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综述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综述（共9篇）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综述 篇1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综述

摘 要：日本传统养老方式以孝道为核心,以“家业共同体”为基础,以“先祖崇拜”为精神动力,以“长子责任制”为运行主线。日本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现代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日本养老方式的变迁为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步入老龄化社会,消费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为其社会保障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也将进入到老龄化行列中来,如何直面挑战,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日本政府应对老龄化问题措施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关 键 词：老龄化，养老保障体系，国民年金

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很难摆脱的怪圈。长寿人口的增多,意味着即使出生率不变,社会总人口数量也在膨胀,消费人群绝对数量在增加。无论是鼓励生育,还是控制人口增殖,都不能解决社会总产值与社会总消费之间的矛盾。人口学家预计,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到2035年, 65岁以上的人群将占到中国人口总量的20%,中国的社会财富不能支撑如此快速的老龄化。而另外一个快速老龄化的国家———日本,已于197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并于1994年步入老龄社会行列。时至今日,日本的养老保险只“是一种定期并长期支付的金钱支付制度,用于补偿由于年老,残疾,死亡造成的经济来源的减少或丧失。”支撑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的工作人口数量逐渐减少,日本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一、日本传统的养老方式

近代以前,日本养老方式以孝道为核心。日本孝道源自中国,中日两国孝道的内涵有诸多相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赡养父母。

（二）对父母恭敬与顺从。

（三）留后与立身扬名。[1]

杨淑娥，孙宝庆认为日本的孝道又有其特殊的地方：

（一）追求家业永续。对于日本人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家业的断绝并非指自然意义上的断子绝孙和经济上的倾家荡产,而意味着一定社会关系的消亡。一方面,家长们被认为是家的一时代表和物质与精神产业的管理人;另一方面,家业是家庭关系调整的根据。

（二）先祖崇拜。日本人相信,先祖是家业的开创者,后代子孙皆受其恩惠,只

要精诚祭祀,祖先之灵必能保佑子孙后代生活平安,事业成功。“申报本反始之

大义,表孝道之至情,祈家门之长久,冀子孙之繁昌”是日本人崇拜祖先的根本目的。

（三）单向的长子责任。日本孝道首先表现为子女对长辈单方面承担的一种义务。在中国,往往“孝”、“慈”并举,讲求“父慈子孝”,既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也强调父母的慈,“父母威严而又慈,则子女畏惧而出孝矣”。日本人对孝道只接受了“子孝”而排斥了“父慈”。福泽谕吉说:“世间只咎子之不孝,而不问父母之不慈。”[2]

二、日本养老制度的起源于发展

日本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按照德国模式发展起来的,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的养老金最早是对军人和官吏的抚恤制度,即恩给制度。真正以大众为适用对象的养老金制度是在1939年侵华战争期间出现的,为了让更多的人去从事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业,制定了《船员保险法》以及其后的《工人养老保险法》有学说认为,日本养老金制度最初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养老金制度将工人安抚在战备生产的矿井和军需工场中,另一方面是暂时应付由于庞大的军费支出而导致的财政危机。1944年,《工人养老保险法》更名为《厚生年金保险法》,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事务性职员,其中包括女性职员,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使厚生年金名存实亡。

1947年日本颁布新宪法,在此基础上, 1954年对年金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公立学校教员、私立学校教员、农林水产部门职员等都成立了本部门的“共济组合”(互助工会),创建了“共济年金”。一些小规模的私营作坊、事务所等在厚生年金创立初期未被纳入范围之内,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日本于1961年开始实施全民皆保险计划,强制未曾加入厚生年金或共济年金保险的20岁以上的公民加入国民年金保险,家庭主妇或学生可以自由加入。国民年金保险是以个人缴纳,家族受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个体经营者收入具有不稳定性,所以采用了定额缴纳,定额支付的方式。在支付时,由国库负担三分之一的金额,以保证必要的生活水准。国民年金在初期主要是以基金制进行运营的。①但是基金制难以抵制物价上涨等因素带来的实际支付能力的下降,所以很快就被现收现付制①所取代。

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进入了老龄化社会。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以及高度经济成长期的终结,使日本不得不在1985年从财政和制度上对养老金制度进行调整。[3]

三、现如今，对于日本不同群体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

（一）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高宝霖认为：首次颁布了“国民养老金法”，将原来未纳入公共养老保险度的广大农民、个体经营者依法强制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1961年，在全国所有市町村实施，并要求全国的农户、个体经营者等无固定职业和收入者均必须强制加入这一医疗保险。到60年代，以农村公共医疗和养老保障为支柱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并开始得到迅速普及，进入“国民均年金”的福利时代。

补充阶段。1970年，日本政府制定《农业劳动者年金基金法》并于1971年1月实施。该法鼓励农民离开土地，农民年金的加入采取自愿性原则，完全尊重农民个人意愿，农民因进城或老龄因素转让经营权后，在支付其国民年金的基础上，进一步支付年金，财政补助的比例根据参保者的年龄及参保年限实行不同的补助

标准。1973年，制定《老人医疗费支付制度》，1982年颁布“老人保健法”，1986年和1991年两次对“老人保健法”进行了修改，1989年制定《高龄者保健福祉推进十年战略》，1997年底首次正式颁布“护理保险法”并从2000年4月起实施。到20世纪末，日本已建立起完全覆盖农村地区，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加入的公共医疗、养老、护理等各类保险和公共福祉及老人保健等在内的、比较齐全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4]

许小萍认为：农村人口的老龄化(65岁以上)比率不断上升，领先城市步入老龄化阶段。此阶段三个问题突出：一是从经济发展来看，日本已经

进入经济的低速增长期，政府为解决财源不足问题，养老保险交纳额度不断上升、支付额度呈现下降趋势。二是从人口方面看，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流失，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重点问题。三是从保障水平看，面对农民养老保障需求的增加，农村的养老保障水平相对较低，已满足不了农村的特殊需求。日本主要通过解决以上三个问题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5]

（二）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

由于公务员有国家和地方之分，日本的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也分为国家公务员养保险制度和地方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 这里主要介绍国家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包括 3个部分，即国民年金制度公务员共济年金制度公务员退休津贴制度。

龙玉其认为：日本的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既有与普通国民相同的国民年金制度，体现统一性，又有体现公务员职业特点的互助年金制度，体现差别性。二战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其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之中，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日本对国民年金和公务员互助年金制度采取了诸多改革举措，增加了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适应性。日本的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从日本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影响因素来看，主要包括 3 个方面: 一是人口快速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压力;二是日本经济的曲折发展;三是包括公务员制度在内的行政体制改革。[6]

原新，刘世杰认为日本国家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老龄化严重

老龄化速度的加快，给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直接推动日本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降低和人口寿命延长等因素的直接作用下，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二战以后，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

(二)经济的曲折发展

总体来看，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 4 个阶段，即经济恢复阶段、高速发展阶段、低速发展阶段、徘徊发展阶段。

(三)行政改革的推动

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既是整个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80 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主要是通过严格控制和节省政府开支，压缩行政编制，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和公共投资等措施，使财政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同步推行。[7]

四、结论与启示

在于农村养老制度方面吕文静认为：四点经验可资借鉴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城乡差距大等社会问题与当时的日本很相似，因此，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值得借鉴。

1.立法先行。

2.政府主导。

3.基础年金均享。

4.立体化、多支柱。[8]

