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借鉴（精选12篇）
日本借鉴 篇1
摘要：从我国税收保全的立法及实践现状分析入手,基于中日税收保全制度之差异,寻求日本税收保全可供借镜之处,一方面完善税收保全制度,另一方面设立第二次纳税义务制度。
关键词：税收保全,第二次纳税义务,差异,启示
谈及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以往学者多持税收权力关系说的观点,直至近期税收债务关系说才逐渐为税法学者所接受。对此,笔者已另行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1]。正是基于税收债务关系的理论基础,民法中的债权保障制度才得以引入税法。《税收征管法》中亦有不少规定体现了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理论,税收之债的保全,即税收代位议和撤销权的相关规定便是其中的代表,它属于税法领域中涉及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的交叉地带。如此重要的制度设计在2001年《税收征管法》中仅有一个条文的简单规定,而2002年出台的实施细则,却对该制度只字未提,且税法学界对于该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尚未做好理论铺垫。目前理论对该制度的探讨多集中在税收保全的行使条件、行使程序与民法债的保全区别上,很少有更深理论层次的分析。在此有必要考察日本税收保全的规定,以为我们提供可行的借鉴。
一、现实的困顿:我国债的保全在税法中的立法及实践现状分析
税收保全援用于民法之债的保全,债的保全是指债权人依据一定的程序或方法,保全债务人的财产,防止其不当处分而损害债权,以增加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财产保障。债的保全是为解决多年来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三角债及债务人逃避债务、荒废债务等问题,在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中正式确立了债的保全制度,并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同年最高人民法院于12月29 日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于债的代位权和撤销权作了重点的规定,从而形成我国债的保全制度。至此,为债权人效力及于第三人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税法为保障税收债权的实现,移用这一制度,规定了税收代位权和税收撤销权。主要体现在2001年《税收征管法》第50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此立法模式相似于日本税法的做法,反映了我国在税收立法中实际上采纳了“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理论。但在实施细则中对此并未作出任何的介绍,有关保全的条件、范围行使、保全的效力、时间等内容成为立法空白。日本税法明确规定“准用”民法上的代位权和撤销权,而我国税法未规定在税法没有规定时是否可以适用合同法以及合同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若可准用,究竟可准用到何种程度,是否应受税收法定主义的限制,不能作出不利于纳税人的解释。
令人不解的是,国家税务总局2004年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欠税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对于一些生产状况不错、货款回收正常、但恶意拖欠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应积极地与纳税人开户银行联系,掌握资金往来情况,从其存款账户中扣缴欠款。对隐匿资金往来情况的,税务机关可进一步采取提请法院行使代位权、查封、扣押、拍卖和阻止法人代表出境等强制措施。”可见我国将税收代位权视为“税收强制措施”,并与查封、扣押等并列。如此一来,引起理论界对税收代位权究竟是税收保全制度,还是税收实现制度,抑或是其他类型的税款征收制度等定位上的分歧。应还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本来面目,将其视为税收机关行使税收债权的具体表现。
税收保全制度在我国税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在税法实践中,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诉讼的案例屈指可数,寥寥无几。目前较为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6月11日和13日常州市高新区人民法院和钟楼区人民法院,先后审结两起常州市国税局行使《税收征管法》赋予的税收代位权,通过民事诉讼向欠税企业的债务人主张到期债权案件。国税原告均获胜诉,追缴税款和滞纳金合计76.9万元[2]。故该条法规的实效和立法者的期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税收保全的实践并不理想,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制度实施成本过高,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在于现行税收保全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在借鉴国外税法制度的时候,所选择的样本国家不够多,更重要的是我国税法理论很不发达,立法者虽然认识到税收债务关系说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并没有充分考虑移用民法上债权的保障制度在税法上的可操作性,盲目移用,又不在税法中加以具体说明,势必导致在税法上无法正常实施。
二、理性的分析:中日税收保全制度之差异
(一)中日税收保全制度规定的差异
世界上规定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多,其中较为典型即是日本的做法,日本是立法上最早确立税收代位权制度的国家。根据《日本地方税法》第20条第七项和《国税通则法》第42条的规定,税收债权者的代位与诈害行为取消权的规定,准用民法有关规定。《日本民法典》第423条规定:“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可以行使属于债务人的权利。但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不在此限。债权人在其债权的期限未届至期间,非依裁判上代位,不能行使前项权利……”第424条规定:“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明知侵害债权人而为的法律行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但因其行为而得到利益的人或转得人,在其行为或转得的当时,不知有会侵害债权人的事实时,不在此限……”比照民法的规定,作为税收债权人的国家或地方政府,为确保税收的征收,当纳税人不行使其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时,可以代替纳税人行使该项权利,如纳税人的财产归到第三人名下时,国家和地方政府有权代替纳税人要求第三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当纳税人或受益人有意及恶意行为使得国家税收受到损害时,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取消纳税人有意减少财产的行为。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第50条、 《合同法》第73条和第74条的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
可见,我国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方式依照法律的规定,不分税收债权的期限届至与否,均须通过诉讼方式行使:而日本的做法是:若税收债权人在其债权未至届满期间,非依裁判上代位,不能行使代位权:若税收债权人在其债权的期限届至时,可径行代位,无须通过诉讼。这样一来,有利于简化税收机关行使代位权的程序,提高效率,更好地保障税收债权的实现。从中日税收撤销权的适用范围上看,日本税收撤销权只适用税收债务人和第三人存在诈害行为,并主要针对转让财产,而对于税收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和放弃到期债权并未规定适用撤销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对于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等不良减少其财产的行为束手无策,恰恰相反,日本税法上对此规定了一种更强效力、成本更低也更有效的制度——第二次纳税义务。
(二)别具一格的“第二次纳税义务”
在纳税义务人滞缴税的场合,当税务行政厅认为(判断)对该纳税义务人的财产即使执行滞纳处分,也不足于应征收额度时,则同该纳税义务人的关系人有义务替其纳税。法律上将这义务称为“第二次纳税义务”,将负担这一义务者称为“第二次纳税义务人”[3]。这一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谋求确保税的征收,在认为从本来的纳税义务人那里不可能征收到全部或部分税时,把同该纳税人有物上、人上有特殊关系者作为第二次纳税义务人。日本地方税法第11条和《国税通则法》第32条对第二次纳税义务作出了规定,尤其是对无偿受让纳税人财产的人赋予第二次纳税义务,即当认为对滞纳人实行滞纳处分后仍不足应征税额时,而且其税额不足是由于滞纳人在法定缴纳期限一年内,无偿或以明显低额代价转让财产、解除债务,或把利益分配给第三者造成时,因该分配而取得权利者或解除义务者在该分配所接受的现有利益限度内,对滞纳税金负有第二次纳税义务[4]。当然,从第二次纳税义务人那里征收税时,为避免突然袭击,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需要向其发出缴纳通知书,第二次纳税人未按通知书的期限缴税时,经催缴通知后仍未缴纳的,则可进入滞纳处分的程序。第二次纳税义务在性质上和主纳税义务共命运、同存在,因此,主纳税义务的时效中断和终止应完全涉及第二次纳税义务[5]。第二纳税义务人就其交纳或被征收的税金,可向原纳税义务人行使求偿权[6]。日本税法上对“无偿受让”纳税人财产的人赋予第二次纳税义务,个中的理由是财产的无偿转让多为欺骗行为,而欺骗取消权的行使必须以诉讼进行,为简化程序,规定财产受让人负有第二次纳税义务。而这一规定,显然效力更强、成本更低、也更具实效,也给税收债权人留有更多可供选择的空问,更有利于税收债权的实现。
在我国,第二次纳税义务仍是立法空白。早在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小组在《中国税收与法治》考察报告中指出,第三人欠纳税人债务,不仅包括银行账户、赠送财产适宜于扣押,且法律应扩大到拖欠税款之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债务的其他人,诸如雇主或债权人。法律应规定通过向第三人发出扣押通告,对此类财产实施扣押,从而要求第三人把纳税人之款项缴付[7]。看来,设立“第二次纳税义务”是大势所趋。
三、制度的创新:日本税收保全制度的借镜
在法律借用中,作为借鉴对象的具体制度,在一个新的法律系统中的功能发挥状况取决于其与该法律体系应有的价值取向、原则要求和运作方式的相容程度。若相容程度较强,二者可相得益彰,若相容性较弱甚至根本不相容,则轻者导致被借鉴的法律制度处于实际失效状态,重者导致作为法律借鉴受体的法律系统功能失调,甚至出现法律传统的迷失[8]。而今,将税收权利视为一种公法上的债权的观念占据上风,“税收债权”概念的提出,拉近了税法学与民法的距离,从而也为税法借用民法对私债保障的现成制度提供了可能。在此,笔者认为可吸收借鉴相关部门法乃至移植外国先进的立法,会大大降低这种转化的成本。但诚如日本著名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所言:“一国法律是以该国语言的,该国地理、人种、宗教、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等多种的函数。”[9]因此,对于税收之债的保全的立法体例的选择,不仅是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偏好,而且还受制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
建议对税法进行修改,继续移用民法上的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但必须考虑税法上的特殊性和可操作性。注意遵循税收法定主义基本原则,需要税法的明文规定作为代表国家税收债权的税务机关行使的条件、程序、效力等法律问题,因为权力如果不受限制就有被滥用的危险,“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因此,对任何权力都应当有某种法律限制。”[10]基于上述对我国税收之债的保全现状分析,以及对日本债权保全的考察,结合我国的立法实际,我国未来的税收之债的保全制度立法应走税收基本法的一般化与特别法上类型化相结合的立法道路。具体做法是:在税收基本法中规定税收债权对民法债的保全的援用;而在税收特别法(如采用《税收债权保全试行办法》)中具体规定税收代位权和税收撤销权的行使方式、行使条件、行使效力、行使期限、行使范围等法律问题。这方面已有类似于税收保全的纳税担保的成功经验。同时,在税收基本法中也可大胆借鉴日本做法,规定第二次纳税义务制度,笔者认为我国税法至少可在几个主体上规定第二次纳税义务,如独资企业的业主、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公司的清算人、无偿受让人及事业受让人等。以便给税务机关更多的选择空问,以更充分保障税收债权的实现,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税收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郑丽清,卢圣震.纳税担保的法律性质辨析[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76~79.
[2]金冈.常州国税“代位”清欠开全省先河成功追欠税76.9万元[EB/01].http//:www.usgs.gov.cn.2007-06-15.
[3](日)金子宏.日本税法[M].战宪斌,郑林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 16.
[4](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M].刘多田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97~100.
[5](日)北野弘久.陈刚译,税法学原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199.
[6](日)金子宏.刘多田等泽,日本税法原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01.
[7]许善达.中国税收法制论[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320.
[8]王轶.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6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605.
[9][日]大木雅夫.范愉译,比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9.
[10][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0.
