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共12篇）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篇1

现代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二战”前经历了70余年的萌动阶段, 直到战后才真正步入确立和发展时期, 经过60余年的建设和发展, 日本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复杂和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两者齐头并进, 相辅相成。从人均寿命的提高上来看, 日本男女的人均预期寿命分别从1947年的50岁和54岁大幅增加到1995年的76.4岁和82.8岁, 可见其为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代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背景。本文将分五个阶段 (为了文章层次推进, 将改革阶段拆分为三个具体阶段) 来具体展现不同时期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萌动时期 (1868~1945年)

日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在此之前的酝酿过程被称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萌动时期”。从明治维新起,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个过程持续了70余年。在日本近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过程中, 日本垄断资本主义急速发展并逐渐走上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 军事独裁资本主义色彩浓重。

在明治维新打开日本近代史大门之后, 随着资本原始积累进程的不断推进, 土地不断集中于大地主手中, 大量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力供给者。面对生存环境的恶化, 农民运动不断出现。为了维护统治, 明治政府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 限制民众政治活动;一方面采取温和政策, 救灾济贫。在此背景下, 明治政府于1874年颁布《恤救规则》, 明确了国家对于救贫的责任, 但因当局完全出于政治目的, 规定的救济条件苛刻, 救济对象过于狭窄, 救济水平过低, 现实作用不大。

自从20世纪初日本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 失业人口的剧增和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动带来的贫困问题, 使得日本社会再一次出现剧烈动荡和不安, 日本政府特此设置“社会事业调查会”。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路线的确定, 国内外战争不断, 战争规模也越来越大。政府一方面为了满足战争对人力资源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为了医治战争对引起的社会问题, 维护统治, 根据调查会1929年制定的《救护法》草案, 议会审议通过《救护法》。经过民众两年多的努力, 终于步入《救护法》时期, 结束了历时58年的《恤救规则》时代。救济费用由基层政府负担, 国库给予适当补贴, 救济对象和救济种类增加了医疗、生育和小本生意救助等。但是, 出于政治目的考虑, 还是规定对于那些违抗法令、煽动社会运动的人不予救助, 体现出战时体制下对民众自由进行严格控制的特征。20世纪初, 日本还颁布法律对矿工、工场和船员等对国家有特殊意义的行业进行劳动灾害补偿, 但大多保险范围狭小, 保险水准低下, 存在很大的局限性。1937年, 日本政府又颁布了支撑日本军国主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军事扶助法》, 以解决战争带来的社会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 日本实施的其他较有代表性的保险制度有:20世纪20年代的《健康保险法》、30年代的《国民健康保险法》和40年代的《劳动者年金保险法》。

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阶段 (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根据联合国协议, 美军进驻日本, 协助日本推行社会民主主义建设。1945年, 美国占领军司令部颁布了《关于发展救济和福利的计划》, 方案中确立了“没有等级差别, 人人平等”的民主原则。日本不得不依照其建议先后在1946年、1948年和1949年颁布《生活保护法》、《儿童福利法》和《残疾人福利法》, 开启了日本从战时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救贫体制向近代民主的社会保障制度转换的大门。这一时期的日本明显受到西方福利国家思潮的影响, 在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情况下, 凭借高效的集权措施, 走大福利的道路。

1. 社会救助的确立、规范以及发展

在美国的压力下, 1946年5月日本颁布《生活保护法》, 实行民主化原则, 不管救助对象是否具备劳动能力以及劳动对象的身份如何, 只要其生活水准低于最低保障线, 国家就应予以救助。1950年, 根据实际出现的问题, 又对《生活保护法》做出全面修改, 明确指出其目的在于保护国民的生存权, 并将生存权的内容实质化和具体化, 同时在操作方面实现责任分担明确, 实施范围具体。关于社会救助方面的规范不仅为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也为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直至世纪70年代前期, 日本经济实现快速发展, 社会救助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并发生着改变。为了追求人权意识上的公平和公正, 在社会救助制度中应景地导入根据物价浮动和生活水准变动, 随时调整救助标准以及对特别对象采取特别措施的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 工薪阶层的壮大, 国民整体的收入水平上升, 日本对社会救助的投入虽然大幅度增长, 但其所占社会保障的比例却在减少, 因此出现对社会救助投入减少的现象。

2. 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

“一般来说, 社会福利制度指国家为促进人类幸福, 疗救社会病态的规范的社会行为, 狭义的社会福利制度仅指为帮助特殊的社会群体, 疗救社会病态而提供的各种福利服务。”日本这一时期的社会福利还停留在狭义的社会福利层面, 其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经过了福利三法和福利六法两个阶段。福利三法, 指的是战后相继颁布的《儿童福利法》、《残疾人福利法》和《社会福利事业法》。其中, 《社会福利事业法》的颁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对社会福利事业给予了法定地位, 结束了社会福利领域公私责任混淆的状况, 表明日本的社会保障正在向民主化和科学化方向转换。20世纪60年代以后,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扩大了社会福利的援助范围, 因此在专业化和体系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相继出台了《精神薄弱者福利法》、《老人福利法》和《母子福利法》, 与之前的三法一同构成了福利六法, 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社会福利法体系。社会福利的发展规律与社会救助呈相反趋势, 社会福利占整个社会保障的比例逐年升高, 并逐渐从社会保障的框架中脱离出来, 形成独自发展的体系。

随着福利事业的发展, 并受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 社会福利设施的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1971年5月国会通过了《儿童津贴法》, 标志着日本已经顺利完成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任务。

3. 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经济形势的凋零直接导致失业者的急剧增加, 日本遂以解决失业贫困问题为重建日本的突破口。1946年, 官、财、学三方代表组成调查会以全体国民为对象进行失业问题的调查, 倡导失业保险制度作为一项主要社会政策由国家直接运作。直至1947年11月《失业保险法》正式颁布实施。实施翌年, 通过采取强制性措施, 普及率迅速上升到100%, 其运行基本进入轨道。1949年5月对《失业保险法》进行第一次修改, 适用范围扩大, 不仅包括了正式雇佣者, 还包括女工、临时工等,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失业保险体系。

1946年颁布的日本新宪法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和劳动保护的原则, 促进了劳动灾害保险法律的发展。1947年颁布了《劳动标准法》和《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 将有关劳动灾害保险的内容统一到劳动灾害保险制度中, 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劳动灾害补偿保险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 日本政府对上述两法进行了重大修改, 从强调企业主对劳动灾害进行补偿的责任向强调国家的责任转变。此外, 还有《船员保险法》、《国家公务员灾害补偿法》和《地方公务员灾害补偿法》, 配合主要面向工矿企业就业者的《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 一共可以覆盖3308万人。

在医疗保险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医疗保险制度因战争失败陷入瘫痪。战后,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医疗保险赤字急剧增长的趋势。扩大保险覆盖对象、重建以全民保险为目标的医疗保障体制成为当时国力条件下解决赤字问题唯一有效的方法。1958年, 日本颁布新《国民健康保险法》, 并于翌年实施, 以改善农民以及小手工业者等的医疗保障条件为宗旨。1961年, 开始着手创建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体系, 把未加入健康保险的低收入阶层和贫困人口纳入健康保险网, 初期这个体系分为被雇佣者医疗保险和国民健康医疗保险两大块, 后者以农民、家庭主妇、个体工商业者等非被雇佣为对象的一种地域型保险模式, 而前者则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职域型保险模式。对那些没有能力缴纳保险金的人, 则以医疗救助制度予以解决。经过全力推动, 1961年两大保险参加率达100%, 率先实现全民健康保险的目标。1972年, 为了解决70岁以上老人使用医疗保险费用比例较高和引起代际、健康保险组织之间的矛盾问题, 确立了专门的老人保健制度。健康保险实现全民覆盖后, 为不断推进医疗保险的公平化和平等化, 日本政府从1961年开始到1966年分三个阶段实现对所有国民一律实行7∶3的费用负担比例。随着老年人平均寿命的延长, 老人医疗费用高涨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最终促成了老人 (65~70岁患病卧床和70岁以上的老人) 公费医疗的形成。

在养老保险方面, 战前日本养老保险已形成两大体系, 即以政府职员为主体的恩给、共济组合制度和以工矿企业劳工为主体的厚生年金制度。应战时劳动力资源需求而建立于中日战争期间的厚生养老保险制度因战争失败而搁浅, 战后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使其推行更加困难。随着经济发展, 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最终被提上议事日程。随着1954年新《厚生年金保险法》的颁布, 日本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修正和重建工作得以展开。1958年重新修订《国家公务员法》, 彻底取消恩给制度, 对国家公务员实施统一的共济组合养老保险制度。除了公务员共济组合养老保险之外, 还兴起诸如公共企事业共济、私学共济和市町村职员共济组合等其他行业共济组合, 这种模式被称为“行业分立型”养老保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日本企业在整合劳动者阶层方面曾发挥着巨大作用。各个企业为了稳定在职职工, 设立了企业内部的退职金制度, 职工对退职金的重视不亚于对养老保险的重视。“企业社会”与“家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福利国家”的角色, 也可以说是企业帮助政府用相对较少的成本确保了国民的福利和社会的稳定。“企业社会”的形成与特定的雇佣形态、家庭结构和劳动者意识有关, 是时代的产物。随着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和就业意识的变化, 被“企业社会”析出的人员很快被包括在国民年金制度中。《国民年金法案》在1959年获得国会通过并于该年4月颁布实施, 在1961年正式得到实施。国民年金以非被雇佣者为对象, 与船员保险、厚生年金和各种共济组合共同组成了现代日本的公共年金制度。为了向全民皆年金努力, 日本政府采取各种过渡性措施以及财政补充制度, 在短时间内促成国民年金构成比例处于较高状态。到1975年, 日本的全民养老保险制度趋于完善, 构成比例是国民年金59%, 厚生年金22%, 其他各种共济组合为17%。

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反思阶段 (20世纪70年代后期)

随着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以及保障水平的提高, 日本政府于1972年发行的《经济白皮书》冠以“建设新的福利社会”的标题, 对外宣布日本进入“福利元年”。然而, 在1973年爆发世界性石油危机后, 繁荣的日本经济遭受巨大冲击, 高速增长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日本先期追随的西方福利国家的大福利道路, 对国家经济发展依赖程度很深, 因此在经济遭受重创以后, 1974年出现了对1972年设想的“全民福利的社会方案”进行修改的意见。1975年以后, 日本各界出现对“高福利、高负担的福利国家模式”, “优先发展社会保障的方针”, “高度集权的福利行政”等进行批判的思潮。在此思潮中逐渐形成“日本型福利社会”的构想。1975年8月, 当政的三木首相发表了《人生设计》, 强调“国民的福利需要个人、家庭、社区的共同努力, 特别需要发扬相互扶助的精神, 不可将发展社会福利的责任推脱于政府”, 三木首相的方案使日本型社会福利的构想更加清晰。1986年在日本政府发布的《厚生白皮书》中, 提出了“自助、互助、公助”福利社会的三重构造理论, 强调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 个人的自立和自助是最基本的原则, 在此基础上是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互助, 政府的责任是对上述自助以及互助提供必要的援助和创造发展的环境。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

根据当时人口学家的预测, 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老龄化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因此, 80年代的改革突破口被设定在老人的社会保障上。面临社会保障制度财务压力的加大和社会经济形势的转变, 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妥协态度, 展开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

1. 医疗保险方面的改革

20世纪80年代, 老人公费医疗制度加剧了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集中表现在老人医疗费用的膨胀上。1982年7月日本出台相关的《老人保健法》, 主要目的是将老人的医疗和保健从一般人的健康保险体系中剥离出来, 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老人的健康保险在按照保险的基本原则运作之外, 又附加国家对老人的医疗保障部分, 由国家和地方财政负担。关于患病老人的医疗部分, 对医疗费用的补贴规定了一个上限, 废止老人免费医疗制度, 医疗费用由政府和保险机构按照3∶7的比例分摊。《老人保健法》实施之后, 老人医疗费用膨胀的问题得到了控制。1986年, 为解决制度之间以及老人之间存在的受益和负担不平等的问题, 又对《老人保健法》进行修改。同时, 为了节约医疗资源, 提出了创建老人保健设施的设想。老人保健设施主要是对在医疗机构完成治疗的老人, 提供身体康复和生活机能康复训练, 使他们尽快恢复到能够生活自理的程度。在全民医疗保险领域, 日本于1984年对《健康保险法》进行大幅度修改, 以降低被雇佣者医疗费用承担的比例为重点, 并促进医疗保险的一元化管理。1985年修改《医疗法》, 对医疗服务体系进行整改规范。1987年公布《国立医疗设施再整编特别措施法》, 重新配置民间医疗资源, 加强政府的宏观把控能力, 提高整个医疗服务的水准和质量。

