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许可协议

著作权许可协议（精选7篇）

著作权许可协议 篇1

甲方（出版社）：___________________

法人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人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了传播先进文化、提高全民素质，更好地履行文化传播和社会教育的职能，乙方希望通过评奖活动，加强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进一步培养全社会的阅读习惯，引导社会的审美取向和文化消费，同时为家庭藏书和图书馆藏书建设提供指导。

本奖项通过社会投票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评选，乙方将设计相关网页用于网络投票。为此，需要在网页上提供参评图书，采用网上投票的方式进行读者初评，得票最多的前_________种图书将进入复审，由专家评审出_________种获奖图书。

为了配合乙方奖项的评选，甲乙双方就甲方所出版图书进行电子化的事宜，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签订本协议，共同遵守。条文如下：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同意向乙方无偿非专属授权使用书名为_________的著作（包括该著作的版式及装帧，以下简称本著作）

□全文

□部分内容（不少于全书内容的1／3）：_________页至_________页

（请在相应的方框内画√，下同）

以电子文本的形式，作为乙方奖项相关网页的内容。

2．甲方□已制作并同意向乙方免费提供本著作的电子文本。□授权乙方对本著作进行数字化加工、转换。

3．甲方授权乙方根据本次活动的要求对本著作的电子文本进行数字化加工、编辑等，使之成为符合网上评选要求的电子文本。

4．乙方将本著作转化为电子文本时，甲方□需要；□不需要免费获得本著作的数字化副本一套。

5．甲方同意乙方在评选活动结束后，在乙方网站上继续提供本著作电子文本的网络浏览。

6．甲方保证所提供授权的著作，没有侵害他人著作权和其他权利，如有因此引起之纠纷、诉讼、损失或损害赔偿等，完全由甲方负责。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7．乙方仅向读者提供基于个人非营利性质的阅览。

8．乙方应在甲方授权范围内使用本著作时，载明著作出处及甲方名称。

9．乙方负责选取或研发参评图书网上阅读软件。包括：存储、浏览器、下载控制、使用频率以及统计要求等，以技术措施有效保护甲方著作权及相关权益。

10．乙方可根据甲方要求，向甲方免费提供本著作的书目数据。

11．乙方可以根据甲方要求，通过本馆网站与甲方网站建立链接，引导感兴趣的读者浏览甲方网站。

12．乙方可以根据甲方要求，就参评图书网上阅读事宜积极寻求与知名网站链接，以扩大甲方参评图书的宣传范围。

13．评选结束后，乙方将甲方获奖图书名单在馆内相应地点与本馆网站的醒目位置向读者推荐，引导读者作为购买阅读的优先选择。

三、甲方保证在上述条款中向乙方许可的权利都已获得本著作作者的同意，并提交相关证明文件交乙方备案。

四、其他事项

14．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确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5．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_________年。

16．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章）：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签章）：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著作权许可协议 篇2

我国著作权法既要保护作者的私益来鼓励作者进行创作,又要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促进文化和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从而保证社会的整体利益。赫克认为,法起源于对立利益的斗争,法的最高利益就是平衡利益。我国著作权法前两次的修订并没有引入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未对著作权人的权利滥用进行合理有效的限制。本人认为,著作权法是着眼于保护作者的私益,立足于社会公共利益,宗旨于促进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无论是从世界的角度去学习、引进,还是基于我们社会客观发展的状况,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充分的完善我们著作权法的法律体系,使之更为合理与科学。

在世界上最早规定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是1909年英国的《著作权法》,[1]由于受到当时经济、文学、思想等各方面的限制,其中仅规定了针对音乐作品录制唱片适用的情形,并未涉及其他。然而,在学术上通说认为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起源于1909年的《美国版权法》,[2]在该法律中明文规定了,音乐作品的权利人对其作品享有复制权,但与此同时又规定权利人不得将该作品只授予一个公司使用。换言之,其他公司可以相同的条件要求音乐作品权利人进行授权使用,权利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这是最早在美国的立法中体现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它的影响不仅覆盖美国本土,更是对世界关于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立法和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立法主要追求的是大陆法系,体现出较为浓厚的大陆法系精神。时至今日,随着经济不断地发展,世界联系空前的紧密,我们应该进一步学习、借鉴欧美先进的知识文明成果,完善我国著作权的法律体系。

二、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基本原理

(一)强制许可制度概念与特征

1.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概念

著作权法中的强制许可,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由著作权主管机关根据情况,将对已发表作品进行特殊使用的权利授予申请获得此项权利的使用人制度,属于“非自愿许可”的情形。[1]在学术界对于著作权法强制许可制度的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

这一概念表明:第一,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是调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器,是有效规范著作权人滥用其垄断性权利进而限制文学的传播与正常交流。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是“非自愿许可证”的主要类型,在其定义中充分体现出“非自愿许可”的性质。第二,使用人要向著作权有关机关进行申请且需要进一步审查的必要条件,不经申请或未经有关机关批准使用人不得擅自使用权利人的作品。由此可见,申请、审查是为了保证“著作权强制许可使用”制度正确有效运行的关键环节。该条件也是为了平衡权利人私益和社会公益,防止使用人滥用法律授予的权利,进而侵犯原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2.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特征

第一,对象的特定性,即强制许可使用必须针对的是已经发表的作品,未发表的作品不能运用强制许可进行使用。

第二,程序的严格性,不经申请或未经有关机关批准使用人不得擅自使用权利人的作品,必须向有关机关进行申请,得到授权之后才可以适用强制许可,使用权利人的作品。

第三,必须尽到最大的谨慎义务,只有使用人在无法与权利人取得联系或权利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其正当使用时,才可以向有权机关进行申请。

