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著作

历史著作（通用4篇）

历史著作 篇1

1562年至1594年“宗教战争”对法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宗教战争使国内经济濒于破产, 一片混乱。美国的金和银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流入法国以后, 使法币贬值, 通货膨胀, 工资与物价竞相上涨。而天主教会在这混乱的局势下却保有它自己的权利与威信。天主教作为封建制度的代表, 其教义、教阶制度、繁杂的礼仪都阻碍着当时社会的发展。马丁·路德的新教在欧洲广泛传播。在法国又兴起加尔文新教。

法国的新教徒“胡格诺”派, 在来自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号召及领导下, 不再是一个弱小无助的团体, 而成为反抗教会集权统治的重要力量。加尔文 (1509-1564) 生活在人文主义广为流传的时代, 也深受其影响。1563年发表《基督教原理》, 在书中他抨击罗马教廷的腐败, 主张废弃天主教的繁琐礼仪, 取消偶像崇拜等陋规, 代之以简化、纯净的教会。他的教义的根本是否定罗马教廷的地位。

长篇历史小说《玛尔戈王后》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杰作之一。如果把简短的“尾声”除外, 《玛尔戈王后》的故事始于一五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纳瓦尔的亨利和玛格丽特公主成婚, 终于一五七四年五月三十日查理九世驾崩, 时间跨度还不到两年。然而在漫长的宗教战争中, 这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片段。其间包括两件大事:圣巴托罗缪惨案和纳瓦尔国王亨利潜逃。前者是宗教战争中最严重的流血事件。后者则关系到战争的全局, 因为惨案在南部和西南部已经激起如火如荼的反叛, 亟待纳瓦尔的亨利去领导。《玛尔戈王后》的故事情节, 就是紧扣这两件大事展开的。

《玛尔戈王后》是一部与历史的框架贴合得比较紧密、历史依据比较坚实的作品。作为历史小说家, 在这部小说里, 历史依据比较坚实, 历史内涵比较丰富。但是, 创作历史小说, 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不但少不了对情节的虚构, 也允许对某些次要事件和人物加以适当的变动, 以期达到更好的艺术表现效果, 以下本人就自己发现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作品中不符合史实的地方给以指正。

一

在书的一开始, 就为读者们准备了一场盛大辉煌的婚礼。“宫廷里正在欢庆的, 是已故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德·卢瓦卢夫人和纳瓦尔国王亨利·德·波旁的婚礼。这天早晨, 波旁主教已在巴黎圣母院门前现搭的台子上为这对新人行过了法国公主成婚时照例要举行的仪式。”

而在历史上, 纳瓦尔的亨利的母亲阿尔伯特来到布卢瓦准备那场为促进天主教和新教团结的联姻。她坚持枢机主教查理·波旁 (Charles de Bourbon) 要以亲王身份而不以教士身份主持这项婚礼, 地点应选择教堂以外的地方, 同时亨利不可陪同他的妻子进入教堂, 凯瑟琳最后同意了。8月18日, 婚礼在未得教宗特准的情况下仍照原定计划举行。亨利陪着他的新婚夫人到巴黎圣母院 (Notre Dame) 的门口, 自己并未进去。巴黎仍不值得他做弥撒。但是书里面的描写可以再现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奢华, 为后文打下了基础。

二

在书的第三章里面纳瓦尔的亨利即将召来的绅士时, 他对查理九世这样说道:“陛下, 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只记得其中的一个, 叫拉莫尔, 是泰利尼推荐给我的。据泰利尼说, 是个完美无缺的人……”这是拉莫尔第一次在书中出现, 作为纳瓦尔国王的一方。而科科纳则是在两人相遇后, 在双方的谈话中提到了自己的身份, “给我的命令是很明确的:尽快到达巴黎;一到巴黎, 立即与吉斯伯爵取得联系。”

但是在真实生活中, 拉莫尔同科科纳一样, 都是阿朗松公爵的属下。作者根据自己的艺术构思, 为了塑造出两个“不打不相识”的莫逆之交, 把初到巴黎的拉莫尔和科科纳分别改为纳瓦尔国王和吉斯公爵的属下。这样使二人的友谊有了更深的内涵。即使是身为不同教派的敌人, 最后也成为互相的知己。以此构思, 能够体现两人崇高的品质。

三

查理九世死在1574年5月30日, 安茹公爵赶回巴黎在同年7月18日夜间, 而纳瓦尔的亨利逃出巴黎在1576年2月4日。作者差不多把这三件事集中在同一时刻:查理九世任命纳瓦尔的亨利摄政以后刚刚驾崩, 亨利三世即从波兰赶回继承王位, 纳瓦尔的亨利连忙趁乱而逃。这就造成了历史的混乱。但是却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使人物更为鲜明, 故事更加集中, 结尾更富戏剧性。

