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制度的变迁

2024-07-05

学术制度的变迁（精选7篇）

学术制度的变迁篇1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North)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 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应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由此可见, 制度具有社会经济价值。由于任何制度都存在效率递减的现象, 所以必然存在新的更高效率的学术制度取代旧的低效率的学术制度的现象, 从而造成学术制度变迁。学术制度既具有制度的一般属性, 又在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主体和路径方式等方面存在特殊性。

一、制度变迁与学术制度变迁

关于制度变迁问题, 诺斯给出了一些理论预设。在他看来, 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 (但不一定是有效的) 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但是, 制度的稳定性丝毫也没有否定它们是处于变迁之中的事实。从习俗、行为规则、行为规范到法律以及人们之间的合约, 制度总是在不断演进, 因而不断改变着我们所能获得的选择。变迁在边际上可能是十分缓慢的, 犹如历史的长河[2]5。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论断, 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制度始终处于变迁之中;制度变迁的内容涉及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变化;由于非正式规则的滞后性与延续性, 制度变迁将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学术制度尽管有着其特殊性, 但仍隶属于制度范畴, 处于不断变迁之中。

制度之所以会发生变迁主要是因为新的获利机会的出现, 需要通过制定新的规则来表达这一新的获利可能。学术制度的变迁同样如此, 它所反映的是新的学术利益的出现。为实现获利目标, 学术组织将会采取行动, 增强组织的谈判力, 使组织成为制度变迁中的关键因素, 得到在新学术制度中的获利机会。在学术领域内, 组织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它包括政府、大学、市场、社会团体、学术团体、教育精英等, 其成为组织的重要条件是:这些组织必须要有充分的谈判力, 也就是说能够扩大自己的影响, 表达自己的诉求。

学术制度在变迁过程中将会产生以下变化: (1) 学术组织的行为变化。以大学为主要载体的学术组织在追求学术目标最大化的驱动下, 会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在各个具体的学术组织要素发生行为变化后, 将推动整个学术组织的行为变化。 (2) 学术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依照传统观点来看, 大学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与社会其他组织保持一定的距离且有着严格的边界。但随着科技革命的推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功能的变化, 大学需要同外界进行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学术权力, 甚至大学会由于被迫参与社会资源的争夺而融入到社会组织之中。这样, 学术组织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就构成密切的利益关系, 学术组织与环境之间将不再完全是相互隔绝的关系, 取而代之的则是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 (3) 学术规则发生变化。这个学术规则不仅包括学术组织内部的规则, 还包括学术组织在处理其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关系时的规则, 如大学与政府之间宏观上所表现的法律关系, 大学内部的管理制度以及学术领域内部具体的学术规范等。

学术制度的变迁并不总是以规模化的形式发生, 也并不总是制度的根本变革, 而往往是以边际调整的形式发生, 通常是对原有制度进行重新阐释、整合, 并以此实现制度的渐进式变革。学术制度在变迁过程中有自己的动力机制、变迁主体以及变迁方式。

二、学术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于潜在的边际利益。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利益变为现实的利益, 这就涉及使外部利益内部化的过程。制度变迁就是改革或创立新的制度以满足这种利益追求的需要, 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最终演变为在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也就是说, 制度供需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导致人们不断做出推动制度变迁的努力。因此, 制度变迁始终离不开人们对新制度的向往与追求以及对制度现有状态的不满 (无论这种不满是出自于制度供给不足, 还是制度供给过剩) 。诺斯在分析经济制度时强调, 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态, 即在行为者的谈判力量及构成经济交换总体的一系列合约谈判给定时, 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发现将资源用于再建立合约是有利可图的。要注明的是, 这一状态并不意味着, 每个人对现有规则和合约都满意, 只是由于改变合约参加者游戏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使得这样做不值得。现存的制度制约确定和创立了均衡[2]116。也就是说, 制度均衡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 于是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呈现良性循环。但是, 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 这种制度的稳定性很难实现, 制度不稳定的因素一直都在增长, 所谓的制度均衡只是一个相对的状态。具体到学术制度, 不同学术利益主体对学术制度的需求度存在着差异。不论利益主体对学术制度有着怎样的需求, 其根本目的就是实现自己对潜在学术利益的追求。

对大学而言, 学术是其生存的根本, 没有对高深学术的探究, 大学也就无法称其为大学。因此, 在大学里, 无论是其组织形式还是其制度架构, 甚至其人员组成, 其出发点都应立足于增进学术。为了尽可能实现自己的学术创造潜能, 对于大学来讲, 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充足的经费支持是其实现自身利益的基本需求。为了保证这种需求的实现, 必须要从制度上来规约自身与外界的行为。这种制度需求通常化身为整个大学相对于外界的自治诉求,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尊重, 学科内部的权力与资源的合理调整等。相对而言, 作为拥有公权力的政府则有着自己独特的制度需求, 政府在利用制度的约束作用来维持公权力运作的同时, 还从意识形态上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一方面, 政府的这种制度需求通过政府办大学或支持办大学的方式赋予了大学一种独特功能, 即:通过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方式, 进一步建构和完善政府的法律、政策等制度;另一方面, 政府也通过制度来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大学的这种功能。市场对制度的需求是制定交易规则, 不断追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因而, 市场的需求相对于大学和政府来说就显得比较单一化。市场之所以能够与大学联系起来, 主要是大学学术的科技含量。为了引进尖端的科学技术, 市场必须要给予大学以资金支持、信息支持, 大学同时要对市场负有一定的责任, 这就使得大学学术在应用方面与市场产生了关系。为了保证这种关系的持续存在, 两者之间需要规则的约束。

总之, 大学学术对大学自身和其他利益主体都构成了一种利益关系, 但这种利益关系的存在客观上需要有一个约束机制。以大学学术为中心的利益主体, 在面对新情况时, 不断发现边际利益的存在, 为了使这种边际利益成为现实, 就会不断产生制度需求来保证自身获利的交易条件。这个交易条件就是学术制度的约束作用。因此, 不断产生的学术制度需求就会造成与原有学术制度供给失衡现象的出现。为了调整这个失衡, 各利益主体将会与大学不断地进行制度博弈, 最终达成一个双方甚至多方都必须遵守的新契约。由于其根本的动力源于学术, 其最终结果也往往是通过促进学术的发展而获得各自新的学术利益。

三、学术制度变迁的方式

在新制度学派看来, 制度变迁的方式主要有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在变迁过程中有不同的特点。诱致性制度变迁不仅是自发渐进的, 而且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相比, 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一种强制的, 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 往往更具权威性, 在实施过程中更能减少制度变迁的阶段性成本, 成为制度转型的直接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往往是由于某个团体或个人看到了边际利益的存在而开始从局部进行个体尝试, 然后逐步开始推广、流行并最终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制度选择。这种普遍认同的制度选择通常最后以法律的形式表达出来, 成为一项正规的制度, 制度创新的过程随之完成。相对而言, 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带有强制性、时效性等特点, 而且制度从一开始就具备形式上质变的性质。如果这种质变能够反映多方的利益需要, 则不仅易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而且还能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否则, 新制度将不仅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而且还会受到整个社会传统的无形约束, 并最终慢慢地被社会传统所吞噬。此外, 强制性制度变迁往往由于不能关照所有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也会因为制度设计和执行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集团利益冲突等因素的影响, 使得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果会出现偏差。尽管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各具特点, 但二者却是一种互补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要成功地实现制度变迁, 二者将呈现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最终实现需要强制性制度的最终质变飞跃, 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往往需要诱致性制度变迁做量变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两种制度变迁方式并非泾渭分明, 而是互相交叉、互相支持。

