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制度变迁管理

农业制度变迁管理（精选7篇）

农业制度变迁管理 篇1

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先行资本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建国以来,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虽几经变革, 但城乡有别的供给政策和以制度外筹资为主要特征的供给制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2006年后,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完成和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渐建立, 原有的供给政策和制度外筹资方式原则上已经失效, 但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存在, 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依旧在低效中徘徊。本文回顾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过程, 对其供给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进行分析, 从战略的角度提出创新供给制度的现实选择。

一、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的基本轨迹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大体经历了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家庭承包制实施, 至农业税取消前和后农业税时期四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 主要体现在:

1.农业合作化时期 (1949-1957年) , 这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形成时期。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三种组织形式, 农业基础设施从互助组的“私有公用”或公共购买到初级社的土地入股, 解决了大型农业生产机械、较大范围的水利设施、农田规模利用等互助组不能解决的问题, 再发展到高级社的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用, 实现公有化。

相应地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 国家财政体制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49-1953) “收支两条线”模式到“分类分成”模式的转变, 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中央、省、县三级管理。与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及重工轻农的国民经济恢复战略相适应, 国家从农业上取得的收入要远远大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国家财政只能安排少量资金支持恢复农业生产, 如供应高级社播种机、收割机和圆盘耙等大型农具, 帮助农民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 很少有其他支出用于发展农村社会公共事业[1]。因此, 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主要还是依靠农村集体和农民自我提供。但作为农业基础设施主要提供者的基层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 由于缺乏需求表达的机会, 供给决策完全由上级决定, 难免出现公共资源滥用、供给效率不高的现象。

2.人民公社时期 (1958-1978年) , 这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强化时期。由于合作社已实现了入社农户所有产品的合作生产, 人民公社自然就成为几乎所有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组织。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下, 国家主要出资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和大型水库等少量基础设施建设, 而农民由于缺乏资源和能力不能有效提供基本农业基础设施。因此, 人民公社及生产队成为这个阶段农业基础设施的最主要供给者。但是, 由于人民公社时期财政体制变动频繁, 地方财政收支管理权限很小, 作为制度内供给的公社财政不足, 国家财政筹资也只起辅助作用, 因此主要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由社队或集体承担 (见表1) 。随着工分制的盛行, 物质成本由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支付, 人力成本以增加总工分数而降低工分分值方式弥补, 使得制度外筹资成为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主要形式。

从供给决策机制而言, 虽然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主体主要是农村基层政府, 但是供给决策机制依然以政府计划安排和上级决策为主。此外, 由于人民公社政治经济的同一性, 社队几乎控制了农村社区所有的生产与生活资料, 使农业基础设施的生产与管理具有很强的“自我承担”、“自我生产”与“自我管理”的特点。加之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之间缺乏合理分工, 监督乏力, 很容易导致资源滥用, 管理效率低下。

3.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至农业税取消前 (1978-2005年) , 这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变革时期。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以制度外筹资为特征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 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的分配关系下, 农民承担农业基础设施制度内和制度外供给成本分摊, 成为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出资者和成本的实际承担者 (见表2) 。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成本由原来的间接由集体扣除变为直接向农民收取税费, 农民负担由过去的间接化、隐性化变为直接化和公开化。

在这一时期, 财政体制经历了1978年-1993年的财政包干体制到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的演变, 财政制度经历了国家财政制度向公共财政制度的转变。尤其是2003年突出民生财政以来, 国家进入了以公共财政为取向的全面创新时期, 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逐步纳入到公共财政框架之内。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家加大了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支持力度, 鼓励私人经济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逐渐显现政府供给、社会参与及市场化运作的供给格局。但是, 由于社会资本进入有限、国家财力约束以及农民对农业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的三重影响, 农业基础设施充分供给依旧困难。

在供给决策与管理方面, 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和强制性的, 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公共项目的决策、运作和监督之外, 很难表达其需求偏好, 而农业经营体制“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并未为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由于信息不对称, 预算的不完整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 导致供给资金使用与管理缺乏有效监督。

4.后农业税时期 (2006年至今) , 这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的重构阶段。税费改革后, 乡村政府很难再通过制度外资金筹集渠道为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提供资金。伴随着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和“两工”的取消, 农民负担越来越轻, 加之各种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 如专门针对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各种农业综合补贴、农机具补贴等, 大大增强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同时, 农户在农业基础设施的选择上比较自由, 很多利用率较高的小型农业机械、灌溉设备由准公共产品逐渐转化为私人品, 自我提供。但是, 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公益性、高成本性, 使广大低收入农民很难自我承担, 供给困难。

从筹资机制而言, 农业税取消后的农村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上级转移支付和“一事一议”解决。而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基本被用于基层政府的人员工资,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决策机制, 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村级小型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困难。但由于受筹集资金数额 (一般每人每年筹资不得超过15-20元) 、村民意愿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在一些乡村难以有效实施。生产管理基本上处于公共生产、公共管理的状态, 但受原有体制的长期影响, 总体上效果不佳。

在基层政府和农户自身难以满足农业基础设施供给资金需要的情况下, 近年来中央明显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力度。一方面, 通过对乡村道路建设、中小型水利设施维修、农业信息基础设施直接专项拨款, 以及向县乡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增加县乡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 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 鼓励产权调整、投融资机制创新, 促进经济性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改革。

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明显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力度, 如通过直接专项拨款、转移支付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公共供给能力, 通过财税优惠政策、投融资机制创新促进经济性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改革, 但总体上而言我国尚未形成有效的分担机制、长效的筹资机制、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还不能完全适应农业、农民的实际需求, 量少、质低、失衡的问题依旧存在。

