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著作出版的边界

学术著作出版的边界（精选9篇）

学术著作出版的边界 篇1

摘要：新型媒介技术使微博成为自由表达的有效工具, 微博的“微”字特点便于公众实现表达自由, 微博使每个公民成为言论的自由表达者、新闻传播者以及出版者。本文认为, 微博实现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边界的消解与融合, 形成了涵盖三大自由的“表达自由”。微博等自媒体宣告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终结, 各国公民依据本国宪法, 追求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表达自由。微博监管部门也应当针对这种新型的、全面的表达自由制定新的政策法规, 对于范围更加广泛的信息传播者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 确保公民依据法律法规运用微博行使表达自由和舆论监督的权利与职责义务。

关键词：微博,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

2006年, 美国人斯通、威廉姆斯和杰克·多尔西共同创建了虚拟社交及微型博客类网站Twitter (中文名称为“推特”) 。2009年, 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推出了微博的内测版, 成为中国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 从此“微博”这一新兴的网络传播媒介进入了中国网民的视野。经过一年的发展与酝酿, 2010年微博已经成为深受中国网民欢迎并被广泛使用的一种网络新媒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12年1月报告显示, 截至2011年12月底, 我国微博用户数达到2.5亿, 较上一年底增长了296.0%, 网民使用率为48.7%, 微博用一年时间发展成为近一半中国网民使用的重要互联网应用。[1]用户每秒产生/转发微博785条。[2]用户人数如此庞大、增长速度如此之快, 加上每秒近800条的更新量, 使得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微博媒介已经成为网民发表信息的重要平台、用户交流观点的“自由市场”。

与此同时,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些早已被人们所熟知的字眼在微博时代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 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并且因为微博媒介的诸多特性, 使其得到全新的定义和诠释。笔者认为, 在崭新的微博时代,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些概念的边界将逐渐消解, 它们会以“表达自由”的面貌而被融为一体。

笔者欲借此文, 浅谈微博带来的这种表达自由, 并讨论其将产生的相关影响。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边界

言论自由是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言论自由是指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公共领域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近来, 它通常被理解为包含了充分的表述的自由, 包括了创作及发布电影、照片、歌曲、舞蹈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富有表现力的资讯。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 在这一概念下, 它被认为不应受到政府的审查。[3]

言论自由是人的重要权利, 它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权利庄严地载于《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和第十九条中, 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将它具体化。[4]《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对于言论自由做出了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自由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则进一步说明:“一、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利。二、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包括以语言、文字或出版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 不分国界, 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三、本条第二项所载权利之行使, 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 故得予以某种限制, 但此种限制以经法律规定, 且为下列各项所必要者为限;四、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五、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或公共卫生或风化。”

由此可见, 言论自由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法律作为其实行的保障和依据。我国《宪法》也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此项权利。

为出版自由奋斗薪火相传。出版自由是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公民有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的自由, 并有权从事著述、出版、印刷、发行的活动。现今世界公认出版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 是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大都在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中对此有明文规定。[5]

最早提出出版自由这个口号的是英国政论家、诗人约翰·弥尔顿。弥尔顿面对当时英国政府严酷的出版审查制度, 写出了不朽著作《论出版自由》。1557年, 玛丽女皇为管制“异端邪说”, 成立了皇家出版公司, 对于印刷品的出版进行审核。1586年, 伊丽莎白女皇颁布了出版法庭命令, 也就是所谓的“星法院法令”。该法令规定如下: (1) 全体印刷商的印刷机必须在皇家特许出版公司登记; (2) 伦敦市外, 除了牛津与剑桥大学, 一律禁止出版; (3) 除非教会同意, 不再允许新的出版商登记; (4) 特许制的各项规定; (5) 印刷任何刊物均须事前申请许可, 否则处以12便士至14先令罚款或坐牢处分; (6) 皇家特许出版公司对非法秘密出版物和印刷机有搜查、扣押、没收及逮捕嫌疑犯的权利; (7) 出版商的学徒不得超过3人, 但牛津与剑桥大学的印刷商各限有1名学徒。[6]1644年约翰·弥尔顿在他向国会发表的演说《论出版自由》中, 抨击英国教制阻碍科学和教育发展, 以及对印刷业实行许可证制度的《出版管制法》, 他呼吁“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 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 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历史上很多思想家紧随弥尔顿的脚步, 将为争取出版自由而奋斗的火炬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他们的前赴后继换来的是出版自由的权利得以保障。著名的《人权宣言》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出版自由的正式法律文件。

新闻自由使媒介社会成为现实。新闻自由, 或称新闻自由权, 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保障新闻界采集和发布信息, 并提供给公众的充分自由。[7]

由于新闻自由得到保障, 在一些西方国家, 新闻媒介自称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 对立法、司法, 尤其是对行政当局实行舆论监督。[8]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印刷技术的进步、广播电视等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 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正式进入大众传播的时代。在大众传播时代, 人们被各种媒体紧密包围着, 以至于很多学者将现今人类生存的环境称作是媒介环境或拟态环境。身处媒介环境之中, 媒体上的各种新闻信息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并且在其中生存的重要因素。甚至有学者认为, 新闻记者不仅报道现实, 而且创造现实。[9]所以, 新闻自由的获取和实现, 成为如今人类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传统媒体时代, 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难以保障。1948年, 美国学者拉斯维尔在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里提出了构成传播的五个基本要素, 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5个“W”:Who (谁) , Says What (说了什么) , In Which Channel (通过什么渠道) , To Whom (向谁说) , With What Effect (有什么效果) 。进一步说, 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 是由以下要素构成的: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10]可以明显地看出, 媒体属于“传播者”, 而普通民众属于“受传者”。尽管传播学领域早期将受众看做完全被动的“子弹论”现已被否定, 但是在媒体面前, 受众的确一度处于较为被动的信息接受状态。换句话说, 在早些年, 受众基本上只能接受媒体输出的信息, 对于自己想知道而媒体不报道的信息, 普通民众通常可望而不可即。

20世纪90年代初期, 中国的普通民众作为新闻节目的受众, 处于完全的旁观状态。所谓的旁观, 是指普通民众既不是新闻的传播者, 新闻中的事件又大多数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在媒体不发达的年代,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当时新闻节目的代表, 是中国人民了解新闻时事的重要途径。但是, 受众通常在节目中只能看到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行程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重大新闻事件, 而这些内容, 基本上与普通受众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于人们的生活, 起不到太大的影响作用。

换言之, 尽管经过很多先驱人物的不懈努力,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已经得到了各国法律的明确和各国政府的肯定, 但是在传统媒体时代, 这些权利对于个人来说, 很难得到实现。在传统媒体时代, 普通大众很少能够拥有使用媒介说话的可能, 人们作为传播过程中的受众, 一般来说处于“信息流”的“下游”, 通常只是信息的接受者。那时人们即使进行信息的主动传播, 几乎也都是处于人际传播的范围之内, 换言之, 普通受众的信息传播对象是家人、邻居、同事等身边人。

可见, 在传统媒体时代, 即便受众的言论自由得以保障, 其交流范围也非常狭小, 因此这样的言论自由像空头支票一样形同虚设。而对于普通人来说, 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则更是遥不可及。过去人们如果想运用、实现自己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唯一的选择是成为作家或是记者。但是, 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毕竟少之又少, 甚至在很多人看来, 以作家和记者为职业意味着成为明星。

因此, 传统媒体时代所谓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其实并不真的存在, 或者说它们只存在于人们美好的设想之中。那时人们的这些权利只有借助媒体的帮助才能够得以实现。在20世纪早期, 沃尔特·李普曼就已经提出, 人们直接观察关于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的机会是有限的, 他们只能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来告诉他们事情究竟是怎样的。[11]李普曼所描述的这种情形, 一直存续到网络媒体出现为止。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联系与区别。目前, 不少学者认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笔者认为这三个概念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首先, 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的不同之处在于, 出版自由可以包括除了新闻之外的更大范畴, 例如小说、唱片、电影等文艺作品的出版, 而这些内容显然是不能涵盖在“新闻自由”之内的。同时, 传统意义上的出版自由是基于印刷基础之上的, 用普通百姓的话来说, 就是“印出来的东西”。而新闻自由范畴之中, 显然有部分的内容也不在此列。除了报纸、杂志这样的新闻印刷出版品之外, 生活中同样常见的新闻形式还有电视、广播等非印刷制品。

其次, 言论自由的概念也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有所不同。通常意义上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前提是信息进入大众传播领域。而如上文所述, 言论自由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并不涉及大众传播, 而是处在人际传播的范围内。和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的随意交谈, 相互之间发表对于事件的不同看法, 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大众对于言论自由权利的使用。可见, 言论自由并不局限于大众传播的范围。

再次, 虽然有人把表达自由等同于言论自由, 但笔者却认为表达自由比言论自由更加能涵盖以表现个人观点和态度为目的的个人自由。除了言论外, 个人还可以通过其他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笔者看来, 表达自由是一个比言论自由更加宽泛的概念。不仅如此, 表达自由同样比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范畴要宽。因此, 可以将表达自由看做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融合。

这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表达自由能够得以实现, 微博等自媒体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微博的特性消解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边界, 使公民表达自由成为现实

现在, 手机的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功能和随时登录微博的便捷手段让老百姓做到了随时拍、随时发、随时传播。微博时代, 每个公民都可以变成信息的传播者。

也正是由于微博的这种特点, 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边界被消解, 并被表达自由所涵盖和融合。