在于公务员养老制度方面龙其玉认为：未来中国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必须明确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改革理念。日本的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较好地处理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尤其值得中国借鉴。

第二，从形式上和实质上实现公务员与其他群体养老保险制度的融合。走向融合是中国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第三，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根据目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和发展趋势，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应该在建立与普通国民相一致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体现公务员职业特点的职业年金制度和个人自愿储蓄制度。

第四，建立责任共担的公务员养老保险筹资机制。责任共担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以减轻财政负担，也可以增强个人的责任意识，促进权利与义务的结合，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第五，适时适度延长退休年龄。在退休年龄方面，目前中国公务员的退休年龄相对较低，正常退休的年龄男性为 60 岁，女性为 55 岁;提前退休的年龄男性为 55 岁，女性为 50 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老龄化的加快，公务员退休年龄低的问题更加突出。此外，在正式开始延长退休年龄之前，需要进一步严格规范提前退休的行为，对退休行为进行严格监管。[9]

参考文献：

［1]鸟越皓之·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M]·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福泽谕吉选集[M]·东京:岩波书店,19

［3]總務廳.日本の社會福祉[M].厚生省印刷局,平成15 年.162.［4］吕学静．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35－36

［5］高宝霖，张洪涛． 日本养老保险立法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中州学刊，2010 ［6］朱光明． 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述评［J］． 中国行政管理，2010，(1): 100． ［7］邹 钧． 日本行政改革［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107－111．

［8］苏 红． 发达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M］．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01: 133－134． ［9］龙玉其． 国外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分析［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2): 61－65．

［10］原 新，刘士杰． 日本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财政困境及对我国的启示［J］． 现代日本经济，2010，(2): 57－64．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综述 篇2

一、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由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设计、实施时间、覆盖范围、待遇水平、筹资标准、资金来源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直接导致了受益群体享受待遇水平的差异性, 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社会矛盾。因此, 从长远来看, 必须缩小城乡间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一)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要

我国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且呈现基数大、数量多、高龄化、快速化等特征, 其中, 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同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程度相比较为严重, 农村面临的养老问题压力更为严峻。然而, 由于农村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正规的、稳定的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 因此, 有必要迅速建立一项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维护农民的权益,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弥补了这一空缺。但是, 制度间的差异和待遇的差距是现存的影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公平性的基本因素。为了缩小不同人群间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差距, 切实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 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明智之举。

(二) 传统养老方式功能的弱化

千百年来农民依靠传统的家庭和土地作为养老的主要方式, 然而,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农村家庭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子女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质量。与此同时,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老人对子女的可依赖度也日益减少。此外, 土地收益率的下降、收益的不稳定性也降低了农民养老的安全性, 越来越多的农民期盼能够享受到制度化的养老保障措施。

(三) 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举措

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公平性,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险种养老保险必须体现社会公平, 尽管每个国家不能保证社会保障待遇享受的绝对公平, 但是有必要努力去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 尽量让全体的社会成员都可以享受到制度的覆盖。因此, 建立健全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 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养老保障及服务, 使他们老有所养是实现我国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手段, 也是我国政府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二、建立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研究

建立覆盖全体居民的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 无论是让全体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 还是公平的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缩小差距, 这都是我国建立公平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步骤。受特殊国情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 实现养老保险的统筹显然不能一蹴而就,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考虑。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类学者认为“分类管理”更适合我国国情, 即在现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 再为农民工和农民分别配套建立单独的养老保险制度;另一类学者认为“统一管理”更适合我国国情, 即重构当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打破城乡、职业与户籍界限, 建立单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即全国一个制度, 一种规则, 建立“大一统”模式。

(一) 分类管理

吴湘玲等 (2006) 、杨宜勇 (2007) 、杨翠迎、黄祖辉 (2007) 、徐秋花 (2009) 提倡建立多元化、多支柱发展模式。章剑谷 (2004) 、尹洁 (2006) 、高君 (2005) 、卢海元 (2006) 则提出农民工过渡模式, 即通过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

(二) 统一管理

郑秉文认为:二元结构不是阻碍“大一统”的障碍, 现有条件下, 仍然可以实施“大一统”, 并提出了实施“大一统”的九大优势, 同时, 郑秉文还明确指出“大一统”是中国社保改革的未来方向。牛桂敏建议未来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凡年满16周岁以上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 都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打破以往城镇、农村居民各自参加养老保险的二元障碍, 即将符合参保条件的居民, 无论户籍在城镇还是农村, 都纳入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 缴费、待遇等城乡标准相同, 从而在保险制度上没有遗漏人群, 真正实现城乡居民全覆盖。

三、建立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方案研究

受我国人口众多, 制度间差异较大及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 是一项巨大和复杂的工程, 短时间之内不可能有明显的突破, 需要按照具体情况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一) 养老保险制度统筹的思路

杨宜勇指出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 要考虑城乡差别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 遵循由低水平到高水平的发展规律, 并逐步将二元养老保险方案统一于城乡一体化的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方案。牛桂敏认为统筹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是:建立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构筑由国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框架, 实现从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的模式转变, 各级政府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 (集体) 承担相应义务, 个人承担相应风险, 坚持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筹资方式, 健全向农民转移支付机制, 将国家控制和稳定机制延伸到农村, 形成城乡、地区、代际互济的保障模式, 提高制度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使之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社会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最有效的制度保障。袁文全[5]则从参保主体的转换、缴费义务的转换、保险待遇的转换几个角度出发设计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一体化的路径。

(二) 养老保险制度统筹的路径

1. 两步走战略

刘昌平 (2008) 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交叉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在当前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完善, 农村正式养老保险制度又缺失的状况下, 要想实现制度的整合必须要完善原有制度和建构新制度。2009年在此基础上, 刘昌平提出通过两步走的路径实现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 第一步是实现城乡两类制度之间有效衔接, 第二步是通过城乡两类制度合并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统筹。袁彦东等提出“两步走”战略, 首先用“过渡方案”起步, 等财力水平达到实际需求后, 再逐步过渡到“目标方案”。他们方案的相同点是涵盖范围、基本原则、待遇支付、个人账户管理、管理服务等内容完全相同;区别在于采用不同的统筹基金筹集方式和渠道, 并规定不同的享受养老金的条件。童广印认为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路径是:城乡分割到统一筹划、制度有别到制度统一、标准有别到城乡一体化, 到2030年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覆盖全面、标准适当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具体可以分两个战略阶段进行。第一阶段 (2008~2015年) , 用7-8年左右的时间, 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相互分离”向“制度统一、标准有别”过程的转变;第二阶段 (2015~2030年) , 用15年左右的时间, 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制度统一、标准有别”向“城乡一体化”的转变, 最终以产业为界将全体劳动者划分为农业劳动者和非农业劳动者来实施新的养老保险制度。

2. 三步走战略

郑功成认为,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目标需三步完成。第一步 (2008年—2012年) :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 实现制度层面上全覆盖;第二步 (2013年—2020年) :将养老保障体系进行全面定型、稳定, 进而实现人人较公平地享有养老保障及相关服务;第三步 (2021年—2049年) :进一步推进制度整合与改进, 确保人人享有较好的老年生活。戴卫东的三步走战略是:第一步 (2009—2012年) :建立多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与其他养老保障制度一起, 共同构筑覆盖全体国民的养老“安全网”;第二步 (2013—2020年) :逐步衔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整合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的具有养老性质的保障体系, 实施城乡老年津贴制度;第三步 (2021—2050年) :统筹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形成国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扩大城乡老年津贴制度覆盖面并提高其待遇水平。

