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法

著作权法（共12篇）

著作权法 篇1

近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网络得以普及, 并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种背景之下, 文化产品得以以数字形式通过网络而在虚拟世界自由流通, 为消费者所享用。而与此现象相伴而生的则是著作权网络侵权问题。一方面, 网络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版权作品能够通过网络而传输, 从而为更多消费者所享用, 从而提高了文学、艺术创作之社会效益, 亦增加了版权的人收益;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应用于数字媒体传播中, 又使得这些媒体具有无限复印的可能性, 通过在电脑上进行“复制”、“粘贴”操作即可获得一部完整的数字作品, 著作权的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在网络环境中更好地保护著作权, 于是成为了学术界和法律实务界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

(一)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分析

笔者认为:侵犯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之行为的要件与一般侵权行为要件是类似的, 具体包括主体要件、主观要件、行为要件、损害后果和因果联系五个方面。

就其主体要件而言, 行为人有民事行为能力亦决定着其使用、传播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这是因为, “侵权”是法律对民事活动主体之认知能力的评价, 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言, 由于其年龄或智力方面的原因无认知能力或认知能力不全。法律当然不能对认知能力不全的人做出否定性的评价。即在行为人无民事能力的情形下, 行为人所为的发布和传播版权作品的行为都不构成侵权行为。就其主观要件而言, 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之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就其行为要件而言, 要求行为人采取了导致权利人之权利受到损害的行为, 即损害行为。就其后果要件而言, 要求行为人之损害行为造成了版权人合法利益的损失。就其因果联系而言, 则表现为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合乎法律推理的联系。

(二) 当前我国对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

一是著作权法的保护。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 并成为其保护的主要来源。《著作权法》规定, 受该法保护之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美术作品等, 著作权人对其作品, 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 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当然由于该法制定和修改之时数字出版刚刚兴起, 尚未形成规模, 侵权行为发生不多, 因而该法未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问题进行专门的规定。

二是行政法规和规章。我国还存在大量旨在保护知识产权的行政法规和规章, 这些行政法规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解释性行政法规, 即这些法规主要对法律进行解释, 具体包括《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等;其二是创制性行政法规, 具体包括《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其中, 国务院于2006年制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该条例对网络服务者之责任做出更明确的规定。2005年, 国家版权局和信息产业部共同制定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 该条例对互联网中的各类主体做出了详细界定, 规定作品著作权人发现互联网传播的内容侵犯其著作权, 向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或者其委托的其他机构发出通知后, 信息服务提供者或者其委托的其他机构负有删除涉嫌侵权内容的义务。这些法律规范的制定, 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保护作品尤其是网络环境下作品之版权的需要, 因此, 这些法律规范即是著作权得以保护的规范依据。

三是司法解释。在我国,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立法法》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适用法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解释权, 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所做的解释具有完全的效力, 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司法解释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69条的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下称修改草案) 分别于2012年3月和7月公布两稿, 其对现行著作权法做了较大的修改。其中, 修改草案69条即是此次修改的内容之一。该条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 其内容是对当前《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条例中的相关规范的高度概括。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69条制定背景评析

网络传播技术提高了作品的传播效率, 为著作权人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对于著作权保护而言, 网络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其拓展了著作权作品的传播和销售渠道, 促进了著作权作品的广泛传播, 但同时也为侵权行为人实行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电脑用户在电脑前通过鼠标操作即可实现对作品的复印和传播, 这种情况使著作权作品盗版行为在网络环境中日益盛行。

与侵权行为日益严重不相适应的是, 立法上对著作权网络侵权中的网络服务者责任问题所做的规定是不明确的。具体而言,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引入了“避风港规则”, 初步建构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就侵权内容的之责任体系。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链接、存储等服务的, 除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应当知道”链接、存储的内容侵犯他人著作权外, 其不承担侵权责任。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审查义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审查义务规定不明, 即造成了司法实践和社会实践中问题不断。例如, “步升诉百度案”、“百度文库案”等案件涉及的问题即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审查义务。在这种背景下, 为有效解决社会纠纷, 修改草案第69条即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审查义务。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69条之内容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69条是“避风港原则”的具体体现。“避风港规则”主要是用以解决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问题的, 具体是指提供搜索服务提供者, 如其搜索结果向指向的对象侵犯他人著作权, 只要搜索服务提供者对侵权事实不知情, 也没有义务知道, 就不用承担侵权责任。“避风港规则”最初用以解决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后来还拓展适用到解决网络存储、链接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问题。修改草案第69条即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之责任问题:网络服务者不知且不应当知道侵权事实的存在的, 则对其提供搜索、链接、存储的侵权内容不承担侵权责任;当然,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通知时应当断开链接, 否则将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相比, 修改草案第69条最大的变化是其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审查义务。在该草案制定之前,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对链接、存储之内容侵权与否的义务, 而该草案则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 这种规定无疑是具有进步性的。

三、著作权网络侵权规制体系的完善

笔者认为, 修改草案第69条虽然解决了学术界和实务争论不休的网络服务者是否承担审查义务的问题, 但并没有解决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侵权问题。具体而言, 以“百度文库案”为例, 在该案例中, 百度公司为网络用户提供网络存储、下载空间, 即用户可以将作品上传到百度文库中并供他人下载。在网络用户上传的作品中, 有很多是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作品。为此问题, 韩寒、李承鹏、当年明月等知名作家百度公司应当对用户上传的作品进行审查并删除侵权作品, 而百度公司则辩称其在法律上不具有审查的义务, 且在技术上无法对所有用户上传的作品进行审查。修改草案第69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无审查义务, 其解决了上述争议。但笔者认为, 这种规定无疑会放纵著作权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链接、存储的作品无审查义务的话, 将有可能造成盗版作品在网络中盛行。因此, 笔者认为修改草案第69条应当予以修改, 并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引入帮助侵权理论。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69条之修改

笔者认为, 修改草案应当对提供“存储”与提供“搜索”或者“链接”予以区别对待, 对于提供存储的网络服务者则不应当免除其审查义务。这是因为, 整个网络中的信息量巨大, 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搜索指出的对象是否侵权进行审查, 这在技术上是很难做到的。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即在于, 设备对网络中的信息进行扫描后, 有与搜索栏中输入的关键词相匹配的, 则将其作为搜索结果而提供链接。这种情况下, 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确实很难审查搜索指向的所有信息是否具有侵权事实, 因此这些信息就不在该服务商的掌控下。而存储服务提供商则不同, 在提供存储服务中, 存在服务提供者之服务器的信息是有限的, 服务提供者对这些信息进行审查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且由于这些信息存储在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器中, 服务提供者即可以对侵权信息予以删除。因此, 笔者认为, 修改草案应当对“存储”与“搜索”、“链接”予以区别对待, 不免除存储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另外, “避风港原则”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链接、存储的对象是侵权作品的, 其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从字面上理解, “应当知道”则表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有义务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了解其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是否存在侵权情形, 其中即包含了采取审查手段进行了解。从这个角度出发, 要求存储服务提供者承担审查义务既是合理的, 又是可行的。

(二) 帮助侵权理论的引入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链接或存储的作品具有侵权事实的, 法院则适用一般的侵权行为理论, 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形成共同侵权行为, 而网络服务者之行为性质则为“帮助侵权”, 其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帮助侵权”实质上即是将共同侵权理论用以解决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责任问题。笔者认为, 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亦可引入“帮助侵权”理论, 在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链接或存储的作品具有侵权事实, 则认定网络服务者之行为构成“帮助侵权”, 进而判处其承担侵权责任。

摘要：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侵权行为, 由主体、主观、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联系五个方面的要件构成。当前我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规范体系以保护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 包括著作权法、《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都涉及到网络著作权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审查义务, 这些规定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相比更为明确。但不审查原则不妥, 应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69条, 规定网络存储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承担审查义务, 并在司法实践中引进“帮助侵权”理论。

关键词：网络侵权,著作权,避风港原则,网络服务提供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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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 篇2

1、王兴华、张江丽夫妇有一子王钢，2004年，夫妇俩带王钢在红星照相馆拍周岁照。摄影师刘某为王钢照了两张底片，一张连同照片交给王某夫妇，另一张经修饰后洗印放大成20寸照片，陈列在照相馆橱窗中。2005年，刘某将王钢的底片提供给某出版社用以制作儿童挂历，获1000元稿酬。后来，出版社又将王钢的底片提供给本市的某香皂厂，用于一种婴儿香皂的包装。2006年，王某夫妇在市场上发现了挂历，又发现了香皂，于是追寻到红星照相馆，方得知照相馆扣下了一张底片，才发生后面的一系列事件。王某夫妇以王钢法定监护人和代理人身份起诉红星照相馆侵犯著作权。

照相馆辩称，自己与王某夫妇之间是委托拍摄关系，自己已按约定履行了义务，而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如未约定归属则应当归照相馆所有。照相馆将底片提供给出版社，是行使著作权的行为，自己并不构成侵权。至于出版社将底片提供给香皂厂则与己无关。问题：

(1)王钢的照片的著作权应当属于谁?为什么?

(2)照相馆侵犯了王钢什么权利?为什么?

(3)出版社、香皂厂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为什么?

