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

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共9篇）

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 篇1

1引言

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对作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方面一直为科学界,尤其是科技管理界所关注,例如科技人员的学术成就和对学科的贡献可以采用传统的发表文献的数量、文献的被引次数等指标,以及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来进行衡量。

作者的h指数作为评价作者科研成果的一项新颖的指标,是对科学家个人科研成就的评估,是反映作者科研工作的累积指标,它建立了发文和引文的关系,衡量了学者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影响[1,2,3],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邱均平教授等人利用h指数来评价我国的图书情报学学者的个人绩效,同时考察了h指数与传统计量指标之间的关系,经过比较分析发现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具有强烈的相关性[4];指出了作者的h指数与论文被引次数c之间具有形如h=cb的幂律关系[5];另外还有将h指数引入到大学评价中,比如计算了我国部分重点大学的h指数,结果表明大学的h指数与被引次数c之间确实具有一定的拟合关系[6];相关的研究还包括,例如以国内39位经济学领域中的高被引学者在1994-2008年间的被引用情况作为依据,分别对每位学者的h指数进行计算,并且探究了作者的h指数与其总被引频次之间的关系等[7],本文是希望对不同学科或者是不同研究领域中的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关系进行考察,目的是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学科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一是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被引总次数之间的关系随学科变化情况的经验认识,希望得到关于两者拟合关系的初步的规律性结论;二是作为作者h指数与作者被引次数之间关系的组成部分,这里还希望对作者的h指数最大值与作者被引次数最大值之间的关系的学科影响进行经验考察。

2数据的获取与拟合

2.1数据来源

本文首先选取了图书情报学作为研究对象,在CNKI数据库中所分类的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统计了截止到目前发表文献量以及被引次数较多的前50位学者(按发表文献量排序),并在CNKI的引文数据库中得到这些作者的h指数,进一步建立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其中给出了两者的拟合关系,并给出了相应拟合关系的判定系数,其中横轴为作者的被引总次数,纵轴为该作者的h指数。对于其他学科例如自然科学类、工程技术类以及人文社科中的其他学科的情况,采取了相同的处理方法。

2.2数据处理

笔者在统计的过程中,注意到高被引次数的论文中有作者重名的情况,由此可能会导致统计结果的不确切,为了减少数据不准确所引起的偏差,在生成散点图以及趋势图时,作者重名情况未包含在内。

2.3数据拟合

表1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分别考察CNKI所划分的基础科学、工程科技、医药卫生科技以及农业科技的情况,考虑到数据量的问题,仅选用这些分支学科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领域作为考察对象,分别为数学、材料科学、基础医学、畜牧与动物医学。其中数学是最传统的基础科学;材料科学是工程科技中目前发展态势良好,研究相对活跃,且引文量相对较高的分支学科;基础医学是医学门类的基础学科,涉及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基本理论,是医学发展的基础;而畜牧业是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重要环节,畜牧与动物科学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部分与种植业并列为农业生产的两大支柱。诚然,这些学科客观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选取这些学科作为考察对象,也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的。选定对象后,对其中的作者总被引次数与其h指数的关系进行拟合,结果如表1,数据统计时间截止为2011年5月。

由以上研究不难发现,作者h指数与作者的论文总被引次数确实有较强的相关性,而且这种关系用幂函数进行拟合时具有较高的判定系数,由此从直观上可以有形如h=acb的近似,另外也注意到在不同的学科中a和b的值存在一定的差异。

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人文社科领域,是为了进一步分析了人文社科中除图书情报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分支学科,从而进一步验证上述的幂函数关系,分别选取了金融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这三个学科作为代表来进行考察。金融和心理学两个学科的发展较为迅速,发文量和引文量都达到较高水平,作为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学科,其h指数和作者被引之间也能够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其中金融学中

选取政治学的原因是注意到该领域的学科边界相对比较明确,从而作为一个特殊对象进行考察,事实上,与边界相对模糊的学科相比,这种学科界限的明确性也使得该领域以及与该领域相关的论文绝对数量以及论文的总被引用次数都会相对有所下降,因而在统计结果中,由于学科自身的发展状况等因素,有可能暂时无法明确体现作者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之间的一般性规律,实际结果表明,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表现为弱的幂函数相关性,其中判定系数仅为0.567,结果如图2所示。

所以,这是否能够说明,考虑到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学科边界等因素,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已有研究中所得到的幂函数关系,甚至能够反过来利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来对学科的性质及发展状况进行表征。

3结果分析与讨论

3.1作者的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之间的拟合关系的确有学科影响因素

3.1.1拟合系数a与b对学科因素的敏感程度不相一致。数据拟合结果表明,在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c之间能够呈现出一定的幂律关系,并且幂指数b大于0小于1,这表明论文总被引次数C的增量对于h指数的增长具有效应递减的规律,但是针对不同的学科又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能够注意到大部分学科幂指数b在0.5左右,而系数a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我们初步估计对于不同的学科,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论文总被引次数之间的这种幂律关系应当能够反映不同学科的属性,假定用A表示学科因子,那么应当有h=acb=a(A)cb,其中a是A的函数,这样从直观上,不同学科的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的关系不能直接进行比较,或者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学科归一化处理之后才能进行比较,相关的研究包括,尝试创建期刊h指数的归一化换算公式,试图将不同领域的期刊的h指数进行归一运算,以实现不同学科间h指数的比较[8]。

3.1.2幂函数相关性的强弱与学科的发展阶段有关。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应当与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水平有关。例如数学,基础医学,金融等领域的发展相对较为成熟,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论文的绝对数量都相对较多,幂律关系表现得比较明显,两者之间的幂函数相关性相对较高,判定系数也分别达到了0.867,0.860,以及0.833,而对于那些发展相对滞后的学科,研究人员与论文数量相对较少,且影响力相对也相对较弱的情形,幂函数相关性就表现得相对较弱,由此是否意味着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包括萌芽、发展、成熟等时段的作者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关系也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3.1.3拟合系数a与学科的理论或是应用性的侧重程度有关。需要注意,作者的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应当还与学科的理论或者是应用的倾向程度有关。或者说,在假定两者之间服从幂函数关系的基础上,则至少应当有A=A(t),其中t表示学科侧重理论性或是应用性的程度,从而t不同,反映为系数a也会有所差异,从直观上可以有这样的原因,例如论文的理论或应用的性质也会从时间上对h指数的增长速率有所影响,比如一般理论性质的文章可能会具有较长时间的引用期,文献的衰老速度较慢,而通常的工程技术类论文则偏重于实验技术与方法的创新,从而往往被引用的是该领域中前沿的技术知识,文献的老化速率则相对较快,而这些会直接影响到文献被引次数在文献中的分布以及随时间的变化关系,由此学科的理论或应用的倾向会对幂函数的系数,也即拟合函数的系数等产生影响,或者说作者的h指数与其总被引次数的关系能够对学科的理论或者是应用性倾向给予一定的反映。

3.2作者h指数与作者被引次数的最值关系的学科影响

3.2.1学科变量的选取。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关系随学科的不同会有所变化,还可以借助中间变量(相对于上述对两变量的直接拟合)来进行考察学科影响因素,例如研究人员的数量,该数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相应学科的学术规模以及活跃程度,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在不同学科中的h指数与研究人数的关系,以及被引次数与研究人数的关系。由此,笔者整理了上述不同学科的作者h指数的最大值、作者被引总次数的最大值,以及各个学科的博导人数,用该人数大致反映该学科的研究人员的数量,并以研究人数作为横轴,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作为纵轴,给出两者随不同学科的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其中由于作者被引总次数最大值与h指数的最大值相比往往不在同一数量级上,所以采取将前者除以100以便进行比较,而且除以常数也不会改变被引次数与研究人数的关系,以及与h指数的比较。另外,在图3-1中,学科从左至右依次为政治学、图书情报学、心理学、材料科学、金融学、基础医学以及数学。

3.2.2两变量的最大值随学科变化的趋势不相一致

从图3中能够看出,作者h指数的最大值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随研究人数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是也能够注意到两者随研究人数的变化趋势从直观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在研究人数较低的区域,例如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人数仅为75,该领域的h指数的最大值为34,在所列学科中处于较高的区域,而最大被引次数/100却只有19.62,处于较低的范围,不严格地,被引次数较低,h指数却较高说明了该领域的引用集中性,或者说这说明了该领域具有的小学科特性,在研究人数较多的区域,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均处于较高的区域,由此,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随研究人数的变化并不一致,而这种变化趋势的不同也正是研究人数的不同或者是学科差异的反映。需要指出,严格地探讨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并需要进一步调整以及扩大数据范围以检验由这种直观考察所得结论的适用性。