四、评述与展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 关注的重点大多集中在对现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如何进行有效的路径设计和具体实施的步骤规划上, 其中大部分的研究给出的建议多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论述, 而对于待遇水平、缴费率等细节问题则没有进行深入分析, 即使有个别学者提到, 但是由于缺乏定量分析与可行性论证, 从而显得研究结果苍白无力。另外, 从文章的内容来看, 大多数文章是2009年前的研究成果, 所以对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出台后如何实现统筹的研究较少, 时效性较差。

摘要：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 对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与分析, 并重点从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模式、方案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文章分析指出现有成果较多的集中于从宏观上如何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 而较少关注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细节问题研究, 而且很多现有研究并没有和最新实施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联系, 这为今后的研究预留了空间。

关键词：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1]刘军伟.二元经济理论视角下的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发展路径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 2011 (5)

[2]郑秉文, 齐传君“.大一统”社保改革的未来方向[J].宁波经济, 2009 (6)

[3]牛桂敏.建立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分析与思考[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

[4]杨宜勇, 顾加佳, 顾严.统筹城乡养老保险体系问题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7 (4)

[5]袁文全, 邵海.社会养老保险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J].社会科学辑刊, 2009 (6)

[6]刘昌平.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思考[J].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4)

[7]刘昌平.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统筹之路探索[J].社会保障研究, 2009 (2)

[8]袁彦东, 张军田.构建城乡一体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 2007 (6)

[9]童广印.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 2007

[10]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M].人民出版社, 2008 (10)

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综述 篇3

一、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

这不仅表现在省际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制度不统一，行业甚至行业之间的企业也不统一，企业执行中随意性大，使制度的执行本身失去了严肃性，尽管客观上主要是企业工资标准的高低不同，造成了地区、行业养老保险金的统筹和支付水准不统一，造成给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带来困难，使劳动力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配置。从而使人们也产生了一种养老保险不是国家政策的错觉。

（二）企业养老保险金收缴困难

足额征收养老保险金，是养老保险制度能否正常运作的关键所在，国企及效益好的企业，一般在缴纳养老保险金问题上执行的好一点，但一些股份制企业尤其非公有制企业，由于企业领导政策性不强，政策透明度不高，不按职工工资比例缴纳，虚报工资标准，尽量能少缴则少缴，甚至人为地制造职工的高流动，能不缴则不缴。也存在有的企业确实由于效益不景气，负担过重，难以承受。

（三）国家对企业养老保险缺乏帮扶

目前企业养老金基本都是单位与个人负担，这对于效益好的企业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对于一些效益差的企业存有很大的困难，尽管如此，一些地方的政府还利用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自主管理费用权暂时用于弥补当地财政资金的不足。

（四）养老保险金支付的正常调整机构不完善

我国现行企业养老保险的调整主要依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和生活费价格指数，但其从根本上扭转不了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也不利于工资收入与养老金的分配关系。

（五）现有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不达标

对于农民工在城镇飞速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主力军作用的这个强大的特殊群体，因种种原因未能参加养老保险。这是因为农民工在城市主要是从事餐饮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工作，平均务工时间短，保险关系转移难，加之农民工生存压力大，只能考虑当前生存问题，对参加养老保险意识不强。再则，最重要的是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不给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大规模的农民工养老问题将发展为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他们为城市化进程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样，他们的权利应当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如果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将给社会和谐的构建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企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对策

（一）完善实行统一的企业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模式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42号）、《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是我国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指导性文件。这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覆盖范围、费用筹集、个人账户、统筹层次、领取资格、计发办法、养老金支付等方面都作了规定，但由于各地对这一工作的认识不足，掌握程度不同，没有明确的法规来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实施。往往自行制定自己的一些地方性规定，导致发展上的不平衡。养老保险是一种社会化行为，务必使养老保险工作在具体实施、细化管理和严格监督方面要高度统一，为此，中央要对此统一立法，统一管理，完善操作性强的执行细则，以克服各行其事，遇到问题无所适从的现象。加之企业在执行中由于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不到位，更造成了极大地差异性，因此，国家在执定政策中不但要细化，还要加大对企业在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强行处罚，严格监管，以保证养老保险制度政策的严肃性。

（二）加大对企业养老保险缴纳的严格审查

国家应在实际工作中加大立法，执法要严，行政管理要到位，劳动监察部门应主动监督，定期检查，并对法律意识淡薄，不签劳动合同，克扣拖欠工资，不按标准缴纳养老保险的侵权行为，视其情节对企业负责人及企业予以严厉地惩罚。

（三）建立中央帮扶资金，以降低困难企业的养老保险的负担

为了防止因省际地区、行业企业之间效益好坏等情况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国家应对各地区、各行业每年养老保险金结余部分按一定比例进行统筹，再从国家财政划拨部分资金，建立中央公积金，以扶贫资金的形式帮扶企业减轻养老保险的缴纳困难。通过政策和财政的支持，企业的努力，职工积极主动地配合，养老保险制度才能有力推行。

三、结语

养老保险是一项造福于人民的伟大工程，只要在社会的前进中，认真研究和解决问题，不断完善和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才能在市场经济带来效率的同时，而又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确保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专家组.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2006）.

日本的养老金制度 篇4

刘柠

关于我国朝野上下热议的退休年龄推迟问题，一说是要与“国际接轨”，因为美、日、欧都在延迟。此说表面上似乎有道理，实际经不起推敲：在出发点、构成和实施时间上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却要让它在终点上“殊途同归”，没有比这更荒诞的了。回过头来看，日本实施全民覆盖的“国民皆年金”制度已逾半个世纪（1961年投入实施），虽然支取年龄从61岁推迟到65岁，但未出现大的问题，基本保障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日本的年金（即退休金、养老金）制度由来已久，其历史可追溯至明治时期。最古老的年金是“军人恩给”。1875年（明治八年）至翌年颁布的《海军退隐令》、《陆军恩给令》等法令，规定了对阵亡及负伤的陆海军士官及其家属的扶助原则。1923年（大正十二年），制定了《恩给法》，此前分别以军人和国家公务员为对象的两种“恩给”合并，初步确立了以“公人”为对象的“恩给制度”。

最早的企业年金是“钟渊纺织”（即后来著名的化妆品品牌“嘉娜宝”的前身）年金。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该企业的经营者武藤山治偶然得到了当时德国钢铁公司内部发行的面向企业职工的福利小册子，阅后感触良深。经仔细研究后，于翌年在自己的企业创设了年金制度，此乃企业年金制度之始。随后，三井物产等大企业跟进。

除了“公人”和大企业外，面向民间劳动者的年金的最初尝试是1939年（昭和十四年）投入实施的、被称为“船员保险”的年金保险制度。1942年（昭和十七年），彼时的厚生省官僚花泽武夫以纳粹德国的退休金制度为摹本，在“船员保险”的基础上，将适用对象扩大至一般民间劳动者，创设了“厚生年金保险”制度。该制度导入之际，正值太平洋战争酣战之时。尽管遭遇了大藏省和军部方面的强大阻力，但考虑到偿付毕竟是数十年之后的事情，而筹措战费才是当务之急，于是，普遍覆盖的国民年金制度便在这种极端状况下艰难起步。战后初期，虽然从规模上说，年金制度已广泛覆盖，日本国民已基本“老有所依”，但不同的业种有不同的年金制度及不同的适用对象，偿付年限及偿付水平也不尽相同，有的差异颇大。特别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财政基础的不稳定，在不同制度的受用者之间，产生了个人负担额度和偿付水平两方面的不公，备受舆论的抨击。有鉴于此，1984年（昭和六十年），在中曾根康弘第二任内阁会议上，决定彻底改革此前在不同业种和集团之间“各自为政”的状况，导入全国国民共通的“基础年金”制度，并于翌年投入实施，成为沿用至今的年金制度的“骨骼”。至此，年金制度的“战国时代”结束。