新型媒介技术使微博成为自由表达的有效工具。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79年, 爱迪生发明电灯, 人类从此摆脱了黑暗的束缚;1895年, 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 由此人类活动的影像得以保留;1903年, 莱特兄弟发明飞机, 至此人类实现了飞天的梦想。近几年,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诞生了很多新闻传播的新兴工具, 同时, 传统的工具得到了整合———拥有一部手机, 就可以实现拍照、录音和摄像的工作。正是科技的迅猛进步使得微博这样的传播工具成为现实并得到广泛应用, 从而让普通民众能够加入信息传播的队伍。

在微博这种新媒体上, 用户可以采用的表达方式绝不仅仅只有文字一种, 用户只需要一个简单的链接, 就可以在微博上发布音乐以及视频的内容。还有不少网友在微博上只发一些很简单的内容作为一条完整的微博信息。这些微博用户习惯在网上只发布一些极为简单的内容, 或是表示心情的图片, 或是表达态度的“赞”与“怒”。这种形式的表达看似简单, 但正是高强度社会压力下人们心情的真实写照。面对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发一张“哭脸”, 既能够适当发泄心中的压力, 时常又会引来其他微博用户的关心与帮助, 可谓一举两得。不仅如此, 微博用户甚至可以在不做任何“原创”的情况下完成信息的发布。微博菜单上有一个“转发”选项, 一旦用户发现别人发布的内容很有意思或为自己所喜欢, 就可以点击这个“转发”选项, 这样就可以将别人的东西移植到自己这里来。这样的微博信息发布方式, 简单而又有效, 足以在技术层面保证用户表达自由的实现。

同时, 微博因为自身的特点在信息传播时弱化甚至消除了过去信息传播中复杂的把关过程。在传统媒体时代, 信息的采用以及发布需要经过层层筛选, 从记者到编辑, 从采编者到发行人, 信息经过一层又一层把关, 最后才能进入大众传播市场, 真正成为大众传播的内容, 被受众接收到。在很多西方学者, 尤其是以葛兰西为代表的“霸权理论”学者眼中, 经过把关的信息只是那些符合当权者或媒体所有者利益的内容, 大量对于他们不利的部分经过把关后, 统统被排除在外。但是, 微博让每个普通民众都拥有了信息传播的权利, 而且是随时发现信息, 随时发布出去。曾经极为严格的把关过程消失了, 有学者感叹, 在微博时代, 曾经至关重要、对于信息传播握有“生杀大权”的把关人“下岗了”。这样一来, 唯一要对信息负责的就是发布者本人。没有了严密而谨慎的信息筛查, 使得人们的表达更为自由———只要微博用户愿意, 就随时可以进行信息的传播。当然, 把关的消失同时意味着普通民众必须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 才能保证信息空间的良好秩序。

微博的“微”字特点便于公众实现表达自由。微博强调“微”字, 正是有了字数上的限制。以新浪微博为例, 每条微博最多140字。微博正是由于字数有限而独具优势。首先, 这在无形之中降低了微博用户入门的门槛, 用不着用户对于所发内容精雕细琢, 只要能够把问题说清楚就行。微博避免了人们想写但又怕写不好的尴尬。其次, 字数的限制可以使得信息的识别度较高, 不会因为文字内容太多而将用户真正想说的话掩盖起来。短小的微博在这方面有着较大的优势, 基本使人能够做到一看就懂, 加大了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再次, 短小的微博可以保证信息传播及时迅速。微博的低门槛使其拥有了数量众多的用户。简而言之, 正是微博这种门槛较低的特点让更多人愿意并且能够在这样的媒介上传播信息表达观点。

微博使每个公民成为言论的自由表达者、新闻传播者以及出版者。微博用户可以将微博视作属于自己的媒体。笔者认为, 正是微博的出现和其广泛的使用使得受众迎来了一个自媒体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采集撰写者、发布者和传播者。在自媒体时代, 传统意义中“出版”的定义需要得到一定的修正。具体地说, 出版不再以印刷 (或唱片、影片的灌制) 为唯一的前提, 只要其内容可以流入大众传播领域, 作者都可以被认为是实现了“出版”。这样的出版形式多样而复杂。用户在微博上发布自己创作的文字作品或音频、视频内容, 都可以视为出版。如果用户发布的内容不是文艺作品, 而是某些新鲜的信息, 则可以认为其完成的是新闻的出版。这样, 以微博这种新兴传播工具为平台,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之间的边界消融, 三者相互结合形成表达自由。

微博这样的媒介工具使新闻的传播和作品的出版合二为一, 再加上言论内容在微博上的自由表达, 微博实现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融合, 形成了最终的“表达自由”。甚至可以说, 微博时代宣告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终结, 各国公民依据本国宪法和法律, 追求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表达自由。

笔者认为, 更为全面的表达将很快代替先前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概念, 以“表达自由”的形式出现。既然如此, 原本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有关的内容需要得到整合, 在实际操作和运用时不再显得零散而繁杂。相关的微博监管部门也应当针对这种新型的、全面的表达自由制定新的政策法规, 对于范围更加广泛的信息传播者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 确保公民依据法律法规运用微博行使表达自由和舆论监督的权利与职责义务。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2-01-16, http://www.cnnic.net.cn/dtygg/dtgg/201201/W020120116337628870651.pdf.

[2]新民网.福村梅记冠名赞助首届新浪微博营销大会[EB/OL].http://news.xinmin.cn/domestic/gnkb/2011/04/01/10052947.html.

[3]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8%80%E8%AE%BA%E8%87%AA%E7%94%B1.

[4]周永坤.公民权利——有尊严的活着[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78-79.

[5]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245612.htm.

[6]郑超然, 程曼丽, 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56.

[7]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BA%E7%89%88%E8%87%AA%E7%94%B1.

[8]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117.

[9]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M].徐桂权,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3.

[1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58.

[11]希伦·A-洛厄里, 梅尔文-L-德弗勒, 著.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M].刘海龙, 等,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68.

学术著作出版的边界 篇2

到会同行专家和研究生共计78人，其中来自境外代表25人，包括来自日本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16人、台湾海洋大学等3人、以及来自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斐济南太平洋大学、沙特阿拉伯航空研究院、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的同行。到会的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包括会议两主席清华大学姚振汉教授和日本信州大学田中正隆教授，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海波、台湾海洋大学陈正宗、河海大学陈文和姜弘道、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广濑壮

一、名古屋大学松本敏郎、合肥工业大学牛忠荣、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余德浩、重庆大学祝家麟等教授。本次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省力学学会、北京力学会和清华大学承办，北京力学会和清华大学负责会议征稿组织及论文集编辑，安徽的三个承办单位负责会务和外宾接待工作。会议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安徽三个承办单位的相关领导和部门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上，由会议主席提议，全体代表为11月5日去世的杜庆华院士默哀，悼念这位在包括边界元等诸多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著名固体力学家、力学教育家，也是本系列会议前身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会议安排了两天半的学术交流，共报告论文78篇。其中包括大会报告（Plenary Lectures）9 篇，分别是：陈正宗关于零场边界元的报告，祝家麟关于超奇异伽辽金边界元的报告，田中正隆关于声学边界元的报告，登坂宣好关于高精度有限元求解热传导的报告，松本敏郎关于边界元求解压电体振动的报告，陈文和陈海波关于无网格方法的报告各1篇，牛忠荣关于V形切口应力奇异性分析的报告，以及姚振汉关于快速多极边界元算法的报告。5个半天的报告分7个专题，分别为：边界元法；生物力学、动力学与控制、工程分析；计算固体力学；流体流动和热分析；快速多极边界元法；无网格法；反问题、优化和及其它领域等。到会代表认真报告了自己的论文，并就工程中的计算方法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特别如边界元快速多极算法、边界元求解逆问题等，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计算方法已经深入各个学科中，同时与计算机技术结合也解决了大量的工程问题，但随着研究深度的不断增加和新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必将推动计算方法朝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回顾此系列会议，其前身是第1到8次中日/日中边界元法学术会议和1993年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一届泛太平洋计算工程会议，更名后的第一届会议于2003年在日本札幌举行。此次会议和我国的第八届全国工程中边界元与无网格法学术会议结合举行，以英语作为会议的语言。此次会议除了交流一些计算方法新进展和最新研究成果，如边界元快速多极算法、边界元求解逆问题等，还介绍了工程中出现的新方法、新问题中算法理论和应用上的成果，突破了力学领域的局限，这种交叉无疑是有益的并且应继续发扬下去。向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在作者提出申请、经审稿通过后，将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正刊发表。

会上宣布了下一届（第九届）全国工程中边界元与无网格法学术会议将于2009年在南京召开，并表示也会建立适当的平台便于境外同行参加交流。下一届的亚太国际ICOME会议的承办单位也在酝酿之中，一旦落实将尽快由两位主席通知各位有关同行。

会后，东道主还组织部分代表们游览了安徽黄山。与会代表对会议期间的组织与后勤服务一致表示十分满意，对东道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秀喜教授和陈海波教授、合肥工业大学牛忠荣教授等以及他们领导的会务组表示衷心感谢。

会议主席姚振汉

2006年11月

浅谈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出版 篇3

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出版在我国大体分为两类:本土版和引进版。为了解我国语言学本土研究立项和出版的现状及趋势, 笔者选取目前唯一的国家级人文社科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 (1) 2013年度的语言学类立项课题为研究对象进行统计分析, 观一角以窥全貌。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共计2295项。其中, 语言学类重点项目10项, 一般项目164项, 分别占人文社科立项总数的4.36%和7.15%。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共计1531项。其中, 语言学类项目95项, 占人文社科立项总数的6.21%。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发布的历年语言学类立项数据来看, 从2007年开始, 语言学类项目增幅已逐渐加大, 资助项目已明显增加, 但是语言学类项目相对于其他人文学科 (如哲学、教育学、历史学等) 在整体项目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偏少, 尤其是重点项目立项短缺是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 国内语言学类科研项目的立项在我国学术出版的大背景下缺乏应有的重视。另外, 由于国内学术界内的“唯成果论英雄”, 学术著作成为职称评定、晋升的重要条件。国内学界和一些出版机构的功利主义倾向导致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水平参差不齐, 出版现状不容乐观, 用业内人士的话来形容则是“泥沙俱下”。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出版远远没有迎来其春天。

