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研究（通用9篇）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篇1

摘要：各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模式可以归结为国有化模式、市场化模式、国有化与市场化相结合模式及互助合作保险模式。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需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和制度模式。未来的农业保险立法模式应该进行创新, 确立起综合模式。提出了农业保险立法的目的与原则、农业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和经营主体、业务经营规则、财税支持措施、法律责任等主要框架内容。《农业法》需要加以修改和完善。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法,制度构建,《农业法》

随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深入,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提上了日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国务院已将制定农业保险条例纳入其立法计划。学界对农业保险立法问题也多有探讨,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仍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拟对我国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问题进行探讨。

一、制度模式的选择与确定

世界上推行农业保险计划的国家都制定了农业保险法。这些国家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模式可以归结为国有化模式、市场化模式、国有化与市场化相结合模式及互助合作保险模式。

在国有化制度模式下, 立法中规定设立政府全资或控股的国有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私营保险公司不参与农业保险经营。发达国家一般规定农业生产者可自愿参加保险, 发展中国家则较多规定强制参加保险。这种立法模式被较为广泛地采用。加拿大、菲律宾、希腊、伊朗、毛里求斯、塞浦路斯、委内瑞拉、以色列、斯里兰卡等国家都采该模式。美国在1980年之前、智利1970年7月制定的《农业保险条例》也均属于此立法模式。

在市场化制度模式下, 国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法律规定商业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的主要经营主体;政府出资设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印度、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是采用该模式的典型。摩尔多瓦《农业部门生产风险补贴保险法》除没有规定设立农业风险基金外, 实际也属于该模式。

在国有化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制度模式下, 法律规定设立国有农业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或再保险业务;私营保险公司可依法参与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并可向国有农业保险企业分出保险, 获得财政补贴。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有1981年之后的美国、西班牙和墨西哥。巴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曾采行该模式。

在互助合作保险制度模式下, 法律规定设立不同层级的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农业生产者参加保险合作组织;基层互助合作组织直接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互助合作保险;上一层的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为下层组织提供再保险服务;强制和自愿保险相结合;政府提供财政支持, 其中包括补贴、再保险服务, 等等。日本是此模式的典型代表。韩国、[1]法国基本上也可归入此类。

我国目前各地方政府正在探索中的农业保险试点方案大体上可分别归入上述制度模式之一。

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模式应该如何选择, 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 在理论上有3种政府主导型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可供制度构建选择:政府主办并由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政府支持下的合作制农业保险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模式;根据现阶段我国国情, 倾向于对由政府主办并由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2]有的学者提出建立“政府主导下的, 以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者参加的农业互助保险协会为主体、以商业性保险公司为补充的”结构模式。[3]这些观点虽不无一定道理, 但均未免失之偏颇。

笔者建议, 应兼采各模式之长, 兼容并蓄, 确立起综合型制度模式, 即应在强调国家主导作用的前提下, 法律制度中同时容纳国有化、市场化、国有化与市场化混合、互助合作保险等制度模式。

其理由在于:第一,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性[4]决定了国家应该积极介入农业保险领域, 并发挥主导作用, 而不是完全由私人部门按市场规则来供给。第二, 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差别较大,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差距, 不能也不应只采行同一种模式, 而应该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 由各省级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 因地制宜地选择确定适合本地需要的制度模式。立法应提供备选的制度模式。第三, 不同的立法模式各存在着其优点, 我们应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发挥各制度模式的优势。第四, 虽然从国外立法经验来看, 一般每个国家主要选择某一种立法模式, 但也并非变动不拘, 而是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尝试过不同的制度模式。制度变迁也要付出相应的改革成本。笔者以为, 我国与其在将来不断地探索、转换和构建不同的制度, 不如现在就进行制度综合, 即在同一制度平台上, 同时规划、整合和构建不同的制度模式, 以获取最大的制度创新效益。待将来法律实施后, 在不同地区可以同时实践着不同的制度模式。这也与我国目前各地分别探索不同的制度模式的现实相适应, 与满足了通过全国统一立法对各地的保险试点进行规范的需要。第五, 在同一制度平台上同时采行不同的制度模式也符合保险经营的“大数法则”。通过全国性的立法将不同的制度模式整合起来, 可以在最大范围内集中和分散农业自然风险。

二、立法目的与立法原则

根据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状况、农业生产的实际水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农业保险立法目的应确定为:对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遭受损失的农业生产者提供赔偿, 以支持和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稳定农业生产者的收入, 安定农业生产者的生活, 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有的学者主张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的目的应包括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5]笔者认为, 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尚不具备发展收入转移型农业保险的经济实力和条件。在现阶段, 立法中尚不能将农业保险作为实行收入转移政策的途径。当然, 不排除一些具备条件的经济发达的省、市可以进行尝试。

对于农业保险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学者们提出了一原则说、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和六原则说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 作为法律原则, 应是规定于或者寓意于农业保险法之中, 对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具有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的根本准则。就学者们的归纳来看, 其中有些原则实际并不属于法律原则, 而是属于经济原则, 或工作指导原则, 或业务操作原则, 或将目标当作原则, 或将某方面的原则当作整个立法的原则, 这是不科学的。

笔者归纳出四个原则:①国家主导与适度扶持原则。国家应承担起主导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及其他相关各项相关制度的职责;同时, 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 对农业保险应予以适度的经济与行政上的支持, 保障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②基本保障原则。在农业生产者保费支付能力、保险人偿付能力和国家财政负担能力都不高的情况下, 现阶段进行的农业保险业务, 其保险标的、承保风险不能太多, 保障水平不宜过高, 要量力而行, 只能确定在基本保障农业生产者在受灾后可以恢复和维持农业再生产, 同时国家财力又能承受的保险水平, 使农业保险经营可以做到“自我财务平衡”, 农业生产者能够负担得起保费。③多种保险机制相结合原则。在农业保险领域, 需要建立和运用国有保险机制、商业保险机制和互助合作保险机制, 充分发挥这些机制在农业保险中的特殊作用, 并使其相互配合, 协同作用。那种只主张建立和发挥某一两种保险机制的观点是片面的。④不同主体利益统筹兼顾原则。农业保险计划承载着不同主体, 主要是国家、农业保险组织和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三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但各自也有相对独立的利益。制定和推行农业保险计划, 必须统筹兼顾三方的利益。国家通过农业保险计划实现其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 稳定农业生产;农业保险组织要做到财务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 实现可持续经营;农业生产者能够买得起保险, 通过参加农业保险计划稳定生产, 保障收入。

三、监督管理部门和经营主体

确定国家农业保险监督管理部门的方案可以有两种:一是确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或农业部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部门, 并在该部委内设立农业风险管理局这一职能机构。二是设立由上述部委代为管理的独立的国家农业风险管理局。其职责是:负责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国家农业保险计划;进行农业风险区划;确定保险标的和承保风险的范围;审批农业保险的新产品、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制定定损理赔标准;协调农业保险与其他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的关系;监督检查农业保险业务 (包括对参与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业务经营的监管) ;建立农业保险数据库;指导国有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的业务工作;制定相关行政规章;进行农业保险和风险的宣传教育;代表国家与外国政府农业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国有农业保险机构和有关国际组织进行农业保险的联系与交流等;负责对参与农业保险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的招标等。

国家农业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和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有权与政府其他部门共享有关数据资料, 其他部门应予以配合。法律应同时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和部门, 包括但不限于农业技术、统计、气象、民政、信息产业、商务、林业、水利水文、教育主管部门 (通过农业院校) 、动植物检验检疫、信息中心、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机构、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业科研机构、基层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农垦系统、国有农场等, 应从各自的业务职能的角度, 对农业保险事业给予支持。

笔者主张设立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其设立方式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完全新设一家全国性的政策性保险机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该公司为独立的企业法人, 其资本金从财政支农资金中拨付;公司设董事会, 由有关部委办的代表、农业生产者代表和保险业的代表组成, 作为公司的决策机构。第二种方案是确定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起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职责, 并适当增加其资本金数额, 适当转变和扩展其业务职能, 改革组织机构。该行同样设立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 其人员组成与前述一致。 (2) 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的业务范围主要是:为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办理分保和再保险;研究和制订农业保险条款、保险费率;研究开发农业保险产品;制订再保险合同;为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和农业生产者提供补贴;组织进行巨灾保险风险证券化试点;进行农业保险研究;指导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和农业生产者进行防灾减损工作;开展农业保险和风险的宣传教育;对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 (向国内外金融组织借款, 发行债券和借款净额, 不得超过其自身注册资本的若干倍) ;可运用部分风险准备金进行投资, 主要投资于国债和金融债券;分出再保险等。关于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的监事会, 适用国家的有关规定。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应追求精算的完善性。

省级地方政府可根据需要设立由地方财政出资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设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 由地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代表、本地区内的农业生产者代表、本地区内保险业代表等组成。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是:为本地区的农业生产者提供直接农业保险服务;进行农业保险研究等。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符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的业务, 可向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分保。