第四,该强制许可属于非自愿许可,是普通许可,使用人不得擅自转让,不得独占。

第五,内容具有稳定性,一般强制许可的内容仅限于翻译权、复制权、改编权、录制权,使用人的权利得到严格的限定,不得肆意滥用权利。

第六,有偿性,著作财产权的使用和转让,要经过权利人的同意且支付一定的报酬,强制许可使用同样需要使用人向权利人支付合理的报酬,体现出知识产权具有的垄断性所延伸出的无形财产性。

第七,期限性,知识产权都有法定的保护期限,期限届满权利则自行终止,对于强制许可使用制度同样要受到时间的限制。

(二)著作权强制许可的法理基础

强制许可制度属于法律规则。它以实现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为价值目标。法律所追求的就是公平、正义。倘若权利人肆意拿起所谓的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在他们嘴上挂着的是法律,惦记的却是财富。谁也不能动我的奶酪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否则就拿起法律的武器来实现自我的公平、正义。“公平”二字说来简单,但又何为公平,有无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值得让人深思。笔者认为,公平只是达到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寻求能够让双方都能接受甚至认为合理的平衡状态。法律是静态的,把法律这种静止不动的东西运用到千变万化的实际案例之中,解决现实纠纷与矛盾,就需要把握好“公平”二字。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平等的适用法律,真正的做到在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得尤为关键。在万千复杂的各种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如何运用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无论是对我们当事人还是对有关机关都是重大的考验。

秩序是法律所追求的最为基础的价值,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强制许可制度的诞生和目的,就是为平衡著作权人、使用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通过设定强制许可制度,避免了因著作权人享有垄断而致使社会发展受阻,相反却为促进社会的发展,文化、科学的传播而制定。与此同时,又对申请强制许可使用人做出了严格的限制,需要尽到最大的谨慎义务以及经受有关机关严格的审查、授权等程序,也使权利人的智力成果不受到无谓的侵害,进一步鼓励社会大众进行创新和科研,调动社会主体的创作积极性,最终实现社会科学进步,文化繁荣的局面。从这个角度而言,强制许可制度并不会阻碍作者进行创作,也不会成为科学、文化传播的障碍,反而会成为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一大动力,是维持社会秩序,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机制。

(三)强制许可与而相关制度之比较

1.强制许可与合理使用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及相关强制许可使用制度研究,可以得出强制许可制度与合理使用制度联系极为密切。对于限制权利人的权利滥用,有效的规制市场的运作秩序,平衡私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冲突等方面均发挥着巨大作用。

强制许可制度与合理使用有以下几点具体的联系:第一,二者均为著作权的“非自愿许可”制度;第二,两者的使用对象都是针对已发表的作品,而对于未发表的作品不得适用强制许可和合理使用,以此来避免使用不当侵犯权利人的发表权;第三,两者产生的目的相同,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都是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为了进一步保障实现著作权法的宗旨而诞生,其目的和宗旨具有一致性;第四,使用人应当尽到适当的谨慎义务,强制许可与合理使用虽是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制度,使用人在使用他人作品之时,必须尽到合理法律义务,比如应当指明作者、作品名称、保证原有的作品形象不受歪曲等等。[3]

强制许可和合理使用虽然都是著作权权利限制的方式,但二者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具体如下:第一,二者的法律性质不同。合理使用是基于《著作权法》的规定,只要符合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的12种法定情形就能使用该作品。强制许可则更偏向于行政许可,因其要经过严格的申请、审查、批准等程序,即在特定的条件下使用人要想获得强制许可作品,必须要先获得有关机关的审批授权;第二,适用范围不同。强制许可的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一般仅限于翻译权、复制权、改编权、录制权,使用人的权利得到严格的限定,不得肆意滥用权利,而合理使用的内容则较为广泛;第三,是否支付报酬不同。对于符合《著作权法》第22条的12种法定情形可以不向权利人支付报酬,但使用人申请强制许可使用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向其支付一定的报酬;第四,二者所需程序不同。对于符合《著作权法》第22条的法定情形时不需要申请就可以合理使用,强制许可则是需要当事人向有关机关进行申请,获得授权后才可以使用该作品。通过比较研究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制度,二者虽然都在限制权力滥用权能的发挥上有着重大作用,但其在具体的实际运用中尚存在巨大区别,其作用都不可轻视。

2.强制许可与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是指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以特定的方式使用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应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并尊重权利人的其他权利的制度。[4]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分别在第23条,33条,40条,43条,44条规定法定许可适用的法定情形。强制许可作为对于著作权权利人权利限制制度之一,与法定许可有着功能上的一致性和体系上的完整性。

强制许可制度与法定许可也存在以下几点具体联系:第一,二者针对的对象都是已发表的作品;第二,强制许可和法定许可都是为了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而存在,两者存在的目的相同;第三,使用人在适用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制度时,使用权利人的作品都需向权利人支付一定的使用费;第四,二者均属于“非自愿许可”,不需要征求权利人的同意。但强制许可和法定许可在具体适用条件和对象等方面尚存在众多区别。第一,权力来源不同。法定许可源于法律直接规定,强制许可则需要有关机关的授权;第二,适用对象不同。强制许可必须经过授权后才可以使用,即只有获得强制许可使用证的人才可以,对象特定、具体。法定许可的使用对象则是比较广泛,凡是属于法定许可的法定情形都可以使用;第三,程序要求不同。对于法定许可使用人只要满足现行《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法定方式,不需要经过任何的程序,也不需要权利人是否同意,就可以直接使用。强制许可则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使用人必须经过申请、审查、授权方才可以使用。

3.小结

通过简单的对比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不难发现三者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在限制权利人的权利上各有千秋。我国《著作权法》中对合理使用采取的是列举式,虽然适用条件明确、具体,但也无法穷尽列举,就显得弹性不足。法定许可对使用者的界限则是做了直接规定,对比强制许可又少了申请、审查等一系列程序,由此适用范围较广。强制许可制度通过使用人申请获得许可证的方式来使用作品,不仅对权利人做了有效的限制,还对使用人做了严格的规范。由此观之,三者成三足鼎立之势成为著作权权利限制的重要制度设计,共同实现了保护作者权利和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目的。[5]