著作权法修改之“三国”演义 篇3

今年3月底，《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刚刚挂上网，便引发了剧烈反响，公众参与热情之高，出人意料。首先吹响战斗集结号的来自于音乐界，高晓松、汪峰、李广平、小柯等著名音乐人立即在微博上对《草案》第46条密集开炮，其后网络作家唐家三少等也随即跟上，对“委托集体管理组织承担版权许可费的收取和分配”一案提出强烈抗议。作者们面对未来自己“有权生，无权养”的“被代表”愤怒情绪如野火般迅速蔓延开去，一时间，整个网络犹如热油锅里滴入了凉水，顿时炸了开来。

据官方公布，从3月31日至5月31日，国家版权局共收到正式回复的意见和建议1600余份，反馈意见之多，超出了预期。正如国家版权局法规司司长王自强所说：“88个条款中只有7个条款没有修改”。

历经3个月的纷争，在一片战火硝烟弥漫中，修改第二稿于7月6日出台。面对高达92%的改动率，几家欢喜几家愁。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中，彻底删除了第一稿中引发音乐人强烈不满的原46条，将集体管理组织延伸性管理的使用范围进行了限制，还删除了第一稿中引发网络盗版争议的内容。第二稿的修改，真正体现出什么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作者和出版者的权益在此次修改方案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而有关读者和公众权益的呼声却低弱了不少。

这次内生的、自发的、开放式的著作权法修定无既有框架，且被寄予构建适应我国发展需求的著作权法律体系的厚望。网络上业界和民间掀起的暴风骤雨似的激烈辩论，其核心直指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如果将出版业中纷繁复杂的关系抽离成三大利益集团：作者、读者、出版者，《著作权法》就是协调这三方的作品创作、传播和消费利益关系链的基本法律，它既要保护作者的创造，又要促进读者的消费，还要维护出版者的利益，更要满足广大公众的智力和文化需求。正如柳斌杰署长所言：《著作权法》修改的难点在各方利益的平衡——既要有利于保护创造，也要有利于促进运用，还要有利于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换言之，《著作权法》就是平衡各个群体利益的机制，所以出现有关著作权法修改的江湖纷争实属正常，立法机关在征求意见后要做的是厘清众多争议背后各利益群体的立法述求，在核心问题上寻找到各种诉求的平衡点。

出版者——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魏集团”

中国内地出版社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省从人民社到少儿社整齐划一的分封制，于20世纪90年代遭遇巨大危机。出版市场的逐渐开放，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过渡进程中，由出版资源不均衡所导致的出版社生存危机开始蔓延。1999年春天，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从此出版业进入了集团化时代。但是，由行政主导的集团化并没有真正解决出版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其后的十多年间，出版集团发展的两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有关优秀选题的争夺战也越来越激烈，其间民营图书公司开始崭露头角。不过，出版社的公有制属性，隶属于国有资产且接受官方直管的先天优势，使其在企业化改革之后依然相对处于食物链的上游，占据优势地位。

这样的优势可以从1991年正式推行的《著作权法》中寻到踪迹，因为众多出版者对2001年修订后的《著作权法》抱有怨言，认为修订后的法律扩大了作者的权利，相对缩小了出版社的权益。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事实上，《著作权法》的第一次修订是针中国对加入世贸的需求和作者群体自主意识的抬头而不得不做的调整。在很多隐性权益上，它给了出版者不少实质上的好处，例如取消对出版社处理作者主动来稿的时间限制，旧《著作权法》40条规定：“作者主动投给图书出版者的稿件，出版者应在6个月内决定是否采用。采用的，应签订合同；不采用的，应及时通知作者。既不通知作者，又不签订合同的，6个月后作者可以要求出版者退还原稿和给予经济补偿。”这样一来，导致出版社在与作者发生纠纷时常常处于劣势地位，略有疏忽就得承担经济补偿责任。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时限，也解除了困扰出版社在处理主动来稿时的种种烦恼。再者，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将图书脱销的证实权给了出版社，也给予出版社拥有版式设计的著作权，让其拥有的专有出版权的内容无须二次获得授权，出版社还可以通过合同约定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权利等。

相对于2001年的修改力度，2010年的《著作权法》修改是基于在WTO有关涉及我国知识产权执法的争端结果，以及配合《物权法》的实施，在局部做了一些微调。从修改内容上来看，仅仅涉及两处：其一，在原有第4条“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添加了“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原有的法令并无问题，但是我国对出版发行实行预先审查制度，这样导致一些内容合法但是没有经过审查或审查不过关的作品出现，这条法令的修改赋予了行政机关事实审批权的合法身份。其二，增加了“著作权出质人和质权人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的条例，这样一来，在发生纠纷时，当事人由于有了登记的初使证据，可以顺利地维权且减少维权成本。可以看出，《著作权法》的第二次修订虽然切口很小，但却进一步加强了官方和出版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强大如“曹魏政权”的出版者集团，也许其最大的敌人并非来源于外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出版阵营内部发生了裂变，网络出版者对传统利益蛋糕的划分方式形成直接威胁，他们凭借自身媒介的巨大优势和不按牌理出牌的竞争手段，让原本遭受民营图书公司冲击的传统出版社更是腹背受敌，压力倍增。这样的现实境况构成了《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背景。Web2.0时代的到来，加速了版权相关问题由传统的“垄断出版”时代向“大众出版”时代的转变。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今年出台的著作权修改草案初稿中赋予网络出版者“合理使用”范围的巨大空间。但是，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读者还来不及为将到来的网络狂欢时代欢呼，就被出版者集团和“作者集团”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责骂声搞到集体失语。当然，早已被捆绑在一条船上的“汉献帝”在颁布的修改草案二稿中不得不将“合理使用”的定义整理了又整理，这才将“民愤”勉强安抚下来。

由此可见，《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订对于出版者而言，其利益的争夺核心集中在集团内部权益的分配问题上。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下，如何明确界定“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边界，才是出版集团内部密切关注的本质问题。相比而言，其他如《著作权登记制度》《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延伸性集体管理》等议案，只是官方试图强化自身力量和扩大经费来源的种种努力，虽然有一定影响，但无法伤及根本，在利益争夺过程中，可以忽略不计。

作者——艰苦创业且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蜀汉集团”

“作者集团”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伟大而光荣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就以群体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诸子百家为了扩大自己言论的影响力，广收门徒，立书著述。在其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著作”成为衡量一人在历史、文学、科技等领域江湖地位的代名词，如果能被冠之以“著作等身”，则奠定了至高无上的大师地位。当然，与现代作者不同的是，古代作者毕生追求的是著作人身权，而非如今锱铢必争的著作财产权。

追溯“作者集团”与其他两大集团之间的争斗，应该是从“版权”概念出现算起。古代作者毕生维护的仅仅是其著作署名权，如果能将自己的学说广泛传播出去，流传于世，甚至不惜为此散尽家财。但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以书籍为载体的科技知识、文艺作品的大范围传播，产生了对作者和书籍印刷发行商利益的保护需求。在古代中国和欧洲都出现过类似的保护措施，不过作为具备普遍约束力的系统行为规范，则是以世界上第一部保护作者权利的法律——1709年英国的《安娜女王法》作为开端，随即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推行开来。1883年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的《伯尔尼公约》将保护著作权设定成国际法律，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我国的《著作权法》的建立始于清朝末年，后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继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方面的法律都处于空白状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着手全面建立知识产权制度，1992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开始正式与国际接轨。

接着聊作者。名作者大多出身卑微，历经磨难却一直胸怀大志。一夜成名的并非没有，但更多的是多年籍籍无名地苦心经营和艰难奋斗。而要成就大师级的伟业，还需有一颗不甘平庸的心，善于观察时势，喜欢结交豪杰，所以刘关张“桃园结义”能成为千古佳话，“三顾茅庐”力邀诸葛加盟也成为永世经典。区别于古代按照学术门派划分的作者群体，现代“作者集团”的形成始于1947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作协的出现，将原有一盘散沙的作者们集中起来，选取出“武林盟主”（全国作协主席）和各派“掌门人”（省作协主席），组织大家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开展文学评论和文艺批评；举行文学评奖，对优秀的创作成果和人才给予表彰和奖励；发现和培养新进人才等。“作者集团”的形成，改变了传统无政府无组织的历史，让作者与出版者和读者之间进行对话时，有了集体的发声。

历次的《著作权法》修改，贯穿始末的都是“作者集团”与出版者集团之间此消彼长的争夺。在日常生活中，两大集团之间经常上演角色转换的“无间道”剧目，如同“曹魏集团”试图高薪挖关羽跳槽，姜维奔蜀等。作者与出版者就像玩跷跷板的孩子，想要共同使力维持平衡状态的“双赢”局面，实属不易。这样的二人游戏，被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仿佛不经意间，网络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而此前流着鼻涕瞪着大眼站在旁边看他们玩得高兴的读者，却成为共同争抢的香饽饽。期间，“作者集团”内部也发生了裂变，以网络写作为代表的新生代作者迅速崛起，传统作者看他们的眼光也从最初的不屑转为惊讶继而变成艳羡。这一群体的出现，导致“作者集团”内部在《著作权法》修改问题上的态度发生变化，与传统作者要求严格限制作品在网络上传播的诉求不同，网络作者在保证基本经济收益和署名权的基础上，对于作品的传播没有过高的要求，甚至对网络点击率和流传速度表示欣喜。

这是一个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年代，哪怕再严谨写作的作家都希望自己振臂一呼，身后能有众多的拥趸。网络的出现，改变的不仅仅是文字流传的载体，它也颠覆了传统出版业的受传关系。网络时代的《著作权法》修改，着眼的不仅仅是协调目前存在的矛盾，还应该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些，给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留有法律解决的空间。

读者——富甲一方持币观望的“东吴集团”

读者，从来都被视为彼此孤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只有在面对某一个具体的策划选题时，才会用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的概念将其进行划分，从早期以年龄、性别的简单分类，到如今加入职业、收入、消费习惯、心理特征等复杂考量。

如果在网上随便搜索一下，可以找到数量繁多且长篇累牍研究出版者和作者权利的文章，但关注读者权利的却少之又少。长期以来，在整个出版链条中，读者作为至关重要的一环与其他环节并列在一起，其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不过，一旦具体谈到读者情况时，出版者和作者就如泄气的皮球——在他们眼中，这一群体是变幻莫测且捉摸不定的存在。有学者给“读者权利”下了这么个定义：“它是读者为了获取知识、了解信息、愉悦身心、促进个性发展所应享有的自由、方便地阅读和利用文献信息资料的权利。”需求自由的欲望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特性，对社会公众的信息获取自由的尊重与保障是《著作权法》立法的目的之一。因此，不难理解《著作权法》在设立保护出版者和作者权利条款之后，接着设立与之相等的条款来对这些权利进行限制。