未来的制度要对建立和发展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做出规定, 包括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的类型、组织原则、组织机构、业务范围、成员的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等。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的类型可以包括农业保险合作社及其联合社、农业相互保险社、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农业保险合作社和农业相互保险社可以县为单位设立, 乡镇可设立分社, 联合社可以地级市或省为单位设立。合作制农业保险保险组织的设立应参照国际合作社联盟所规定的原则。要规定政府对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的设立和经营给予扶持、引导和规范, 提供部分创始资金, 但不得对其经营活动任意进行干预。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可向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进行分保。

应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农业保险服务。采取招标方式选择确定参与农业保险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对专业性农业保险股份公司, 应规定其每一营业年度中, 其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 的保费收入不得低于全部保费的60%。商业性保险公司可根据规定向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进行分保。

农业保险经营组织有义务为投保人提供减灾防损的指导和帮助, 有义务解答关于农业保险法问题的咨询。国家农业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应制定关于提出咨询的程序和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对咨询的答复期限。农业保险赔偿金必须及时支付。

农业保险条款应清晰明了, 通俗易懂, 直观性强, 便于农业生产者识记。

四、业务经营规则

根据保险标的和各地区实际情况的不同, 农业保险业务经营可分别采取强制保险、自愿保险、农业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统一投保、与获得政府提供的其他农业补贴和灾害救助相联系、与获得农业信贷相联系等方式。凡有资格的投保人提出投保要求, 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均不得拒绝。

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包括:作为农业生产者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都可以投保农业保险, 并成为被保险人。具体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经济组织、个人合伙组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者、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获得土地经营权者、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生产经营的其他经济组织、公民个人。

确定保险费率, 主要考虑以下因素:保险责任的范围、灌溉条件、土地地质、保险标的物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气候条件、不同标的物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生产者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损失的历史资料以及被保险人的支付能力和保险人的经营成本等因素。全国各地的保险费率不宜划一, 应体现出差别性, 可以确定上下限。

在农业保险计划开展初期, 保险标的主要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粮食作物和牲畜家畜, 包括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以及奶牛、肉猪等。根据农业保险计划实施的实际情况、各地区的生产状况和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 可以适时对保险标的进行调整。为了增强国家对农业保险支持的针对性, 提高有效性, 可授权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标的的目录, 并划分不同的档次, 适时进行调整、充实。对列入农业保险标的目录的农产品, 国家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

保险责任为多风险或一切险。种植业的保险责任主要包括:干旱、台风、暴风、龙卷风、冰雹、洪水、超量降雨、低温冻害、雷击、火灾、地震和农业风险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自然灾害;对牲畜的保险责任主要包括因自然灾害 (可包括火灾、洪水、淹毙、暴风雪、地震、地陷、崖崩、雷击、雹灾、爆炸等) 、疾病或意外事故 (可包括触电、摔跤、互斗、碰撞、窒息、野兽伤害、建筑物或其他物体倒塌等) 导致死亡或终身残废、发生疾病、为防止传染病蔓延而经政府命令宰杀或者掩埋被保险牲畜造成的损失及农业风险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在农业保险计划开始的初期, 可以只从几种最常见最容易导致损失的风险开始, 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 再逐渐扩展风险的范围。

关于保险金额的规定。对农作物保险, 可规定两种确定保险金额的方式:一是以直接生产成本为依据确定保险金额, 并根据不同地区的生产成本区别对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农业产业化水平高的地区, 可以适当提高保险金额, 以直接生产成本为基 础, 适当加成。二是按产量确定保险金额。先确定某一地区连续的前5~10年内农作物的平均历史产量, 其保障产量为该平均产量的40%~80%;再确定农作物的单位价格, 该价格不宜确定过高, 一般参考相同农作物市场平均价格, 由政府确定, 最低以国家保护价为限。价格与保险产量的乘积, 即为每亩农作物的保险金额。在与农业贷款相联系的情况下, 也可以是全部贷款额, 同时规定每个农业生产者的最高贷款额。对牲畜保险, 应根据不同保险标的的价值, 参照生产成本, 分别确定保险金额, 所确定的保险金额应低于价值。

农业信贷机构、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生产者的组织可以代收保险费。

在农业生产者获得农业信贷时必须参加农业保险的情况下, 农业信贷机构应负担一定比例的保险费。

农业龙头企业可为农业生产者支付部分保险费。

如果投保人连续若干年内没有提出保险赔偿的要求, 则应将已收取保费的一部分退还投保人。

五、财税支持措施

设立国家或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和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应免缴登记费用、年检费和税务登记工本费。国家财政应拨付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开办费。国家对新设立的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应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

应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要为参加保险的农业生产者提供保费补贴, 为农业保险经营组织提供管理费补贴, 为农业保险再保险提供补贴。其中, 政府提供的保险费补贴应占保费的一半以上。上述财政补贴, 由中央与省级政府按一定比例分担。对于农业大省和产粮大省, 中央承担的比例可适当高些, 对其他省区可各按50%分担;也可以按照被保险作物和家畜的类别分保确定分担比例, 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和具有比较优势的重要的粮食作物和禽畜, 中央承担较高的比例。对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补贴, 由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财政各自承担一半。支持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要纳入中央和地方的预算。

对国家和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和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免除一切税收。对其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 根据其从事的农业保险业务占公司全部业务的比例, 给予相应比例的税收优惠。对资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的龙头企业, 应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但对农业保险合同均免征印花税。这些税收减免部分应用于充实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赔偿准备金。

建立国家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以应对巨灾风险。其资金来源可以包括:国家财政从支农资金中划出一部分作为起始资金;国家财政每年新增收入部分的一定比例;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专项支出中划归一部分;对经营农村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及农产品受益企业 (如棉纺企业、食品加工企业、烟草企业、粮食经营企业、农畜产品进出口企业乃至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等) , 以其营业税额为依据征收部分农业风险费用附加;动用国家粮食风险基金中的部分资金;部分国债资金;从世界银行获取支农“软贷款”;接受社会捐赠等。该基金设在财政部, 由财政部负责管理。该基金的使用范围可以确定为:增加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的资本金;在发生巨灾损失时, 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出现超额赔付的情况下, 由该基金为其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 以后再逐渐偿还或以财政拨款冲减, 或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核销;支付国有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巨灾超额赔付部分的损失。

为缓解在发生巨灾损失时国家农业巨灾风险基金资金的紧张问题, 可规定在发生巨灾损失时, 我国彩票业净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支付农业巨灾保险赔偿。

六、法律责任

完善的法律责任制度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保障。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中的法律责任包括经济法责任和援用法律责任。

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式包括资格罚、财产罚、精神罚、行为责任, 对这些经济法责任可根据情况或单处或并处。援用法律责任包括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对违反本法和其他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的个人和单位, 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对违反本法和相关行政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应根据情况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对违反刑法的个人和单位, 应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七、《农业法》的修改与完善

《农业法》第46条规定, 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 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该规定内容过于简单, 缺乏可操作性, 且有的规定滞后于农业保险的实践, 难以实现对农业保险关系的有效调整。且其中既有“农业保险”, 又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用语, 两者有何不同, “政策性农业保险”应该如何界定, 都不明确。

鉴于农业金融制度及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性, 有必要对《农业法》中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规定加以完善。建议在该法中单列“政策性农业保险”一章, 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加以规定, 包括确立综合性的制度模式, 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组织制度 (商业保险公司除外) , 确定承保范围和基本险种, 明确国家的支持措施及监管制度等基本内容, 使其对下级立法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且使得《农业法》所规范的内容体系更加完整, 也使得整个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更加完善和谐。

参考文献

(1) 李向敏, 龙文军.韩国的农业保险[J].中国保险, 2007,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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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匡敦校.建立我国农业保险法制是应对农业灾害的根本措施[J].金融与经济, 2008, (03) .

(4) 李瑞.主要国家农业保险法制及其理论比较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01) .