日本借鉴 篇2
关键词：日本 创新 渐进 科教兴国
近十年来,日本不仅在汽车和半导体工业上的霸主地位相继被美国所夺走,而且,她在信息技术上的发展上与美国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技术领先地位在东亚地区也受到了挑战,《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11月18-19日发表的连载文章指出,就信息技术相关设备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而言,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平均达到13%,大大超过日本的6%;在产业的信息技术化方面,新加坡和香港也领先于日本。这种状况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技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咄咄逼人的态势产生了很大的反差。在那时,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了日本创新体制的某些局限性,但许多人认为,日本的创新活动是最优秀的。英国著名科技经济专家弗里曼1992年在一篇讨论科技制度演进的论文中,甚至把日本创新体制看作是信息技术发展在经验上可供借鉴的首要对象(Freeman,1992)。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人们对日本创新体制的评价已发生了很大的逆转,更强调这种体制在信息技术和科学推动等方面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在综合并讨论这些新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日本创新体制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更全面的总结,并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必要的借鉴。
一、日本战后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为何风光不再
日本财税体制及借鉴 篇3
二战以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重建国家财政。经过两次重大税制改革和多次调整完善之后，日本建立起了成熟的现代财政体系。
一、日本税制的基本特点
日本是中央集权的多行政层级国家，实行中央地方分级管理的税收体制。税收的立法权统一在国会，主要税种的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地方税税率确定和减免权在地方。税收按中央、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课征，主要功能是为筹集公共资金、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增长。
（一）合理的税制结构
日本税制的基础是宪法，宪法规定国民均有依法纳税的义务，非经法律规定，不得开征新税或修改现行税制。日本的税制结构是建立在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先进的征管水平基础之上，税制公平高效，清晰简洁。
日本的税收分所得课税、消费课税和资产课税三大类。2014年度预算国税和地方税税收收入合计89.2968万亿日元。与主要发达国家一样，日本采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2014年度预算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为66∶34。从所得税类看，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主要由“个人住民税”和“个人事业税”构成，占比为30.6%;企业所得税主要由“法人住民税”和“法人事业税”构成，占比为20.7%。两者合计，所得税类占比为51.3%。从资产税类看，主要包括固定资产税、遗产及赠与税、城市规划税和其它资产课税，占比为14.9%。从消费税类看，主要包括消费税、地方消费税、汽油税、酒税和其它消费课税，占比为33.9%。
日本的税政管理层次清晰。税法由国会制订，内阁为实施税法而制定政令，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等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政令制订地方条例。一切税务都依法运行。地方有独立管理地方税种的权力，地方税种的设立只限于《地方税法》规定税种，不得随意设立其它税种。当地方政府出现收不抵支情况时，需经地方议会讨论通过，报经中央政府批准，方可在法定税种以外开征普通税种。日本大部分地方税的税率都由《地方税法》规定，部分地方税采用全国统一的法定税率，地方不得自行更改。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税率的地方税种，地方政府可自行决定其税率。在税收征管上，日本的税务机构分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三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税务机构，各自征收本级政府的税收。
（二）规范的税收优惠
日本根据国内形势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每年都要对税制进行调整，对需要特别支持和鼓励的领域予以税收倾斜。操作公开透明，规范有序。
税制调整的操作程序是，每年4月左右，政府召开税制调整会议，由总理大臣说明下一年度税制调整的基本考虑，各部、局提出自己的调整希望方案，税制调查委员会对税制调整方案进行审议。9至12月由政府和执政党分别对税制调整方案进行讨论、批准，并发表税制调整大纲。12月末将草案交由第二年1至3月期间召开的国会讨论。获得议会批准的具体调整方案（税制调整一律回溯至1月1日开始生效）在财务省网站上公布，并由政府制作宣传材料进行宣传。在实施过程中，每个季度，政府都要对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在网站上公布调查报告。
（三）严格的征管体系
日本具有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国税通则法》和《地方税法》分别对国税和地方税的税务行政及征管做出规定。国税由财务省国税厅主管，地方税由总务省管理。各级政府各司其责，依法进行征税和管理。
日本国税厅在全国设有11个税务局、1个税务所及524个税务署，税务署为税收的一线征管机构，各国税局负责对辖区内税务署的税收征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地方税则由地方政府进行征收。日本实行“蓝色申报”制度，纳税义务人经纳税所在地税务机关许可后，依据税收法规相关规定，采用蓝色申报表缴纳税款。由于申请采用“蓝色申报”的纳税义务人必须建立个人财务账薄，翔实记录收支情况和交易行为，对于完善纳税申报制度、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有积极作用，因而可以享受到比普通纳税人更多的税收优待。对纳税人的申报进行评估是“蓝色申报”征管的重要环节，也是一线征管机构的核心业务之一。
各国税局和税务署都设有不服审判所及其分支机构，处理有关税收方面的申述。同时，还设有专门的约谈机构及税务调查部门，评估纳税申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涉税案件进行调查处理。
二、日本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日本的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及财政关系由法律确定。
（一）事权划分清晰
日本的《宪法》、《地方自治法》、《财政法》、《地方财政法》等法律均对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职责有明确的规定。其中，《地方自治法》对地方政府的地位、权限，以及收入支出等从法律上做出了清晰界定，并对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纠纷处理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央与地方事权主要基于受益范围划分，同时考虑提高效率、便于监督等，凡是低一级政府能做的事一般不交由上一级政府。
具体职能划分如下：国防、外交等由中央负责;社会保障、医疗与健康、公共福利等具有收入再分配性质或需要全国统一标准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中央及较高一级的地方政府负责;教育管理职能由各级政府按层级划分;对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有直接影响的消防、城市规划、公共卫生、住宅等由各级地方政府承担。基本架构见表1。
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根据事权确定，消费增税后的2014年，中央预算支出95.9万亿日元（含对地方的各种转移支付），地方预算支出83.4万亿日元。
为使国民生活更加富裕、安全，日本政府于1997年通过《地方分权推进相关决议》，正式开始了近20年的地方分权改革。
地方分权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放宽对地方的政策限制、充实地方财政、强化土地利用等。原则是在事权大类基本稳定不变的前提下，适当下放部分事权。
（二）收入分配合理
2014年总税收收入中，中央占比为60.1%，地方占比39.9%（道府县16.7%，市町村23.2%）。经过地方交付税及地方法人特别让与税等转移支付调整后，中央占比降至39%，地方占比增至61%，即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由六四开变成了四六开。
日本为全口径法定预算制国家，采用财政立法权集中、执行权分散、不设共享税或同源税的分税制体系，国税与地方税的区分主要依据《财政法》、《地方财政法》等法律法规确定。一些税种虽同源，但国税与地方税界定清晰、分别征收，如国税中有消费税，都道府县税中有地方消费税，均由《消费税法》确定。为确保中央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及对地方经济的引导作用，在税源分配、税收数量等方面，中央均占有绝对优势。
在国税和地方税的内部构成中，地方税中的直接税占比大于国税中的直接税占比。2014年地方税的直间比为84.3∶15∶7，计入地方法人特别让与税后，为85.2∶14.8;而国税的直间比为54.6∶45.4，调整后为52.6∶47.4。作为间接税的消费税，具有宽税基的特点。消费税涵盖除土地转让与租赁、金融保险、医疗、教育、社保、房租之外的全部领域，自今年4月1日起，日本政府已将消费税的税率次由5%提高至8%。2014年度消费类税收占国税比重升至28.6%，成为最大的国税来源，地方消费税在都道府县税中占比为20.5%，排在个人道府县民税和地方法人二税等直接税之后。
日本资产类税收基本上归属地方。固定资产税在市町村税中占比最高，2014年度为42.2%，市町村民税占比为34.6%，居第二位。保持较高的资产类税收占比，为地方政府提高居民收入及财产水平提供了动力。
日本每年对税制都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但税种改变及税率调整等大的变动，则要在进行年度税制改革时才会出台。税制改革的程序要比税制调整更为严格及公开透明，须以相关法案的立法为基础来进行，并纳入相关的年度税制调整大纲。
（三）转移支付规范
财政转移支付是日本财税体制中的重要环节，对于调控宏观经济、规范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均衡地方财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收入适度集中中央、支出适度下放地方的特点。主要包括地方交付税、国库金支出和地方让与税三种形式。
地方交付税是中央利用部分税收收入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资金。按照《地方交付税法》第6条规定，在国税收入中，以个人所得税与酒税的32%、法人税的34%、消费税的22.3%、烟税的25%估算构成地方交付税总额，由中央政府向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级地方政府无条件拨付。在2014年中央政府预算支出中，“地方交付税交付金”为16.1万亿日元，占总支出的16.8%，是社会保障费、国债费之后的第3大支出。2014年国税与地方税比例60.1∶39.9，经“地方交付税交付金”调整后，比例转变为43.7∶56.3，再经过地方让与税调整后，则变为39∶61，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超过了地方财政收入。
国库支付金是中央为实施特定政策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包括国库负担金、国库补助金和国库委托金三个部分。其中，国库负担金主要用于支持地方与国家有共同责任的重要公共事业;国库补助金主要用于对地方特定事业的奖励;国库委托金主要用于地方代为执行事权的费用。2012年度决算额15.53万亿日元，占地方收入的14.3%。国库支付金是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以指定用途为条件对地方进行拨付，中央政府对这笔资金的使用负有监管职责。具体由财务省监督，会议检察院审计。
地方让与税是中央政府为补充地方建设财源而征收的特定税种，征收后全部返还地方。2012年度决算额为2.27万亿日元，占地方收入的2.1%。由于地方让与税额度较少，不具地方财政均衡作用。
三、日本的预算管理体系
日本的财政预算及管理均依法进行，具有法制化程度高、系统性强、操作规范、全口径覆盖，以及精细化和科学化等特点。
（一）编制科学精细
总体上看，日本的中央预算分为一般会计预算、特别会计预算及政府有关机构预算三类。一般会计预算是与政府基本事务相关的一般性财政收支预算，支出属无偿性质，2014年占预算支出总额的32.9%;特别会计预算是政府基本事物之外的、用于特定目的的国家项目收支预算，主要包括交付税与让与税的分配、地震再保险、国债管理基金、外汇管理、财政投融资、能源对策、劳动保险、各种年金管理、粮食安全、农业互助再保险、森林保险、国有林等管理、贸易再保险、专利、交通与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3.11大地震灾区重建等17项，其中的企业性质特别会计实行自主独立核算，事业性质特别会计实行一般会计补缺下的独立核算，要求做到以收抵支。政府有关机构预算为依法成立的特殊法人，如国有企业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等。