4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h指数与论文总被引次数之间在不同的学科中大都存在着形如h=acb的关系,其中0<a<1且0<b<1,但是对于不同的学科,a和b的取值又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a与b不大于1说明了作者总被引次数c对于作者h指数增长的影响会逐渐减小。在不同的学科中,h指数与作者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幂函数相关性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为拟合系数的差异,特别是a值的不同,这应当与学科的发展阶段、理论及应用的倾向有关。

另外,作为对h指数与被引次数关系的补充,对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随不同学科的变化情况也进行了考察,其中变化趋势的不一致能够体现学科因素的影响,与学术规模偏低的学科相比,在规模偏高的学科中,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可能会具有更强的正相关性。

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 篇2

乙方（出版者）：

出版合同

甲、乙双方就上述作品的出版、发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保证无争议地拥有该作品完整的著作权，应向乙方提交全体著作权人保证拥有该作品完整且无争议的著作权的声明，同时向乙方提交全体著作权人授权甲方全权代为办理出版事宜的手书签名的授权委托书。

第二条 甲方交付乙方的作品，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权益。否则，乙方有权单方决定解除或终止本合同，甲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乙方如单方解除或终止本合同，应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第三条

第1款 著作权人应将作品中引用他人拥有著作权的内容以适当形式（参考文献、文内夹注、页下注、图注、表注等）表述清楚。如因未尽到该责任与他人发生争议或者侵犯了他人著作权，甲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2款 本作品的编著应符合国家、行业及乙方的有关标准和要求。

………………………………

注：1.主要著作方式选择如下：著、编著、主编、编、译、编译、撰稿、绘、摄、书、校、制定、执笔等。

2.其他著作方式选项根据图书在版编目（CIP）的要求填写。

3.作品署名方式为笔名的必须提供真实姓名、身份证复印件，并以真实姓名签署本合同。

第四条 甲方有权并授予乙方永久专有在全球范围内以图书等纸制品、音像制品、数字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电子书、数据库、电子课件）等形式出版、发行上述作品的全部（本合同明确限制的部分除外）中文版、外文版、缩编本、选集、文集等的专有使用权以及相应的邻接权；甲方有权并授予乙方永久专有在全球范围内以数字产品等形式出版、发行上述作品的全部（本合同明确限制的部分除外）中文版、外文版、缩编本、选集、文集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相应的邻接权；甲方有权并授予乙方再授予第三方以同样的形式使用上述作品的权利。

小议出版中的选题策划与作者选择 篇3

选题策划是出版工作最为基础的一步，也是出版工作最为关键的一步，更是出版工作最富创意的一步，它决定了精神产品生产的方向与品质。一般而言，选题有六个组成部分：题目、作者、出版意图、读者对象、基本内容、写作要求。这六个方面，勾画出一部精神产品的蓝图，决定了一部图书的基本面貌。

选题确定之后，接下来的工作是组稿。组稿前要有准备，做到“知己知彼”。所谓“知己”，就是编辑要了解选题的要求，阅读有关资料，并做市场调查，对书稿的内容、题材、规模、读者等做到心中有数；所谓“知彼”，就是要了解作者，编辑不仅要了解作者的学识水平、专业修养、治学态度、文字功底，还要了解作者是否适合承担本选题的写作任务，对本选题涉及学科的研究水平，以及对特定读者是否熟悉。常言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对于出版工作者而言，可以加一句：选题怕找错作者。作者要选准、选好，选不好作者，再好的策划方案也落实不好。

对于学术图书作者选择有两种模式。首先要选权威学者。权威学者是指某个学科学识素养过硬，富有写作才华，在全国起到领军作用的学者。近年来，本人编辑的几部好的学术著作，都坚持了选择一流作者的原则。如，《汤用彤全集》的作者为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汤用彤先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的作者为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先生；《王安石变法》《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的作者为著名历史学家、河北大学教授漆侠先生；《荒淫无道宋高宗》《岳飞新传》的作者为著名宋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曾瑜先生；《苏轼全集校注》的主编为著名学者、四川大学教授张志烈先生；《中国文学史学史》的作者为著名学者、上海大学教授董乃斌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代文学专家陈伯海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代文学专家刘扬忠先生。这些作者均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他们的著作代表了国内该学科领域的最高成就。他们的著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如果加上精益求精的编辑工作，就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其次选择优秀学者和专家。优秀学者和专家是指在某一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强实力的学者或专家。对于一个选题而言，好作者往往是唯一的。《乡土中国》是三联书店在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老房子》的基础上组织的一套反映中国建筑历史与建筑文化的图书。选题立项之后，三联书店把《老房子》的摄影师请来，担任摄影和图片编辑。对于图文书而言，仅有图片作者还不够，还需要物色优秀的文字作者。该系列的第二本书是《徽州》，在全国研究徽州文化的专家中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著名学者王振忠教授。但是，王先生因为工作需要，要去日本讲学一年，难以约稿。这个时候，要么换作者，要么等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出版社觉得王先生是这本书最合适的作者，最后决定等王先生一年，并推迟一年出版。可见，一本书的作者，往往只有一个人是最适合的，一旦遇到矛盾，宁可推迟出版，也不要换掉最合适的作者。

对于畅销书而言，首选必然是“明星作者”。就畅销书而言，作者的号召力是选题成功与否的关键。当今盛极一时的“学术超男”“学术超女”等学术明星乃至影视明星，在目前学风、社会风气浮躁的时代里，的确具有较强的市场号召力。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娱乐明星们恍然大悟，原来名气可以换钱，于是纷纷附庸风雅，有写作能力的自己涂鸦，没有写作能力的请人捉刀，炮制出了大量的精神“麦当劳”“肯德基”，又是新闻发布会，又是签名售书，一时间好不热闹。然而，虽说著述者、出版者的兴致一浪高过一浪，图书的装帧也很考究，但内容严重兑水，成为价格不菲的“水货”。这些书虽然写得不过如此，但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或者知名度也都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绩。即便如此，这些明星写手由于缺乏社会阅历，写作能力不高，文笔并不出色，其基本套路是成长经历+心路历程+爱情家庭，炒来炒去就是这么一锅“剩饭”，久而久之读者会生厌，明星也会被读者唾弃，这类图书就会造成大量积压。因此，物色明星作者要谨慎选择，并把握机遇，力求内容创新，不可一味跟风，以免造成产品积压。

寻求理想作者的最佳途径，是多与作者交朋友。作者与编辑是出版社的宝贵财富。出版社首先要有好编辑，因为只有好编辑才能发现好作者，不仅如此，好编辑还善于处理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著名出版家沈昌文、董秀玉在回顾自己的出版生涯时，都认为“出版者与出版机构的气质是被作者决定的”。好作者是出版社的重要资源，优秀的作者是打造高质量出版物的前提和基础。编辑与作者，应该是一对朋友。作者主持前期工作，编辑主持后期工作，分工明确，合作密切。编辑一定要搞好和作者的关系，否则，朋友不和，只能两败俱伤。对于一部书稿而言，编辑与作者的愿望是一致的，都希望书稿能够毫无瑕疵，按时保质出版，所以编辑与作者的精诚合作，是书稿顺利出版的基础。理想的作者与编辑关系是相互肯定、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并且在视野与才能上是互补的。钱钟书与周振甫二位先生的密切合作与亲密友谊，在学术界与出版界是广为传颂的佳话。钱先生是著名学者，周先生是资深编辑。20世纪40年代，周先生为钱先生校对《谈艺录》，80年代又为其编辑《管锥编》，两部称雄学界的巨著都经周先生的手而得以问世。钱家多年闭门谢客，唯有周先生造访随叫随开，被奉为座上宾。编辑要与作者加强交流，只有交流，才能了解学术前沿动态，才能确立好的选题，才能把握正确导向。“近些年来，出版社基本不参加学术界的会议，居高临下，我掌握有国家的专有出版权，你来出书，是求我，这种观念对出版社是十分有害的”，这种现象，在日本存在，在我国也存在。编辑工作者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是开阔视野、获取信息、策划选题的重要途径。

参加学术会议固然是结识作者的重要途径，然而，每个人都有着有限的交往范围，不可能认识所有的作者，这种情况下，通过报纸、杂志、书刊或者上网寻找作者，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捷径：如果你喜欢国学，可以上国学网；如果你热爱文学，可以上作家网；如果你要策划儒学方面的图书，你就到北京大学网站看一看，因为北大儒学院是全国实力最强的儒学研究中心；如果你想策划道教方面的图书，建议你到四川大学网站看一看，因为四川大学道教研究中心是全国最好的道教研究基地；如果你想策划佛教方面的图书，建议你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看一看，因为社科院宗教所是国内佛教研究的重镇；如果你要物色宋史方面的作者，建议你到河北大学网站看一看，因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是全国宋史研究的重要阵地；至于一般大众网站，如搜狐、网易、新浪等，则建议你多看它们的读书频道。读书读报上网，应该成为编辑的日常生活方式。我常说，农民要种地，工人要做工，编辑要读书。读书应该成为编辑的一种生活方式。现在可以加一个上网，但所上的应该是专业网站或者大众网站的读书频道。