(5) 冯文丽.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篇2

——以苏州市为例（上）

姚海明

2013-3-4 14:43:24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11期

摘要：本文以苏州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例，探讨了我国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问题。文章分析了农业保险制度运行中的需求和供给，论证了在以“小农户”为主和“反向拐杖逻辑”存在的农村地区，农业保险需求和供给的特点。文章还剖析了太仓温氏养鸡保险这一成功的案例。最后，文章提出了完善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制度；委托代办，联办共保

一、引言

2003年以来，中央一系列涉及“三农”的文件中都明确强调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中国保监会积极规划和部署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自2005年起，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悄然出现“在希望的田野上”。其实，2004年前，国家也在部分地区实行过农业保险，主要由中国人保或新疆兵保（中华联合）经营，由于此两公司的国有独资性质，国家对农业保险亏损兜底。世纪之交两公司酝酿股改和转制，中国人保于2003年在香港上市，成为上市公司。迫于市场和股东的压力，股改之后两公司再无动力像以前那样从事亏损累累的农险业务。自20世纪中后期至2003年，我国的农业保险逐年萎缩。因此，2004年后国家推出的政府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农业保险制度，是对原有农业保险制度的接续和创新。

可见，国家在此时重视并引入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原因之一就是原来的农业保险制度难以为继。原因之二是国家履行其基本职能——向全社会公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提供确定性的公共产品——公正和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

要而迫切。原因之三是农业本身存在巨大风险。农业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如今国家对农民免征农业税，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也因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的保护政策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但自然风险仍然犹如高悬农民头上的“剑”。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严重的自然灾害正是保险理论所说的“基本风险”，不能完全由贫弱的农民来承担，而需要政府力量帮助化解。政策性农业保险就是这种力量之一。

二、苏州市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苏州是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较早的地区之一。2005年开始筹划，2006年7月开始实际运作。开办以来，苏州市农业保险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创出了一定特色。

1.创立之初，确立了“委托代办”的经营模式。苏州市农业保险创立之初，采取“统一招标、分层委托、自愿参保、政府支持、市场运作、专业监管”的“委托代办”模式。主要特点包括，一是政府支持，二是商业性保险公司接受委托，市场化运作。政府支持的一个主要方面体现在保费补贴上，补贴程度因险种不同而有所不同。至于委托保险公司运作，则在2006年5月，经过招投标程序，人保公司苏州分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苏州分公司中标，由这两个公司市场化运作农业保险。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不以赢利为目的，只收取管理费。当保险基金出现超赔时，由保险公司按超赔额的10%负责理赔，其余部分由各市（区）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统筹。

2.搭建了农业保险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框架。制度框架是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推委会）组织领导、安农公司执行和管理、中标的保险公司专业化运作。运作框架是两家保险构建了各自的业务网络。

3.保险产品渐成体系。从最初仅有水稻保险一种产品，到2011年增加到多个农险产品。从财政补贴的层级看，形成了国家险、省险、市险和地险（县级市、区险）四个层次的多种多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体系。

4.在业务机构和产品结构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农业保险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被农业保险网络覆盖。

5.经营模式实行了转换。2008年8月，苏州市农业保险开始了模式转换，由“委托代办”转为“联办共保”。这次转换是一次强制性制度变迁，全省统一行动，将全省各地试点中的不同的经营模式统一为“联办共保”模式。对于不实行“联办共保”的地区，省财政不给予保费补贴。

所谓“联办共保”主要是指，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按照“政府推动、商业运作、节余滚存、风险共担”的原则，由政府和保险公司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联办共保，保险业务由保险公司按专业化管理和运作，并设立农业保险专用账户；发生保险责任赔付，双方按比例分摊赔款。政府部分的结余，留作地方政府农业风险基金；保险公司部分结余，按相关规定提取准备金。

三、苏州农业保险制度运行的市场分析

（一）农险制度运行中的需求分析

1.农业保险需求的理论分析。根据保险的贝努利定理，纯保费加上附加保费，只要不超过某临界点，人们仍愿意投保。但问题是，由于农业生产面临极高的风险和损失率，纯费率必然较高，而且农业保险的组织成本和经营成本较高，因此，农业保险的总费率必然很高。然而，现阶段我国农民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较低，农民总体上仍属于低收入群体，面对高昂的保费，多数农民都缺乏有效需求。而将费率降到农民能够承受的水平，则保险公司只会亏损。

现在推出政策性的农业保险，让农业保险的费率保持在商业化的能够维持农业保险业务正常运作的水平，政府直接补贴投保农户而农户只需交纳少量的保费时，农业保险的难题便迎刃而解。政府补贴推动农险市场的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从而使农险能在一个农户支付较低费率的点达到均衡，此时，农险交易量增加了。交易量的增加符合保险经营的大数法则。

2.小户为主和反向“拐杖逻辑”下的农险需求。现实中，农险投保的农产大多数是小规模种养业经营户，就像证券市场中的散户。在苏州，除养鸡保险、奶牛保险和蔬菜大棚保险规模稍大，其余险种的户均规模都极小。在基层调查中，镇村干部反映，即便每户投保面积极小的水稻保险，各级政府给予了大部分保费

补贴，众多农户仍不愿交纳自己承担的每亩2元钱的保费。在上级要求必须投保的政策压力下，有的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只好为农户垫付。农民不愿意交纳数额极少的保费，说明现实中的部分农民不完全符合上面谈到的理性假设，说明农民的保险意识缺乏，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学者黄宗智在研究中国农业问题时曾提出“拐杖逻辑”的概念。他认为，小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被比作人的身体，非农收入被比作拐杖，就是说当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就需要拐杖。中国的农户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是不能解雇剩余劳动力的，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过密化，即随着人口的增长，单位土地上所分布的劳动力就越来越多。“过密型”生产的小农就像一个虚弱的病人只有靠打工、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等兼业收入这根拐杖的支撑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黄宗智的“拐杖逻辑”。当前苏州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已达较高水平，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比例极低，农业收入反而成了“拐杖”，农业风险引起的农业损失对这类“反向拐杖逻辑”的农户而言，不再是毁灭性的。据有关资料，早在2007年，苏州市非农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92.4%，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对苏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均96.2%。因此，农业保险对小农户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自然不愿意交纳这2元钱保费。笔者走访了部分小农户，他们对农业保险的态度是无所谓，印证了以上观点。由于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极低，在有农业保险的情况下，农民减少农业方面的劳动和物资投入而进城或就地从事非农产业获得更高收入是“理性”选择，结果可能轻视了农业生产管理，导致保险公司的赔偿增加。这就是在保险人看来的所谓道德风险。而种田大户、养殖大户以及农业企业则不同，因为种养业毕竟是他们的主业和主要收入来源。对他们来说，甚至不存在主业之外的“拐杖”。因此，农业保险对他们十分重要，他们有积极性配合保险公司加强防灾防损工作，前述的道德风险并不大。

（二）农险制度运行中的供给分析

1.准入制的农险经营主体。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是一个管制的市场，经营此业务需按政策程序准入。目前各地的农业保险或者由某一家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或者委托一到两家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在苏州，经营农业保险的是苏州人保和苏州太保。两公司的此类业务不同于商业性的保险业务，费率、保额、核保、损失鉴定、理赔流程和规则等保险业务中的重要环节，不完全是商业化的，公司与政府部门协商确定，保险公司只是以其专业化的手段开展业务。投保的动员和

损失鉴定都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基层的非保险公司人员（例如农村基层“农业”服务中心）。因此，农险的供给是多方合力形成的供给。

在农险费率、保额、保险责任和理赔等并非完全由保险公司确定的情况下，经营农险的两公司自然没有经营风险之虞。保险公司倒是有激励扩大现有产品的承保面，增加新的农险品种，因为公司可以通过增加保费来增加管理费收入，增加农险经营管理的经验。在“委托代办”模式下，保险公司基本不用担心偿付能力不足问题，超赔部分由政府兜底。实行“联办共保”政策之后，由于费率水平较之前大幅度提高，偿付能力增强，且建立起了巨灾赔偿基金，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可控。

2.农业保险供给的难题。

（1）一般难题。农业风险还具有时间、空间的高度相关性及广泛的伴生性，风险一般很大。例如，山区的特大暴雨可能导致山洪泥石流，摧毁周边田园、夷平村庄。因此，农业生产风险大，损失也大，费率厘定非常难。

农业保险的标的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标的价格因生长期不同而不同，保险理赔时通常要根据风险发生时标的损失价值计算，而要准确测算尚未成熟的农作物损失或尚处于生长过程中畜禽的损失，绝非易事，而且，动植物的饲养、成长与管理者的行为和管理水平、管理态度有关。在同一地区，投保农户对动植物品种的选择、耕作或饲养的方法、水平的差异，势必造成产量的差异，出险时的实际损失并不相同。因此，农业保险的标的价值、保险利益、保险金额的认定、保险责任的确定、损失责任的认定和测算，都是非常细致和艰难的工作。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篇3

[关键词]生态文明；农业生态保护；外部性理论；国家责任制度；专家监督制度

[中图分类号]DF4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8)03-0062-04

一、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农业生态保护的时代契机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工业文明带来了科技的巨大进步，推动了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当人们还陶醉于工业化的繁荣与成就时，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已经不期而至，并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加剧，逐步发展为全球性公害。长期以来，人们以过度牺牲环境资源的发展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日渐恶化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酸雨、臭氧层破坏和全球变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森林锐减、草地荒漠化、耕地破坏等问题也不容乐观。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整个国际社会都开始反思已有的发展模式，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理论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这种背景下，我国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境界一生态文明理念。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新的奋斗目标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反思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观的发展和升华，它的提出是人们价值观的一场革命，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而同样是自然的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态文明的实质就是要摆正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只有在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持续、健康的功利和幸福。生态文明建设中要以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类的和谐、永续发展为着眼点，着力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和谐共生。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在生态文明理念下，为我国农业生态保护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代契机，我们对农业生态问题的关注也应随之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应改变传统的为保护而保护的环保理念，过去往往是在发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时被动地采取措施进行治理，现在我们更应加强对农业生态的积极保护，预防农业生态问题的出现。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对农业生态保护的成本投入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付出，从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更是一种投资，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投资。我们应该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契机，加强我国农业生态保护建设，并通过对我国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研究使具体的生态保护措施得到有效的保障。