日本中央预算又可从纵向上分为一般预算、补充预算两类，补充预算是针对经济形势变化、重大自然灾害发生等进行追加变更的预算，1年内可以追加若干次，但审批程序与一般预算一样严格。
日本预算编制基本流程为：8月由内阁公布下一财年的概算要求， 9月公布各部、局一般会计概算的要求额与需求额，同时开展评估工作，评估完成后，公布各部、局一般会计和特别会计概算要求书与需求，以及相应的政策评价调查书。其后，根据《财政法》中的要求，各部、局将依据职能分工及前几年的财务决算，将制作完成的详细概算报财务大臣，经过意见交换及财务大臣统合后，提交12月的内阁会议审议，若审议通过则形成下一财年政府预算草案。草案于次年1月提交国会审议，并由财政大臣向国会做年度预算与财政投融资计划说明，如国会审议通过，则于2月公布政府年度详细预算，以及各部、局与政策相对应的详细预算，3月进入下一财政执行年度。
日本的中央年度预算属于“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口径预算，根据《财政法》规定，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必须全部纳入预算之内，不论是财政、金融、还是企业收入，不允许出现预算外收入与支出。与之配套的《会计法》，对政府的收入支出行为、契约、时效、国库与有价证券、出纳官员等均出台了详细明确的法律规定。日本中央预算编制的突出特点是运用经济核算原则，对政府预算进行严格的分类，任何机构的任何支出，不论项目多么细小，都必须列明在预算之中。《财政法》同时规定，预算案交国会审查时须附有预算明细书、各部及局的预算请求书、前3年的决算统计表及相应的国库、国债、国有资产等变动清单，相关收入及支出项目与金额变动情况一目了然。
（二）执行保障有力
日本财政预算必须按法定要求严格执行，《财政法》中不仅明文规定了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必须全部编入预算之内，也规定了支出的年度分割及延长使用期限等均须通过国会决议批准。政府及各部、厅的支出必须严格按照审批后的预算明细来执行，责、权界定明确。各部、局之间，以及各项预算之间不得相互挪用，确实需要调剂的，要经财政大臣认可后报国会审批，并报会计检查院备案。确需动用预备费的，由各部、厅编制详细方案说明，经财政大臣认可后报国会审批。
《会计法》在重申了《财政法》中的不能超预算支出的规定的同时，也强调了严格执行预算程序、严格行为认证，以及规范会计登记等方面的要求。如果遇到原材料价格或工资水平明显上升、施工难度增加，以及突发灾害等无法预料因素，可以按《财政法》明确的规定程序，编制补充预算，但仍需经过国会的审议批准。
（三）监督机制完善
日本政府于1999年颁布《关于行政机关保有信息公开的相关法律》（简称信息公开法），规定政府预算等信息必须对公众公开。
根据《会计检察院法》中的规定，唯一不属于内阁的独立机构会计检察院主要负责对预算、特别是决算的审核，注重正确性、合规性、经济性和效率性的统一。《财政法》还规定，各部、局的决算明细要先送交会计检察院审核，通过后才能交第2年的通常国会审议。除会计检察院的专业角度严格审核外，议会质询及表决、法律强制下的信息公开也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
《会计检察院法》中规定的必检项目包括：政府月度收入与支出、现金与物品等国有财产变化、国债及其他债务增减、日本银行代管的现金与贵金属及有价证券变动、国有资产占比50%以上法人的会计、法律规定的其他检查对象。选检对象包括：国有有价证券与现金及物品、国有外国现金与物品及有价证券变化、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提供补贴、奖金及贷款或损失补偿等会计、国有投资会计、国有增资会计、国家担保还本付息会计、国家或含国有成份的工程承包单位会计。
四、日本的地方债
日本政府对地方债实施严格管理，地方政府按法定程序发债，发行体制规范、监管措施严格，政府对地方债的发债规模及用途均依法做出严格限定。地方债发行的主管部门为总务省。2014年度地方债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0.6%，“公债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13.1%，虽然偿债压力较大，但相对于中央政府公债收入占预算收入的43%，公债费支出占预算支出的24.3%来说，财政状况要好很多。
（一）依法发行
日本地方债分为国内资金和国外资金两部分，国外资金可以以外币计价，也可以日元计价。国内资金又分为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机构资金、国家预算等贷款资金、民间资金（市场公募、银行及保险资金等）、以及交付资金。截至2010年3月底数据显示，银行资金占比39.4%，保险资金占比28.7%，养老金与家庭资金占比约10%，政府与非盈利组织各持有10%。《地方财政法》中明确规定，地方债的偿还以地方财源为担保。
总务省统计显示，2010年地方债公募总额7.62万亿日元，地方公募占比仅为3.23%，其余均为全国市场公募。在全国市场公募中，66.13%为10年期债，19.42%为3年期或5年期债，12.04%为20年或30年超长期债。10年期债中，又以个别发行为主，占67.66%，共同发行占比32.34%，地方债结构相对合理。
日本政府在《地方自治法》中，明确规定地方债的发行目的、方式、金额、利率与偿还方法等，必须以临时借款的名义在预算中予以详细列出。配套的《地方财政法》还规定，地方债的发行必须经总务大臣与地方知事同意。日本政府于2004年开始进行地方债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了“地方债协议制度”，规定赤字比例或公债费比例达到一定水平的地方政府，没有国家或都道府县许可不准发行地方债。不需许可的则必须经由总务大臣协议认可，并在地方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发债。总务省则于2005年颁布了《地方债令》，对未经许可的情况予以详细规定，使得2006年起日本的地方债发行，正式由“许可制”转向“协议制”。
（二）严格监管
为有效防范地方债可能带来的风险，日本政府于2005年颁布了《地方公共团体财政健全化法》，对地方财政赤字及公债比例做出了明确的限定。政府一般会计早期财政健全标准：市町村赤字比例11.25%—15%、道府县3.75%;财政重建标准：市町村赤字比例20%、道府县5%;包括各种公营事业在内的政府关联会计的早期财政健全标准：市町村赤字比例16.25%—20%、道府县8.75%，财政重建标准：市町村赤字比例30%、道府县15%;公债早期财政健全标准为25%，财政重建标准为35%。2011年，日本都道府县公债平均值为13.7%（濒临破产的北海道夕张市为40%），市区町村为9.2%，总体上风险可控。
根据该法的规定，各地方政府的年度预算与决算除必须接受地方会计检察院的审核，以及地方议会的批准外，还设立了地方公共团体财政健全化监察委员会，地方政府的年度预算与决算提出后，须经该委员会进行财政健全化评判审查，地方债也是评判审查的内容之一。审查结果在提交地方议会的同时，必须对外公布。总务大臣和都道府县知事可根据财政健全化评估结果，对地方政府实施劝诫，对需要改正的，总务大臣还要对地方提出预算变更及财政重建等方面的劝诫，上述劝诫内容也须同时送达地方议会及监察委员会。
五、启示与建议
（一）优化税制结构，引导经济健康发展
合理的税制结构能够起到稳定经济增长、调节收入分配、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税制结构不合理有关。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均采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日本2014年度预算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为66：34。而我国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比重为25%左右，以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的间接税比重为68%左右，直接税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有以下好处：一是采取累进税率课征，高所得高税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纳税人的应税税负水平，有利于平均社会财富。二是课税对象是收入和财产，征收环节不针对生产和流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地方政府因扩大税收而盲目投资的动机，引导政府注重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三是通过税收直接攫取纳税人的利益，有利于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对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对政府的监督意识。因此，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大幅提高以所得课税和资产课税为主的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逐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结构，促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二）完善预算控制方式，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目前，我国的预算审批主要包括收入、支出和收支平衡三个方面内容，预算控制的核心是收支平衡，预算与政策基本完全脱节。各级政府按照一定增长率确定收入预算，按照年度收入安排年度支出。这种做法造成各级政府部门特别关注税收规模，而不关心支出规模和政策方向。
因此，应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完善我国的预算控制方式，变收入驱动型预算为政策导向型预算。具体做法：一是强化财政预算与政府政策的结合，根据国家发展规划和部门政策需求编列预算，支出项目要体现政策目标。二是完善预算审批程序，延长立法部门审查时限，扩大审查权力，减少行政部门对预算的干预，使立法机关审查预算的过程，成为约束和引导行政部门行为、提高财政绩效的过程。三是完善预算审批内容，重点审查预算项目特别是支出项目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预算项目是否有利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
（三）理顺中央和地方间财政关系，实现财权事权统一
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一些本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承担，而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又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这种状况造成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统一，促进地方政府争夺财源、扩大税收，“跑部钱进”。
借鉴日本经验，通过制定相关法律，理顺中央和地方间财政关系。一是通过立法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适度加强中央事权。二是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结合税制改革，完善中央和地方税结构，放宽地方设税权限，培育地方主体税种。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强化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形成有效均衡地方财力、支持地方建设与发展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四是加强法制建设，强化财政监督管理及信息公开，促进形成公开透明、公平高效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注：
2008年度税制改革时设立，主要为进一步增强地方财力、降低地区间税收差异，将国税中的法人税（企业所得税）中的部分收入让与地方政府。
日本国民节能意识及其借鉴 篇4
据国际权威机构估计,世界已探明的可采石油,大约只可供应人类40余年的需求(天然气为60~70年,煤炭约200年),人类正直面能源危机对能源安全的威胁。而且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使得资源需求不断上升,资源紧张的态势更日益显现,面对能源危机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应对。我国虽然国土辽阔,资源总量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占有量不足。根据《各国矿产储量潜在总值》的估算,我国矿产资源储量潜在总值为16.5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矿产储量潜在总值为1.51万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排世界第53位,全国耕地保有量人均不到1.4亩,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而且人均资源数量和资源生态质量仍在继续下降和恶化。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1.8%的石油、0.7%的天然气、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和不足2%的铝土矿,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占有的煤、油、天然气人均资源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面对发展,我们不能走美国的“先消耗,再控制”之路,面对能源危机,我们只能选择“开源”和“节流”。2007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发布《应对挑战——构建可持续能源体系》研究报告,提出了2050年中国能源发展的战略目标,该战略目标的主旨是,控制化石能源消耗增长,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开发,以确保由化石能源为主向可持续能源为主过渡的目标平稳实现。在强调以“开源”为特征的能源替代战略的同时,也将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提到一个重要高度。