2. 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随着年金制度的成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 以及劳动者年龄的变化, 养老保险出现参保人数减少而受益人数增加的不可持续发展局面, 养老保险的收入和支出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空当。此外, 由分立型年金制度而引起的不公平问题逐渐引起各界重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缩小分立型养老保险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差距, 对所有老人最基本生活进行保障, 1985年对《国民年金法》进行大幅度修改, 导入基础年金制度, 使国民年金的覆盖对象扩大到全体国民, 稳定公共年金制度的根基。在后期的改革中还强制学生加入国民年金, 并规定国家财政集中负担基础年金。然而, 80年代中后期的调整只是对原有养老保险制度在老龄化背景下做出的修改, 并没有过多触及日本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3. 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1986年, 日本政府推出了《长寿社会对策大纲》, 作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对长寿社会发展政策的方针。1988年, 厚生省和劳动省联名发出《为实现长寿、福祉社会的对策的基本方针与目标》, 重点强调发展社区福利和居家福利, 提出在2000年, 实现护理员5万人的计划, 重点发展居家福利。1989年12月, 日本政府公布了《发展老人保健福利事业的10年战略规划》, 计划投资6兆亿日元, 建成保健、医疗、福利一条龙的配套体系。伴随着对医疗保障体制进行的改革, 1984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社会福利医疗事业团法》, 改善医疗设施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的组织管理, 提高业务管理的效率化和公平化。在社会福利体系方面, 日本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福利八法时代”。1989年, 为了加快改革的步伐, 日本政府对有关社会福利的八个法律再一次进行了综合调整和修正。

五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性改革阶段 (1990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初期, 养老保险金的支付超过社会保障总费用的50%, 是医疗保险、老人福利、公共扶助和雇佣保险等的总和。老龄化造成的养老保险的膨胀加剧了代际矛盾, 致使中青年阶层出现拒缴或者滞缴保险金的现象。因此, 20世纪90年代以后, 日本社会保障面临的形势有所升级。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改革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从1990~1998年, 这一时期对社会保障制度展开了全面的调整, 为向新的保障模式转化清除障碍;第二个发展阶段是1998年到现在, 对社会保障的基础结构“动手术”, 为建设持续发展型的21世纪社会保障奠定基础。

为了应付生育率急剧下降, 日本于1994年制定《天使计划》;1995年制定《障害者福利发展规划》, 把制定残疾者福利发展规划作为地方政府的一项职责加以规定;并对社会福利的八法进行重新修订, 强调相互之间的协调性和互补性。接下来的改革是“以推行护理保险制度为突破口、以改革养老保险”为动力开展起来的。1998年自民党、自由党、公民党通过协议, 决定从2000年4月1日起在全国同时推行护理保险制度。1999年12月在国会通过《护理保险法》法案, 并决定立即实行。护理保险制度是与国民医疗保险、公共年金制度具有同样性质的公共保险。护理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结构性改革的一把钥匙, 被寄予厚望, 为推动其施行, 政府不惜给予财政补贴。然而, 护理保险制度的前景如何至今还是一个疑问。在养老保险的改革方面:为改善公共年金基金的运营状况, “年金基金经营基金会”正式代替原来的年金福利事业团投入使用;在解决国民养老金空洞化、社会保障财源问题和代际负担不公平等问题方面, 政府改革机构设计了征收消费税作为社会福利税的方案;加大政府对基础年金负担的比例, 以期挽救国民对国家养老保险的信心;扩大征缴范围, 将养老保险的起付年龄分12年, 由原来的60岁过渡到65岁。

六结束语

本文通过使用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从相关的社会背景出发, 分阶段分析了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各组成部分, 论述过程详略有别, 致力于发掘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沿革的内在规律, 试图展现一个有机的、相对全面的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程。

摘要：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在日本经济发展及国民生活质量提升方面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然而, 随着当今经济社会形势的转变和老龄化时代的来临,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尤其是养老保障制度面临巨大冲击, 就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当局做出了不懈努力。纵观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程, 经历了70余年的萌芽、30年左右的构建和20余年 (本文材料截至2000年) 的改革三个大阶段, 而每个阶段的推进都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 也是不断应对经济社会形势挑战的成果。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萌动,构建,老龄化,改革

参考文献

[1]吴昊.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J].人口学刊, 1999 (1)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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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沈洁.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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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济企画厅.昭和50年代前期经济计划[R].大藏省, 1976:28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篇2

浅谈日本印鉴证明制度

中正地政所主任 陈芳茂 壹、缘起

近十几年，台湾地区因工商发达，社会经济快速成长，土地利用价值也大幅提升，都市土地地价不断上涨，真可谓寸土寸金，在此情况下也产生一些不法之徒利用伪造或高科技电子化技术，伪造一些假身分证及印鉴证明，来欺瞒地政士或地政事务所的审查人员，进而达到不法登记之目的，遂造成许许多多的不动产司法纠纷或赔偿问题。因此内政部户政司自七十九年起即规划户政事务所停办印鉴登记及核发印鉴证明工作，期间虽也多次邀集相关机关研商协调使用印鉴证明之替代方案，并以行政程序法第一七四条之一规定：「本法施行前，行政机关依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七条订定之命令，须以法律规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权依据者，应于本法施行后二年内，以法律规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权依据后修正式订定，逾期失效。」为尚方宝剑，并发布自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不再核发印鉴证明，致使地政机关、地政士及一般百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虽然内政部业于九十二年七月一日将停止核发印鉴证明之命令又再度收回。惟印鉴证明之废除在内政部已为既定政策，且目前全世界有使用印鉴证明者只有日本、韩国、台湾三地，而台湾又承袭日本印鉴证明制度，遂引发中华民国地政士公会全国联合会此次考察日本司法书士会连合会，并为日后欲取消印鉴证明之配套措施做准备。贰、日本印鉴证明制度的发展

一、印鉴证明制度的沿革：

明治四年（公元一八七一年）太政官（等于现在内阁）布告第四五六号「诸品买卖交易心得方定书」中，首次将印鉴证明制度列入书面制度。

明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八年）根据太政官布告第三十二号达府县官职改定「户长职务的概要」，印鉴证明制度交由市町村处理办理。（约台湾的乡镇区公所）

明治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八八年）依照市制町村制的公布，印鉴证明制度正式成为市町村的承办事务。

昭和二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七年）移交与地方自治法。

自治省在昭和四十九年︵内元一九七四年）策立「印鉴登录证明事务处理要点」。

二、印鉴证明制度法令依据

在日本印鉴证明的核发也没有特别的法律定订之，仅在昭和四十九年策立「印鉴登绿证明事平务处理要点﹂做为各自治省引用核发印鉴证明的依据。︻详后附要点中文版︼

日本总务省︵当时的自治省︶为了消除市区町村之间制度的纷乱不统一。」册立前述的通知公文，「印鉴登录证明事务处理要点」。在此公文之中记载了关于印鉴的登录以及证明之相关事务的基准要点，而这些要点皆于各个地方政府制定的印鉴条例被加以实行。

三、印鉴证明制度的功能 系为确认：

(１)申请者与本人确为同一人(２)申请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无伪

(３)确认申请书的责任归属

关于印鉴证明的登录，从过去就不动产登记、汽车登录、公证文书制作等国民权利义务发生或变更之场合中被广泛的利用。参、核发印鉴证明书之机关、申请程序及费用：

一、登录资格

(一)得申请印鉴登录者，如下列

基于住民基本台帐法(一九六七年法律第八一号)记录于该市区村之住民基本台帐者。

基于外国人登录法(一九五二年法律第一二五号)登录于该市区村之外国人登录原卡者。

(二)属于下列之人不能申请印鉴之登录

未满十五岁者

禁治产人

二、登录申请

申请印鉴登录，依下列方法办理：

（一)需印鉴申请登录者(以下称「登录申请人」)需亲自携带印鉴章向市区村长申请登录。

（二）登录申请人如因疾病，其它不得已事由，无法亲自办理时，得检附委任书委托代理人申请。

三、登录

（一）市区村长受理申请人或代理人申请印鉴时，除确认申请人为本人且其申请系基于本人之意思外，尚需审查记载于印鉴登录申请书及其它必要登录之事项。

（二）前项系确认印鉴登录之事实，以书面邮寄照会其它市区村长，据认为方法适当，得将其文件交给登录申请人或代理人之方式行之。

（三）登录申请人亲自携带印鉴申请时，依照如下列文书中之任何一项提示，经市区村长认定该登录申请人为本人该申请系基于本人之意思者，(二)之方法得予省略。

政府发行之证照许可证或身分证明书贴上照片，或是外国人登录证明书。

依据该辖区内既登录印鉴之人保证登录申请人确属本人之书面。(待续)

(续33期)浅谈日本印鉴证明制度

四、登录印鉴

（一）可登录印鉴之数量，限一人一颗。

（二）向市区村长申请印鉴登录玈如系下列之一时，该印鉴则不予登录。

记录或登录著名基本部或外国人登录原卡而其不表明系由姓名性或名或姓名之一部所组合者。

表示职业资格、姓名以外之事项者。

橡胶印，其它为印鉴容易变形者。

印模(盖印章后之印象)之大小容纳一边长度０点八公分之正方形或不能容纳于一边长二点五公分之正方形者。

印模之鲜明难以表现者

其它不适当请登录印鉴者

五、登录事项

（一）必要登录事项

市区村长应具备印鉴登录原卡受理印鉴登录申请，经审查后，除印模外须登录如下列申请人之有关事项

登录号码

登录年月日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别

住所

（二）任意登录事项

市区村长在印鉴登录原卡

（一）项所列事项外，关于印鉴之登录及证明认为必要时得登录其它事项。肆、有关印鉴登录证

一、印鉴登录证

经印鉴登录后，具有左列效力之印鉴登录证（谓既办妥印鉴登录之书面）由市区村长直接发给登录申请人或其代理人。

（一）需申请印鉴登录证明者，不提示印鉴登录证，则不能领受印鉴登录证明书。

（二）需印鉴登录证明书者，市区村长只能发给于持有印鉴登录之申请人

二、记载事项

在印鉴登录证，记载登录号码外，就左列事项得设置记载栏

（一）印鉴登录证明书之发给年月日

（三）印鉴登录证明书之发给份数

三、印鉴登录证之再发给

（一）已印鉴登录者或其代理人，限于下列情形得向所属市区村长(以下称「登录市区村长」)申请再发给印鉴登录证

印鉴登录证有显著污染或损坏时

印鉴登录证之记载栏无空白时

（二）申请印鉴登录证之再发给，必须检附印鉴登录证并以书面为之

（二）市区村长受理申请印鉴登录证之再发给时，需核对印鉴登录证及印鉴登记原卡之登录事项，确认该申请为妥适后直接交与申请人

（三）已印鉴登录者如遗失登录证时，应即向登录之市区村长申报其遗失原因 伍、有关印鉴登录证明书

一、印鉴登录证明书之发给

（一）印鉴登录人或其代理人申请发给印鉴登录证明书时，应以面检附印鉴登录证办理

（二）市区村长受理申请印鉴登录证明书时，需核对印鉴登录证以印鉴登录原卡确认该申请为妥适后，发给申请人，并发还印鉴登录证

（三）依第参、二设有记载栏时，于

（二）情形在印鉴登录证内记明印鉴登录证书之发给年月日及发给份数

二、印鉴登录证明书

（一）印鉴登录证明书系登录印鉴者向市区村长申请证明其登录于印鉴登录原卡之印模誊本，并记载下列事项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别

住所

（二）市区村长于作成印鉴登录证明书时需特别讲究使印模之誊本鲜明

（三）发给印鉴登录证明书时，须在其后面记载与印载登录原卡相符之意旨 陆、关于印鉴登录之废止等事项

一、印鉴登录废止之申请

（一）印鉴登录人或其代理人于申请废止印鉴登录时，须检附印鉴登录证并以书面为之

（二）印鉴登录人或其代理人遗失所登录之印鉴时，应即检附印鉴登录证，申请废止该印鉴登录

二、记载事项之变更

（一）印鉴登录人或其代理人，就住所等之登录事项需要变更时，应向登录之市区村长提出申请

（二）市区村长受理前项之申请经审查，或发现原登录事项有变更时，得以职权更正印鉴登录卡

三、印鉴登录之注销

（一）市区村长如果发现辖区内之印鉴登录人迁出、死亡或姓名、姓或名变更（除不必变更既登录印模之情形）其它关系所生必须注销印鉴登录时，得以职权注销该印鉴之登录，就此情形，除迁出或死亡外，关于注销之事由应通知当事人

（二）市区村长受理印鉴登录废止之申请，经审查后注销该印鉴之登录，又受理申请印鉴登录之遗失时亦同 柒、手续费

印鉴之登录或有关证明之手续费，依下列数目为标准征数之

（一）印鉴登录证为五十圆

（二）印鉴登录证明书为七十圆 捌．印鉴证明制度的弊害：

据日本司法书士会连合会与会人士报告，伪造印鉴证明进而办理产权移转登记并不多见，印鉴证明除方便确认身份及当事人真意外，仍有以下的弊害：

（一）伪造印鉴及印鉴证明书

（二）冒充他人办理印鉴登录

以上两项伪造伪办之弊害，虽不常见，但伪造或伪办登录印鉴证明之事件，并无法保证完全可以防止。

玖．废除印鉴证明或配套措施：

来日本考察前据闻日本已有废除印鉴证明之措施，在此会议中特别提出请教，据本次提出印鉴证明制度专题报告人有野久雄先生，特别澄清此乃误传。日本办理印鉴证明并无严重弊害存在，故日本自始至终并无废除印鉴证明之举动或讯息，但日本在平成十三年︵公元二００一年︶四月一日实施以电子认证制度方式试办申请不动产登记，希望藉此制度能满足一定条件的本人以电子署名︵电子证明雷︶，透过因特网方式，以电子证明书︵电子署名︶来取代印鉴证明书，惟此乃双管齐下，完全看个人之意向或需要，而选择申请印鉴证明或电子认证方式来申办不动产登记，而非全面实施电子认证制度︵此制度在日本尚未普及︶，更无废止印鉴证明之事实存在。拾、结 论