尽管学术制度变迁远比经济制度变迁更具复杂性, 但是学术制度变迁同样是利益关系的调整, 变迁的目的就是追逐在现存学术制度安排下所无法获得的潜在学术利益。因此,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同样也是学术制度变迁所必然遵循的方式。学术领域内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主要发生在学术组织内部。随着学术自身与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 由学术所带来的客观及潜在利益将使各方需求反映到学术组织内部。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下, 学术组织内部开始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原有的学术规则越来越呈现相对落后的趋势, 组织成员逐渐有了新的规则需求。就学术的应用来说, 在大学科研部门中产生的科学技术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社会上的企业为了用科学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 无不争先恐后地意欲引入大学科研部门、科研人员的知识力量。同时, 科研组织、科研人员也看到了企业的丰厚报酬, 利用企业的资金援助将不仅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 更增强了自己的科研力量, 更能满足自己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欲望和兴趣。在这种“双赢”的利诱下, 二者都希望打破原来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 都愿意用一种新的合作规则来规范这个交易。由此, 组织内部的具体学术规则与特定的学术意识形态随着学术与外界环境的交替变化开始了量变的准备。由于企业是以纯营利为目的的, 所以在合作方面阻力偏小, 因此, 难点在学术组织内部。学术组织是以对高深知识的探索为目的, 素有“象牙塔”之称, 更重要的是大学对与企业的合作持有怀疑的态度, 担心经济领域内的思想进入大学并侵害大学学术及其品质。但无论如何, 现实中大学的处境又不得不促使它们与外界进行合作, 在科研资助与学术自由之间不断地进行着计算与衡量, 最终, 促进二者之间进行合作的新规则的产生。大学在怀疑中迈开了合作的步伐, 诱致性的学术制度由此产生。

学术领域内强制性制度变迁则主要由政府高等教育行政部门来承担责任。通常情况下, 针对学术问题, 政府通过制定新的学术政策或者是新的学术规则来对现有学术制度进行修订。这些新的政策与规则就构成了大学学术所必须遵守的契约。为实现这一目的, 同时又考虑到学术本身的高深性与自由性, 政府通常利用拨款与科研项目等手段, 来保证政策与制度的畅通性, 降低强制性学术制度变迁的成本。

学术领域内的诱致性学术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学术制度变迁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很难厘清它们二者之间的界限。因而在一种新的学术制度产生后,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类为诱致性的还是强制性的, 重要的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 因为诱致性学术制度变迁通常是自下而上的, 而强制性学术制度变迁是自上而下的。在学术领域, 只有将学术领域内部人们潜在的学术需求制度化, 才能进一步地推动学术向前发展。

四、学术制度变迁的主体

制度能否变迁还取决于各利益主体的实际谈判能力, 拥有实际谈判能力的利益主体可以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个人总是依附于一定的组织, 通过组织的谈判能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 真正具有强谈判力的是国家与社会团体组织。在制度经济学派看来, 国家是一种特殊组织。一方面, 国家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偏好, 同样追求主体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 国家具有暴力潜能, 它充当了整个社会的代理人角色, 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除了这种双重角色外, 更重要的是国家具有强制性功能, 便于施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拥有一套完备的组织机构, 具有其他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大资金优势, 能够承受制度变迁中所需的成本, 在制度变迁产生规模效应后, 还可降低交易费用。所以, 国家的独特优势决定了其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 是制度变迁中的主体。但制度经济学并未对国家和政府进行严格区分, 有时甚至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关”[3], 其阶级统治的职能只能由政府来完成。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政府便成为制度变迁中的实际主体。

学术制度所体现的各利益主体成为学术制度变迁的主体, 而决定学术制度变迁主体的是各利益团体的权力限度。一种新的学术制度是否能够产生, 除了利益诱导下的新制度需求外, 各利益主体所具备的不同权力是决定这种学术制度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的核心力量。就此而言, 对权力的争夺就是对学术制度供给能力的争夺。由于学术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与学术生产联系在一起的。从历史上演变来的现有学术生产结构、学术资源分配结构以及由学术衍生而来的学术权力构成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学术的生产过程带有一定的公共性质, 学术的专业性决定了只有在学术工作第一线的成员才具备发言权, 他们最熟悉自己所从事的专业, 是学术权力的天然拥有者。学术人员一旦有了学术权力的合法性, 那么在学术制度创新过程中, 以组织为依托的学术人员将隶属于制度博弈的一方, 成为学术制度变迁的重要主体。对于政府来说, 它具备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合法性、抗风险性、规模性、强制性等特点, 因此政府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在学术制度变迁过程中, 政府主要是利用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的合法性来推行新的学术政策、新的学术规则, 而且这个规则主要是一种宏观上的政策规定和价值倾向, 从而成为微观的学术制度变迁总指导原则。在政府的宏观政策规定下, 学术被纳入一个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轨道。与政府、学术组织相比, 其他社会组织团体根据自身与学术之间的关系程度, 也就是根据自身在学术中的受益程度和学术本身对其他社会组织的依赖程度来决定它们在学术制度变迁中的参与权。因此, 这个变迁主体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无论如何, 政府与学术组织将是一对特定的学术制度变迁主体, 任何时候都必须首先处理好这对关系。

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 要完成一项制度的创新必须依赖于行动集团的作用, 也就是说, 在制度创新过程中会形成所谓的第一行动集团、第二行动集团和第三行动集团。所谓的第一行动集团是指预见到潜在利益并发起制度变革的决策者, 第二行动集团是指帮助第一行动集团推进制度创新的决策者[4]。实际上, 在学术制度的变迁过程中, 更离不开第三行动集团的作用, 所谓的第三行动集团应该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充当制度工具的集团, 也就是新制度的实施机制。具体到学术制度, 第三行动集团就是指大学的学术人员。大学学术制度的创新离不开那些能够洞悉新的学术利益的学术精英, 也离不开政府所提供的新的学术规则, 但是, 真正能够履行这些学术规则的还是大学一线学者。只有在多方行动集团的共同努力下, 一项新的学术制度才能够发挥功效。

我国学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学术制度变迁主体单一, 为政府这一强势主体所垄断, 而代表学术生产的基层学术团体的主体作用长期处于一种弱势状态, 其他社会组织团体在我国也一直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 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来影响学术制度的变迁。因此, 只有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赋予一线学术组织的制度变迁主体地位, 并重视、鼓励和支持一线学术组织创造的制度变迁新模式, 充分尊重一线学术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才能改变学术制度变迁主体单一和路径选择单一的局面, 从而实现我国学术制度的变迁, 最终实现学术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美]D·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 等,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226.