2 日本的国民节能意识作用
作为同样人口众多,但能源资源却严重缺乏的我们的邻邦——日本,在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却是世界公认的佼佼者。日本的矿产资源种类虽然很多, 但除了作为水泥、化学肥料原料的石灰石矿之外, 其他矿藏的储量和产量都很小。日本本土的石油产量很低, 目前已探明的只有新瀉县和秋田县有少量的石油储量, 仅能供给全国石油需求量的0.3%左右[1]。煤炭的产量也不大, 只有北海道、本州和九州有少量煤炭储量, 煤炭自给率仅为2.8%左右[1]。在经历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考验后,日本的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从高耗能产业向节能型产业发展演变,其节能的有效方法和成功经验,尤其是深入国民内心的节能意识,对我国尽快缓解能源瓶颈制约,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日本能源问题专家吉田人志说过,在日本,节能不仅仅是技术,而且是一种完整的思维模式[2]。政府、企业、普通公民都迷上了节能。这种强烈的节能意识来自一种敏锐的不安全感。1978 年,一位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和作家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题为“油断”,此书告诫日本人:日本每天要用近百艘油轮排着队从中东进口石油,日本的经济繁荣和国民生计是建立在石油上的,一旦石油进口中断,一个月内就会有约50%的企业破产倒闭,两个月内将发生暴动,半年内日本这个国家将彻底崩溃。此书向安于盛世的日本民众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让他们第一次感到依赖石油的危险和石油资源枯竭后的恐怖。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日本政府制定了综合能源政策进行政策导向,其中包括石油进口的多元化、开发新能源及大力推广节能技术等。这些节能政策一出台,便立刻得到了深感危机的日本民众响应,促使日本家庭注重节能技术,并演化出丰富多彩的民间节能活动。通过长期不懈努力,日本的节能取得很大进展。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在《科学技术基本法》颁布10周年之际,总结节能成就时指出:在1971—2001年的长达30年间,日本单位GDP的能源消耗(石油换算吨/GDP百万美元)在发达国家比较中是最少的。即每创造1 百万美元的GDP,耗能100吨左右的一次性能源。另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统计,在2004年世界主要国家的能源效率国际比较中,按每创造1 000 美元的GDP所耗费的石油吨数计算, 全世界为0.32、OECD为0.20、美国为0.22、日本为0.11、拉丁美洲为0.32,亚洲为0.71、中国为0.85。日本的能源效率是最高的[3]。这一切成就正如美国能源科学家艾伦·迈耶所说,日本人善于节能是毫无疑问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有很强的节能意识[2]。
3 日本国民节能意识的借鉴
虽然我国的能源利用率从改革开放开始到2000年间有了明显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能源利用率依然偏低。特别是从2002年开始,单位GDP 能耗出现连续上涨,能源供需矛盾突出,电力、石油和煤炭等最重要的能源物资普遍紧张,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的国民节能意识应该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3.1 政府节能主导作用
日本是注重法治的国家,在推进节能方面也首先从完善法规入手。早在1979年日本就制定并实施了《能源使用合理化法》(简称《节能法》)。旨在对工商业者进行节能指导、建议和劝告,并对高耗能产业如建筑、机械等行业,做出节能的规定。2006年4月修订的《节能法》,更明确规定了汽车、空调、冰箱等21个特定产品的节能要求。与此同时日本于1974 年颁布《新能源开发法》(“阳光计划”)、1978 年颁布《节能技术开发计划》(“月光计划”)、1989 年颁布《环境保护技术开发法》、1997年通过了《能源与环境综合技术开发促进计划》(“新阳光计划”)。这些法律中规定以税收、财政等多种手段促进节能和太阳能、风力、地热、潮汐发电、沼气等新能源的开发,并提倡节能技术与环保技术、开发新能源技术相结合[4]。日本在2005—2006年度的预算中投入能源对策费就高达4954亿日元。在完善法规的同时,政府积极进行政策引导,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政府的公共设施率先使用新能源设备, 建筑物率先安装太阳能设备, 政府使用绿色能源车, 在城市开发、道路建设和兴修水利等工程中也必须使用新能源。地方行政单位也必须在本地区优先使用无污染能源, 通过利用新能源努力建设无污染、无噪音和无热岛现象的街道。2005年6月日本政府发布了详细具体的政府机关节能对策。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主要内容有:“夏季商务”活动,夏季将空调温度设在28度以上,提倡政府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着便装上班。据测算,仅此一项办公室可节能17%,如果换算成石油,日本全国每年7—9三个月可节约原油155 万桶,在油价猛涨的今天很有现实意义。最近日本环境省又呼吁人们在秋冬两季穿暖装上班,实行“温暖商务”活动,把室内温度设定在20 摄氏度。日本首相安倍甚至在2007年1月9日的《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等6家主流报纸于刊登一幅整版广告进行节能宣传。广告中,安倍身穿纯毛西装、高领毛衣并裹着厚围巾,手提简易“布拎包”,就像刚下班买菜回家的样子。政府机关节能对策还要求不使用电脑时尽量关机;除个别部门外,办公楼在午休时和夜间,全部关灯。霞关地区(东京政府办公区) 导入自行车共用系统,并规定每月第一个星期一为无车日,不许使用公务车;对政府办公楼进行全面检查,探讨节能措施。政府内阁各省厅还开辟了节能网页,开展节能宣传和普及活动。另外,在政府部门从官员到职员所使用的信纸、信封、名片和手纸等,都是由“再生纸”制成的。为了宣传节能和环保,信封或名片的一角还印有“用再生纸制成”的字样。手纸的包装上也印有同样的字样。甚至还希望国民开车时尽量减少急踩油门;手机充电后充电器要及时脱离电源;上超市购物,要尽量携带可以反复使用的提兜而不是方便袋;购买电器也要选择节能产品等。对比我国,2008年10月《求是》杂志《着力建设节约型机关》中刊登指出“能耗上,全国党政机关能源消费占全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7%左右,接近全国8亿农村人口生活用电水平。”显示出我们还有很大的节能提升空间。虽然我国也出台了《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等法规,限制“白色污染”,鼓励实行“每月无车日”、夏季将空调置于27度等节能方法,但各级党政机关仍需做好表率作用。
3.2 企业是节能的主力军
日本政府从1998年开始推行的“领跑者”制度,采用“鞭打慢牛”办法来促进企业节能。所谓领跑者, 是指汽车、电器等产品生产领域能源消耗最低的行业标杆, 也就是确定家电产品、汽车的现有最高节能标准, 从而使汽车的油耗标准、电器产品等的节能标准高于目前商品化机电产品中性能最佳产品。领跑者制度实施以来, 日本汽车、电器都实现了超出当初预想的节能效率的改进。比如汽车行业, 2004年度比1995年度能源消费效率提高了22%[5], 而按原定目标, 是2010年提高23%。对于达标的企业政府尽可能给予经济激励,例如贷款优惠、贴息、贷款担保、税收优惠、高额补贴等,每年的节能月(2月), 政府、通商产业省、节能中心、机械工业联合会对能源管理有功人员、优秀节能集体、优秀节能产品、优秀节能宣传画等进行声势浩大的表彰和奖励。节能法不仅对能源消耗标准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而且奖惩分明。对于未达标的制造商, 政府会依法公布其单位的名称, 并采取警告、公告、命令、罚款(100万日元以下)等措施。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的产品将禁止上市销售[6]。日本政府和企业在节能研发经费的投入也是相当高。经济产业省2007年经济产业政策预算额为7 531亿日元。其中,用于推进能源环境对策的经费达到5 672亿日元,占经济产业政策预算额的75.3%。而在2002—2007年推进能源环境对策费年均增长率就高达34.0%。其中用于能源技术开发的费用, 2002年为45亿日元, 2007年达到502亿日元, 5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62.0%。研究开发费占GDP的比率,是从国家层面上来衡量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一个重要指标。2004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支出达到169 375亿日元,占GDP 的比率为3.41%[7]。因此日本的单位产值能耗较低, 美国的单位产值能耗为日本的2.9 倍, 而中国的经济单位产值能耗是日本的8.7倍。日本企业成为节能战场上的主力军,他们不仅发明了大量的节能技术,而且向社会提供了一大批节能产品,创造出非凡的节能成果。
3.3 媒体舆论的宣传教育作用
日本国民的节能意识强, 节约能源“从我做起”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方面, 日本媒体功不可没。日本主流媒体非常注重发挥自身的组织功能,经常主动发起环保方面的议题、活动, 以此提升自身的影响力。通过宣传培育出广大读者和观众的环保节能观念, 读者和观众牢固树立环保节能观念后,反过来更加欢迎这方面的内容, 因读者和观众喜欢这方面的内容, 媒体又会增加环保方面的报道,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由于日本人喜欢节约,各媒体经常举办一些以节约为主题的节目,这些节目不是进行简单的说教,而是寓教于乐,例如“看明星如何用1万日元过1个月”“抠门比赛”等。这样的节目人气非常高,带动很多日本人发明新的节约方法。例如“新型煮蛋法”:用一个长宽各4厘米的特制容器,放进鸡蛋,加水50毫升,加热后1分钟把水煮开,再煮3分钟后熄火,然后利用余热3分钟吧鸡蛋煮熟,整个过程仅耗时7分钟。普通人一般是用一大锅水烧10分钟,一直将鸡蛋煮熟为止。两者比较,前者节水4/5,节省燃料近2/3,效率却提高近1倍。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非常重视全民环保、节能意识的从小培养。日本小学从四年级开始设立环境保护的课程, 定期组织中小学生参观用于改善环境的公共设施, 如大坂市平野垃圾发电厂,整个垃圾发电厂干干净净, 参观者进入厂区一律换拖鞋, 室内非常洁净、一尘不染。介绍平野垃圾发电厂的宣传片有专为学生设计制作的动画多媒体宣传片, 具有故事情节, 运用为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在参观途中增设了一些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设施, 进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知识的宣传, 使学生们从小具有新能源和节能的意识。另外穿二手衣、用二手货在日本非常普遍,跳蚤市场非常发达。
3.4 民众节能十分踊跃
节能在日本早已蔚然成风,在政府的号召下,节能已变成全社会的行动。据《读卖新闻》的最新民意调查表明,71%的日本人认为节能减排要从我做起。在日本媒体中,经常出现家庭节能运动的“能人”,例如“吝惜道祖师”小幡玻矢子就是从这样的比赛中脱颖而出,有名的节约之道包括:肥皂寿命延长术、自制芳香剂(冲泡过的咖啡渣)等。他们在社会中树立了榜样作用,有效强化了日本国民节能意识。同时近年来,日本民间自发性的节能活动十分活跃,而且成果斐然。比如东京都的民间组织自发成立了“节能自愿者联络会”,这个组织和东京都政府共同实施“定点熄灯话动”,其内容是在同一时间内关闭城市主要建筑物的灯饰,以节约能耗。这项活动得到了东京市民的欢迎和支持,并坚持在每年5-6 月的某个时间,将著名的东京塔、彩虹桥、新宿摩天大楼上的灯饰熄灭。这项活动意外地吸引了大批民众观看熄灯的景象。目前,东京都的“定点熄灯行动”已传遍世界。从而使同时熄灭建筑物灯饰活动成为了世界性的共同节能行动。在日本,节能意识已经成为一种国民的自觉意识,一种民族传统。有民意测验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日本人将节约能源看作个人的责任。从政府官员,到大小企业和普通百姓,都以节约资源为荣,以浪费资源为耻。
4 小结
我国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要求, 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并对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数量目标, 一个就是到2010年国内人均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值翻一番;到2010年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 主要污染物排放要下降10%。日本在应对能源和环境问题上既有过深刻教训,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技术。相信日本的经验尤其是国民节能意识将对我国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将会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吴丹红.日本节约能源的经验与启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74-78.
[2]郎楷淳.节能,正成为日本国民意识[J].中外企业文化,2007(4):66-67.
[3]日本内阁府.世界经济の潮流[M].日本:国立印刷局,2006:84.
[4]杨杰,杨书臣.近年来日本节能新进展及其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08(2):26-30
[5]日本经济产业省.能源白皮书[R].2005.
[6]马爱英.中外节能经济激励政策的比较[J].中外能源,2008(13):8-14.