三、构建强制许可制度的必要性

(一)著作权滥用及其危害

1.著作权的滥用

《著作权法》规定了作者和相关权利人的广泛权利,但仅仅片面强调作者的权利,使权利绝对化,就会导致文化作品传播受阻。如果对作者或权利人不加限制的任意使用有关权利,必然会妨碍社会公众对于作品的正当使用,甚至会妨碍体现在作品中信息的传播。[6]《著作权法》赋予了创作者或有关权利人以专有权、垄断权,一方面以其专有性、垄断性的权利来鼓励创作者进行创作,保护作者的私益;另一方面权利也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和约束,维护社会公益的要求。没有义务的地方就不会有权利的诞生,也不会存在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的义务,权利应当正当行使。

著作权权利人滥用权利主要表现在价格歧视,拒绝许可,搭售等诸多行为中。[7]这些滥用行为与滥用权利极为相似,会带来与权利滥用同样的法律后果。权利人由于法律赋予其专有垄断权,他在销售、传播的同时对于作品的定价、销售,一般都是要遵循行业标准,过高提升商品价格不仅会使社会公众的利益遭受损害,还可能甚至要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和调节。拒绝许可是指,著作权人利用自己对知识产权所拥有的专有权,无正当理由拒绝授予他人使用,来限制竞争的一种方式。著作权赋予著作权人是否对外许可使用的权利,这属于权利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一般不会构成《反垄断法》上的非法行为。但拒绝许可使用过度,则极有可能造成滥用进而使他人不得合法、正当的利用其作品,也就限制了作品的传播,必然要受到限制和规范。由此可见,拒绝许可也可能成为著作权人滥用权利的一种方式。搭售虽然是经济法中的一个概念,也是不正当竞争行为方式之一,但其与著作权也并非毫不相关。在著作权中,搭售进而销售商品也很常见,如为确保整套产品的质量或消费者的人身安全,搭售一整套商品的。现实中取得商业竞争优势的企业,往往会利用搭售来促销,以排除竞争进一步打到市场垄断。此种情况无疑是正当的权利得到滥用而变成非法,必然要受到《反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规制。一言以蔽之,当著作权演变成一种垄断的阴谋,合法的权利就会走向非法,就会受到有关法律的调整,来限制由此带来的危害。

2.著作权滥用的危害

法律赋予了当事人许多权利,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权利。权利一旦被过度使用,就会带来预期之外的法律后果,甚至面临法律的制裁。《著作权法》不仅要保证著作权人的权利得到有效的行使,也应当让社会大众共享文明成果,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与社会效果相统一。[8]自著作权法诞生之初,追求利益平衡就是他亘古不变的命题之一,而是否能够达到那种平衡的理想状态,不仅对著作权本身的正当性具有重要意义,还对著作权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的宗旨有密切联系。[9]针对于著作权人及相关权利人而言,其创作的智力成果并不是无边界的使用,法律对著作权设定了一界限防止其无限制的扩张,如保护期限的限制,著作财产权和人身权内容的明确性等等。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法律对于著作权的保护和限制程度同样是大相径庭。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保护措施相对比较完善,对于著作权人的限制会少一些,反之同样。我国为确保权利的正常行使和均衡社会利益等方面,对于著作权人的权利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制。

著作权的众多滥用行为和权利人滥用权利会带来很大的危险性,它会限制知识产品的正常传播,最终阻碍社会科学的技术进步和文明传承。[10]总而言之,结合社会发展的现状以及著作权本身的要求,应当采取一些规制权力滥用的措施,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著作权滥用的规制

在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法律也为公民提供了众多权利的来源,但权利始终是与义务一并存在,相继而生。权利人在行使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合法的权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更不得滥用权利危害国家、集体的利益。我国《宪法》第51条就明文确定了禁止权力滥用的原则,《著作权法》也同样禁止权利人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利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其中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就是限制权利人滥用权力的有效制度,结合《著作权法》实际运行的现状以及国外相关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的发展,仅仅依靠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来约束权利人,促使其正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还远远不够。强制许可制度不仅是著作权法权利限制方式之一,还可与法定许可、合理使用互补缺失,共同构建完善的法治体制。

强制许可制度是一种非自愿许可制度,主要是通过以国家强制力对权利人的专有权进行合理的限制,从而满足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该制度不仅对权利人进行合理的限制,也使社会大众更好的去传播、使用、研究,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以此来推动社会的经济、科学、文化的进步。[11]总之,它实现了既保护权利人的专有权,又保护了社会公共利益,达到了个人私益与社会公益双赢的目的。

四、著作权强制许可的国际法依据与外国实践

《伯尔尼公约》约在1886年制定于瑞士伯尔尼,旨在保护世界文学和艺术作品,是关于保护世界文学的国际条约,我国在1992年10月5日加入该条约。不论是在《伯尔尼公约》还是《世界版权公约》抑或是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法制体系相对健全一些国家,在其法律中都有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踪影。

《伯尔尼公约》第11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人享有的专有权利中广播权的条件由本同盟成员国的法律规定,但这些条件的效力严格限于对此作出规定的国家。在任何情况下,这些条件均不应有损于作者的精神权利,也不应有损于作者获得公正报酬的权利,该报酬在没有协定的情况下应由主管当局规定。从这可以看出,公约不仅充分保护了作者的广播专有权,同时也考虑到了社会公共的利益。世界各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权利人的广播权做出许可使用,通过强制许可制度合理的限制权利人的专有权。

《世界版权公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其第5条第2款规定:甲,如果一部文字作品自首次出版算起七年期满而翻译权所有者或在其授权下尚未以该缔约国通用语文出版译本,该缔约国任何公民都可以从主管当局得到用该国通用语文翻译该作品并出版译本的非专有许可证。这就规定了本国国民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本国已经出版的作品可以申请强制许可。[12]