二、外部性理论分析：我国农业生态保护的必要性研究

19世纪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分析个别厂商和行业经济运行时首创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其后，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阿瑟·庇古首次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在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的基础上扩充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和内容，将外部性问题的研究从外部因素对企业的影响效果转向企业或居民对其他企业或居民的影响效果。此后，尤其是近年来，外部性理论不断发展，众多的学者将外部性理论引入自己的探讨领域，并从不同的角度去透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外部性。具体而言，外部性(externality)是某种经济交易所产生的成本或利益，这种成本或利益落在第三方身上而交易者并没有考虑到。按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就是：“个人收益或成本与社会收益或成本之间的差异，意味着有第三方或者更多方在没有他们许可的情况下获得或者承担一些收益或者成本，这就是外部性。”从中可以看出，外部性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经济，即在没有成本付出的情况下，有某种利益落在第三方身上；另一种是外在不经济，亦称负外部性，也就是在没有任何利益获得的情况下，却有某种成本需要第三方来负担。

农业生态保护的最早提出是因为农业生态问题的产生，而农业生态问题和农业生态保护本身恰好体现了这两种外部性：一方面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农业生态保护本身又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通过对农业生态问题的负外部性解读和农业生态保护的正外部性探讨可以明确我国农业生态保护的必要性。

(一)农业生态问题：负外部性解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膨胀，不仅发生了区域性的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大规模的农业生态破坏，而且出现了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等大范围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并且已经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往往也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农业生态环境更是如此，比如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水土流失日益加重、水源枯竭、农业环境污染严重等等。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研究结果显示，1986年全国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为831.4亿元；“八五”期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环境破坏加剧，1994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4201.6亿元，接近同年GDP的10％。可以说，“外部性”问题最具意义的就是环境污染。当然，这里主要是指的是负外部性，即坏的消极的影响。

在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中，负外部性就是人们因受生态环境污染或破坏所承担的外在成本。造成环境污染的各方在决定和进行其经济活动时，并没有考虑到其行为将给社会带来的不利的外部效果。所以从表面上双方以及多方达到的供需平衡能够给交易的各方带来最大的收益，但是由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污染是一种外部成本，交易的双方本身不必承担，却由整个社会去替他们承担这个成本，例如耕地污染，不仅直接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而且还会给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隐患，同时也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将因此而受到严重损害和挑战。

因此，从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分析中，可以得出农业生态保护的必要性，就是要通过农业生态保护，解决农业生态问题，并消除其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同时，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影响也决定了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制度架构的必要性，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制度，才能使保护措施得到切实贯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态环境问题。

(二)农业生态保护：正外部性探讨

在欧美发达国家，虽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

比重并不大，但他们一直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尤其重视对农业生态的保护。在对农业生态的保护方面，各国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消极保护，而更多的是主动对农业生态采取保护措施，不仅对显性的农业生态问题进行保护，同时也对隐性的、潜在的农业生态问题进行预防性保护，比如鼓励休耕等。这主要是基于对农业生态保护正外部性效果的考虑。因为耕地保护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它不仅能给农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而且也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具有较强的“积极的”或“正的”外部性。

农业生态保护的正外部性就是农业生态保护的边际私人成本或边际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或边际社会收益相偏离，个人对农业生态保护所带来的收益可以被其他社会成员分享。农民对农业进行的生态保护，可以给无关的他方带来收益。农业生态保护是种正外部性很强的公共物品，农民受收入较低和短视性的影响，往往不会主动为农业生态保护进行付出，从而造成了农业生态保护这种公共物品的生产严重不足，有时甚至会出现供给为零的局面。

通过农业生态保护本身的正外部性分析，农业生态保护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是全社会都可以享有的，要使农业生态保护长期进行，必须要靠国家的投入，而不能单纯依靠农民的保护投入。同时在对农业生态保护进行法律制度架构时，也要明确国家的农业生态保护责任。

三、法律制度回应：我国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架构

(一)基本原则：我国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制度架构的基石

1．目标性原则：协调发展

我国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的目标性原则是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原则的具体内容是指农业生态保护要与人口的增长规模、农业生态环境资源的容量和承载能力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在农业生态保护上也并不是投入越多就越好，成本的投入量要达到一个合适的水平，农业生态保护不是一项孤立的计划，要考虑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因素，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相适应。

2．基础性原则：预防为主

农业生态保护的根本在于预防，法律制度的基础性原则就是以预防为主。在农业生态问题产生后，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治理，而非保护。所以，农业生态保护更应该把防止产生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放在首位，事前采取防范措施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同时，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具有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会损害社会的整体公共利益，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多其他负面的影响，因此，在预防阶段的投入会实现以较小的成本换取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的目标。

3．关键性原则：公众参与

农业生态保护的关键是公众参与，在法律制度中应建立公众参与原则。农业生态保护是以整个社会的利益及后世利益的实现为出发点的，既涉及现实的、当代人的利益，也涉及潜在的、后代人的利益，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扩大公众的知情权，使农业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并使公众对具体制度规划的实施情况有所了解，才能真正获得公众对农业生态保护措施的支持。农业生态保护可以带来的经济、环境等多方面效益，有的并不是能及时显现，因此应该保证公众都能够参与其中，加强对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的了解，对各项具体措施予以监督，以提高成本投入的效果。

(二)具体制度：我国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内涵

1．基本前提：国家责任制度

在农业生态保护过程中，国家要承担起主导作用。国家责任的明确是我国农业生态保护的基本前提。第一，农业生态保护也是全球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各国农业生态保护构成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国家应该承担起农业生态保护责任，发挥主导作用。第二，农业生态问题具有负外部性影响，基于人们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短视性，农业生态保护必须由国家来予以引导，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这也要求在法律制度中体现出国家责任。第三，这也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农民收入相对较低的客观要求。虽然农业生态保护主要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但由于农业生态保护具有正外部性效果，农业生态保护所产生的环境、社会效益是全社会都可以享受到的，因而不能将农业生态保护的责任全部转移到农村、转嫁给农民，国家应在其中承担主要责任。

2．逻辑起点：规划和影响评价制度

在农业生态保护的法律制度中，要以规划和影响评价制度为逻辑起点。农业生态保护只有以合理的规划和影响评价为起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适的保护措施，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保护效益。农业生态保护规划，是指根据国家或各地区的具体农业生态条件、自然资源状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一定时期内所要实现的农业生态目标及采取措施的总体安排。不同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往往需要不同的规划，例如我国北方的旱地和南方的水田的生态保护规划就应该针对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通过以法律化的形式将农业生态保护规划制度固定下来，可以对这些制度予以有力保障，不但能使农业生态保护的相关措施具有实际可操作性，而且也可以避免因规划不当导致的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农业生态保护影响评价制度是农业生态保护影响评价的法定化，是指通过农业生态保护的影响评价，对某项可能影响农业生态保护措施的人为活动的环境影响、可行性等提出报告，依法定程序予以监管的法律制度。农业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前、实施过程中以及实施后，应该及时对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的农业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以确保农业生态保护的有效性。

3．核心目标：综合利用制度

农业生态保护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各种农业自然资源之间的综合利用。农业生态体系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环境系统，各种资源之间的关系具有特定性，而所谓的综合利用，就是要根据各种资源的不同特性、功能、贮存形式以及具体分布情况，通过适宜的保护措施进行符合实际的合理保护。根据综合利用的要求，不但要考虑各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的差异性，更要考虑各种资源问的互生、共存关系，在此基础上予以相应的农业生态保护，否则不但会造成成本投入的浪费，更有可能造成农业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所以，加强法律引导，实现农业生态保护综合利用制度的法定化，可以更好地针对农业生态系统中各种不同的农业生态资源，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避免保护成本的不当增加。

4．重要保障：专家监督制度

农业生态保护是针对不同的资源进行不同利用的综合规划，其效果的显现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并不是可以即时显现的，因此对具体措施的监督有一定的技术性要求，这就需要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农业生态专家对农业生态环境进行相关的调研、考察，以此得出农业生态保护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因而将相关专家的这种定期对各项措施的实施情况予以评价，并根据农业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来指导进行新的规划措施的实施等不同的监督形式以法律化的方式予以固定和规范是很有必要的。专家监督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农业生态保护有效进行的重要保障。

5．关键内容：利益分享制度

在农业生态保护中，关键内容是建立合适的利益分享制度，实现农业生态保护利益的协调分配。农业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对这种社会公共产品的保护会带来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同时也存在利益分享问题。比如，在河流上游的人们为农业生态保护付出了成本，却由下游未付出成本的人们享受收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这也是农业生态保护的正外部性效应，农业生态保护不仅能给保护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而且也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会给其他无关的社会主体带来效益。这其中就会对相应的社会主体产生一种不当激励，即农业生态环境利益分享主体在无环境利益成本的约束下尽可能获取自身环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架构利益分享制度时，要切实保障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者的利益，从公平原则出发，在法律制度中要求收益者根据自己的收益情况承担相应的保护成本，以弥补保护者的成本投入，这样，不但有利于社会公平，更有利于激发保护者的积极性，以使农业生态保护能长久实施。