众所周知，虽然在现代出版产业环境中读者很重要，但是在面对法律修订的重要议题上，“读者集团”却不具备基本的发言权。在这次《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初稿中，可以看出，官方的初衷是希望平衡对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促进作品传播和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适当放宽了作品传播的限制条件，明显调高了违法的赔偿标准。《草案》发布后，却即刻遭遇铺天盖地的批评，作者抱怨“挫伤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出版者威胁“这会破坏整个现有的生产秩序”。纷纷攘攘中，读者还没反应过来，就在双拳难敌四手的规则中败下阵来。或者说，“读者集团”已经习惯了这种失语状态，漠不关心，心底抱着这样的想法：你们吵你们的，最终买不买咱说了算！

在媒介扎堆的年代，试图通过控制传播渠道来保护作品的版权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论出版者还是作者都知道，在耗时长、维权成本高且结果不确定的前提下，法律的约束只能停留在产业规范的层面上。在违法成本远远高于我国的欧美发达国家，尚且不能解决著作权侵权问题，更何况是盗版遍地，手法日新月异的中国大陆。所以，套用一句用到烂的话——21世纪是争夺眼球的时代。如同坐拥长江天堑包揽江南鱼米富饶之地的“东吴集团”，比起憋在内陆的曹魏和西南一隅的蜀汉，早在三分天下之前就已经力拔头筹，占尽先机。在三方争夺战中，“读者集团”根本不用费神，管它东西南北风，谁又得利谁又吃亏。钱在自己的口袋里，想要把它掏出来，行，给我一个消费的理由！

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有句经典名言：“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没有永远的朋友，仅有永远的利益），《著作权法》的修改进程不会止步于今天，法律只能解决和协调根本问题，其他的要在实际进程中去摸索、争论和探寻解决的办法。

论《著作权法》中的出版 篇4

一、对出版界定的主流观点及其存在的三大矛盾

我国对出版概念的主流界定源自于1991年颁布、现已废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1991)》)第6条第6项的规定,即“出版,指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学者刘光裕对著作权法中的出版概念,从《世界版权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相关规定出发,论证了该解释为“完整的出版概念”。在《著作权法(1990)》之后,经《著作权法(2001)》至今,社会各界如唐德华等对出版概念仍持该解。

规定,“本法第二条所称的出版,指作品的复制、发行。”由此引出了与前述对出版概念不同的界定(唐德华等在坚持前述界定时也注意到了这个差别)。据此,有学者认为,“出版是集合作品的复制和发行于一体的行为”。2008年胡国祥博士对“出版”概念的考辨也证明,印刷(复制)和(并)发行是出版的两个核心内涵。对“出版”概念的两种界定除对作品的编辑加工外,其实质和共同点是将“出版”与“复制并发行”间建立了一个恒等式②。该界定得到了《送审稿》的肯定,足以证明该界定的巨大影响,成为对出版界定的主流观点。为下文论述方便,将该界定称为出版基准概念(本文认为,这是出版的基本内涵之一),用出版基表达,出版基=复制+发行(1)。

出版基是否准确界定了著作权法中出版的意义,我们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论进行检验。“法律解释必须要受到诠释学的原理和一般原则的影响和制约,即解释活动都要受到解释学循环规律和前理解的影响和制约。循环规律要求法律人在解释某个法律规范时,就必须将该规范置于其上下文、整部法律、该国的整个法律体系的脉络中进行理解和解释,否则他就不可能正确地揭示出法律规范的意义;从解释的结果看,他所揭示的某个法律规范的意义不能与该法律规范的上下文、整部法律、一国的法律体系的意义和目的相违背。”将出版基置于整部著作权法之中,便可发现出版不仅忽略了该法规定的限定条件即“本法第二条所称的”,而且将“出版基,即复制、发行”理解为出版基,都是对出版概念的片面理解。主流界定并将出版基限定于作品的出版,从整个著作权法中必然存在三大无法解释的矛盾①。

(一)出版基无法解释第22条合理使用规定中第1款第6项“不得出版发行”和第11项“国内出版发行”中的出版概念。

(二)出版基无法解释第35条“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中的出版概念。

(三)将出版基限定于作品的出版无法解释第44条中“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中的出版概念。

因此,解决出版基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从著作权法对出版与复制、发行的各种使用情形中,可以洞悉“出版”具有丰富的内涵。

二、“出版”具有比出版基更窄的涵义,有时仅指复制或发行

出版基无法解释的第一个矛盾的实质是造成了著作权法体系中概念间的自我矛盾。从“出版发行”词组来看,出版≠出版基。否则,出版发行=出版+发行=复制+2发行;出版基+发行=复制+2发行;即出版基使出版与出版发行之间陷入自我矛盾的内循环之中。自《条例(1991)》作出对出版的界定以来,就与《著作权法(1990)》第22条合理使用规定中第1款第6项“不得出版发行”和第11项“国内出版发行”中的出版概念相冲突,一直延续至今。解决此矛盾,可得“出版”另有比出版基更窄的涵义。

(一)从避免同义反复的语义学角度,可得此结论。为此,我们可从下列逻辑公式:出版发行=出版+发行(2);将(1)式代入(2)得: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发行(3);整理:出版+发行=复制+(发行+发行)(4);因:发行+发行=发行(即同类行为归一);得:出版+发行=复制+发行(5);(5)式两边同时减发行,得:出版=复制(6)。这是比出版基更窄的第一种涵义,用出版1表达,即出版1=复制(6)。将(6)代入(2)式,得:出版基=出版1+发行(7);(7)两边减出版1,得:出版基-出版1=发行,因:出版基(宽概念)—出版1(窄概念)仍为出版,用出版2表达,得:出版2=发行。这是比出版基更窄的第二种涵义。除第22条中“出版发行”外,第32条中的“出版质量”和第53条的“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即属于仅指复制的出版1。他国立法例中,也有将复制定义为出版的。《著作权法(2001)》《著作权法(2010)》中的“出版,指作品的复制、发行”中的“复制”“发行”,即分别具有出版1、出版2的意义。与著作权法关联紧密的《出版管理条例》也分别将复制或印刷、发行作为出版进行管理。在他国立法例中,也有将发行直接定义为出版的。

(二)从中文标点符号的基本含义上,亦可得此结论。“出版,指作品的复制、发行”,其中的顿号,意即“句子内部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并列”可代表着选择,“内部并列”包含着相加,因此,“、”包含并不意味着必然相加。从选择关系上看,出版即可指作品的复制,又可指作品的发行。

(三)为揭示出版具有出版基和两窄义出版的意义,还可以一份执法机构和两份最高司法机构对“复制发行”的相关权威解释与司法解释来佐证。

1.国家版权局办公室对“复制发行”的解释。国家版权局办公室认为,“第46条第2、5项中的‘复制发行’除应理解为复制并发行外,还应理解为包括以营利为目的的擅自复制或者发行②。”该权威解释是对《著作权法(1990)》的解释,又是对《条例(1991)》对出版界定补充的两种窄义解释。《著作权法(2001)》将出版和“作品的复制、发行”有限的划了等号,使用“复制、发行”而不再使用“复制发行”,即具有运用顿号的选择、相加双重涵义,避免对出版概念误解的用意。但学术界对此用意未予充分理解。

2.最高法院对“复制发行”的司法解释。我国《刑法》第217条第1项使用“复制发行”曾引起司法适用争议,1998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07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之界定为:“复制发行”,包括复制、发行或者既复制又发行的行为。

因此,著作权法中的出版具有比出版基更为狭窄的涵义。出版基与出版1、出版2共同构成出版的基本内涵,即“复制、发行”包含出版1、出版2和出版基。

三、出版与“复制、发行”之间不能建立恒等式,有更为宽泛的涵义

出版基无法解释的第二个矛盾的实质,是出版基在著作权控制行为中具有不周延性。解决出版基存在的第二个矛盾,我们首要需要证明,出版与“复制、发行”不能建立恒等式。

(一)《著作权法(1990)》同时使用了出版、复制、发行、复制发行和出版发行概念。

从前理解来看,《著作权法(1990)》中的出版,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复制、发行或复制并发行。该法第4条等同时使用了“出版”(34处);第10条第5款、第22条第6项和第8项、第52条单独使用“复制”(5处);第10条第5款和第45条第5项单独使用“发行”(2处)、第39条、第42条和第46条使用“复制发行”(7处)和第22条第6项是11项使用“出版发行”(2处)概念。出版也不能等同于复制、发行、复制发行、复制和发行。他们之间并不能相互替代。

(二)从《著作权法(1990)》至《著作权法(2010)》对“出版发行”使用的语境看,均是指合理使用情况下对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出版发行”。一是指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出版发行(不得为行为)。二是指中民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作品的出版发行(可为行为)。从不得为(可为)行为规定中,可知翻译、复制不等于出版发行,也不等于出版(还有其他涵义,下文会涉及翻译)。

(三)从《著作权法(2010)》对“复制、发行”的使用看,出版不恒等于“复制、发行”。

《著作权法(2010)》不仅在第58条中在界定该法第2条的出版概念时,使用了等义的复制、发行,而且在其他条款中还有6处分两种情况使用了“复制、发行”。一是指复制、发行录音录像制品。如第38条第5项、第42条(第1款、第2款)、第48条(第3项、第4项)。二是指复制、发行作品。如第48条第1项。无论是录音录像制品还是作品的复制、发行,均未使用“出版”。因此,我们不能仅据第58条的规定,将出版与复制、发行之间建立恒等式。

(四)出版不恒等于“复制、发行”,《刑法》规定可以作为重要佐证。刑法第217条规定:(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及其他作品的;(二)出版他人……的图书的。由该两项规定中的“复制发行”和“出版”并不能相互替代可知,出版并不恒等于复制、发行或复制并发行。