日本借鉴 篇5
——创意农业从日本的一村一品借鉴经验
作为创意农业就是要不断的发现本地区的特色，最终形成地方的品牌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寻找自身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推行的一村一品的模式。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经验借鉴到中国的创意农业发展当中。
“一村一品”运动是日本农业产业化的成功模式。所谓“一村一品”，就是一个村子的居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建设家乡，发展农村经济的活动。“开展一村一品运动，就是使每个市町村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或‘拳头产品’，打入国内和国际市场。”“一村一品”的实质是搞活地区经济的一种手段，是一个地方的象征，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代表着这个地方在某一个地区乃至全国和全世界市场上享有的声誉，同时还反映着这个地方的精神风貌。
这一运动是日本大分县前知事平松守彦先生于1979年倡导的。他倡导并推行了“一村一品”运动。“我们村里没有资源”、“我们没有学校”、“道路条件太差”等叹息声。平松守彦认为，无论怎样抱怨都摆脱不了贫困，于是提出将一个村子、或一个地区值得骄傲的东西，如已有的土特产品、旅游资源，那怕是一首民谣，无论什么都行，开发成在全国以至全世界都能叫得响的产品，这就是著名的“一村一品”运动的开端。
开展“一村一品”运动20多年来，大分县培育出有特色的产品336种，比1980年增加2.3倍。其中产值达到100万美元以上的有
126项，产值达1000万美元以上的有15项。人均收入在1994年就达到27000美元。
总结经验
一是自主自立，锐意创新，靠质量打造产品知名度。以津久见市为例，此处位于大分县南部，气候温暖，盛产桔子，但当地桔子质量差，没有销路，于是，他们就栽种了新品种柑桔“山魁”，这种水果果汁多，味道酸甜，被喻为“太阳女神”，进入市场后反映很好，非常畅销。在平松守彦先生看来，农业也是高科技产业，是技术密集型、智力密集型产业。大分县的香菇被公认为在日本首屈一指，在世界上也小有名气，其出口量占全国生产额的20%，质量也被评为日本第一。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关键在于大分县于1989年就成立了县香菇研究指导中心，运用新的生物工程技术，开发新品种，并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使全县香菇生产长盛不衰。——特色产品或文化的发现
二是立足本地，面向世界，占领消费市场。在本地制造产品的时候，瞄准国内和国际市场，打造名牌。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大分有土特产品，但原来没有知名度。为提高知名度，大分人利用电视广播广为宣传，通过召开产品展销会等形式，广泛开展促销活动。如今，香菇和麦烧酒在日本市场占有率居第一。其中麦烧酒还打入了国际市场，销往美国、英国、法国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重视品牌宣传和打造
三是培养人才，面向未来，创造最好的经济效益。要想生产出能打到国内外市场的优良产品，必须有优秀的带头人和技术人才。为了培养人才，大分开了很多讲习班：农业技术讲习班、商业讲习班、海
借鉴日本经验，走科学重建之路 篇6
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这一自然灾害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如今，灾区已经全面进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这是一项复杂、艰巨的长期任务，怎样才能建得好、建得安全；怎样才能走和谐的科学重建之路；怎样才能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建我们的家园，是摆在我们面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2008年7月24日至8月2日，中央组织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等单位举办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专题培训班。来自四川、甘肃、陕西等30个灾情严重的市（州）、县的党政负责同志共44名参加了此次培训。中组部、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中国地震局、国家外国专家局选派了有关负责人员跟班学习或工作。
此次培训班得到了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的积极支持，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先在中国国内学习3天，然后到日本学习考察5天。百闻不如一见，培训期间，学员们在日本实地考察，更直接、深入地学习了日本灾后重建的成功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回国后，学员将所学成果汇集成册，出版了《学习借鉴成功经验走科学重建之路》一书，该书已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和谐的重建之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对此次培训寄予厚望，出席了培训班开班仪式并发表讲话。从人口密度、文化和建筑风格来讲，日本与中国比较接近。日本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地震灾后的总结和反思，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灾后重建理念、重建法规、重建规划、管理制度和实施方法。在阪神地震灾后重建中，制定了《阪神——淡路震灾复兴战略蓝图》和《阪神——淡路震灾复兴规划——基本构想》，用以指导整个灾后重建工作；提出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共生社会’”的理念，在制定和实施重建规划时，把重建家园与产业复兴、基础设施重建、废弃物循环利用、生态恢复等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依法重建，修改完善《耐震改修促进法》、《受灾市街区复兴特别法》等法律法规；建立地震灾害复兴基金，包括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基本基金和商业化运作的投资基金，还通过发行专项彩票、社会捐助等方式筹措资金，举全国之力重建家园；尊重自然规律，提高房屋建设的抗震设防标准，大力开发运用防震减灾的新技术、新材料；加强对灾后重建的行政管理，日本政府先后设立“复兴委员会”、“复兴对策本部”和“复兴关联省厅联络会议”，负责协调推进灾后重建工作。日本还十分重视灾后心理重建，开展对灾民的精神救助工作。这些经验和做法，对我们灾后科学重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经过在日本的培训和考察，学员们原有的观念得到更新，形成了和谐共生、传承创新、以群众为主体的重建理念。他们总结说，经过长期与地震灾害的斗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已成为当今日本地震灾后重建的基本理念。提出了建设安心生活的城乡，互相帮助的社区，更加开放的社会等目标。《新潟县中越大震灾复兴规划》提出“以受灾群众心愿为基础”的复兴理念，重视山区的社会经济及环境功能，努力维系和发展农民与山区之间和谐的关系。
传承与创新并举是日本震后重建的重要理念。在重建中对传统产业、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内在的联系等，格外注重和保护。这也是日本震后城乡居民点基本原址重建的原因之一。创新更加重要，新潟规划的主题就是“创造性恢复”。创新主要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在重建中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再生化、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利用、水生态修复改善、产业结构提升、生态保护，建设生态家园。
来自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的培训学员们深有感触地说：“受灾群众是灾后重建主体，政府的职责是为受灾群众自立创造良好环境。”这既是日本灾后重建的重要理念，也是主体责任明确的重建机制。私有财产的损失主要由个人承担，政府给予补助。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重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加强服务，放宽限制，为受灾群众生产生活的重建提供比灾前更好的条件。同时教育和激励人们树立信心，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稳步推进的科学重建规划
“灾后重建必须制定以地方为主、指导性强、虚实结合、稳步推进的重建规划。”这是培训班学员的收获之一。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以地方为主体、自下而上的规划体系。日本的灾后重建规划由县以下地方政府制定，中央政府不制定。规划中涉及中央扶持政策的相关内容，由地方政府提出申请，协商决定。县一级（相当于我国省级）的重建规划也是自下而上制定的。
日本的规划理念以灾民需求为本。新潟为实现“以受灾群众心愿为基础”的复兴理念，一家一户地调查受灾群众的情况，分别开出重建或救助的处方。此外，日本灾后重建规划文本的语言贴近百姓，通俗易懂，使規划切实成为实现灾民愿望的工具。
规划在执行过程中，突出重点和政策指导性。阪神规划和新潟重建规划的规划期为10年，包括了恢复重建规划和发展规划。规划内容结合实际，结构简洁，且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宣传激励效果。同时，实行重建规划与法定规划虚实相协调的机制。根据重建规划所规定的方针原则，各市町村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或修改城市规划，通过这些法定规划，实施重建。灾后重建规划只确定方针和政策措施，法定规划确定重建的空间布局。两类规划方针一致、内容不同，相互协调。
日本灾后重建规划中提出的目标主要是重建的方向，而指标性目标很少，少量指标性目标的实现时间也设置得比较长。新潟地震全毁、大部分损毁、半毁住房共计16910户，而规划的恢复重建时间是两年。实际上为彻底完善灾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住房重建又延长了半年。为稳妥处理居民的房地产权益调整，神户市一个受灾街区的改造项目在震后13年完成，其效果是居民和政府都满意。
由此，参加培训的学员们提出，我国灾后重建应走科学规划、稳步推进之路。编制灾后重建规划要自下而上，以县（市、区）为主体先行修订原有的城镇总体规划，逐步向上汇总。重建规划应突出住房、基础设施、产业等重点重建行业的指导，简化结构。重建规划以政策措施为主，依据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等法定规划确定空间布局。对没有把握的，不列数量指标。建立检查机制，防止冒进和政绩工程。
自助、公助、互助相结合的住房重建机制
住房重建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参加培训的学员注意到，在日本，私有住房因灾受损，主要由个人负责修复或重建。在增强人们自助能力方面，地震商业保险制度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日本1996年就制定了地震商业保险制度，保险对象为民用住房和家庭生活用动产。地震保险理赔的上限为住房和家产评估价的50%，目前全国有21%的家庭加入。
日本基本公助人人平等。日本长期以来没有对受灾私有财产进行公共补助的制度，直到1998年才制定《受灾者生活重建法》，对受灾住房和生活重建予以补助。城乡统一标准，2007年又取消了收入及家庭人口的区分，易于操作，也体现了基本公助人人平等的原则。
灾后日本政府通常采用加大既有住房政策力度的办法，缓解住房难问题。一是扩大灾区公营住宅（财政补贴的廉租户）和公团住宅（面向中等收入家庭的零利润租赁房）的建设规模，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公营住宅建设费的补助比例，并降低公营住宅租金。二是对利用国家住房金融公库贷款自力重建住房的，给予利息补贴，延长还款期限。
在城市重建中，日本政府灵活运用其他制度，间接实施补助，利用法定的旧城改造制度，通过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住宅楼宇公共部分的建设费进行补助、允许适当提高容积率、放宽受损住房的价值评估等措施，最终将新房转换给灾民。在农村，利用小规模住宅区改造制度或水利防沙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受损农房和宅基地，支付较高的征收费，让农民重建农房。灵活利用这些制度，既维护了住房自建为主的原则，又间接地实施了补助。培训学员还特别提到，这些做法具有对低收入家庭进行倾斜补助的灵活性，困难灾民十分欢迎。
日本还建立了新型的互助机制。兵库县2005年建立了“住房重建公积金制度”，居民每年交纳5000日元，地震房屋受损时，最高可获得600万日元重建资金，相当于当地每户住宅的造价1/3－1/5，使困难群众获得较大收益。目前全县已有12万户加入。