特别提醒一点，我国的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对于背离“二为”方向的作者和选题要坚决避免。

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 篇4

1 短期内学术期刊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发展

人类的出版活动一直在技术的推动下不断演进、升级与转型, 纸质出版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一直是学术期刊出版的主要形式, 为学术信息交流和科技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5,6]。现在众多优秀的学术期刊都有漫长的纸质出版历史, 在学界和出版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并且因纸质期刊相对于数字期刊的有形性, 使得我国基本上仍然以纸质期刊作为学术成果评价的最终权威, 这成为现阶段学术期刊纸质出版存在的主要价值和市场所在。一定意义上说, 如果不是为了学术评价, 纸质期刊存在的价值仅仅是作者发表论文的一个纪念品, 其对学术信息传播和交流的贡献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已荡然无存。然而, 学术评价制度的改革目前仍没有大的突破, 还处在广泛讨论的阶段, 这为学术期刊纸质出版提供了体制保护, 但这种庇护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尤其在学术期刊出版国际化、数字化的今天, 若不再进行制度改革, 我国的学术期刊出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优秀论文的外流将进一步加剧[7,8]。

既然学术评价制度改革仍需时日, 那么学术期刊纸质出版就必须有所作为和发展。数字出版伴随着信息革命应运而生, 因其高效、快速、环保、低成本等优势已经撼动了纸质出版模式, 从长期来看必然取代纸质出版, 但目前由于制度保护, 发展受到抑制。现阶段的纸质出版实际上已经是高度数字化了, 从创作、采编、印刷、上网入库整个流程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 如何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协调好学术期刊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关系成为摆在出版单位面前的重要课题。短期内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不可能替代纸质出版的地位, 纸质出版也不能阻止数字出版的发展和扩张, 二者的融合发展是唯一出路和选择。纸质期刊除学术论文外的封面、目录、广告页等可进一步发挥纸质期刊的优势, 发展个性化出版;数字出版需要从出版标准、制度保障、人力资源等方面做好取代纸质出版的储备, 为学术期刊向无纸化出版过渡提供充足的时间和条件准备。目前数字出版标准、利益划分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准备和凝结共识。因此, 现阶段学术期刊纸质出版和数字版应进一步融合发展[9], 为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破局做好准备。

2 数字出版是学术期刊的必由之路

信息革命的到来使得互联网成为科研工作者获取学术情报最高效的渠道, 数字网络可以实现全球学术信息的实时发布和光速传播, 这是纸质学术期刊无法做到的。学术期刊纸质出版模式已经无法满足高速运转的科研体系, 数字出版成为学术期刊出版的必然选择。学术期刊不同于文学作品等具有反复品读的价值, 纸质学术期刊随着读库文化的形成其价值逐渐减小, 大多是为了学术成果鉴定和评价, 其存在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现有学术评价制度的内在要求, 而非是为了传播学术信息的根本目的。数字媒介的传播速度使纸媒望其项背, 必须改变落后的出版理念, 明确数字正式出版为主, 印刷出版为辅的新型出版逻辑, 彻底颠覆目前数字出版仅仅是印刷版再次数字化的现状。

优秀的科研工作者总是时刻关注全球最新的科研动态, 期望及时获得最新学术信息, 这样才可以站在学术最前沿, 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 但目前我国学术论文发表时滞过长, 学术信息的时效性大打折扣, 不仅不利于作者首发权的确定, 也使得读者无法及时了解行业动态。严重的出版滞后必然有损科研成果的首创价值和可利用价值, 而且必然影响到科研人员的创新竞争能力, 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 对我国学术创新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论文发表周期过长也是造成大量优秀学术论文外流的原因之一, 严重制约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高, 也使得学术期刊的信息供给无法有效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 数字出版成为唯一可以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行路径, 是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的必由之路。

3 数字出版最终将替代纸质出版

全球学术期刊出版模式正在经历一次巨大变革, 直接决定了学术期刊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命运和前景, 是一场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相互博弈的过程。学术期刊必须回归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根本目的, 而不是迎合学术评价制度, 更不能无视先进的数字出版技术和科研人员获取学术信息的习惯。信息革命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学术期刊出版也不例外, 必须坚持内容为核心, 同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尽可能提升学术信息服务功能。数字出版取代的是出版模式和载体, 纸质出版必须顺应出版技术的发展趋势, 积极进入数字出版领域, 迎接学术期刊无纸化出版时代的到来。

摘要：学术期刊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 短期内融合发展, 以纸质出版为主和最终权威, 以数字出版为辅;中期以数字出版为主, 纸质出版为辅, 纸质出版的关注度和影响力逐渐减低;远期数字出版完全替代纸质出版, 进入真正的无纸化出版阶段, 数字出版是学术期刊出版文化和出版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纸质出版,关系

参考文献

[1]岳岭.高校科技期刊不积极采用优先数字出版模式的4个原因及5项应对措施[J].科技与出版, 2013 (7) :86-89.

[2]王福军, 冷怀明.高校学报数字化在线优先出版研究[J].编辑之友, 2011 (3) :60-63.

[3]丁媛媛, 翁洁敏.国内医学科技期刊在线优先出版状况调查[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4, 25 (2) :243-245.

[4]张春军, 董凯.科技期刊应重视优先数字出版[J].科技与出版, 2011 (8) :75-76.

[5]李长青.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变与不变[J].出版广角, 2012 (6) :18-20.

[6]张成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协同效应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 2013 (7) :14-18.

[7]张彤, 刘英佳.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刍议[J].今传媒, 2011 (11) :105-106.

[8]陈宪民.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间联动发展机制的构建[J].出版广角, 2013 (14) :29-31.

小议对外翻译中作者与译者的关系 篇5

1 三位作者对待翻译态度的分析

著名作家贾平凹将自己的作品《废都》交给译者翻译时曾要求:原文一句也不要删。[2]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 在对翻译有所了解的人看来, 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另一著名作家余华认为:在文学翻译作品中做一些内科式的治疗是应该的, 但不赞成动外科手术……, 而“外科手术”是指将原著里的段落甚至是章节删除[3]。在翻译《狼图腾》的过程中, 译者葛浩文和原作者姜戎在一处细节的翻译 (关于“牵”字的翻译) 上产生了分歧, 最终葛浩文未能说服姜戎。[4]本文认为, 前述三位作者对待翻译和译者的态度与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

了解翻译的人应该知道, 翻译时对“原文一句也不要删”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以葛浩文英译《狼图腾》为例, 为了使译文结构变得紧凑而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该译本不仅删除了原文每一小节开头部分作为引子的史料, 还对文中许多重复的部分进行了精简。再举一例, 杨宪益夫妇的汉译英作品, 大多努力保留原文的信息, 可以说是尽量做到文字层面的忠实。但其间也不难找到被删节之处, 例如《儒林外史》 (The Scholars) 中祭祀先圣大礼的描写, 译者就将原文重复的段落整段删除了。 (见杨宪益、戴乃迭译《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

贾平凹、余华、姜戎都是著名的当代作家, 他们的作品受到了国内读者的喜爱和推崇, 其价值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这些作品是作家才华与辛勤劳动的结晶, 作家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自己的作品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由于这种心理, 许多作家都希望译者将原作的语言和思想内容完整地翻译出来。然而, 这种愿望往往是译者难以满足的。对翻译的这种要求, 主要是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肤浅所致。

不少人认为翻译是件很简单的事, 只需用外语把原文内容表达出来就行了, 比方说汉译英, 只要将汉语原文换成一个个英语单词就完事了, 并且认为这样的译文就忠实于原文了。在该思维的支配下, 出现作者要求译者一句话也不能删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满足这样的要求其实并不难, 但问题在于此类要求往往不切合实际, 也没有意义。

首先, 我们应当明确对外翻译的目的。显然, 让外国读者通过译作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是我们当前进行汉译外活动的主要目的。中西语言文化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 因此, 如果完全按照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习惯去翻译, 势必造成西方读者理解和欣赏上的障碍, 而本来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就不太受欢迎。如此不考虑读者接受情况而翻译出来的作品在国外肯定少人问津, 又谈何实现向外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目的?这方面已有事实为证。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是享誉国内的翻译家, 他们一生英译了大量的经典中国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一对中西合璧的翻译家夫妇, 他们的译作, 例如《红楼梦》英译本, 以及在他们主持下翻译的“熊猫丛书”系列, 在国外的影响都极其有限[5]8。原因何在?因为缺乏对译文读者的了解。戴乃迭虽然在英国出生和长大, 但自从来到中国后, 她一生中回英国的时间很少。当时在极左思想主导下的政治环境中, 国外读者的接受不是中国翻译出版机构考虑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们的译作在国外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 在他们翻译的许多作品中, 原作的选择和翻译的过程等方面都受到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操控, 在大跃进时期, 有些译作甚至是在单位要求下仓促完成的政治任务, 根本就无暇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 更加拉大了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距离。

长期以来, 许多翻译家和学者都认为, 忠实于原文是翻译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原则。但他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其实只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而已。理论上都说要忠实于原文, 可自己在翻译实践中常常违背该原则。这可以说是关于翻译的一个悖论。姑且不论是否应将忠实作为所有文本翻译的评判标准, 单就忠实标准的定义或者含义而言, 译学界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忠实应该是文字的忠实, 有的认为是对原文内容或思想的忠实等。试看人们熟知的著名翻译家, 从近代的严复和林纾到当代的葛浩文, 有谁能做到完全忠实于原著?正是提出“信达雅”三字标准的严复, 其本人的译作常被引述为不忠实的例证。以严复最著名的译作《天演论》为例, 赫胥黎的原作名为Evolution and Ethics (《进化与伦理》) , 然而从严复的译名究竟能看出它有几分忠实呢?