与此同时, 本土语言学类精品著作偏少直接导致该学科学术著作的版权输出差强人意。因此, 国内语言学学术出版必须正视的另一个事实就是:引进版著作多于本土著作, 且较本土著作更为系列化和精品化。试看下例, 设计整齐划一、高端大气的《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从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等11家世界著名的出版社引进的, 自2000年出版第1辑以来, 至今已出版至第3辑, 共计约134种, 涵盖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33个分支学科, 受到了国内语言学界专家、学者及高校教师的普遍好评, 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引进版国外语言学文库。然而, 纵观国内本土语言学著作的出版, 虽不乏应用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方向的系列丛书, 但存在问题较多:一是鲜见与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成就相称的影响力大的系列宏伟巨著;二是细分领域不甚全面, 系列中单品种的划归缺乏科学性, 杂乱无章, 有拼凑之嫌;三是体现学科交叉性研究的著作偏少;四是各语种的研究成果极不均衡, 等等。

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特征, 对其的研究应该在人文社科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二、我国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出版前景

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 无论在政策、市场需求方面, 还是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实现方面, 都为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出版提供了丰富的出版土壤及广阔的出版前景。因此我国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出版大有可为。

(一) 政策导向

根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2013年9月26日联合发布的《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2012年国家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共计10298.4亿元, 比2011年增加1611.4亿元, 与10年前相比增长了近8倍。其中, 高等学校经费支出780.6亿元, 所占比重为7.6%, 与10年前相比增长了近4倍。在此大背景下, 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应大力呼吁和争取国家社科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省级和校级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基金等众多基金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语言学类研究项目加大资助比例和费用, 以支持语言学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除此之外, 中国出版“走出去”工程也是语言学研究人员可以利用的重要出版资助项目。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口管理司司长张福海介绍, 2014年我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好机遇。国家计划实行三项“普惠”政策:在版权输出上实行普遍奖励制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全方位向外国出版企业和译者开放;延伸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的资助链条。笔者认为, 跨学科研究的语言学, 如法律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类学术专著将有望搭上2014年新闻出版“走出去”的顺风快车。

(二) 市场需求

目前, 中国各大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对学术研究和成果出版的重视程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对于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人员而言, 他们的研究成果需要转化成以学术专著为代表形态的、学术含金量较高的出版物。因此, 在本土语言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今天, 国内语言学界对于体现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也有着越来越强烈的需求。

同时, 对于语言学领域的学生、教师及专家、学者而言, 在学习借鉴国外语言学最新学术成果的同时, 也迫切需要汲取本土语言学理论的营养。据悉, 2013年某专业大社出版发行的本土语言类学术专著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单品种曾经实现3个月销售1200册的佳绩, 面对接踵而来的补货订单, 迅速进行了加印。

因此, 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出版有着强劲的市场需求, 而且这也必将顺应中国语言学学科发展和繁荣的需要。

(三) 多重效益

第一, 本土语言学类学术专著的出版可关注该学科国家级或省级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的课题。能够获得国家级或省级科研基金资助的项目, 其研究内容在该研究领域内必定具备一定的创新性。出版社应根据自身的出版方向, 有选择性地筛选并追踪有出版价值的基金项目, 努力使这些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最终能够顺利转化成学术著作。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不仅可以为出版社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 而且基金资助及较好的市场销量同时也可为出版社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 语言学类基金项目结题成果转化而成的学术著作具有投资风险小、定价高、盈利好、不积压库存的优势。市场需求较为旺盛的图书, 还可在售罄后利用现代数码印刷技术进行按需印刷, 一对一满足补货的需要, 实现零库存。

第二, 出版本土语言学类学术专著将使出版社获得并积累该学科学术著作的版权价值。说到底, 出版产业终究是一种内容产业, 实现优质内容资源集聚, 将为出版社在数字出版时代的顺利转型升级打下良好的基础。出版社在打造高端语言学类著作集群的同时, 还可为出版社构建一流语言学研究者信息数据库, 建立可持续性的作者资源。中文书写的本土语言学类学术精品著作还可能会“走出去”, 实现版权输出, 使得中国学者的语言学研究理论媲美西方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 让国外学者也来借鉴中国学者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这将是国内众多语言学研究者始终不渝的愿景和孜孜以求的目标。

三、对我国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出版的建议

(一) 从严把关, 提高学术著作出版的门槛

在我国现行的学术考核和晋升机制下, 很多科研项目的结题需要以出版专著作为成果。而且, 笔者在组稿过程中了解到, 有些高校晋升正高级职称需要专著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此举直接导致教师和科研人员纷纷撰写学术著作, 并亟需出版学术著作。面对出版语言类学术著作的好时机, 出版社切不可只顾眼前利益, 贪图出版资助费而降低出版门槛。否则, 将会使出版社的品牌受损, 进而失去市场。

业界也普遍认为, 要规范学术著作出版, 把关严格、提高门槛是前提。2012年9月底,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出版单位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2012年10月底, 在北京举行的“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座谈会”上, 科学出版社时任副总编辑李锋认为, 实施“匿名评审制度”非常必要, 他在谈到“匿名评审制度”的好处时举例, 科学社已经建成由不同学科领域的3000多名专家组成的专家库, 帮助出版社对学术著作的学术内容把关。笔者也认为, 评审专家的工作对于提升出版社学术著作的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保障作用。

(二) 着眼高端, 实现系列化、精品化、品牌化

借鉴本文开篇提到的引进版案例, 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必须着眼高端, 打造精品。语言学类高端学术著作的出版有利于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和学科的发展, 提升我国语言学研究的水平, 对促进我国的语言教学和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 系列化精品学术著作可以为出版社积累品牌资源, 最终实现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品牌化。笔者建议, 精品学术著作系列不仅要收入我国国内权威语言学专家的力作, 同时也要收入当今语言学界颇具代表性的著作, 比如“瞄准语言学科的前沿问题, 作出创造性的学术贡献”的前沿性科研成果, 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领域的力作, 等等。

(三) 以人为本, 大力培养学者型编辑

出版社不仅要对语言学出版给予支持和投入, 而且要储备和培养具有相当语言学造诣的学者型编辑。就语言学学科而言, 涉及众多专业研究领域, 如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虽然出版社要求学科编辑实现专业化, 语言学专业某一研究方向毕业的编辑也无疑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但对于本专业或者本学科众多研究方向的学术著作却无法实现兼顾全面, 尤其是面对专业研究领域较窄的、与其他学科如法律学、心理学等进行交叉研究的学术专著, 更是难免望尘莫及。究其根源, 专业化的编辑并不等于学者型编辑。因此, 当下激烈竞争的出版界呼唤并亟需学者型编辑。学者型编辑有能力且能够更好地与专家型作者交流和沟通, 在策划选题时更懂得深度挖掘, 出版更多真正有价值的优秀学术著作。而且, 培养学者型编辑还可以为出版社节约外审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四) 主动出击, 实现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强强合作

作为助力高校及科研机构科研成果转化和交流的服务机构, 出版社要主动出击, 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加强沟通, 争取建立深入稳定的合作关系。例如, 科学社的“科学出版社走进科研院所”活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两年有余, 为出版社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及值得期待的双赢愿景。在科学社走进科研院所活动中, 编辑以已出版的系列学术研究成果展示为契机进行组稿, 收效显著。其中, 与高校的合作方式也从一对一转变为一对多, 即成功地从个体作者个体著作的单一化出版模式转向院社整体合作的出版模式, 不仅增强了编辑组稿活动的投入产出比, 而且实现了院社双方优势条件的互相利用与转化。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组稿也可借鉴此法, 以积极主动的姿态, 推动并实现语言学类优秀研究成果以学术著作的形式集群化出版。

(五) 提高发货率, 打造专业化销售渠道

学术著作销售渠道的建设首先是读者的定位要清楚。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读者群较为固定, 主要是高校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和文学院语言学专业的硕博研究生、教师及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因此, 语言类学术著作的销售渠道应该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和语言研究机构的图书馆, 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和文学院的资料室, 以及大型语言研究类学术会议, 而众多的语言学研究者也是专著零售市场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因此, 出版社要采取扁平化的分销模式, 减少中间环节, 加强目标采购单位直销、终端专业读者直销等工作, 通过建立客户数据库, 定期把最新的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出版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受众, 并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另外, 还可通过品牌营销、编辑营销、会议营销等方式拓展销售渠道, 提高单品种发货率, 这一方面有助于业界学术交流的繁荣, 另一方面也会为出版社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和更大的品牌影响。

(六) 技术先行, 实现按需印刷

按需印刷 (Print on Demand, POD) 是一种通过数据处理技术和数字印刷技术实现的新型出版方式, 是出版产业的时代变革。按需印刷可以做到一册起印, 即需即印, 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有效避免了出版物印刷的盲目性。国外出版社在此方面远远走在前列。在我国, 走在出版转型升级前沿的出版社中, 近两年按需印刷才刚刚开始推广并有望逐步发展成与传统印刷并行的常态化出版方式。为什么出版社要大力发展按需印刷呢?一方面, 因为某些科研项目对专著出版资助费用有限, 使得某些受众较窄的优秀著作无法实现传统出版;另一方面, 一些采取了传统印刷的断版、绝版书经常会面临多个小单补货的状况, 在成本上无法实现传统印刷。面对上述两种状况, 出版社可以采用按需印刷, 以利于学术思想的传播, 并满足用户需求。按需印刷的优势在于:一方面降低了印刷成本, 加快了印制过程, 增加了销售利润;另一方面相对于传统出版减少了发行、仓储等环节, 进而减少了传统出版方式下出版社、读者、书店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不必要浪费, 将有效应对数字出版浪潮下传统出版的劣势。