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是理论化的规范体系,是宏观上对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整体概括与要求,针对于世界各个成员国具体如何适用,还是应结合本国国情,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际的需求做出具体的裁量。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不仅在国际公约中得以规定,更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如在美国、德国、日本的著作权立法中,均能找到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身影。在《美国版权法》第115条,《德国著作权法》第61条,《日本版权法》第67条第1款分别规定了制作和发行录音制品的强制许可证,制作音响载体的强制许可证和一般强制许可证。[13]这就表明了在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引导下,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率先建立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更好地完善著作权对权利人的权利限制体系。我国应当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精髓完善自我,构建我国完善的著作权权利限制体系。

五、我国著作权强制许可的现状与建议

(一)我国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严格的来说应该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更多的还是遵循大陆法系精神,以制定法为主要形式,法律规范较为抽象和概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并立,公法和私法区分较为明确。我国在著作权有关立法方面,更多的注重于著作权人个人利益的保护,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和权利人个人权利的限制还尚有不足,有待完善。

我国著作权法前后经过两次部分修订,2001年10月第一次修订,2010年2月第二次修订,现行《著作权法》依然是第二次修订的版本。在国务院2014年6月6日向社会发布关于《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送审稿)中,版式设计权、录音制作者权、表演者权和广播电视组织权等权利都有涉及,但始终未涉及强制许可使用制度,对于著作权权利人限制体系而言仍是一大缺憾。学术界对于强制许可制度也是争议很久,对于现有《著作权法》未明文规定强制许可制度更是意见颇深。令人不解的是,在许多国内教科书中,关于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也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这足以显露出国内对此制度设计的缺失。我国是在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在其中均可以寻找到关于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设计。此外,强制许可制度原本是为了保护发展中国家对于文学、艺术、科学的发展而作出的优惠制度设计,目前世界发达国家许多早已经突破强制许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限制,早已引入强制许可制度来促进自我的发展,如美国,德国,日本等。我国建立著作权强制许可使用制度的内部因素是完善著作权权利限制规范体系的要求,外部因素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更好的融入世界的要求,以及《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的对世界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建立有着指引和规范的意义,实质因素是为了真正的实现立法宗旨,促进文化传播,文化发荣的必然选择。建立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对理论和现实都有巨大的价值,完善法律体制也是迫在眉睫。

(二)建立著作权法强制许可制度的建议

首先,建立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不仅可以从《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中找寻依据,也可从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经验。世界上众多成员国都从国际公约中寻找并制定利于自身发展的法律规范,我国当然也不能浪费这一宝贵资源。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完善法治体制建设,为社会整体发展保驾护航。

其次,国外的关于著作权强制许可的立法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美国、德国、日本等都已经依据国际公约制定出适合本国的强制许可使用制度,我们可以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进一步吸收他们的优秀成果,完善自身。从而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比较完善和实用的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

最后,我国著作权法建立强制许可制度也是完善和协调自身立法的需要,弥补著作权权利限制制度的缺失,丰富著作权法的内容,缩小与发达国家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的差距。

此外,笔者认为在建立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时,还应该充分体现出权利人的意志。强制许可虽然属于“非自愿许可证”的内容,但并非忽略甚至遏制著作权人及其权利人的意志。使用人再向有关机关申请强制许可时,应当尽量听取权利人的意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智力成果,不能为了社会利益的实现而损害或牺牲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另外,设置著作权强制许可时,它的内容范围也显得尤为关键,既不能向合理使用那样采取完全列举式的方式,也不可过于概括和模糊,使其在具体使用时困难重重。如何把握好这个度,需要广泛的仁人志士一起出谋献策,以求来共同构建一个完善的强制许可制度,协调我国的著作权法权利限制体系。在此,我希望无论是强制许可制度的出台抑或是其他的法律规范的诞生,法律一旦产生我们都要去遵守、执行。最后也希望我们不仅在立法方面有所完善,更期待司法和执法力度的提高,从而建设成为富强、民主的法治国家。

摘要：著作权人及其相关权利人利用法律所赋予其的垄断性来限制甚至是排除他人利用和使用自身作品,从而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与我们现有著作权法所追求促进文化和科学的传播,促进作品的创作与文化繁荣的宗旨相悖。在我国目前的著作权法中仅仅规定了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两种制度作为著作权权利限制的方式,而强制许可制度在促进文化传播与繁荣,限制权利人权利滥用上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们现有的著作权法并未明文规定,可谓著作权法中的一大缺憾。本文主要通过阐释我国构建强制许可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以及强制许可制度与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制度的比较,并结合国际著作权法的发展趋势,进而提出关于我们完善自身著作权法强制许可制度的建议,来弥补现有著作权法的不足。

著作权许可协议 篇3

开放存取（Open Access，OA）使作品的复制、改变、分发变得容易，也使知识共享的愿望变成现实，但也面临着来自著作权方面的困扰，因为在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下，作品一经出版或发表就受到商业出版者的垄断，不许他人擅自对作品进行复制、改变、传播与利用，著作权法对作品的过度保护已经到了妨碍创作的地步[1]。因此，著作权使用许可协议就成了解决开放存取中著作权困扰的一个关键因素。著作权人与用户签订许可协议，著作权人的复制、传播、修改等权利并没有放弃，而是在许可协议的限制下做了让步，给了用户在获取、分发、理解、复制、链接，甚至修改方面的自由。许可协议并非撇开著作权法另起炉灶，而是以承认开放作品的著作权为前提，然后再将这种享有著作权的开放作品纳入许可协议的运作规则之中，而且这种规则都是在各国现行著作权法基础之上的特定解释。著作权使用许可协议的本质是反垄断，目标是在作者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