目前日本的年金制度，通常被比喻为“三层建筑”：底层（一楼）是全民共通的年金制度“国民年金”；中层（二楼）是面向公司职员、公务员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三楼是公司独自的年金制度“企业年金”和公务员独自的、与职务挂钩的追加制度“岗位加算”。其中，一、二楼是公共年金，按法律，个人有缴纳义务或由工作单位代缴；三楼则属于私人性质的年金。

具体来说，原则上，在日本国内居住的所有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国民（包括在日生活一年以上的外国人）均有按月缴纳“国民年金”（一楼）的义务。缴纳满25年（25年为领取资格的下限，多缴多得）者，满65岁时，可领取“基础年金”。按目前的水平，一个人如果从20岁开始一直缴纳到60岁的话，每年可支取80万日元（约折合人民币61000元）的定额“基础年金”。作为年金制度的基础结构，“国民年金”按人头缴纳，万人平等。但缴纳者分三类：自由职业者为“第一号被保险者”，公司职员（会社员）和公务员等“给予所得者”为“第二号被保险者”，专业主妇为“第三号被保险者”；第一和第二号被保险者，须自主缴纳，第三号则作为配偶的“被扶养家属”，由配偶代缴。

二楼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部分，只是作为公司职员或公务员期间才有缴纳义务。譬如，一名OL婚前在某一家公司工作，婚后辞职做了专业主妇，那么她只需在服务于这家公司期间缴纳。理论上，这部分被保险者中，既包括刚缴纳了一个月者，也包括连续缴纳了40年以上者。由于二楼的被保险者所缴保险金额度与薪酬挂钩，支取额度也受制于缴纳期间的薪酬平均额，该部分年金属于“所得比例”性质的年金。因此，虽然同属公共年金，但一楼的支取额相对固定，二楼的支取额则根据被保险者的实际状况而千差万别。

三楼是年金构造的“上层建筑”，加入者有限。如果被保险者是公司职员的话，取决于其所服务的公司有无企业年金制度，如有的话，则强制加入；若被保险者是公务员的话，则毫无例外会有“岗位加算”。

毋庸讳言，现状的制度之下，位居三楼的人，肯定比一楼的人所支取的年金额要多。除了“三层建筑”的年金制度，还有一些属于“自选动作”的辅助机制，多少可弥补年金制度之不足：如对没有二楼构造的自由职业者和专业主妇来说，可选择加入半公共性质的“国民年金基金”，或纯商业性质的个人年金保险（生命保险）等，为自己增建“上层建筑”。

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早在70年代前就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而随着经济发展及与之相伴生的国民生活观念的“升级”，核家族、丁克化、不婚等现代社会特有的世相日益渗透、发展，导致出生率锐减，全国人口在2005年已进入负增长，老龄社会进展迅速。2006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约有26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0.8%；据预测，2012年，这个比例将增至24.3%。而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使传统儒教圈的家庭赡养文化分崩离析，把养老问题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以社会的方式来谋求解决的“社会赡养”成了吃紧课题。未来10至20年，无疑是日本年金支取的高峰。

然而，人口结构的逆转，加上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日本国民年金的累积额度呈慢性不足。为此，民主党政府事实上已经收回了上台前对选民的承诺，最近很可能会启动上调消费税的非常举措，以确保财源。不久的将来，国民退休年龄和年金支取开始年龄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推延。因为，年金制度本质上是对难以预测的国民长寿的可能性的社会应对，是一种对“长寿的保险”。而作为保险对象，究竟设定在何种水平上才算“合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英、德等西欧国家，也在检讨将支取开始年龄推延至68岁的可能性。而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长寿国、人口的高龄化进展迅速的日本，未来将“保险对象”的下限设定在70岁，甚至也不足怪。

但是，一味推延国民退休年龄和年金支取开始年龄，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如企业对人工成本的过度压缩、减少雇用年轻员工及企业组织的与高龄化相伴生的沉闷、抑郁感。而这些问题势必会对企业的效率、创造力造成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损害已然相当严峻的雇佣环境。如何在国民年金的存量与国民经济的增量之间取得平衡，以维系一种良性循环的制度运作，至关重要。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综述 篇5

献综述

梁彩芬 40805012

08级保险一班

指导老师：陈晓安

一 前言

随着金融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银行业和保险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为银行保险的出现提供了基础环境。欧洲国家的金融超市模式已形成并逐步发展，在金融超市（在欧洲表现为金融控股公司）里，同时有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的产品，金融超市开发出这些产品之后进行营销管理，提供给客户一站式的服务享受，客户可以在金融超市中购买抵押贷款、储蓄产品和保险、证券产品、基金产品等一揽子金融产品，节省了客户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制度。即各金融公司经营属于自己范围内的业务，不允许交叉经营，同时也不允许各金融公司相互投资。欧美等发达国家金融管制比较松，允许各金融公司进行混业经营。相比于国外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的良好发展，我国的金融业要蓬勃发展，不可避免的要追随欧美国家的脚步，顺应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保险市场潜力也是很巨大的。作为世界保险市场上的重要角色，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势必要出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高度融合。因此，银行保险模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我国虽然实行分业经营，但是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金融业务上的分离。2001年11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之后，我国的金融也相互合作并且相互渗透。目前我国有以下几个意欲成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公司，如光大集团拥有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平安集团拥有保险公司、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这两个公司目前都发展良好，可以预见，未来我国会出现诸如美国花旗集团、台湾富邦集团一样的大型多元化金融集团。

目前，我国已经出现的各金融公司渠道共享的现象：银行中已经出现了保险产品、证券产品和基金产品，银行充当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的营销渠道角色。银行经营保险公司的产品，出现了银行保险。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银行保险只是出于最初级的阶段，及银行尚未开发出自己 的保险产品，只是简单的为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从而获得中间业务收入。

本文作者从以下几方面研究了银行保险的发展：银行保险的发展阶段、国内外关于银行保险的研究理论，最后通过简要评析得出了我国银行保险所处的阶段及其阶段特征。

二 银行保险的发展阶段

银行业与保险业相互结合历史悠久。如比利时的CGER，西班牙的La Caixa和法国的CNP公司，从19世纪开始就全面提供银行保险服务了。真正意义上的银行保险，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萌芽的。学者普遍认为全球银行保险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年以前，萌芽阶段。这一阶段，银行保险局限在银行充当保险公司的兼职代理人(insurance agent)角色，即银行通过销售保险公司的产品，向保险公司收取中间业务手续费介入保险领域。从严格意义上说，银行保险没有真正出现，因为银行只是把触角伸到保险领域的分销环节。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起步阶段。这一阶段，银行开发出与其传统业务不全相同的资本化产品，比如养老保险年金产品，全面介入保险领域。在这一阶段，银行自主开发与保险公司具有竞争性的产品，涉足保险产品的开发，被认为是银行保险的真正起源。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为：(1)银行主动参与到保险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不再是为了减轻竞争压力而被动开发。（2）向全世界扩散。本阶段，银行为应对保险公司的竞争，采取了很多措施，结合银行业务和保险业务，大力增加保险业务的投入。