借鉴日本的经验，培训学员提出，我国应建立依靠群众、地方为主的重建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和帮扶，激励群众自力更生，规划和决策必须征求群众意见，以群众需求为基础。下放权限，允许地方结合当地实际，综合使用政策和资金。采取宣传、表扬、奖励、提拔等措施，发挥乡镇和村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应本着城乡统筹、自救为主、补助为辅的原则，制定《灾后生活救助法》，明确灾害救助的范围、标准及管理规程。扩大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规模，增加中央财政补贴。利用旧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公路、水利等工程和政策，帮助群众重建住房。尽快建立住房震灾商业保险制度。研究建立住房灾后重建公积金制度。
安全、生态的城乡重建
日本新潟县地震发生后，一些原本经济落后的山村遭到毁灭性破坏，当时也出现了放弃村庄、迁往城市的想法，但大部分人决心重建家园。新潟规划明确提出，山区与城市一样都是社会财产，要将灾后重建转化为发展机遇，把山区建设成村民安居、城市人回乡聚集、充满梦想和活力的田园乡村。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惜投入大量资金，打通对外交通、大规模治理地质灾害、大力恢复建设山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为村民创造重建生产生活的条件。同时扶持名牌稻谷、特色水果、蔬菜、养鱼、斗牛等特色产业；建设文化研修中心，创立内外交流平台；指导农房和村庄建设，打造美丽的山村风景；利用山区特色，发展旅游。培训班曾到遭受毁灭性破坏、现已重建为田园山村的长岗市山古志村观看了小学生的击鼓表演和村民的斗牛赛，并与村民进行了交流，強烈地感受到这里的群众已从震灾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显示出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生活态度。当年奋力带领村民恢复重建的村长长岛先生现在已当选为日本众议院议员。
而城市重建中，日本以安全为第一目标。地震灾害后，阪神规划的第一目标就是建设让人们安心生活的城市。神户等城市在重建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历来重视学校校舍抗震。阪神地震后，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校舍加固规划”，对全国中小学校舍进行鉴定，对不符合抗震要求的进行加固。国家负担国立中小学的鉴定和加固费用，对于地方公立小学，中央政府的补助金由1/3提高到1/2，对于私立中小学的鉴定和加固费用，文部省也给予补助。
为重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城市，地震发生后6个月，兵库县就制定了《关于保护环境和创造环境条例》，并出台了“兵库循环型社会蓝图”。中央政府通过补助和转移支付承担了震灾废弃物资源化绝大部分费用。同时，通过实施旧城改造、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发展公共交通、推进建筑节能等措施，建设集约节约型的城市。
通过学习和考察，培训班学员一致认为，我国应积极推进安全、生态的城乡重建。制定促进建筑抗震加固的法规或政策，明确业主的义务和扶持措施。对地震多发地区的中小学校校舍进行一次全面的抗震性能鉴定。制定农房建设管理法规，明确各方主体责任。制定农房建筑标准。建立财政支持的国家抗震技术研究机构。规定公共工程优先使用地震废弃物再生建材的义务，对从事地震废弃物资源化的企业给予贷款利息补贴等扶持政策。制定检测办法，对绿色节能建筑给予贷款利息补贴等扶持政策。重视山区功能，坚持原址重建为主，加大山区道路和地质灾害治理的投入。
联系当地实际
重在科学运用
日本梨产业科研发展的借鉴 篇7
日本在开展梨新品种选育的同时, 十分重视与梨品种相配套的栽培技术研究。主导品种仍然是以幸水、丰水、二十世纪、新高等品种为主, 由于幸水、丰水、新高等品种的栽培技术已相当成熟, 采用棚架栽培, 标准化水平较高, 农艺技术与机械化相配套,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完备。与日本相比, 我国在与良种相配套的栽培技术研究相对滞后, 良种特性难以发挥。梨农从观念上重视新品种的作用, 而对标准化栽培技术缺乏系统研究, 制约了我国梨果市场竞争力的提高。日本十分重视梨科研工作的延续性, “二十世纪梨”果形正, 但对黑斑病抗性差、果面有锈斑, 日本鸟取县发明了2次套袋技术, 使“二十世纪梨”这个古老品种青春不老, 成为鸟取县引以为荣的产业。日本鸟取梨产业100年的连续发展, 靠的就是几代科研工作者持之以恒的努力。
2 针对梨产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研究
随着全球气温升高, 全球变暖对果树生产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 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幸水梨8~9月份上市, 但现在几乎在8月份就销售结束, 果实成熟提前, 集中在一起上市, 导致价格下滑。在日本南部的福冈等新高梨产区, 由于冬季低温量不够, 影响第2年的萌芽与开花。在日本北部的茨城县, 幸水梨也开始表现出冬季休眠不足。气候变暖导致早春开花过早而易出现霜害, 而冬季低温出现过晚, 骤然下降温度还出现冻害问题。为此, 日本加强了果树休眠、晚霜防止、抗高温品种、砧木选育等研究, 为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3 围绕省力化及环境保护, 开展梨产业新技术的研发
在梨育种技术方面, 除常规育种外, 更注重生物技术的开发与利用, 在DNA分子标记等分子育种技术方面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有望在今后杂种后代的快速选择方面得到应用, 提高育种效率。在梨栽培方面, 由于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开展了新型省力化树形、梨树液体授粉等新技术的研究。随着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 省力化栽培研究必然会提到议事日程。在日本, 研究者十分重视农业技术应用带来的环境污染。例如, 梨树根部的白纹羽病常常导致树体枯死, 是一种难以防治的病害, 有效的方法是用药剂灌根, 但这样会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近年来, 日本果树研究所通过病菌分离, 发现这种病菌在35℃以上则出现菌丝死亡, 于是开发出一种微灌装置, 利用50℃温水处理根部3~5个小时, 即可治愈该病, 而且对环境没有污染。
4 采后处理与产地直销, 提高梨果附加值
在日本, 梨果实通过电脑选果、光扫描测糖等技术, 实现果实大小、糖度的分级, 通过农协的物流系统进入市场。通过采后处理环节, 真正实现了优质优价, 带动了优质果生产的发展。千叶县是日本梨面积最大梨主产区, 主要生产幸水、丰水、新高等褐皮梨品种。由于地处首都圈, 梨销路好, 价格也较高, 采用直销或观光采摘的方式销售, 农户采收的梨果不直接向选果场运输, 而是通过自家小型选果设备进行选果, 然后进行产地直销。各梨产区都贴有大量采梨信息方面的广告宣传画, 消费者要想品尝到当天采收的优质梨果, 只需一个电话, “宅急便”就能把优质新鲜的梨果送到家里。每箱梨果都有计算机条码, 这样既方便销售, 也便于进行质量跟踪。农户销售梨果都十分讲信用, 一般都是分次分批, 达标采收, 梨果的糖度达到12.5%~13%。
5 开展果品的营养功能研究, 引导梨果消费
除坚持进行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等产业技术研究外, 日本还十分重视开展果品的机能性 (营养价值) 研究, 强调对人体健康的益处, 引导消费。在日本筑波, 建成了“食と農の科学館”, 加强了食品保健机能的宣传。尽管现在梨保健方面报导不多, 但据了解, 在柑桔上发现温州蜜柑中含有类胡萝卜素的前体物质隐黄质的含量比橙类高出10倍, 而隐黄质是目前公认对高血压、糖尿病及癌症抵制有效的物质。通过果实营养功能的研究, 拉动国民对水果的消费。
6 注重梨栽培与文化传承, 开展梨品牌宣传
在日本鸟取, 建成了以梨为主题的博物馆———“鸟取二十世纪梨纪念馆”, 详细介绍大量关于鸟取梨的历史、栽培技术, 通过多媒体演示, 让人耳目一新。日本鸟取县在对“二十世纪梨”的百年母树原址进行了精心保护的同时, 还以梨为原料, 开发出一系列点心、果酒、果醋等新产品, 围绕鸟取梨开展品牌宣传, 提升了品牌的影响力。
摘要：日本的梨产业科研发展一直受到我国梨科研与推广技术工作者的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日本的许多梨新品种引入我国, 栽培新技术也为我国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近年来, 在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的经费资助下, 与日本梨研究机构开展了良好合作, 并多次邀请日本鸟取大学田村文男教授、千叶县田中茂等专家来湖北, 就省力化树形研究、果树休眠机理等研究内容进行学术交流。
日本借鉴 篇8
一、日本的战略目标
日本的战略目标主要依据“一份声明”及“一份研究报告”来制定：
2008年7月，在日本举行的八国峰会发表声明：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缔约国共享2050年之前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的目标，并力争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
2009年，国际海事组织发布研究报告———《防止船舶大气污染》，结果显示：2050年全球航运流量约为2007年的3倍多，如果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航运界CO2的排放量将从2007年的8.4亿吨，增加到2050年的20亿吨。
根据以上声明和报告，日本对航运界制定了2050年前CO2排放量比目前减少50%的目标，即2050前必须将每吨·海里的CO2排放量减少80%。由此，日本制定了明确的研发方向和具体的实施步骤。
二、日本的研发方向
1. 巨型化及低阻力船型
主要包括：巨型单体船，巨型双体船和三体船，巨型玻璃钢船，无压载水船舶，空气润滑船舶。
2. 环保型主机及辅助动力装置
主要包括：低速柴油机+废热回收装置，LNG和石油燃料组成的双燃料柴油机，柴油机+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生物燃料柴油机，燃气轮机混合动力系统，全电力推进系统(采用燃料电池或蓄电池)，风帆助推系统。
3. 吊舱推进器
主要包括：对转螺旋桨，安装对转螺旋桨的吊舱推进器，其它高效率螺旋桨。
4. 航运技术
最合理化航运管理，最合理化航线设计，综合性航行流程管理。
三、日本的研发步骤
针对上述4个研发方向，日本制定了为期4年的短期科研计划和2009～2050年中长期科研战略。
1. 短期科研计划
在日本财团的资助下，用4年时间进行短期项目研究(见表1)，达到单个船舶减排30%的目标。
此外，日本还计划于2009年度着手开发另外9个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工作。根据日本方面的推测，以上共计24个项目可达到的减排效果(见表2)。
尽管其减排效果存在着相反或无法累积的可能性，这些技术也完全能够实现预期减排30%的目标。
2. 中长期科研战略
2009～2050年中长期科研战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减排目标和所需技术。
(1)第一阶段(2009～2020年)：采用4年短期计划中的开发成果建造新船舶，或者以其中可供现有船舶使用的技术对船舶的设备进行改造，以此实现减排30%的预期目标。
(2)第二阶段(2021～2040年)：全面应用第一阶段开发的技术，同时开发应用以下新型减排技术：
(1) 高效柴油机+蓄电池(部分为燃料电池)的混合动力系统
(2) 吊舱推进器
(3) 生物柴油燃料
(4) 对船队全运输流程(包括陆地运输)实行综合航运管理
这一阶段实现新建船舶温室气体减排60%的目标。
(3)第三阶段(2041～2050年)：以建造零排放的船舶为终极目标，采用以下新技术：
(1) 燃气轮机+燃料电池混合动力型电力推进技术
(2) 使用氢气或酒精燃料(乙醇等)的电力推进技术
(3) 以蓄电池航行为主的全电力推进技术
(4) 超巨型+低速推进船技术
从而达到至少减少80%排放量的目标。
四、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从以上可以预见，IMO在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推动下，必将加速出台一系列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公约，减排技术将会在短时间内占据造船技术的核心地位。面对船舶温室气体减排的要求，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发放补助金等方式对造船企业和船用设备制造厂的专项技术研发直接提供资金支持，一方面，利用日本财团和日本船舶技术研究协会等民间力量推动减排技术研发。面对全方位、体系化的国际公约的持续出台与实施，我国应积极应对，否则将削弱我国船舶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延缓世界造船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对此，我国应借鉴日本经验，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迅速占领未来船舶技术发展的制高点，以不断集聚发展实力，为早日实现世界一流造船强国的战略目标做好支撑。建议采取以下三方面措施：
第一，制定系统的科研计划，全面推进我国船舶科技发展，为我国危机后获取订单，成功应对IMO新公约提供长期有效的支撑。当前，日本某些船企已经在低排放船型开发设计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如大岛造船已经基本开发完毕能够降低30%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新型巴拿马型散货船，常石造船也表示2010年之后其所建船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7年之前降低20%。为此，我国应开展一系列的短期科研项目，应对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同时制定中长期的科研战略，促进我国船舶工业的长远发展。