开放存取中著作权使用许可协议的现状以及对标准化的影响

1. 种类多样

目前，开放存取中著作权使用许可协议的种类多样，给用户选择许可协议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也会产生不知从何入手，不知选哪个好的忧虑。比如开放存取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OAJ）既可以根据开放作品的类型选择《设计科学许可协议》（Design Science License）、《公开内容许可协议》（Open Content License）、《开放出版许可协议》（Open Publication License）、《科学图书馆开放获取许可协议》（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Open Access License ），以及《GNU免费文献许可协议》（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等许可协议。也可以根据授权模式选择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CCL）。CCL又因其授权要素不同，形成多个许可协议。CCL有署名、相同方式共享、非商业用途和禁止衍生作品四个基本授权要素。这四个基本授权要素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起来形成更多许可协议，其中有6个核心的许可协议[3]：署名—非商业用途—禁止演绎（BY-NC-ND）；署名—非商业用途—相同方式共享（BY-NC-SA）；署名—非商业用途（BY-NC）；署名—禁止演绎（BY-ND）；署名—相同方式共享（BY-SA）；署名（BY）。这6个许可协议供授权方选用。

另外，如按缔约方分，有作者与使用者的许可协议、作者与出版者的许可协议、作者与知识库的许可协议。按被许可使用权的排他性强弱不同分，有独占使用许可协议、排他使用许可协议、普通使用许可协议。

從法律上讲，上述这些许可协议实质上是一种格式合同，它由组织起草、论证并免费公布，组织本身并不是合同的缔约方，而是辅助缔约人，提供技术支持和媒体平台。真正的缔约人是选择相应协议的授权人和用户。用户在利用某一开放作品时，首先要看该开放作品选择哪一种许可协议，认真解读该许可协议的授权条件及使用人的义务，在该协议的规定范围内行使利用者的权利，否则就会触犯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也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开放存取的两大出版商——生物医学中心（BioMed Center，BMC）和科学公共图书馆（Publich Library of Scicncc，PLoS）都选择了“署名”许可协议，这是最宽松的许可，只要保留原作者的署名[4]，就无其他限制的使用。Splinger公司的Open Choice项目则采用了“署名—非商业性使用”许可协议，允许对作品非商业用途的任何使用，前提是保留原作者的署名。由此可见，不仅开放存取许可协议种类多样，作品授权方选择的许可协议也比较自由，使得用户在使用授权方作品时，必须逐一地解读、判断、甄别作品所附许可协议的许诺、限制事项，占用他们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会给用户带来一些不便。

2. 条款内容不统一

尽管著作权使用许可协议具有某些共同性条款或共同性内容，各国都规定了著作权许可协议的条款内容，例如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使用许可协议的内容应包括：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或者非专有使用权；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期间；付酬标准和办法；违约责任；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等。但由于许可协议类型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条款内容，或同类许可协议由于出自不同的国家、地区而具有不同的内容。例如，基于美国法律制定的CCL法律条文包括：定义；公平交易权；授予许可；限制；声明、保证、免责；责任限制；终止；其他等。自CCL公布以来，到2009年，已有51个司法管辖区依据当地的著作权法律法规[5]，将CCL本地化成51个不同版本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各国知识共享许可协议虽然都是脱胎于CCL，但又要与本国法律法规相适应，因此在条款内容上肯定带有本国的法律法规元素，也会影响知识共享许可协议条款的统一性，降低统一性就有可能降低其权威性，为知识共享活动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简化许可协议的种类，规范许可协议的条款内容，最终形成标准化的许可协议，将成为今后开放存取走向成熟的关键。

对著作权使用许可协议标准化或兼容性的认识

1. 如何实现著作权使用许可协议标准化

标准化多是先以多元化表现出来，而后集中到某一方案，即成为标准的。许可协议也不例外，最初，相关各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考虑自己一方可能多一些，当随着开放存取中使用许可协议的事例增多，多元化许可协议暴露的问题也随之增加，人们必然寻求用标准化的许可协议来兼顾各方利益，规范开放存取活动，达到既简化程序，又能降低交易费用，节省时间和精力的目的。

如果只从许可协议标准化的角度考虑，采用的许可协议只有一个最好，就能以最少的交易时间解决开放存取问题。但是，假设不能标准化成一个，而是按作品类型规范成几个，让用户按类选择需要的许可协议也是可行的。例如：现有的《EFF 开放音频许可协议》（EFF Open Audio License）、《免费艺术许可协议》（Free Art License）、《免费音乐公共许可协议》（Free Music Public License）等都是按类制定的许可协议，通过培训让用户了解与各类作品相配套的许可协议，作品与许可协议一对一，既有针对性，使用起来又方便。但是现有的作品类型许可协议并非是规范的，应该对作品类型许可协议进行重新设计，做到对每类作品有专门的许可协议，以减少授权方与被授权方在签订协议时的时间和精力。

赋予标准化许可协议法律地位。现在对开放存取存在着立法上的空白，使得這项事业十分脆弱。第一，标准化许可协议并非法律规则，所有权利人并不是都能按照条款自愿放弃其应得的权利。第二，如果没有法律规范，开放存取的理念在现实社会中难免蜕化和变味，“全程自由”无法得到保障，相反却可能成为某些人不劳而获的幌子。第三，信息的传播利用是无国界的，但是开放资源的版权保护则是适用地域法的，开放存取协议都是建立在特定国家、地区法律之上的特定解释，在一个国家得到认可的许可协议未必能与其他国家的法律兼容。第四，开放存取拒绝提供担保的做法也有可能同当地的法律相抵触[6]。可以说，发展开放存取事业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使标准化许可协议得到法律认可，具有法律地位，受到法律的庇佑。