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专业化阶段。银行保险呈现分化趋势：（1）向银保一体化的更高形式迈进，银行业务、保险业务实现了高度融合。不但在产品开发和销售支持运用统一管理和技术平台，而且具有很强的开发客户的能力，真正实现了客户资源共享向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2）银保模式转为协议销售或者战略联盟。

通过对银行保险的发展阶段进行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银行保险的发展史，就是银行保险从融合较为轻微的初级阶段，走向银保一体化高级阶段的历史，同时也是在销售协议，战略联盟，合资公司和建立金融化集团这四种基本模式中，不断博弈并且最终选择的结果。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金融监管环境，甚至还可以说在同一国家的金融机构内部也有不同的金融发展需求，银行保险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方式各异。

三 国外文献综述

银行保险（Bancassurance）的定义多种多样，有学者认为银行保险是一种销售渠道，也有学者认为银行保险是一种经营策略，还有其他学者认为银行保险是一种组织形式或者业务流程。

（一）渠道说

“渠道说”是银行保险发展初期的定义，即运用银行的渠道销售保险（且主要是人寿保险产品）。Dolisa K.Flur认为“Bancassurance is a term for selling of insurance by banks.” 寿险营销与研究协会(Life Insurance Marketing and Research Association, LIMRA)所编著的保险词典中认为银行保险是指“通过银行与建房互助协会下属全资分支机构，而不是保险公司提供寿险服务。”《亚洲的银行保险》报告（世界知名的瑞士再保险公司2002年发表）认为“从最简单的形式看，银行保险就是经由银行销售保单”。《世界金融服务的一体化：前途与问题》（经合组织2000年报告）认为“most commonly refers to banks selling insurance products and usually vice versa”，即“指银行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保险公司销售银行产品。”

（二）产品服务说

产品服务说将银行保险定义为“银行和保险公司联手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以达到服务效率最大化。”Alan Leach在其著作《欧洲银行保险中的问题及2000年发展前景》中提到“银行保险包括传统银行、储蓄银行和建房协会在内的，对保险产品进行制造、营销和分销的服务。”英国保险业把银行保险定义为“银行保险是银行的一种经营方式，即由银行销售通常由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美国学者Dr.Michael D.White认为“由商业银行或者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银行和保险公司交叉持股的机构，经营保险类产品或者交叉营销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任何产品或者服务。①”在德国，银行保险也被认为是由保险公司和银行提供的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或者服务。

（三）经营策略说

经营策略说将银行保险定义为：银行或保险公司采取的与其经营主业相关的商业策略。《银行保险：关于银行业和保险业竞争的调查》中（瑞士再保险公司1992年发表）提到“银行或保险公司采取的旨在金融服务市场以一种或强或弱的一体化方式经营的策略”。慕尼黑再保险集团(Munich Re Group)2001年的报告《实践中的银行保险》认为： Bancassurance is the provision of insurance and bank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rough a common distribution channel and/or to the same client base。即“通过共同的销售渠道，向一批相同顾客提供银行与保险产品或者服务。

四 国内文献综述

银行保险是欧洲金融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概念，在我国出现的历史并不长，但是我国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合作早已开始。商业银行已经成为保险公司发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渠道。

我国台湾学者凌氲宝（1999）所著的《银行保险》认为：银行保险是透过银行将保险产品销售给银行客户。这种观点是基于当时的市场经营背景下所做的，时间发展到现在这个定义已经不能正确的代表银行保险。从产品提供的角度，我国的学者郑伟、孙祁祥认为 “银行保险，又称银保融通，是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达成的一种金融服务一体化的安排，其中，保险公司负责产品的制造，银行负责产品的销售。”还有其他的观点，比如我国学者栾培强认为“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向客户提供保险产品而进入保险领域。银行既可以通过设立自己的保险公司直接销售保险产品(Start-up)，也可以作为保险公司的保险中介人代理销售保险产品，还可以与保险公司建立合资公司(Venture)经营保险产品。”张洪涛则认为“保险公司和银行采用的一种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战略，是将银行和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客户资源的整合与销售渠道的共享，提供与保险有关的金融产品服务，以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五 结论

通过上述三种定义，我们可以发现：经营策略说比起渠道说、产品服务说来说更能全面的反映银行保险的内涵。渠道说还只是停留在对银行保险的表面特征、初期表现的归纳，无法反映银行保险的其他特征：建立销售联盟，合资企业，新建企业等其他高级经营模式，而且还容易使人产生误解：银行保险是保险代理人和经纪人销售外的第三条补充性渠道。产品服务说更注重的是银行保险更深层次的含义：银行和保险联手开发、营销保险产品。此时的这个定义，已经在银行和保险融合的程度上更进一步。银行不再是分销渠道，而是参与保险产品的设计、开发，此时的银保产品具有如下特点：更强针对性和更适合银行销售。这种说法比渠道说更进一步，但还有失偏颇，一个成功的银行保险还包括文化、技术、渠道整合等因素。经营策略说强调银行和保险的结合是双方的策略选择，根据不同的市场条件和制度规则，双方的策略选择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模式。策略选择成功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够有效地实现资源的整合，这就要求双方不仅要整合渠道和产品，还要整合技术、文化等方面，因而经营策略说比起渠道说、产品服务说而言更全面地反映了银行保险的本质属性。

归纳汇总并比较国内外研究对银行保险的定义之后，我们认为，目前国内接受的“银行通过各种方式向客户提供产品而进入保险领域”定义方式，还是很宽泛，未将合作双方和全部内容涵盖其中。一般认为，保险业务可以划分为保险产品的制造环节(manufacturing)和销售环节(distribution)，其中制造环节包括产品设计、承保和理赔，传统意义上只有保险公司才具有制造环节的专业性；而销售环节可以外包或委托其他金融机构来做，并非保险公司的核心技术和竞争力所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银行保险是随着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发生的一系列资金互动、工具复合和业务交叉的“全方位融通”。对此，本文理解的银行保险概念是广义的，特提出如下定义与读者探讨：“作为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以及金融服务融合和创新的产物，银行保险

是指银行或保险公司采取的一种相互融合渗透的战略，是充分利用和协同双方的优势资源，通过共同的销售渠道、为共同的客户群体、提供兼备银行和保险特征的金融产品，以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需求的一种综合化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1]Best’s Review, Property Casualty Edition, June 1996 [2]Harold D.Skipper, International Risk and Insurance: An Enviromental-Managerial Approach, Irwin/McGraw-Hill, 1998, p116 [3]栾培强.西方银行保险的发展及其动因分析，国际金融研究[J]，2000年第8期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篇6

年，民政部印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标志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开始实施。截止到××年底，全国有万人参保，积累基金亿元，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农民的参保人数占应参保人数的比例很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比较缓慢，其中原因很多，除了农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农民的保险意识较差以外，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农村养老保险的软肋

1．制度的整体设计未体现出社会保险的基本特征。社会保险应该同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国家法律的强制性；第二，保险费通常是由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共同负担；第三，以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水平为标准。而现行《方案》因过多地考虑到农民的保险观念不强而强调“自愿性”，资金筹集上坚持“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可以认为，这种保险模式基本不具备社会保险的含义，而是较多地体现出商业保险的特征。