“出版”与“复制、发行”间不能建立恒等式,其具有除复制、发行、复制并发行的基本涵义外,还有更为宽泛的涵义。

著作权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它是“用于控制特定行为的,享有一项专有权利就意味着能够控制他人利用作品的特定行为。”从著作权法对出版的使用看,仅仅有复制权、发行权,还不能控制第35条“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的出版。此处的出版行为还要受到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三者为专有权)和注释者权、整理者权(两者为非专有权)演绎人的控制。因此,“出版”,根据演绎作品的不同,除出版1出版2出版基外,还包括改编、翻译、汇编、注释、整理,是多种专有权控制、非专有权(一定程度)控制的行为。如报刊刊登方式的出版行为,即至少包含了复制并发行和汇编,复制并发行和汇编、翻译等。这是著作权法中宽泛的出版概念中的应有之义。

四、出版的对象或客体并不单指作品,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出版基无法解释的第三个矛盾的实质,是出版基在著作权法控制的出版客体中具有不周延性。将出版基限定于作品的出版,大大缩小了著作权法中出版的对象或客体的内涵,这是主流界定产生的第三个矛盾。著作权法中出版的客体不仅包含了第44条业已明示的“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中的出版客体即录音制品。还包含了大量的未明示需要经过一定研究的出版客体。

(一)第22条和第23条的第2款将出版的客体扩大至著作权法保护的其他客体领域。第22条不仅包含了前述两处“出版发行”,第12项还包括一处“出版”。第23条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的法定许可规定中也使用了“出版”,其第22条、第23条的第2款均规定“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将“出版发行”、“出版”对应于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限制,即“出版发行”和“出版”的客体延及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广播、电视。此处还应说明的是,《著作权法(1990)》第39条,将录音录像制品和“首次出版”直接对应起来,证明著作权法颁布之初,出版的客体不仅包含了录音制品,还包含录像制品。

(二)从我国法律体系看,出版的客体已超出了著作权法规定的客体,但其出版仍要受到著作权法的调整。国务院颁布《出版管理条例》第二条第3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出版物,是指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的客体除了报纸、期刊、图书的作品出版外,还延及了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广阔的客体。国务院颁布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规范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制等活动。为此,原国家新闻出版署(总署)还先后制定和颁布了《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新闻出版署令第6号,1996年3月14日,已废止)、《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第11号,1997年12月23日,已废止)、《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第34号,2008年2月21日);《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产业部令第17号,2002年6月27日)和《音像制品出版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第22号,2004年6月17日)等部门规章。因此,现代科技的发展,出版客体已超出了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客体,但所有出版行为都要受到著作权法的调整。

五、结论及《送审稿》的进步、不足与修改建议

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出版既有比出版基更窄的涵义,又有比出版基更宽泛的涵义。完整的出版概念,是复制、发行及其组合,以及与翻译、改编、汇编、注释、整理等行为的组合。出版基只是出版的基本涵义。出版的客体包含作品但不限于作品。科学、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著作权法中的出版概念,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著作权法的精髓,促进有益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发展大版权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送审稿》没有改变出版的丰富内涵,但其第31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出版,是指复制并发行”,一方面该规定将出版并不限定于作品的出版,在第43条合理使用条款第1款第6项、第11项规定中使用“出版”而不再使用“出版发行”与主流界定相比是一大进步,这一修改解决了现行著作权法中存在的第1个矛盾和第3个矛盾;但另一方面,又在第16条、第18条分别规定使用演绎作品、汇编作品的授权与使用问题(当使用方式为出版时——《送审稿》中改编、翻译为专有权、汇编权、注释者权、整理者权为非专有权),现行著作权法存在的第2个矛盾尚未解决。该界定还带来与其他条款的内在冲突,即至少不能完全控制演绎作品的出版,也不能解决出版向网络领域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在第34条第1款第5项(基于录音制品)、第39条第3款(基于录音制品)、第43条第一款第10项(基于艺术作品)、第77条第1(基于作品)与2-3项(基于录音制品)、第78条第4项(基于作品、表演、录音制品或广播电视节目)等中规定“复制、发行”,使“出版”与基于作品、录音制品的“复制、发行”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概念使用上的不统一问题。该界定之不足,应当引起修法者的充分注意,在本次修法中予以解决,避免法律内部概念的混乱,为未来出版形态和客体可能出现的新变化,留下充足的适用空间,提升修法质量。

笔者认为,采用对出版概念不界定的办法,即可解决《送审稿》中概念的内在冲突,即在著作权法中保留出版概念,但不对其作出解释,为出版形态的发展留下充足的空间,为大出版的宽幅与纵深发展留下探索余地并提供法律支持,因此,建议删除《送审稿》第31条第1款。

注释

1下文将1990年9月7日通过颁布的《著作权法》简称为《著作权法(1990)》,2001年10月27日该法第一次修改文本简称为《著作权法(2001)》,2010年2月26日该法第二次修改文本简称为《著作权法(2010)》。以下凡涉及《著作权法(2010)》条文,仅用第××条、款、项表达。

2本文认为,著作权法中,编辑加工不是出版概念的本质内涵和必备环节,如部分作品无需编辑加工,如合法的影印出版物;同时,侵权盗版的出版物,也无需编辑加工等。胡国祥博士经考证也认为,编辑不是出版的核心内涵,参见前引胡国祥文。但在出版法中,编辑加工是出版的必备环节。如《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3号)第25条规定,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保障出版物刊载的内容符合本条例的规定。因此,著作权法与出版法中的出版概念,并不相同。

3(1)该三大矛盾自《条例(1991)》对出版进行界定后,即存在于《著作权法(1990)》之中并延续至今,但学术界未注意到该三大矛盾。由此说明,我国学界对著作权法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有感于著作权法第46条 篇5

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指出公众可以在4月30日之前，通过信函、传真和电子邮件提出意见。随后，著作权涉及的各利益群体分别对草案的46条、60条、70条等条款提出质疑，并要求修改或者删除。

著作权法修订草案第46条规定: 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48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

关于网络不承担和著作权或者是相关权利有关信息审查的义务的问题，相关人士表示，网络著作权保护问题是著作权第三次修法的一个很大的改进。对互联网涉及一些版权保护问题，在“明知”和“应知”的情况下要承担义务；但在确实“不知”也“不明知”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技术供应商，可以不承担责任。

自从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以来，音乐人、中国音著协、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等纷纷提出修改意见，有的还推出联名要求修改的书面材料。

我觉得音乐人和唱片公司对46条特别不满是因为其删除了“除非特别声明不得使用的”，也就是取消了音乐人和音乐公司的否决权，而且也使他们对官办的音著协非常不信任，担忧他们所能获取的报酬。但是，46条也较之前的46条的内容有了扩大，此条款不允诺盗版，只允诺翻唱，并且只限录音制品，不含商业演出。

此条中删去了老著作权法中“著作权人声明不授权的除外”，这是主要让音乐人反感的。以前的著作权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新著作权法却取消了这个授权。

我是觉得著作权人的否决权还有有些许必要的。虽然老著作权法中的“可不授权条款”，在美国版权法中是没有的，而且这一否决条款也是中国独有。也就是说，美国版权法也认为，即使你不想让某人唱你的歌，也不能阻止他唱你的歌，因为这符合了公众的利益。

著作权法草案:无线音乐有话说 篇6

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修改草案对音乐作品的版权和支付费用等方面。草案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广播电台、电视台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播放其已经发表的作品；但播放他人的视听作品，应当取得制片者许可。

有人认为，《著作权法》对音乐作品的调整草案并不利于文化作品的长期传播。此观点得到了易观智库的支持。易观智库认为，当前无线音乐市场环境恶劣，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上游音乐内容提供方利润逐步被严重挤压。传统音乐被数字化的趋势一浪拍了下去，这其中存在的原因是从早期的卡带向唱片过度的过程中，行业内盗版情况即已泛滥，加之唱片的定价过高与盗版形成的显著差异，逐渐培养起用户使用盗版的市场环境。而数字化可谓雪上加霜，使得音乐作品的盗版更加容易，致使上游内容方的利润被逐步严重挤压。

二是优质音乐人逐渐减少，音乐质量下滑。盗版环境不止侵害唱片公司以及发行商的利益，对音乐人的影响更甚，以及用户对音乐的态度改变，挫伤音乐人的士气，从而整体市场音乐内容量大质低的特点渐现。

三是用户使用盗版的习惯逐步使其失去对音乐的欣赏心理。市场中音乐的获取渠道从原来的卡带、CD等逐步扩展为通过运营商渠道、互联网渠道等更加便捷的方式，音乐的传播更加广泛，用户对音乐的接收越来越多，从而造成用户对音乐的欣赏疲劳，以及缺乏珍惜、尊重、不愿为版权付费等心理。

四是数字音乐运营商资金链问题普遍存在，商业能力不足。同样被盗版环境以及用户使用习惯所迫，数字音乐运营商除电信运营商之外，收入规模发展缓慢，商业模式有待突破，才能够面对盗版的冲击。

面对以上市场环境，国家版权局出台的《著作权法》草案规定：3个月后，音乐作品的管理将交付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共同管理。版权局出台此草案的目的旨在加强版权保护，利于音乐作品的传播，并防止唱片公司的垄断。

但是，此项草案未必能在切实意义上奏效，操作不好，可能会适得其反。易观智库认为，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担忧：

首先，3个月的时间规定，可能将使音乐质量更加恶化。对于草案规定的3个月后，可未经著作人许可，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备案后使用，音乐业内包括音乐人、唱片公司等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可能会使用户的版权意识更加单薄，挫伤音乐人士气的同时，也会使行业内的音乐质量恶化。

著作权法 篇7

1及时做好退稿工作

《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 自稿件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 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 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期刊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 编辑部处理稿件的时间最长不能超过30d, 而实际工作中往往很难做到这点。这是因为, 目前大多数编辑部采取“三审制”, 即初审、专家评审、主编终审的制度, 一个周期下来, 很难控制在30天内。尤其专家评审往往都送往异地审稿, 虽然目前电子邮件等信息技术手段已经缩短了信函的往返时间, 但是, 所送审的专家除了本身的科研工作及教学任务以外, 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社会活动, 精力和时间上难以保证, 回复审稿意见的时间就不容易把握。由此, 一些编辑部在“征稿启事”中, 对审稿的周期都会有超过30天以上的规定, 这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另外, 如果审稿周期超过30天, 作者依据《著作权法》有关条款在投稿30天后没有得到处理意见, 即将稿件投到其他刊物, 就会发生“一稿两投”或“一稿多投”的情况, 这对于编辑部、作者以及社会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另外, 已通过专家评审的稿件, 由于栏目所积压的刊用稿件较多, 导致稿件无法按时刊出, 而稿件中的数据又有其时效性, 此时编辑部有必要联系作者, 告知具体情况, 及时做退稿处理。