亚历山大·仲马的历史叙述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极富争议却又充满吸引力的历史世界。他对历史的独特建构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建构偏离的倾向, 最能体现大仲马独特的文学特质。尽管新历史主义为历史书写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历史对于文学的限制减少。但是就最终指向的史学目标而言, 历史叙事小说并不能为历史学家所认可。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也不例外。新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小说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事实可以如此的虚构。然而历史赋予文学的使命是庄严肃穆的, 即使是虚构的历史也应当具有这样的基调。大仲马在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设置时, 在意识蕴涵的层面上, 并不能为文学家所认可。所以, 对建构历史的历史主体中心的偏离是他在文学上遭受非议的原因之一。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与历史学定义的历史之间总存在着偏离历史中心的离心力, 而通俗的历史叙事小说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总是面向读者与观众, 在偏离历史中心的同时而融合更容易为通俗大众所接受的叙事与创作手法。因此, 更易于获得读者与观众的认可。在阅读了这样一本历史题材的小说后, 也得出这样的启示:历史题材的小说适合我们从中挖掘乐趣, 丰满历史人物, 但不能全然依赖里面的内容, 真实的历史还需要史料史实的验证。文学创作可以借由这样或那样的虚构描述吸引读者, 真实的历史则需要我们的考证, 得出正确的结论后方可信任。

摘要：《:玛尔戈王后》是一部与历史的框架贴合得比较紧密、历史依据比较坚实的作品。但是, 小说中有一些情节进行了虚构, 以期达到更好的艺术表现效果, 以下本人就自己发现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作品中不符合史实的地方进行考证, 以及指正。

关键词：《玛尔戈皇后》,真实历史,虚构文艺

参考文献

[1][美]威尔杜兰著:《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时代》第259页, 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2][法]大仲马著, 张英伦, 向奎观译:《玛尔戈王后》第2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历史著作 篇2

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中国大历史》第十四章：明朝：一个内向而非竞争性的国家——高度中央集权)

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与愿望.......(《中国大历史》第十七章：18：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历史著作 篇3

一、网络对传统著作权保护下的利益格局的冲击

网络的兴起和发展, 使作品的复制、流通变得迅捷、简易、难以控制, 给传统著作权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关于复制

作品载体的改变使成本低廉的复制变为可能。网络环境下的作品改变了过去的文字、图形等状态, 不再需要有形的物质载体并通过报纸、书籍、电视传统媒介等完成传播, 使原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复制权变得大众化和低成本化, 任何人都可以对作品进行无瑕疵的复制。同时侵权指控成本由于网络的跨地域性和开放性变高, 也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了直接威胁。

2、关于发行、传播

数字技术威胁并削弱了现行的作品发行制度下的利益安排, 增加了未经授权而免费使用版权作品的可能。作品的传统发行制度是著作权人控制作品传播的一个有力途径, 能够有效的实现知识产品的经济收益。在网络环境下, 著作权作品的上传、传播、下载、使用, 很多都是著作权人不可控制的。互联网打破了传统作品的集团式发行渠道的限制, 实现了分散化传播, 严重威胁并削弱了著作权人在现有发行制度下的可得利益, 打破了传统环境下著作权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均衡。

3、关于保护作品完整性

作品传播的交互性影响了作品的完整性, 网络用户自由下载作品后, 部分用户会改动作品后, 重新上传网络。未经著作权人同意改动作品, 威胁了著作权人保持作品完整的权利, 使作品使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 网络环境下使用的合理性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二、网络对合理使用制度构成要件的挑战

合理使用制度的根本出发点是通过对著作权人权利的限制, 在不损害著作权人利益的前提下, 实现作品最大利用率, 以促进整个社会信息资源的丰富和文化的发展。然而, 网络环境下作品传播的低廉成本和迅捷速度, 使使用者自由获得作品的可能更大、成本更低, 使用者一方效益的增加是以著作权人效益的减少为代价的。有学者甚至认为, 在网络时代, 数字技术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版权合理使用制度。

合理使用制度肇始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 在美国, 合理使用从普通法原则演变为成文法规则经历了135年的漫长过程。美国1976年版权法将普通法中的合理使用原则法典化, 其107条规定:“在任何特定情形下, 确定这种使用是否是合理使用, 考虑的因素应当包括;1、使用的目的和性质, 包括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或者是为了非营利的教育目的;2、享有版权的作品性质;3、与享有版权的作品整体相比所使用部分的数量和实质性;4、使用对想用版权的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作为原则存在的美国合理使用构成要件学说在数字时代受到严重挑战:

(1) 第一要素——“使用的目的与性质”, 网络环境下的某些传播行为本身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同样造成了权利人的损失, 甚至比传统环境下更大, 例如论坛中对他人作品的引用;

(2) 第二要素——“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性质”, 如果有著作权作品先前还未发表, 则将其数字化, 这条标准就不是判断是否合理使用的标准了, 因为, 该行为是对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3) 第三要素——同整个著作权作品相比所使用的部分的数量和质量, 在网络环境下, 随着大量的作品被合法或者非法的上载到互联网, 引用甚至篡改他人作品的变得更为容易、迅捷, 成本更为低廉, 而对使用作品的量就很难加以确定;

(4) 第四要素——“使用对有著作权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 对于一些非商业性的内容和作品就很难使用市场价值予以界定, 而且网络使用中凭借网络传递的快捷, 往往难以计算损害的潜在的价值和影响。

显然, 传统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制度无法再实现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均衡。

三、网络环境下一些国家和组织的制度变化

“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产生出来”, 为了适应网络技术的发展, 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各国法律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1996年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WCT)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 (WPPT) 掀开了世界范围内修订适应网络技术的著作权法的序幕。修订的内容主要是包括两个部分:1、在著作权的权能中增设了“信息网络传播权”;2、承认技术保护措施的合法性, 允许著作权人为自己的作品增加技术保护措施, 并禁止作品使用者规避这些措施。

美国于1995年的公布《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强调保持使用者与权利人利益的平衡, 既保证使用者得到最广泛多样的信息, 又保护权利人在信息网络上的合法权利和商业预期。此后, 美国又在此基础上做出与互联网有关的版权保护制度的多次修改。《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规定:未经允许在网上下载音乐、电影、游戏、软件等为非法;如粘贴或下载受保护的资料, 都要付费。目前美国第一大视频网站You Tube和环球唱片、华纳音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已达成内容授权及保护协议。美国有相当严格的法律保护网络版权。

日本则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条约于1997年6月10日和1999年6月15日两度对其《著作权法》进行了修订, 做出了有关网络环境中版权保护的规定。这两次修订使日本著作权法基本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条约相一致。

我国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中增加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技术措施权”, 而2006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则对网络环境下与信息传播有关的著作权问题做了专门规定, 其中第6条、第7条中明确规定了网络环境下与信息传播有关的合理使用适用情形和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的合理使用情形。《著作权法》的修订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颁布是我国为适应网络环境, 加强著作权保护所取得的立法成果, 为相关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起了积极的指导意义。

完善我国合理使用制度, 需要规定一个标准, 使人们具有足够的识别能力去对法律明文列举的情况以外的行为的性质做判断、评估。因此, 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方向, 应当兼具规则主义的确定性和因素主义的灵活性。笔者认为可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中加上原则性的判断标准, 将使用者的主观是否有过错、使用作品的性质、使用作品的用途、著作权人是否受到实际损害等判断标准因素涵盖在内。

四、结语

著作权的目的是在著作权人私益和社会公益之间找到一种动态平衡, 其实现需要科学性以及合理性。“尽管在私有权利与享有信息的公共利益之间建立一种可操作性的平衡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努力, 知识产权却肯定会幸存于数字时代政策制定者和各方参加者得共同合作, 以保证版权法所体现的重要的公共目的在数字环境下得以继续实现。”面临新的情况、新的问题, 对著作权限制和反限制制度的研究都应当继续进行。

摘要：合理使用著作权限制制度存在界定模糊、容易被滥用以及滞后性的缺陷, 网络对传统著作权带来的挑战使这些缺陷更为凸显。为避免著作权人负担过重义务, 著作权的反限制制度势在必行。

关键词：著作权,著作权反限制,合理使用

参考文献

[1]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1]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历史著作 篇4