电子化政府为世界潮流也是一种趋式，我想任何人都无法抗拒或逃避，废除或取代印鉴证明的替代因应方式成熟时，印鉴证明被废除或取代，恐是全体地政士应有的心理准备及基本认识，按目前各地政机关受理民众申办地政业务为辨其真意，除检附户政机关核发之印鉴证明外，尚有当事人亲自到场申办、登记原因文件经公证认证、至登记机关设置土地登记印鉴卡或由地政十签证等方式，由民众依其方便及需要自行选择对自己较方便有利方式办理外，电子签章方式︵电子认证︶申办恐也是潮流所趋。依九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公布之电子签章法第九条规定：﹁依法令规定应签名或盖章者，经相对人同意，得以电子签章为之。﹂故印鉴证明废除后，如相对人同意，则可以电子签章方式替代印鉴证明，除可辨识当事人身分及真意外，且符合电子化政府推动目标，但实务上仍有一些困难需克服，如依同法第十条规定﹁以数字签草签署电子文件者，应符合下列各款规定，始生前条第一项之效力，一、使用经第十一条核定或第十五条许可之凭证机构依法签发之凭证……。﹂故所使用之凭证应经主管机关核定之凭证力为有效。然而目前凭证化之发展依主管部会有不同之类别，地政业务之电子签证，究依何部会主管机关之规定，或如何办理？尚无具体内容，实有 搰F府部门早日整合推动并作为配套措施之一。但目前不论何种配套措施均是为证明当事人身分及意思表示真意的确认，但台湾地区十七年未换发国民身分证，即冒然废除印鉴证明制度副作用恐怕得来的副作用要比暂时保留印鉴证明制度要多，俟配套措施成熟后，再来取代其功能要较为实际，更何况印鉴证明行之几十年来，其伪造比率占登记案件比率仍属少见，冒然改变人民权利财产交易习惯的印鉴证明制度，在实务上、情感上，留有窒碍难行之处，若俟配套措施成熟后，再废除或取代印鉴证明，可能较易为一般百姓及地政事务所人员、地政士所接纳，推动该政策也就水到渠成。

日本社会的黑金 篇3

在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时，总是根据这个国家的政府部门统计公布的有关数字来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也都是根据政府部门公布的有关经济统计数字来感觉现实的景气或不景气，并决定手中钱财的支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准确及时的有关统计数字，我们的生活规律将会变得紊乱无序，生活方向也往往会因失去参照物而误入歧途。但遗憾的是，当我们想要得到正确的统计数字以便规划好我们自己的生活时，政府方面提供的数据却往往不能准确地反映现时的经济状况。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答案是：地下经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金。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都用尽各种办法，却仍然无法准确地掌握黑金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我们不妨看看日本的情况。政府部门既然无法准确地把握本国的黑金规模，那么就只好通过民间部门的有关推测来了解日本表面经济规模背后的情况。根据日本横滨银行的智囊机构滨银综合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推测，目前整个日本的黑金规模为16兆日元，其中逃税13兆4000亿日元，暴力团体的非法所得2兆1300日元，卖淫嫖娼6800亿日元。按照日本目前国内生产总值(GDP)约495兆日元的表面经济规模来计算的话，日本的黑金规模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3.2%，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这16兆日元的黑金的话，日本经济的规模就要大打折扣。

说到黑金，有一种很轻松的解释，那就是，税务部门还没有掌握或无法掌握的通过地下经济活动所取得的收入。甚至还有一种更惬意的说法，说没有黑金的存在无论哪个国家的经济都必然会出现停滞，甚至崩溃。但这些说法掩盖的一个事实就是黑金对个人生活、社会甚至对国家的稳定都是非常有害的，逃税、毒品交易、赌博、诈骗、卖淫、走私、黑社会，没有一个不在扰乱着正常的经济秩序。

其实日本人也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非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现象见怪不怪、不管不问。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无数的非法滞留者，不会有15万女高中生去搞“援助交际”，也更不会有产值超过汽车行业的“扒金库”和企业热衷的请客送礼。据日本国税厅的推测，单是日本企业的“交际费”一项，每年至少在5兆日元以上。如果再加上政府本身的腐败，比如拿巨额公款在北方四岛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日俄亲善建筑物，再比如外务省百余名官员多年来的挥霍公款奢侈，这也就难怪整个日本的经济会出问题。

一般的说法是，一个国家黑金的规模如果不超过该国GDP的10%的话，似乎还可以放下心来，但在日本泡沫经济时的黑金规模早已远远地超过了这个警戒线。也就是说日本经济早已生病，制定日本经济政策的依据早已消失殆尽，制定出的经济政策也早已失灵，日本政府不得不与非正常的经济活动联手共创日本经济的繁荣。日本的黑金把泡沫经济鼓吹起来后又给捅破了。当然，最后遭殃的还是普通的百姓。

哪个国家都有黑金问题存在。根据人称“富人俱乐部”的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2000年的推算，部分国家的非正常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是：希腊29%、意大利27.8%、西班牙24%、北欧各国17%-20%、德国15.9%、法国14.9%、加拿大16%、英国13%、美国8.8%、澳大利亚8.3%。当然，这些推算并不包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但我们只要想想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说的话：“中国企业的会计实在难做得很!去银行贷款要把资产做大，去税务局缴税要把收入做小，向上级邀功要把利润夸大，私设金库要把利润缩小”，还有朱总理严令企业会计要讲道德不得做假账。我们也不难想象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其实也很有些“泡沫”在内了。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篇4

一、番号制度实行的背景

日本番号制度的实施主要基于以下社会背景:一是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 少子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二是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引发的社会不安;三是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 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为番号制度提供了开发潜能和技术支撑;四是全社会都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国家制度运营的效率和透明度;五是全社会都有保障纳税人合理负担和社会保障费用支付公平性的诉求。

在通用番号制度导入之前, 日本有关国民的番号制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探索实践:1968年, 为提高行政效率, 政府研讨在国家机关推行统一个人代码制度, 因被认为是对全体国民进行总编号而批评之声四起, 这一动意只好放弃。1980年, 为适时把握个人的利息、分红所得信息, 政府对纳税人的编号引入“绿卡”制度, 因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而遭到强烈抵制, 这一做法最终于1985年被废止。1994年为完善超越各自治区域的个人身份认证制度而实施基于居民基本登记网络系统的“居民基卡”制度, 但国民认为这不利于保护个人隐私, 这一制度对番号在用途上作了若干限定。2011年1月民主党政府发表“社会保障与税收通用番号制度基本方针”, 并于同年6月制定了《社会保障与税收番号大纲》。2012年2月, 日本国会通过了《我的番号法案》。至此, 《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方案》得以顺利实施。

二、番号制度基本内容与解读

1. 番号制度欲达成的社会愿景。

把养老金、社会保险和纳税等具有不同用途的番号, 统合为“我的番号 (my number) ”, 以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有效性与透明度, 使社会更加公平公正, 这就是番号制度的社会愿景。

目前, 日本国民的个人信息由税务署、厚生劳动省 (相当于我国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市街村政府等公共机关分散管理。在这种现状下, 很难准确把握并完整呈现同一个人的全面信息。例如有个人叫“斋藤”, 当他进行有关申请, 提示「斉藤」这样的汉字名、而别的行政机关在管理一个笔画多的「齋藤」档案信息时, 就不清楚是不是同一个人。行政机关办事人员之间发生确认作业是件很麻烦的事。养老金记录问题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要切切实实逐一确认。由于面广量大, 处理这类问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并可能产生更高的成本。于是, 使个人信息确认能够准确而且快捷的制度设计便呼之欲出, 这就是《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方案》中的“番号制度”。迄今为止日本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险等领域因为制度通道各异, 所以有各不相同的账号。但在通用番号制度下, 把这些不同的账号用“我的番号”来链接, 将会使医疗、护理、养老金等社会保障领域和在合理扣除、适当征税等税制领域更加透明有效, 并可以此作为构建公平公正社会的基础。

2. 番号制度的设计架构。

番号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结构:一是番号编号;二是信息共享平台;三是番号使用者身份确认。

(1) 番号编号。政府将向每个有居民卡的居民提供一个不会重复的编号 (“我的番号”) 。这个号码包含新近的四项基本信息并可动态管理, 它包括姓名、住所、性别和出生日期。依制度设计, 公司向税务署或市街村政府提供标记职员番号的有关薪酬文件, 并把这个公司职员的番号通过IC卡确认。由此, 使用者 (民) 、公司 (民) 、税务署及市街村政府 (官) 之间即形成“民—民—官”的互通关系, 以确保这一番号透明可视, 并可灵活使用。

(2) 信息共享平台。限于法律规定的事务, 由“我的番号”确定的特定的个人信息将可在多个公共机构之间实现信息共享。据此过去不正确的数据处理, 像类似“斋藤”名字因汉字标记的不同所发生的确认作业方面的繁琐事务即可避免。

(3) 番号使用者身份确认。在利用“我的番号”的时候, 确定使用者真的是“我的番号”的所有者本人是非常重要的。在番号制度中让大家持有搭载IC芯片的IC卡, 在IC卡中, 既有“我的番号”的基本信息, 又有本人的照片信息, 从而保证人卡合一, 万无一失。

3. 番号制度的效果与优势。

(1) 在正确连接与共享个人信息的基础上, 将使社会保障支付工作做得更加体贴入微。在通用番号制度下, 所有日本国民都有专属的“我的番号”, 这个番号可用于养老金、医疗、护理、福利、劳动保险等社会保障领域以及向国家和地方税务机关设定的窗口纳税。政府试图整合并引入记载姓名、住所、“我的番号”等信息的IC卡, 利用它在辖区内办理纳税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事宜, 使用者也可以借助个人使用的网页浏览自己纳税申报信息或社会保障金的支付记录。

通用番号制度的引入, 使公权机关之间信息的共享更加准确快捷, 对每位国民也有诸多好处。如果行政机关办事人员能在“我的番号”平台下达到信息共享, 则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每一位国民的个人信息。从个人的切身感受来看, 番号制度简化了很多向当地自治政府提交各种附加文件的繁琐手续, 国民可以不用特意请假即可向辖区政府机关办理有关申报。现在面向全体国民咨询的社会保障服务, 也会由行政机关通过网络发出通知, 自动收到诸如“可以受理”之类的信息。

(2) 简化行政手续的同时提高医疗和护理服务质量。在医疗方面, 能够确认持续的健康诊断信息和儿童预防接种的履历记录。一旦实现番号制度, 即使在新居住地, 也可以确认以前的信息记录。为使婴幼儿健康诊断做到准确与持续, 我们努力做到早期发现有无虐待儿童的行为。使用“我的番号”, 由于可以持续性地积累医疗信息, 使有预见性地追踪观察病人病情发展成为可能。在确保个人匿名信息的基础上, 如果能二次利用, 对有效积累医疗研究的数据很有价值。

护理方面, 加入护理保险的被保险者, 如果因工作单位或住所等原因在市街村之间有所变动, 也可以确认并阅览当事人在原地的护理信息, 而不需要在诊断书上添加各种行政手续证明。对于抚养需要护理对象的亲人来说, 简化各种手续是显见的好处。把养老金账户、健康保险证和护理保险证等各种机能和信息集中到IC卡一卡通中, 是再好不过的构想。

(3) 提高把握家庭个人所得的准确度, 实现税收的公平负担。例如税务署和市街村政府在其所获取的各种所得信息、家庭抚养信息方面, 可以利用“我的番号”, 进行名目的采集和数据的核实, 以有效防止所得的过少申报和有效确认抚养扣除, 也能防止税收的不当返还, 减少逃税现象的发生。而且把源泉征收与其他相关的法定调查记录结合起来,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所得信息。

在发生灾害时, 通用番号制度也可灵活发挥作用, 列出需要援助者的清单并及时更新, 对受助者本人进行信息确认, 灵活运用受助者就诊和用药等方面的医疗信息, 对他们的生活重建能给予有效的支援, 以发挥其守护民生方面的重要职能。

4.“综合核算制度”从财务上为番号制度护航。

在设计引入番号制度时, 需要慎重斟酌:建立怎样的“综合核算制度”架构, 以设定“我的番号”当事人在医疗、护理、保育和残障等方面由自己负担的合计额的上限?在通用番号制度下, 可以横断面来把握不同领域的信息。这样, 超越不同领域的社会保障, 可以提供一揽子服务, 在酌定家庭总收入之后, 即可设定由自己负担的费用上限。以往的高额医疗费和高额护理费核算制度中, 规定医疗及护理费用由自己负担的部分一年中超过一定数额的部分会由政府返还。通用番号制度下, 在当事人提出申请时过去需要提供的相关附加文件现在可以省略, 甚至是即使达到自己负担的上限额的时候, 也无需垫付, 仍可继续享受医疗及护理服务。此外, 番号制度也可避免漏掉支付或重复支付等问题的发生。实现上述构想, 需要在医疗、护理等信息敏感度高的领域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特别法。

5. 番号制度得到国民支持的关键:

加强个人隐私保护。设立第三方机构, 独立对行政机关和企业进行监视与监督, 当IC卡丢失时, 可及时进行番号变更。番号制度设计的目标是确保国民放心与使用安全, 因此应设立一个具有独立权限的第三方机构, 独立行使相关职能。这一机构可以对相关事项进行事前手续确认和作信息保护评价。第三方机构有权监视行政机关和企业是否认真对待每个人的“我的番号”相关的个人信息, 在哪些事情上使用个人信息, 制度设计是否适当等等。此外, 第三方机构还要努力在分散管理个人信息及个人信息加密方面提高其安全性, 对不正当利用个人信息或故意泄露信息的行为人, 设计制定严格的罚则。