将CCL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标准化许可协议。CCL可以应用在被著作权法保护的所有作品上，包括书籍、文章、照片、影片、录像、歌曲、演说、设计、教科书、课件、网络站点、博客、以及其他音频的或视频的制品等等。它致力于让任何创造性作品都有机会被更多人分享和再创造，共同促进人类知识在其生命周期内产生最大价值。自从CCL发布以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组织开始使用，一些开放式课程、图书馆、开放存取期刊、知识库、机构库等都将CCL作为对外开放的规则使用。在我国，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经过几年时间的运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目前倍受关注的Blog圈中， 更是得到了普遍的使用，许多Blogger都是它的积极支持者。

现在，知识共享组织还在不断完善CCL，开发了一些网络程序来帮助人们选择许可协议或是将其作品献给公共领域，作者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可以选出最符合自己需要的许可协议。知识共享组织为方便用户获取资料还开发了元数据（metadata），它以机器可识别的方式，将作品与该作品的授权状态联结起来，人们可以方便地在网络上检索到采用许可协议的各种数字内容。

当然，知识共享许可协议还有许多不够完善之处， 例如与其他开放内容许可协议的互通性问题， 它的非商业性使用条款、发展中国家许可协议受到一些人的批评[7]。但是，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在建立合理的著作权层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日趋严密的情况下，它建立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富有弹性和层次的著作权保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为创作者提供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 既保护了创作者的作品， 同时鼓励其他人以特定方式来使用这些作品，有利于创造和创新。因此，将CCL打造成国际化标准许可协议有着良好的基础环境，也势在必行。

关于许可协议的标准格式仍是仁者见仁，但各方对尽量降低协议自身产生的障碍的重要性的认识还是一致的。虽然在解决措施上未见统一，但随着开放存取运动的进一步成熟，对这方面的研究会更深入。

2. 许可协议兼容性设想

解决不同许可协议相互矛盾的另一种方法，是确立许可协议之间的兼容性。与许可协议标准化不同，它不是限定许可协议的种类、数量，而是保留许可协议多样性不变，让“细节不同但结构相似”的许可协议间相互兼容使用。例如，许可协议A和B，虽然在细节上有矛盾的内容规定，但在结构上有相同之处，那么，这两个协议就可以相互兼容使用。另外，如果A、B两协议细节不矛盾，但利用条件相互矛盾，A、B之间也兼容性，在这两个协议下就不能组合各自公开的资料形成新资料[8]。许可协议兼容性虽不能减少解读、判断、选择多种协议的时间和精力，但引入多种协议间的市场竞争，会筛选出更好的协议来。

例如，CC-by-sa的理念基本上与GFDL相同，《GNU免费文献许可协议》可与CC-by单向相容（CC-by可改为GFDL，GFDL不可改为CC-by）。但是因为一些条款细节有所出入而无法兼容（CC-by-sa 要求衍生作品同样以CC-by-sa 发布，因此不能改以 GFDL 发布）。2005年11月，知识共享中已经有人提出修正案，以增加和GFDL的兼容性为目标。

（作者单位：承德医学图书馆）

参考文献

[1] 王应宽.中国科技学术期刊的开放存取出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06.

[2] 杨学春.开放存取的理论基础——兼论许可协议（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3]傅 蓉.知识共享许可协议[J].图书馆，2006（4）：46-48，72.

[4]孙茜.开放存取期刊采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必要性[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1（2）：64-68.

[5]周玲玲.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及其可持续利用价值[J].科技与法律，2009（6）：8-11.

[6]孙静.开放存取知识产权问题研究[J].数字图书馆论坛2006，（9）：54-60.

[7] 秦珂.开放存取的版权政策及其构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8，（1）：7-10.

著作权许可合同 篇4

乙方：_________

双方约定甲方将其拥有的著作权授予乙方使用，双方根据《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签订本协议：

一、许可使用的作品

甲方许可乙方使用甲方创作的下列作品：

(一)作品名称及描述_________(详见附件)

(二)作品名称及描述_________(详见附件)

二、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

甲方许可乙方使用甲方作品的权利种类为：

(一)_________作品的使用权包括本条第二款_________项权利。

(二)_________作品的使用权包括本条第二款_________项权利。

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

(1)复制权，即以_________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2)发行权，即以_________方式向客户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3)出租权，即许可他人临时使用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

(4)展览权，即以_________方式公开陈列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5)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_________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6)放映权，即通过_________技术设备公开再现作品的权利;

(7)广播权，即以_________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权利;

(8)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_________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权利;

(9)摄制权，即以_________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

(10)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11)翻译权，即将作品从_________文字转换成_________文字的权利;

(12)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_________方式，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

(13)获得报酬权，即按照甲方规定的收费标准向客户收取费用的权利。

三、许可使用的方式

甲方许可乙方在 区域内使用_________作品(计算机软件)为(非)专有使用权。

四、许可使用的期间

甲方许可乙方使用的_________作品，其许可使用期限按下列第_________项规定执行：

(1)使用期限按照甲方的通知执行;

(2)限于在_________期限内使用。

五、付酬标准和办法

甲方许可乙方使用本协议规定的作品属于免费使用，或一次性交纳许可使用费 元。

六、著作权的归属

乙方在________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而创作的_________作品，著作权归甲方所有。

七、违约责任

乙方违反本协议有关规定，应当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按照以下标准向甲方偿付损失赔偿金。

(1)擅自发表甲方许可使用的作品，偿付赔偿金_________元;

(2)擅自在甲方作品上署名的，偿付赔偿金_________元;

(3)擅自修改、歪曲、篡改甲方作品的，偿付赔偿金_________元;

(4)违反本协议许可权利的种类使用作品的，偿付赔偿金_________元;

(5)违反本协议许可使用的`方式使用作品的，偿付赔偿金_________元;

(6)__________________.