检察院指控, 《冒险岛》是经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审批同意引进的互联网游戏出版物, 某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系该游戏出版物中国大陆独家代理运营商。自2007年起, 被告人张某未经许可, 同被告人黄某一起, 制作了该游戏的外挂程序, 并将之命名为“CS辅助”予以销售。该外挂程序以内存挂钩方式入侵《冒险岛》网络游戏客户端程序, 通过改变部分数据的数值、参数, 加强游戏功能。后被告人张某以月卡、周卡的形式将“CS辅助”外挂程序交被告人梁某总代理销售, 其本人和黄某负责继续对外挂程序进行修改, 以应对《冒险岛》游戏的技术更新。梁某销售金额为人民币156万余元。被告人阮某、刘某明知“CS辅助”系外挂程序, 仍自梁某处购买, 并在其开设的淘宝网网店中通过广告对外销售。其中阮某销售金额为47万余元;刘某销售为36万余元。公诉机关认为, 上述五被告人以盈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其计算机软件, 情节特别严重,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对五名被告人都应当在刑法规定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幅度内量刑, 并处罚金。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冒险岛》网络游戏, 经由我国国内企业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经我国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运营和网络出版, 该网络游戏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应受我国法律保护。被告人张某与黄某未经权利人许可, 共同研发、制作该游戏软件的外挂程序, 是共同复制游戏软件客户端程序的行为。张某又与梁某合谋分工, 由张某提供外挂, 梁某作为销售总代理负责销售。其互相明知, 分工明确, 符合共同犯罪的特质。三被告人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共同复制发行《冒险岛》网络游戏软件客户端程序, 且非法经营数额巨大, 情节特别严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 (一) 项之规定,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法院同时认为:被告人阮某、刘某以营利为目的, 明知《冒险岛》外挂程序侵犯游戏软件著作权人权利, 仍然大量购进并销售。两被告人明知是侵权复制品而予以销售, 且销售金额、未销售金额的侵权复制品货值金额超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追诉标准, 其行为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辩护人关于阮某行为性质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就提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判决:张某、黄某、梁某三人犯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年、三年六个月并分别处以罚金;阮某、刘某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分别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

一审宣判后, 各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上诉, 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

三、本案争议焦点

被告人阮某、刘某的行为是否符合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性质如何认定?

四、评析

笔者作为辩护律师之一, 为第四被告人阮某提供辩护, 全程参与了该案的审理。笔者认为,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认定阮某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具体分析理由如下:

(一) 侵犯著作权罪和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法律规定及区别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 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一)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

本案中公诉机关就是依据该规定对几被告人提出的指控, 要求以侵犯著作权罪对其定罪量刑。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以营利为目的, 销售明知是本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两者的区别。

从上述文字表述来看, 侵犯著作权罪中规定的行为方式是“复制发行”,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规定的行为方式是“销售”。实践中的大多数案件, 这两种罪之间存在共同犯罪关系, 行为人进行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了犯罪行为, 如果行为人单纯实施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为, 而不发行销售, 并不能实现行为人营利的目的, 只有将这些侵权复制品推向社会进行销售, 才能实现其获利目的。现实中, 侵权行为人为降低犯罪成本或规避风险, 一般会寻找“合作者”销售以实现营利目的, 这就把属于同一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割裂为两种行为, 而分裂后行为都不完全符合原本的犯罪构成, 立法者只好将销行为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单独定罪。

(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必须具备如下要件

第一, 主观上出于直接故意, 并且以营利为目的。

第二, 客观上必须实施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著作权人的计算机软件的行为, 并且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

本案证据显示被告人阮某的犯罪行为是向总代理梁某购买“冒险岛CS辅助”, 然后在淘宝网网店上对外销售, 该冒险岛CS辅助系未经授权的外挂程序, 属于侵权复制品, 其制作者为张某和黄某。可见, 被告人阮某只是出于赚钱的目的在淘宝网上销售CS辅助卡, 但其既主观上没有复制发行或参与复制发行侵权的CS辅助的意图, 客观上也没有实施复制发行侵权的CS辅助的行为。被告人阮某的行为不符合侵犯著作权罪的法定必备构成要件。

(三) 阮某的行为应认定为销售行为而非复制发行行为

实践中怎样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 (一) 项中规定的“复制发行”·刑法本身没有明确规定, 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有规定。

笔者认为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发行”与《著作权法》中的“发行”含义是不相同的, 侵犯著作权罪的销售式“发行”应仅指侵权复制品的首次销售。理由为:第一, 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中只有发行权而未出现销售权, 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既出现发行行为, 又出现销售行为, 因此《著作权法》等“发行”中包含所有销售行为, 而《刑法》中的“发行”仅指首次销售行为, “销售”是指二次销售或多次销售行为。第二, 《刑法》对调整侵犯著作权行为规定了两个罪名, 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侵犯著作权罪, 紧接其后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从立法意图看两罪应是互不交叉各自调整不同的行为, 且前后衔接,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是侵犯著作权罪的下游犯罪。故如果发行已涵盖所有销售行为, 则刑法立法时就没必要另外制定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本案证据显示被告人阮某的行为属于二次销售或多次销售, 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 (一) 中的复制发行行为, 因此阮某的行为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法院最终采纳了笔者的辩护意见认定阮某的行为属于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 违反了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据此作出的 (2010) 浦刑初字第3240号刑事判决书也必然是正确的。这给我们的提示是只有正确适用法律, 才能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1]沈志先.法律适用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