(七) 瞄准政策, 争取实现“走出去”

中国图书“走出去”工程实施以来, 大量通俗、简洁宣传介绍中国的图书实现了版权输出。但根据国外出版社的反馈, 它们也需要我国学者的优秀学术专著。近些年来, 虽然一些出版学术著作的专业级大社在学术著作的版权输出方面也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但却鲜见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版权得以输出。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本土语言学的相关研究较西方仍然落后。当前, 国家层面大力推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资助项目都将是我国本土语言学类学术专著实现“走出去”的重要渠道。诚如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学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教授所言:“植根中国语言资源和中国语言学传统的沃土, 借鉴世界语言学的优秀成果, 妥善解决中国的语言问题以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努力发展中国语言学并为世界语言学作出东方应作的贡献, 是历史赋予中国语言学界的使命。”

四、结语

语言学研究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样, 担负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2009年5月, 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前主任郝平在第三届语言与国家高层论坛上发表了《大力促进应用语言学发展, 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作贡献》的重要讲话, 在我国所倡导的“语言战略”研究的宏观背景下, 我国本土语言学研究大有可为, 国内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出版市场也有着巨大的潜力可挖。出版社应充分发挥学术界研究成果凝聚及转化的核心作用, 联合语言学界专家、学者, 争取申报语言学类出版成果的重大项目, “作出与我们国家相配的标志性学术成果”。

摘要：我国语言学学术出版的现状是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出版“泥沙俱下”, 引进版著作的出版多于并优于本土著作。在我国所倡导的“语言战略”研究的大背景下, 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的出版市场实则有着巨大的潜力可挖。时代呼唤并需要本土语言学类学术著作出版春天的到来, 为此出版社需通过提高出版门槛等多种手段全程规范和深化其出版发行。

关键词：本土,语言学,学术著作,“走出去”

参考文献

[1]束定芳, 刘正光, 徐盛桓.中国国外语言学研究:1949~2009[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2]王玉梅.新闻出版走出去迎重要机遇年:国内政策利好[N].中国新闻出版网/报, 2014-02-10.

学术著作出版的边界 篇4

（2016年10月修订）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调动我校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和创造性，支持学校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进一步促进学校的学科建设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校在职在岗人员，学术著作未接受校外出版资助的，适用本办法。第三条 术语界定

本办法所称的“学术著作”是指本校教师独著、合著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出版资助”系学校用于学术著作出版的专项拨款。

第四条 基本原则

（一）按照个人申请、专家评审、择优支持的原则，对学术价值高、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的学术专著进行出版资助。

（二）资助出版学术著作必须坚持质量标准，必须同学校学科建设紧密联系，每年投放的资助额度根据学校的财力决定。原则上，学校著作编审委员会每年受理1次出版资助申请。

（三）凡有省部级以上项目及市教委重点项目资助的书稿，学校不再资助出版。

第五条 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完成教学、科研工作量或本职工作；

（二）申请人是拟出版著作的第一署名人或者第一主编；

（三）书稿选题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具有促进意义。

（四）书稿字数原则上应在18万字以上。第六条 申请程序

（一）科研及行政岗位申请人直接向科研处提交资助申请书及书稿初稿；教学岗位申请人的申请书须由二级学院就书稿选题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提出审核意见后，与书稿初稿一并提交科研处。

（二）科研处将书稿初稿送交出版社，由出版社组织评审，评审费由学校承担。出版社需对书稿提出具体的书面意见。

（三）申请人需在学校组织的著作编审委员会评审会议上进行阐述和答辩。

（四）学校著作编审委员会根据出版社出具的书面评审意见和申请人的阐述、答辩情况，对申请材料进行讨论、表决。表决内容为：同意资助或不同意资助。

（五）同意资助出版的，签定交稿协议书。书稿需要修改的，提出修改意见，在协议中约定交稿日期。不同意资助出版的，将书稿退还申请人。第七条 申请时间

每年5月份，学校著作编审委员会受理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申请。第八条 出版社

资助出版原则上由学校统一安排出版社。申请资助人自行联系出版社的，应当事先经学校批准。书稿质量以出版社的要求为准。申请人应当按照评审意见和出版社的要求对书稿进行认真的修改加工，按时交稿。

第九条 资助金额

学校资助出版专著，每本资助经费不超过4万元，不足部分由申请人承担。经费来源为学校科研经费。学校每年专项拨款用于学术专著资助，专款专用。

第十条 出版合同及稿费

出版合同由申请资助人、学校与出版社共同签定。稿费由出版社负责支付。

第十一条 其他事项

接受出版资助者在出书后，应当开设选修课或者讲座。使用资助出版的著作开课时，由教务处负责购书结账。

获得资助人在出版社交付样书后交科研处5册，图书馆5册，用于存档。第十二条 生效和解释

网络学术出版的发展历程 篇5

1 前互联网络学术出版时期

互联网络起源于1969年,美国西海岸四所大学和研究所将主电脑以50KBPS的线路连接起来,架设一个小型的通讯网络,称之为ARPANET。到1974年,ARPANET已是拥有100个结点的网络。“在严格的互联网络技术出现之前的20世纪60年代,少数领域纸质载体的地位开始下降便直接导致了‘无纸社会’和‘图书馆消亡论’的产生和迅速蔓延。1963年计算机开始应用于情报检索;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化学文摘社采用计算机技术制作出《化学文摘》磁带版。这给图书情报界、学术信息出版带来了巨大影响。”[1]

20世纪70年代,F.W.兰开斯特等图书情报学家注意到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结合将会对传统的信息出版产生影响,学术出版系统将在未来出现重大的改变。F.W.兰开斯特在《通向无纸情报系统》中预见全新的非纸质信息出版方式产生,认为电子媒体将成为未来学术社会中学术信息出版的主流媒体。但当时计算机很昂贵,互联网络技术并不成熟,人们对这种预言持怀疑态度。

2 Web1.0环境的互联网络学术出版时期

20世纪90年代,真正为人们所熟悉的互联网络WWW(World Wide Web),即Web页开始出现。Web页以超文本方式提供多媒体的信息服务,加上基于Web页的浏览器的开发,引起互联网应用的革命。这一时期后来被称为Web1.0阶段(任何人可以交换)。在Web1.0环境下的互联网络学术出版中,学术信息资源空前丰富,海量存储、传播及时、检索方便、交互性强,所以纸质文献逐渐转向互联网络文献。

Web改变了互联网络的命运,使它成为普通人都可以使用的互联网络,也带来互联网络学术出版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后,传统学术刊物纷纷“触网”。如,美国化学会刊物《化学文摘》、美国数学会刊物《数学评论》等,都建立印刷版、光盘版和互联网络版的产品线[2]。一些大型商业出版社开始组建自己的数字化出版互联网络平台;许多机构利用数字化的特性,发掘文献期刊的更多潜力。如,美国的JSTOR是一个对过期期刊进行数字化的项目,该项目建立了核心学术型过期期刊的数字化存档,充分利用互联网络学术出版的优势,实现科学文献的再次、多次出版。这一时期,各学术管理机构也纷纷建立自己的学术网站,定期动态发布可以公开的学术信息,提供非正式出版物的学术资源,并在网站上提供各种学术出版的服务功能,促进学术信息资源的共享。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等互联网络服务广泛被个人使用于学术交流,互联网络交流社区的初级形式——互联网络论坛成为青年学者交互式学术讨论的园地。

3 Web2.0环境的互联网络学术出版时期

Web2.0(任何人可以参与)是新一代互联网应用的统称,是对2003年以来出现的一系列极富创新的互联网新应用的概括[3]。Web2.0技术主要包括博客、播客、Wiki(维客)、Tag(标签)、Bookmark(社会化书签)、RSS(内容定制)等,即在Web 2.0的背景下,用户可以拥有自己的博客、可以自由的在Wiki(维客)中编写知识条目、将感兴趣的内容加上Bookmark(社会化书签)存储在互联网络上。上传的内容既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图片、图像、声音和连续的影音资料,可以贴上标签(Tag),使用RSS(内容定制)、即时通信、电子邮件等方式连接到一起,将自己的内容与别人共享,也可以分享别人的内容。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大型互联网络,产生丰富的人际接触和互动性,这就是社会化互联网络(SNS)。

Web 2.0是对互联网络理念和思想体系的改写,用户从信息接收者转变成为信息制造者和传播者,适应了学术出版中人们想强烈地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发布学术信息和增大学术交流的诉求,凸显学术出版的创造性和个性化。在Web 2.0环境下,学者纷纷建立个人学术博客,定期发布学术文章,维基百科的影响力与日剧增,促进学术信息的共享作为普遍的需求。

4 Web3.0环境的互联网络学术出版

互联网络学术出版的未来趋势是难以预测的,因为技术的发展永远超出人想象,如果一项新技术出现(如Google),则会改变整个互联网络学术出版的走向。但对于现阶段来说,以Web3.0为发展的趋势是较为明确的:

1)Web3.0(人人可以创新)是下一代互联网络的称谓。在Web3.0环境下,互联网络的传输速度将比现在提高1 000倍以上,互联网络将从Web网转向语义网。而语义网将是一种能理解人类语言的智能互联网络,它不但能够理解人类的语言,而且还使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交流变得像人与人之间交流一样轻松。

