小语种相关著作的引进，对当下我国学术生态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 篇11

组织学习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组织生存的关键优势资源。对组织学习的研究较早始于20 世纪70 年代,其基本含义是发现错误,并通过重新构建和调整组织而进行修正的过程[1]。由于组织可以将个人知识凝聚在一定方向并给予支持,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有着内在的关联。野中和竹内将组织学习看成一个企业推进知识获取、创新并使之传播到整个组织,体现在产品服务和组织体系的能力。野中和竹内还创建了一个知识创新模型,这个知识模型的核心是通过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互相转换(四种类型),使得知识的质量得到很大提高[2]。组织学习的过程有四种类型:边干边学、搜索学习、科学学习、边使用边学习和知识外溢学习。组织知识既是组织学习的前提,又是其生成的结果,而组织学习是组织知识创新过程与能力。当下学者与企业界强调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的挑战,只有不断学习和提高知识创新质量,才能迎接这一“自然选择”的适应性过程。

当前出版企业同样面临复杂性的内外环境挑战,需要不断学习与更新组织知识,才能适应这些挑战。日本学者小林一博曾经在《出版大崩溃》中描绘了日本出版业的悲惨景象,中国出版业的局势也不容乐观,尹飞舟等呼吁要做学习研究性的出版人[3]。在这种背景下,有学者指出,建设学习型出版企业一方面旨在回应组织复杂变化情况适应性改变,另一方面也是出版社内部变革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凝聚企业竞争优势路径的生成[4]。出版社作为传承文明、传播知识的专门机构,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出版社对这一问题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5]。出版社是知识密集企业,建构学习型组织不仅仅是因为适应性问题,而且还事关整个中国知识更新问题。面对激烈竞争的图书市场,出版社只有创建学习型出版社,才能有效解决出版社面临的问题[6]。

本文拟通过揭示SECI知识创造模型内在逻辑,分析组织学习的四种类型如何才能更有助于知识创新,基于此我们分析当下中国出版社构建学习型出版社促进学习以及生产优质知识的几个策略。

一、组织知识创新模型与组织学习的四种类型的内在机理

组织在面临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要想生存就要不断地创新,但是新产品与新模式往往具有高度的风险性,这是由于创新需要处理复杂的知识,而组织的理性能力往往是有限的。管理知识诸多创新模型的基础在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区分,尽管学者对于二者定义有所差异,但这一区分是从知识的可表达性角度而言的。所谓显性知识是指那些能够清晰地用语言表达的知识,诸如公式、概念体系、图标、手册等都是显性知识的典型代表。显性知识侧重要“know what”,是可以更容易传递与积累的清晰知识;所谓隐性知识,主要是指那些难以用语言表达(不是不可能)的知识,隐藏在主体的实践活动中,或者存在于组织的常规之中,主要侧重于“knowhow”,不少人能够精致地做出一些产品,但却不能表达出来。企业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气质难以模仿,一方面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另一方方面主要是隐性知识难以传递与学习所致。组织创新的复杂性就是意味着易于处理的知识难以指导实践,这时候模糊的隐性知识就非常关键,往往是一个组织区别另一个组织的重要标志。

野中和竹内的SECI理论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互相作用称之为知识转换,这种知识转换有四种模式:

第一,他们将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换过程称为“社会化”,即组织成员个体互动性交流,难以通过概念化的符号、公式、体系传递。尽管如此,成员互相交换隐性知识,往往因为更生动因而易于掌握。就组织层面而言,由于隐性知识主要实践操作层面的知识,因此,往往物化在企业的常规里,这些常规一般是外人难以模仿的。

第二,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换被称为“外在化”。隐性知识尽管对企业很重要,但是,由于难以表达出来,转换成为可供研究与创造知识,就限制了隐性知识发展。因此,组织需要促使成员将模糊的隐性知识转换成为清晰的显性知识。就组织层面而言,诸多的经验、常规等需要转换成为显性化的手册、制度等,从而成为企业宝贵财富。

第三,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换被定义为“组合化”。仅仅将隐性知识转换成为显性知识还不够,还要创造性地根据组织目标与现实约束,将显性知识重新组合、改造,创造出更多的显性知识。

第四,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换被称为“内在化”。显性知识需要转换成为组织成员实战经验以及组织常规知识,才能真正地实现知识创新。仅仅是转换成为各种各样的规则、手册等显性知识,而不是根据实践将之内化在组织成员的行动里,就成为空洞的知识。

SECI理论认为,通过这样的转换,无论是组织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质量都得以提升,个人知识就上升到小组知识,最后上升到整个组织的知识,这是一个知识转换螺旋上升的过程。而知识创新还需要组织的支持,最终形成组织的知识资产。

SECI理论准确地看到了企业知识转换的过程,刻画了组织诸多层面的知识创新。但是,这种理论重视的是组织的认知知识、行为知识,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情感知识激发功能。情感对于一个组织创新而言,往往起到关键性作用,例如,一些企业可能技不如人,实战操作能力也不如人,但整个组织充满着积极向上精神以及奋斗的激情,其机会往往会更大一些。近年来一些企业领袖不断强调情商在组织创新中的地位,就是意识到了组织创新不仅仅是科学制度层面的创新、实践经验的更新,而且还体现在情感方面的创新。