千百年来, 翻译家们追求的所谓忠实其实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而所谓忠实, 也只是一种错觉。[6]9

2 作者该如何对待译者

在翻译过程中, 作者除了要求译文尽量忠实以外, 应更好地适应译者和译文读者, 而译文读者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以主要是应该考虑适应译者的问题。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中国文学的弱势地位。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认为, 文化、语言、文学、社会都是由相关元素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 有的处于中心, 有的处于边缘, 这种地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7]115在一国的文学多元系统中, 丰富的、强势的文学只需偶尔在自己的地域内从边缘系统中采集一些新鲜事物, 而弱势文学则要完全依赖引进外国文学来图强求变。[7]119另一方面,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往往会影响到翻译策略的运用, 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时, 译者会注重译文的“充分性” (adequacy) , 即尽量忠于原文的结构、内容;反之, 则译文的“充分性”往往不足, 即为了迁就读者, 尽量采用他们熟悉的语言、结构甚至内容, 因而牺牲了原文。充分性的对立面, 是“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 。[7]116

以美国为例, 在其当代文学多元系统中, 整个翻译文学所占比重极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在2014年, 美国只有3%的出版物是翻译作品, 其余均为英语作品;在这3%中, 仅有3%由中文图书翻译而来。[8]可见, 作为翻译文学一部分的中国文学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本土文学, 只需偶尔从外国文学中采集一些新鲜事物, 并且这些新鲜事物必须是美国读者所喜爱的。因此, 将中国作家的作品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去时, 应更多地考虑美国读者的喜好、品味与可接受性, 尽量运用美国读者熟悉的语言、结构和内容, 因而就会一定程度地牺牲原文。在此情况下, 原作者应该多尊重译者的意见, 使译文更易为目的语读者接受, 而不是要求译者对自己的作品一句不删。中国作家应该明白, 在他们和外国读者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语言文化差异, 国外读者的数量与读者的阅读心理与国内不可同日而语。翻译的目的是让中国作家的作品走出去。而弱势文学走向强势文学, 只能是前者适应后者。自古以来, 我们都说“入乡随俗”, 使自己的作品走出去, 也得入乡随俗。

另一方面, 译作可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解构主义翻译论认为, 原文想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有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生存下去。译者和译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不断地对原文进行解释, 这些解释又互相补充。只有对原文不断的翻译和对译文不断的阅读, 原文才得以存在下去。[9]经过译者的处理, 任何一部译作, 都不可能是原作的简单复制, 甚至也不可能是原作的完整再现。从此意义上说, 翻译是一种再创造, 译作就是一部新作, 这部新作如果能在目标语中获得较好的传播, 可以看做是原作的生命力得以延伸, 其影响力得以扩大, 何乐而不为呢?再者, 当一位作家的作品在国内的关注度下降之后, 如果经过译者的诠释能获得新的生命, 引起另一部分读者的关注, 即使和原作有些不一致, 又何必过分苛求译者呢?

3 结束语

莫言曾表示, “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 我之所以获得诺奖, 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10]

诚如莫言所言,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工作, 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 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好的。作者应摒弃对翻译的肤浅认识和唯我独尊的心理, 了解翻译的复杂性和译者的作用, 加强与译者的交流, 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 走进读者的心里。

参考文献

[1]陈小慰.对外宣传翻译中的文化自觉与受众意识[J].中国翻译, 2013 (2) :95.

[2]王锋.《废都》英译完成:贾平凹要求不要删原文[N].华商报, 2013-07-25.

[3]高方.余华“尊重原著应该是翻译的底线”——作家余华访谈录[J].中国翻译, 2014 (3) :59-63.

[4]葛浩文.我行我素:葛浩文与浩文葛[J].中国比较文学, 2014 (1) :10-49.

[5]谢天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理论与实践[J].东吴学术, 2013 (2) :44-54.

[6]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 2004 (6) :9.

[7]陈德鸿, 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A].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8]任志茜.BEA中国出版大展自信魅力[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2015/5/29.

[9]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A].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论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关系 篇6

一、关于出版学与编辑学关系的几种观点

1、出版学与编辑学是相对独立的学科。

该派认为出版学与编辑学是既有性质区别,又有必要联系的两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编辑学绝不是出版学的分支学科。该派代表人是王振铎和邵益文。主要依据是:英、美、日的《出版概论》、《出版学概论》、《现代出版学》,说明出版学和编辑学保持一定的界限。多媒体时代,广播、电影、电视都需要编辑工作,把其和书刊出版一样看待,似不合适,它们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林穗芳根据国际术语学的命名规则,创造了redactology作为“编辑学”的国际用语,因redact一语在欧美主要语言中都有“编辑”而无“出版”之义,不会有歧义,这就十分明确地将“编辑学”与“出版学”区分开来。显然,该学派是从编辑活动的历史与现状出发,站在建立普遍编辑学的高度,对编辑学本身的概念、理论和知识体系进了深入的研究,归纳出编辑活动的共同特征和规律。虽有些尚待完善的地方,这种观点仍得到了多数研究者的响应。

2、编辑学是出版学的分支学科。

该学派认为,有出版才有编辑。“编辑的历史发展,始终是也只能是伴随着出版和出版物的发展演变而出现”。该派代表人是刘光裕、王华良。所有编辑都存于并发展于传播业中。编辑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依据是:出版业的专有产品是出版物。历史上编辑的产生正是为了适应最早的出版活动中制作出版物的需要;编辑活动天然地伴随着出版活动而出现。在出版编辑之外,又增加了广播编辑、电视编辑等,这表明现代编辑的范围扩大了。它是随着出版业的范围而扩大的。分清两种编辑概念,作为著作方式之一的编辑不是编辑学研究的范围。在该派论据中,编辑是指作为出版工作一部分或作为一种专业工作的编辑。

3、新的学科:编辑出版学。

编辑出版学似乎与口头上或日常表述中的编辑出版有一定渊源,大概指编辑学和出版学,但未从本源上区分两个学科,表述含糊,似视编辑学等同出版学,二者交叉混杂。

二、从两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看出版学和编辑学

出版学与编辑学作为概念被提出是彼此独立的。出版学的概念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了,1933年中国图书大辞典编辑馆出版的杨家骆先生著的《图书年鉴》一书中记述,是目前见到的我国“出版学”术语的最早出处。“编辑学”名词的首次提出是1949年3月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的《编辑学》一书,作者是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李次民,这是迄今发现最早提出“编辑学”的著作。出版学与编辑学作为专门的学科,在酝酿倡导阶段是彼此独立的。1979年2~3月,在国家出版局于北京连续召开的编辑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一些编辑出版工作者提出:要“通过总结经验,找出规律,写出《编辑学》、《出版学》”,以“提高编辑工作质量,促进出版事业繁荣”。党的资深理论家、宣传家胡乔木于1983年3月、6月和7月在给出版部门和教育部门负责人的谈话及写的信中,连续三次发出指示:“编辑是编辑,出版是出版,出版离不了编辑,但编辑是独立的学问。”在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初创时期,无论是以编辑学为号召还是以出版学为号召,对于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学科创立与建设都同样起到了推动与促进作用。1985年6月,上海编辑学会成立,随后,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以及省级有关编辑学的学术团体先后成立,1992年还成立了中国编辑学会。这些学术团体通过组织编辑学学术研讨会,结集出版编辑学文集,策划撰写编辑学论著等方式,为编辑学研究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出版方面,1985年3月,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成立(后改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研究所的方针任务是研究和总结国内外出版发行工作的实践经验,探索客观规律,阐述出版发行工作理论,探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学体系。编辑是完成创造性精神生产并对产品进行审理检验、开关放行的工作,是文化媒介生产中将个体性的精神产品正式储载于社会性的、人们约定的物质媒体之前的一个决定性环节,是精神生产转入社会物质生产的关键。出版则是将已经定型了的表示某种精神内容的文化符号,通过特定的物质材料和技术制作,转化为社会通行的文化媒体。出版研究所成立,主要进行出版科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此外,还有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研究所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等。虽然这些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对编辑学与出版学的研究是互相交融的,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各有侧重。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术刊物和专著分别冠以“编辑”、“出版”和“编辑学”、“出版学”的名称。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冠以“编辑”、“出版”的专业性学术期刊数量大增,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出版学和编辑学是有着一定界限和区别的,二者从建立之日起就是彼此独立的,但在实践中又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编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绝非出版学的一个分支