互联网络传输速度的大幅提高。互联网络学术出版信息将会增加更多的视频内容,互联网络学术出版会更加立体化,多层面化。研究人员利用智能软件,在搜索数以万计的学术网页时,通过“智能代理”从中筛选出相关的有用学术信息,互联网络学术交流中对海量信息的查询将更准确,更方便,而不像现在的Web网,只能罗列出数以万计的搜索结果。另外,每条学术信息都将会“贴上”作者的标签,有效解决互联网络学术出版中的版权问题,作者能在互联网络上真正“拥有”自己的学术信息,并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

2)智能索引与微内容检索。当进入Web3.0阶段时,通过“智能搜索”不仅能搜索文字,还能搜索声音、图像和影像。学术信息内容将缩减为比过去小得多的使用单元和互动、检索单元,这种最小单元被称为“微内容”。过去,出版单位是一本期刊、图书,而现在能很容易地就从其中查出一篇文章,甚至一段话、一个图表,信息搜索者不再关心这篇文章存在于那本期刊之中,而只希望得到文章这个“微内容”,并以“微内容”的单元来支取费用[4]。

3)三网融合与三频阅读。三网融合是不仅意味着电信网络、互联网络和有线电视网络的物理合一,而且主要是指高层业务应用的融合。其表现为技术上趋向一致,网络层上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形成无缝覆盖,业务层上互相渗透和交叉,应用层上趋向使用统一的IP协议,在经营上朝着向人类提供多样化、多媒体化、个性化服务的同一目标逐渐交汇在一起。三大网络通过技术改造,能够提供包括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多媒体的通信业务,同一信息均可在互联网、电视、手机等阅读终端上同步阅读。这将给互联网络学术出版带来更大的拓展空间,又将促进学术出版产生新的变革。

5 互联网络学术出版的理念

互联网络学术出版的出现,对传统学术出版体制来说是一场革命。在线论文发表网站、纯网络期刊、专家学术博客等已经进入科研人员的视野,并迅速发展与普及。但是,无论是科技界,还是科研管理部门,都未将互联网络学术出版发表的科技论文列入管理对象,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前上抑制科研工作者的创论激情与创新意识,影响网络发表平台的健康发展。应该看到,互联网络学术出版的管理具有很强技术性、复杂性、全球化特征。2003年12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正式将互联网的治理提上日程。在这次会议中,通过了有关互联网治理的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提出国际互联网治理问题应以协调的方式加以处理,采取开放和具有包容性的方式,通过一种机制确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包括相关政府间和国际组织的充分和积极参与。互联网治理的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的管理理念,同样适合互联网络学术出版[5]。

1)开放与包容。互联网络学术出版是适应全球化、多主体参与的体系,精神内核是开放的、包容的,其建设中的点点滴滴无不融入了普通科研人员的参与和互动,开放是互联网的本质与灵魂,对于学术出版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互联网是一个由各种互联网络单元或社区组成的互联网络社会,如此复杂的互联网络不可能放在一个集权的管理模式下,而互联网络学术出版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就是以开放的氛围激发出无限的创造性,催生各式各样各种标准和应用,使得互联网络学术出版体系的建设更具活力。

2)技术与政策公平。互联网络学术出版以互联网络技术为依赖,需要将技术和政策有机结合。技术与政策的中立是指技术与政策不应偏向或从属于任何机构。坚持技术与政策中立将为互联网络学术出版的管理创造公平、公益、普惠等许多有利条件。将互联网络学术出版的管理与任何特定的技术分离开,有利于管理体制适应未来的技术变革,合理地监管。如果技术解决方案和政策不是中立的,最终只会使某些特定的利益群体受益。如,在我国学术信息集成商中,彼此间的数据格式互不兼容,在市场上必然形成排斥和竞争关系。加强学术出版和信息共享,统一数据格式是必要的选择,但在选择数据格式时,就必须坚持技术中立的原则。

3)公益与利益平衡。互联网络学术出版管理中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为学术出版组织机构创造一个合适的商业环境的同时,确保学术信息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知识资源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如何对版权实施“限度合适”的保护,这包含对作者权利的保护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两个方面。因此,互联网络学术出版管理必须在保护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的同时,同时明确各自的责任。互联网络学术出版的利益各方,包括各国政府、现有政府和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等等。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版权的“合理使用”就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互联网络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参与全球性的学术和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发达国家实施的严格版权制度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利影响。互联网络学术出版管理必须通过谈判协商,在各利益方寻求权利与责任的平衡点。

互联网突破语言文字的壁障,突破旧有的思想观念,甚至跨越国界和地域的限制,已经涉及到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行业和部门,对学术出版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互联网络学术出版与传统学术出版一样,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嘈杂的互联网络环境下,为保证学术出版目标的顺利实现,须建立完善学术出版制度、流程,营造学术氛围。而创新性的出版理念,将从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佳.基于互联网络的学术信息交流[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编.国外科技社团期刊运行机制与发展环境[M].北京:中国科协技术出版社,2006:102.

[3]彭兰.个性化与社会化:Web2.0时代信息消费的双重旋律[J].国际新闻界,2008,3:50-52.

[4]清华大学图书馆SCAN翻译组.审视发展环境认清前景趋势——OCLC关于全球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现状与未来的研究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5-16.

论《著作权法》中的出版 篇6

一、对出版界定的主流观点及其存在的三大矛盾

我国对出版概念的主流界定源自于1991年颁布、现已废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1991)》)第6条第6项的规定,即“出版,指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学者刘光裕对著作权法中的出版概念,从《世界版权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相关规定出发,论证了该解释为“完整的出版概念”。在《著作权法(1990)》之后,经《著作权法(2001)》至今,社会各界如唐德华等对出版概念仍持该解。

规定,“本法第二条所称的出版,指作品的复制、发行。”由此引出了与前述对出版概念不同的界定(唐德华等在坚持前述界定时也注意到了这个差别)。据此,有学者认为,“出版是集合作品的复制和发行于一体的行为”。2008年胡国祥博士对“出版”概念的考辨也证明,印刷(复制)和(并)发行是出版的两个核心内涵。对“出版”概念的两种界定除对作品的编辑加工外,其实质和共同点是将“出版”与“复制并发行”间建立了一个恒等式②。该界定得到了《送审稿》的肯定,足以证明该界定的巨大影响,成为对出版界定的主流观点。为下文论述方便,将该界定称为出版基准概念(本文认为,这是出版的基本内涵之一),用出版基表达,出版基=复制+发行(1)。

出版基是否准确界定了著作权法中出版的意义,我们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论进行检验。“法律解释必须要受到诠释学的原理和一般原则的影响和制约,即解释活动都要受到解释学循环规律和前理解的影响和制约。循环规律要求法律人在解释某个法律规范时,就必须将该规范置于其上下文、整部法律、该国的整个法律体系的脉络中进行理解和解释,否则他就不可能正确地揭示出法律规范的意义;从解释的结果看,他所揭示的某个法律规范的意义不能与该法律规范的上下文、整部法律、一国的法律体系的意义和目的相违背。”将出版基置于整部著作权法之中,便可发现出版不仅忽略了该法规定的限定条件即“本法第二条所称的”,而且将“出版基,即复制、发行”理解为出版基,都是对出版概念的片面理解。主流界定并将出版基限定于作品的出版,从整个著作权法中必然存在三大无法解释的矛盾①。

(一)出版基无法解释第22条合理使用规定中第1款第6项“不得出版发行”和第11项“国内出版发行”中的出版概念。

(二)出版基无法解释第35条“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中的出版概念。

(三)将出版基限定于作品的出版无法解释第44条中“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中的出版概念。

因此,解决出版基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从著作权法对出版与复制、发行的各种使用情形中,可以洞悉“出版”具有丰富的内涵。

二、“出版”具有比出版基更窄的涵义,有时仅指复制或发行

出版基无法解释的第一个矛盾的实质是造成了著作权法体系中概念间的自我矛盾。从“出版发行”词组来看,出版≠出版基。否则,出版发行=出版+发行=复制+2发行;出版基+发行=复制+2发行;即出版基使出版与出版发行之间陷入自我矛盾的内循环之中。自《条例(1991)》作出对出版的界定以来,就与《著作权法(1990)》第22条合理使用规定中第1款第6项“不得出版发行”和第11项“国内出版发行”中的出版概念相冲突,一直延续至今。解决此矛盾,可得“出版”另有比出版基更窄的涵义。

(一)从避免同义反复的语义学角度,可得此结论。为此,我们可从下列逻辑公式:出版发行=出版+发行(2);将(1)式代入(2)得: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发行(3);整理: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发行)(4);因:发行+发行=发行(即同类行为归一);得:出版+发行=复制+发行(5);(5)式两边同时减发行,得:出版=复制(6)。这是比出版基更窄的第一种涵义,用出版1表达,即出版1=复制(6)。将(6)代入(2)式,得:出版基=出版1+发行(7);(7)两边减出版1,得:出版基-出版1=发行,因:出版基(宽概念)—出版1(窄概念)仍为出版,用出版2表达,得:出版2=发行。这是比出版基更窄的第二种涵义。除第22条中“出版发行”外,第32条中的“出版质量”和第53条的“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即属于仅指复制的出版1。他国立法例中,也有将复制定义为出版的。《著作权法(2001)》《著作权法(2010)》中的“出版,指作品的复制、发行”中的“复制”“发行”,即分别具有出版1、出版2的意义。与著作权法关联紧密的《出版管理条例》也分别将复制或印刷、发行作为出版进行管理。在他国立法例中,也有将发行直接定义为出版的。