[2][美]D·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

[3]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97.

[4]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189.

学术制度的变迁篇2

【摘要】：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经济时代,它们分别是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三个经济时代中,每一个经济时代都有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它们分别是土地、资本和人力。我们将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因其稀缺性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称之为核心生产要素。这样一来,分配理应向核心生产要素产权主体倾斜。我们根据不同经济时代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的不同,将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三类:土地经济形态、资本经济形态和能力经济形态。具体地说,在土地经济形态下,分配将向土地所有者倾斜,在资本经济形态下,分配将向资本所有者倾斜,而在能力经济形态下,分配将向拥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倾斜。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处于由资本经济形态向能力经济形态的过渡时期,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选择既不是资本经济形态下的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也不是能力经济形态下的按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分配,而只能采取按劳动力产权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现阶段,按劳动力产权分配不仅能同时体现个人收入分配的差别和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差别,还是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建国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效率优先”是第一分配原则,“兼顾公平”其次。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效率优先”,就必须实行按劳动力产权分配的原则。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由此引起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作用,为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努力!

【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变迁劳动力产权市场经济

【学位授予单位】：

武汉大学

【学位级别】：

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

20xx

【分类号】：

F124.7

【目录】：

中文摘要4-5

ABSTRACT5-9

引言9-10

第一章经济史中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轨迹10-27

第一节关于收入分配的几个相关概念10-13

一、收入分配的主体10-11

二、收入分配的对象11-12

三、收入分配的实质12-13

第二节经济史中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13-15

一、社会生产方式13-14

二、社会经济形态14-15

第三节从经济形态的转变到分配制度的变迁15-24

一、土地经济及其分配制度15-19

二、资本经济及其分配制度19-21

三、能力经济及其分配制度21-24

第四节对第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下收入分配制度的考察24-27

一、第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制度25-26

二、两种社会生产方式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本质不同26-27

第二章劳动力产权及按劳动力产权分配制度27-36

第一节劳动力产权27-30

一、劳动力产权的含义28-29

二、劳动力产权的特征29-30

第二节按劳动力产权分配30-36

一、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和按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分配30

二、按劳动力产权分配——对现阶段按劳分配的合理理解30-32

三、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按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分配和按劳动力产权分配的比较32-33

四、按劳动力产权分配的数学解析33-34

五、“资本雇佣劳动”和“劳动雇佣资本”的分配实质34-36

第三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36-43

第一节能力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36-38

第二节按劳动力产权分配——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38-43

一、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选择38-40

二、对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考察40-43

第四章改革开放前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实践43-53

第一节传统分配制度的特征、功能及其弊端43-47

一、传统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特征43-45

二、传统收入分配机制的主要功能45-46

三、传统收入分配制度的弊端46-47

第二节单一的按劳分配向多种分配制度的转型47-53

一、按劳分配机制的演变47-49

二、多种生产方式的生成、扩展49-50

三、通过按劳动力产权分配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分配的有机结合50-53

第五章按劳动力产权分配下的收入分配差距53-57

第一节按劳动力产权分配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53-54

第二节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按劳动力产权分配与收入调控手段相结合54-57

一、健全税制，强化税收调节55

二、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功能，促进公平分配55-57

参考文献57-59

美国联邦制度的变迁篇3

关键词：联邦制度宪法

一、联邦制度的创立

在先前的西方制度实践中，有利于维护自由的共和制度只能限定在一个小范围的政治体系之中，但是小范围的政治体系又不能抵御其他政治体系的入侵，保证安全，随着政治体系的扩大，共和制度也逐渐衰落。如何在一个较大范围内的政治体系当中建立共和制度一直是困扰西方制度实践的一个难题。美国的联邦制度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制度试验，试图通过“复合式共和国”的形式即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系，又能够保护人民的自由。

美国的建国是建立在原英属北美十三个相互独立的殖民地的基础之上的，在联邦政府成立之前，各个殖民地已经建立了相互独立的政治体系。各殖民地为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共同目标而团结在一起，并最终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获得了独立。但独立之后的殖民地只建立了一个松散的邦联制的政府，用于协调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邦联政府只有一个一院制的议会，议会之下设立了一个各州委员会，用于在议会休会期间，行事议会的权力，然后由议会任命一些从事行政工作的官员。在邦联制的政治体系中，州政府保留了极大的自主权，中央政府没能够形成有效地中央权威。《邦联条例》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条例》中无任何字眼赋予国会强制性的筹款（通过征税）权，来为国会控制的军事力量提供足够的支持”。1因此，试图通过“邦联制”的形式创建联邦政府的努力失败了。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联邦政府，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起草制定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为美国确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体系。

《宪法》主要从两个方面构造了美国的政治体系，一个是在联邦层面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权力体系，另一个就是在划分联邦权力与州政府的权力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个有效地联邦政府，开启了美国联邦制度的实践。

二、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美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大萧条。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需要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些政治学者将这个时期体现的联邦制度称之为“合作联邦主义”。“各州和全国性政府进行合作，以解决复杂的共同问题。……联邦向各州提供款项，以帮助偿付公共工程项目、住宅资助、福利计划、失业补助和其他计划的开支。反过来，各州被要求推行这些计划，至少负担其中的部分费用。”2随着社会对经济社会活动管理的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也得到扩张。联邦政府通过举办公共工程和社会福利计划，逐渐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随着政府权力的扩张，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天枰也逐渐向联邦政府倾斜。

在《宪法》的文本中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管理全国经济活动的权力，联邦政府通过“吉本斯诉奥格登”案获得了管理全国经济活动的权力。3在当时，联邦政府并没有广泛的介入到经济管理活动中来，在这一发展阶段，联邦权力广泛的介入到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活动中来，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引发的后果就是州政府权力的相对缩减，州政府对联邦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三、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

这一阶段合作联邦主义的继续，重点是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和职能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联邦政府通过财政资助项目逐渐渗透到社会管理的诸多领域，侵夺了原属于州政府的管理范围，州政府则试图抵制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张，维护自己的独立管辖权。

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张从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可以得到很好地体现。“在大萧条前夕的1929年，地方政府的支出占所有政府支出的60%。罗斯福新政在大萧条中实行数年后，地方政府在政府支出中的份额降到了30%，而联邦政府的比重升到了47%”。4

联邦政府援引的“商业条款”所实行的政策很多已经超出了商业活动的范围，侵夺了原属于地方的各州的管理事项。在尼克松总统时期提出了“新联邦主义”，其目标是将联邦政府行使的一些权力归还给各州。克林顿政府时期则提出了“新时代联邦主义”，“它传承了新联邦主义的权力下放目标，同时将监督各州寻找和实施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实验的责任留给全国性政府”。5新联邦主义的工具主要是“一揽子资助”计划，“是将一些专项资助计划在一个广义的名目之下，对向州和地方政府发放资助限制更少”，6通过“一揽子资助”计划，州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