6．和谐运行：纠纷解决制度

在农业生态保护的过程中，各方主体围绕利益分享、成本分担等问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纠纷，如何及时解决纠纷是保障农业生态保护和谐运行的基础。在纠纷解决制度中，首先应划清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再根据各方承担责任的大小、付出成本的多少来享有收益；其次要注重保护好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制度方面予以适当的倾斜。在具体的纠纷处理方式中，应以和解为主，兼采其他方式，力争使各方在一个和谐的氛围中，平息纷争，化解矛盾，促使争议得到公正、彻底解决。这不但可以促进我国农业生态保护的和谐运行，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展望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契机下，我们要勇于突破传统思想，站在一个更新、更广、更高的视角下探究我国的农业生态保护问题，通过农业生态保护外部性分析以及我国农业生态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研究，不但可以使人们更加理解进行农业生态保护，并加强法律保障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农业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促进我国农业生态保护措施得到真正贯彻。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篇4

关键词：文化产业促进法律,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与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概念厘定

(一) 文化产业促进法律概念界定

文化产业 (Cultural Industry) 概念产生于1947年, 由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两位学者在于《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首次提出。[1]促进型法 (Promoted Law) 是指具有激励、推动作用, 蕴含促进激励措施, 采取柔性执法手段的法律类型。因此, 文化产业促进法律是指调整我国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及相关服务, 以推动经营性文化行业发展为主, 以监管文化产业市场秩序为辅,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法律体系, 包括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件。

(二) 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基本定义

保险法律制度属于金融法律制度范畴, 而金融法律制度属于经济法法律制度范畴。保险一分为二, 包括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险和由市场主导的商业保险。其中商业保险主要作用于市场经济活动:通过《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与科教文卫体领域紧密联系。因此, 结合我国《保险法》第二条对保险的定性, 可定义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概念:是指基于保险合同约定, 调整投保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经济法制度体系。它不仅以专行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 也因为融入到其他法律法规中而形成了以该项法律法规为主体、商业保险法律制度为补充的样态。

二、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与问题

(一) 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状

我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体现:首先, 国家立法上, 仅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文化部关于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唯一部门规章, 其在文化产业保险市场、文化产业保险产品、文化产业保险服务、文化产业投融资上着墨, 回应了《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其次, 在地方立法层面, 《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第十八条、《太原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条例》第四十五条均规定本市人民政府应对文化企业给予金融保险方面支持;安徽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强调结合地方实际, 发展文化产业保险市场。这成为未来文化产业促进法律融合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实探索。

(二) 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现存问题

1. 暂缺文化产业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

2011年, 故宫博物院因7件临时展品失窃而震惊全国, 其仅可获赔30余万元, 这与文物的实际价值相去甚远, 引发了民众对文物保险价值的争论;与之相同, 文化企业的无形资产同样难以计算。在商品交易过程中, 合理的保费价格有助于降低无形资产的交易风险。但是, 每个人对同一文化创意可能估价不同, 这在著作财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市场尤为明显。因此, 法律可以建立专业文化保险机构准入制度, 构建商业保险法律定价机制, 推动无形资产保费定价机制形成。

2. 难对文化产业侵权行为提供保险服务。

商业保险能使受到侵害的文化创意、文化商品相关权益得到经济层面的补偿, 但因对其的侵权行为难以估算实际损失金额且难以取证, 导致保险公司不愿受理其投保请求。也有学者认为在旅游观光、出版印刷等文化产业领域中较为便于计算侵权损失额度, 因为其以履行合同的给付行为或者书稿实物为内容, 其计算方式更为直观。[2]这都需要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制定更为详细的商业保险侵权赔偿额度赔付规则, 并在具体实践中出台相应的保险赔付标准。

三、完善文化产业促进法律中的商业保险法律制度

(一) 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

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融资功能, 其通过投资文化企业的债券、股权和参与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来实现运营。《意见》提出“建立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 为金融机构处置文化类无形资产提供保障”, 为保险公司充分发挥资金供给和投融资优势提供制度依据。因此, 商业保险公司可携手第三方的文化资产分析公司, 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估算文化企业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 然后提供其相应的保险服务, 最终推动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的建立。

(二) 设立文化创意商业保险费率标准

面对侵犯文化创意的行为, 法律需要通过设立保险救济途径来实现对受侵犯权益的复归。其可以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设立贴近市场经济规律的费率规则, 建立文化产业保险风险数据库, 依照收益覆盖风险的原则确定合理的费率, 专门应对易受侵权的文化产业领域的风险。

(三) 扩宽商业保险法律制度适用范围

《通知》规定, 文化产业保险市场由人保财险公司、太平洋财保公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三家保险公司进行试点。人保财险公司鉴于故宫博物院文物失窃案, 适时推出了包括艺术品综合保险、文化活动公共安全综合保险及涉及演艺、动漫领域的多类险种。这类担保能力强、经营规模大的综合性保险公司可依据《目录》所鼓励发展的文化产业类型增加保险险种, 拓宽至网络文化业、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文化科技服务业等领域, 丰富其险种类型和拓宽其影响范围。

参考文献

[1]傅守祥.文化经济视野中的文化产业发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法律顾问综合法律：社会保险制度 篇5

社会保险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

社会保险具有以下特征：基本保障性、主体特定性、国家强制性、互助互济性、待遇差别性、经济补偿性、社会福利性、非营利性。

(二)社会保险与商业人身保险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包括：基本属性不同、保障对象不同、保障水平不同、实施原则不同、保险受益人不同、保险费用负担不同、保险关系确立的依据不同、经营管理体制不同。

(三) 我国社会保险的模式、结构和项目

社会保险模式包括：传统型、福利国家型、国家保障型、个人储蓄型、雇主责任型。

社会保险的结构包括：国家基本保险、用人单位补充保险、劳动者个人储蓄保险。

(四)我国社会保险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 法律 育 网

社会保险当事人包括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对缴费单位不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规定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补缴，逾期仍不缴纳的，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2‰的滞纳金。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篇6

【关键词】保险；法律制度；合同陷阱；保险利益原则；监管模式

保险法律制度，是以《保险法》为核心的一系列与保险商业经营管理和行政监管有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实施和适用的统称。一套健全而有效的法律制度的存在，对于促进保险业的稳健、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中国现行《保险法》存在十分严重的缺陷，如保险合同隐藏陷阱，法律漏洞多、可操作性不强，尤其是针对精算业务方面的法律规定少之又少。这些问题如不引起足够重视，并尽快加解决，必将对中国精算业的持久健康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一、中国现行《保险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保险业起步较晚，对保险重视程度一直不够，同国外很多公司相比差距很大。究其原因，最重要一点是中国保险的执业法制环境不能令人满意。虽然中国《保险法》颁布实施已10年有余，其存在的问题或缺陷却非常严重，概括起来主要有：

首先，法律空白点多，可操作性不强。最大诚实信用原则、保险利益原则和近因原则是国际保险业公认的保险基本原则。但是，中国《保险法》中，近因原则和保险利益原则并未得到明确而具体体现。保险利益原则是指保险合同的有效成立，必须建立在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基础上。中国《保险法》的这种明显法律漏洞，将导致保险合同关系调控目标难以准确定位，使保险利益原则在评价和维持保险合同的效力方面所应当具有的价值无法实现。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只有近因引起的保险物损害，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其次，保险合同隐藏陷阱。中国《保险法》虽然规定了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权利与义务，但投保人与保险人承担的权利与义务严重不对称，明显偏袒保险人。保险人甚至利用其制定解释格式合同条款的优势，大量使用对投保人极不利的霸王条款，公开制造保险合同陷阱。这是造成中国多数企业和普通百姓对投保兴趣不高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同时，也人为地增加了精算人员对保险公司资产评估、偿债能力分析及风险监控的难度，再次，投保人的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中国《保险法》的立法基础及立场有问题。立法者立法时没有一碗水端平，明显偏袒保险人的利益，忽略了投保人的利益。这可能与多数保险公司都是“国营公司”有关。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重要当事人之一，应当享有足够的保险法规定的权利。然而，中国《保险法》第2条和第10条竟将保险人排除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之外，只是作为保险合同的“关系人”而存在，保险合同对保险人失去约束力，导致投保人遭受损失状告保险人是十诉九输，从而极大地伤害了投保人的根本利益。当然，这种现象的存在，也令精算人员无法对保险业务进行效有风险监控。第四，保证保险立法严重滞后。中国《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保证保险就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向权利人（通常为投保人）提供担保的保险。它包括两类保险：一类是狭义的保证保险；另一类是信用保险。它们的保险标的都是被保证人的信用风险，当被保证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致使权利人遭受经济损失时，保险人负经济赔偿责任。因此，保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担保业务。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中国保险法在此存在明显不足，令保险业务更具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由此将可能造成保险公司极其巨大的经济损失。第五，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缺陷。虽然2002年修改后的中国《保险法》对加强监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方面作了有益的修改，但是，《保险法》对分业经营促进保险业稳健、持续、快速发展所起的正面或负面作用如何进行精算，仍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条文及解释。由此自然会增加保险人员开展负债评估、偿付能力监控等实际工作的困难。