二、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 制度变迁之所以出现路径依赖, 主要原因在于初始的路径选择造成了一种既得利益格局。一旦某种制度形成就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 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将会加强现有制度, 或者迫于某种压力而对现有制度进行细枝末节的修改, 导致更有效率的制度变迁受阻[2]。首先,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国家形成了“以农补工, 以农哺城”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促使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巨大差异。其次, 以制度外供给为主的筹资模式, 使政府可以在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中节省大量资金成本, 减少财政支出的压力。而“自上而下”为主的决策机制不仅减少了政府与农民的交易成本, 而且更能体现政府的意愿和目标。总体而言, 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 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意愿不强和力度不够, 而缺乏行政权力的村社和个体经营的农民即使具有制度变迁的强烈需求, 但也无法上升到国家制度的层面, 有效推动供给制度的实质性变革, 最终使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锁定”在低效状态。

1.非农偏好的基础设施非均衡发展战略。

建国后我国实施城市化、工业化为主导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抽农补工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城市和工业的相对发达, 农村和农业的相对落后。伴随着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 我国的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形成了城乡政策有别的典型的二元供给格局。农村税费改革后, 制度外供给渠道被取缔, 农业基础设施只能依靠制度内供给解决。虽然中央和省级财政通过专项拨款和转移支付, 以增强基层政府供给农业基础设施的能力, 但是由于税费改革导致县乡财政收入急剧减少, 转移支付数额不足于弥补财政缺口[3]。这就使得县乡政府提供农业基础设施的能力越来越弱, 数量少, 质量低, 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

2.制度外供给为主的资金筹集模式。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 由于制度内通过税收手段筹集到的公共财源非常有限, 农业基础设施制度内供给明显不足, 制度外供给成为主要筹资模式。家庭承包责任制后, 基层政权对农业生产经营的行政干预并没有彻底改变, 农民由隐性的、间接的成本支付者变成了显性的、直接的成本支付者。农业税取消后, 由于国家转移支付的数额有限, 一般少于税费改革的政策减收, 而 “一事一议”本身标准低、数额小、实施难。因此, 涉及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存环境方面的农业基础设施依旧以农民“自给自足”为主, 农民并未从实质上摆脱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主体的地位。

3.“自上而下”权力导向为主的供给决策机制。

与农业基础设施制度外筹资方式相伴而生的, 是农业基础设施 “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 由于农户同质性高, 需求差异性小, 以行政手段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制度具有较高效率。在家庭承包制时期, 由于制度惯性, 加之农民素质不高、民主意识不强、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等原因, 带有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制度仍然沿袭了下来。近年来实行的“一事一议”制度, 在某种程度上体现“自下而上”的决策特点。但是, 由于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与农民的需求并不总是完全一致, 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政府”的偏好, 由上级决定其供给的品种和数量。从这种意义上, “一事一议”只是供给决策机制的渐进性边缘制度创新, 是在“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前提下对过去严格的决策权的放松和让渡, 是在不改变上级政府决策权的同时满足农民参政议事的民主愿望的一种折中[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由于农业合作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村税费改革的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 现行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在路径变迁中依然沿袭着制度形成初期的一些特征,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仍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主要决策者;二是农民仍是农业基础设施成本的主要支付者;三是制度外筹资仍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资金来源之一。

三、打破制度路径依赖, 构建农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

供给制度是供给效率的决定性因素, 供给制度的变迁和创新会带来供给效率的提升, 供给制度的缺失也会给供给效率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 要提高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 必须打破路径依赖, 促进制度创新, 在公共财政体制完善的大背景下, 围绕城乡一体化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战略, 形成农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

1.立足于公共财政的政策框架, 统筹城乡一体化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格局。在公共财政体制的大背景下, 构建城乡一体化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格局是新时期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构建城乡统一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 是一种系统性的、渐进式的诱致性变迁和以政府为核心的强制性变革相结合之路, 包括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公共财政投资体制、居民户籍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变革。但是, 最关键的是在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和财政体制变迁的大框架下进行制度重构, 按照统一、平等、均衡的原则, 逐步建立“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由公共财政所支撑的基础设施供给体系, 提高制度绩效。

2.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 构建农业基础设施多元化供给体制。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制度创新的首要任务是构建多元化供给体制, 形成多层次供给体制和多元化筹资渠道。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 政府理应是农业基础设施的供给主体, 在财政投入上承担主要供给责任。而农业基础设施多层次、宽领域的公共需要, 以及国家财政的有限性, 作为制度 (其本身就是公共产品) 供给者的政府, 更要为农业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改革发挥积极作用。根据农业基础设施的层次和特性, 构建政府、市场、社区、非赢利性组织 (也称第三部门) 四位一体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主体结构。特别是鼓励、扶持各种民间组织、专业协会、社团的发展, 使得第四种力量成为解决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

3.立足于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 建立农户需求偏好显真下农业基础设施供给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的高低即决策成本的大小, 决定制度能否实现适时的变迁[5]。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有效权利极的个数越少, 决策的效率越高, 有效权利极的个数越多, 决策的效率越低。而根据决策成本函数模型, 参与人数越多, 成本越高, 群体的共同性越强。因此, 要根据决策对象, 根据农户需求, 将“自上而下”的决策制度与“一事一议”制度相结合, 寻求两者的结合。首先, 建立真正的农户需求偏好的表达机制, 让农民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 了解相关信息, 有效地表达自己的需求愿望, 参与决策和监督。其次, 要进一步完善“一事一议”制度, 提高“一事一议”的可操作性和组织化程度。最后, 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将“一事一议”、政府决策、农民真实意愿三者结合起来, 形成复合型的决策机制, 提高决策效率。

参考文献

[1]商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2]诺斯.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

[3]许莉, 万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路径变迁及现实选择[J].社会科学辑刊, 2009 (2) .

[4]朱金鹤.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与效率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9.

[5]马鑫, 冯毅.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讨[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2) .