笔者的观点,出版学与编辑学是两门紧密联系的学科,在文化生产过程中,需要二者的紧密配合,但作为学科研究来说,它们有着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是彼此独立的两门学科。

1、出版和编辑的定义。

要分清出版和编辑的关系,我们有必要从概念入手。刘光裕给编辑做了如下定义:“编辑是在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中,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的种种出版前期工作。”王振铎在《编辑学原理论》一书中对出版的概念做了具体论述。出版则是将已经定型了的表示某种精神内容的文化符号,通过特定的物质材料和技术制作,转化为社会通行的文化媒体。”编辑与出版的联系显然存在,编辑工作出版要用,但并非出版能涵盖所有的编辑工作。看待编辑的概念,应用发展的观点。因此,对编辑概念的认识和把握不能固守一点,割断历史,甚至无视实践,墨守成规。

2、编辑学与出版学是相对独立的。

林穗芳先生的创造使出版学与编辑学从语义上区分开来。编辑学和出版学各自研究对象的互不包容性,足可把二者区分开来。一门学科的性质,一般由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领域、目的和方法等规定性组成。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出版,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编辑。先看出版学研究的对象,是以书刊为主的商品出版物所涉及的阅读需求、传播渠道、书籍印刷、经营销售、经济核算等一系列生产与流通的管理问题。这是1969年日本出版学会副会长寿岳文章在出版学会成立时界定的。随着世界出版业的发展,出版学的研究对象也有所扩展,把新兴的电子出版也补充进去,但不论其怎样扩展都对编辑方面涉及甚少。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古今存在的编辑活动有:著作方式的编辑;出版工作中的编辑;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中的专业编辑。这三类的编辑活动都是精神劳动形式,具有唯一科学的规定性,因此都在编辑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通过对比发现,出版学和编辑学各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并确立了各自的研究范围、内容、各成体系,显然是互不隶属的两门学科。特别指出的是,在实际出版工作中也应用某一种类的编辑工作,这种编辑工作甚至不可或缺。因此,我们绝不能从研究对象有某种的交叉性而推论编辑学从属于出版学。

3、出版学与图书编辑学的关系。

图书编辑学是出版学与编辑学的交叉,就编辑在出版中的现行地位来说,图书编辑学可作为出版学的边缘学科分支,随着出版业的产业化,编辑也将完全职业化,会出现专业的“编辑公司”,现在的工作室就是一个方向。那么,编辑工作从出版业中分离开来,出版学也就没有必要花大力气研究这个边缘学科了。

四、结论

现代出版社体制中,编、印、发三位一体,编辑是不可缺少的中心环节,这只是编辑活动在出版活动中的应用,它还可以应用于出版活动之外的其他文档的编辑活动之中。编辑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兼有的学科,所以不能由此断定编辑学是隶属于出版学的。在两门学科关系的界定上,笔者认为,出版学与编辑学是紧密联系又彼此独立的两门学科,研究之则分,应用之则合,二者不存在互相隶属的关系。

摘要：编辑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兼有的学科,在两门学科关系的界定上,笔者认为出版学与编辑学是紧密联系又彼此独立的两门学科,二者不存在互相隶属的关系。

关键词：出版学,编辑学,比较

参考文献

[1]刘光裕.有出版才有编辑.编辑与学刊,1996.6.

[2]丛林(主编).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济南:齐鲁书社,2004.4.

[3]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4]刘光裕.“有出版才有编辑”——谈编辑的产生和发展.编辑学刊,1996.6.

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 篇7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 国民阅读习惯悄然改变的今天, 以互联网为流通渠道, 数字内容为流通介质的数字出版产业正在高速发展。 传统出版企业纷纷进军数字出版, 开始数字化转型。 然而, 许多传统出版企业在数字出版领域一直是投入大于产出, 能够实现盈利者寥寥无几。[1]

凤凰传媒作为全国领先的传统出版集团, 也在2008 年开始重点发展数字出版, 经过3 年的努力, 在2011 年[2]实现数字出版首次盈利, 成功找到了公司数字出版的盈利点, 实现了传统与数字出版的共同发展, [3]成为业内的成功典型。 因此, 探究凤凰传媒传统出版业务与数字出版业务之间的关系, 找到支持公司数字业务开展、传统与数字业务齐头并进的根源, 能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依据, 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凤凰传媒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的价值链分析

1、凤凰传媒传统出版业务的价值链分析

凤凰传媒传统出版业务主要包括教材教辅、一般图书的出版和发行。 由企业基本价值链的构成, 结合凤凰传媒传统出版业务的实际运营情况, 本文将公司传统出版业务的价值链构造如图1 所示:

(1) 凤凰传媒传统出版业务的辅助活动。 一是企业基础设施。 其包括机器设备、图书物流配送中心、销售门店、著作权、书号、高层管理人员、总编辑等。 公司拥有6 家国家一级[4]出版社;全资子公司江苏新华印刷厂、江苏省出版印刷物资公司, 都拥有先进的排版、印刷、装订设备。 二是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虽然与数字技术紧密结合, 但是, 对出版企业价值创造最大的依旧是具有敏锐眼光和创新精神的编辑和发行人员。 因此, 人力资源是出版企业的重要资本之一。 与一般企业类似, 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主要包括招聘、录用、培训激励和薪酬管理等。 三是技术开发。 选题开发是出版企业最首要的技术, 是不同企业进行优劣比较的重要标准之一。 市场调研技术是选题策划的基础和依据。 印刷技术是出版企业主要应用的第三个技术, 在于制造出高质量的出版物。 四是采购。 在采购方面, 凤凰传媒的传统出版业务需要采购运输工具、印刷设备、印刷所需材料如纸、墨、装订用材料等;运输工具有各类型货车、叉车、铲车、升降机等大型印刷设备是凤凰传媒主要的采购品, 也是采购活动中支出最多的部分。 此外, 公司还需要为出版物发行人员准备差旅费和津贴。

(2) 凤凰传媒传统出版业务的基本活动。 一是内部后勤。 第一, 选题策划活动。 这是作为内容生产的起点, 是最重要的内部后勤活动之一。 第二, 原材料搬运、存储、分配活动。 原材料主要是指印刷图书所需要的各种材料, 如油墨、橡皮布、线、印刷用纸等。二是生产制造。凤凰传媒传统出版物的生产流程与一般出版企业基本相似, 在一个选题确定之后, 约定作者写作, 书稿再经过三审, 三校[5]后才能安排最终印刷。三是外部后勤。凤凰传媒传统出版业务的外部后勤活动与一般出版企业相似, 主要进行出版物物流管理工作。出版物印刷完成后, 成品图书、音像制品等将被运输并存放在图书配送中心。订单下达时, 中心仓储管理人员会按照订单要求调拨出版物, 再将出版物发送给各地新华书店。四是市场营销。凤凰传媒公司具备强大的营销队伍, 拥有96家图书发行子公司, 图书发行人员[4]占公司员工总人数的22%。出版物的营销活动与其他产品的类似, 都要经过市场调研、广告促销、定价、选择销售渠道等工作。凤凰传媒传统出版物的销售渠道主要有:新华书店门店、大型图书展销会、馆藏订货会、中标工程、连锁书吧等, 还有许多渠道工程正在建设中。五是售后服务。在出版企业的基本活动中, 选题策划、编辑加工是决定其产品质量的关键, 但是, 没有完善的服务系统, 无法得到读者的真实反馈, 企业就不能把握读者需求, 调整选题, 提高出版物质量。凤凰传媒重视读者反馈, 旗下网站凤凰天下, 专设了读者俱乐部;旗下出版社如江苏文艺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站内均设有论坛和客户服务中心, 让读者畅所欲言, 从而接收读者的反馈。

2、凤凰传媒数字出版业务的价值链分析

凤凰传媒的数字出版业务主要包括存量资源的数字化和音像品的制作, 根据公司数字出版业务的实际运营情况, 本文将它的价值链构造如图2 所示:

(1) 凤凰传媒数字出版业务的辅助活动。 一是企业基础设施。 凤凰传媒数字出版业务与传统出版业务都需要公司基础设施的支持, 因此, 在二者的价值链中绝大多数基础设施如企业文化、 政府关系、总编辑等都是相同的。 在这里对个别设施进行解释:公司数字出版业务的卖点之一是教学数字光盘, 与图书一样, 生产出的数字光盘都存储在物流中心里, 并通过门店销售。 因此, 数字出版业务依然需要物流配送中心和销售门店这些基础设施。 二是人力资源管理。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与传统业务相比, 数字业务同样需要招聘各类员工, 并对他们给予培训和激励等一般管理活动, 这里不再赘述。不同的是, 数字出版业务更加需要数字技术人才的引进与培训。 三是技术开发。 在技术开发方面, 由于数字出版的特性, 其对云计算、互联网、电信网络等数字技术的需求更高。 凤凰传媒在开始涉足数字出版以来, 一直致力于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开发, 其间涉及的技术, 如电子书制作技术、二维码、跨平台阅读技术、结构化版式技术、内容结构加工技术、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等, 公司都在一一开发和掌握中。 四是采购。 在采购活动方面, 数字出版业务增加了用于制作数字光盘所需材料的采购。 对一些数字技术关键项目, 公司会采用项目招标的方式, 选择最优的技术公司负责项目实施。 另外, 同绝大部分企业一样, 版权问题是凤凰传媒数字出版业务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作者和公司的收益保障问题、数字版权归属问题等。

(2) 凤凰传媒数字出版业务的基本活动。一是内部后勤。内容的选择即选题策划, 同样是数字业务价值链基本活动的伊始。另外, 用于数字光盘制作的原材料也要进行搬运和储存, 该过程与传统出版业务相同。二是生产制造。目前, 凤凰传媒的数字出版业务主要以存量出版资源的数字化开发、教学数字光盘制作为主。其中, 除了数字光盘有实物载体, 其他出版物都是以数字资源的形态展示在网站中, 是无纸化的生产。因此整个数字内容生产过程只有作品的审核、编辑、校对、外观设计, 最后一步就是确定电子文档。审稿与编校活动的流程与传统出版业务相同, 不再赘述。三是外部后勤。凤凰传媒数字出版业务的外部后勤活动, 只涉及教学数字光盘的物流管理工作, 流程与传统图书的物流活动相同。四是市场营销。除了数字光盘, 公司数字出版物是通过网络发行的。目前, 公司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渠道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旗下凤凰教育网、凤凰学习网等教育网站已全部建成, 网站会员正快速增长;旗下出版社结合自身出版资源, 开发了多个基于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 并已在App store等渠道[4]正式上线;此外, 还诞生了创意美术、手工网和学校艺术教育等一批上线新媒体。五是售后服务。数字出版依旧需要售后服务和读者反馈机制, 凤凰传媒数字业务最新上线的凤凰学习网、凤凰教育网, 在提供大量教育教学在线资源以外, 分别设有社区论坛、在线论坛, 凤凰学习网还有官方微博, 这些都是公司为广大读者提供的信息反馈渠道。

三、凤凰传媒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的协同关系分析

1、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共享价值活动的分析

将凤凰传媒传统与数字业务的价值链进行对比, 得到如图3 所示示意图。

(1) 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共享基础设施

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的基础设施, 如总编辑书号等重要的出版资源, 无论是对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都十分必要, 直接关系到出版物内容的质量, 因此完全共享。

(2) 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共享内部后勤。 传统或是数字出版都以选题策划为起点, 首先, 这是由于出版企业“内容提供商”的性质[5]而决定的。 其次出版行业是一个以“新产品设计”为主导的行业, 产品的生命周期较短, 所以出版企业都需依靠敏感创新的选题眼光。 最后, 选题策划其实就相当于传统制造行业的产品设计等生产活动, 它通常与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活动密切相关, 因此是出版企业的最基本活动。 基于此, 凤凰传媒的传统和数字出版共享选题策划活动。

(3) 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共享生产制造。 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生产制造流程十分相似, 除数字光盘外公司的数字出版都是无纸化生产, 因此它的生产活动中没有传统出版所需的印刷、 装订活动。但是稿件的“三审三校”是二者共享的流程, 即在电子版稿件最终定稿之前, 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生产基本相同。 因此, 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业务共享生产制造活动。

(4) 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共享售后服务。 能够较快捷的得到读者的反馈是数字出版物的优势, 在网络互动平台中, 出版企业能及时获得读者对出版物的体验、建议、愿望。 凤凰传媒的数字出版以存量出版资源的数字化为主, 所以, 用户对数字出版物的反馈实际上就是对传统出版物内容的反馈, 它所反映的消费者的兴趣、偏好, 能够为传统实物出版物的出版量确定、未来选题策划的方向提供重要的依据。 因此, 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共享售后服务活动。

(5) 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共享其他辅助活动。以上四类活动是传统与数字业务主要共享的价值活动, 另外, 两个业务之间还共享了辅助活动中的部分流程, 如图黑体字部分显示: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都需要选题、市场调研技术的开发;都要进行出版物的物流管理工作, 建立信息管理系统、订单服务系统、招聘物流管理人员, 不同的是传统出版业务的物流管理工作是针对教材教辅、 一般图书, 而数字出版业务则是针对教学数字光盘;二者都要招聘一般员工, 并激励员工。

2、资源共享下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相互促进的分析

凤凰传媒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的资源共享, 为公司的两类出版业务的相互促进提供了基础,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数字出版延续传统出版的 “内容为王”。 数字出版需要内容的支持。 作为大型出版公司, 凤凰传媒以教育出版为核心的传统出版业务有着强大的优势, 不仅拥有出色的编辑团队, 更掌握着丰富且优质的内容资源。 在公司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业务共享内部后勤、选题开发技术、市场调研技术、生产制造活动的基础上, 公司传统出版的优势正在继续为数字出版提供强大的支持。 除了教育出版, 公司一般图书资源的数字化也需要传统出版优质内容资源的支持, 比如凤凰享听网、《凤凰读书报》就是在整合凤凰传媒及其他出版单位优质内容资源的基础上, 为读者提供服务。 因此, 凤凰传媒传统出版业务的内容资源, 支持了数字出版业务的开展与成功。

(2) 传统出版受益数字出版的 “ 先评价” 模式传统出版由于与真正的读者之间存在很多中间环节, 因此出版企业获得的客户信息常常是滞后、扭曲的。 数字出版物则是通过网络发行, 渠道的特殊性使得出版企业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数字出版物的点击量、购买量、客户的阅读历史等信息。 网络信息技术的便捷性, 更方便了读者边在网络上阅读边发表评论和用户体验。 因此, 数字出版相比传统出版能获得更多、更快的客户反馈。 凤凰传媒正是利用数字出版的便捷式客户反馈, 促进了其传统出版业务的推广与完善。

四、协同关系下凤凰传媒出版业务的发展建议

凤凰传媒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是相互促进, 优势互补的, 这种协同关系也为两个业务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结合公司的经营状况、核心优势等基本情况, 本文对两大出版业务提出了在协同关系下的发展建议。

1、打造数字化新华书店

凤凰传媒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共享销售门店政府关系等基础设施, 因此, 公司可以打造数字化新华书店, 推动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共同发展。 一方面, 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自身销售门店数量、规模的优势, 结合数字技术优势, 在传统新华书店中开辟数字体验区。 另一方面, 公司还可以发挥自己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 研发数字化新华书店多媒体终端机, 并免费安装在市委市政府、机场、党政机关、学校等公共场所。

2、构建多媒介融合的数字出版平台

凤凰传媒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共享内部后勤生产制造活动, 因此, 公司应该充分利用传统出版尤其是一般图书的优质内容资源, 结合数字技术优势, 构建多媒介融合的数字出版平台。 以一本图书为中心, 可以牵带出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介产物。 公司可以把这些元素都集中在一个网络平台即将同一题材的电子图书、图片、有声广播、电影片段等联系在一起, 实现在同一平台内以数字出版物为中心, 多种媒介产品立体化开发。

3、推行“先行电子书”

凤凰传媒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共享选题开发市场调研技术、售后服务活动, 因此, 公司可以尝试推行“先行电子书”, 利用数字出版获得顾客反馈信息的便捷性, 推动传统图书的营销活动。 公司可以利用编辑资源, 用专业的市场调研方法, 敏锐、创新的选题开发技术, 策划优秀的图书;通过先出电子书, 了解图书的潜在需求量, 精确市场预测结果, 再出纸质书, 从而减少滞销库存。

4、其他发展建议

在图3 所示的凤凰传媒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价值链的对比图中, 除了共享的价值活动, 两个业务还有各自独立的活动, 如外部后勤、市场营销、其他辅助活动。 在充分利用共享资源促进传统与数字业务共同发展的同时, 公司还要在这些独立活动方面继续努力, 尤其是要对业务基本活动中的市场营销活动不断完善、创新。