显然，中国保险立法的现状与保险业的迅猛发展很不相称。保险立法层次低、缺乏权威性，而且保险立法在内容上、体系上也不完善、不科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中国立法主体存在严重问题。迄今为止，中国大多数法律基本上都是先由中央政府的相关主管当局进行法律条文的起草，然后交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一般情况下都能得到通过）。立法主体中间缺少投保人利益的代表。如税法就是先由国家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负责起草的，纳税人代表自始至终没有代表参加，由此出现名目繁多税种及高税率就一点不奇了。中国现行《保险法》诸多缺陷之所以存在也是与此密切相关。二是立法者态度发生严重倾斜，没有一碗水端平。中国保险市场实际上是一个由政府主控的寡头垄断市场。从中国目前保险市场情况分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四大保险公司已经占有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份额的96%。而其中，国有独资的人保、中国人寿则几乎占去保险市场份额的70%。中国人寿占去了寿险市场份额的77%，人保占去了产险市场的78%。而机动车险市场中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就占82%。这就是说，中国保险市场虽然初步形成了竞争格局，但这种以政府为北景的少数几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高度寡头垄断局面，仍是目前中国保险市场的显著特点。更为严重的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坚持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出于维护党和国家利益，加上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陈旧观念，往往不自觉地站在保险公司立场上进行立法，基本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双方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现实要求。因此，应当特别引起中国立法机构的高度关注。三是立法专业人才缺乏。中国最高立法机构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是，全国人大常委成员中多数不是法律专业出身，更没有保险相关从业经验。显然靠这样一批人来提升中国精算法制水平，是很难想象的。四是立法者的保险意识滞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消费者财富的增长和风险的提升。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承担风险的主体也逐渐从政府转移到企业和个人，导致消费者对保险需求日益迫切。实践证明，保险是应对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精算是保险经营的保护神。但是，由于中国自1959年停办国内保险业务以后，人们长期生活在没有商业保险的计划经济时代，因此，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负有立法责任的人的保险意识严重滞后。不少人深受计划经济时代陈旧观念影响，轻视保险的作用，观念上默守陈规，这也是导致中国保险法制建设不尽人意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中国保险法律制度的修订精神与完善对策

为确保中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科学的、符合保险业特点的相关法律制度来加以规范。为此，以下几项修法精神及对策是必须的：第一，要重视保险立法技术的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前瞻性，尽快消除保险法中的空白点。保险法律制度应在立法原则和目的中体现对市场开放环境下的公平、公正竞争秩序的培育与维护，要把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作为立法目的；加快我国保险精算立法、农业保险立法、外资保险公司管理立法等工作进程。第二，参照国际法律规范，尽快对中国《保险法》进行全面修订，力求建立既具中国特色又不违国际惯例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首先，要旗帜鲜明地通过法律条文对保险业在今后市场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规范。其次，要在修订后《保险法》中加重保险人的义务和责任，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重点要放在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内容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尽到提醒和说明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通过细化法律条文，避免保险合同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可依。第三，完善保险执业的基本规范。要在自愿、诚信和守法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保险利益原则、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出明文规定。此外，还应根据全球保险市场发展趋势，修改中国保险市场准入规定、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将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纳入立法范畴，真正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中国保险法律制度体系，促进中国保险业的规范化健康发展，以便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未来挑战。第四，强化对保险组织的法制化建设。首先，要允许兴办精算师事务所，在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过程中应主动发挥精算师的特殊作用。目前，中国还没有独立的第三方——精算事务所，《保险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如要成立精算事务所，只能依照《公司法》或《合伙企业法》来实施。我国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应尽快制定《保险事务所管理规定》，以规范这一今后日益兴起的新兴产业。其次，在法律条文中，对“经办精算师”要明确其相应的法律概念及其在履行职能时所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第五，改善监管模式，降低或取消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混业经营。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模式正向放宽保险监管方面发展，以美国为例，美国精算协会对全美精算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自律作用。但是，中国《保险法》中有关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内容几乎没有，建议尽快补上。此外，放宽对保险经营活动限制，允许保险业和其他金融业之间，产、寿公司之间可以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目前中国《保险法》在规定保险公司开业资金方面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要求，市场准入门槛太高，严重妨碍了保险市场竞争，影响了中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建议尽快放宽或取消保险市场准入条件，尤其应允许中国公民私人资本进入保险市场。

在保险控股公司的监管上，目前法律方面对于拥有控制子公司或持股公司的保险控股公司的监管，仍然是个空白点；还有中国《保险法》对保险业经营范围限制过分严格，规定保险业必须分业经营，而目前多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早已放宽限制，允许保险公司混业经营。建议尽快通过修订相关法律加以解决。最后，尽早开展《保险法》实施细则的起草工作，明确保险疑义解释原则，规定尽可能详细的操作标准，尤其是在修改后的保险法中必须明确保险利益原则，不能再抽象化。还有修改后的保险法必须旗帜鲜明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即使被保险人交易实力与保险人相当，即被保险人不属于经济上的弱者，法律也应以确保被保险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维护保险司法公正。

参 考 文 献

[1]刘作翔．《法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马卫华．WTO与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李安云，姜德安．“这种财产保险合同的赔偿方法应无效”．《法律运用》．2002（4）

[4]Taylor，G.C.，Claims Reserving In Non-life Insurance[M]．North-Holland Press．1986

[5]Terrie E.Troxel，George E.Bouchie，Lowell S.Young，Property-Liability Insurance Accounting and Finance[M]．CPCU8.Third Edition．American Insurance Institute for CPCU．1990

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篇7

生育保障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生育保障制度仅指生育保险制度, 它是国家针对女性生育行为、生育特点, 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征集生育基金, 为怀孕和分娩的妇女及时提供经济帮助, 保障参保母子的基本生活和健康, 确保社会人口再生产和妇女、儿童权益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广义的生育保障制度应该包括生育保险制度、计划生育制度中的生育保障内容以及女工劳动保护制度和妇女就业保护制度中关于孕产妇的劳动保护方面的内容。

农村妇女由于缺失生育保险的保障, 由此引发出许多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农村女性及其子女的健康问题, 更重要的是,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权大国而言, 是农村女性与城市女性权益保护是否平等的问题, 是我国法制是否健全的问题, 是我国是否将人权精神落实到实处的问题。由此可见, 在农村建立生育保障制度, 为农村妇女提供生育保险等相关的法律保障是如此的意义重大。

二、温江区农村妇女生育保障情况分析

当今城镇妇女生育保障制度已经不断完善起来, 而农村妇女生育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仍然滞后, 所产生的问题也越发严重。其中最典型的问题表现为农村妇女及其子女的健康问题。根据温江区卫生局的统计, 1980—2005年共出现出生缺陷931例独生子女, 其中:非遗传性病例552例, 占全部出生缺陷独生子女的59.29%;遗传性病例379例, 占40.71%。非遗传性疾病主要集中在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后天性眼、耳疾病和呼吸系统。在遗传性病例中, 多基因遗传病发生概率最高, 占全部遗传性病例的73.09%。通过以上数据我们不难发现, 建立妇女生育保障制度, 做好生育前, 生育中, 生育后的各项生育保险工作, 对于生育子女的健康质量, 是有密切联系的。

温江区失地农民所占的农民总数的比例为四分之一左右。这里分为两种情况: (1) 失地农民外出打工者:这一部分的农民的社保当然有所在的用工单位参保。 (2) 失地农民没有外出打工, 没有用功单位代为参保的情况下, 这一部分的农民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参与社保。其中对于生育保险政府给予全额的保障。根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 参与生育保险的报销费用基本实报率为90%以上。因此我们不难发现, 对于失地农民而言, 已经存在一种现实意义上的生育保障制度, 即社保, 即对于外出打工的失地农民, 其用人单位代为参保;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民, 可以自行自愿参加社保。他们的权益已经得到了相应规章政策的保护。其中当然包括生育方面的权利保障。

温江区非失地农民在农民总数中所占比例为四分之三左右。他们同样享有类似于失地农民享有的保障项目。该项目即专门针对未参加社保的人群和非失地农民所享有的险种———新型农民合作医疗保险。该保险项目成为温江区农民权益保障的特色。对于非失地农民, 以及不愿意参加社保的人群, 都可以自愿参加新型农民合作医疗保险。同样该保险项目包括生育保险。新型农民合作医疗保险是温江区当地大部分农民参加的保险项目。其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1) 个人缴费少, 农民只需每年交纳40元即可享受该保险项目。国家每年补贴交纳160元。 (2) 享有福利好, 对于生育保险该项目, 只要满足正常的生产, 不管是顺产还是剖腹产, 该保险项目即补贴800元, 政府补贴400元。 (3) 对于超生的情况不享有额外的补贴。