八、甲方的权利

乙方依照本协议承担的义务，均视为甲方享有相应的权利。甲方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直接依据本协议向乙方主张权利。

甲方有权对乙方违反本协议规定的违约行为，直接行使赔偿请求权及处罚权，除非乙方已经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部履行了赔偿义务。

未经甲方同意，分部不得放弃对乙方的赔偿请求权，否则，其行为无效，甲方有权依照本协议主张分部放弃的全部或部分权利。

九、商业秘密

甲方许可使用的_________作品，包括了以下商业秘密：

(1)作品中的_________内容;

(2)作品中的_________部分。

对上述商业秘密，乙方应当予以保密，并符合以下规定：

(1)不得公开计算机软件的源代码;

(2)不得向客户提供计算机软件的源代码;

(3)_________.

乙方的行为同时违反著作权许可使用和商业秘密许可使用的有关规定的，应当同时承担违反著作权许可使用和商业秘密许可使用的违约责任。

十、合同文本

本协议文本由甲方统一制定，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更改;擅自更改的，其内容无效，仍应按原协议文本的内容执行。

本协议一式_________份，由甲方、乙方各存_________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使用说明 篇5

签约一方为自然人的，证件名称(身份证、军官证或护照等)与号码需对应一致。签约一方为法人的，需填写营业执照号码，其他组织需填写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

关于1.2中的权利来源方式条款，如果甲方是直接根据法律规定或自己的创作行为取得著作权的，可以选择“原始取得”;如果甲方是以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身份依据法律规定取得著作权的，可以选择“继承取得”;如果甲方是通过签署合同取得相应著作权的，可以选择“受让取得”。

甲方权利来源的依据包括：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继承文书、取得权利的合同等等。

2、第二条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

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作品特点和实际签约需要，对2.1中列举的权利种类进行选择，既可以选择将全部权利进行一揽子授权，也可就单项或多项权利进行授权。“其他权利”填写由著作权人享有但2.1中没有列出的权利，如需约定其他权利，需要明确权利的具体含义。

根据2.1选择的权利种类和签约实际，在2.2的下划线处详细填写所选权利的具体使用形式，约定要明确具体。

3、第四条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

选择“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需具体填写国家和地区名称。

“其他约定”处可填写不在前述选项范围内的地域范围，表述应准确、具体。例如：北京市、广东省深圳市、京津冀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全境)等。

4、第五条许可使用的期限

如果甲方同意给乙方一定的合理使用期限以处理遗留问题，双方应就此在空白处进行细化约定，至少应说明遗留问题的具体指向。

5、第六条付酬方式

选择“基本费用+收入分配”或“收入非配”方式的，应在空白处明确约定准确的结算时间或结算周期。例如：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每年1月1日，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每三个月为一个结算周期等。

6、第八条权利与义务

权利人许可使用人利用其作品制作DVD、宣传册、资料等，双方应当在8.6(1)中约定具体赠送数量。

7、第十二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12.2是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条款。选择第一项仲裁解决争议的，要在合同中填写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准确全称。选择第三项约定管辖法院的，也要准确填写法院全称。

8、选择条款的处理

著作权许可协议 篇6

软件著作权转让和专有许可合同登记申请文件应当包括：合同登记申请表、合同原件或复印件、申请人身份证明、原登记证书复印件、查询结果各一式一份。

1、合同登记申请表

申请人应当提交在线填写并打印的申请表，申请表中的事项应当按要求填写完整；申请人签章应当是原件，并且应当与申请人名称一致；

2、转让或专有许可合同

转让合同中应当明确转让的软件名称及版本号、转让权利范围、转让地域范围、合同生效日期等内容，合同应当符合著作权法及合同法的基本要求；

专有许可合同中应当明确许可的软件名称及版本号、许可权利范围、许可地域范围、专有许可权利的期限等内容，合同应当符合著作权法及合同法的基本要求；

3、身份证明文件

（详见软件著作权登记相关内容）；

4、原登记证书的复印件

合同涉及已经办理过著作权登记或其它登记的，提交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或证明的复印件。

5、查询结果

著作权许可协议 篇7

关键词：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垄断,《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2012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修改草案) 开始向社会各界征求关于修改草案的意见。修改草案的公布, 社会反响剧烈, 版权方对于草案的修改条款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其中音乐界的各方权利人更是将修改草案的中的46条“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 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视为洪水猛兽。因此, 征求意见期间音乐著作权人对修改草案提出一系列反对的意见。然后在国家版权局2012年7月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修改草案第二稿) 中就删除了该条备受争议的第46条, 将该条录音制作的权利恢复为作者的专有权利。下面就争对该条受争议条款进行系统分析。

一、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由来

在国际上, “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起源于20世纪初, 其立法目的是防止唱片公司对音乐的垄断。[1]当时, 美国的音乐产业都是由几家大型唱片公司垄断。唱片公司往往要求词曲作者跟自身公司签订垄断的许可协议。20世纪初音乐传播渠道单一, 唱片公司很容易通过这种方式垄断市场以便提高利润。为了市场能恢复合理竞争, 美国等国家就规定被合法制作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 其他唱片公司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录制录音制品, 但需要支付报酬。[2]

前面提到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事实上是为了防止音乐产业的垄断而对著作权人权利进行的限制, 那我们先来研究该制度的理论基础。首先, 该项制度基本上属于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就是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产生的。20世纪初, 音乐的流通渠道很少且唱片的复制技术也不发达, 如果不将制作录音制品给予法定许可, 唱片公司就很容易垄断一首歌的销售市场, 并从中获取高额的利润。一方面为了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 维护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 作为著作权法的主旨促进文化的传播, 各国都逐步通过立法的方式对该种垄断进行限制, 将录音制品的专有权利开放出来。其次, 著作权法给予著作权人专有权利以奖励作者的智力劳动, 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奖励而是为了激励以便产生更多的作品。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丰富社会大众的物质文化需求。这种激励方式和最终服务大众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矛盾的。因此就需要从中找一个平衡点来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在录音制品的问题上来说, 很明显如果不设立法定许可, 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就存在着缺失。