第二，加强与行业间合作。从日本制定的战略可以看出，造船企业与航运企业在航运技术、高效推进器方面展开了紧密的合作。我国船舶企业也应与航运企业展开紧密合作，一方面能够有的放矢，提高新技术开发的速度，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新产品顺利投向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日本企业经营高效原因及借鉴 篇9
一、人本管理理念的坚守
人本管理理念的核心之一就是要尊重和鼓励每个人的才能和创造力。尊重和鼓励每个人的才能和创造力是许多日本企业经营的核心价值观, 比如Sony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如此。核心价值观是公司持久的和本质的原则。它是一般性的指导原则, 不能把它与具体的生产或经营做法混为一谈, 不能为了经济利益或短期的好处而放弃它。[1]“目光远大的公司 (visionary company) 的核心价值观不需要理性的或外在的理由, 它们不随趋势和时尚的变化而变化, 甚至也不随市场状况的变化而变化。”[2]所以, 无论经营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 企业经营的人本管理理念都必须坚守。
根据行为管理理论, 工人不仅是经济人, 而且是社会人。一方面, 他们要养家糊口, 满足物质方面的生理需要;另一方面, 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 希望获得人们的尊重和理解, 因此不能忽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其积极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 管理者如果能尊重员工人人格, 理解其追求, 欣赏其亮点, 激励其进步, 信任其言行, 就能把每个员工的人生价值调动到一个最高点, 能让员工有如沐春风的感受, 那管理者就有了“不令而从”的威信。[3]
尊重和鼓励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日本东芝电器公司曾一度陷入困境, 员工士气低落。当士光敏夫出任董事长时, 他经常不带秘书, 一个人深入各工厂与工人聊天, 听取工人的意见, 更有意思的是, 士光敏夫还经常提着一瓶酒去慰劳员工, 和他们共饮。他终于赢得了公司上下的支持, 员工的士气也高涨了起来。在三年内, 士光敏夫重振了日薄西山的东芝公司。士光敏夫的诀窍就是关心、重视、尊重和鼓励每一个员工, “敬人者, 人恒敬之”, 他同时也赢得了员工的信任与支持,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积极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为其所用
企业的经营管理与本国的传统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民族的传统文化必然要渗透于企业管理之中, 成为企业管理的文化底蕴和基础。日本传统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从而在日本企业管理中渗透着儒家思想的深深印迹。有人认为传统文化观念、儒家思想不利于市场经济, 并列举了“不讲交易讲人情”、“不讲竞争讲中庸”、“不讲创造讲考据”、“不讲科学讲德性”等等弊端。其实, 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供企业管理借鉴的甚多, 当然这些东西需要加工改造, 不能照搬照抄。事实上, 日本在企业管理工作中已经大量地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 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他们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经济之力、管理之力, 称颂中国传统文化对发展经济的威力。美国人吉布尔在《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一书中称, 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是受两种不同文化影响作用的结果, “一种是修改和完善了的儒家劳动的道德, 一种较深的影响即他们的 (美国文化) 影响”, 他认为日本实行的经济是儒家资本主义经济。1981年2月3日日本《日经产业新闻》一篇文章中说, 日本企业家从中国的三子、三书、三种观念学派中学到了企业管理的学问。三子、三书、三种观念学派是指老子, 《老子》, 道家思想;孔子, 《论语》, 儒家思想;孙子, 《孙子兵法》, 兵家思想。1985年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把孔子列为十大思想家之首, 可见孔子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影响之深。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工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说, 是《论语》加算盘帮助他获得成功的, 就是在生产经营中将儒家道德与利益追求互用。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法国巴黎, 他们庄严地向世界宣告, 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 必须回首2500年前, 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世界舆论的这些高度评论, 无疑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价值的充分肯定。日本企业正是因为吸取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高效谈判策略的保驾护航
企业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这只是企业获取成功的前提条件, 要实现从产量到经济效益的转变, 就必须有一大批精明的谈判人员并采取恰当的谈判策略。事实上, 日本商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精明的商人之一。日本商人的谈判策略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 重视团队的作用
俗话说, 三个臭皮匠, 顶一个诸葛亮。日本人对此哲理深有体会, 表现在谈判桌上就是团队意识极强。只要是重大或较复杂的问题, 日本商人都会相互商量, 乃至层层上报征求意见, 而不是一线谈判人员一人独断。为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保证。
(二) 精心策划, 不断叫苦
每一次谈判进行之前, 日本商人都要进行较长时间的策划准备工作, 从谈判目的的确定到方法的选择, 从谈判信息、人员、方案的准备到谈判策略的选择, 从谈判有声语言沟通技巧的推敲、无声语言的运用到谈判礼仪、礼节的注意事项, 他们都会有精心的准备。而且, 为了博取对手的同情, 往往在谈判过程中对于对手所提条件叫苦不喋。
(三) 采取轮番上阵及拖延战术
为了想方设法了解对手的谈判意图, 日本人会经常采用轮番上阵及拖延战术, 往往弄得对方哭笑不得, 窘迫不安。
例如, 有一次, 日本的一个公司到美国去与一家公司进行贸易谈判, 谈判一开始, 美方代表口若悬河地说个没完, 想快速达成协议。而日方代表却不置可否, 一言不发, 只是挥笔疾书, 把美方代表的发言内容全部记录下来, 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日方代表也回国去了。六周以后, 日本公司又派了另一个代表团来到了美国, 进行第二轮谈判。这批新到的日本人, 好像根本不知道以前商讨过些什么问题, 谈判只好从头开始。美国代表照样是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日方代表又是一言不发, 记下大量笔记又回去了。又过了六周, 日本方面的第三个代表团又来到了谈判桌旁, 他们的全部活动只不过是第二个谈判代表的故伎再施, 记下了大量笔记又走了。以后, 第四个、第五个日本代表团都是依葫芦画瓢。一年已过, 日本方面仍然毫无反应。正当美国这家公司感到绝望的时候, 日方公司的谈判代表突然来到了美国。这一次, 日本谈判人员一反常态, 在美方代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 突然拍板表态, 做出交易决策的方案, 弄得美方措手不及, 十分被动, 损失很大。[4]
日本人的这一招是十分厉害的, 往往使它的谈判伙伴猝不及防, 又怕又敬, 常常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日本人谈判过程中施展的所谓“轮番上阵及拖延战术”, 从表面上看是拖延时间, 实际上他们是在寻找和创造恰当的时机, 趁人不备, 出奇制胜, 最后还是争取了时间。
四、企业家精神绵绵不绝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至现在的二十多年间, 日本经济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滞胀”, 日本经济几乎是原地踏步, 没有什么亮点。但是, 日本企业的技术却一直是世界一流, 大部分企业在各自的领域都是独领风骚。比如电子元器件技术、动漫技术及智能机器人等领域都是执世界牛耳。其根本原因, 是因为无论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泡沫时期, 还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的“滞胀”时期, 日本企业都秉承了企业家的精神, 为了公司的核心目标, 一如既往;而不是为了追求短期利益放弃公司的使命。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特殊技能 (包括精神和技巧) 的集合。或者说, “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的表述方式, 它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正因为如此, 所以有人认为, 伟大的企业家、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和井深大, 他们创造的最伟大的“产品”不是收录机, 也不是栅条彩色显像管, 而是索尼公司和它所代表的一切。
企业并不仅仅是个利润的实体, 它首先得是一个精神的载体。现代企业的发展中, 企业家精神日益受到重视, 甚至被称为是一种最稀缺的资源。
执著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色。英特尔总裁葛洛夫有句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在发生经济危机时, 资本家可以用脚投票, 变卖股票退出企业, 劳动者亦可以退出企业, 然而企业家却是唯一不能退出企业的人。正所谓“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要做到这点, 企业家就必须为公司制定核心目标。核心目标是企业存在的理由或目的, 而不是具体的目标或公司战略[5]。有效的核心目标反映了为公司工作的内在动力, 它不仅描述公司的产出或目标顾客, 而且表达了公司的灵魂。好的目标对公司的指导和激励作用可以持续好多年, 也许长达一个世纪, 也许比一个世纪还持久。
五、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俗话说,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借鉴日本企业经营高效的模式, 可以帮助我国不少企业摆脱目前的经营困境, 重新扬帆起航。
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以及当今世界资产泡沫急疾膨胀的当下, 我们注意到, 一方面, 我国不少沿海地区的企业出现了招工困难, 效益下滑;另一方面, 我国不少企业急功近利, 减少实业投资, 甚至放弃实业, 把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资产投入房地产、矿产、证券等能够产生短期暴利的行业, 结果是严重削弱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甚而至于破产。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内地的发展吸引不少员工就地就业;另一方面, 与之前较长时期企业不懂得尊重和鼓励每个人的才能和创造力有密切关系;为了夯实企业管理的人文基础, 有必要吸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与此同时, 要想优质产品和服务转换成高效率, 就必须有高效的谈判策略为之保驾护航;而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树立坚守核心目标的企业家精神。
摘要：日本企业经营高效原因主要来源于日本企业自始至终秉承人本管理理念的坚守、传统文化精髓的吸取、高效谈判策略的运用以及企业家精神的绵绵不绝等。日本企业经营高效的模式, 为当今我国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日本企业,经营高效,借鉴
参考文献
[1]周三多, 陈传明主编.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 (美) 詹姆斯·柯林, 杰里·波拉斯著.刘国远等译.企业不败[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6.
[3]李羽飞.借鉴《孙子兵法》管窥民营企业人本管理方略[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6, (2) .