农业制度变迁管理 篇2

为规范生产管理秩序，明确岗位职责，优质高效的完成生产任务，确保安全生产，特制定本管理制度。

一.生产作业应做好科学规划。要按照部门确定的工作目标合理规划种植地块、种植面积、种植时间、种植作物和田间管理，并合理设计生产作业配套需要的道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

二.生产经营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制定明确具体的技术标准，并在开工前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应优先使用技术熟练的工人，对经反复培训不能掌握生产技术的工人不得使用。

三.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注意安全生产。对使用机械作业的，应由有资质的熟练工人操作。使用农药、化肥要科学合理，采取防护措施。

四.应根据生产管理需要，合理安排阶段性生产作业计划。应至少提前一周安排好生产作业计划，并在开工前准备好生产工具，安排好人员配备和技术培训。

五、生产用工全部采用包工制。

农业生产队长岗位职责

1.全面负责种植、田间管理、采摘收获等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2.监督和检查种植和田间管理等各项工作的完成落实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重大问题及时反映，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3.对生产管理各项工作进行监督，督促生产目标的落实完成。

4.协调做好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准备和后勤保障工作，组织安排各生产员工做好生产前、生产中的各项工作，建立良好的生产秩序。

民营企业管理模式的制度变迁 篇3

一、民营企业家族化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过渡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民营企业的家族制管理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具有被创造和发生变迁、创新的理由。在创业的初期，面对激烈的竞争和不确定因素，一个家族中的亲情容易使大家意志坚定，相互信任，为了企业的利益而乐于奉献，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家族企业形成的必然基础；家文化的影响力是家族企业形成的文化基础。实践证明，当民营企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时，家族制管理有时表现出凝聚作用而抵御外部干扰，有利于企业发展；权力集中的家族制管理模式也使得资本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完成原始积累过程，但在资产达到一定规模，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与市场交往不断频繁时，家族制管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

1．以个人产权或家庭产权为主体的业主个人产权、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这种共有式产权造成家庭成员之间产权不清晰，形成“家庭”大锅饭，与现代企业“产权明晰”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同时，也是一种封闭性的产权。“利益独享”的原则使他们不愿让投资者来参股分享利益，也不愿产权结构向多元化转变。因此，这种排它性的产权加剧了民营企业融资的困难，使创业家族有限的物质资本动员能力与现代企业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内部产权(索取权与控制权)配置结构的封闭性与现代企业专业化分工管理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

2．管理以人治为主，缺乏健全的制度与科学的治理结构。家族化管理民营企业中经常出现以“亲情代替制度”管理企业的现象，部分家族成员可能凌驾于企业制度之上，造成管理不顺畅，容易形成不合理的权力运作机制。如果家族成员之间关系处理不当，还容易产生内部矛盾，最后导致家族血缘关系的内聚功能转变为内耗功能，表现出其致命的弱点。此外，经验性管理在家族化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从家族化企业整体来看，经营者的素质普遍不高，缺乏应有的管理知识，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将逐渐超出家族成员所拥有的有限经验，造成家族化企业难以适应多变的市场，给企业生存带来风险。

3．管理的集权性。一方面，企业经营者处于管理的最高层，集权式管理必然使他陷入繁杂的日常事务中，不能集中精力进行企业的战略决策；另一方面，家族化管理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企业的决策往往是由家长个人拍板，缺少必要的权力监督，不利于企业的权力制衡。如果决策者素质不高，则难以保证决策质量，这往往是许多家族化管理民营企业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4．管理上的用人唯亲，而不是用人唯贤，难以从外部吸收高素质的其他人才，限制了外来优秀的技术、管理人才的输入。当家族成员在企业中掌握了重要职权时，非家庭成员难以得到提升，必然挫伤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正是上面这些弊端以及我国已告别短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正逐步建立和完善，加入WTO后国内市场国际化，民营企业与其它企业在制度层面上的正落差优势已弱化，而与西方成熟企业的制度落差劣势却正逐渐显现。在这种内外部环境均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原有的家族化管理模式已由当初的一种制度均衡走向了非均衡，即意味着既有的模式不是净收益最大的制度安排，经济中潜在地存在着另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这时管理模式的变革或改进能够增加企业的总收益。

二、民营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及措施

制度经济学一般认为制度变迁有两条由不同动力驱动的基本变迁路径：一是所谓“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即把制度作为一个由政府强制导人的独立变量来强力替代原有的制度安排；二是所谓“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原有制度安排下经济主体的自我逐利冲动为制度变迁诱因，逐渐推进新的制度关系的发育，逐步取代并最后完全取代原有制度关系。民营企业管理制度创新这一制度变迁过程的原始动力来自民间企业家自身的逐利冲动和追求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强烈愿望，因为只有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创新收益大于在此过程中所耗费的创新成本时，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才会产生和持续。事实上，在这一“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路径中，我国的民营企业从实际出发进行了大量的产权制度创新活动，出现了几种典型的制度创新模式：一是股份合作模式；二是以原创业家族为治理核心的新型有限责任公司模式；三是创业家族增资扩股但依然由家族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上市公众公司模式；四是专业化企业群落中的优势家族企业整合相对集中的弱势家族企业，形成产权独立、统一经营、统一晶牌的新型合作联盟模式。在这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中，要实现家族制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过渡，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1．建立开放的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与一元化产权结构相比，它可以聚集更多的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解决资金瓶颈问题，使企业以较低的资金成本享受规模经济；通过引入更多的外部智力、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使得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更加民主透明，减少失误的可能性。主要途经有：第一，通过增资扩股、出让产权、资产转换等形式导人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化。第二，家族财产清晰到自然人，实现产权多元化。家族财产清晰到个人之后，每个个人都作为产权拥有者，成为独立利益主体，企业当然就成为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了。第三，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虽不是企业的出资者，但其与出资者具有同样的投票权，尤其是独立董事有独立的人格，对企业投资行为可做出独立的判断，可见从权力上讲，独立董事相当于一个产权主体，对企业的决策经营有重大的影响权。从这种意义上讲企业也达到了产权多元化的目的。第四，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人力资本激励制度。在操作上要求企业拿出一部分股票给那些对企业发展有重大作用的人才，使他们不仅能获得工资收入也能从股票价格升值上获得巨大的差价所得。从这点来看，人力资本就成为了企业的真实股东，实际上也成为企业的一个产权主体。