因此, 必须遵守《著作权法》, 在具体工作中, 合理分配审稿过程的时间, 细化审稿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 将初审、专家评审、终审的时间量化, 以确保审稿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这不仅是编辑人员维护法律法规的体现, 也是对稿件作者的负责与尊重。

2稿件的编辑加工

2.1保护作者的署名权

稿件确定录用后, 应及时告知作者, 同时确认作者的署名, 作者单位等重要信息, 如果作者署名有两个或者以上的单位, 一定要标示好单位署名的顺序。《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 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保护作者的署名权是法律赋予编辑的义务, 编辑不得随意添加或删减作者, 切实保护作者的权益。还有, 有一些作者的稿件是项目资助的, 这个在论文中也应该有所体现。

2.2保护作品的完整性

《著作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图书出版者经作者许可, 可以对作品修改、删节。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 应当经作者许可。”法律赋予编辑人员对稿件在一定范围的修改权利, 但这些修改与删节主要涉及在错别字、标点符号、句中文法错误方面修改, 以及文章中的某一段落与主题完全背离, 或有反社会、歧视少数民族、不正当言论等内容, 则采取的必要的删减。

在实际工作当中, 一些编辑往往根据自己的好恶, 在没有与作者商量的情况下, 随意改动、删减稿件内容, 这与《著作权法》所规定是不相符的。正确的做法是, 当编辑在阅读文稿时, 认为某些部分内容有异议, 应及时与作者联系、沟通, 提出自己的见解, 同时, 认真听取作者的想法, 如果作者能听取建议, 则在作者同意修改的前提下, 进行改动;反之, 作者坚持其论述, 期刊编辑必须尊重作者的意见, 这一方面, 《著作权法》第十条的第四条款对“保护作品完整权, 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

2.3参考文献的准确

参考文献是期刊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在进行创作时, 往往会查阅过往的文献, 并且会引用到前人的观点。为了注明出处, 在文后以参考文献的形式将所引用的文献列举, 这种方式符合《著作权法》的要求。《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 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1) 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2) 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 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有些作者, 在文中引用他人的观点, 但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并没有列举出处;还有些作者, 虽然列举了出处, 但也就是单纯的列举, 并没有明确的页码标示, 信息不全。编辑人员在编辑文章过程中, 如果发现类似的问题, 应该及时与作者联系, 要求作者添补或补全参考文献信息, 避免造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另外, 我们知道, 期刊的页码是固定的, 所以版面的容量也是有限的。一些文章在编辑时, 可能会多出几行, 有些编辑人员为了版面的整齐、美观, 擅自将参考文献进行删减, 这与上述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做法也是违背的, 因此也是不允许的。

3及时支付稿酬

《著作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依照本法有关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 不得侵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第三十三条:“作品刊登后, 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 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 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期刊等传播物使用稿件后, 应付给作者一定的稿酬。支付稿酬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 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期刊论文首次刊登后, 编辑部应向作者发放稿酬。一般情况下, 编辑部都会在一个星期内将稿费发放出去。同一城市的作者, 可以考虑直接电话通知的方式, 在领取刊物的同时, 领取稿酬;不在同一城市的作者, 用邮局汇款的方式寄出稿酬。 (2) 一些好的期刊论文, 因其在学术范围内具有良好的影响, 往往会被一些刊物转载, 或者一些网络等其他方式传播, 而这些传播媒介实际上并没有与作者联系, 更没有征得作者本人的同意, 且也没有付给作者任何报酬, 这些行为完全违反了《著作权法》的规定, 应当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已经存在转发等情况, 必须予以纠正, 且补发作者稿酬。

综上所述, 提高自身业务素质是编辑人员工作的必然要求, 有些业务素质可以通过专业学习、工作实践后在工作中很快体现出来。而我们在完成工作的前提下, 既能保证作者的合法权益, 又完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完成编辑工作, 则是对编辑人员素质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 因此, 编辑人员应不断学习诸如《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法规, 提升自身素质, 在实践中自觉运用法律, 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维护期刊的声誉, 以促进期刊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26-28.

[2]张雁影.论期刊编辑的著作权法意识[J].新闻知识, 2010, 21 (10) :82-84.

论著作权法公有领域的法律保护 篇8

著作权法中所提到的公有领域受制于著作权法的调整, 并在著作权法中具有重要意义, 著作权法之外没有实际社会意义的著作理所当然也就不属于公有领域。著作权法以尊重知识产权为根本出发点, 以调整著作者、衔接人以及作品使用着之间产生的使用关系以及法律关系为根本任务。著作权法中的共有领域必须以实质性的作品为载体, 思想意识领域的知识则不包含在内。社会中的历法、公式、社会新闻等由于缺乏载体, 因此它们不属于公有领域, 自然也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笔者通过对著作权法的深入探讨与分析对公有领域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 从学术领域而言, 公有领域的界定可以从以下角度出发:第一, 著作者或者作品权利人放弃作品著作权;第二, 著作权法对作品的保护期满;第三, 著作权法保护之外领域的作品。

二、针对著作权法中公有领域作品的保护

1、著作权法对共有领域的法律保护

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法律文献显示, 著作者享有著作财产权以及著作人生权, 著作财产权在著作权法中有一定的保护期限, 超过保护期限后, 法律将不予保护, 而著作人生权则不受限制。当著作财产权法律保护过期后, 作品从真正意义上进入公有领域, 并不在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成为大众皆可自由获取的资源。虽然作品财产权进入公有领域, 但是作者对作品的精神权仍接受法律保护, 这种保护具有一定的长久性与继承性, 即使作品的作者逝世, 这种精神保护仍然存在, 并有起继承人合法继承。当著作者主动宣布放弃著作人身权, 并发表相关声明告知大众, 那么作品的精神权利进入公有领域, 社会大众可以对作品进行善意利用。

公共领域的作品是作者精神财富象征, 并深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可见, 即使作品进入公共领域, 作者的人身权利仍村子, 并在法律保护的范畴。如何使用者非法利用作者的精神权, 作者或者其继承人可以按照法律条文对非法使用者进行惩罚。

2、其他法律保护

(1) 商标法对公共领域的保护。法律对注册商标有保护效力, 他人非法使用注册商标会受到法律制裁。注册商标进入公共领域后, 起以让受法律保护, 在未经商标所有人的允许下, 他人使用注册商标都属于侵权行为, 商标所有人可以按照相关法律条文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商标法对公民自由获取公有领域资源有一定的限制, 当作品被注册商标后, 其开始隶属于公共领域, 但是对其保护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则迥乎不同。从本质上而言, 商标法的法律保护集中体现在注册商标上。

(2) 反对不正当竞争的保护。我国在1993年正式颁布了有关于反对不正当竞争方面的相关的法律:《反不正当竞争法》, 在第二条的相关的规定中, 是这样定义的, 凡是经营者违反了本规定, 违反了相关的合法的经营权的行为, 都是违法的行为, 都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独立于法律的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颁布对于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带来的盲目性的经济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的经济制度, 在全球化的经济条件下对于经济的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也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盲目性、滞后性等负面的影响, 盲目的竞争, 不正当的竞争, 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颁布, 正是解决了在当前经济情况下的经济问题, 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不正当竞争法应用到信息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上, 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知识产权中的智力成果的保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 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社》是国际工业产权的中的重要的公约, 该条约就明确的规定:各国成员都要保护自己国家在内的知识产权, 并对不正当的竞争做出了严格的界定。现在现行的斯德哥尔摩文本 (1967年) 的《巴黎公约》第10条第二款把不正当竞争规定为“所有违反工商业诚实惯例的竞争行为”。这个简洁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判断: 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身是一个竞争行为;竞争行为是违背“诚实惯例”。这个简单的定义的意思表明了不正当的竞争虽然在市场的竞争中存在, 但是是不合理的, 是违反道德与诚实的一种竞争行为, 在赋予知识产权的意义上, 在各种作品中所有的内容, 包括名称、装潢、包装都有自身保护的权利, 也就是说都有被法律保护的权利, 一旦有其他的经营者使用其中的内容都算是侵犯了其中的著作权即知识产权。在动画作品上, 一个著作的知识产权包括他的宣传、上市、内容都有被保护的权利, 一旦违背, 就是不正当的竞争。

(3) 物权法的保护。在一些国家, 对一些珍贵的事物、珍贵的画像、珍贵的美术作品的保护的意识也在不断的加强, 在美国, 人们尤其重视物权法的保护, 尤其是在博物馆中, 对于拍照的游客要给予严重的惩罚, 不仅是在这些建筑物与珍贵的物件上, 在摄影方面也尤其给予重视与保护。进一步来说, 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在法律的监控范围之内, 传统的民法理论已经不能解释现在人们的行为, 新颁布的物权法更具权威性, 更能在最大的程度上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

人通过摄影获得作品资源的手段, 从法律角度而言并没有侵害到作品所有权, 也没有对作品的完整性以及作者所有权造成影响。权利人单方面保护自身权力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侵权者停止对自身作品的侵害, 并作出致歉声明, 那物权法将是其有力的法律保护支柱。在德国法院的判决中, 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法院对所有权的保护范畴以及保护程度较高, 对社会成员私自获取公共资源的行为敲响了警钟。

综上所述, 著作权法共有领域是社会成员集体的智慧结晶, 其可以为社会成员所共同使用。但是, 这种自由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 公共领域的作品从本质上而言只是起著作财产权进入公共领域, 起精神权利仍由作者或者其继承人所享有。如果作者没有宣布放弃作品的精神权利, 那么作品会长期受到法律保护。可见, 虽然著作权法公共领域是人们大众智慧的结晶, 但是在资源获取方面仍然要以法律为准绳, 以此才能保证社会成员对公共领域作品的合理使用。