(二)从中文标点符号的基本含义上,亦可得此结论。“出版,指作品的复制、发行”,其中的顿号,意即“句子内部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并列”可代表着选择,“内部并列”包含着相加,因此,“、”包含并不意味着必然相加。从选择关系上看,出版即可指作品的复制,又可指作品的发行。

(三)为揭示出版具有出版基和两窄义出版的意义,还可以一份执法机构和两份最高司法机构对“复制发行”的相关权威解释与司法解释来佐证。

1.国家版权局办公室对“复制发行”的解释。国家版权局办公室认为,“第46条第2、5项中的‘复制发行’除应理解为复制并发行外,还应理解为包括以营利为目的的擅自复制或者发行②。”该权威解释是对《著作权法(1990)》的解释,又是对《条例(1991)》对出版界定补充的两种窄义解释。《著作权法(2001)》将出版和“作品的复制、发行”有限的划了等号,使用“复制、发行”而不再使用“复制发行”,即具有运用顿号的选择、相加双重涵义,避免对出版概念误解的用意。但学术界对此用意未予充分理解。

2.最高法院对“复制发行”的司法解释。我国《刑法》第217条第1项使用“复制发行”曾引起司法适用争议,1998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07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之界定为:“复制发行”,包括复制、发行或者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

因此,著作权法中的出版具有比出版基更为狭窄的涵义。出版基与出版1、出版2共同构成出版的基本内涵,即“复制、发行”包含出版1、出版2和出版基。

三、出版与“复制、发行”之间不能建立恒等式,有更为宽泛的涵义

出版基无法解释的第二个矛盾的实质,是出版基在著作权控制行为中具有不周延性。解决出版基存在的第二个矛盾,我们首要需要证明,出版与“复制、发行”不能建立恒等式。

(一)《著作权法(1990)》同时使用了出版、复制、发行、复制发行和出版发行概念。

从前理解来看,《著作权法(1990)》中的出版,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复制、发行或复制并发行。该法第4条等同时使用了“出版”(34处);第10条第5款、第22条第6项和第8项、第52条单独使用“复制”(5处);第10条第5款和第45条第5项单独使用“发行”(2处)、第39条、第42条和第46条使用“复制发行”(7处)和第22条第6项是11项使用“出版发行”(2处)概念。出版也不能等同于复制、发行、复制发行、复制和发行。他们之间并不能相互替代。

(二)从《著作权法(1990)》至《著作权法(2010)》对“出版发行”使用的语境看,均是指合理使用情况下对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出版发行”。一是指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出版发行(不得为行为)。二是指中民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作品的出版发行(可为行为)。从不得为(可为)行为规定中,可知翻译、复制不等于出版发行,也不等于出版(还有其他涵义,下文会涉及翻译)。

(三)从《著作权法(2010)》对“复制、发行”的使用看,出版不恒等于“复制、发行”。

《著作权法(2010)》不仅在第58条中在界定该法第2条的出版概念时,使用了等义的复制、发行,而且在其他条款中还有6处分两种情况使用了“复制、发行”。一是指复制、发行录音录像制品。如第38条第5项、第42条(第1款、第2款)、第48条(第3项、第4项)。二是指复制、发行作品。如第48条第1项。无论是录音录像制品还是作品的复制、发行,均未使用“出版”。因此,我们不能仅据第58条的规定,将出版与复制、发行之间建立恒等式。

(四)出版不恒等于“复制、发行”,《刑法》规定可以作为重要佐证。刑法第217条规定:(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及其他作品的;(二)出版他人……的图书的。由该两项规定中的“复制发行”和“出版”并不能相互替代可知,出版并不恒等于复制、发行或复制并发行。

“出版”与“复制、发行”间不能建立恒等式,其具有除复制、发行、复制并发行的基本涵义外,还有更为宽泛的涵义。

著作权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它是“用于控制特定行为的,享有一项专有权利就意味着能够控制他人利用作品的特定行为。”从著作权法对出版的使用看,仅仅有复制权、发行权,还不能控制第35条“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的出版。此处的出版行为还要受到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三者为专有权)和注释者权、整理者权(两者为非专有权)演绎人的控制。因此,“出版”,根据演绎作品的不同,除出版1出版2出版基外,还包括改编、翻译、汇编、注释、整理,是多种专有权控制、非专有权(一定程度)控制的行为。如报刊刊登方式的出版行为,即至少包含了复制并发行和汇编,复制并发行和汇编、翻译等。这是著作权法中宽泛的出版概念中的应有之义。

四、出版的对象或客体并不单指作品,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出版基无法解释的第三个矛盾的实质,是出版基在著作权法控制的出版客体中具有不周延性。将出版基限定于作品的出版,大大缩小了著作权法中出版的对象或客体的内涵,这是主流界定产生的第三个矛盾。著作权法中出版的客体不仅包含了第44条业已明示的“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中的出版客体即录音制品。还包含了大量的未明示需要经过一定研究的出版客体。

(一)第22条和第23条的第2款将出版的客体扩大至著作权法保护的其他客体领域。第22条不仅包含了前述两处“出版发行”,第12项还包括一处“出版”。第23条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的法定许可规定中也使用了“出版”,其第22条、第23条的第2款均规定“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将“出版发行”、“出版”对应于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限制,即“出版发行”和“出版”的客体延及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广播、电视。此处还应说明的是,《著作权法(1990)》第39条,将录音录像制品和“首次出版”直接对应起来,证明著作权法颁布之初,出版的客体不仅包含了录音制品,还包含录像制品。

(二)从我国法律体系看,出版的客体已超出了著作权法规定的客体,但其出版仍要受到著作权法的调整。国务院颁布《出版管理条例》第二条第3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出版物,是指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的客体除了报纸、期刊、图书的作品出版外,还延及了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广阔的客体。国务院颁布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规范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制等活动。为此,原国家新闻出版署(总署)还先后制定和颁布了《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新闻出版署令第6号,1996年3月14日,已废止)、《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第11号,1997年12月23日,已废止)、《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4号,2008年2月21日);《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产业部令第17号,2002年6月27日)和《音像制品出版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第22号,2004年6月17日)等部门规章。因此,现代科技的发展,出版客体已超出了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客体,但所有出版行为都要受到著作权法的调整。

五、结论及《送审稿》的进步、不足与修改建议

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出版既有比出版基更窄的涵义,又有比出版基更宽泛的涵义。完整的出版概念,是复制、发行及其组合,以及与翻译、改编、汇编、注释、整理等行为的组合。出版基只是出版的基本涵义。出版的客体包含作品但不限于作品。科学、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著作权法中的出版概念,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著作权法的精髓,促进有益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发展大版权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送审稿》没有改变出版的丰富内涵,但其第31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出版,是指复制并发行”,一方面该规定将出版并不限定于作品的出版,在第43条合理使用条款第1款第6项、第11项规定中使用“出版”而不再使用“出版发行”与主流界定相比是一大进步,这一修改解决了现行著作权法中存在的第1个矛盾和第3个矛盾;但另一方面,又在第16条、第18条分别规定使用演绎作品、汇编作品的授权与使用问题(当使用方式为出版时——《送审稿》中改编、翻译为专有权、汇编权、注释者权、整理者权为非专有权),现行著作权法存在的第2个矛盾尚未解决。该界定还带来与其他条款的内在冲突,即至少不能完全控制演绎作品的出版,也不能解决出版向网络领域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在第34条第1款第5项(基于录音制品)、第39条第3款(基于录音制品)、第43条第一款第10项(基于艺术作品)、第77条第1(基于作品)与2-3项(基于录音制品)、第78条第4项(基于作品、表演、录音制品或广播电视节目)等中规定“复制、发行”,使“出版”与基于作品、录音制品的“复制、发行”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概念使用上的不统一问题。该界定之不足,应当引起修法者的充分注意,在本次修法中予以解决,避免法律内部概念的混乱,为未来出版形态和客体可能出现的新变化,留下充足的适用空间,提升修法质量。

笔者认为,采用对出版概念不界定的办法,即可解决《送审稿》中概念的内在冲突,即在著作权法中保留出版概念,但不对其作出解释,为出版形态的发展留下充足的空间,为大出版的宽幅与纵深发展留下探索余地并提供法律支持,因此,建议删除《送审稿》第31条第1款。

注释

1下文将1990年9月7日通过颁布的《著作权法》简称为《著作权法(1990)》,2001年10月27日该法第一次修改文本简称为《著作权法(2001)》,2010年2月26日该法第二次修改文本简称为《著作权法(2010)》。以下凡涉及《著作权法(2010)》条文,仅用第××条、款、项表达。

2本文认为,著作权法中,编辑加工不是出版概念的本质内涵和必备环节,如部分作品无需编辑加工,如合法的影印出版物;同时,侵权盗版的出版物,也无需编辑加工等。胡国祥博士经考证也认为,编辑不是出版的核心内涵,参见前引胡国祥文。但在出版法中,编辑加工是出版的必备环节。如《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3号)第25条规定,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保障出版物刊载的内容符合本条例的规定。因此,著作权法与出版法中的出版概念,并不相同。

3(1)该三大矛盾自《条例(1991)》对出版进行界定后,即存在于《著作权法(1990)》之中并延续至今,但学术界未注意到该三大矛盾。由此说明,我国学界对著作权法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关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思考 篇7

在我国9000多种期刊中, 学术期刊占据了半壁江山, 但数量多并不意味着影响大、效益高。目前学术期刊的印数一般在1000份至2000份之间徘徊, 除了一些学术影响大、社会地位高的如中国社科院及社科院各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 (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研究》、《哲学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学评论》等) 发行量较大外, 有一半以上的刊物发行量在几百份左右, 订户多为图书馆、资料室等单位订户, 个人订户极少。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学术性网站及大型数据库已经成为大型图书馆订购的对象, 一些小型图书馆、资料室也出现了联合订购数据库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 学术期刊的发行量不仅很难增加, 而且将呈逐年减少的趋势, 学术期刊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如何可想而知。