美国的联邦制度是人类面对在一个广袤领土的范围内建立政治秩序一次伟大的实验，中间也有面临着崩溃和失败的时候，虽然这场制度实验和原初的设计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也面临着很多問题，但是联邦制度依然是支撑美国宪政制度不可缺少的制度载体，对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完善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美）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2]（美）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3]关于此案的详细情况参见施密特《美国政府与政治》第58-59页。

[4]（美）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5]（美）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6]（美）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参考文献：

[1]（美）施密特等著，梅然译.美国政府与政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学术制度的变迁篇4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一)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逐步兴起。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 其基本思想是在对20世纪60-70年代的政治学集团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其他传统制度主义研究理论的批判和继承过程中形成的。历史制度主义认为, 围绕稀缺资源而展开竞争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是政治过程的核心, 某一政体的制度组织或政治经济结构是构造集体行为并产生差异性结果的主要因素。

历史制度主义主要内容包括: (1) 扩展了制度的概念, 认为制度是“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2]。 (2) 认为制度会以多种方式产生, 但不管是自发的还是有意识的, 制度的产生都受到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历史关系影响。而好的制度的标准是制度的可适应性和制度能否把观念转化为行动, 即在多大程度上, 制度能够制定出实践观念的有效政策[3]。 (3) 同时使用“算计路径”和“文化路径”来阐述制度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算计路径”中, 制度为行动者提供了“与其他行动者相关的信息、协议的执行机制、对背叛行为的惩罚等等”, 制度影响行动者是“通过对其期望的改变而实现的, 即当某一行动者做出某种行动之后, 制度会改变他所持的有关其他行动者可能对此所做反应的期望”。在此路径中, 制度与行动者之间表现为策略性互动。而在“文化路径”中, “由符号、教义和惯例所构成的制度”为行动者提供了“道德或认知模板”, 用于对行动情景和自身的解释起到过滤作用。因此, “特定的行动是在经过制度的过滤后才被构建出来的, 制度不仅提供了何种策略才有用的信息, 而且还影响着行动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在此路径中, 行动者与制度的互动“不是完全策略性的, 而是受到个人世界观的限制”[2]。 (4) 认为制度变迁既具有路径依赖性, 也有“可内生地归因于由制度本身的运动所引发的变迁”, 即制度变迁“可归因于技术变迁、政治变迁和观察到的组织失灵”[2]。 (5) 倾向于强调制度给予了有些集团或利益以更多的接近决策过程的机会, 并倾向于强调某些集团的失利和其他集团的胜出[4]。 (6) 认为制度并不是产生政治结果的唯一因素, 而“倾向于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定位于因果链之中, 社会经济发展与观念的分布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2]。

由此可见, 历史制度主义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1) 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间的相互关系; (2) 强调在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 (3) 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 (4) 尤其关注用其他因素, 尤其是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因素来整合制度分析[2]; (5) 历史制度主义在强调对政治制度的重视的同时, 还特别关心制度之间的连接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 历史制度主义“不同于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宏大理论和纯粹的微观研究”, 而是“一种重视中层制度的中层理论”, 从而“不但架通了政治科学研究内部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桥梁, 而且还为政治科学内部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沟通提供了中介”[5]。

(二)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历史制度主义通过对旧制度主义的继承和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吸纳, 形成了以历史为基础的结构性大事件分析法。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 深层结构分析。

主要任务是“寻找制度背后更具普遍意义的基本因素 (制度的深层结构) , 然后用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因素来解释特殊的、复杂的制度现象”[6]。这一深层结构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和文化观念。

2. 路径依赖分析。

路径依赖有两种含义, 其中广义的路径依赖是指前一阶段的事件可能会对后一阶段的事件产生某种影响和制约作用;狭义的路径依赖则指一旦进入某种制度模式之后, 沿着同一条路深入下去的可能性会增大。我们重点对狭义上的路径依赖, 从制度固定之后的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等方面进行分析。

3. 动力机制分析。

制度在各社会集团之间不平等地分配权力, 从而造成权力的不对称与冲突。我们把国家视为一个行动者, 因为“国家具有自主性和能力;作为制度安排的国家, 也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最大供给者”[3]。重点分析政府权力与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博弈。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历程

解放前民国时期, 我国高校实现校—院—系三级管理。如1929年 (民国十八年) 7月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 规定“大学又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 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大学各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 得分若干学系, 并附专修科。”[7]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几经变迁, 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 (1949-1957年) :教研组成为基层学术组织。解放初期, 我国高等教育一方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初步改革”, 另一方面我国面临帝国主义的包围, 而且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 因此中共中央提出, 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8]80。1950年8月14日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 高等学校的宗旨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 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 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大学及专门学院设若干学系, 其设立或变更由中央教育部决定之”;“教学研究指导组 (简称教研组) 为教学的基本组织, 由一种课目或性质相近的几种课目之全体老师组成之”, 教研组的职责包括“领导本组全体教师, 讨论及制订本组课目的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领导及检查本组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领导与组织本组学生的自习、实验及实习”[8]777。1952年下半年开始, 我国进行有计划的院系调整, 由此, 我国高校普遍建立了“校 (院) -学系-教研组”三级架构, 其中教研组成为统一领导和组织高校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基层单位。

2.第二阶段 (1958-1965年) :教研室成为基层学术组织。1958年到1960年, 我国试图突破苏联教育经验的局限性, 创立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开展了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1958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 规定“除了少数综合大学、某些专业学院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仍旧归中央教育部或者中央有关部门直接领导以外, 其他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都可以下放, 归各省、市、自治区领导”, 同时改革统一招生制度, 一般的高等学校可以就地招生。当时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 在工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一是学校和学生数量急剧增加。二是在教学方面大砍大并基础课程、削弱基础理论教学, 大搞现场教学, 忽视课堂教学, 再加上教师和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过多, 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降低了教学质量。三是在学术问题上违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错误地批判了一些专家教授, 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削弱了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的主导作用[8]234。在总结我国建国12年来高等教育的经验, 特别是1958年到1960年教育革命的经验的基础上, 1961年9月15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的指示》。《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 (简称《高校六十条》) 指出, 高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 强调高校必须“以教学为主,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要求高校“应积极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以促进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高校六十条》第五十三条规定:“教学研究室是按照一门或者几门课程设置的教学组织”, “教学研究室主任的职责是领导和组织执行教学计划、选编教材、拟定教学大纲、编制教学日历等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组织教师的进修工作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领导所属实验室、资料室的建设和管理工作”[9]。1963年5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 (试行草案) 》。在这个阶段, 我国高校学术架构是“校 (院) —学系—教研室”, 其中教研室作为基层学术组织, 职能开始有所扩展, 除承担教学任务之外, 还要承担科研任务, 当然科研主要是为服务教学。

3.第三阶段 (1966-1976年) :基层学术组织遭受“文化大革命”的极大摧残。“文化大革命”期间, 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简称为“工宣队”) 进驻高校。在“工宣队”领导下, 校系两级成立革命领导小组 (或教育革命组) 。许多学校拆散了原来的教研室和基础部, 把各门课的教师及学生混合编成专业连队和教育革命小分队, 大搞所谓“教育革命”, 把建国以来形成的高等学校教学组织、领导体制、规章制度全盘否定, 造成教学秩序混乱, 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明显下降[8]235。