摘要：知识产权法在著作权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某种意义上讲, 知识产权在保护相关的商标法、保护物权法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大众视角来看, 公有领域隶属于社会范畴, 其是人民智慧的结晶, 可以供社会各成员自由利用。当时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制度性与约束性, 自由是建立在一定法律基础上的, 根据著作权保护法的相关法律规定, 著作权中的共有领域受著作权法的约束, 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物权法和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商标法的影响。

关键词：著作权法,共有领域,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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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法保护 篇9

一、“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在我国立法中的体现

目前, 我国在著作权法意义上并不存在“实用艺术作品”的概念。我国现行《著作权法》①与最新2013 年修订实施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②, 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法规, 均未涉及到“实用艺术作品”一词。但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我国不存在“实用艺术作品”这一法律概念。

事实上,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 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 、《知识产权协定》等国际公约中早有针对“实用艺术作品” ( works of applied art) 的保护条款。其中《伯尔尼公约》的第二条和第七条明确规定, 公约的成员国应当给予“实用艺术作品”不低于二十五年的著作权保护。

1992 年10 月5 日, 我国正式签署并加入《伯尔尼公约》, 成为其第九十三个缔约国。而在正式签署该公约之前, 国务院便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 ( 以下简称《规定》) ③, 《规定》第六条明确指出:“对外国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期为自该作品完成起二十五年。”由此可见, 在我国是存在“实用艺术作品”这一法律概念的, 至少是存在对外国“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的。

另外笔者注意到, 我国曾于2012 年7 月6 日公布了《著作权法》的三版修改草案, 拟对《著作权法》进行第三次修正, 其中一处重要的修正便是引入“实用艺术作品”这一概念。以国家版权局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④为例, 其第三条第八项规定: “美术作品, 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 第九项规定: “实用艺术作品, 是指具有实际用途的艺术作品”, 从而引入对美术作品和“实用艺术作品”采取分离保护的做法。事实上, 这一拟立法变化反映的正是学界、业界和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

二、“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体现

虽然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实用艺术作品”有明确定义, 相关的保护标准亦处于空白状态, 但基于对近年来我国各地法院涉及“实用艺术作品”的相关判例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将“实用艺术作品”作为“美术作品”的一种子类型加以认定, 从而将《著作权》法上的“美术作品”认定标准适用于“实用艺术作品”。同时, 除了寻求《著作权法》上的保护之外, 案例显示, 通过申请外观设计专利以期获得《专利法》对“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 也是不少“实用艺术作品”所有人选择的一大救济途径。另外, 也有通过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条款以试图将其作为驰名商品的“特有装潢”加以保护的例子。

( 一) 典型案例

1. 乐高积木案

2010 年, 乐高公司认为广东小白龙玩具实业有限公司等侵犯其积木块的著作权, 因而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 ( 以下简称乐高积木案) 。

北京市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判断系争积木块所承载的表达是否构成美术作品的关键在于: ( 1) 该表达是否由原告独立创作; ( 2) 该表达是否已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基本智力创作性高度”。一审法院系争的一百余块积木进行了一一分析, 最终认定其中的部分积木块具有一定的艺术美感, 达到了基本智力创作性高度, 符合作品的独创性要求, 因而判定其构成美术作品; 但对于大多数积木块, 其智力成果的创作性高度过于微不足道, 未达到美术作品的独创性要求, 法院认为其不构成美术作品。⑤

原告乐高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向北京市高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院审理后基本认同一审法院的判决。⑥上诉人 ( 即乐高公司) 不服北京高院的终审判决提出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北京市高院的判决正确并驳回了乐高公司的再审申请。⑦

2. 宜家儿童椅案

“玛莫特” ( MAMMUT) 系列儿童家具是英特- 宜家系统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宜家) 设计并长年贩售的一款儿童家具。宜家认为台州市中天塑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天塑业) 生产、销售的多款儿童凳抄袭了其“玛莫特”系列儿童家具, 并于2008 年, 以中天塑业侵犯其儿童家具的著作权为由, 向其提起诉讼。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玛莫特” ( MAMMUT) 系列儿童家具 ( 图1 和图2) 是否可以享有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

上海市二中院审理后认为, “实用艺术作品”要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则其艺术性必须满足美术作品的最低艺术性要求。法院认为, 本案系争儿童椅的设计要点在于线条造型, 具备一定的审美意义; 但从整体上看, 法院认为, 系争儿童椅并未明显区别于普通的儿童椅, 其在艺术性方面也没有达到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最低审美要求和智力创作高度。因此法院认定“玛莫特” ( MAMMUT) 系列儿童家具不属于我国《著作权法》美术作品中的“实用艺术作品”。⑧

( 二) 分析总结

以上三个案子中, 无论是乐高公司的大部分积木块, 还是宜家的儿童椅都未被法院认定为“实用艺术品”。其中在欧可宝贝坐便器案中直接将坐便器这一“实用艺术作品”认定为具有审美意义的美术作品获得《著作权法》上的保护, 而在宜家儿童椅案中, 法院明确指出“实用艺术作品”应当作为“美术作品”的一种加以认定。事实上, 以美术作品来保护“实用艺术作品”即是我国目前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 此点可以说是较为明显的。

但是, 在“实用艺术作品”是否应当沿用“美术作品”的艺术性高度标准这一问题上, 不同法院却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宜家儿童椅案中, “玛莫特” ( MAMMUT) 系列儿童家具虽然具备有一定的造型特点和审美意味, 但法院仍然认为其并没有达到“美术作品”对于艺术性的最低要求, 从这里看, 似乎实践中法院倾向于选择对“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高标准要求。另外一方面, 在乐高积木案中, 法院对“实用艺术作品”艺术性标准却显得没有那么高, 笔者认为, 乐高积木案的裁决体现了将“实用艺术作品”和“美术作品”加以区别的思想。法院认为“实用艺术作品”只需要有“基本的智力创作性高度”即可, 并非要求这种智力创作满足较高的艺术美感。

从上述几个案例可以看书, 我国法院实践中大多将“实用艺术作品”作为“美术作品”的一种子类型加以认定, 从而适用《著作权法》上的“美术作品”认定标准。从大多数案例来看, 法院对“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要求也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 甚至将美术作品的艺术性标准等同于“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标准。但正如前文所述, “实用艺术作品”毕竟与纯艺术欣赏的美术作品不同, 它根植于工业规模化生产, 可以说是实用商品和艺术品交叉融合的产物, 其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具的特殊属性也要求《著作权法》应当对其采取特殊的认定与保护标准。而司法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这些不合理性, 其根源也正是我国立法上对“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空白。

三、美国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制度分析

“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在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也因地而异。比如1971 年日本著作权法就回避了“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性问题。⑨但是, 大部分国家的立法都明确地对“实用艺术作品”赋予不同程度的保护, 如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就将实用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保护客体范畴内。虽然赋予“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 但是各国对著作权保护的适用制定了不同标准, 这其中以美国的“可分离性标准”最为典型。

《美国1976 年著作权法》 ( 以下简称《美国著作权法》) 在102 条中规定, “……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包括了以下类别……绘画、图形和雕塑作品……”。第101 条具体阐述了上述著作权客体的基本范畴: 实用艺术作品属于绘画、图形和雕塑作品, 但有且仅以该设计中所含“可使其区别于”且“能独立于”作品实用功能的绘画、图形或雕塑之特征为限。可以看到《美国著作权法》不仅规定了“实用艺术作品”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直接客体, 而且提出其具体适用的标准———“可分离性标准”。

起源于1954 年著名的Mazer v. Stein案的“可分离性标准”, 可以分为“物理上的可分离性” ( Physical Separability) 与“概念上的可分离性” ( Conceptual Separability) 两大类。

“物理上的可分离性”, 即作品的艺术要素能在物理上或者实际地从它的实用性功能分离, 同时不减损其内在功能性价值。比如劳斯莱斯汽车引擎盖上的小金人就能从车身实际剥离, 而不损害汽车的正常行使甚至外表的完整性。“物理上的可分离性”在“可分离性标准”发展的初期占据主导地位, 因为此时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比较单一, 纠纷也比较简单, 然而随着“可分离性标准”的深入发展和实践需求, 适用范围更广的概念性标准逐渐代替物理标准, 成为解决争议的主流。

与物理上的分离性不同的是, “概念上的可分离性”不要求承载艺术性的载体能“完好无损”地从整体剥离, 只要它能在人们的观念里被独立想象和分析, 其就能获得著作权保护。由于“概念上的可分离性”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模糊性, “解不开地交织在一起”、“可销售”、“暂时置换”等标准被提出来以明确概念性标准的适用。这些标准或多或少地带有合理性, 从不同方面解决了艺术性和实用性的争议, 但是仍存在一定弊端。以“解不开地交织在一起标准”为例, 当“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要素和功能性要素紧密相连无法分割时, 便不具有可著作权性。然而存在一部分艺术性和功能性可轻易分割的作品, 但它们依旧不具备可著作权性。“解不开地交织在一起标准”实际扩大了著作权法适用范围。

四、结语

“实用艺术作品”应纳入《著作权法》的客体范畴, 这在世界理论和实践界已然达成了基本共识。从以美国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国家除了将实用艺术作品作为《著作权法》的单独一类客体, 更是设置了“可分离性”等一系列标准加以区分和判断。通过研究近三年美国相关司法案例, 可以发现判决重点都集中于作品是否存在可与实用性功能相分离的艺术要素, 而并非“独创性”及其发展出的“创作高度”或“审美价值”。不仅如此, 其他国家也都呈现弱化艺术性的倾向。

虽然《伯尔尼公约》将如何保护“实用艺术作品”的权利赋予各国国内立法, 但是将实用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独立作品加以保护已然是大势所趋。对于我国“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具体而言:

( 一) 尽快将“实用艺术作品”从美术作品中分离, 予以单独保护

这既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也是其他知识产权保护相对领先的国家的普遍做法, 加上2012 年的著作权法修正草案中事实上也采取了这种模式,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对《著作权法》进行第三次修改并正式实施后, 这一点将会很快实现。