二、各国 (地区) 对于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立法模式

《伯尔尼公约》第13条第1款规定:“对于已授权录制其作品的音乐及曲词作品的作者, 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对其再度授权录制的专有权予以保留或附加条件……”《尼泊尔公约》对成员国对于录音制品的规定并不作硬性要求。因此各国对于这方面的立法也不尽相同。当前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3]。

美国等西方国家立法模式是将制作录音制品的权利定制为法定许可。美国《版权法》第115条 (a) (1) 规定“ (1) 凡一部非戏剧音乐作品的录音制品, 经版权所有者授权已在美国向公众发行, 任何遵守本条规定的其他人均可获得制作与发行该作品录音制品的强制许可证。只有其制作录音制品的基本目的为将录音制品向公众发行供私人使用的人, 方可获得强制许可证。除下列情况外, 不得为制作这样的录音制品, 即复制他人录制的录音作品而取得使用该作品的强制许可证: (Ⅰ) 此录音作品是合法录制的;而且 (Ⅱ) 制作该录音制品是经该录音作品的版权所有者授权……”虽然对美国《版权法》中“compulsory license”进行翻译的时候会译为“强制许可”, 但是, 根据其上下文的语境来说, 该法条中的强制许可的含义应该是相当于我国《著作权法》中“法定许可”, 即只要符合著作权法所规定的限制条件, 就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 直接利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但必须支付法定的许可费用。德国《版权法》也做了相应的法定许可的规定, “如果音响载体制作者被授予为营业目的将音乐著作转移到音响载体上并将载体复制与传播的用益权, 著作人在著作出版后有义务向在本法适用范围内拥有主公司或住所的任何其他音响载体制作者以适当条件授予同样内容的用益权……”与上面两个国家将制作录音制品规定为法定许可不同的是, 日本将该种权利限制为强制许可。日本《著作权法》第69条规定“商用唱片首次在国内销售并自销售日起满3年后, 欲获得著作权所有者许可将该商用唱片上的音乐著作物录制成其他商用唱片的人, 同该著作权所有者就录音许可提出协商请求, 但未达成协议或不能协商时, 经文化厅长官裁决、并向著作权所有者支付文化厅长官规定的相当于经常使用费数额的补偿金后, 可进行该录音……”跟美德又一处不同是该条文对强制许可的时间也作了限制, 给了著作权人三年的缓冲期。跟日本法规定相近似的是台湾法。《台湾著作权法》第二十条 (音乐著作另行录制之请求) “音乐著作, 其著作权人自行或供人录制商用视听著作, 自该视听著作最初发行之日起满两年者, 他人得以书面载明使用方法及报酬请求使用其音乐著作, 另行录制。前项请求, 著作权人应于一个月内表示同意或进行协议;逾期未予同意或协议不成立, 当事人之一方得申请主管机关依规定报酬率裁决应给之报酬后, 由请求人录制。报酬率由主管机关定之。”可以看出, 台湾的著作权法跟日本法一样都对强制许可限定了一个时间, 相比于日本人法的三年, 台湾规定了两年的缓冲期。同样的都是在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情况下, 由主管机关直接裁决给予强制许可。

三、对于我国现状的分析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修改草案) 出来的时候, 音乐各界将46条视为洪水猛兽, 其实, 当从上面各国的法案看来, 法定许可并没有他们所想像那样的可怕, 也不大可能出现像他们设想的山寨满天飞的情况。按照各国实施法定许可的效果来看, 法定许可不但有效的达到了阻止唱片行业垄断的立法目的, 而且各国已经以法定许可为基础生成了一套良性的唱片商业模式。由此可见, “法定许可”机制在以期取得公平的基础上也是可取的。

草案条文之所以受到这么强烈的质疑, 其条文本身还是存在一定缺陷的。我国的音乐商业模式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完善, 的确, 如果跟美国《版权法》那样规定, 当非戏剧音乐作品的录音制品已根据版权人的授权, 在美国向公众发行之后, 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制作和发行该音乐作品唱片的“法定许可”, 那样可能会使我国的音乐产业出现问题。因此, 如果跟日本法一样, 给予唱片公司一个较长时间的缓冲期以便较大程度的收回投资以取盈利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折中方式。

当然除了条文本身存在缺陷之外, 我国管理音乐产业的主管机关管理机制不够健全透明也是这个修改草案很难服众的一大原因。西方等国家在集体管理组织方面都已经很健全, 因此, 权利人也并不担心自己的权利得不到维护, 反而更减少了自身维权的繁琐和麻烦。像德国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家集体管理组织, 他们都是由德国专利商标局批准后特许设立的, 组织结构跟一般的企业、协会相同。集体管理组织与权利人签署授权协议或管理协议, 以托管方式获得作品销售、使用等权利。在实施权利的时候按照市场导向原则和预计产生的货币价值, 事先制定许可证使用费标准, 在扣除管理成本之后, 将所有的收入都分配给权利人。当出现权利受侵害的时候, 会以组织的名义提出仲裁或诉讼, 以维护成员的利益。[4]因此, 在建立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制度的同时, 我国的集体管理组织也应当完善自身的运行机制,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法定许可”的立法目的。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集体管理机制, 我国可以做一些参考:首先, 必须严格集体管理组织的审批, 强化特许设立原则。其次, 按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现状和音乐产业的运行, 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再次, 建立政府部门、法律、舆论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 组织管理过程的透明化。最后, 明确规定好集体管理组织的相关责任。

尽管“制作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是一项即能达到公平且可取的制度,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商业运行和集体管理组织都很难跟上的情况下, 该制度仍然应该缓行。修改草案第二稿将46条删除也只是由于我国国情下无奈的暂时之选。在建立好完善的系统机制之后, 我想“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机制才会合理, 才能真正起到防止垄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迁.论“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及在我国《著作权法》中的重构[J].东方法学, 011 (6) :p51

[2]王迁.著作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教程[M].法律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