2．构建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实现财产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相互分离，即企业所有者将其财产委托给代理人经营。现代企业治理的核心就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及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互动和博弈，由家族化管理向制度化、专业化管理转型，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人形成其治理结构是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形成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

3．在已经明晰产权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在企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为了适应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最高管理者必须转变观念，在引进优秀人才之后，加强他们本身之间以及与企业留用的家族成员之间的竞争。引入竞争机制使企业员工包括优秀的家庭成员都有一种忧患意识，才有可能使企业突破家族制管理旧模式，逐步向充满竞争活力的现代企业制度过渡。

4．实行“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制度，吸引和重用非家族优秀人才。在家族制民营企业中，既有优秀人才，也不乏庸人，对优秀人才可以委以重用，充分发挥其特长，为企业创造利润；对于庸人应淡化“家族”两字带来的负面影响，宁可养起来也不能委以重任。

农业制度变迁管理 篇4

一、我国农村土地存在的历史性问题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划中处于重中之重的问题, 包括农业、农村、农民, 虽然这三者侧重点不一样, 但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 在处理和解决农村问题时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而在这三个问题当中, 始终贯穿其中的就是农村的土地问题。

1. 土地的零散化经营

这其实也和我国的基本自然地理国情有关系。我国以平原为主, 人口众多, 自古以来就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以家庭为单位, 以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 完全或主要依靠劳动者自己的劳动, 独立经营小规模农业, 以满足自身消费需要。但是这种只靠自给自足的方式经营规模小, 生产条件简陋, 缺乏必要的积累和储备能力。并且生产经营模式老套, 老旧, 技术难以革新, 也缺乏必要的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重农抑商的思想也长时间地禁锢人们, 阻碍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导致现如今仍有很多地区的土地是零散化经营, 只靠一家一户, 没办法进行高效率高产出的大型机械化生产。

2. 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缓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农业土地的产权不清导致的经济利益问题。从改革开放前的地主土地所有到土改后的公有, 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里的农民享有使用权, 土地身上的权利在不断改变, 但是农民从中享有的利益并没有随之增长。除了产权界定不清, 还有土地承包权利的不断更变, 使得农民对于土地的投资也没有十足的信心, 怕集体或者组织会随时收回土地, 对土地的投入降低也减少了土地的应有产出。

3. 土地征用问题

拥有土地的农民免不了贫困很大部分上是由于权利贫困。就土地而言, 农民与组织或者集体签订的合同得不到保障, 可能会任由另一方单方面撕毁;公家对于土地征用的态度理所应当, 只留给农民一小部分赔偿金, 转手就把土地以高价卖给了房屋开发商。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障太过缺乏。

二、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由于农村存在以上诸多亟待解决的土地问题。我国政府也进行了多次土地制度改革, 以期改善土地现状。

1. 小农生产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作为最基础的产业, 一直是最受人们关注的民生问题。农业建立在广袤的土地上, 因此土地制度一直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1949年我国刚建国的时候, 先是进行了土地改革, 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 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调动了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随后为了巩固公有制, 实行了农村合作社, 这时土地虽然仍是农民私有, 但已经改成了集体统一使用的形式。由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 强调集体生产, 农民吃“大锅饭”, 因此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农业产值大幅降低, 农业情况亟待改善,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2. 家庭联产承包制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后,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逐渐深入人心。就在这时,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户最先开始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 “保住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种生产方式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即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 农民可以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 对土地自我管理和生产、分配及经营。比起之前的改革, 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对土地的使用权, 多劳多得的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 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又一次大高潮, 成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3. 土地流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具体的做法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 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 建立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 让一部分农民获得股权后可以从事别的产业;另一部分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三、土地制度变迁给农村带来的效益

周业安曾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一文中提到中国的改革从表面上看, 制度变迁几乎都是组织之间互动引发的外部规则, 但是在调查了大量的案例研究结果后发现, 在其背后, 实际上是自发形成的个体或者特定组织之间演化出来的内部规则。诺斯在1994年的时候曾提出, 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句话在中国的农业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由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土地制度不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不能给农业劳动力提供激励, 也就会在制度演变中退出历史进程。而改革之后的联产承包制则改正了这一缺陷, 农民个体的收益增多使得他们获得了激励, 他们也就会由一开始自发的利诱性质的改革转变为自觉性的制度变迁, 并且出于理性人的经济动机, 农村土地改革对于利益的追求是有益的, 因此这种制度便很快地在全国大范围蔓延开来。而且之后的土地流转制度给了农民股份, 也将一部分有思想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从事第二、三产业, 从副业中获得更多的财富, 加快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四、土地进一步改革的建议举措

1. 应该明确土地的产权问题

根据科斯定理, 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 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 那么, 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 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 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合理高效地配置土地资源, 将集体、个人、组织等界限明确对于进一步实现农业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2. 农业用地法律法规的正规化

为了避免再出现单方面撕毁关于土地合同等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发生, 加强法制监管、强化法律约束的作用很有必要。在国家1号文件的不断强调下, 与农业相关的国家利益机关应该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私有化;在地方上也应该不断推进县级机构改革、乡镇体制改革与实践, 并且加强农民组织化。