三、思考与建议

1、比照成都市温江区对于农村妇女生育保险的相关政策与措施, 更好的提出适应当地农村妇女的生育保障制度。

2、按照国家计划生育法律的规章制度, 严格执行和宣传生育

知识, 让农村家庭了解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并且落实和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3、确定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村生育保险制度。

四、结语

农村妇女生育保险的法律问题, 笔者认为, 这不仅仅是一个能够以单纯的法学理论问题, 也是农民家庭的问题, 是当地政府部门工作的问题, 更是国家社会保障的课题。笔者认为, 法律在其中充当一个见证者和批准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怎样适用合适的规章制度, 用怎样的方式去解决农村妇女生育保险的问题。农村妇女生育保险的问题, 任重而道远。

摘要：自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改革十多年以来, 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在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 由于相关的政策法规并未出台, 农村妇女并不能享受到生育保险带来的福祉。成都市温江区在农村妇女生育保障问题上走在全国的前列, 当地政府专门为此做出了一些规定, 本文以温江区为例, 为阐述对于农村妇女生育保险制度的法律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现实依据。

河南省农业保险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篇8

一、河南省农业保险发展的问题

由于实际过程中操作出现问题, 使得农业保险的正面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出来, 而且还引起广大农户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缺乏农业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

虽然河南省在农业保险工作上做出了一些规范, 这些文件也的确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在政府资金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保险经营行为规范等方面有一些规定。但是, 由于法律法规制度缺失, 至今没有整体明确的制度安排, 在工作时缺乏法律法规支持, 导致农业保险的查勘定损和受灾理赔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二) 农业保险组织体系不健全

河南省各级政府成立了农业保险工作小组和农险办大多都是临时机构, 甚至有的形同虚设, 并没有真正开展工作 (尤其是县、乡两级) 。承保的商业保险公司基层在编员工人力有限, 业务发展压力较大, 服务能力不足, 难以满足农业保险大面积承保、查勘定损等各项工作的需要。

(三) 缺乏调动基层政府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在政府保费承担方面, 制度不尽合理, 从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贫困县财政负担, 导致部分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 推动力不够。没有制定明确的农业保险工作考核办法, 基层政府做与不做一个样, 做好与做不好一个样。

(四) 农户投保积极性不高

基层政府的观望与不热情, 承保公司的人手少, 压力大, 农保体系在直接面对农户的最根本环节上断档, 使这一工作越到基层越薄弱, 越到农村越淡化。宣传教育力度不够, 使广大农户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 甚至还不知道这项政策。加之涉农保险产品范围小, 险种制度设计不合理等, 这一政策在农村似乎成了“鸡肋”, 投保积极性大大减低。

(五) 缺乏合理、完善的巨灾风险管理机制

河南省已设立农业保险巨灾准备金, 但是还没有建立起科学和系统的巨灾准备金制度, 对大灾风险的损失频率和规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巨灾风险还需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机制。

二、河南省农业保险发展对策建议

基于此, 我们认为河南省农业保险制度的施行应该围绕“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协同推进、群众受益”的思路进行改革, 政府在整个改革和实施过程中要有所作为。现根据河南省农业保险已有的经验和教训对河南省农业保险制度改革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 建立河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安全网络

河南省应以统一执行国家政府农业保险政策为宗旨、讲求各地各企业的运营效率、同时兼顾讲求社会效益由政府出资控股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再加之配套市一级农业保险委员会。重点强化县一级农业保险公司, 由县建立管理乡 (镇) 一级建立农业保险工作站和村一级建立农业保险工作点, 充分发挥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主要职责是组织、管理、监督本省的农业保险工作。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同时, 还可将现有政府部门、和商业保险公司中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业务和人员划出来, 作为新组建农业保险公司的业务基础和组织基础。作为市级农业保险委员会由应由政府抽出相关部门人员进行协同工作, 主要是督察和管理县级部门农业保险工作运行和执行情况。县级农业保险公司由省、市、县财政共同出资设立, 主要职责是实施农业保险计划, 组织管理本县的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业务, 并协调农业保险部门与各方的关系, 推进农业保险工作的落实。乡 (镇) 级农业保险工作站由县级农业保险公司设立, 乡政府、村委会参与管理, 主要职责是承担农业保险的具体宣传、承保、查勘、定损、理赔和防灾防损工作。村级建立农业保险工作点由村兽医站、防疫员、农技员和村会计参与查勘、后续监督处理工作。

(二) 整合资金, 实施政府统保, 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

河南省虽是粮食大省, 但农户具有“小、散、弱”的特点, 农业种植业尚未形成大规模经营模式, 在收取保费工作开展方面存在成本大、效益低的问题, 可将河南省农口给政府分拨资金的进行整合, 施行全省小麦、玉米、水稻、棉花以现行每亩保额统保, 将中央、省、市、县级财政承担比例相应提高, 覆盖农户负担部分, 使得河南省种植业农业保险的工作更易展开, 并让农户尝到农业保险的惠农好处, 充分调动农户种粮积极性, 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三) 加大投保宣传力度, 促进农户参与投保的积极性

目前河南省农业保险工作按照“低保障、广覆盖”的原则开展, 从投保保额来看, 对农户投保吸引力很小, 仅仅覆盖了物化成本而无人工费用, 如小麦现行每亩保额为311元, 可是每亩的投入成本大概在400-500元, 正常年份收成约1000元左右, 现行保额与现实值相差太大, 起不到实际保障作用。建议将每亩保额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划分, 保险标的物 (主要指种植业) 可按正常年份产量的50%-85%进行投保, 农户可自行选择保障水平;将费率适当降低, 投入市场化运作, 吸引大户和龙头企业积极参与, 这将对于河南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农业规模化经营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乡 (镇) 、村级加大基层宣传力度, 上级给予相应工作经费协助, 要充分相信乡 (镇) 、村干部的工作, 建立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正面认识, 培养农户保险避险意识。在乡镇设立专门机构, 为农民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经常性地深入村组进行宣传, 彻底把农业保险参保的范围、理赔标准、理赔程序等宣传到每个农户家中, 真正达到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四) 以地方政府为依托, 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农业保险与高效农业保险

河南省应根据中原地理特色, 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保险险种, 分步骤建立河南省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该鼓励各地方政府根据各地市县乡的情况发展自己本土特色农业险种, 财政局、农业局、畜牧局和保险公司应联合地方种植和养殖大户科学厘定特色险种保额、理赔范围、定损依据和理赔手续等条款, 并向省保险公司和主管单位申请批准。河南省各级政府可依据地方和市场情况设定单位保费以及政府补贴的力度, 在各自区域试点范围内推行开来, 像河南省具有知名品牌灵宝苹果、信阳毛尖、香花辣椒、孟津梨、封丘芹菜、仰韶大杏、杞县大蒜、辉县山楂、夏邑县食用菌和洛阳牡丹等等, 先将有地域品牌和市场影响力大的农产品率先列入农业保险险种名单, 再由省财政要拿出资金支持, 形成规模和上等级后可向中央财政申请地方特色农业的特殊保险补贴, 从风险控制上保护河南省特色农业的发展。

为了保证河南省特色农产品抗灾指数河南省还可以推出农作物降雨指数和单位产量保险、嵌入式天气指数农业保险产品、种子作物保险方案指导计划、纯保险型的天气指数农保产品等创新型农业保险新险种。

(五) 完善各险种定损标准要科学合理

首先, 各险种应明确各险种保险范围、保险责任、理赔水平, 各险种定损标准要科学、合理、规范、透明, 并各级公示。构建农业保险自然灾害险情勘测评估系统, 而且河南省有必要对农业保险风险区划, 既有农作物全险, 也有单一责任的农作物保险, 如雹灾保险等。无论是全险还是单一灾种的保险, 均按灾害发生规律和风险等级进行区划。其次, 必须加强农业保险电子信息系统建设, 实现系统信息、远程信息共享。同时加强对基层代办员、业务员、理赔员等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 加强基层工作人员风险管理技术、理赔技术的培训, 加强基层工作人员对于动植物养殖、农学、气象、水文、地质等知识的学习和掌握, 加强基层工作人员职业道德、职业操守的教育, 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效率的农业保险基层查勘理赔队伍。第三, 加强与农业、气象、动植物防疫、水利等技术部门的交流与合作, 部门协作, 优质服务, 建立快速评估理赔反应机制。整合保险、金融、农业、气象、水利、动植物防疫等部门的技术力量, 建立一个包括这些技术部门优秀技术专家的农业保险风险灾害评估小组, 建立起快速评估理赔反应机制, 在灾害事故后发生后, 能及时、科学、高效地查勘确定致损原因、风险来源和损失程度, 提高理赔工作的合理性和效率, 尤其是要建立大灾快速理赔反应机制, 简化理赔程序, 优化理赔流程。