2．制度覆盖面小、共济性差。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决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一般是以区县为单位。但是，这种管理办法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一般而言，保险系统的覆盖面越大，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大。而在一个区县的范围内，一些与保险有关的统计指标的差别很小，这就使养老保险制度的共济性很差。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所必须的不变成本也较为明显地呈现出规模不经济的特征。

3．筹资模式的缺陷。《方案》规定，保险基金的筹集渠道为：“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但在上述三个渠道中，除了对个人缴费规定了具体标准外，其余两个渠道都缺乏硬约束。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普通农民很难享受得到集体补助。而《方案》又没有对国家的责任通过约束性的规范加以具体规定。这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没有稳定的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

4．保障水平设计缺陷。考虑到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费率水平也设计地较低。根据测算，如果按照《方案》设定的最低缴费标准元／月缴纳保险费，年之后，每月可以领取养老金．元，年后，每月可以领取养老金．元，这很难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一项调查表明，大部分参加保险的农民都选择了最低标准缴费。不仅如此，《方案》没有按照国际通行的养老保险测算模式进行保险费和养老待遇的设计，养老金一经领取终身不变，使《方案》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快速变化。

——农村养老保险的破局之道

5．制度的设计应与国家的农业政策相适应。国际经验证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与国家一定时期所实施的农业政策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农业政策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一是鼓励离农政策。为了达到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目的，日本政府通过建立土地经营权转让养老金的制度，鼓励农民离开土地。二是返农政策。世纪年代以后，由于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其农业政策也转变为“鼓励返农”，土地权益转让养老金便被取消。近年来，我国的“三农”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又是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只有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才能消除离开土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只有与国家的农业政策相配合，才能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6．坚持“强制投保为主、自愿投保为辅”的原则。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保险的强制性特征，凡达到全国农村平均收入水平以上的农民必须投保；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收入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贫困线以上者鼓励投保。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可以按人群和地区分类、分步进行。首先在农村的不同人群中分类推进，如乡镇企业职工和民办教师，强制其必须参加保险；其次在较为富裕的地区，一方面要加大政府资金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也要逐步强制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然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

7．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土地保障相结合，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衔接的政策。现阶段，农村的土地养老和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着许多挑战，需要政府为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弥补传统养老方式的不足。根据农村的具体情况，应建立农民土地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位一体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与城镇职工不同，农民有土地保障，尽管保障功能已经弱化，因此社会养老保险只应是补偿土地保障功能的不足，而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又成为保障农村老年人口最后的一道生活保障线。

日本养老设施制度演变史 篇7

在日本的社会福利设施中, 1950年才出现专门面向老年人的养老设施, 在此之前都是混合式的。1963年, 日本颁布的老人福祉法规定, 养老设施分为4类:养护老人之家、特别养护之家、低收费老人之家和收费老人之家, 继续细分, 低收费老人之家根据有无伙食还常分为A型和B型。至1989年, 日本才出现了疗养院 (见图1) 。

*单间设计逐渐被制度化

养护老人之家对看护的要求较低, 1973年出现了单间化的指导意见。特别养护老人之家, 对看护要求比较高, 大多采用一室4床和大食堂的平面设计方案。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 伴随着居室的单间化、阶段式空间构成以及单元式设计普遍化, 2002年“小规模生活单元型特别养护老人之家” (全部为单间, 10个左右单间为一个生活单元, 为其提供看护服务) 被制度化。从2005年开始居住费用和伙食费需要个人负担。

*疗养型设施开始普及

1973年老年人医疗免费之后, 面对入院人数的增加和疗养环境的亟待改善, 日本政府于1988年创设“老人保健设施”标准, 并于1992年将“疗养型病床群”制度化。还有一段时期, “环形走廊”这样缺少生活气息的空间设计, 在没有进行有效性验证的情况下, 居然被认为可以用来治疗老年认知症。

*小型化、本地化、住宅化是方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伴随着各种对认知症护理的尝试, 专门以接收痴呆老人为对象的集体之家 (GROUP HOME) 在1997年“登场”了。在这里, 老人既可以享受医院等大型设施带来的便利, 同时还可拥有居家式的生活空间及细致护理。可以说, 小型化、本地化、住宅化是今后老年人居住设施的发展方向。

从福利政策看养老设施的变化

*养老设施趋于住宅模式

日本的住宅政策, 主要是向贫困群体提供公共住房, 且已成为政府提供福利性的基础设施。从福利政策的变迁可以看出:1986年推出提供附加护理服务的Silver Housing房屋、1998年推出“面向高龄者优良住宅租赁”政策, 全都采用了现代住宅的n LDK式, 即1间起居室 (L) 、1间餐厅 (D) 、1间厨房 (K) 、若干间卧室 (n) 的设计方案。

2011年, 通过盘活住宅市场, 向老年人提供带有护理服务的住宅成为一项制度。因为费用的关系, 养老设施貌似正在向住宅模式回归, 作为特殊居所的住宅和养老设施的区别也正变得渐渐模糊。

*小型多机能养老设施被制度化

目前, 为让老年人能在家中养老, 本地护理服务正在得以发展, 基本大方向就是从养老之家养老向居家养老转变。作为家庭福利的补充而发展出来的Short Stay (1978年实施, 相当于小型看护所) 和Day Service (1979年实施, 指无需入住的日间护理) , 在当初都是和特别养护老人之家在一起的,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才可以单独设立。2006年, 同时提供门诊、出诊、暂住、居住功能的小型多功能设施通过制度化被确定下来, 比较固定的模式是由地方政府来提供一块公共空间。

结语

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综述 篇8

关键词：老年人福利；护理保险制度；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老龄少子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日本在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基础上，于2000年4月开始推行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可以说日本老年人福利政策的中心已经转移到护理保险制度上了。

2000年我国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必须尽快构建起老年人福利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日本的老年人福利政策具有一定的先导性，中日两国在民族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又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因此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的经验与教训更容易为中国所接受。

1.日本的老龄化情况和护理保险制度

1.1由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从平均寿命、老年人数量、老龄化速度三点来看，日本可谓世界第一老龄化社会。据厚生劳动省预测，到2020年，1.24亿的总人口中就有3456万是老年人。急速的老龄化使日本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必然使得社会保障给付激增，社会保障面临给付难的困境；而原来的老年人护理制度中，存在医疗和福利分离、服务项目相互重叠等局限性；此外，能够充分接纳老年人的体系尚未建立，根据“能够尊重老年人自立心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这样的观点，还必须解决社会上对老年人的疏远感等问题。

1.2护理保险制度

1.2.1护理保险制度概况

随着少子高龄化、核家庭化以及医疗的进步，进行护理的家人往往也是老年人——“老老护理”问题浮现出来，护理者负担日益沉重，因此出现了“由社会来照顾老年人”的价值观。

护理保险制度是指由政府强制实施的，针对需要护理或援助状态的老年人，收取一定保费，在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和选择的基础上，向他们提供保持尊严的日常生活护理服务的制度。其目的是解决社会性住院、促进居家护理、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日本护理保险的适用人群分为1号参保者（65岁以上）和2号参保者（40-64岁），均为全员强制加入。地方自治体的市、镇、村对参保者是否需要护理进行认定，并对其自立、需支援、需护理度（1-5级）进行判定，根据结果向申请人提供现金偿付或实物偿付。老人在享受护理服务时，须缴纳护理费用的10%，剩余90%的费用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一半，护理保险费承担一半。