3. 对于农业征地的相关管理

有关当局应该严格执行农业征地的举措并实施监管, 不能滥用权力、强行征地;也可以将农业用地划分不同级别, 对不同级别的土地征地采取不同的补偿措施, 实施真正的“因地制宜”。其实不管采取何种措施, 都是力图实现农业土地资源的利益最大化, 提高农民的权益, 因此将农地市场化改革才是最终的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的制度变迁很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与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也使得人们开始思考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抛去资源、技术、人口等等因素, 制度在监督和激励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将土地的产权和所有权给予了很明确的界定, 使得土地资源、农业人口资源都得到了较合理的资源配置, 并且所产生的激励约束效果起到了正效应。而且我们也可以借鉴世界上与我国土地资源等国情大致相似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地制度改革经验和教训, 只要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 坚持土地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变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样的制度变迁方式是我们应该大力推广的。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经济增长应该要使得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就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不能保持一致时, 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阻碍的副作用。因此, 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关系, 如果使其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保持一致, 就能恰如其分地展现其内在经济爆发力。

参考文献

[1]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兼评杨瑞龙的“中间扩散型假说”和“三阶段论”[J].经济研究, 1999 (01) .

[2]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J].经济研究, 2000 (05) .

[3]傅晓霞, 吴利学.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2002 (04) .

[4]王志成, 史学军.制度变迁与中国改革[J].经济学家, 1998 (05) .

[5]白俊超.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案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 2007 (07) .

农业企业财务管理制度 篇5

第一章

总则

1.为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建立健全财务管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小企业会计准则》，特制定本财务管理制度。

2.公司各部门、人员在财务会计工作中必须认真执行本管理制度。

第二章

财务机构设置及人员分工

1.公司设立财务部作为财务会计机构，财务部的职责：在公司总经理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全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和会计核算工作包括:财会人员的管理、指导检查各独立核算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协助公司领导筹集资金、合理分配使用资金；做好财务分析工作，为公司领导决策提供各种信息资料，当好领导的参谋。

2.财务部设财务经理一名负责全面财务管理工作，财务人员配备，财务宏观控制，按时向总经理汇报财务状况，向总经理提供合理建议等工作；设会计一名负责报表编制、总账管理、凭证审核、税务申报及相关监管工作；负责收入、成本的核算工作，负责公司往来明细账管理，编制相关凭证账簿，负责固定资产、存货管理，会计档案保管等工作；设出纳一名，负责现金银行存款管理，日常收支台账管理。

第三章

流动资产的管理

1.流动资产包括现金、各种存款、应收及预付帐款、其他应收款、存货等。2.现金管理

①现金出纳会计要认真执行《现金管理暂行规定》和有关现金的管理规定。要严格控制费用报销和个人借款，个人借款、对外付款等要实行总经理一支笔签字批准制度，要有经办人员签字和部门负责人审核并注明用途。总经理外出或因生产经营急需等特殊情况下经总经理授权的人员也可签批，但是总经理归来后补办有关手续。

②出纳员不得兼管有关债权、债务、收入、费用的帐务登记工作和会计档案管理工作。

收付款凭证的内容必须完整、合法；报销凭证必须是国家印制的发票及单据，不得使用白条或其他不规范的凭证报销各项费用，凭证经审核后方可逐笔登记现金日记帐。

日记帐要逐日结出余额，并与库存现金相核对，月末与总帐相核对。出现长、短款且又无法查明原因的，长款归公，短款由责任人赔偿。

③企业可根据业务大小核定合理的库存现金限额（三天零用量），当日收取的现金要及时送存银行，不得留存超限额的过夜现金，以确保财产的安全。

④企业职工报销费用时，出纳人员要及时扣除各种借款，不允许职工长期占用企业资金，各种借款条月底必须入帐，不允许出现跨月白条顶库现象。

⑤现金出纳是企业的资金结算中心，企业应将营业收入，职工罚款等款项及时交付财务部门，以便及时处理帐务。

⑥现金出纳要做好日常收支台账，按要求定时向领导汇报现金结余及使用情况。

3.银行存款管理

①银行出纳要认真执行《银行结算办法的暂行规定》，银行支票等结算凭证和印鉴要由两人分开保管。

②银行出纳要严格银行存款支出控制，银行付款必须经总经理批准，手续齐备，不准携带空白支票外出，确须携带空白支票外出者，须经领导批准，办理领用登记手续，要建立支票领用登记簿，空白支票必须填写日期并在预计最高金额位画人民币符号，因使用支票不当造成企业损失时，应由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携带空白支票办理结算后，要当天将存根和有关凭证带回，并到财务部门及时结算，不准将空白支票留存其他单位。凡前帐未清者，不准再领用支票。

③银行存款日记帐逐笔逐日登记，每日结出余额，定期与银行对帐单相核对，并编制银行余额调节表，调整未达帐项，出现长期未达帐项时要查明原因，上报领导。

4.应收帐款及预付帐款的管理

①企业要根据经济业务的内容和户别设置应收帐款明细分类帐，即按债务人的具体名称设置登记明细分类帐，不准笼统的以地名代替。应收帐款的发生和确定必须有索取价款的凭据（包括合同、收到条、欠款条以及业务经办人员的保证书等），不得单方入帐。

②各项债权，债务要定期进行清理核对，每年最少进行一次发函或派员核对，每季末要编制帐龄分析表，并上报有关领导。对发生的应收帐款、其他应收款、预付帐款等应收款项，按照谁经办谁回收的原则，损失者或已采取各种必要措施确实无法收回的坏帐损失，由当事人按责任赔偿相应损失后及时处理账务。