不同知识之间的转换意在说明,无论哪种知识都需要通过学习主体不断地通过交往、模仿、互相启发等方式来提升知识创造的质量。知识创造过程是通过组织学习过程来实现的,无论哪种知识转换形态,都离不开组织成员与组织层面的学习过程。

主流经济学由于其假设理性经济人超理性性质,能够对于市场变化作出及时性的反应,因此学习在新古典模型中的地位就比较弱。但是,随着西蒙有限理性的提出,学习的必要性就彰显出来,因为人的理性计算能力与实践能力是有限的,个人往往通过互相模仿而进行学习,每个人做他人做的事情。模仿成功的个人或组织行为,能够降低学习成本,但领头者如果是基于错误的信息或信念,跟随者很可能也会跟着倒霉。个人或组织除了向他人学习外,过去的经验也会影响学习过程,知识的创造与转换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这种路径依赖同样能够节省新的学习成本,但过于关注历史也可能会导致路径锁定,阻碍新学习过程。熟能生巧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述就是学习曲线。一些组织在开发某一产品时,前期成本较高,但随着组织越来越精通其此事,产品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以大幅度提升,企业是沿着某种“学习曲线”的轨迹运作的。一般来说,组织学习过程有五种类型:边干边学、搜索学习、科学学习、边使用边学习、以及知识外溢学习[7]。

1.边干边学类型。边干边学是诸多学习类型的基础,就个人而言,个人工作效率的提高来自于专门化的分工,个人更容易精通某一领域的显性知识或隐性知识,斯密的制针工厂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另外,投资训练也能够提升个人效率,如果能够边干边学的学习模式结合起来,更有利于促进个人的工作效率。边干边学之所以能够提升整个组织效率,核心原因在于经验效应,组织是沿着学习曲线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的。边干边学主要是在制造业领域发生的,目的是提高组织成员以及整个组织的技能,提高组织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

2.搜索学习类型。搜索学习主要是与组织活动过程相连,当组织要进行产品创新或设计新的流程,就需要搜索既有的知识以及其他组织的知识。由于企业不可能将所有的知识都考察一遍再创新,因此,组织需要根据既有的知识与战略目标,在有限的范围进行搜索,学习其他组织的技能,但其他组织真正实用的知识往往具有模糊性,因此组织搜索学习一般是搜索那些较为成功企业知识,加以模仿或创新。

3.科学学习类型。科学学习是要学习基础知识,这需要系统的教育,尽管如此,在企业创新阶段也可能运用到。科学学习可以扩大组织搜索知识范围,尽管是沿着某种可能是狭窄的路径扩展的,而且要多付搜索代价,但组织创新成功的几率也在增加,它还能为搜索提供重要的工具和理论库。现代社会发展很快,过去学会一部分知识就够用很久的时代已经过去,某一领域的基础知识也在快速更新。基础知识变更要求组织学习也要不断地跟进,这也是学习型组织为什么经常派人到大学继续学习、深造的重要原因。

4.边使用边学习类型。在消费者使用产品后的反馈,对于组织学习更重要,边使用边学一方面通过对于使用者反馈知识的整理,可以修正那些产品设计的必要缺陷或营销策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使用过程来改进生产过程,提高产品质量。边使用边学习策略与边干边学小都运用了反馈机制来修正工作,但边使用边学习侧重于通过产品使用功能评价进行学习的。

5.知识外溢学习类型。组织学习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一个部门或组织,知识的来源也可能来自于外部。这种外部知识可以通过阅读期刊、手册等显性知识来获得,也可以通过交往来获得那些具有模糊的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也可能通过交流越过组织边界,因此,知识具有外溢性质。组织可以利用这种性质向其他组织、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学习。一方面组织在知识外溢型学习过程中提高了学习能力与知识创新质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大学、研究机构创造知识的积极性。

二、组织学习的路径对学习型出版社的构建

数字化时代给传统出版社带来巨大挑战,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改变了人们的获取知识、传递信息的模式。新闻出版总署负署长蒋建国指出,新媒体这匹“狼”来了,给传统新闻出版业带来了重大冲击,德国有多家报刊倒闭,美国正在构建三维制造革命[8]。构建学习型出版社的目的在于迎接各种环境变化的挑战,提升出版社生存竞争能力。当下出版社存在着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短期行为严重,缺乏创新精神,其结果是图书产品大量积压;营销方式徘徊于不重视营销与过度商业炒作的两端;集约化程度低,而且存在市场分割,等等[9]。这些问题也要求我们要以不断学习与创新知识思路去寻找新的出路。学习型组织以及知识管理理论近些年来得到广泛应用,很多企业按照学习型组织理论进行改造,在出版界赫赫有名的汤姆森出版集团就改名为汤姆森学习集团[10]。传统出版社要想在新环境下生存并壮大起来,需要按照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理论进行改造,构建学习型出版社。