(1) 创新教材教辅的配套式产品组合。 传统出版不仅能够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数字化书店, 还可以搭档数字产品, 创新传统书籍的销售形态。 未来, 凤凰传媒可以将《凤凰数字课堂》与传统教材组合在一起, 单独销售的同时进行配套销售。 公司可以从江苏省的中小学开始试点, 再逐渐推广到海南、上海、浙江等有业务覆盖的大省市。 教材本就是公司传统出版业务的特色, 品牌优势明显, 若再以热卖的数字光盘与之组合, 就能进一步增加苏教版教材的内容吸引力和市场适应力, 从而巩固公司第二大教材供应商的地位。

(2) 开发个性化的数字教育服务。 在数字教育资源得以积累的基础上, 公司可以开发个性化的数字教育服务。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个性化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 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教育, 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课本, 它包括电子教材、教案、网络课程等在内的融合多种媒体的课程包, 是个性化的学习解决方案。 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凤凰学习网和凤凰教育网的网络教育平台, 结合数字教学资源, 开发一套实现一对一教学帮助的个性化数字服务系统。 这种特殊的教学推广方式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 又能提高网站的综合利用率, 应该成为公司数字教育出版业务的重点开发项目。

本文通过构造凤凰传媒传统、数字出版业务的价值链, 分析并对比两个业务价值链中的每一个价值活动, 最终得到以下结论:第一, 凤凰传媒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共享了部分价值活动。 第二, 凤凰传媒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的协同关系主要表现在:数字出版延续传统出版的“内容为王”、传统出版受益数字出版的“先评价”模式, 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第三, 结合凤凰传媒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之间的协同关系, 本文为公司的出版业务提出了三点在协同关系下的发展建议。

摘要：本文以凤凰传媒为例, 分析其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之间的关系, 探究两个业务取得成功的原因。本文以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为依据, 结合协同的概念, 在深入了解公司传统与数字出版业务的基础上, 分别构建了二者的价值链, 并得到二者构成协同关系的认知以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结论。

关键词：凤凰传媒,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协同

参考文献

[1]李东红.传统出版社数字出版盈利模式探析[J].编辑之友, 2012, (02) :41.

[2]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EB/OL].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2-04-10/601928_2011_n.pdf, 2012-04-10.

[3]王化兵.同心多元, 做强做响——凤凰集团暨凤凰传媒董事长陈海燕答《出版参考》记者问[J].出版参考, 2012, (21) :10—11.

[4]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EB/OL].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3-04-24/601928_2012_n.pdf, 2013-04-25.

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 篇8

兹以为, 在寻真探理的途中, 唯物辩证法已经给诸位编辑指明了方向, 唯

的挖掘, 而且也能够达到信息的共享。

3媒介融合形势下, 创新性的新闻理念促使了新闻报道模式的革新

以往的新闻报道都是在线性结构中来报道事实, 在新的形势下, 新闻报道则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报道思路, 而是进行从全局视角, 全方位地对一些新闻事实进行报道, 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出新闻内部蕴含的意义。主要的报道方法有:全景化的报道视角、报道形势的全局化, 以及报道方法的多样化。

全景化的报道视角就是把整个新闻放置在整个场景叙述当中, 全面地追求新闻, 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更多的新闻时事, 全方位深入探究社会新闻的背景, 集中反映很多新闻的本质与更多的细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 更如一盏明灯, 指引智者前行。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 又是方法论。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这一科学方法论的最根本方法, 即矛盾分析法。离开对立统一的观点, 就无从理解辩证认识和辩证方法的实质。毛泽东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 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 并根据这种分析, 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对立统一规律, 又称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它揭示了客观存在 (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 具有的特点, 都包含内在的矛盾性, 都是矛盾的统一体, 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动力, 推动事物发展。矛盾是事物统一体内部的对立因素之间的关系。笔者在此把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称为矛盾, 并不是一般意义人们上认为

节, 从不同的角度与观点出发, 进行全景化报道, 从而使人们能够对整个新闻事件的去向以及意义甚至对社会的影响进行深刻认识。

4总结

随着各种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运用, 媒体资源势必走向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一现象是新闻业发展与进步的标志, 也是激发新闻业务发展的原动力, 也会对新闻业务的未来发展趋势产生影响, 随着社会的进步, 这一形势还会继续, 而且新闻发布的方法也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参考文献

[l]王珏, 黄昌林.深度融合中新闻报道的形态变化[J].新闻战线, 的矛盾关系, 认为二者是水火不容、互为敌对的关系, 而是从唯物辩证法的层面进行理解。

对立统一规律包含的意义非本文寥寥几笔所能概括,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下文仅以此为视角, 谈一下笔者对编辑与作者关系 (以下简称编作关系) 的粗浅认识。

1 编辑与作者关系的同一性

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 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相互贯通, 或相互渗透的性质和趋势, 表现了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内在的统一性。编作关系的同一性可以理解为编辑与作者双方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编辑与作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 纽带就是作者的作品。如果没有作品, 很难想象, 编辑与作者会取得业务上的联系。认识到了这一点, 就不难找出编

2009, (O2) .

[2]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J].青年记者, 2009, (O4) .

[3]王平.案例教学法在新闻教学中的运用[J].今传媒, 2006, (O1)

[4]高钢.以科学发展观推进新闻教育改革·[J].当代传播, 2009, (03) .

[5]蔡雯.媒介融合趋势下如何实现内容重整与报道创新——再论“融合新闻”及其实施策略[J].新闻战线, 2007, (8) :42—44.

[6]张宏军.模块式新闻:正在流行的新闻写作样式[J].新闻传播, 2006, (2) :23-25.

(辽宁广播电视台, 沈阳110003)

辑与作者之间的同一性, 即编辑与作者有着共同的目标——作品的出版。

1.1 编作关系的同一性是出版得以发展的前提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矛盾双方形成矛盾统一体, 一方的发展以另一方的发展为条件。编辑与作者之间之所以能相互吸引, 通俗地说, 是“各取所需”。一方面, 编辑得知某位作者有优秀的作品, 一定会想让其成为合法出版物, 产生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果没有好作者、好作品, 编辑恐怕无法闭门造车。这就是编辑的发展以作者的发展为条件。另一方面, 作者辛勤付出劳动, 甚至呕心沥血几十载, 视作品如己出。但是, “千里马常在, 伯乐不常在”。优秀作品就如同“千里马”, 慧眼识珠的编辑就如同“伯乐”。如果作者投稿恰巧被未能“识马”的编辑退稿, 那该多么可惜啊!因此, 必须编辑提高自身素质, 抬高眼界, 前瞻性地看待作品。这就是作者的发展以编辑的发展为条件。

1.2 编作关系的同一性使双方相互包含

对立统一规律指出, 矛盾双方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 在相互作用中各自得到发展。一方面, 作者的作品依赖于编辑的加工而得到发展。举例说明, 作为图书编辑, 本人接到的几部作者投稿 (书名及作者隐去) , 内容质量很不错, 但体例上很乱, 容易使读者理不清思路。我就此问题提出了修改建议, 将全书的框架体系重新理顺, 制作了大纲目录发给作者。作者表示赞成并感谢。另一方面, 编辑业务的发展提升离不开作者的帮助。编辑要想将本领域的业务做大, 只靠一个作者显然是不够的。唯物辩证法认为, 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那么, 当编辑为一位作者出版了其引以自豪的作品, 那位作者自然会为身边的朋友推荐, 长此以来, “滚雪球”的效应不言而喻。抛此不提, 阅读一部著作, 增长一分见识, 这本身就会使编辑水平得以发展。

1.3 编作双方的同一性决定了出版发展的基本趋势

矛盾的同一性使矛盾双方相互贯通, 规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 构成了事物的自我发展。前文我们分析过, 编辑与作者联系的桥梁是作品的出版。有了这一共同目标, 二者就会扭成一股绳, 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 而不是拔河或拉锯。所以笔者认为, 尽管道路是崎岖的, 但编作关系的同一性决定了出版发展的趋势是良性的, 偶尔合作的失败不能代表整体出版发展的进路。可能某个编辑与某位作者在某部作品的出版上未能达成一直而导致该作品未能面世, 但这不能说明出现了出版趋势的倒退。

2 编辑与作者关系的斗争性

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限制、相互否定、相互分离、或互相批评的性质和趋势。编作关系的斗争性可以理解为编辑与作者双方相互分离、相互排斥。“一样米养百样人”。编辑队伍和作者队伍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基于不同的个体, 其认知不可能高度一致, 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自然不同, 矛盾的斗争性由此产生。矛盾斗争性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 有对抗性斗争, 也有非对抗性斗争。实践中, 编辑与作者之间大多是就某一问题进行商榷、探讨等非对抗性斗争;但是, 在一些大是大非上, 也不免会有对抗性斗争。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 既然编辑和作者都闹到了要对抗的份儿上, 这个作品肯定要“夭折”了。事实并非如此, 正是矛盾的斗争性, 极大推动了事物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更高质量作品的诞生。