③ 收回的帐款要及时上交财务部门，如发现货款已被私自挪用不交者，交司法部门处理。

④企业要严格控制内部职工的业务借款和生活借款，健全借款审批制度，职工调离时财务部门应当与其他部门搞好各种债权债务的清算工作。

⑤支付预付帐款必须有合同、协议书等书面文件，根据合同需预付帐款时，须经办人签章，经领导批准后方可付款，并同时向财务部门提拱有关合同协议书等有关材料。

5.存货的管理

①存货是指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流动资产，主要包括库存商品、低值易耗品等。

②存货的计价、按实际成本计价。

库存商品的购入价格包括买价，装卸费、包装费、运输途中的损耗，入库前的挑选费，市外运输费，保险费以及缴纳的税等。

库存商品出库以加权平均法计算出库材料的成本。③库存商品的购入

库存商品购入必须持有供应部门的购物申请单，经有关领导批准后方可到财务部门借款。严禁无计划采购，超定额库存。

④供应部门按购物申请单所购库存商品送达企业后，须持总经理签批的采购单、购货发票，购销合同（协议）合格证等到质检部门（化验）进行质量检验，检验合格后签发一式两联检验报告单随发票到仓库部门办理入库手续。

⑤仓库部门在将库存商品验收入库前，应详细核对发票所载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质量与实际是否相符，同时对照检验（化验）部门出具检验报告，经检验合格后方可验收入库，填制库存商品验收入库单，并对无铭牌的配件用口取纸载明名称、规格、型号。

⑥ 库存商品验收入库单一式三联，一联留存做为仓库部门记帐凭证，一联随发票及采购单等经总经理审批后到财务部门处理帐务，一联为供货方证明。

⑦对于货已到而发票未到的库存商品，仓库部门可以根据检验单据办理临时入库，做好入库库存商品台帐登记工作，填制一式三联估价入库单，仓库留存一联据以入帐，一联送交财务处理帐务，月初用红字入库单冲回估价入库，待发票到达时填制正式入库单。

⑧库存商品出库管理

库存商品出库应由领取填入计划单经相关领导批准后，去仓库管理员处领取，有仓库管理员，开出库单，送交财务做账。

⑨各部门领用的低值易耗品，一律采用一次摊销法计入成本费用。

对于能多次周转使用或长期使用的低值易耗品，如办公用品（桌、椅、档案橱等）各种工具等，必须在领用时由总经理签批，行政部总务科按部门（人员）进行登记，设备管理员及仓库同时进行登记并建立在用低值易耗品登记簿，做到谁使用谁负责，谁丢失谁赔偿。

⑩ 仓库管理人员应定期对存货进行盘点，财务人员进行监盘。

第四章

固定资产的管理

1.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械、设备、运输工具；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等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单位价值超过1000元的设备器具，工具等；不属于生产经营必备的物品，单位价值在2000元以上，并且使用年限超过两年的也应当做为固定资产。

2.企业要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包括固定资产的安全使用制度，维修保养制度，定期盘点制度和折旧计提制度。

公司财务要设置固定资产明细帐，并制定固定资产目录。3.固定资产的计价

①外购的固定资产，不需安装就可直接使用的固定资产，以发票价格和运输费用价格为固定资产记帐价格，对于外购需安装、调试才可使用的固定资产，以外购价格加运输费、安装调试费等合理有关的费用为计帐价格。

②需外单位承建的基建工作或设备的安装调试工程时，承建单位要搞好预算工作和合同的签订工作，基建合同和预决算书要送财务部门留存一份。

购置机器设备时要搞好市场调查，搞好设备的技术分析和经济性分析。③对已经竣工交付使用的未办理决算的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等，要根据预算书或合同估价转入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待工程决算后，再调整原估价和已提折旧。对于现已使用而没有档案资料的固定资产（没有建帐）可以采取重置价进行入帐。

4.折旧方法。我公司对固定资产进行分类管理，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平均年限法分类计提折旧，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为20年，机械、设备折旧年限为10年，车辆折旧年限为5年，电子设备和仪器仪表等为5年。

5.本公司固定资产残值率5%。

6.全部固定资产必须每年盘点一次,由财务部牵头其他相关科室参与，具体盘点时间由财务部根据年终决算的要求决定。

第五章

生物资产管理

生物资产，指农业活动所涉及的活的动物或植物。

生物资产应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指将收获为农产品或为出售而持有的生物资产，如玉米和小麦等庄稼、用材林、存栏待售的牲畜、养殖的鱼等。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消耗性生物资产以外的生物资产，如产畜、役畜、经济林木等。生产性生物资产应进一步划分为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那些进入正常生产期，可以多年连续收获产品或连续提供劳务（服务）的生产性生物资产。

详见《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办法》财会[2004]5号。

第六章

负债管理

1.企业的流动负债是指将在一年内偿还的债务，包括短期借款、应付帐款、应付工资、应交税金，其他应付款以及预提费用等。

2.企业购进货物应付未付的款项，业务经办人员应及时将发票等有关单据送交财务部门，以便及时处理帐务，正确体现企业负债，正确核算材料物资等的计价和产品成本。

第七章

成本费用的核算管理

成本与费用要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计提。要正确划分和核算各项成本费用，严格按规定的核算内容和要求使用跨期摊销帐户（待摊费用、预提费用等）。

企业制定合理完善的定额费用和报销制度，本企业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都要按规定进行明细分类核算，并进入当期损益。

有关费用报销程序和标准的制度由财务部另行制定。

第八章

收入、利润和税金的管理

1.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的标志是收讫价款或取得索取价款的凭据。2.收入应分类核算，根据要求编制毛利率分析，以便领导决策。3.利润总额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利润总额=营业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营业利润=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其他业务利润=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成本-其他业务税金及附加

4.企业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是指与企业无直接关系的各项收入和支出。

第九章

财务报表、会计科目和发票的管理

1.根据会计工作一致性和可比性原则，本公司结帐时间为每月最后一天下午，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及有关附注报表应于次月8号前上报公司总经理及有关部门，节假日顺延。

2.公司所有购进货物，原则都须取得发票。

3.销货发票（含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通知单）要有专人到税务机关领取。开票、制单、保管、登记实行专人负责制。财务部门要建立健全有关票据的登记制度，严禁向非购货单位开具发票。