(六) 完善防灾防损机制, 积极探索再保险业务

农业保险的稳定、可持续运行, 应从防灾防损等事前风险管理入手, 加强农业自然灾害防灾减灾综合治理体制建设, 建立持续的农业公共品投入机制, 加强抵御农业自然风险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切实贯彻执行“防赔结合, 以防为主”的方针, 同时联系科研院所和人员加大投入, 组织力量研究各种灾害的防灾减灾技术,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减灾效率;对农业生态环境建设要进一步重视,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减少人为因素带来的自然灾害损失;我们还要对农村普及基层行政组织防范防损知识的教育、宣传, 树立农民的防灾防损意识和理念。

河南省现已设立农业保险巨灾风险金, 以应巨灾, 除已有的管理办法外, 其管理可结合以下三种方法:

1. 可设置农业风险基金管理委员会进行专账管理, 通过发行地方农业债券, 开征农业安全特别税等集资手段快速建立, 完善河南省农业保险制度。

2. 可以开展关于农村保险的“一篮子保险”工程, 将农村建房综合保险等优良险种和农业政策性保险相结合, 将其盈利用于弥补种、养两业险造成的亏损, 并起到填充农业保险基金的作用。

3. 建立再保险业务可帮助直保市场分散风险, 扩大承保覆盖面和改善经营能力状况, 应该建立多层次保险与风险分担的农业保险和风险防范机制, 尽快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再保险体系。

(七) 注重投保的时效性及政策性保险实施的连续性和长效性

农业保险工作时令性、季节性较强, 错过了最佳工作时期, 各项工作都会出现滞后、难以开展的局面。建立健全农业保险经常性、规范性、时效性的运行机制, 适时、时时与农村工作的运行规律相结合, 才能事半功倍。如在乡镇开始收取烟农育苗款时, 及时将烟叶保险的政策宣传到位, 同时收取, 不仅减少了工作量, 而且还能增加烟农参保的范围, 达到双赢。建议结合政府农口部门和保险公司共同确定各险种的推广、宣传和收保时间表, 其他部门配合工作。在实施政策性保险时, 应注意连续性和长效性, 如2008年和2009年河南省能繁母猪保险的推行情况良好, 由于各方面原因2010年停滞一年, 使得此项惠农政策在农户中负面反映较多。在保险实施之前, 应集中多方面建议, 制定政策性保险的长期规划框架, 提前避免各种风险的发生以及确定风险发生时的应对方案。

(八) 建立农业保险监管机制并将此纳入地方政府工作考核

为保障农业保险双方契约交易的和谐, 避免各种道德风险和保险纠纷, 维护农业保险微观市场交易关系的稳定, 政府职能监管部门必须发挥在农业保险微观运作中适当的干预作用, 加强对农业保险合同契约关系的监管, 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农业保险公司制定农业保险合同条款、厘定的费率进行审查, 为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在险种开发、费率厘定等方面提供服务和协助, 发挥服务型政府的服务功能, 赋予农业保险经营主体根据各地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生产结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农业灾害风险分布状况, 开发、创新农业保险产品、险种的更大自主权, 调动农业保险经济主体的积极性, 实现监管与激励的有效结合。

确定农业保险试点工作考核办法考核原则, 建立针对县、乡政府的考核制度, 鼓励各级政府部门切实发挥政府主导和监督的作用, 并协助保险公司做好宣传和防灾减损工作。河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要将作为对市、县政府对各乡镇农村经济工作目标考核项目;同时纳入对各乡镇年终综合目标绩效管理考核, 实行倒扣分制;确定考核内容, 确定农业保险考核对象, 对规模化种植、养殖实行加分制;确定理赔服务要求和宣传要求, 确保政策落实到位、舆论宣传到位;确定考核奖励办法, 各级政府对本项工作单独考核, 并给予一定资金奖励。

摘要：河南省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虽已初步建成, 但仍存在法律法规缺失、组织体系不健全、缺乏激励机制和合理完善的巨灾风险管理机制等问题, 使得农户投保的积极性低, 农业保险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推进河南省农业保险制度改革, 须以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三方为主来体构建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安全网络, 积极整合资金, 实行政府统保和农户参与投保, 依托地方政府发展特色农业保险与高效农业保险险种, 完善各险种定损标准及防灾防损机制, 积极探索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 保证农保投保的时效性、连续性和长效性, 健全农业保险的监管和考核机制, 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河南省,农业保险与制度改革,问题与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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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庹国柱, 赵乐, 朱俊生.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

完善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建议 篇9

关键词:发展历史 存在问题 完善措施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发展简要历史与概况

（一）我国古代农业保险思想的萌芽

在我国，小农生产方式根深蒂固，早期的农业保险思想正是根源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小农生产方式。

（二）我国近代农业保险制度的形成

我国近代农业保险制度是在农村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乌江耕牛保险会的尝试。二是北碚家畜保险社的建立。

（三）计划经济时期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

1.建国初期（1949～1957）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伴随着农村经济整改的顺利进行，建国初期农业保险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1949年10月20日.政府首先建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2.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以后（1958～1978）农业保险的滑坡与停滞

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财贸工作会议认为，人民公社化以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决定停办国内保险业务，所以农村保险业务又一次停办。

（四）经济转型时期农业保险制度的重新培育

1.市场化改革初期（1979～1992）农业保险的蓬勃发展

2.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1992至今）的农业保险制度的困扰

二、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现状和存在问题

（一）农业保险缺乏立法支持，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存在严重缺失

农业保险通常是政策性保险,要使农业保险发挥应有的作用,离不开法律的支持。然而我国除了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对农业保险有简单规定外，至今有关农业保险的具体法律、行政法规仍未出台。只有制定了农业保险的法律规范，农业保险才能依法经营。所以，我国发展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应尽快列入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使农业保险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健康发展。

(二）商业保险承办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不利于农业保险的发展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非营利性与商业保险公司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目标,在某种程序上不一致。因此,即使是农业保险制度相对比较成熟的美国,也从没有把农业保险完全交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例子。保险公司面对日趋激烈市场竞争,根本无法顾及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的保障作用。从长远来看,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将有较大的局限性。

（三）农业再保险机制还不够完善

农业风险大都是巨灾风险,我国的农业保险缺乏适当的应对巨灾风险的措施,使得风险过于集中在保险经营主体自身,难于分散风险,影响经营主体的经营效果。

（四）农业保险缺乏政府的政策支持

我国的农业保险一直被作为纯粹的商业行为,未得到政策性补贴,农业保险除免缴营业税,其他方面与商业性保险一样。单纯靠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来经营农业保险是难以成功的,因为一次洪水、旱灾等巨灾风险所造成的受災面往往涉及一省甚至数省,其补偿费是商业保险公司难以承受的。如果没有政策补贴,农业保险将不会持续发展。

三、完善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有关建议

（一）加强农业保险立法,建立健全我国农业保险相关法规，把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立法部门要尽快制定和颁布《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目的、性质、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保险责任以及相关机构对农业保险的监管作出明确的规定，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并借助于税收杠杆的财政积累来补贴农业保险，将实现社会稳定作为首要目标。保险法。

（二）应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相结合的运行模式

我们应加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建立各级政府财政、税收、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多渠道、多经营主体(包括引进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外资保险机构)地发展我国农业保险。

（三）建立农业巨灾专项风险基金

巨灾专项风险基金是用以应付特大灾害发生而积累的专项基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保险赔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自然灾害，每年都会因洪涝灾害，病虫灾害、干旱等灾害遭受巨大损失，巨灾专项风险基金确实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和手段。

（四）强化保险监管,促进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

在现阶段要坚持市场行为监管与偿付能力监管并重。注重对高级管理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审查,推动高级管理人员专业化、职业化进程。

（五）合理构建农业再保险体系

在我国农业风险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农业再保险就显得更为重要。农业保险主管部门应充分调动国内外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使国内外再保险公司跟进研究利用再保险机制，制定农业再保险分保方案，分散农业保险经营风险，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稳健发展。

（六）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应实行多元化的组织形式

农业保险经营原则应遵循市场规律，立足于市场化经营，辅以国家政策扶持(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监管政策等)。针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主要形式应包括商业保险公司代办、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地方性，取决于地方财力)，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立足于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等。

（七）结合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建设以农业保险为核心的农村信用抵押融资体系

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资金问题。由于农产晶在生产、储藏等各个环节的特点，使其不具备成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抵押晶的条件，同时，土地的国有性质使得农民难以提供符合条件的抵押资产。而农业险保单本身所具有的标准化、价值固定的特点，成为农村资金融通的最佳载体。因此，应当建立与农业保险市场相配套的金融市场，推进我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八）其他相关配套政策支持

一是加大基础建设投资。二是对投保人提供贷款担保或对金融机构给予利息补贴。三是启动农发基金支持农险，充分发挥农发资金在农村的作用。四是建立国家支农政策相关联的机制。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江生忠.中国保险业发展报告[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孙蓉主编.保险法概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