经济拮据、办刊经费紧张致使人才流失、编辑知识老化、工作环境恶劣等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学术期刊面对困境, 不顾刊物质量大量扩版以收取版面费, 为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学术泡沫起到助推作用。而千刊一面、风格老套、板式陈旧、内容空泛则成为学术期刊的痼疾。近年来, 一些有识之士呼吁, 应加大对学术期刊的投资、加强学术期刊国际间的交流、苦练内功、提高刊物质量, 走出体制束缚的制约, 实现学术期刊的跨越式发展, 但这些措施实施的效果甚微。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与网络时代的到来, 为学术期刊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数字出版“打破时空局限, 发布时间瞬息性、储藏空间无限、学术研讨互动性强、运营成本低廉”的特征使传统期刊的出版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学术期刊的飞跃式发展, 实现传统媒体与数字媒体的互动与结合是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趋势。

2 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现状分析及评价

我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起步, 发展速度很快, 但令人遗憾的是, 人们在肯定期刊数字化重要性的同时, 却没有付诸太多的实际行动, 或不知道该从何做起, 期刊数字化更多的是停留在概念和口号上。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出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2.1 由学术期刊主办单位自办具有自主版权的专业网站期刊

由于大多数期刊编辑部的资金及人力有限, 以及对网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这类网站一般内容简单匮乏且更新速度慢或基本上不更新, 如笔者近期上某著名大学学报的网站, 其内容都还是2006年的。网站内容主要是期刊介绍、编辑部简介、投稿须知、近期刊物的目次等。也有部分办的相对较好的学术期刊网站提供过刊的部分内容查询, 如《出版科学》、《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的网站上可以下载到全文;也有些网站可以查询到稿件的处理情况等, 如《科技管理研究》隔一段时间会在网站上挂出退稿及用稿的情况。但总体而言, 学术期刊网站所起的作用多是期刊的宣传窗口, 缺乏个性化服务。其实除此之外, 学术期刊还可通过自办的网站实现编辑部及编辑流程的网络化管理与自动化管理, 从根本上提高期刊的生产和管理水平、规范生产流程, 使稿件管理自动化和网络化, 缩短稿件的处理周期, 拉近作者、编者、审稿专家的距离, 使期刊获得良好的声誉而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但目前大多数编辑部因认识不足都没能很好的开展这方面工作。

2.2 由学术期刊提供内容, 权威数据库机构建立的综合性期刊网站

近年来, 我国集中式、大规模的学术期刊上网工作发展非常迅速, 目前国内比较大的一些数据库有: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字化期刊数据库、维普全文数据库、中国财经报刊数据库、国研网数据库、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人大复印资料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内容涉及数理科学、化学化工、能源与材料、工业技术、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治和法律、教育和社会科学、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等等。到目前为止, 中国期刊网收录7626种, 万方数字化期刊群收录5058种,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9000余种。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目前更多的是通过各种期刊网在网上的各种数据库中查找资料, 对数字资源的依赖日益加深, 通过纸介质期刊查寻资料的情形已经大大减少。据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 2006年我国互联网的期刊收入达到5亿元。

2.3 除以上两种主要形式外, 也有一些学术期刊开始尝试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发行

例如, 沈阳药科大学主办的网络版《中国药剂学杂志》、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网络版等, 2006 年,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也开始了网络版 (预印本) 的运作, 使出版周期提前了3~6个月, 大大缩短了论文出版周期, 使作者能够及时行使其作品的“首发权”, 广大读者也能更快地获取北京大学最新的科研信息。这些仅在网络上出版的学术期刊虽然已创办几年了, 在创办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解决了许多问题, 但是仍存在着影响期刊持续发展的因素, 需要主管部门从政策上给予支持。

2.4 评价

这三种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出版方式各有利弊, 严格来讲, 前两种形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出版, 而是印刷版的重复, 是印刷期刊通过网络提供服务的一种形式。期刊通过加入网络数据库的方式上网虽然节省了自建网站的成本, 但因数据库厂商需要对编辑部提供的原始数据进行加工而使得网络版期刊时效性降低, 每期期刊全文上网都有一定的时间延迟, 数字出版即时发表的优势荡然无存。有学者对期刊的到馆时间与权威性期刊网站最新一期进行比较, 发现“万方数字化期刊”的期平均时滞为2.9个月, “中国期刊网”为3.6个月, “维普全文数据库”为4.1个月。这说明其作用更多的表现在:扩大期刊文献的传播范围、提高文献利用率和便于读者检索,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提高我国学术期刊的出版效率, 缩短出版时滞, 推动期刊国际化进程等问题。

对于后一种形式的数字出版, 由于它只是一种网络或通讯信息产品, 与传统期刊相比没有正式刊号, 而且人们目前在观念上对其并没有真正认可, 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在评聘职称、核算工作量等进行学术评价时不予认可, 因而发展前途并不是很明朗。

3 促进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发展的对策选择

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出版在我国的发展相对较好, 但真正占据网络期刊出版平台统治地位的却并非传统期刊社, 而是三家科技公司——清华同方、北大方正、重庆维普, 作为内容提供商的传统出版机构, 大多仍处于观望状态, 或者认为, 将内容提供给这些技术发展商就万事大吉, 不需要再谋求其它发展。安于现状, 缺乏长远办刊的思想和创新思想, 是妨碍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3.1 政府部门要及时进行规划引导, 给予政策支持

学术期刊在实现数字出版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如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问题、初期的资金投入问题、人才的聘用与培养问题、解决网络收费等技术问题等等。目前, 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成立了数字报业实验室, 既解决了重复建设盲目投入问题, 又为报业数字化建设起到了引领作用。建议将这种做法引入到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建设之中。此外, 数字化建设需要一定的投入, 而学术期刊的经济实力普遍较弱, 依靠期刊自发进行数字化有一定难度, 因此, 希望政府部门从期刊社的实际情况出发, 致力于有利于期刊社发展的建设。

3.2 实现学术期刊的网上出版

作为网络媒体, 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广、阅读率高, 同时互动性、参与性强, 能够随时掌握读者的阅读倾向, 比如哪篇文章好, 哪篇文章的下载率高, 编辑能做到一目了然。而且网络出版缩短了出版时滞, 为科研论文的快速发表创造了条件, 但目前人们对学术期刊的网上出版还存在一个认知过程, 如大多数学术期刊的作者还是倾向于在纸质期刊上发表论文, 认为只有发表在纸质刊物上才能算作是科研成果, 而不看重发表在网上的文章, 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学术机构在职称评定、计算科研工作量的完成时都不认可这类成果。因此笔者认为, 新闻出版总署应在条件成熟时, 在适当的时间发文公布一批网上出版学术期刊, 使其由纸介读物转变为网上出版物, 并且文件应明确规定这些刊物的学术评价标准等同于纸介读物, 如此将极大的改善目前这种情况, 广大的科研工作者、教师以及研究生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 有选择地在印刷版或网络版上发表文章。假如全国数千家学术期刊都能实现网上出版, 每年仅节省的纸张就很可观。

3.3 学术期刊应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正确处理好纸质版与网络版的比例关系

随着网络空间的拓展, 网站所提供的内容必须是读者所关心和需要的。用户登录期刊网的主要目的是查找资料, 了解期刊的内容, 因此, 期刊的全文上网是大势所趋, 但毋庸置疑的是, 期刊全文上网必将对纸质版的发行产生冲击。要处理好这一矛盾, 期刊社网站的建设就应掌握好分寸, 从期刊的客观实际出发, 把两者的比例调整到最佳, 如一些期刊将适合于网络传播的部分从刊物中选出放在网上, 以吸引读者的注意与兴趣, 并引导其购买纸质版进行深入阅读。

3.4 学术期刊应积极规划网站建设, 投资网络出版

吸引力是网站的生命源泉, 网站需要不断地创新与更新, 需要个性鲜明的招牌栏目来支撑, 需要给网民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 需要与读者产生交互、产生共鸣。网站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技术工作, 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并不是简单地将纸质书原封不动地放在网上就万事大吉, 而要按照网络的特性对期刊内容进行深加工, 加上相关知识链接和背景知识的介绍, 从而使期刊增值。在网站建好之后还要不断的进行更新与维护, 上传新内容, 让读者了解学术期刊的新动向, 同时还要及时回应读者。

摘要：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与网络时代的到来, 为学术期刊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目前学术期刊以自办网站、加入权威数据库、实现学术期刊的网络发行等方式涉及数字出版。学术期刊在实现数字出版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政府部门要及时进行规划引导, 给予政策支持, 期刊社也要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从多方面进行努力。

关键词：数字出版,学术期刊,数据库,期刊网站

参考文献

[1]王会.网络出版是学术期刊最终选择[N].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7-05-29 (11) .

[2]汤菲.论学报出版资源优化配置的路径选择[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7 (4) :43-46.

[3]汤菲.论网络出版与传统出版的互动[J].出版科学, 2006 (3) :55-58.

[4]蒋海鸥.传统出版社:数字出版的困境与思索[J].出版广角, 2007 (7) :17-18.