此外, 人们还担心一旦IC卡丢失了怎么办?是否会引发相关的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 当事人应及时与行政机关取得联络, 办理相关变更手续, 以使用新的番号。目前, 正在优化设置“我的入口”个人用网页, 通过这一平台, 能够确认是谁在何时出于何种目的使用了自己的信息。

6. 轻松使用“我的番号”。

在互联网上能够确认与“我的番号”相关的个人信息的是个人用的网页。利用“我的入口”平台, 可以显示上网记录、个人信息确认, 并实现一站式服务和推送式服务。其中上网记录具有对自己本人信息自动记录的功能;本人信息确认是确认行政机关等部门是否拥有本人的相关信息;一站式服务是提供一个通道, 让申请人要经过哪些行政机关, 提供哪些文件, 利用“我的入口”可以一次搞定;在推送式服务中, 本人应怎样支付, 会自动分别收到有关行政机关的通知, 如果没带电脑, 只要持IC卡至行政机关, 即可确认相关事项。“推送型”服务是政府未来公共服务的大方向。

用户可以全天候地从电脑上浏览本人信息, 这有赖于行政机关的推送式服务。自己的信息, 以及能接受怎样的社会保障服务, 这些都可以在家用电脑上随时浏览, 例如养老金、健康保险、护理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险费的缴纳, 还可以很方便地确认在接受医疗、护理、保育等服务时需要支付的费用。即使是明确的纳税申报这样的信息, 也可以通过“我的入口”予以确认, 在向税务署提交纳税申报表时会发挥作用。

目前, 用户如遇有关制度变动, 需要自己去查询。但随着番号制度的导入, 推送式服务的进一步增强, 制度变动通知等有关信息便可以即时获得。

三、从国际比较中审视日本的番号制度

日本番号制度同样借鉴了世界各国的经验。世界上有许多发达国家在实行番号制度, 实施番号制度的国家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关怀型国家 (法国、德国、日本) , 其特点是番号受国家管制, 番号的使用范围有一定限制;福利型国家 (丹麦、芬兰和瑞典) , 其特点是番号受国家管制, 但使用范围较广;管制型国家 (新加坡和韩国) , 其特点是番号受国家管制, 但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移民型国家 (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 其特点是番号实行自主注册, 并且使用范围非常广泛。介于关怀型与福利型之间的国家有英国、荷兰和奥地利。

和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 日本的番号制度不是一种国家对国民实施管理的制度, 而是一种对国民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行政运行效率的制度。我们从上述四种类型的国家中选择四个典型的国家就番号制度的使用年份、导入目的、番号管理机关、行政利用和民间利用状况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条目作一归纳, 具体如下表所示。

日本在对不同类型国家的番号制度进行对比考察之后, 确立了与《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方案》相对应的番号制度。其通用番号的成形, 主要借鉴了美国、瑞典和德国的模式:借鉴德国纳税人ID番号制度, 只是用于税务领域, 以期引入带补助的税收减免, 并能更准确地把握纳税人的所得及税款征收状况;借鉴美国的社会保障番号制度, 主要用于税务领域与社会保障领域, 尤其是在社会保障领域, 其番号既可用于社会保障的现金支付, 又可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信息服务;借鉴瑞典的个人番号制度, 主要用于简化行政手续、整合并加强行政协作、在行政服务的快捷与准确性上更有效率, 以期使电子政府广泛实现“推送型”公共服务。

日本的通用番号制度是在原有纳税人番号制度和社会保障不同项目番号制度的基础上, 并借鉴其他发达国家成功做法而适时确立的, 构想完整、合理而且人性化, 但达成需要举国不懈努力、艰苦磨合。目前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围绕社会保障和税收通用番号制度, 政府及相关社会力量亟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 努力与国民取得共识。

政府层面, 应就引入通用番号制度的意义、优势、压缩行政费用、个人信息保护系统等内容简明易懂地向国民传达,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制度能让真正需要社会保障的人获得援助。同时告知国民, 准确的收入确认和个人信息方面的协作是不可或缺的。

2. 制度设计在整体的框架内把握轻重缓急。

在整体设计上无疑要达成番号的多功能利用, 从而实现电子政府职能。当前应从立竿见影的领域着手, 使国民看到实际效果。比如先从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税收和社会保障的现金支付范围 (需要相关的个人申请、通知及与公司、金融机构的协作) 的利用开始, 进而扩展到基于个人选择的网络平台的医疗和护理服务, 再延伸到广泛的行政服务。

3. 普及对自我信息控制权的认识。

在引入番号制度时, 必须就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机制与做法向国民普及传达。无疑个人隐私保护和个人信息泄露是番号制度面临的最大课题, 在这个方面政府应让国民放心。

4. 过渡期的补充措施。

为保障番号制度的顺利实行, 政府方面在向国民配发番号后, 番号制度系统即可运行。不仅如此, 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职能逐渐显现, 他们将向相关机构和个人提供与税务及社会保障业务有关的交易信息、收入信息, 在得到本人确认之后, 发挥获取并管理番号的职能作用。为此, 要构建一个路线图, 政府方面和民间方面都要有充分的准备。作为顺利过渡的措施, 政府需要对民间提供必要的财政或技术支持。

5. 持续对番号制度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研究。

人们一直批判劳民伤财的公共事业, 政府相关部门应慎重实施拟定的计划, 不断地跟踪验证该计划的利用情况并进行现实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以期随时改进和调整制度设计与业务设计。

“我的番号”制度目前还在制定阶段, 是从现在开始要达成的制度。对日本国民来说, 关乎每个人的利益与生活, 所以这一制度的国民关注度高, 非常期待。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人口众多, 资源稀缺, 更关键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政治制度需要变革, 经济结构需要优化, 市场需要成长与完善, 政府的思维与行为方式需要转型, 税制远不成熟, 社会保障水平低下。从管理控制型政府向开放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利益面前, 避免各自为政, 能整合各种资源为全体国民共享不是易事。目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 我国都不具备像日美欧等发达国家那样建立通用番号制度的硬件和软件条件。但通用番号制度毕竟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努力方向。相信了解和分析日本的通用番号制度对当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会有所启发。

摘要：日本政府于2011年6月推出《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方案》, 核心是使每个日本国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和税收通用的番号, 以达成正确把握收入信息合理纳税, 同时能在养老金、医疗、护理保险、福利和劳动保险等方面保障更准确的缴纳并得到高效的服务。本文对日本番号制度作详细解读, 以期对我国未来建立类似的制度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社会保障,税制改革,番号制度

参考文献

[1].社会保障与税收番号大纲.参见日本内阁官房网站http://www.cas.go.jp

[2].社会保障与税收通用番号制度的引进及利用方法.日本金融———税制番号制度研究会, 参见http://www.japantax.jp

[3].广濑真人.番号制度的意义与展望.参见http://www.nri.co.jp

日本养老制度 篇5

国际在线消息（实习记者 刘开义）：4月28日，第三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举行新闻通报会，通报博览会筹备工作等情况。民政部办公厅副主任陈日发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福利协会秘书长冯晓丽，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出席通报会并回答记者提问。第三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由民政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福利协会、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北京市民政局和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承办，将于5月4日-6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同期举办“第三届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论坛”。届时政府主管部门和来自国际的政府部门管理者、专家学者将进一步从理论创新、政策创新角度探讨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听取国际经验介绍。“本届博览会将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企业展示养老服务理论实践发展成果的学习交流平台。”冯晓丽说在通报会上说，全国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政府部门推荐当地优秀的服务机构和品牌企业参展，将重点展示近年来在养老服务领域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携手推进地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成果。深圳、四川、内蒙等省市由养老服务行业组织牵头组展，北京、广东、武汉、河北、海南等地区的民办品牌服务机构将以崭新的形象亮相博览会服务品牌展区，呈现出社会力量积极投身养老服务业建设的良好态势。

据悉，本届展会将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芬兰、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展团积极参展参会，与国内300多家专业单位研讨交流。来自芬兰社会福利部、美国伊利诺伊州政府老人部、美国南加州大学、澳大利亚皇家澳洲颐养服务（RDNS）、日本日医学馆等国外政府机构、知名学府、养老服务品牌企业的专家学者，将在博览会期间推介先进经验、服务模式及品牌展示，并与中国相关社会组织、服务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携手打造养老服务国际合作品牌。

日本的“变态”租房制度 篇6

正文：

如果你是第一次在日本租房子，可要做好心理和金钱的准备。因为这个国家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葩制度：签订新的租房合约之时要向房东缴纳意义不明的“礼金”（礼金）和“押金”（敷金）。这项制度即使是日本人也怨言连天。所谓的“押金”很好理解，预先付1-2个月的房租，待退房的时候房东查看房屋内部状况，有损坏的情况下的从押金里扣除，并返还余下的部分。

而“礼金”，一如字面意思，则是完全赠送给房东的1-2个月房租。一般来说，越高级的公寓，礼金就很可能越高。这一项收费一是鼓励租房者长期租赁，防止频繁的租房退房，二是通过这种筛选保持住户人群的质量。

不得不说，这种收入筛选有的时候非常有效。正式的公寓租户素质都较高，无论认不认识，在大厅里见面都会打招呼。甚至还有人变态到晚上坐电梯回家之后会出电梯之前按下1楼的按钮，以方便以后可能来等电梯的人，可是附加的费用远不止于礼金和押金。

月租8万日元的房子 首付租金却要48万

绝大多数情况下，房屋租赁都是通过中介进行的——日本的房屋中介标准价是一个月的房租。通常外国人租房子都是要有保证公司进行保证的，而保证公司收取的费用一般为0.5–1个月的房租。（一些学校可以给学生做保证人，省去了这一部分的开销，请留学生租房前务必咨询你的学校的相关办公室）

而且，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租房的时候必须购买火灾保险，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保险公司还是房东指定的。每年都要交保险费用，通常为1-2万不等。如果你租的是像模像样的地方，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个“配钥匙费”。简直就是漫天要价，公寓一般都为 8000 起，最贵的可以达到 2 万。再加上千奇百怪的各种名目，比如“24小时保障服务”“清扫费”“？？”等等，最终头一个月要缴纳的费用甚至可以高达一个月房租的5-6倍。

以下是一张可能出现的头金（第一个月费用）的清单：（以下数字为日元）

月租8万x2个月

礼金8万（一个月房租）

押金8万（一个月房租）

中介费8万（一个月房租）

保证公司4万（0.5-1个月房租）

火灾保险2万/年

配钥匙费2万

共计48万

这样的清单很稀松平常。只是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也会上下浮动。可能运气好遇到免礼金的房子，也有可能要给保证公司交1个月的房租。一般头金为房租的3倍左右，就算非常便宜了。所以租房时一定要慎重选择地点和房子。搬家重新租赁的成本，简直太高了！

“我们就是不相信你，要不你就交钱”

正如日本的中介之黑在优质的日本服务里是一朵奇葩一样，日本的房东，一改整个社会的信任链机制，也许是这世界上最麻烦的一种生物。

有过找房子经历的留学生几乎都会见过这种情景：你面前的中介人员打电话给房屋管理公司，询问外国人是否能租这间房子。有时候仅仅因为是外国人就会被拒绝。还有的时候，房子可以租给外国人，但是中国人除外（这一点不是一开始就歧视中国人的，而是311大地震之后很多中国人不和房东打招呼就突然搬走并且拖欠房租。在那之后不租给中国人的房子一下多了起来）。有的时候对方要求看租房者的学校，公司和年收入，或者要求必须由保证公司进行担保。

为什么要保证公司呢？其实在日本，房东非常厌恶提前解约退房的行为，因此他们要求租房必须有第三方担保。担保有两种方式：担保人和保证公司。一般的日本学生通常让父亲出具收入证明和公司信息等，以家人为担保人。但外国人，除了一部分学校给留学生免费担保以外，非常难找能为自己担保的个人。只能出钱让保证公司为自己担保。

保证公司在对租房者进行审查之后，如果觉得没问题，就会对房东拍胸脯说我做担保。租房者无故不交房租，突然退房，所产生的损失都由保证公司赔偿给房东。每个月的房租也是租房者打给保证公司，保证公司再转交给房东的。也因此，拖欠房租时第一个发来催促消息的也是保证公司。审查越严格的房东，用的保证公司的保证费就有可能越高。而租房者大部分情况下只能乖乖交钱。

“我们正在交涉中，请耐心等待”

初到日本的外国人，想在三四天找完房子？几乎不可能。提前打出一个月的提前量都不一定保准。这其中主要花费时间的部分，就是保证公司的审查。另外还有和管理公司、房东等各个关卡的交涉，我们汇去第一笔房租到对方核实之间的时间差，钥匙和相关文件从管理公司到中介的过程等等。异常繁杂。

笔者曾经两次挑战从确定房源到入住的极限，如果是日本中介，一视同仁，再着急也不会帮你特别加急，最快最顺利也基本要一星期。如果是可以为自己催文件的中国人中介，可以压缩到4-5天入住。这还不包括确定房源之前看房子的过程。

在新学期和新生活开始之前的1-3月份，更是房源紧张，看好的房子不马上预定立刻就会被人订走，好房子1个月以后才空出来的坑爹事儿也数不胜数。可以说从看房子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搬家，每一个步骤都是鏖战。提前准备好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以及提前准备好可能需要的各类文件，才能更快更顺利度过这场鏖战。