通过上述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创新理论机制揭示,我们可以为创建学习型出版社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出版社本身就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其最重要功能是帮助生产知识并传播知识,因此,出版社不仅仅要学习不断变化的显性知识,还要积累隐性知识,使得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转换螺旋能够持续下去。知识创新模型所揭示本质是知识螺旋式创新过程,内在地要求出版社要不断地更新既有个人知识与组织知识。新媒体的挑战要求出版社不断学习新的媒介时代数字出版的知识,开拓新领域。中国出版社知识创新层次相对让然薄弱,特别是创新人才不足比较严重。创新队伍的劣势集中体现在创新产品上,其中意见最大的是专业图书内容擂台,同一专业题材,书名不同,内容大同小异[11]。在注重认知能力学习、实践能力学习之外,还要从情感角度激发员工创造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热情,推进知识创新。

选择合适学习类型,对于建构学习型出版社非常关键。但一般来说,每一种学习类型都有其局限性,因此,要构建学习型出版社,尽量要从全面学习的视角来构建出版社学习与知识创新的基本路径。

第一,边干边学有利于促进出版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技术水平。无论是平时交流、模仿、师傅带徒弟等隐性知识学习,还是通过培训、手册学习、研讨会等显性知识的交流,都会显著提升出版社学习能力。出版社要为成员交流提供平台,通过模仿学习、心得交流、树立榜样、激励先进等途径,促进边干边学活动,从而提升出版社的组织学习能力与知识创新进程。

第二,出版活动重要任务是搜索组织所学要的信息。出版社为了增进学习而要搜索的不仅仅是作者的信息,还要包括市场需求变化的信息。搜集信息时需要辨别、甄选,才能寻找到符合出版社需求的信息。订购单信息反映了读者需求的偏好,通过解读、分析,可以获取再次向他们销售图书的可能性。信息无处不在,但要学好鉴别、扑捉到关键信息,采集信息要在平时工作中进行,对时效强的信息要及时利用和开发。有学者指出,现代学科出现纵横交错的局面,选题策划人首先必须是杂家,学识渊博,还要力争成为学者型专家[12]。这就要求编辑既具有专门技能,又具有广博知识,最关键的是要具有学习创新能力。

第三,基础科学的学习不仅仅能够扎实组织成员的业务基本功,而且能够在此基础上让创新变得更容易。例如,现代社会是知识大爆炸时代,各种知识呈现几何式增长状态,这就要求编辑人员要时时刻刻更新基础知识,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充电”。对于出版的产品书籍而言,要不停地创造营销渠道,进行流程改造,这就需要学习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创新的基本知识,以此为基础才能够把握瞬息万变的销售环境。新的销售渠道的出现,意味着出版商必须改变其经营方式[13]。为了促进科学学习,出版社要提供便利条件促进基础性知识的学习,例如加大对教育培训部门、学习场所、基本设施等硬件的建设,同时为员工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最大限度地促进基础知识的学习。

第四,信息沟通很重要,例如营销图书,需要通过营销代表、计划依赖人员以及读者等相关主体的反馈信息,根据这些反馈的信息不断学习,宣传册将隐性知识转换成为可以交流的显性知识。企业一旦发现读者不满意地方,应当主动采取补救措施,提供良好的沟通渠道使得读者顺利投诉或提供建议,从而有利于对信息的分析整理,从中找出图书产品的新创意与营销服务新内容[14]。

第五,知识外溢性质要求出版社要加强出版社各个环节人员交流,再造组织流程。流程再造关注的重点不仅仅在于编辑、生产、财务、营销等环节科学化,更要关注各个环节人员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交流,利用知识外溢性,在交流中不断将隐性知识转换成为明晰的显性知识,将组织学习整体知识转换成为每个成员的操作实践中去。知识外溢性还要求出版社加强与同行的交流,通过交流促进知识创新螺旋不断地升级,提高组织知识创新的质量与组织学习的能力。

结语

学习型出版社的构建有利于传统出版社适应日趋复杂的环境,通过构建学习型出版社,可以提升出版社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质量与数量,形成出版社知识创新的螺旋,同时,激发组织情感,有助于出版社能够不断学习,从而对新环境挑战更有毅力。学习过程五种类型,有助于理解出版社学习的过程,同时也为出版社构建学习型组织提供了基本路径。当然,要构建真正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复杂挑战的学习型出版社,仅仅从上述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更多的理论与实践视角促进出版社的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

摘要：当今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学习能力与知识创新已经成为组织竞争关键优势,很多组织按照组织学习与知识管理创新理论进行了改造。传统型出版社需要适应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挑战,这就要求建构学习型出版社。知识创新过程是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互相转换过程,推进知识创新就要求组织要有学习能力;学习过程也有边学边干、搜索学习、科学学习、边使用边学习、知识外溢等学习类型。以知识创新模型与组织学习过程类型内在机理为基础,提出构建学习型出版社几条路径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