2.1 编作关系的斗争性促进事物的量变

量变, 又称“渐变”, 指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以及场所的变更, 是一种连续的、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唯物辩证法认为, 量变是事物运动的基本状态之一, 它由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各个方面又统一又斗争而引起, 是事物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连续不断的变化。斗争性使矛盾双方相互排斥, 引起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 为质变准备条件。

具体到图书出版中, 从策划选题—初审书稿—签订合同—提交书稿—审读书稿—校对书稿—核对清样—装帧设计—拟定价格—印刷发行—后期宣传这一复杂过程, 每一阶段无不体现者编辑与作者关系斗争引起的量变。如前所述, 作者与编辑很难在初始阶段对一部书稿达成高度一致, 因此, 在出版过程, 二者的斗争性体现地淋漓尽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进行说明:编辑审稿的工作内容之一是改错别字。笔者并未有贬低作者的任何意味, 但是“术业有专攻”, 既然有编辑这一行业, 那专业编辑自然比作者更能识别错别字。个别作者在核对清样时会将编辑改正的字再改错, 这便是斗争性的体现;当编辑看到清样与之讨论时, 有的作者欣然接受并为自己学到了新知识而感谢编辑, 可有些作者感觉“颜面尽失”, 不服不改, 这不就是斗争的表现吗?正是历经许许多多这样的斗争, 编作关系一点一滴地发生着变化, 逐渐产生量变, 为质变做好准备。

2.2 编作关系的斗争性实现事物的质变

当矛盾双方力量发展达到了极限, 斗争性则突破极限, 新事物便产生。

列宁指出:“对立面的统一 (一致、同一、均势) 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根据这一理论, 正是编作关系的绝对斗争性, 推动了出版的发展, 编辑与作者之间相互联、相互影响, 甚或相互批评, 最终导致关系的质变。

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 篇9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 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论述, 明确了今后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 诚实守信, 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承担社会责任。”转制后的出版企业属于公司制企业, 必然要遵守公司法, 从而就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出版企业既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又要承担社会责任。出版企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社会责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如何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至今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论述。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以期抛砖引玉, 引起人们的思考, 为转制后的出版企业提供理论指导。

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经济效益对于企业来讲主要是经济利益, 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利润。这一点在学界及实务界基本上有共同的认识, 本文对此不作赘述。但对于社会效益, 人们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 (修订本) 》对社会效益的解释是:“各种经济活动及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等在社会上产生的非经济性效果和利益”。按此解释, 效益分两种, 一种是经济效益, 一种是社会效益, 两者是相对的。本文认为这一概念的表述是比较科学的。我们以此为基础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一探讨。

经济效益虽然和社会效益是两个相对的概念, 但两者却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有些情况下, 企业追求社会效益, 会减少经济效益, 但很多情况下企业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 也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升。在汶川地震中, 王老吉捐款1亿元, 因而成为很多网友心目中的偶像。借助汶川大地震, 王老吉在产品上市的推广上做足了功夫。“怕上火、喝王老吉”一时间成为时下最流行的广告词。王老吉因此不但赢得了品牌推广, 还赢得了2008年营利120亿元, 比2007年超营30亿元;另一方面, 企业只有在获得经济利益的情况下, 才能更好地创造经济效益。很难想象, 一个连年亏损, 发不出工资, 自身难保的单位怎么会去创造社会效益。当然, 不乏有些盈利较好的企业为富不仁, 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完全不顾社会效益的创造, 但这样的企业不会有大的作为, 不会成为百年企业。因此,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者不是对立的, 两者虽然在有些时候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 当从长远来看是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的。

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1、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英国学者奥利弗·谢尔顿首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 (CSR) 的概念, 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与其经营者满足企业内外各类人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 企业社会责任包含道德因素。自此之后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断深入, 其中以1984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代表, 也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他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一个组织里的相关利益者是可以影响到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其实现影响的群体或个人”。该理论认为,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投资人、职工、上下游供应商、消费者、社会和政府等。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都有不同形式的投资或承担不同的风险。企业不应仅仅追求维护投资人的经济利益, 对职工、社会、政府等的利益也要维护, 此即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标准“SA8000”虽然饱受争议, 但他是迄今为止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 适用于世界各地, 任何行业, 不同规模的公司, 是一套可被第三方认证机构审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国际标准。这一标准虽然没有体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但他的理论基础正是弗里曼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因此, 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指企业对投资人、职工、上下游供应商、消费者、社会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做应负的责任。这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是属于广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更注重企业的经济利益, 所以现在通常人们提及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指狭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 即企业对投资人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本文遵循现在人们的常用提法, 所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狭义上的社会责任。

2、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出版企业既要履行社会责任, 又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那么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就是维护了职工、消费者的利益, 也就是承担起了对社会和政府所应负的责任, 最终会产生社会效益。如果一个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 就一定不会产生社会效益。如果企业了创造社会效益, 那就意味着企业履行了对职工、社会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 如果企业没有创造社会效益, 那他一定没有履行社会责任。因此, 可以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就会产生社会效益,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就意味着企业必须要履行社会责任。结合前述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分析, 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在短期内可能会减少经济效益, 但从长期来看,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 而经济效益的提高又会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出版企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其实就是作为出版企业首先要履行社会责任, 产出社会效益, 同时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那么, 对于出版企业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三、如何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后, 其生产的文化产品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用于交换的商品, 但文化产品又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 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有重要影响。文化产品与其他商品不同, 其品质与经济效益之间并不完全具备正相关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 文化产品越好, 群众就越欢迎, 经济效益就越好, 社会效益也就越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这种产品我们称之为大众商品。但有些水平高雅、格调上乘、弘扬和传承优秀文化的作品, 社会效益很高, 但由于其观众和读者并不多, 其经济效益显然很低, 这种产品我们称之为高雅作品。有些作品思想性差, 审美价值低, 其社会效益很不好, 反而有害, 但经济效益却很好, 这种产品我们称之为粗俗作品。

出版企业有别于单纯的物质生产企业, 是精神传播与物质生产的统一, 其产品不仅是一种物质产品, 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精神产品, 由此其承担的社会责任除了一般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之外, 还需承担一定的特殊责任。对于一般企业应承担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公益捐赠等社会责任, 人们的研究 (相关文献) 较多, 本文不作探讨。出版单位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承担着政治导向责任、文化建设责任以及社会伦理建设责任。其生产的产品首先要担当起精神产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创造社会效益。

首先, 出版企业不能“一切向钱看”, 为了获得经济效益, 出版低级庸俗、内容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这是出版企业不能碰的红线, 也是履行社会责任最基本的前提。

其次, 在转企改制的今天, 出版企业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也可以毫不避讳, 毕竟在当今权威部门组织的全国“文化企业30强”评选中经济指标占所有评选指标的50%以上。出版企业应在把握社会主旋律的基础上, 积极研究市场, 把握群众消费心理, 多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好产品, 即人们常说的畅销书、常销书, 提高经济效益。同时,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 出版企业应当充分利用良好的发展环境, 抓住机遇, 勇于创新盈利模式, 开展多元化经营, 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

最后, 出版企业要始终不忘承担政治导向, 弘扬主旋律, 挖掘祖国优秀文化, 传承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责任。出版企业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 紧紧把握时代脉搏, 高扬主旋律, 做好主题出版;出版企业要坚持深入挖掘祖国优秀文化, 弘扬中华文化, 担负起积累文化、传承文明的文化使命。出版企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传播先进知识, 引导社会伦理, 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排头兵。然而, 出版企业在承担这些社会责任的时候, 常常因为销量小而经济效益不好。但作为企业, 又必须考虑经济利益, 此时就会遇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针对这一问题, 国家设立了包括“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在内的多项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等多项出版工程。国家为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搭建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出版企业对于社会效益好, 而经济效益差的出版产品, 要积极申报申请资金支持, 补偿出版成本。出版企业既履行了社会责任, 又不损失经济利益, 但却创造了社会效益, 提高了社会知名度, 培育了企业良好的形象, 增强了消费者的认可度, 从而带动企业出版产品销售量的增加, 经济效益的提高, 企业何乐而不为呢?可见, 出版企业履行了社会责任, 也就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摘要：转企改制后的出版企业, 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本文对三者关系进行论述, 并提出出版企业正确处理三者之间关系的指导思路, 最终得出出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也就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结论。

关键词：出版企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 (修订本)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2]张雨晗.试论出版企业社会效益与社会责任[J].中国出版, 2011.8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