第十章

会计档案管理 1.本企业要搞好会计档案的管理工作，财务部门应于次月中旬将有关会计凭证等会计档案装订成册，做好封面整理入档。

2.企业财务部门建立会计档案目录，严格档案调阅手续。

3.企业财务人员、保管员、调动工作时必须办理会计档案移交手续，造具移交清单，分清前后责任，确保会计档案的连续完整。

4.会计档案的保管年限：会计凭证类15年；总帐15年、明细帐15年、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帐25年、辅助帐簿15年、固定资产卡片（清理报废后）5年；月、季度财务报告3年，年度财务报告（决算）永久；会计移交清册15年、会计档案保管清册永久。

第十一章

罚则

相关人员如违反相关条款，应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处罚。

第十二章

附则

1.本管理制度自总经理批准公布之日起执行，不完善之处另行文补充规定，凡与本制度规定不一致的以本管理制度为准。

2.本管理制度由公司财务部负责解释。

农业制度变迁管理 篇6

农村税费改革后, 农民负担逐渐消除并能够获得各种形式的农业补贴, 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然而, 由于村级公共品供给主体缺位, 公共投入的资金来源减少, 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情况更加严重。在集体经济发达和财政实力雄厚的东部地区, “一事一议, 筹资筹劳”解决社区公共品短缺早已不是难题。张军等 (1996) 的案例研究发现, 一部分公共品事实上已经由农户私人或非政府组织自发提供。[1]但是, 就目前高度流动性和集体经济基础普遍薄弱的中西部农村社区而言, 公共品短缺状况将会长期持续。

作为中央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而出台的与农村税费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安排, 通过“一事一议”来“筹资筹劳”成为当前村级公共品徐勇 (1997) 认为,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扮演着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双重角色从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但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也会产生冲突, 甚至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2]另外,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和村庄的重要成员, 村干部对私人利益的诉求, 对个人成本和收益的利害权衡, 本来就无可厚非。因此, 如何进一步推动作为双重代理人和经纪人角色的村干部“愿问事, 问好事”, 就需要建立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

因此, 一方面, 必须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完善村民自治, 使得村干部真正由村民选举产生并对村民负责, 产生足够动力供给乡村公共产品, 以行使好村民利益“代理人”的角色。[3]只有这样, 才能建立起村民和村两委良性互动的关系。另一方面, 村两委干部掌握村里土地集体所有权等经济资源, 村干部也有维持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压力和动力。

在赋予村干部更多责任和义务的同时, 应该赋予村干部足够的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激励, 为村干部职务设置较高的机会成本, 以及建立起公开透明的民主监督体系, 完成好作为政府代理人的角色, 以及作为经济人的职业定位。

摘要：“一事一议, 筹资筹劳”是后农业税时代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安排, 在实践中困难重重。通过对“一事一议”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和基层实践的调查分析, 本文指出财政奖补提升了村干部和村民的积极性, 提高了公共品供给的效率。对此, 政府在加大财政投入规模的同时, 要强化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继续依托“一事一议”这一平台, 推进建立各方共同参与的长效供给机制;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充分发挥村集体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创新

参考文献

(1) 张军, 何寒熙.中国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改革后的变迁[J].改革, 1996, (05) .

(2) 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J].二十一世纪 (香港) , 1997, (08) .

农业制度变迁管理 篇7

(一)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历程

1992年《国家预算管理条例》开始实施, 标志着我国开始进行预算管理改革。《条例》规定, 我国国家预算采用复式预算编制方法, 分为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中央预算开始按复式预算形式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1995年开始实施, 将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划分为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三部分, 待条件成熟时再考虑增设其他预算。自此, 地方预算也开始按复式预算编制。在这段时期内, 部分地方政府试行了零基预算改革, 1999年, 各地政府开始实行一些预算管理制度的创新:天津市开始实行标准周期预算管理制度;陕西省率先在全国实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安徽省实施了综合财政预算等等。现今, 复式预算、零基预算以及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逐渐在全国范围内确定, 同时也得到了理论界的支持。

(二) 预算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由于起步较晚加之中国比较复杂的传统观念, 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欧文汉在其2004年的博士论文中从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以及审计制度四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现行预算管理制度的不足, 进而提出了建立民主预算的思想。国内学者大都看到了预算编制和审批时间上的冲突从而导致的预算执行空白期、预算内容的不明确、零基预算的不彻底以及执行中的监督问题, 并从制度改革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如调整人大审批时间、调整预算执行时间、强化社会监督等等。很显然, 所有这些制度的改革都涉及到较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些改革是否具有可行性成为摆在国家和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制度变迁的动因

(一) 对制度的理解

制度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旧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将制度定义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的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舒尔茨认为“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 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斯也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 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应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由此可见, 制度无非是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预算管理制度实际上是规范政府人员收支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制度具有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降低不确定性, 降低交易成本等作用。但是, 有学者认为, 随着社会的发展, 制度也像产品一样, 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像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初期虽然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但随着这一制度的普及, 农业的发展也逐渐停滞。同样, 现行的预算管理制度也逐渐不能跟上当前国家发展的步伐, 面临着一次变革。

(二) 制度的供求

供求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变迁时, 也借鉴了这一方法。林毅夫曾经指出:“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 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 制度需求和供给的变化因素都可以作为制度变迁的动因。

三、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需求分析

制度作为一种服务, 一种商品, 要进行需求分析, 首先要确定其消费者。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 从其面向的对象来看应该是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 其消费者也理所当然的要包括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 其需求曲线应该也具备公共品的特征。仿照公共品的需求曲线, 我们可以简单地绘制出制度的需求曲线, 见图1。

假定只有A、B两人是某制度的需求者, 由于公共品在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其消费量是一定的, 两人各自愿意支付的价格PA和PB之和P0就是所有消费者对Q0产量下的需求价格。这样加总两人的需求曲线可以得到总的需求曲线D, 具有负的斜率。