1.2.2评价

护理保险制度被认为是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它通过保险运作的方式建立一种由全社会来承担和化解老年人生活风险的机制，标志和日本福利事业水平的提高。

首先，强制性加入提高了覆盖率。护理保险制度要求40岁以上的国民必须加入。这样既可覆盖所有有护理需求的人，又不会增加高风险人的负担。第二，引入竞争机制，带动了市场开发，提高了护理服务质量。使提供护理服务的民间赢利团体间形成良性竞争，促使多元化的服务项目的出现，使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第三，减轻家庭负担，强化家庭关系。日本把居家福利模式作为老年人福利的中心，一方面可以解决老年人护理的现实需要，同时又能把家庭成员从繁重的护理中解放出来，使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得以维系。第四，减轻政府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压力。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使得老年人护理由政府、民间和个人共同承担，从而有效地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第五，体现了享受老年护理保险待遇是国民的一种权力而不是施舍。

不过制度实施后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是居家服务与设施服务之间存在不平衡。在制度实施初期，护理设施利用者的伙食费及水电费都包含在服务利用费用中，居家服务的利用者则必须自己承担这部分开销，由此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公平。二是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护理保险金在日本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收取标准，在提供的护理服务上也同样存在差异。三是护理行业从业人员严重不足。

为保证护理保险制度随着社会的变化持续运行，日本政府在制定制度时规定从实施起每五年对其进行一次修正。

2.带给中国的启示

2.1中国老龄化和老年人福利现状

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水平不断下降，而人口预期寿命增加。2000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降至1.8①，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1.03%，宣告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的老龄化具有基数大、速度快、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层次不相适应、城市与农村老龄化水平差异大的特点。现行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下，很多老年人未被纳入，且社会化养老程度低，养老福利设施及资源严重不足。家庭规模缩小给家庭养老造成很大压力，再加上我国老年护理费用的不断攀升，一种新型老年人护理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2.2与日本的异同

中日是一水相隔的邻邦，具有相似的人口背景：以传统家庭为主体的护理思想比较牢固；面对女性就业率上升，家庭结构缩小等现实，家庭对老人的护理能力明显下降；农村养老问题凸显。此外，巨大的财政压力是两国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但中日两国的差异也不容忽视。

第一，经济实力差异显著。日本是发达国家，去年日本人均GDP为40442美元，是中国的6.1倍。

第二，退休制度不同。日本《高龄者雇佣安定法》保证有工作意愿与能力的人员被雇佣到65岁。我国的退休政策规定退休年龄女职工为50岁，干部55岁，男性60岁。过早退休限制了我国老年人的经济承受能力。

第三，城乡发展情况不同。中国是农业人口大国，城乡收入差别很大。而日本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城市化，缩小了城乡差别。

第四，社会保障发展水平不同。日本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构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相对完善，而我国的社会保障起步较晚，虽然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体系，但保障水平低，覆盖面仍需拓宽。

第五，财政投入力度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仅占中央财政的20%左右，且缺乏立法约束。

2.3政策建议

中国未来需要逐步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一个日臻完善的老年护理保障体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护、老有所助”的社会的发展目标。参照日本的经验教训，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针对现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逐步将老年人护理保险制度的设计和建立提上议事日程；同时加大财政投入，完善相关立法，加强配套措施。

第二，坚持连续渐进式推进护理保险制度。由于老年护理的复杂性与广泛性，老年护理保险需要从点到面不断探索，稳步进行，从政府、社会、个人的承受能力出发，确定各自承担的合理支付比例。

第三，注重服务主体（地方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和商业性组织）的自主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建立多元的护理保险体系，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要。

第四，转变养老观念，促使人们意识到随着家庭结构的改变，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这一现实。

第五，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目前我国的护理行业还停留在老人的基本需要方面，而精神文化生活和心理健康等需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忽视。要提升老年护理品质，实现人性化、个性化得护理，专业人才必不可少。

必须注意的是，中日两国的国情存在着很大差别，搬照抄日本现有制度并不可取，必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解决之道。（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注释：

①总和生育率（TFR）是指假设妇女按某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要求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

参考文献：

[1]高子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日本护理保险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2009.

水库移民地区养老保险制度和研究 篇9

一、秭归县移民的基本概况及移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现状

作为三峡工程移民第一县，秭归县全县淹没9个乡镇、71个村、7个居委会，淹没房屋面积277万m2，农田和果园3.04万亩，工矿企业146家，截至，全县已累计完成移民搬迁91810人，其中坝区移民2176人，库区农村移民41037人，动态移民达10万之众。其中老年人2万多人，参加养老保险的800多人。

秭归县从1994年就开始组织三峡后靠式移民参加养老保险。采取上月投保下月开始领取，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每月领65元养老金，59周岁以下的每月领60元养老金。从4月起，秭归县政府又出台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三峡库区养老保险安置移民安置费标准的通知》，对原投保的移民适当增加养老保险金，对健在的每人增加3000元，对已故的每人增加1500元，将原每月领取的60元和65元的标准提高到每月90元。此后秭归县政府相继出台了《秭归县坝区移民社会保障办法》和《县政府办公室关于村(居委会)干部参加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通知》，对坝区移民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以及库区农村移民中离任村干部、清退民办教师和机关事业单位临时工、离岗乡镇企业人员等群体，参加养老保险实行优惠政策。秭归县养老保险制度在前进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库区移民初步实现了老有所养的目标。此外秭归县政府还开展了一些针对移民中老、弱、病、残人员以及贫困人员的社会救助工作，并逐步探索将其纳入现有的养老保险体系中。通过调查秭归县库区移民参加养老保险有以下特点：

针对移民中的不同群体实行多元的参保模式。据悉秭归县尚未建立针对库区移民的统一养老保障模式，而是对目前国家实行的养老保险模式与移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具体化操作，主要有三种形式：

(1)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移民群体中有固定工作的移民，如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与。

(2)参加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移民中属于离任村干部、民办教师、自谋职业等特殊群体均可参加。

(3)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参加的群体主要是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移民群体。

二、移民的人口结构直接对养老保险的开展造成影响。

(1)年龄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延长了居民人均寿命，居民的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这对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有很大影响。据了解，在20世纪90年代初，参保的在职职工与离退休职工的比例是5.4∶1，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升到4∶1，而到这一比例为3.06∶1。通过本次实践调查也显示，在秭归县库区移民参加养老保险中，其基本的趋势大致是，越是年龄大的年龄组，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就越高，养老保险的参保率随年龄的降低有递减的趋势。这意味着一旦养老基金在投资的过程中，不能实现保值增值，养老资金得不到有效保障，就会直接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及作用的发挥。

(2)学历结构。据调查数据显示，秭归县库区移民的学历越高，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越大，学历的高低直接影响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学历高的移民越倾向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这表明，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强在移民中参加养老保险的宣传和教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由于各种参保模式的保障水平不同，影响了移民的参保选择，破坏了社会保障的公平性。

三、移民对参加养老保险更希望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从“你认为哪种组织对养老保险的建设作用最大”有74.6%的人选择政府，以及移民获得养老保险的信息途径上看有68%的人选择政府提供信息，可以看出政府始终是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主导者，而且大部分移民对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持肯定态度。由于移民是弱势群体，其他社会组织又无力承担这种无限责任，依靠政府成为必然的选择。