4.第四阶段 (1977-1998年) :基层学术组织类型增多, 教研室 (组) 功能进一步扩展。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 特别是1978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高等教育拨乱反正,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史时期。高校内部的教研室得以恢复。与此同时, 一些高校开始在校内探索学院制, 1982年到1984年, 厦门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和辽宁大学相继成立了经济学院或经济管理学院[10]。1985年3月和5月, 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指出“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担负着重要的任务”, “有条件的高等学校也可以建立一些确有特色的精干的研究机构”[11];高等学校“有权接受委托或与外单位合作, 进行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 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12]。1987年5月, 国家教委在《关于改革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中指出, “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两项重大任务”,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 一般由系或教研室 (学科组、专业组) 组织课题组进行”, 鼓励高校“为了长期稳定地在某些领域进行重大科学研究, 可以有重点地建立一些相对稳定、确有特色而又精干的专门研究机构”, 但这些研究机构“应与有关的系或教研室协调工作, 办成具有先进水平的科学、教学基地”[13]。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提出要“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主要是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 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14]。1995年我国《教育法》正式颁布, 明确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权利, 包括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 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 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等等[15]。1998年4月,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点》以进一步加强高校教学管理的科学化与规范化, 明确提出“教研室 (学科组) 是按学科、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教学研究组织。作为教学基层组织, 其主要职能是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课程及其他环节的教学任务;开展教学研究、科学研究和组织学术活动;组织师资的培养提高及提出补充、调整的建议, 分配教师的工作任务;加强相关实验室、资料室的基本建设等。”[16]在高校努力推进“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的过程中, 基层学术组织的类型得到了扩充, 除了教研室之外, 学科组、研究所、研究中心、工程中心开始出现;同时教研室的功能也得到了扩展, 逐步形成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机构。

5.第五阶段 (1999至今) :教研室 (组) 逐渐弱化, 系 (所、中心) 成为基层学术组织的主流形式。1999年1月1日, 《高等教育法》正式实施, 对我国高校自主办学权在法律上予以确立。如《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 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17]。同年, 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 入学率接近15%”[17]。之后, 高校开始扩招, 高校在校生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 高校人才培养层次不断提高,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高校推行“学院制”。学院制的基本框架是, 学校下设若干学院, 学院下设若干系、所 (中心) ;学校对全校进行宏观管理与宏观调控, 学院是学校领导下的办学实体, 系、所 (中心) 是组织教学和科研的基层组织。校—院—系 (所、中心) 成为高校内部管理架构中的主流形式, 系 (所、中心) 成为基层学术组织的主要形式, 教研室 (组) 功能逐步弱化。

三、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制度逻辑

(一) 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深层结构分析

1. 经济体制。

1949-1978年期间, 我国政府一直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形成相对单纯的关系, 其运行以政府为核心。高等教育实行中央统一领导, 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领导管理体制。1953年《政务院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规定, 凡中央高等教育部颁发的有关全国高等教育的计划、制度、法规、指示或命令等, 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这一《决定》确立了政府管理部门在高等学校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并对各高等学校的直接管理工作做了明确的分工。1957-1978年间, 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曾经受到政治运动和市场因素的冲击, 但是一再被政府强化和固化。甚至作为改革开放源头的1975年的整顿, 最初也是为了强化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18]。与此相对应, 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形式和类型比较单一, 主要以教研室 (组) 为主。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后, 市场机制逐渐引入经济领域, 市场逐渐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在高等教育领域, 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开始松动, 高等学校也开始要求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1985年, 中共中央发布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 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1992年1-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 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 在新的形势下, 教育工作的任务是:遵循党的十四大精神, 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全面贯彻总的教育方针, 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加快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 培养大批人才,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高校不得不直接面对市场, 成为对市场需求能够做出灵活自主反应的独立的办学实体, 实现由“按政府计划办学”向“按市场需求办学”的转变。高校基层学术组织逐步增加类型和形式, 以提高高校主动调适的能力。

2. 政治体制。

建国初期至1966年, 苏联模式的政治结构得到了长时间的固化。苏联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国化过程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单一的公有制模式的复制, 所有大学皆为公立;二是将中央集权的力度贯通到基层的高校组织[19]。教研室 (组) 的设置作为苏联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之一, 被我国高校积极引入。教研室 (组) 成为最主要的基层学术组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政府权力体系产生严重的功能退化和畸形化, 教研室 (组) 被彻底摧毁。1978年之后, 我国的政治结构由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换: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在保持核心领导地位的同时, “开始自身领导与执政方式的渐变, 不再全能式地执掌政府和社会, 而是保持相对的超脱与界限”;另一方面, “执政党与政府、执政党与社会之间不再混沌不清, 开始形成恰当的边界关系”[2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 也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 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加快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步伐, 198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此背景下, 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渐得到扩大, 基层学术组织类型不再只限于教研室 (组) , 还包括学科组、研究所、研究中心、工程中心等其他形式。特别是1999年《高等教育法》正式颁布并实施后, 高校办学自主权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了保障和落实, 基层学术组织类型更趋多样化。

3. 科技体制。

1949-1978年, 我国继承了前苏联的科技发展体系。这一体系实行企业科研、院所科研、高校科研、国防科研相互独立的结构, 以计划来推动科技项目的开展, 带动科学技术的转移[21]。这一阶段高校以人才培养为主要职能, 作为基层学术组织的教研室 (组) 主要承担着教学任务。1978年3月,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1985年3月,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标志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正式启动。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 “在组织结构方面, 要改变过多的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 研究、设计、教育、生产脱节, 军民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状况;大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能力的中间环节, 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 并使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力量形成合理的纵深配置”。1985-1992年, 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是要落实“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鼓励研究、教育、设计机构与生产单位的联合。1992-1998年, 我国经济体制开始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 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调整为“面向”、“依靠”、“攀高峰”, 主要政策走向是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要求, 分流科技人才, 调整科研结构, 推进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21]。在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 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积极行动, 努力把自身打造成“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 基层学术组织成为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体。1998年至今, 我国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努力构建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高校的科学研究功能愈加凸显, 原有的教研室 (组) 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改革发展需要, 系 (所、中心) 逐渐取而代之。

4. 文化观念。

文化观念是指长期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人们, 逐步形成的对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基本的、比较一致的观点与信念。作为文化组织, 高校在引领文化观念变革的同时, 其本身的制度安排与变革, 也深受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四个特征:较高的权力距、较高的集体主义倾向、低不确定性避免和母系主义。高权力距意味着人们对于组织中存在的权力、地位等方面不平等的现状比较接受, 并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集体主义文化则重视集体目标的实现, 管理活动中以集体决策为主;低不确定性避免的文化则倾向于依靠人的经验和直觉, 规章制度是指导性的, 同时注重如何改变自身行为以适应环境变化, 而非采取措施来控制环境以避免风险;母系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更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组织的稳定, 为了寻求一种和谐、均衡的状态甚至可以放弃最优的决策方案[22]。在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下, 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迁总体上是温和而非激进的, 而“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激进的变革, 受到了高校教师的强烈排斥。这一点从可以从教研室 (组) 的发展中略见一斑:在1949-1998年期间教研室 (组) 长期稳居我国高校高度集权、直线型的学术组织结构的最底层次位置, 期间转变慎重而缓慢。