( 二) 取消外国“实用艺术作品”的超国民待遇, 实现内外一致

前文已述, 根据1992 年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 我国对外国实用艺术作品采取与《伯尔尼公约》一致的保护标准, 但由于内国法上本国“实用艺术作品”相关条款的缺失, 导致内外待遇不一致的情形。相信这一问题也会随着《著作权法》的第三次正式修正得到解决, 同时也希望届时的正式法律可以采取不低于国际公约的保护力度, 例如采用相同的保护期限, 以实现内外一致。

( 三) 区分类型进行保护

“实用艺术作品”兼具实用性与艺术审美的双重功能, 同时也极有可能符合外观专利和著作权保护的双重条件。笔者强调须尽快明确“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并不意味着一味降低“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标准, 事实上, 正是源自于这种双重特殊属性, 我们更需要从立法上加以引导。对于那些可以实现工业规模生产, 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又无法满足著作权法上的“可分离标准”的, 应当鼓励其寻求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 而对于那些无法实现工业规模生产, 或者说不依赖于工业规模生产, 满足“可分离标准”的“实用艺术作品”, 则应当赋予其著作权保护的便利。

总而言之, 我国应逐渐修正将“实用艺术作品”放在“美术作品”的子类项下加以考量, 并适用美术作品著作权性标准的做法, 不再将美学领域的独特个性和创作力作为判断“独创性”乃至可保护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笔者也希望在立法上尽快明确“实用艺术作品”的判断标准与保护条件。

注释

1

2

3

4国家版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修改草案第二稿) , 2014-12-27.但遗憾的是, 国家版权局就著作权法修改颁布三版草案后, 至今尚未发布新修订的正式生效的著作权法.

5 (2010) 一中民初字第16661号:乐高公司诉广东小白龙玩具实业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6 (2011) 高民终字第1492号:乐高公司与广东小白龙动漫玩具实业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上诉案.

7 (2013) 民申字第1356号:乐高公司与广东小白龙动漫玩具实业有限公司等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案.

8 (2008) 沪二中民五 (知) 初字第187号:英特-宜家系统有限公司与台州市中天塑业有限公司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案.

浅议数据库的著作权法保护 篇10

1 各个国家对数据库著作权法保护

将数据库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范畴,已经成为各国较为普遍的认识。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大约有130多个国家的版权法以某种方式规定了对数据库的版权保护。对于数据库的著作权保护,各国做法不同。少数国家直接将数据库作为独立的作品进行保护,如法国在1985年修改著作权法规定计算机软件可以获得著作权,数据库则归入软件范畴。日本在1986年修改著作权法时直接把数据库作为原创作品,文部省著作权审议会在其1984年提出的报告中指出,有系统地整理资料、分析信息、选定关键字做成文件,是一种创作行为而不是一种编辑工作,规定数据库要取得著作权必须符合独创性要求。但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主要是将数据库纳入汇编作品进行保护。

《伯尔尼公约》没有对数据库做出专门规定,公约第2条第5款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汇编,诸如百科全书和选集,凡由于对材料的选择和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的,应得到相应的,但不损害汇编内每一件作品的版权保护。”

1994年形成的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协议》(Trips协议)对数据库问题进行了专门规定。该协议第10条第2款规定:“数据或其他材料的汇编,不论以机器可读形式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即应予以同等保护。此种保护不延及数据或者材料本身,并不得减损对数据或者材料本身业已存在的版权。”《Trips协议》消除了《伯尔尼公约》的模糊性，第一次明确将数据库的保护以国际公约规定下来。

1996年12月形成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版权公约)的第5条规定:“数据库或其他资料的汇编,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只要其内容的选择或编排构成智力创作,其本身即受到保护。这种保护不延及数据或者资料本身，也不得影响汇编中的数据或者材料已经存在的任何版权。”这与TRIPS协议第10条第2款的意义完全相同,只是措词稍有不同。

《卡塔珍娜协定》(Cartagena Agreement)是于1993年12月17日由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五国缔结的，其中第351号决议是有关版权与邻接权的共同条文。其中第四条列举了成员国版权法应当保护的作品类型，其中就有数据库的规定。第28条则具体规定：“数据库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如果构成智力创作，应当给予保护。该保护不延及数据或者资料本身，也不得影响汇编中的数据或者材料已经存在的任何版权”。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于1993年12月8日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订的。第1705条第1项规定：成员国有保护《伯尔尼公约》第二条所列作品、包括其他具有独创性表达的作品的义务。该条规定：数据或者其他材料的汇编，如果在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上构成智力创作，不论其为机器可读形式或者其他形式，都可受到保护。

1996年欧盟发布的《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第1条第2款规定:“在本指令中,‘数据库’是指经系统或有序安排,并可通过电子或其他手段单独加以访问的独立的作品、数据或其他材料的集合。凡在其内容的选择与编排方面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智力创作的数据库,均可据此获得版权保护,本规定是判断数据库能否获得版权保护的惟一标准。”

我国2001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利国著作权法》第14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学者认为，尽管我国著作权法没有直接提到数据库的著作权保护,但可以把符合作品要求的数据库归入汇编作品予以著作权保护,新《著作权法》第14条就是数据库著作权保护的法律依据。

上述规定表明,数据库已被纳入了现行著作权法国际保护体系之中,数据库在著作权法上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明白无误的确认。在所有伯尔尼公约缔约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内,数据库作为汇编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2 关于数据库著作权法保护的判断标准

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要求作品必须具备独创性,数据库要作为汇编作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同样有独创性的要求和判断标准。

2.1“独创性”判断标准

将数据库归入汇编作品予以版权保护,数据库首先必须符合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的条件,即“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上的独创性。这一标准与TRIPS协定、WCT条约的规定是一致的。对这一判断标准应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如何判断数据库的独创性,二是如何理解独创性。

2.2 如何判断数据库的独创性

数据库能作为汇编作品而受到版权保护,就必须在对“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上具有独创性。如果某数据库采用了另一数据库的编排结构和方法,而对内容的选择有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和判断,那么该数据库因具有独创性而受版权保护;同样,如果某数据库采用了另一数据库的内容,而对这些内容的编排有独特的结构和方法,那么该数据库也因具有独创性而受版权保护。问题是,这显然对数据库的版权人是不公平的,对其权益保护是不够的。《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5款是用“选择和编排”表达的,而后来的TRIPS协定及WCT却都是用“选择或者编排”表达的。这是否意味着对数据库独创性要求的降低?按字面理解,应该认为是降低了独创性要求。伯尔尼公约要求二者同时具有独创性,而TRIPS等只要求二者之一具有独创性即可。这似乎是降低了数据库版权保护的门槛,但同时也降低了对数据库的版权保护力度。

2.3 如何理解独创性

关于对独创性的理解,已有不少论述。一种观点认为:非抄袭他人而独立完成的作品,即具独创性。代表性的是英美法系的“辛勤收集”原则(或称“额头出汗”原则),它指只要作者在收集、选择构成数据库的信息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或者实质性的投资,该数据库就能得到版权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独创性包括“独立”和“创作”两个方面,除了独立完成外,还必须具有“创造性”。大陆法系国家所理解的独创性要求作品必须是作者独立创作，体现出作者的个性，有的甚至还要求作品必须体现出一定的创作高度，其典型代表是德国。应该说,第一种观点强调了对数据库作者的利益的保护,但违背了著作权法传统理论;第二种观点减少了数据库获得版权保护的可能性,不利于数据库产业的发展。

3 数据库著作权法保护的特征

3.1 数据库作为汇编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各国著作权法及国际条约是这样定义数据库的：《伯尔尼公约》中并没有直接规定“数据库”概念，但规定了与“数据库”相近的“汇编作品”的概念。其第二条第5项规定：“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汇编，诸如百科全书和选集，凡由于对内容的选择和编排而成为智力创作的，应得到相应的、但不损害汇编内每一作品的版权的保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即WIPO Copyrights Treaty，缩写为WCT)第五条以“数据汇编(数据库)”为标题，规定：“数据或其他资料的汇编，无论采用任何形式，只要由于其内容的选择或排列构成智力创作，其本身即受到保护。这种保护不延及数据或资料本身，亦不损害汇编中的数据或资料已存在的任何版权。”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96/9/EC)》(以下简称《欧盟指令》)第一条规定：在本指令中，“数据库”是指经系统或有序的安排，并可通过电子或其他手段单独加以访问的独立的作品、数据或其他材料的集合。

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把数据库作为汇编作品加以保护，并且汇编的内容既可以是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也可以是不享有著作权的其他数据、材料。但也有极少数国家，将数据库规定为一种独立的文字、音乐、计算机程序并列的作品。

3.2 数据库在内容的或编排上具有独创性才受到受著作权法保护

虽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独创性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但都一致要求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数据库必须具有独创性。在前面如何理解独创性时已经介绍了二者的差异。

3.3 不保护数据库的内容

著作权法只保护数据库具有独创性的选择和编排，而对于组成数据库的数据不提供版权保护，这表明数据的保护不及于数据库中的数据和材料。若数据库中的数据或材料享有版权，数据库制作者对其独创性的选择或编排享有的版权不得影响损害其权利的行使，数据库制作者在收集数据时，要征得版权人的同意或遵守版权法关于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强制性的规定，不得妨碍版权人行使自己的权利。

4 数据库著作权法保护的评析

纳入著作权法保护的只限于那些在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数据库,这就决定了通过著作权法方法保护数据库必然存在不完备性。

4.1 被判定为不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被排除在著作权保护范围之外

由于数据的编排方法是有限的,创作者在开发数据库时可供发挥创造能力的空间本来就不大,加之为了使数据库更能方便用户使用,采用的编排方式往往是用户最为熟悉的常规性的、最为有效实用的方式(如按字母顺序和笔划顺序等),从而可能因为缺乏足够的独创性而得不到版权保护,这不利于保护数据库创作者的劳动和投资,挫伤其开发数据库的积极性,不利于科技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4.2 著权法侧重保护的是作品的表达形式,而非内容