“訳あり”房源

在这样变态的房地产市场中，偶尔会出现看起来条件很好却异常便宜的房子。可别高兴得太早，有时候这样的房子就是传说中的“訳あり”（有特殊原因而打折的房子）。

“訳あり”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自杀或者孤独死，也就是之前死过人的房子。或者同楼里发生过杀人事件的房子。另一类就是有着奇葩构造的房子，比如一进屋就是厕所，或者完全没有窗户，或者噪音非常的大，最好实地去看房，至少也要好好的看平面图。有时候这些奇葩的布局很容易在平面图中被忽略。

日本甚至还出现了一种职业：专门住之前死过人的房子。住过一段时间后再出租，就是“死过人之后住过人也没事的房子”了，等于说房子被洗白了。就可以多少恢复原有的价格。

切勿太信赖中介

是的，日本的服务业是全球闻名的。但是整个日本，最不值得信赖的服务业，就是房地产业。甚至可以用一团漆黑来形容。

大多数房屋中介都会用同一种伎俩：他们把特别好的房子放到网上，租房者搜索到这间房子联系他们之后，他们会让对方去他们的办公室。当你到他们的办公室的时候，他们会给你至高无上的服务，同时告诉你，你之前看的那个房子其实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或者干脆就已经被租出去了，然后给你介绍其他房源。而这些房源往往是他们拿报酬比较多的。

有一段时间我因为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房子，疯狂的跑了十多家中介，经验多了，就知道大部分日本中介都玩这种伎俩。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得知一些幕后消息，才知道这一套日本中介很早就玩的很熟练了。和日本中介打交道，笔者有一段实在可称得上惨痛的经历。可以告诉大家，在中介的世界，表面和蔼的服务，真的就不代表负责。

那是在去年的12月。我因为换签证在12月20日左右才拿到护照和日本身份证（没有这些身份证明没法找房子）。但1月2日就离开日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找到新房子。问题在于日本从12月26日左右，就会全国进入元旦假的状态，大部分公司都会从年末放到第二年1月3日以后。所以我必须在一星期内找好。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家中介，每一家都详细写了我的绝对要求：1月2日之前必须搬家！否则之前的房子到期，我也不在日本了，东西没有地方放。跟着几家中介看过房子之后，有几家承诺可以年内找到。其中有一个地方和房子都比较满意的，中介的人服务也很热情，告诉我材料怎么写，申请有几个步骤，还说27号我就可以拿钥匙入住了，天真的我就相信了他的话，并且停止了在其他中介的申请。

就这样，递交了材料的我开始等待并且安排27号的搬家。之前口口声声说27号可以入住，并且同我一起幻想搬家后美好未来的中介，到了26号也没信儿。我已经约了27号的搬家公司，觉得蹊跷，就打电话过去问，结果中介的负责人很敷衍的说，“哦，你的保证公司申请没下来，他们已经休息了，你要搬只能1月8号以后了。”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于是我告诉他，1月8号我都不在日本了，不可能那时候搬家。我之前就告诉你的。

中介负责人说：“这件事我并不清楚。你当时没说。”好个我不清楚，当时到他办公室看房子的时候，1月份明明有很多好房源，我都因为那时候不在日本而放弃的事情难道他也忘了？从头到尾我一直在跟他确认是否能年前搬家，反复说明我1月2号就出国了，他也丝毫没有跟我说过保证公司的申请可能年前下不来的情况。更过分的是，其实保证公司当天早上就已经和我电话确认过审查通过了，只是还没做成文件提交而已。中介催一催完全是可以出来的。事实就是他完全就是没考虑客户的要求，只是机器一样所有人走同样的流程而已。

他不负责任顶多失去一个客户，但是第二天不搬家我就没地方住了，所有的东西都没地方放，十几个箱子总不能扔大街上然后睡公园吧？无奈之下我只好当晚在所有的 SNS发求救消息，同时询问我认识的几个做中介的中国人。他们都表示找到第二天入住的房子在日本实在是太难了。还好很多人表示可以把东西暂时放在他们那，热情的想要帮助我。最后很幸运的，正好有个朋友之前租的房子人刚搬走，1月份都空着，我才避免了流落街头的命运。

可是这样的中介，因为还没有发生合同关系，被坑的再惨也只能暗自叫苦，学习教训了。

后来2月份再找房子的时候我就学“坏”了。同时看好几个中介，最后是找自己认识的中国人朋友的中介帮忙申请。我才体会到，知根知底的中国人中介其实是比日本中介负责不知道多少倍的。朋友每天反复给保证公司和管理公司打电话催，不断地帮我跑，短短四五天就让我搬到了新家。为此我特别感激，逢人就推荐他给找房子。

在东京想找房子的朋友，觉得我可以信赖的请单独私信询问，我可以把他介绍给你。尤其是还没来东京，对日语没信心或者想要提前看房尽快入住省点旅馆费的朋友也比较推荐。（不过，对我半信半疑的，害怕被坑被骗的就不要联系我了，解释什么的很烦很浪费时间。）

TIPS：如何在日本看房子

东京有几个老区，比如荒川区，大田区，环境相对没那么好的房子价格会相对便宜些。

离红灯区近的，比如新宿一些地方，还有山手线的莺谷（うぐいすだにえき），房子会便宜。有趣的是，很多明明离莺谷很近的房子，为了不让租房者觉得是红灯区，在登录最近车站时都会特地写离房子较远的日暮里/西日暮里站。

在非高峰期（1-3月），提前几个月看房子，能找到好房子的概率最大。

有些新建的公寓一开始标价很高，一旦没人租就会逐渐放低条件和礼金押金价格，如果时间充裕，不如关注着等等。

在1981年以后建的房子，防震都会比1981年之前的好。因为日本在1981年把建筑物必须遵守的防震规范修改的更严格了。

窗户面对大马路或者铁道电车线的房子有可能夜晚噪音很大，看房子的时候务必注意马路噪音是否明显。

顶楼和窗户朝西的房子夏天很热。

女生看房子，最好白天和晚上各从车站往房子走一次，看看路上是否明亮安全。有条件的话最好选择大门有自动锁，外人很难进楼的公寓。尽量避免一楼。（虽然日本治安很好，但也不是100%。我一个同期在新小岩也曾经窗户被打碎家里进去过人。）

日本社会的“学力”观 篇7

根据白川静的《宇通》等汉和辞典, “学力”一词是专研学问所具有的能力和见识, 意为“深厚的学问”, 源于12世纪我国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的诗句“学力根生蒂固, 功名水到渠成”。到了江户时代初期“学力”便成为了通用词语[1], 指学问上所能达到的能力, 用以区分处理日常生活与家庭事务的才智和实力。

明治维新 (1868年) 以后, 日本仿效欧美引入近代学校制度, 伴随着强调学问为安身立命之本, 无论性别和身份, 所有国民都应该进入学校学习作为教育的基本理念, 出现了有关学业奖励的公文。“能力主义”业绩至上的近代思想观念也得到了确立, 要求通过学校教育以“学力”来衡量个人的读、写、算的能力, 采用学力测试来评估个人的实力, 推动升级和升学的竞争。教育和学业成为个人成就功名和光宗耀祖的手段, 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 影响直至今日。

然而, 日本实行内阁制 (1885年) 的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提出了与以往学力至上主义完全相反的“人品第一, 学力第二”的评价原则和方针, 认为学校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品行优异之臣民, 其次才是增强“学力”。文部省在1887年8月发布的第11号政令中也明确规定不仅要重视学生的“学力”, 更要注重其人品, 斟酌其日常的品性, 即平时的上课态度和行为表现, 从而衡量学生的成绩, 判断其是否具有毕业资格。在深远意义上讲, 森有礼所言之人品更是指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 具有气质稳重, 服务于国家利益, 勤勉务实的善良臣民的品质。

经历随后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日本社会认识到通过小学教育提高优秀士兵所必备“学力”的重要性。因而, 1907年义务教育的年限从四年被延长到六年。而且, 从1903年开始, 小学的教科书开始由国家统一制定, 根据学科内容, 教育方法也逐步定型化, 知识注入型的教育教学方式逐渐成为主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风靡欧美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新教育运动”提出了尊重儿童个性, 注重自发性创造性活动, 开展以儿童生活为中心的经验主义教育。日本社会也从学力发展的方面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是, 1930年以后, 随着军国主义势力的增强, 新教育不是被迫变形就是面临解体。

二

1945年日本在宣布战败后, 改变了以往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方针。为了建设民主文明国家, 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和平等化开始推进。在教育方法上, 受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影响, 战前以学科课程为主的知识注入型教育方式得到了改变, 经验主义的教育方法再度被重视, 教育教学活动以儿童生活为中心, 从他们的生活体验出发。

就是在这种新式教育刚开始不久的1950年, 以青木诚四郎的《新教育与学力低下》一书为重要标志, 出现了有关“学力下降”[2]的争议。次年, 久保舜一的学力调查证实了学力低下的事实, 论争逐步升级。有些父母和新式教育的反对者受战前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认为学力的范围仅限于阅读、写作和计算等基础学科能力, 进而批判新式教育轻视知识学习而导致了基础学力的下降。对此, 新式教育的推进派反驳说学力的衡量不只是限于阅读、写作和计算, 而是应具有从事社会生活所必备的生活能力, 主张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能动性的态度, 而学力的综合性要素仅仅通过调查和测试是无法确定的。应该说新式教育推进派在“学力”上的认识上是对森有礼时代的继承和超越。

这也就被认为是日本在战后围绕学力问题的首次论争, 实质上是触到了基础“学力”的狭义和广义之分。也以此为契机, “学力”一词不再仅限于教育行政的观念和用语, 而是作为教育学术语言被广泛运用于教育理论和实践之中。

三

日本文部省于1956年对全日本二年级和三年级的中学生统一实施了学力调查。虽然通过笔试考试不能测定学力的全部, 但是这次学力调查的意义在于试图从广义的层面去测量“学力”, 认为“学力”不仅限于阅读、写作和计算等知识技能, 还包括推理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应用能力等各个方面。1958年日本文部省修订了中小学学习指导纲要, 开始对教育进行强干预, 于1961年在一片争议中强制实施了“全国统一学力调查”。“学力”再次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 因为被认为导致了诸如儿童之间的过度竞争与歧视, 此类调查遭到了日本教职员工会的强烈反对和抗争, 到1966年被废止。

在这样的情形之中, 教育学者之间也存在着对学力理解的分歧。经验主义学者广冈亮藏坚守他着眼于儿童的独特性与主体性的, 以“态度”为中心的学力观。“学力”分为三个层次, 包括基础条件性的能力, 比如阅读、写作和计算等知识和技能;概括能力, 指规律性综合理解的素质;态度, 指活用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动性, 是学力的核心构成。这种学力并非是对个别知识的理解, 或者技能的掌握, 而是在生存和生活中能动地掌握知识和技能并运用的态度和能力。因此, 有人指出广岗是小看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掌握知识的重要性, 批判其学力观是一种态度至上主义。

而另外一位代表性学者胜田守一提出要在儿童的学习效果有可能通过测量手段加以度量的范围内来规定学力。仅限于通过学习那些配合预期目标和效果而编排的教学内容而达到的能力。这种能力与英语中的“attainment”接近, 强调学力中的认知能力, 而排斥态度和意志等难以用双方协定的方式进行评估的领域。

四

1975年以后, 日本高中的升学率开始超过90%, 加上父母对“学历”社会的关注, 高考竞争激化, 高考学历受到重视, 后进生、校内暴力、欺负现象、拒绝上学、辍学等, 围绕学校和学生爆发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因此, 1984年首相咨询机关设置的临时效益审议会在第四次报告书中提出重视个性的原则, 改变以往注重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 提倡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思考能力和表现能力。

在随后的1991年, 中小学指导纲要再次修改, 改变了过去注重知识的学力理念, 主张按照兴趣、积极态度, 思考、判断, 技能表现、知识理解的顺序进行评估。可是遭到一部分在校师生和学者的批判, 他们指出对兴趣、积极性和态度的评估容易陷入主观判断, 对客观评价学力增加了难度。此外, 有些父母对过去的学力教育仍然抱有期待, 反对情绪日益高涨, 学校面临的情况日益混乱。与此同时, 随着资主本义经济的发展, 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民投注于教育的热情也不断高涨, 更加强化了人们对以往学科性应试学力至上的认识。这也就是日本社会二次大战后的第三次学力论争。

五

在这种情况下, 文部省设立了第十五期中央教育审议会, 在1996年的第一次报告书《展望二十一世纪, 我国教育的理想》中, 提出了培养生存能力的最新教育目标。

所谓生存能力是具备以下三个层面全面发展的能力。第一是自我发现课题、主动学习、自主思考、行动、能动性地判断和更好地解决问题的资质和能力。第二是具有自治力, 善于协作, 并且有体谅和同情之心等丰富人性的素质。第三是自我顽强生存的健康体格体力。这三个层面能力的培养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 在1999年, 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了一本名为《不会分数的大学生》的书, 该书的作者尖锐地指出在当时的名牌私立大学, 五人中就有一人不会计算中小学生都应该懂得的分数问题。另一本名为《轻视算术导致学力崩溃》一书的出版[3], 引起了社会的震惊, 关于“学力下降”的问题也就从大学开始显露。随后以中小学生为对象实施的国际学力实力测试也显示日本学生的学力有所下降。日本社会围绕“学力”的论争在新的世纪被又一次掀起, 也是日本社会二战后的第四次围绕学力的论争。

相关书籍的出版只不过是问题浮现的一个引爆点, 但重要的是学力在日本已不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 而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出于学力低下会导致未来日本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下降的担忧, 日本文部教育省开始将提高日本学生学力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2002年1月, 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了题为《为提高坚实学力的二零零二年呼吁书:劝学》。坚实的“学力”就是指生存能力, 除了知识技能还包括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表现力、课题发现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学习的积极性和方法, 从更广义上对学生今后必备的“学力”提出了要求。

也是从这个时候, 日本社会关于学力的论争逐渐冷却, 以田中博之和柴田义松为代表的诸多学者还有一些相关教育人士结合日本社会实际, 不断反思和践行, 围绕新学力观进行创造性探索。时隔四十多年, 文部省于2006年再次启动了全国“学力”状况调查工程。

六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学力”在日本社会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观念”。但正是在反复的论争中, “学力”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深入人心, 从而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体现为一种富有中庸之道的前瞻性的学力观, 试图追求从两极到中介的平衡, 理想与现实的融合。正如日本教育学者山崎高哉所说:“学力不应该仅限于那些可以测试的学科性知识和技能, 具体讲主要就是阅读、写作和计算 (3R) 的能力, 还应该包含某些难以测度的方面, 比如论述和讨论的能力, 思考性、批判性和判断力等所有为了适应21世纪社会而必备的生存和生活才智与实力, 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责任等。如果我们能够综合性地在各种能力的相互关联中重新定义学力的概念, 克服学力观中存在的两极分化倾向, 就能在学校、教师、家长以及社区的紧密合作下, 消除因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学力差距, 才能有效地培养那些将承担新世纪社会重担的具有丰富人性的年轻人。” (山崎高哉, 2009) 应该说这种认识在当前的日本社会, 尤其是学术界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参考文献

[1]柴田义松.学力论的历史展开[J].现代教育科学, 2002 (5) .