(二) 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1. 学习效应。

建国初期, 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建立是直接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 正如苏珊娜·佩珀所说:“设计出适合远为复杂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新的教育形式。毫无疑问,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 再加上对这项任务的紧迫感和缺少准备, 结果是以其前辈已显示出的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热情去模仿另一个外国———尽管是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既然西方 (即英国和美国) 最好的科学和技术已被俄国人吸收, 因此‘最好最快的道路’就是直接从苏联接受提取出来的精华;既然教育和工业是应用科学技术的主要社会机构, 它们的组织和管理也要按苏联的模式来改造。”[19]初始的选择提供了强化现存组织的刺激和惯性, 因为沿着原有的组织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往前走, 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一些。因此, 在1949-1998年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 教研室 (组) 一直是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主要形式。甚至在1998年之后高校普遍推行“学院制”、系 (所、中心) 逐渐成为基层学术组织的主要形式的过程中, 个别教研室 (组) 仍被保留了下来。

2. 协作效应。

协作效应来自于一系列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复杂组合的作用。高校作为科层化组织, 正式规则已经深嵌其中, 因此“任何一种改变都只会产生比其原先状态更高的成本”;而作为正式规则的延伸, 非正式规则“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 这些约束使人们在日常的交换过程中不再需要随时随地地、费尽心机地思考每次交换的条件”[1]65。单位制度就是我国高校内部一系列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复杂组合体的典型代表。长期以来, 我国高校作为事业单位而存在, 基层学术组织也深深受到单位制度的影响。在单位制度的协作效应作用下, 高校基层学术组织不仅成为教学组织或科研组织, 也成为基层行政组织;基层学术组织“对秩序、稳定归属关系的强调而形成的对人财物资源比较封闭、严密的组织控制”, 使得“编制固定、人身依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独占等现象十分常见”;“生产要素主体之间的不完全契约关系”也导致“基层教学科研人员工作自由度低、流动性差”[23]。而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当前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运行和发展。

3. 适应性预期。

诺思认为, “正式规则将导致一系列非正式约束的产生;它们修正正式规则, 并将正式规则延伸至各种具体的应用领域”。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相互作用, 提高了规则持久性方面的确定程度。而适应性预期的产生正是“由于建立在特定制度基础上的契约的受欢迎程度的增加能降低规则持久性方面的不确定性”[1]131。当某一制度框架确立并逐步居于支配地位时, 人们对该制度的适应性预期也会逐渐增强。当大家预期该制度将会延续, 并预计别人将会按照该制度采取行动时, 自己就会率先按照这一制度采取行动, 其结果使这一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强化。1978年之前, 由于政府对高校的高度集权管理, 适应性预期促使人们不断加强教研室 (组) 这一主要基层学术组织的建设与发展。1978年之后, 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得到增强, 各高校对自主设立基层学术组织的适应性预期也不断得到强化, 基层学术组织类型和形式发生很大改变。适应性预期在我国高校推行“学院制”改革中尤为明显。当人们普遍产生学院制有利于发挥基层组织的主体地位、提高管理效率和促进学科专业发展的适应性预期时, 高校争先组建各类学院, 形成“校—院—系 (所、中心) ”管理架构, 从而使学系逐渐成为高校主要的基层学术组织。

(三) 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

1. 政府与高校之间的权力博弈。

建国初期, 为了稳固新生政权, 国家必须首先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造和控制, 以培养大批忠实于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和建设人才, 并灌输和培育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政府与高校的权力关系中, 政府具有垄断性权力, 政府利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对高校进行严密控制, 而高校的自主权微乎其微。1958年《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印发后, 改变了政府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 高校获得了较大的自主管理权力。但由于受当时严重的“左”倾思想影响, 教育质量明显下降。1963年5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 (试行草案) 》, 明确提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高等学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 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 政府高度集权模式再次确立。这对克服1958年“教育革命”带来的混乱状况, 是及时的、正确的, 但在某些方面带有强化集权的趋势。这使得教研室 (组) 作为基层学术组织的单一形式延续了较长的时间。1985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改革管理体制, 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 坚定实行简政放权, 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高等学校依法行使办学自主权”, 尽管当时由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 高校一些自主权仍停留在书面上, 但基层学术组织的设置开始变得灵活而多样。直到1995年《教育法》正式颁布实施, 才真正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学校若干办学权力, 并指出“国家保护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1999年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更进一步确认了高校的“法人实体”地位, 指出“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 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责任”。林日荣博士通过权力的量化手段, 计算出1998-2003年政府、高校、社会权力比重分别为:59.79%、31.75%、8.46%[24], 表明政府权力有所削弱, 高校权力有所增强, 这也为高校自主、灵活地设置基层学术组织奠定了基础。

2. 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博弈。

高校既是一个按知识与学科逻辑组织起来的学术机构, 也是一个带有明显行政管理倾向的科层化组织。总体来看, 我国高校内部的权力博弈模式是行政权力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只是在不同阶段表现的形式略有差异而已。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教育法》正式颁布之前, 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是由于“在政府高度集权管理体制下, 高校更是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属单位;政府部门通过学校中的党政组织体制贯彻政府的意志, 实施对高等学校的管理, 从而使学校的党政组织体制获得对学校事务合法的绝对的管理权力”[25]。1995年以后,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相继出台实施, 特别是《高等教育法》规定, “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 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 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 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学术权力在高校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但行政权力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高校行政权力来源于政府的授权, 即“大学组织内部的行政权力‘化’成了政府行政权力‘链条’的末端;通过这根权力‘链条’,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的管理一直延伸到大学内部, 实际上取代了大学对自己的管理;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 也通过这根权力‘链条’逐级分配到各个大学, 成为大学建设发展的物质保障”[26], 从而造成了行政权力的膨胀和学术权力的丧失。在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博弈过程中, 教研室 (组) 由原先的基层学术组织逐渐沦落为行政组织:“除了承担一些相关的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之外, 更多的是承担一些非学术性的行政事务工作, 甚至还得承担筹措经费的‘创收’工作”, 成为“系主任指示、决定的执行机构。”[24]在不少高校以系 (所、中心) 取代教研室 (组) 作为基层学术组织后, 学系也仍然是教学或科研、行政等功能合一的基层组织。

四、结论

第一, 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受制于宏观的“深层结构”。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迁影响很大, 这种影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依然存在。政府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对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了基层学术组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在以较高的权力距、较高的集体主义倾向、低不确定性避免和母系主义为特征的传统文化观念指导下, 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迁倾向于温和而非激进。