浅析专业学术出版的数字化 篇8

学术研究的个性和创新性对内容的集成要求非常高, 对各学科领域的研究历史、现状的了解和相关的文献掌握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数字化就为这种集成提供了技术背景。学术出版读者群小, 发行量不大, 不像大众出版, 发行数量大, 在传统出版背景下, 造成了一部分学术图书或期刊不能让每个研究者都占有, 影响了后来的学者的资料收集和研究进展。数字化出版就是将大量的学术资料集成化、整合化, 便于学者的检索、查阅和利用。随着人民阅读习惯的改变, 数字化必将是出版产业发展的前景。

一、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背景

1. 国际背景。

数字出版源于西方发达国家, 上世纪末英美国家的出版商就在积极开发在线数据平台, 并在出版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对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像Read Elsevi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Thomson Ga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等。国外出版企业经历了充分的市场竞争, 产业集中度较高, 完成了数字出版的内容整合, 进入到了商业整合阶段, 而学术专业出版在西方是出版产业中盈利率最高的部分。2007年, Read Elsevier、Thomson Gale等几家兼具学术专业出版及教育出版功能的国际出版集团, 为了提高整体的集团利润率, 纷纷将教育出版分支进行抛售, 专注做学术出版。

2. 国内背景。

近几年, 受西方数字出版产业的影响, 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逐渐形成和发展。传统出版社开始涉足数字出版, 成为数字出版的内容提供商;以北大方正、汉王科技等为代表的技术服务商, 以其不断的科技创新和阅读终端开发为数字出版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盛大、百度、新浪等也参与到这一领域, 为数字出版提供了各具特色的互联网发布平台。同时, 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各领域的快速发展, 国家政策予以了很大的支持,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等, 以推进数字出版产业的纵深发展, 为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我国现有的学术出版模式

1. 以中国知网、北大方正、超星数字图书馆为代表的, 出版模式相对正规, 这些也是学术研究者主要使用的电子资源。

中国知网主营出版学术期刊、优秀硕博士论文数据、全国重要会议论文数据和重要报纸数据库等, 北大方正阿帕比与超星提供的是数字图书馆的内容和技术服务, 读者下载安装他们提供的数字阅读器, 以实现学术文献的阅读和利用。他们的共同点是联合全国各大纸质期刊、图书出版社等学术内容提供者, 将这些学术内容进行数字化转换, 以特定的数字阅读手段实现学术文献和资料的出版和共享。优点是学术内容丰富海量、更新快、检索处理也很便捷;缺点在于其营销对象侧重于高校和图书馆, 以包库的形式打包销售, 对个人用户来说收费较贵。

2. 以新浪爱问、百度文库、豆丁网、道客巴巴为代表的学术资料共享的服务平台商。

这类平台源于人们在互联网上对知识的分享需求, 上传者上传资料获得网站相应的积分, 再利用这些积分下载其他人上传的资料, 也可以付费购买, 收费也不贵, 实现学术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优点是信息量大、知识得到了最大化的使用, 缺点是侵权风险大, 内容繁杂, 良莠不齐。

三、我国数字化学术出版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学者和学术出版社的数字化意识不够强。

在信息化日新月异的时代, 网络成为主要的传播途径, 研究者和各大学术专业出版社是数字化出版的内容提供者。但是, 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固守在传统的出版模式下, 没能跟上大众出版的数字化进度。造成这种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研究者多对新技术新手段了解不够, 还没有体会到数字阅读和使用的便捷之处;二是出版社对数字技术采用不够, 也没能建立起专业的数字出版平台, 大多还是和一些技术服务商和平台提供商合作。

2. 数字内容多是纸质版的电子化, 页面创新不够。

现下, 所有的学术数字化出版物大多是先出版纸质版, 然后将纸质版转换成电子版出版, 其内容、排版等没有特色, 阅读体验也不够舒适。在大众出版领域, 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像唐茶字节社和豆瓣阅读等, 阅读体验相对较好。

3. 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 与常用软件的兼容性不够。

无论是专著还是期刊, 在上网格式和终端阅读格式均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像万方、中国知网、北大阿帕比等都有自己的标准。万方使用国际通用的浏览器浏览页面, 知网等则采用自己开发的软件实现学术资料的浏览。阅读格式有PDF、CAJ、DOC等多种, 使用者往往要下载安装各种阅读软件以实现对资料的阅读, 在复制文本至文档的时候还有缺失、不准确的现象, 不便于对资料的使用, 不利于学术资源的传播、共享和有效整合。

4. 版权保护有待加强。

上面我们提到的第一种出版模式, 在版权保护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但是在第二种模式下, 作者或版权人利益就很容易受到侵害, 这就要求平台服务商加强版权意识, 在接受上传者提供的学术资料时要严格把关, 防止侵权现象的出现。同时, 内容提供者也要有保护其成果的网络版权意识。

四、我国数字化学术出版的发展方向

1. 出版模式的多样化。未来的学术出版模式应该探索出更好的、更便于读者的出版模式, 弥补现今出版模式的缺憾, 实现多样化、人性化。

2. 技术手段的统一化。依赖于科技的进步和行业的规范, 使得读者拥有更丰富的阅读体验和更便捷化的使用手段。

3. 内容高度集成化, 检索更加快速和便捷。学科的进步, 必将带来学术的细化, 这也要求学术出版内容更集约, 检索手段更快速和准确, 在海量的学术资源中撷取读者需要的内容。

4. 版权保护的政策更加完善, 版权保护意识更强, 使得我们的学术环境更好, 合法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

摘要：随着数字化的发展, 出版产业中的学术出版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数字化学术出版模式也处在探索阶段, 现阶段其发展存在不足和缺陷。文章从产业背景出发, 论述学术出版的数字化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作者对未来学术出版的期许。

关键词：专业学术出版,数字化,出版模式

参考文献

[1]周蔚华.六条路通向学术出版数字化.中国新闻出版网 (www.chinaxwcb.com) .

[2]周澍.国内数字出版产业研究的检视与反思.浙江社会科学, 2013 (3) .

学术著作出版的边界 篇9

一、学术期刊在出版过程中学术不端的体现

(一) 一稿多投现象

很多知名学术期刊都明确规定不能一稿多投, 但是因为大多作者很多为了评职称或顺利毕业急功近利无视这个规定。因此, 很多作者将一篇文章发给多达十几家编辑部的地址。群发投稿是极不尊重编辑工作的, 有的作者在投稿某刊后, 受到该刊审稿周期的影响擅自改投其他刊物。如果其中有一个期刊录用还好, 但同时两个期刊都将会录用稿件。作者权衡再三会考虑各种因素选一家刊登, 这会造成另外一家编辑部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更有甚者, 有的作者故意一稿多发, 所投刊物时间和发表时间接近, 这样不仅愚弄了两家学术期刊还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两篇同样的文章发表在不同刊物被他人检举或相关部门发现, 造成编辑部无效劳动和学术资源的浪费。

(二) 署名混乱的现象

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创作论文的主要研究者, 而通讯作者是负责与期刊和外界联系的人, 一般是论文课题的领导人, 在理论上或技术上对作者进行具体指导。在多数情况刊的品牌相悖, 拉低整本期刊的质量。因此, 有些学术期刊的主编或负责人会越过匿名评审环节或三审制流程, 直接录用没有达到学术期刊标准的论文。这就让读者和专业学者质疑学术期刊的整体水准和品质。

(四) 利益冲突的集中地

学术期刊作为广大高校老师和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 不仅面临伦理道德失范的情况还是利益冲突表现的集中地带。学术期刊作为高校师生及教师晋升职称的发文平台和申报项目成果的主要园地, 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利益冲突表现在与个人关系上、经济上、学术上或宗教上的, 如编辑、作者及审稿专家等之间的冲突, 有些学者会基于研究资助方的利益而发表不客观的研究结果, 也有些学者会为保障学术利益而不将其核心研究成果发表见刊。学术期刊论文发表中的利益冲突只能界定为一种“预条件”。一般来说, 论文作者的利益冲突最为突出和受人关注。

二、应对学术不端现象的措施

我们编辑部通常的做法是给所有投稿作者回复并提醒勿一稿多投。相对于电子稿件的统一回复, 编辑主动与作者沟通并郑重提醒会让作者能慎重对待一稿多投。编辑与作者电话联系并保证及时将稿件情况、反馈意见告知作者。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是让来稿作者提交“稿件专投承诺书”, 要求作者投稿时附单位证明并注明稿件无一稿多投。针对此现象, 我们会联系作者并仔细询问他们是否是论文合作者, 有些是属于项目研究过程中贡献不同的作者而加上署名;有些则只是为了搞好关系而署名。对于这些搭车行为我们会强制去掉无关的作者。所以, 鉴于此, 我们学术期刊编辑部要求作者在写作初期就签字保证署名或署名的排序的公正性, 以防止不当署名。还可以设立一些专栏, 可以和网络结合以最快的速度反馈给读者和作者, 让作者和读者进行自由交流, 使学术论文的挑选处于一个公开公平的流程。鉴于学术期刊中编辑、审稿专家及作者的特殊关系, 应当签署一份声明, 说明不存在利益冲突。也就是说, 作者、编辑、审稿专家要承认自己有利益冲突并告知, 这有利于三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且责任明晰。如果发现存在利益冲突而当事人又未声明, 则会被认为有失诚信, 甚至被认为是不端行为。

摘要：在当下, 学术期刊也受到快餐文化的影响, 学术不端的现象屡见不鲜, 所以决定了我们建立完善的伦理道理体制的重要性。学术期刊出版过程中学术不端的现象有一稿多投、署名混乱等现象, 那对此学术期刊编辑部也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同时, 学术期刊的学术不端也对编辑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使编辑能在出版工作中立足和做好本职工作, 不会迷失方向。

关键词：学术不端,伦理道德,编辑素质

参考文献

[1]周海忠.出版伦理缺失之痛[J].出版参考, 2009 (9) :1.

[2]蒋志臻.新形势下出版伦理的失范与规范[J].中国出版, 2012 (23) :58-60.

[3]陈文瑛.编辑的追求与出版物品质的关系[J].出版发行研究, 2013 (10) :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