对于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六种。

(一)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德姆塞茨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中最早提出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影响制度变迁的, 他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一文中分析了美国印第安人土地私有权的发展历程。由于平原地区的动物和森林地区的毛皮动物在经济价值上的不同, 造成了美国山区印第安人要比西南部地区的印第安人较早的出现了土地的私有产权。

在中国, 经济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 实际购买力的增长以及购买结构的变化使人们更注重生活质量和自身素质的培养, 从而使个人的自身价值得到了提高。这样, 公民对政府部门相应的支出, 如教育、医疗保健等, 有了更高的需求。由于政府的资金相对有限, 为了满足公民的需求, 也就产生了对更有效的预算管理制度的需求。

(二) 技术的进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一论点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动社会制度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导致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当今, 技术的进步体现在各个方面, 其中计算机网络的普及最为明显。电子政务的发展, 使政府部门暴露出许多效率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新的制度出现以取代低效的旧制度。

(三) 市场规模

戴维·菲尼曾经指出:市场规模一扩大, 固定成本即可以通过很多的交易、而不是很少的几笔交易收回。这样, 固定成本就成为制度安排创新的一个较小的障碍了。这段表述如果用来解释制度供给的影响因素可能会更贴切。不过, 市场规模的确也可以影响制度的需求。正如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 其面向的是全国的政府部门, 市场可以说是有了相当的规模。有效的制度会由于其发挥作用的广度较大, 而使其效用成倍地增加。

(四) 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的, 在不同的社会大制度下, 其他制度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对我国政府制度影响最大的制度改革应该是国企改革。随着政府退出盈利性及半盈利性机构, 逐渐转向完全非盈利性的机构, 不管是其财政收入还是支出都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

(五) 偏好的转变

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制度的偏好也存在着差异。人们偏好的改变, 一定程度上也会推动制度的革新。改革开放以来, 西方的一些价值观, 不管好坏, 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国的公民。我国传统的人性化、“人情味”的以人为主导的价值观念, 正逐渐受到“制度”的规范。从而, 对于更规范、更严密的制度的需求相对有所提高。体现在财政预算管理制度上就是对更详细的计划、更严密的审批、更有效的保障的预算制度的需求比以前有所增加。

(六) 偶然事件

事件往往是在必然性的决定下, 偶然性的推动下发生的。部分领导挪用公款, 政府财政出现缺口的现象成为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需求增加的偶然性因素。

四、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供给分析

由于预算管理制度属于规范性的行为准则, 具有变化缓慢、难以变动等特点, 通常其变化是由国家强制实施的。因此, 对作为供给者的国家而言, 对预算管理制度变迁的供给分析更具有实际意义。在微观经济学中, 只有当某种商品的生产者获得的预期收益大于其成本时才会提供这种商品, 供给曲线是具有正斜率的一条曲线。同样, 在制度经济学中, 我们也可以得到类似的一条简单的曲线, 来反映出制度供给与价格的关系, 见图2。

(一) 供给的成本与收益

供给的主体包括个人、团体和政府, 而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是政府或者说是国家。对于个人而言, 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就有供给的动力, 但对于国家而言, 由于存在着许多不可计量的因素, 成本—收益分析略显困难。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总结出五个方面的供给成本: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 清除旧制度的费用, 消除变迁阻力的费用, 制度变迁造成的损失以及随机成本。这五个方面虽然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新制度的供给成本, 但由于缺少量化标准, 只能够作为一种需要参照的因素。由于预算管理制度属于国家强制执行的, 在消除旧制度和变迁阻力方面所需要支出的成本较低, 而国内学者的热情研究也降低了新制度设计的成本, 而随机成本主要指的是制度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振荡等风险性成本, 考虑到目前中国的社会状况, 这一部分的成本也不是太高。总之, 要建立新的预算管理制度其总体成本并不太高。

预算管理制度供给的收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是国家政府方面, 可以进一步优化财政收支, 有效地进行财政支出;二是从社会角度, 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众形象, 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增加公民满意度等等。

(二) 影响供给的因素

1. 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

我国宪法虽然几经修改,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预算管理制度规定的不明确, 就为这一制度的改革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规范性行为准则是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影响的, 制度的安排要和人们的意识形态相吻合, 才能发挥其功效。像日本和美国, 日本注重团队, 美国强调个人, 反应在生产的流水线上的结果就是, 日本人的生产线更高效。我国的意识形态正从传统的“人治”向“法治”转变, 财政收支制度也逐渐由不规范走向规范化, 顺应这一趋势的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2. 制度设计的成本和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

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成本的变化必然会改变制度的供给。首先, 在我国, 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由于新的预算管理制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 尤其是计算机网络技术, 这一技术的发展为新制度的供给降低了成本。其次, 教育的发展, 公务员平均水平的提高, 为新制度提供了人事上的支持, 从而降低了成本。再次,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稳定, 政府实力逐渐增强, 这就降低了制度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机会成本。

3. 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和制度选择集的变化。

随着财政专业的独立,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财政支出问题, 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加之对国外成型的预算制度, 如零基预算等等的引进, 使得我国的预算支出管理制度的选择集得到了扩展, 从而增加了新制度供给的可能性。

4. 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 公民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 对透明政府运作的要求也不断增加。政府财政收支是反映政府工作效率和方向的一个重要指标, 能否把好财政收支这一关, 是杜绝腐败现象、增加社会福利以及提高公民满意度的关键所在。

五、小结

从制度的供求这样比较理论化的角度研究预算制度改革的可行性是一个比较新的视角, 但是由于这套理论本身比较新, 再加上中国比较复杂的国情, 本文的分析也存在很多缺点和不足。文章的写作只是想为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研究引入一个新的视角, 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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