但是事实上数据库保护的关键应是其内容,对于数据库制作者而言，数据库中最有价值、最重要的部分恰恰是其中的内容，而版权法不保护内容,只保护内容的表现。因此,版权保护难于保护数据库制作者的劳动和投资。就数据库保护而言,强调的是其结构,而非其中包含的数据信息。只要结构不同,就可以被认定为新的数据库,而不论其内容为何。这样后来的数据库制作人将可以自由地使用现存数据库中的信息资料,用以制作与现存数据库提供的服务相竞争的数据库,只要其在结构上重新设计而与现存数据库不同即可。这恰恰说明了著作权法保护的先天不足,对形式的保护并无法防止对内容的盗用。

4.3 选择或编排的“独创性”标准的模糊不清

就选择而言，用户需先确定选择的标准，再根据标准具体选择事实材料。选择的标准可表现为某一主题或中心，或根据用户的需求而定，这种选择属于思想范畴，不能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另外，根据选定的标准具体地选择数据材料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料的收集整理过程。收集过程虽然要付出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具有独创性，因为这个过程只是一简单的劳动过程，难以表现出创作成分。

4.4 保护的独创性要求与数据库的实用性要求出现矛盾

数据库制作者要求数据库的选取尽可能全面、客观，以满足用户的需要，这种全面、客观的要求使得制作者在数据的选择或者编排方面很难发挥自己的个性，结果越是适合用户需要、越具有经济价值的数据库越难以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例如，电话号码本、电视节目表等到就是人们最常用的数据库，却因为材料的选择和编排方面缺少独创性而得不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综上所述,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库形式变化多样，与其有关的侵权问题也会更多。不断地完善与数据库有关的法律规范,才有利于知识信息的传播，利于社会的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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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亮,秦志强.网络数据库著作权保护探析[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5,(6).

著作权法 篇11

但是，进入信息网络时代以来，事情悄悄起了变化。复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需要较高门槛的工业化的复制，电子信息时代复制只需轻点鼠标完成，变得极其容易，而且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导致的结果是，传统的复制品时代的商业模式逐步走向消亡，传播问题逐步取而代之成为著作权人、中介机构、传播者以及与公众之间利益平衡和争执的热点和核心。

比如文字作品、音乐作品，复制时代经济利益的实现靠的是合法复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实现产业链各环节的利益。在信息网络时代，面临的却是手机彩铃、互联网音乐搜索和下载，网站上传、下载、转载等问题。虽然我们的著作权法也针对性地对一些具体问题在设计相应的法律工具(比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实现信息网络时代对印刷复制时代的法律衔接，但毋庸讳言，相对于数百年沉淀下来的印刷时代的版权法而言，崛起不过区区一二十年的网络版权，目前还非常缺乏规则。而目前的经验教训也没有让作品权利人觉醒，或者获得与利益集团抗衡的力量，所以，这次的著作权法修改，仍然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阶段。

但对于这种新的传播时代的思考，是很有必要的。笔者希望分享自己的思考，抛砖引玉，求教于大方。那种言必称欧、美、日的从论文到论文、从案例到案例的研究，如果不接触今天的实践，仍然解决不了我们面临的问题。

印刷时代，著作权的内容包括两大块：一是保护作者因为创作享受作品带来的声誉的人身性权利，即著作权人身权，包括是否署名，如何署名，保护作品完整、不被歪曲、篡改等；二是财产性的权利，主要是复制和复制品的利益实现途径的权利，比如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翻译权、改编权等。

进人信息网络时代以来，著作权人身权出现了容易被故意忽略的情况，所以，增加了作品管理电子信息等内容，也增加了技术措施作为对作者的保护，对于著作财产权利，则“传播”成为比传统的复制品时代的“复制”更为紧要的问题。首先是网络使用没有建立起传统的商业利益分享机制，随意的上传、转载等传播导致复制品销售的大幅下滑甚至消失，著作权利人无法从作品的传播中获得复制时代复制品销售所能分享的利益，最典型的就是唱片工业在信息网络的冲击下已经接近消亡。

目前，从影视剧和音乐的商业经营情况来看，商业永远是面对现实的，目前实务中影视剧的合同与著作权法的语言体系并不对应。以笔者从事行业法律服务经验来看，企业普遍重视和实际从事的。是根据不同的传播渠道，确定版权的商业价值和商业利益的分配。决定版权商业价值多寡的，从传统的版权复制品的数量，演变为点击量、下载量、市场份额，许可传播的渠道、时间等。很多时候，对注意力的吸引和分享决定了作品的商业价值，也决定了利益分配的格局。

所以，这次的版权法修改以及全球范围内著作权法的修改，未来必将走向传播权的扩张与细化。在传播的渠道、商业利益分配规则等方面，逐步建立一套商业和利益分享规则。

在我国来说，技术上的三网融合难度并不大，由于传统利益格局的问题，版权的传播权扩张与细化，还会受到现实的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

中国图书馆立法与著作权法的协调 篇12

经过多年的发展, 我国图书馆立法事业有了不小的进步。早在1909年, 我国第一部图书馆法规—学部奏折《图书馆章程十九条》出台, 之后的国民政府也颁布了几部关于图书馆的法规。但是这些规定较为粗糙, 而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 这些法规也不可能起到类似于美国的《图书馆权利宣言》和日本的《图书馆自由宣言》这类文件的作用, 也没有为后来的图书馆立法打开局面, 当然, 对于这种立法的探索还是值得肯定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 各有关部门颁布了诸多形式的规制图书馆活动的法律文件, 例如, 1950年, 国务院颁布了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法令;1955年, 文化部颁布了《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1957年, 国务院颁布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1980年, 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1987年, 两部一委联合发出《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意见》等。这些文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图书馆工作的进行, 但是, 以这些形式出现的文件大多不具有法律上的执行力, 所以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 执行效果并不明显。而笔者以为, 在我国图书馆立法发展的初期, 法律制定者就将着眼点放到了图书馆的管理和运行上了, 相比于美国和日本的做法, 这样的做法虽然实用, 但是缺乏相应的基础, 从根本上会使人们对图书馆事业的认知不甚明了, 美国和日本以宣言的形式规定了图书馆的自由, 一方面是确定了图书馆的地位, 在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将图书馆这个只是汇聚和传播的神圣殿堂的地位固定, 这对于图书馆的立法和管理, 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 我国各个省市也开始制定图书馆方面的法律与法规, 例如1987年的《上海市区县图书馆管理办法》 (本篇法规已被1997年的《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废止) , 2008年的《乌鲁木齐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以及2009年的《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等, 这些法规都是针对不同地区的状况制定的, 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与美国的实践类似。值得思考的是, 这些管理办法都是针对公共图书馆本身的管理, 这当然十分重要, 但是, 其他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值得注意, 比如知识产权问题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另外这些法律文件的执行力也相对较差, 在现实中是否能有效的实施, 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二、现阶段我国图书馆立法的有利条件

一是“‘依法治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 标志着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都要依法进行, 任何人, 任何组织都要依法办事, 而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这样一个国家政策的指导下, 图书馆立法事实上是对“依法治国”的具体实施,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中央的重视与支持, 乃是我们抓紧制定国家图书馆法的绝好机会”。

二是无论是清朝末年的对于图书馆立法的探索, 还是在建国之后我国中央和地方相关部门制定的相关法律文件, 虽然在内容上和性质上都存在诸多问题, 但是, 在另一方面, 这些立法的存在恰好是我国图书馆立法的基础。

三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我国对于版权保护的力度有所加大, 版权保护也日渐的走入正轨。作为与图书馆立法联系最为密切的版权保护问题, 在之前的立法中并没有重点提及, 但是,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尤其是数字图书馆的出现, 著作权的保护已经极为必要, 结合当前国内形势, 将著作权这一重要内容纳入到图书馆立法之中已经很有实现的可能性。并且, 笔者以为, 图书馆立法不仅要与我国现有的著作权法协调, 更重要的是对于著作权的保护, 可能会成为中国图书馆立法的突破口, 成为中国图书馆基本法制定的最重要的推动因素。

三、图书馆立法与著作权法的相互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直接与图书馆相关的规定只有一条, 其第22条第8款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 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除此之外, 其他规定虽然都适用于图书馆的日常工作, 但是没有细节性的规定。尤其是在对于作者权利的保护问题上, 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并不完善。之前的研究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 一般从两个角度切入, 一是图书馆本身, 在购买、编排目录和备份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侵犯著作权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 一般的图书馆管理规范就可以加以调整了, 当然, 在未来的图书馆立法中还要更加完善。在另一方面, 研究者探讨了如果图书馆的读者对于著作权侵犯将如何处理的问题, 早期的研究者认为在借阅、阅览的过程中加强对《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宣传工作, 并加强与读者的交流, 教育读者遵守《著作权法》, 自己不发生侵权行为, 鼓励读者在阅读和鉴赏中发现侵犯著作权行为向图书馆或有关部门反映。这样的做法有助于读者对于著作权的保护, 但是并不会起到十分实质性的作用, 尤其是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和复印成本的急速降低, 这样宣传式的做法所能起到的作用会越来越小。所以建议在图书馆立法中, 规定特别的机制对于读书馆读者侵犯著作权的问题加以解决, 比如在大型公共图书馆设立免费复印设备, 禁止图书带出图书馆只可以在阅览室借阅, 并允许复印图书的部分章节。这是欧洲公共图书馆的一般做法, 笔者以为, 现阶段在我国诸多城市可以实现, 当然, 这种设想不仅是法律可以解决的, 还需要图书馆设备的增加。

总之, 图书馆立法与著作权法进行协调, 其首要原则是遵守我国著作权法的各项规定, 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于图书馆著作权法的细节性的规定, 在某种程度上细化我国著作权法, 并促进其有效的执行, 以著作权为起点, 会更加有效的促进我国图书馆的立法。

参考文献

[1]袁庆东.“图书馆自由”概念之内涵—以日本《图书馆宣言》为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