四、秭归县库区移民养老保障工作已取得的成就

面对艰巨的移民工作任务，秭归县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坚持以人为本，从移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解决移民普遍担心的养老问题，在财力承受的范围内，组织各职能部门配合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取得了一些成绩。

1、建立了以社会救助为主，辅之养老保险建设的社会保障体系。自三峡工程移民开始，秭归县政府就大力开展对移民中基本生活困难的贫困户的排查、甄别工作，将其放在移民工作的重要位置，对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给予1000元/年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以及库区农村老人每人50元/月，实行二十年的生活保障补助。此外对符合条件的农村移民户实行五保。秭归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国家政策的调整为库区移民特别是农村移民中的空巢老人或独居老人、病残老人实行免费参加养老保险，为最弱势的老年人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秭归县还为坝区2800多名中老年移民建立由国家出资一次性补助19200元/人的养老保险。①秭归县政府从自身财力出发，为移民建立了较低水平的生活保障，认识到了只有消除移民的养老担忧，才能转变移民以土地保障、家庭保障的养老观念，促进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又不侵害移民已有的利益。

2、完善养老保险制度，降低了参保“门槛”。以前因政府财力有限，一些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过贡献的移民，受经济水平的限制没能参加养老保险，随着近年秭归县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出台了《秭归县村干部民办教师等参加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对农村过去离任村干部、清退民办教师和机关事业单位临时工、离岗乡镇企业人员等群体，根据不同群体参保能力的不同，实行灵活的收费标准，满足了这类群体的参保需求，扩大了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截至6月符合参保条件的上述群体，已有近5000人踊跃登记参保，其8000余万元基本养老保险费全部缴费入库。这一举措，既惠及了农村各类群体，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又做大做强了社会保险。

3、创新服务体系，提高了办事效率。秭归县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转变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大兴人性化服务，大讲办事质量和效率。开展多种形式的党群交流活动，现场为他们释疑解惑;还深入到企业、社区和乡镇，了解基层群众的困难，帮助排忧解难;甚至服务上门，在参保者家门口实施社会保险“一站式”办结;把社会保险知识和政策送进培训课堂，提高企业法人及其职工参保意识和自我维权意识;优化服务流程，企业社会保险参保登记由法定的十个工作日办结缩减到一个工作日办结。这些，简化了办事流程，提高了服务水平，极大地促进了群众的参保热情，受到群众的拥护。

4、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创新了宣传方式。秭归县专门组织人员到移民安置地进行面对面的政策讲解和宣传，还通过广播、互联网、咨询服务、印发宣传手册和各种会议等形式，制作了移民生活的专题片，组建巴山舞、龙舟队等举措广泛宣传养老保险政策。①在调查中有90.6%的移民知道或了解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说明秭归县建立的从城镇到农村的宣传体系和宣传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五、秭归县移民养老保险建设需要完善的几个方面

1、养老保险体系缺少科学统一的建设规划。经调查，目前秭归县尚未建立针对移民的统一养老保险体系，也未出台相关的政策规划，只是将移民的养老保险纳入现有的三种模式中，这不仅造成移民转移关系的困难，而且因各种参保模式标准不统一，缴费水平和享受的权益有较大差别，使不同的移民群体间，在参加养老保险上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不对等，在移民中产生不平衡心理，阻碍了养老保险工作的开展。

2、政府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在调查中高达81.3%的移民担心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在问及政府对移民养老的工作中，只有17.3%感到满意，32%感到不满，41.3%的移民希望改进政府的工作，库区移民特别是农村移民养老保险参保率明显低于其他群体。这反映了移民有强烈的参加养老保险的诉求，对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同时，从客观上要求政府的移民工作不能只偏重于暂时的移民安定，而要将移民这一弱势群体的长远利益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不能变成工作上的形式化，而要注重实效，加大在移民养老保险工作上的资金投入、人力投入，做到主动发现问题，推进养老保险事业向效能化、实惠化方向发展。

3、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缺乏资金保障。据调查目前移民的收入，虽然与本县农村居民相比较高，但要正确对待当前移民的收入水平。据年报资料显示，当前移民收入中有12.6%来源于转移性收入，如土地补偿费，后期扶持费等，这种高比例的转移性收入掩盖了收入中生产性收入不足的矛盾，随着移民工作的完成，转移性收入的丧失，有可能会造成移民收入的急剧下降，而不愿参保甚至退保等。这就给养老保险的建设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资金上的难题，只靠国家财政和本地财力支持及参保移民的缴费收入难以保障资金的充足，在如何促进多元化筹资方式，让三峡工程的受益方参与移民的养老保险建设当中来还需探索。

4、法律规章制度不完善。国家尚未制定有关水库移民、被征地移民等群体的社会保障法律，秭归县虽已出台一些政策如《秭归县坝区移民社会保障办法》等政策，但也只是针对部分移民群体，造成立法上的缺失。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政府权责不明确，各部门容易出现互相推诿现象，移民的权益缺少法律保障。

5、政府管理机制不灵活，监管不到位。统一管理是提高效率的保障，移民参加养老保险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却没有统一的议事协调机构，移民办理程序烦琐，业务流程中存在内外循环脱节和信息化功能建设滞后，数据库质量不高的弊端，给政府管理带来不便。相关机构队伍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给移民参加养老保险带来道德上的风险，在监管的过程中监而不管，管的不彻底的现象时有存在，使政策的执行大打折扣。

六、强化移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方法

1、探索新路径，尝试“产权换保障”的思路。在移民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中资金来源始终是个重要内容。不管何种移民类型，移民都要将自己的资产如土地、房屋、经济作物等有形无形的财产通过交易的形式进行置换，如果能参照现代股份制企业的形式，将移民手中部分产权作为股份以集体的形式入股水利工程开发的相关公司，以股权收益作为资金为移民集体办理养老保险。既能提高移民搬迁的积极性，减少搬迁阻力，降低移民安置成本，为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扫除部分障碍，又能使移民有了稳固的生活保障，有利于移民安置地区的社会安定。

2、整合内外资源，建立统一的移民养老保险体系。对秭归县现有的各种资源和国家有关移民方面的支持进行整合，根据实际情况出台政策，建立缴费水平较低、保障水平适中、覆盖全体移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实现移民群体内的保障水平的横向平等。减少移民的不满情绪，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3、强化人才建设，打造一支有优良工作作风的机构队伍。要提高政府对移民养老保险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建立一支自身素质高、办事效率高、服务态度好的社会保障工作队伍，开展定期的教育和培训，实行有效的奖惩机制，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主动吸收专家、群众的合理建议，以此作为社会保障人才建设的有效补充。

4、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为移民养老保险建设提供法律支撑。现代是法制时代，没有法律依据就难以有效推进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完善管理和监督政策，防止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而让非受益人群得利。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有移民职工的工矿企业主动为职工办理养老保险。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政府、个人、集体的权责关系，理顺有关职能部门的内部关系，加强沟通，做到事事有人管，惩罚政府人员中对工作不负责，不认真解决移民有关养老的问题。

5、理顺管理体制，加大监管力度。对现有管理体制进行改造，让公众参与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建立新型的经办模式，再造服务流程，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着眼长效机制，优化服务平台建设，完善网上办事服务体系。在政府内部发挥人大对政策执行的监督、审计对养老保险资金的收入和支出的监管作用，同时用好社会舆论和群众对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让政策在阳光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