[2]钟启泉.学力理论的正式发展[J].全球教育展望, 2001 (12) .

日本幼儿教师教育制度 篇8

1947年, 日本公布《学校教育法》, 将幼儿园正式纳入到学校教育的体系之中。幼儿园的保姆, 被正式纳入到教师行列。1949年, 为了提高和保障教师的素质, 日本公布了《教育职员许可法》和《教育职员许可法施行规则》, 规范了教师资格。

根据以上关于教师的法律规定, 日本的幼儿教师资格制度正式建立。于是, 不论是国立、公立还是私立的幼儿园, 取得“幼儿教师许可证”成为幼儿教师任教必不可少的条件。

目前, 幼儿教师许可证主要包括专修许可证、一种许可证和二种许可证3种资格证书。取得幼儿教师许可证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1.根据许可证的种类, 达到规定的学历要求, 并且在文部科学大臣认定的大学修完相应种类的许可证所要求的规定学分;2.参加都道府县举办的教育职员检定考试, 并合格。

二、日本幼儿教师的录用与选拔制度

在日本, 具备了幼儿教师许可证, 只表明具备了成为幼儿教师的最基本条件。想真正成为一名幼儿教师还要通过录用和选拔考试。日本《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第11条规定:“公立学校的校长及教师的录用和升职, 全部需要通过‘选拔’的方式。”因此, 日本各都道府县都会举行“幼儿教师候选者选拔考试”, 这是公立幼儿教师的必经之路。至少进行两次选拔考试。第1次考试合格, 才能获得参加第2次选拔考试的资格。通过第2次考试合格者即成为后备教师, 县教育委员会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及候选者的通勤等综合情况, 进行派遣。考试成绩的有效期限为1年, 如果1年以内没被录用, 需要重新参加下一次的录用选拔考试。由此可见, 日本幼儿教师的录用采取了先试后选拔再派遣的模式。

三、日本幼儿教师的在职研修制度

(一) 新任教师研修制度

1988年《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相关规定, 设立了新任教师研修制度。新任教师的研修, 主要是培养新任教师的实践能力, 以及职业道德和使命感, 同时也是为了开阔视野。新任教师的研修期限为一年, 主要有园内研修和园外研修两种。

园内研修是以指定导师的具体指导为中心, 全体教师参与指导的研修体系。县教委在新任教师所属幼儿园里, 选一名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担任导师。被任命的导师, 按照县教委的新任教师研修计划和本幼儿园的研修规定, 为新任教师熟悉幼儿园的各种业务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

但是, 考虑到园内研修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 县教委教育中心适时地对全县的新任教师提供园外研修。园外研修时间一般超过30天。研修内容通常包括各种各样的讲习、义务活动、新任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计算机技术及心理咨询方而的知识讲座等。

(二) 10年经验者研修

这是为了对工作10年以上的教师进行知识更新和能力提高所提供的研修。2003年改订的《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第20条规定, “对工作满10年的教师, 根据其能力及经验状况提供适时的研修”。同时还规定, “县教委必须根据10年经验者的不同能力与特点, 为每人制定不同的研修计划”。

具体而言, 县教委首先制定10年经验教师的评价标准, 把此标准下发给各幼儿园。园长和其他领导对该教师进行详细的评价后, 报告县教委。县教委参考幼儿园的评价, 对该教师的研修和指导作出具体的计划, 下发给所属幼儿园。园长根据县教委的研修计划, 积极指导教师参加研修。研修结束后, 园长再对该教师进行研修后的评价, 报告县教委。县教委将此评价作为今后为该教师再设计研修计划的依据。

(三) 幼儿教师许可证的更新制度

浅谈日本近代法律制度 篇9

近代日本有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这段期间里,日本的国体发生了改变,逐渐由封建主义国家过渡到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个时间段是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由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以军事为主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日本,天皇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天皇睦仁执政的期间,仅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日本的制度就不断地演变与发展以适应时代需求,并日渐成熟。成为了让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不容小觑的资本日本帝国。

在1853-1894这个时间段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为了推翻幕府的军阀统治,再一次确立以天皇集权的中央国家为主的运动。从法制史上讲,明治维新表明日本不再依附于中华法系,而是改头换面走西方化的道路。明治维新的改革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真正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新兴的资产阶级还依赖于旧的封建势力,新的权力机构中的扺掌人物大都是旧的领主及武士,这就是日本在迈向资本主义的进程中带来了新的特点,使之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它的法制带有明显的封建军事的色彩。但是明治维新基本上完成了中央集权,标志着日本向资本主义发展,是日本法制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1889年日本的第一部宪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所以以此为界限。前期的时候主要借鉴适用大陆法系的法国,并聘请一些法国知名的法律专家和学者到日本来帮助其完成本国法典的编撰。但这些法典草案并不符合日本当时的国情,同时被日本各方面人士抗议,最终无疾而终。后期,日本转换角度,吸收借鉴德国法律的精髓,最终成功编写了民法、刑法等。使得近代法的体系成形并日趋完善,同时也为日本的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日本主要以法国和德国这两个适用大陆法系的先进国家为蓝本,并吸收和借鉴两国先进的法律制度作为本国的立法宗旨,同时又不脱离本国的实际情况,最终成功的建立了本国的法律制度。在这一时期日本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做到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后创造了本国的民商法体系,同时刑法体系的日益完备,也为其统治本国国民打下坚实基础。

明治维新时期的立法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首先,从内部来看,当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日本国门,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相继产生,使得国内各种矛盾加剧,封建经济开始解体,外国资本增强,促使日本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及科学技术。其次,日本的邻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统治阶层看到了中国的衰落,想要自救,只有掉过头来与西方合作,此时西方帝国主义为了在日的利益,提出想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必须使日本法制西方化,而这一要求又正好适合当时日本国民强烈要求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愿望。所以,日本接受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件,实施西方政治法律制度。

日本近代法的立法主要表现在《大日本帝国宪法》、《民法典》、《明治民法》及其辅助的单行性法。明治民法主要由成文法、习惯法、判例法构成。在经济法方面,日本也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工作,在借鉴了国外先进的经济法律制度后,日本本国的经济秩序稳步向前的发展。明治时期的刑事立法主要有《新律纲领》、《刑法》等。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司法与诉讼制度也崭露头角。主要以成文法典为主,如宪法、民法、商法等,与此同时也适用一些判例和习惯,但是同成文法典相比较,判例和习惯的地位较低。

日本近代民法典指的是1898年编撰的《民法典》,也被后世叫做《新民法》或《明治民法》,一共有5编,由36章组成,其中共有1146条法条。它是日本近代法律中条文最多的一部成文法典。前三编主要涵盖的是财产方面的法律,后二编主要涵盖的是关于家族和继承的法律。我认为:首先,新民法参照大陆法系中的两个代表国家,即德国和法国的成文法典,并予以吸收和融合。用其中的财产方面的法律来为封建主义服务,名义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法典,实际上还是变相的为一些封建势力服务。在家庭、继承方面也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内容,如在德川幕府时期有专章对户主的特权与家庭其他成员的从属地位的规定,但新民法所采用的语言言简意赅,更容易让人理解。

日本新民法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借鉴和融合了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是比较法学的成果中最成功的一个,在其颁布实施后,其作用立竿见影,既维护了天皇对于本国的统治,同时也为国内外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石。日本的新民法对我国的立法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摘要：本文旨对日本的近代法律制度进行简要的分析,对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法制的影响进行简要的概述,其中提到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法律的历史背景、基本原则、法律体系,并对日本近代民法典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日本法制,明治维新,新民法

参考文献

[1][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日本税收保全制度之借鉴 篇10

关键词：税收保全,第二次纳税义务,差异,启示

谈及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往学者多持税收权力关系说的观点,直至近期税收债务关系说才逐渐为税法学者所接受。对此,笔者已另行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1]。正是基于税收债务关系的理论基础,民法中的债权保障制度才得以引入税法。《税收征管法》中亦有不少规定体现了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理论,税收之债的保全,即税收代位议和撤销权的相关规定便是其中的代表,它属于税法领域中涉及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的交叉地带。如此重要的制度设计在2001年《税收征管法》中仅有一个条文的简单规定,而2002年出台的实施细则,却对该制度只字未提,且税法学界对于该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尚未做好理论铺垫。目前理论对该制度的探讨多集中在税收保全的行使条件、行使程序与民法债的保全区别上,很少有更深理论层次的分析。在此有必要考察日本税收保全的规定,以为我们提供可行的借鉴。

一、现实的困顿:我国债的保全在税法中的立法及实践现状分析

税收保全援用于民法之债的保全,债的保全是指债权人依据一定的程序或方法,保全债务人的财产,防止其不当处分而损害债权,以增加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财产保障。债的保全是为解决多年来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三角债及债务人逃避债务、荒废债务等问题,在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中正式确立了债的保全制度,并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同年最高人民法院于12月29 日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于债的代位权和撤销权作了重点的规定,从而形成我国债的保全制度。至此,为债权人效力及于第三人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税法为保障税收债权的实现,移用这一制度,规定了税收代位权和税收撤销权。主要体现在2001年《税收征管法》第50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此立法模式相似于日本税法的做法,反映了我国在税收立法中实际上采纳了“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理论。但在实施细则中对此并未作出任何的介绍,有关保全的条件、范围行使、保全的效力、时间等内容成为立法空白。日本税法明确规定“准用”民法上的代位权和撤销权,而我国税法未规定在税法没有规定时是否可以适用合同法以及合同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若可准用,究竟可准用到何种程度,是否应受税收法定主义的限制,不能作出不利于纳税人的解释。

令人不解的是,国家税务总局2004年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欠税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对于一些生产状况不错、货款回收正常、但恶意拖欠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应积极地与纳税人开户银行联系,掌握资金往来情况,从其存款账户中扣缴欠款。对隐匿资金往来情况的,税务机关可进一步采取提请法院行使代位权、查封、扣押、拍卖和阻止法人代表出境等强制措施。”可见我国将税收代位权视为“税收强制措施”,并与查封、扣押等并列。如此一来,引起理论界对税收代位权究竟是税收保全制度,还是税收实现制度,抑或是其他类型的税款征收制度等定位上的分歧。应还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本来面目,将其视为税收机关行使税收债权的具体表现。

税收保全制度在我国税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在税法实践中,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诉讼的案例屈指可数,寥寥无几。目前较为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6月11日和13日常州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和钟楼区人民法院,先后审结两起常州市国税局行使《税收征管法》赋予的税收代位权,通过民事诉讼向欠税企业的债务人主张到期债权案件。国税原告均获胜诉,追缴税款和滞纳金合计76.9万元[2]。故该条法规的实效和立法者的期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税收保全的实践并不理想,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制度实施成本过高,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在于现行税收保全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在借鉴国外税法制度的时候,所选择的样本国家不够多,更重要的是我国税法理论很不发达,立法者虽然认识到税收债务关系说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并没有充分考虑移用民法上债权的保障制度在税法上的可操作性,盲目移用,又不在税法中加以具体说明,势必导致在税法上无法正常实施。

二、理性的分析:中日税收保全制度之差异

(一)中日税收保全制度规定的差异

世界上规定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多,其中较为典型即是日本的做法,日本是立法上最早确立税收代位权制度的国家。根据《日本地方税法》第20条第七项和《国税通则法》第42条的规定,税收债权者的代位与诈害行为取消权的规定,准用民法有关规定。《日本民法典》第423条规定:“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可以行使属于债务人的权利。但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不在此限。债权人在其债权的期限未届至期间,非依裁判上代位,不能行使前项权利……”第424条规定:“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明知侵害债权人而为的法律行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但因其行为而得到利益的人或转得人,在其行为或转得的当时,不知有会侵害债权人的事实时,不在此限……”比照民法的规定,作为税收债权人的国家或地方政府,为确保税收的征收,当纳税人不行使其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时,可以代替纳税人行使该项权利,如纳税人的财产归到第三人名下时,国家和地方政府有权代替纳税人要求第三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当纳税人或受益人有意及恶意行为使得国家税收受到损害时,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取消纳税人有意减少财产的行为。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第50条、 《合同法》第73条和第74条的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