第二, 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迁呈现出强劲的路径依赖现象。“苏联经验”对基层学术组织产生了显著的学习效应, 强化了现存组织的发展惯性。作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复合体的单位制度, 对基层学术组织变迁产生明显的协作效应。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对基层学术组织的适应性预期有所不同, 但这些适应性预期都会推动着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向既定方向发展前行。

第三, 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动力来源于政府与高校之间、高校内部的权力博弈。一方面, 由于集权管理的惯性和改革的不确定性, 政府权力的下放更多表现为权力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转移, 高校办学自主权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这为基层学术组织的未来变迁提供了某种可能;另一方面, 基层学术组织变迁是学术权力所追求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 与行政权力所追求的行政效率与管理绩效之间进行权衡与博弈的结果。保持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正是基层学术组织存在的价值所在。

会计制度变迁的利益冲突与协调篇5

一、会计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按博弈论的观点，会计制度的制定者其实是局中人，会计制度是策略，会计信息供方和需方以及会计制度的供方和需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必然影响策略的水准。他们之间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最终取决于博弈过程中的策略和利益调整。会计制度博弈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会计制度制定机构掌握了制定权，利用裁决权让其他局中人为制定者所代表的集团服务。

会计制度的博弈双方主要表现为政府与会计实务界（企业）之间的关系。会计理论界一般是会计制度博弈中的中介角色。一方面，会计理论界通过研究讨论和制定会计法规与政府发生联系，直接感受到较为充分的政府的“旨意”；另一方面，会计理论界又需要从实务界广泛听取意见和“呼声”，才能使制定出来的制度有可能达到“均衡状态”。但如果会计理论与实务界缺乏沟通，便会使得会计制度的制定者过多地接受政府的“旨意”而听不到群众的“呼声”，会计制度的制定者也就成了政府的代言人，最终使得会计制度的博弈由政府与企业的对弈转化为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对弈。这一矛盾的转化，显然不利于会计制度的制定和进一步完善，也难以使会计制度达到“纳什均衡”状态。

会计制度变迁中的博弈，在现实中表现为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若有破绽或漏洞，市场主体就会利用机会钻营牟利，政府一旦发现了便会采取措施完善原来的准则，制定新的准则加以疏导、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便会展开新一轮博弈。经过多次博弈，会计制度就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公认程度便会日益提高，纳什均衡便会逐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递进，最终趋向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会计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社会博弈过程，是一个帕累托优化过程。

二、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特点

制度变迁可以采取“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方式。所谓激进式制度变迁即一步到位的制度变革。它是一种间断性的跳越，不具有过渡性的环节。渐进式制度变迁是逐步到位的制度变革。它是通过几个过渡性环节的相互衔接而呈现的连续性变异的演进过程。我国的会计制度变迁基本上是一种渐进的方式，即先在旧制度的边缘衍生出一些新的制度安排，通过新制度的不断发展来逐渐缩小旧制度的空间，然后达到整个会计改革的目标。这种渐进式的会计制度变迁决定了我国会计改革具有以下特点：

1．强制性中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会计制度变迁能利用政府的强制力的优势降低会计制度变迁的成本。尽管纯粹的强制性会计制度变迁可以取得会计制度的高效性，但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集团间利益冲突和知识准备不足等因素可能影响制度变迁的效果，以致我国二十多年来的会计制度变迁采取了以强制性为主、同时带有一定程度的诱致性的做法：将政府自上而下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与公众自下而上的探索和试验相结合，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会计人员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达到会计制度改革的目标。实践证明，这种强制性中的诱致性在我国的会计制度制定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大大减少了自上而下的整体改革过程中由于信息不足可能出现的风险。

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方向研究篇6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三次重大变迁，每一次农地制度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博弈。我国农地制度进一步变迁的方向即是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

关键词农地制度改革公平效率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土地农民所有制、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制度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三次重大制度变迁。每一次农地制度变迁都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诉求。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过程是公平与效率的博弈过程。因此系统深入地分析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博弈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对于正确把握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方向，实现农地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地制度变迁的必要性

从公平角度看，农村土地大体按人口均分，农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甚至可以自由处分土地，较好地体现了公平。但农民土地所有制体现的是一种较低水平的效率与公平兼顾，且其自身隐含着制约因素。把集中在地主手中的土地均分给农民，满足了农民公平获得土地资源的诉求，但结果是土地分散化，而且单个农民的经济能力较弱，无力对农业生产进行投入，只能在没有技术进步推动的状况下，靠自己的手工劳动来延续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小农生产的效率依然比较低下。土地改革后，由于不同农户在生产资料占有、劳动力数量以及生产经营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一部分条件较好的农民能迅速增产增收，甚至买地、雇工，成为富裕户，另一部分农民则开始卖地、借债和受雇于人。因此，无论是基于效率角度还是基于公平角度而言，农民土地所有制都有进一步变迁的必要。

三、农地分配、调整、流转中的公平与效率

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安排下，如何权衡土地分配的公平与土地利用的效率，实际上已成为当前我国农地制度改革面临的重大抉择之一。家庭承包制坚持农户对农地的均分承包，體现了我国历史上一种根深蒂固的“均贫富”诉求。农地公平分配可以使每个农业生产者具有平等的生产条件，使每个劳动力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农地分配的公平与生产成果的分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地公平分配的必然结果是每个农户经营的规模都比较小，而且随着农户数量的增加，农地会进一步细碎化，这也就降低了经济效率，增加生产成本。因此，在农地的分配过程中应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在公平分配农地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土地的细碎化问题。

由于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具有就业和基本生存保障双重功能，基于农村人口和土地数量的相对变动，农民必然要求以社区成员权为基础平等地获取土地，并获取收益，这种要求使得农户承包地在承包期内的频繁调整不可避免。越考虑公平，使用期就越短；相反，越考虑效率，农地使用期就越长。农地调整满足了社区成员公平的土地获取权，并提高了土地短期配置效率。因为如果不进行土地调整，人口增加的农户只能增加单位面积上的劳动力投入，从而降低边际劳动报酬。土地调整则可以使人口增多的农户增加土地面积，从而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但农地的频繁调整又破坏了农户对土地使用的长期保障，影响了农户投入的长期效率。地权稳定不仅能减少土地调整的交易费用，而且减少了寻租行为，促进了土地流转机制的形成，进而有利于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此在现阶段制度安排下，如何权衡农地调整中的公平与效率是主要问题之一。

尽管家庭承包经营制有诸如土地细碎化、分散经营等局限，但其优势也很明显。一是农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二是分散经营和规模较小也意味着较低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我国现阶段的农地流转首先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不愿从事农业的农民的需要。工业化、城镇化推动着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大量农民脱离了农业生产，进入了非农产业。但进城的农民并没有完全脱离农村，承包地是其最后的生活保障，因此只能选择在不绝对放弃承包地的情况下将土地转给他人耕种。同时，农地流转也是为了愿意从事农业的农民的需要。由于农户人口的变化，起初的均田承包演变为人均占地极不平衡，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不能外出务工、行政性调地又不能满足其土地需求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农地流转获得足够的土地。因此，现阶段我国农地流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