可见,我国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方式依照法律的规定,不分税收债权的期限届至与否,均须通过诉讼方式行使:而日本的做法是:若税收债权人在其债权未至届满期间,非依裁判上代位,不能行使代位权:若税收债权人在其债权的期限届至时,可径行代位,无须通过诉讼。这样一来,有利于简化税收机关行使代位权的程序,提高效率,更好地保障税收债权的实现。从中日税收撤销权的适用范围上看,日本税收撤销权只适用税收债务人和第三人存在诈害行为,并主要针对转让财产,而对于税收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和放弃到期债权并未规定适用撤销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对于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等不良减少其财产的行为束手无策,恰恰相反,日本税法上对此规定了一种更强效力、成本更低也更有效的制度——第二次纳税义务。

(二)别具一格的“第二次纳税义务”

在纳税义务人滞缴税的场合,当税务行政厅认为(判断)对该纳税义务人的财产即使执行滞纳处分,也不足于应征收额度时,则同该纳税义务人的关系人有义务替其纳税。法律上将这义务称为“第二次纳税义务”,将负担这一义务者称为“第二次纳税义务人”[3]。这一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谋求确保税的征收,在认为从本来的纳税义务人那里不可能征收到全部或部分税时,把同该纳税人有物上、人上有特殊关系者作为第二次纳税义务人。日本地方税法第11条和《国税通则法》第32条对第二次纳税义务作出了规定,尤其是对无偿受让纳税人财产的人赋予第二次纳税义务,即当认为对滞纳人实行滞纳处分后仍不足应征税额时,而且其税额不足是由于滞纳人在法定缴纳期限一年内,无偿或以明显低额代价转让财产、解除债务,或把利益分配给第三者造成时,因该分配而取得权利者或解除义务者在该分配所接受的现有利益限度内,对滞纳税金负有第二次纳税义务[4]。当然,从第二次纳税义务人那里征收税时,为避免突然袭击,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需要向其发出缴纳通知书,第二次纳税人未按通知书的期限缴税时,经催缴通知后仍未缴纳的,则可进入滞纳处分的程序。第二次纳税义务在性质上和主纳税义务共命运、同存在,因此,主纳税义务的时效中断和终止应完全涉及第二次纳税义务[5]。第二纳税义务人就其交纳或被征收的税金,可向原纳税义务人行使求偿权[6]。日本税法上对“无偿受让”纳税人财产的人赋予第二次纳税义务,个中的理由是财产的无偿转让多为欺骗行为,而欺骗取消权的行使必须以诉讼进行,为简化程序,规定财产受让人负有第二次纳税义务。而这一规定,显然效力更强、成本更低、也更具实效,也给税收债权人留有更多可供选择的空问,更有利于税收债权的实现。

在我国,第二次纳税义务仍是立法空白。早在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小组在《中国税收与法治》考察报告中指出,第三人欠纳税人债务,不仅包括银行账户、赠送财产适宜于扣押,且法律应扩大到拖欠税款之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债务的其他人,诸如雇主或债权人。法律应规定通过向第三人发出扣押通告,对此类财产实施扣押,从而要求第三人把纳税人之款项缴付[7]。看来,设立“第二次纳税义务”是大势所趋。

三、制度的创新:日本税收保全制度的借镜

在法律借用中,作为借鉴对象的具体制度,在一个新的法律系统中的功能发挥状况取决于其与该法律体系应有的价值取向、原则要求和运作方式的相容程度。若相容程度较强,二者可相得益彰,若相容性较弱甚至根本不相容,则轻者导致被借鉴的法律制度处于实际失效状态,重者导致作为法律借鉴受体的法律系统功能失调,甚至出现法律传统的迷失[8]。而今,将税收权利视为一种公法上的债权的观念占据上风,“税收债权”概念的提出,拉近了税法学与民法的距离,从而也为税法借用民法对私债保障的现成制度提供了可能。在此,笔者认为可吸收借鉴相关部门法乃至移植外国先进的立法,会大大降低这种转化的成本。但诚如日本著名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所言:“一国法律是以该国语言的,该国地理、人种、宗教、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等多种的函数。”[9]因此,对于税收之债的保全的立法体例的选择,不仅是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还受制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

建议对税法进行修改,继续移用民法上的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但必须考虑税法上的特殊性和可操作性。注意遵循税收法定主义基本原则,需要税法的明文规定作为代表国家税收债权的税务机关行使的条件、程序、效力等法律问题,因为权力如果不受限制就有被滥用的危险,“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因此,对任何权力都应当有某种法律限制。”[10]基于上述对我国税收之债的保全现状分析,以及对日本债权保全的考察,结合我国的立法实际,我国未来的税收之债的保全制度立法应走税收基本法的一般化与特别法上类型化相结合的立法道路。具体做法是:在税收基本法中规定税收债权对民法债的保全的援用;而在税收特别法(如采用《税收债权保全试行办法》)中具体规定税收代位权和税收撤销权的行使方式、行使条件、行使效力、行使期限、行使范围等法律问题。这方面已有类似于税收保全的纳税担保的成功经验。同时,在税收基本法中也可大胆借鉴日本做法,规定第二次纳税义务制度,笔者认为我国税法至少可在几个主体上规定第二次纳税义务,如独资企业的业主、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公司的清算人、无偿受让人及事业受让人等。以便给税务机关更多的选择空问,以更充分保障税收债权的实现,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税收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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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M].刘多田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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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金子宏.刘多田等泽,日本税法原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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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大木雅夫.范愉译,比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9.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篇11

（一）战前萌芽期：战前萌芽期指的是日本最早出现动画的1917年至日本二战战败的1945年这个时期。这段时期的早期，日本动画主要是选取世界各国的名著为题材，展现了很好的国际视野。

（二）战后恢复期：战后恢复期指的是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到1974年为止。

（三）风格形成期：风格形成期以上映于1974年的动画电影《宇宙战舰》为开始标志，而结束于1982年。这个时期，日本动画界经过将近30年的探索期，厘清了动画和卡通的区别，从此动画电影真正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

（四）技术突破期：日本动画电影技术突破期始自1982年上映的《超时空要塞》，结束于日本动画电影进入成熟期的1987年。[2]该时期由于日本观众追求视觉上的享受，因此动画界不得不在画技上力求有所突破。

（五）成熟壮大期：成熟壮大期指的是自1987年到1993年。当日本动画发展这一阶段后，对动画年龄层次的反思使得日本动画电影开始由成人观众向低龄观众集中，低龄化的趋势一步一步得到强化。

（六）风格创新期：风格创新期指的是自1993年到现在。这一时期，日本动画电影在制作技术、剧本、画技、设计等方面都更加成熟，并逐渐开始追求风格上的创新，试图对原有的思路和框架进行创新。

二、 日本动画电影的总体特征

综观日本动画电影的概况，可以发现日本动画电影主要有如下特征[3]：

（一）题材上注重精神层面的呈现和民族情怀的表达

从日本动画的发展历史来看，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恰到好处地发挥了动画的优势，这也体现了日本人良好的借鉴能力和在别人的成果上进行发挥的天赋。精神层面的呈现，一方面体现为动画工作者通过动画作品对人们情感生活的关注；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日本动画工作者对动画电影的主题思想方面的深度挖掘。许多动画电影作品不管题材是现实的还是非现实的，都由于思想的高度和深度而成为久盛不衰的经典作品。民族情怀的表达在日本众多动画电影中比比皆是，如今敏导演的动画作品《千年女优》，就通过渲染女主角的执着精神来表达日本的民族精神。

（二）制作方法的持续创新和应用

先进制作方法的不断创新、使用，是日本动画电影屹立于世界的法宝之一。例如“口动作画法”和“保存备用法”[4]等先进动画制作方法的使用。在日本动画电影中，许多都采用了只让说话者的口形发生变化的“口动作画法”创作，而“保存备用法”则指的是动画制作中将一组连续动作（如海浪翻滚的场景等）的画面反复使用以节省浪费，提高效率等。这种制作方式制作的动画电影作品，相比于一般的迪斯尼动画，作画的数量确实减少不少。

（三）从内容上看：题材广泛，不拘形式

日本动画电影在全球动画电影界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和无法磨灭的影响。美国、英国、中国等国的文学作品、艺术著作、绘画作品等丰富多样的素材，都在日本动画电影作品中得到呈现。拿宫崎骏的作品来说，就很好地体现了日本动画电影的这种特征。和许多动画电影大师一样，宫崎骏的作品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其中如《风之谷》《千与千寻》《幽灵公主》《红猪》都属于宫崎骏原创作品，内容构思为宫崎骏独创，而《天空之城》《悬崖上的金鱼公主》《哈尔的移动城堡》《魔女宅急便》则改编自西方文学名著，为其吸收、借鉴之作。《风之谷》的诞生奠定了宫崎骏在日本动画电影界的地位，而这之后的《天空之城》《魔女宅急便》《红猪》《龙猫》《幽灵公主》《千与千寻》等脍炙人口的动画电影，则奠定了其在世界动画界的地位。从早期的成名作到2008年创作的《悬崖上的金鱼公主》，宫崎骏以其别具一格的作品风格，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的动画电影经典作品。

（四）情节方面展现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等，是成熟期日本动画电影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这一点和中国、美国等世界其他国家的动画电影作品是不一致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动画电影界不仅仅将动画电影的受众定位为低年龄，而是大量地考虑了成年人的观看需求。可以说，同美国等国家的一些主题简单、情节单一的动画大片相比，日式动画电影的情节和任务关系上显得更丰富化和多元化，在思想层次上更加深邃，思想纬度更加内敛和深沉。一些市场调结果就发现，由于善于描摹动画人物间微妙的感情和关系，使得日本动画更加受到东方观众的观赏需求，而西方观众则很难接受。其实，这样的情节设置方式才是日本动画真正的精髓。[5]而正是靠着这种情节设置，才能一步步抓住观众的心灵，才能使动画人物一步步走进观众的内心，才能管窥到日本民族丰富多样的思想观念。

（五）独特视角和准确丰富的角色塑造

角色是动画电影的灵魂所在，角色的塑造是动画电影制作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角色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动画电影是否能为观众所接收和喜欢。日本动画电影在角色塑造方面可谓是十分准确而独到的。动漫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充分塑造是以其独特的视角为前提的。角色丰富的心理世界和情感让日本动画电影所塑造的动画形象深入人心，如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娜乌西卡、清纯可爱的希达、善良淳朴的小月和小梅、古灵精怪的小魔女琪琪以及充满爱心的千寻等。这些角色基本上都具有胆怯、柔弱的外表及勇敢坚强的内心，这样的角色塑造手法使得剧情显得夸张、虚幻、离奇而又不失可爱。角色的成功与否并不单单只看主角，还要看配角，配角塑造的成功能够从侧面为主角的塑造提供衬托。

三、 日本动画电影发展所反映的日本社会空间变迁

“涂尔干”1893年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社会分工论》中最早提出“社会空间”这个概念，他所理解的社会空间概念的内涵更多是地理意义的。后来社会空间这个概念得到很广泛的研究。[6]综合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社会空间的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社会群体居住的地理环境、个体对社会空间的认知或者个体在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定位等方面。

（一）社会群体居住的地理区域：对生态环境由过度利用到重视保护

日本社会对于生活方式的变革、住宅模式的创新和改革开始于1949年。建筑师以各种课题展开了多样的实验住宅设计，比较熟悉的“最小限住宅”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变化都在不同时期的日本动画电影中得到了体现。宫崎骏的《风之谷》就通过虚幻世界中的角色关系和情节构成反思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的影响。日本社会也经历了工业文明的阶段，也为环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环境问题的反思在动画电影的呈现相当普遍。而由于日本是个岛国，水在动画电影如《千与千寻》中得到了很多的呈现，也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群体居住的地理区域，就很好地体现了人们与环境的依存关系和环保意识。

（二）个人对空间的主观感受：由重视团队发展到追求个性独立

20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索尔扩展了涂尔干对社会空间的界定，他把社会空间想象为众多区域的拼贴物，每一区域依据居住在其中的人们的空间感受来划分。社会群体的价值和特性总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空间呈现出来。[7]例如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比较强调团队意识，而缺乏对个体特点的鼓励。但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日本人的个性逐渐得到解放，这些都能在不同时期的动画电影中找到蛛丝马迹。如早期的日本电影《海之神兵》中所表现的就是日本人强烈的团队意识对个体个性的压抑。而新时期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中主人公千寻就通过在幻境中的神奇经历反映了个体在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即对个体个性的解放的赞扬。爱情、友情、亲情等情愫在幻境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千寻的独立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

（三）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由不受重视到重视程度加强

美籍俄裔社会学家索罗金1927年最先使用“社会空间”这一术语确定个人与他人或其他被选作“参照点”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日本社会空间的变迁轨迹之一，也就是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方面主要在于个体由不受重视到被重视的程度得到加强。宫崎骏的《风之谷》讲述的是世界产业文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在《风之谷》中更多地体现的是大环境的影响和作用，而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则是十分渺小的，而这也正是日本社会一个阶段社会空间的特征。日本漫画家岸本齐史的代表作《火影忍者》中就成功地讲述了每一位年轻的忍者都在开拓着属于自己的忍道，进而强调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重要位置和价值。此动画电影中个体得到了很好的重视，体现了日本社会的变迁。

四、 日本动画电影反映社会空间变迁对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启迪

动画电影是艺术的一种，艺术源于生活，也反映生活，更加能够反映社会的变迁。日本动画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持续而坚挺。其内容、题材、风格等从诞生起到成熟期方方面面都经历了变化，这种变化既有技术因素革新的影响，也是对日本社会文化变迁的记录和反映。通过对日本动画电影的发展脉络的回顾和对其特征的总结，可以发现其与日本社会空间的变迁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反映主要体现在社会群体居住的地理区域方面对生态环境由过度利用到重视保护、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方面由不受重视到重视程度加强。动画电影对社会空间变化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而对其的研究也是研究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比较好的视角，通过对动画电影的研究无疑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空间变迁的轨迹。其对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启迪：

（一）深挖民族文化和时代特色，借鉴新技术

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我国政府近年来愈发强调通过文化的力量来在软实力上与世界人民进行交流和沟通，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为舒适的外部环境。动画电影在文化交流中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应该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生力军。目前已经有中国文化题材和内容的动画电影在全球成功的案例，如《功夫熊猫》。虽然该影片不是中国导演的作品，但还是给中国动画电影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学习的范本。相比较而言，我国动画电影工作者在理解中华文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深入发掘，一定能够制作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动画电影作品。

（二）重视精神层面的挖掘

重视精神层面的挖掘主要体现在人文主义精神的挖掘上。纵观我国动画电影史的发展历程，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一个比较困扰的问题。宫崎骏动画电影作品中的一个显著方面，就在于贯穿着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其中既有对人性的描述和歌颂，也有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爱的宣扬。如其《千与千寻》及《哈尔的移动城堡》等作品，就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赞扬了爱的伟大，这种爱不仅仅是男女之爱，更包含有更多复杂的关涉人性的成份。如千寻和白龙之间的爱就带有感恩、责任等意境，而这种爱在《萤火虫之墓》和《龙猫》中则表现为亲人之爱。

（三）重视成人受众，满足成人受众的需求

在中国的动漫创作中，其题材风格和内容总是偏低龄化。我们从宫崎骏动漫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其动漫作品的受众人群并不只定位于小朋友，更有针对成年人的元素。中国动画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寓教于乐，即将道理融合在动漫中，树立起一个中国式的“好孩子”形象。这正是中国动画电影“低龄化”定位的一种表现。而宫崎骏动画电影中几乎没有板起脸来讲道理的情节，而更多是通过一个年幼的主角不断成长的过程来引起人们的思考。这正是中国动画电影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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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宁宁.淡远深邃,天蓝海碧——浅析《天空之城》色彩环境塑造的艺术[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4(11)：84-85.

[3]周越,李可文.动画电影与文化传播[J].设计艺术研究,2014(6)：31-35,40.

[4]任姗.浅谈日本电视有限动画技术[J].当代电视,2015(1)：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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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晓磊.“社会空间”的概念界说与本质特征[J].理论与现代化,2010(1)：49-55.

日本公营住宅制度及启示 篇12

关键词：日本公营住宅,公共租赁房,启示

1 引言

公共租赁房在我国的发展不过五年时间, 但在许多发达国家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 经过持续的探索、反思和转型, 这些国家的公租房政策已经比较完善。许多中国学者总结境外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公租房的经验, 对我国公租房建设提供建议。

卢为民和姚文江在2011年比较和借鉴德国、英国、新加坡、美国、日本的公租房租金定价机制, 从定价基准、补贴力度、保障形式和配套政策等方面总结了国内外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定价的经验, 并就制度设计、操作流程、管理体制、价格机制、法律法规以及金融制度等方面提出了相关配套措施。

刘友平、陈险峰、虞晓芬等在2012年比较和借鉴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公租房运行机制, 提出不断调整保障政策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要求、采取可行的计算方法界定公共租赁房的保障对象、建立严格的收入审查制度和完善的退出机制、促进开发商兴建、降低房租、空间建设分散化等建议。

本文将在介绍、分析、借鉴日本公营住宅政策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国情, 为我国公共租赁房建设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2 日本“公营住宅”运行及实施简介

2.1 二战后至工业化初期

二战时期, 日本民众住房遭到严重毁坏, 民众亟需大量安置性住房。战后, 日本政府在战灾严重地区建造了大量简易住宅, 即公营住宅前身, 供居民越冬, 暂时缓解了当时住宅供应的紧张状况。

1951年6月, 日本确立了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公营房的永久性法案《公营住宅法》, 迄今历经22次修订, 并逐步逐步完善。该法明确指出公营住宅是政府在居住生活领域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的手段。在法律的规定指导下, 日本在此阶段建设了大量公营住宅, 极大缓解了低收入群体的住宅问题。

2.2 工业化高速发展期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 日本的住宅建设基本完成了解决住宅不足问题、从量的确保转向质的提高以及重视市场和存量房优化利用等三大任务。

此阶段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都市人口集中, 住宅不足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都市地区低收入人群对住宅需求仍然较高、民众对房屋居住水平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因此, 日本政府于1966年制定了《住宅建设计划法》, 依据此制度制定了《住宅建设五年计划》, 具体提出了五年内新建住宅的总量和改善居住质量的指标。此后, 住宅建设五年计划一直作为日本住宅供应的指导性标准和各阶段的阶段性目标。

2.3 后工业化时期

此阶段日本房价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快速增长,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 日本房价更是达到历史顶峰, 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明显不足, 供需矛盾凸显, 民众对公营住宅需求进一步增加。

1996年, 日本对《公营住宅法》进行了修改, 提出了扩大公营住宅房源的新思路:采取由地方公共团体建设公营住宅、地方公共团体收购民间住宅和由地方公共团体租用民间住宅等途径, 加速发展公营住宅以解决低收入无房户的住房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公营住宅制度的不断实践和发展完善, 日本逐渐形成了符合其基本国情、重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改善及住房保障制度和完善的住房发展规划。

当前, 公营住宅的具体操作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

2.3.1 清晰的保障对象界定和租金确定方式

日本公营住宅入住资格随着社会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及人口高龄化的发展而改变, 家庭收入位于后25%以内的家庭具有申请公营住宅的资格。公营住宅的房租根据房型、地段、环境和申报收入不同而有所差异, 优化了房屋的供给结构。

房租由以下公式决定:房租=房租基准价×房租调整系数。其中, 房租调整系数=城市区位系数×房屋面积系数×房屋使用年限系数×居住方便性系数;房租基准价根据家庭收入状况确定。明晰的房租计算公式强化公营住房运作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提高房屋与保障对象的匹配效率。

2.3.2 多方位的中央财政补贴

中央政府对地方提供资金补贴, 一种是对建设或收购费用的补贴, 一种是对房租差额的补贴, 从而以较低的租金向本地区低收入居民出租, 此种考虑需求方和供给方的补贴方式不仅平衡了公营住房市场双方主体地位, 且考虑到保障对象的特殊性, 克服了仅对建设方实施补贴的欠灵活性, 使得补贴调节更为灵活精准。截至1995年底, 政府建设的公营住宅约占住宅总量的6%左右, 缓解了低收入家庭住房紧张的状况。

2.3.3 充分的事先需求调查

在翻修或改建老朽化的公营住宅时, 日本各地政府充分考虑到各地区居民的不同需求, 包括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青壮年比例、收入水平及消费偏好等, 在规划阶段采取事先进行需求调查, 或邀请居民积极参与的方式加以解决。充分的需求调查使得民众对建成后的公营住宅满意度较高, 较好地达到政策目的。

2.3.4 与时俱进, 改革住宅管理机构

日本住宅管理机构主要为都市再生机构和住宅金融支援机构。都市再生机构根据日本《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及《独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机构法》于2004年7月设立, 其资本额为一兆六亿日元, 其中中央政府出资9984亿日元, 地方政府出资20亿日元, 其性质是独立行政法人, 服务内容开始向改造旧城区转变, 新区开发则向民营化方向转变;住宅金融支援机构主要通过证券化将长期固定利率住宅贷款的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 使得私人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稳定的长期固定利率住宅贷款, 为公营住宅建设提供稳定的资金供给。

3 日本“公营住宅”对我国的启示及其他政策性建议

中国正处于房地产工业化、产业化进程中, 类似于日本公营住宅发展的第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 社会要求提供大量同户型、同面积的住宅。立足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 结合上述我国公共租赁住房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以及日本“公营住宅”运营与改革的案例, 笔者得出以下启示及政策性建议。

3.1 确立清晰科学的保障对象筛选方法和租金确立方法

目前, 我国许多地区已经根据各自经济发展情况与居民收入情况确立了保障对象筛选方法, 但是主要以收入总量作为判断依据, 缺乏对消费结构的分析, 且公共租赁房申请标准线调整更新不够及时, 导致实际筛选出的保障对象符合度不高。另外, 房屋租金的确定方法也较为粗糙, 无法反映所住居民收入、周边环境及房屋折旧老化等各类因素的影响, 影响了公平性。

因此, 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 在保障对象筛选和租金确立两方面确立更为细致、灵活的标准和方法, 如加入消费结构因素评价、建立租金计算公式等, 保证公共租赁房本身所强调的公平性的实现。

3.2 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政府的投资, 并鼓励独立行政法人团体通过扩大业务范围提高盈利水平, 减少对政府财政拨款的依赖

目前, 我国地方政府对于建设公共租赁房的积极性不高, 原因主要在于财政压力负担较重, 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 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支付能力较差, 可能影响公共租赁房租金的按时收取, 使当地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

第二, 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加大, 缺乏经济激励。资金是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与发展的保证, 一方面公共租赁住房房源筹集需要大量资金, 另一方面, 建成后的住房也需要大量的运营维护费用。因此, 融资机制是影响公共租赁住房持久性与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目前, 单一的融资渠道成为公共租赁住房亟待解决的瓶颈。首先, 目前我国公共租赁房建设的一般模式是由政府划拨土地, 国企开发建设, 建设资金大部分来源于财政拨款, 作为公共租赁住房的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面临重重压力。其次, 由于公共租赁住房所需贷款时间较长, 使得金融机构不愿参与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和运营, 没有较强的意愿给运营主体发放中长期贷款, 市场化的融资机制未能充分建立起来, 社会资金不能很好地介入到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和运营领域, 进一步加大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第三, 地方政府不具有公共租赁房供给决定权, 只是被动执行中央政府分配的供给数量、供给方式、供给程序, 积极性难以被调动。

因此, 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 在中央增加财政拨款的同时, 也要求独立行政法人在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运营中扩大业务, 提高盈利水平, 不再过多依赖向政府的借款和政府补贴, 形成良好的资金运转能力, 适度减轻政府财政压力, 加大对政府的激励, 从而提高地方政府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3 进一步完善与公共租赁住房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体住房保障体系

我国公共租赁住房体系仍然处于初步阶段, 虽然国务院发布了多条加快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指导意见, 但是不够细化, 如租赁房建设标准问题缺乏细致的规定等。加之地方政府准备仓促、缺乏经验和激励, 租赁标准差异较大, 缺乏统一约束性, 不利于公共租赁房标准化、数模化, 进而影响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步伐的加快。

我国已颁布的公共租赁房政策配合性不够, 存在制度冲突, 为此可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和修订加以结局。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需要较长时间, 适宜将其作为完善整体住房保障体系长期战略进行政策设计。

3.4 在公共租赁住房大规模建设初期着重进行标准化设计, 并及时更新、提供机能丰富的生活空间

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发展情况类似于日本公营住宅的第一阶段, 对公共租赁房数量有着巨大需求。“十二五”阶段, 农村向城镇人口年均转移量大约在1200万到1300万人之间, 高校毕业生数量也迅猛增加, 从2006年的413万增加到2014年的727万。总体而言, 在现阶段, 我国公共租赁住房还存在供不应求的局面, 各地公共租赁住房轮候期较长, 难以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

由于立法不完善、政府管理缺位等原因, 我国公共租赁房面积较小、质量较差, 多为老旧房屋, 且未能考虑到不同年龄段保障人群的需求, 如中青年租房者有对育儿机构设施的需求, 而老年租房者对养老设施需求较大等, 影响公共廉租房理论优势的发挥, 不利于切实改善民众的住房条件。

此时应将工作重点转移至住宅及部品的标准设计上。在设计方面, 制定标准化的设计详图, 提高现场的施工管理及施工精度, 通过部品、构建的工业化生产和稳定可靠的性能, 降低住宅价格和成本。

在公共租赁住房居住环境方面, 政府应与独立行政法人团体合作, 不断加强住宅出租与相关设施维护与管理业务, 同时进行住宅内外部空间与设施的更新改善, 并对综合住宅区进行重编和改建, 增建社会福利设施与住宅。

3.5 在公共租赁住宅建设管理机构设置方面, 实行独立行政法人制度

目前, 中国政府担负建设满足城市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的公共租赁房主要任务, 由于机构庞大冗杂、专业程度不够高, 导致建设效率低下, 因此, 我国在进行公共租赁住宅建设过程中, 可以借鉴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制度, 设置介于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性质之间的公共住宅管理和建设的机构组织, 提供高质量服务和高通明度的组织运营, 不仅可以达到公益性目的, 还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和质量。

4 结语

中国公共租赁房问题一直是城镇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可以让中国的建设少走弯路。但是,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 国情复杂, 还需要摸索出更多的针对性方法, 使得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能够稳妥推行, 改善低收入群体居住条件, 让城镇化的成果惠及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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