农地流转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其次表现为如何确保农民获得公平的土地流转收益。确保农民获得公平的土地流转收益，首先要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使土地流转真正是在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下进行，同时还要赋予农户单方要求改变土地流转费用的权利。

农地流转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还表现为如何正确处理公平、效率与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土地只有流转起来，才能从效率低的使用者流向效率高的使用者，才能使使用者的能力与拥有的土地数量和质量相一致，真正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四、我国农地制度进一步变迁的方向

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基本保障，特别是在像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突出。因此，农地的任何改革都必须重视公平原则，即应保证农民每人都有一份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这虽有悖效率原则，会降低农地使用效率，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完全为了效率而放弃公平，迫使农民放弃土地。农民放弃土地的最终条件是要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来源，在农民没有得到长期稳定可靠的非农收入之前，决不能强迫放弃土地。因此，不应该通过农地制度改革把农民排挤出土地，而应该通过全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将农民吸引出土地。因此，我国农地制度进一步变迁必须坚持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并寻求二者最佳结合点。

参考文献：

[1] 林卿等.农业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2] 刘凤芹.农地制度与农业经济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 陈永杰.新公平效率观: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重新审视.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5).

[4] 汪军民.论土地管理中的价值标准.中国行政管理.2008(3).

[5] 刘守英.土地制度与农民权利.中国土地科学.2000(3).

易中天：最看重的是制度变迁篇7

“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是中华文明飞翔的翅膀

您认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是有脉络可循的。唐中期以后的怛罗斯战役和后来的安史之乱是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分界点。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从那以后，中华文明开始向内不向外了。一直到唐前期，我们的文明还是扩张型的。所以它从汉代开始能成为世界性文明。当时开疆辟土、派人出使国外，把礼乐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但是怛罗斯战役和几年之后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就衰落了，自顾不暇。到了宋朝，是很明显闭关自守了。版图也最小，不断地以和亲、土地和金钱换和平，然后就造成当时好几个国家辽、金、西夏、大理等并存，南宋更只能偏安江南一隅。明代仍是闭关，郑和下西洋，回来后把所有的航海资料一把火烧掉了。到清代乾隆的时候又是闭关。关起门来以后，只能是糜烂。一方面是帝国制度从宋以后越来越走向成熟，尤其到清代，已经非常成熟了。站在帝国利益的立场上，清制度已经是最好的了。清代基本没有宫廷政变，没有大权旁落，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而且基本上没有民生问题。康熙年间永不加赋，GDP还不低，所以打败仗赔得起。还有民族问题清代解决得最好，他们长期和蒙古通婚，把蒙古贵族安抚了；册封达赖、班禅，把西藏安抚了；收复伊犁，新疆也安抚了。

从一个中央集权、天下一统的帝国制度而言，清代已经是最完善的了。但是它腐朽、腐败、腐烂。

您将“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称作中华文明飞翔的翅膀，中华民族的这两大特质又从何而来？

应该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周期长，要经历春耕、夏耘、秋收。大半年过去了，冰雹、洪水、干旱都可能导致颗粒无收。靠天吃饭，太不靠谱。而且这与地理环境可能也有关系。比如在埃及，尼罗河改道后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壤非常肥沃，埃及人才能有那么多时间去建金字塔。他们的作物不需要管。而我们这边不一样，需要小心翼翼地看护，老担心收不回来，所以必然会有这种忧患意识。

一旦有了忧患意识，必须要有乐观态度，否则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人怎么活呢？也许世界上也有某个民族是只忧患不乐观的，那它肯定已经消亡了。因为一种文化心理如果不是互补结构就不能持久。

您还概括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现实与艺术。中华文明这三种精神的内涵，与今天西方话语体系中对三者的解读有什么不同？

西方的“人本”是针对“神本”而言的。我们与西方理解的“人”不一样，他们理解的是个体的人，我们理解的是群体的、伦理的人。

现实精神呢？

现实精神就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还是大陆农耕文明的特点。农业民族是每天都要下地干活的，得到才算数。麦子一定要割好装进粮仓里才踏实。很多中国人今天还是不愿意把钱存在银行，要拿在手上才觉得踏实。

艺术精神又怎么解读？

和希腊民族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不同，中华文明的艺术精神是相对于无科学精神而言的。比如我们的汉字，不像拼音文字那样讲逻辑，是形象思维，而且一字多义。这是不科学的，科学要求的是准确，一个概念表达一个意思。而这种可以任意联想和想象的，正是艺术。

这种艺术和希腊的艺术是不一样的。

希腊的艺术是一种个体的、内在的、热情的释放，我们是一种群体的，要与民同乐。我们的艺术是可参与的。琴棋书画的过程都是可观赏的。希腊的油画、雕塑在创作的时候就没什么好看的。

我不客气地说，很多学历史的人是不懂哲学的。他们没有思想方法，只能陈述历史事实

您从文明的角度解读中国历史，那您的视角呢？

我是全球视野。

为什么觉得全球视野这么必要呢？

因为我们要寻找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在以往的中国通史著作中，这种全球视野是欠缺的吗？

是欠缺的。翦伯赞先生有一点，但他也只是描述性的。以往历史学家写史只是描述，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他们觉得不能以论带史，不能先入为主，更愿意先把事实讲清楚。但我不客气地说，很多学历史的人是不懂哲学的。他们没有思想方法，只能陈述历史事实，无法进行比较。对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什么是民族等等没有一个高屋建瓴的研究，所以作不了这个比较。

您还提出要用现代史观来解读历史，现代史观又指什么？

就是在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人性，怎么看待国家、法律、制度、道德、社会关系等等问題上，现代人和古人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同体现在何处？

根本不同就是对人的看法的不同。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人应该追求的，什么是人的幸福，这些观念现代人和古人是很不一样的。现在的观念更把人当人了，更注重个体了。当然我们古代也有这样的意识萌芽，在第六卷“百家争鸣”里我就会专门写到杨朱，他就有一些这样的意识。但中国走到后面却走了反路，到宋以后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了。

这应该也是由您所说的中华文明群体意识这样的内核决定的。

对。越是集体的越不是“人”么。

您刚才说到现代人与古人相比也有了一些转变，这种转变源自什么？

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一定是自由经济，而自由一定是个体的。

我从来就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品德

从您宣布写这样一部工程浩大的“巨制”开始，就有人质疑您仅凭一人之力是否能完成？质量究竟如何？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您写到后面会越写越难，因为魏晋隋唐之后史料浩如烟海，如何阅读和取舍都将是难题，对于这些质疑，您是怎样考虑的？

我只看那些靠得住的古代文献和少数几个靠得住的现代史家，比如张光直先生、许倬云先生等人的著作。我只看那些我认为是必要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心里会有一个靠谱的历史学家的名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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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自己的这部中华史定位为史诗，这样的定位是出于什么考量？

就是要好看，并且要有一个“气”贯穿其中。

这个“气”是否就是您自己的史观和史识？

还有史感。就是要回到那个时代，要有现场感。这个现场感要靠自己去揣摩和感觉。人是有直觉的，有时候不一定有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