[4]章瑞华, 徐志华, 黄华新著.现代谈判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
日本借鉴 篇10
日本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迅速,导致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少数发达城市,造成农村区域的空心化现象不断加剧。据统计,自1955年开始的20年间,九州地区共有近275万人流向其他区域,落后的经济导致人口不断流失,而人口流失导致的耕地荒废使经济贫困的局面进一步加剧,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农村经济的发展跌入谷底,为了解决家乡落后的经济问题,平松守彦于20世纪70年代中旬放弃通产省官职后回家乡任职。
1979年,平松守彦当选大分县知事,上任后,在结合过去经验与本县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其在1979年底开始发展“一村一品”运动。此活动旨在将发展方向放在某村或某地区的最优资源上,对最优资源实施重点开发,把优质资源打造成品牌,使其变成全国乃至全球闻名的产品以复苏逐步衰退的农村经济。
平松守彦曾经来华对我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考察,对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他说:“一村一品运动的实施需要依靠农民合作机构,对本地有特色的优势产品进行培养、加工、包装后才可以使产品的利润发挥到最大。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完全可以依靠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他在讲话时强调三项原则:第一,必须发展本地特色,着眼全球市场。即一定要发展有文化特色的产品,将其推向全国,走向世界。第二,必须立足自身,不断进行创新。即必须由当地人民决定选择和发展的项目及产品,不断进行产品和技术创新,使自己的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究竟是一个村子推出几品还是几个村子推出一品完全需要当地人民裁定,政府只需给予一定的技术和市场开发的帮助。第三,要重视优秀人才的培养。人才是关系“一村一品”运动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在优秀人才的带领下,“一村一品”才能取得成果,因此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
2 日本“一村一品”发展历程及经验借鉴
事实上,在平松守彦担任大分县知事前,本地已经有类似“一村一品”活动展开,首先在耕地面积仅7%左右的西部贫困地区大山町。该活动的发起人是大山町町长矢蟠治美,他在管辖该区域时发现,该地区种植水稻一年只能收一次且对地域要求较高,而梅子与板栗的产值较高、效益较好,通过对梅子和板栗的后期加工,可以使村民全年生产获利。矢蟠治美发现这一现象后,他带领当地农户开始培育梅子与栗子取代了政府鼓励的稻米种植与畜牧业,并打出了通过种植梅子与栗子脱贫致富去夏威夷旅游的口号。经过实践发现,生产梅子与栗子所带来的效益巨大,当地农户的生产热情高涨,也帮助大山町摆脱了贫困局面,其实现了当时的打出的口号。
在“一村一品”的带动下,仅有120多万人口的大分县在近20载中完成了产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飞跃,期间共发展推广了特色产品近300多种。在所有培育的产品中,有15项产品产值超过千万美元,120多项产品产值过百万美元,使大分县的人均收入于1994年骤升至27000美元。直到现在,该县的香菇、风后牛肉与卖烧酒三大特色仍然风靡日本,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经过“一村一品”运动,大分县彻底改变了原貌,由落后的贫困县发展成环境优美、经济领先的全球闻名城市。“一村一品”运动在大分县取得了超前的成就,结合其发展过程,应该从中学习以下几点:
2.1 构建产品推广平台,通过平台可以扩大产品的影响,在着眼本地的基础上不断面向全球发展
日本农村人民发展本地特色产业,根据地方特色选择合适发展方向并为之奋斗,以建设美好家园和提高自身收入。实行“一村一品”的目的在于每个地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产品或产业,展现地区优势,打造具有特色的名牌,并推广至国内乃至全球市场。以大分县为例,干香菇、卡勃斯酸橙、温室蜜桔、风后牛肉、麦烧酒这些产品在当地非常普通,但其没有形成品牌也没有很广泛的销路,“一村一品”运动实施后,当地着重将这类土产品经过培育、包装后打造成全球知名品牌,进入国内及国际市场。大分县打造的产品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其干香菇在2001年霸占了全国市场份额的29%,温室蜜桔占全国份额的近10%,全日本排名第四,而卡勃斯酸橙则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份额。除了打造出全球知名品牌外,“一村一品”帮助大分县在村、町的文化、体育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如大分县的大山町农协利用发展新农业培养了大批量人才,直入町通过碳酸温泉闻名世界,久住町则开展了主题为“善待地球”的建设活动。以上这类町大多只有1万左右的人口,但通过“一村一品”运动,它们将本地资源优势充分体现出来,由默默无闻的小城区一跃成为了全国乃至世界的焦点。
2.2 采取主动宣传的方式,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村一品”运动并非要去发展新事物或新产业以提高经济发展,而是要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号召当地居民着重发展可以作为本地支柱的特色产品和产业。活动开始初期,大分县利用媒体对活动进行大幅宣传,并无偿向各町民众提供电视节目以提高群众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上世纪70年代末期,县政府将电视宣传时间免费交给市町村来策划,让各市町村自由发挥,自己制造专属的节目——我们村的骄傲。各市村町制作完成后,由县政府将各市町村制造的节目汇总、编制后组成一个联合节目——让故乡改天换地,其内容丰富多彩、主题层次鲜明。由于该宣传节目以各市町村的老百姓的真实事迹为基础,因此节目一经播出,受到广泛关注,使得平时无人问津的县电视宣传节目的收视率节节攀升,创立“一村一品”的活动也随之宣传开来。在此基础上,县政府进一步设立了知事奖以对“一村一品”的好节目进行奖励,引起了一股各市町村争先参与和相互学习的热潮。通过宣传推广活动,群众广泛参与到活动中来,使得“一村一品”迅速深入人心,为其后续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除此之外,政府还开展了电视广播宣传、专题活动研讨会、特色产品展销会等一系列活动,对“一村一品”活动进行大力支持与宣传。
2.3 重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
只有在具有优秀品质和创造力的带头人领导下,才能选择合适的产业,才能带领农户取得“一村一品”活动的成功。为此,大分县广开学堂培育人才,对“一村一品”振兴地区的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为“一村一品”运动培养和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开办讲习班时,大分县注重理论培养和实际操作的结合,将学期定为2年制,第一年为理论教学,第二年为实践教学。理论教学主要以夜校的方式进行,学习内容为相关地区振兴的理论及技术,主要以本地区“一村一品”中的真是事迹进行教学;而实践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以学员自主解决当地实际问题为基础。教学内容覆盖面较广,涵盖了技术培训与营销培训等多方面知识,参加人员除了农协、农村合作社及务农生产人员外,还设有针对妇女的专门培训组织。自1983年底开始至1989年的短短几年间,大分县已经通过教育培训了各类优秀学院1700多人,他们是“一村一品”活动顺利及成功开展的技术支持和智力保障。大分县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开展“一村一品”运动的首要目的,始终将培育出有知识、有能力、有创造力的当地人才当成“一村一品”首要任务。其在活动开展伊始就明确了“通过造物造就人,通过造人造就物”的纲领,人才培养不仅提高了地区民众的思想觉悟,更重要的是为“一村一品”的推广不断添加新的力量。
2.4 在政府和农民间形成了良性的交流机制,使得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大分县在推行“一村一品”活动时明确规定“三个禁止”:禁止下达行政指令、禁止拿钱包办、禁止死板推行“一村一品”。此举是为了在政府和农民间建立良性交流机制,政府不干预村民的决策,为此,政府没有设立相关活动机构,没有相关的活动条例,更没有专项的活动资金,直到今天这种制度也未曾改变。政府不加干预,即“一村一品”的决策完全由当地村民作出,村民使用自己的资金来决定自己地区“一品”的发展方向,活动称为“一村一品”但不限于一村一品,“一村二品”、“两村一品”只要合适就可以发展。大分县这种遵循自主自立的做法深得民心,也是“一村一品”活动在大分县可以取得成功并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村民是活动的主导因素,但不代表政府毫不参与。政府虽不参与“一村一品”的决策,但其始终致力于为村民开展“一村一品”活动提供保障服务,在产品的加工、研发及推广等多方面为村民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举例来说,大分县在活动期间创立了农业技术中心温泉热花卉研究指导中心、畜产试验场、农水产品综合指导中心、蘑菇研究指导中心、海洋水产品研究中心以及产业科学技术中心等多个技术指导机构以期为村民提供产品技术的相关指导,在日本各区域进行产品展销会并在重要城市和海外区域设立专营店和体验点以帮助村民打开市场、扩大销路,更为难得的是连县知事都亲自在相应市场中推销其特色产品,可见大分县对该活动的重视程度。大分县政府全面、周到的服务和保障为其“一村一品”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3 日本“一村一品”对我国的启示
3.1 必须发展有特色的农业产品,发挥品牌优势
相比日本的迅速发展而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大多数地区没有形成品牌概念,农产品市场信息传递缓慢,一定程度上使国内农产品销售市场受到阻碍,大大打击了我国农户参与和发展“一村一品”活动的热情。“一村一品”对提高农产品市场的信息化、对农产品销路的拓展及农产品市场的改组都有着积极作用。“一村一品”的成功和可持续化发展必须依靠农产品市场的高度信息化和农产品销路的渠道化,从我国实际出发,“一村一品”在我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品”的特色化速度较慢、品牌树立的意识十分薄弱。发展过程中,合作社应当有目的的选择特色、树立品牌并规划品牌的发展之路。众所周知,越是地方性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从大分县的成功事例中可以看出,付出耕耘,必有收获,从经济落后的贫困县跨越至经济发达的世界名地,大分县群众的勤劳和智慧帮助他们实现了“山鸡变成金凤凰”的跨越。“一村一品”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发展什么样的“品”,在选择“品”时应遵循:(1)注重特色性。“品”的选择最好具有独有性,即只有在此处有在别处没有的东西,可以是土产品、产业化项目,也可选择文体社会事业,凡是具有特色性的事物都可以当作重点进行发展;(2)紧密联系市场。选择的产品需紧密联系市场,产品须有较为稳定的需求和市场,才能保证产品在激烈的市场中具有强大的竞争力;(3)注重效益。在“一村一品”的发展过程中,要以经济效益作为重要准则,在品牌建设中要注重效益,在法律及各方面允许的范围内,只要能够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人民收入的产品都可以尝试发展;(4)重视基础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产品的生产和经营,更要对群众意愿产生足够的重视。“一村一品”的发展能够将村町的特色产品形成产业化,产生能够代表群众意愿的机构如合作社或成立联合企业等,既可以整合相关制度和销售路径,又可以统一群众意愿,增强了品牌的竞争力。
3.2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重视对“一村一品”优秀人才的培养
农村群众的素质普遍较低和农村生产水平的落后严重阻碍了“一村一品”在中国推行中的创新性,同时也对“一村一品”在中国发展中的执行力产生了较大影响。“品”是该活动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应该对“品”引起足够重视,提升产品的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使产品生产过程达到高机械化、高标准化和高专业化以提高“品”的发展质量。但是我国农村农民的素质程度决定了现行的农业生产中难以实现专业化、机械化和标准化,农民文化程度较低、技术能力较差是我国“一村一品”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从日本“一村一品”活动成功的经验来看,其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高素质人才的作用,因此,转变农民的思想,增强农民的种植、加工及营销等综合技能,提高农户的综合素质对于“一村一品”来说意义重大。目前国内“一村一品”的发展主要靠龙头企业的推动,在发展过程中起带动作用的人才主要也由龙头企业提供,从村户和地区中培养的人才少之又少,政府也未曾出台相关政策保障农户获取相关技术知识,以上现象导致农村群众中少能培养出优秀的带头人才,无法进行独立自主的发展。日本“一村一品”的巨大成功让我们认识到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控制支农的投入结构,适当的加大对农民专业技术的培养投入,增加农户接受教育的机会,使农民素质及专业技术得到全方位的提高。除此之外,还应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努力转变其等待脱贫的旧想法,提高其自我发展、自我进步的意识,通过农民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带动整个区域的人力资源建设,最终达到地区能够自我发展、自我振兴的能力。
3.3 建立政府和农户间良好的交流机制以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国农村长期存在土地流转不畅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政府没有发挥积极作用。长期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数次提及三农问题和“一村一品”运动,“一村一品”运动成功的重要保证就包括土地要形成规模化生产,而规模化生产的关键又在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因此土地流转问题也是制约“一村一品”发展的障碍。尽管政府已经对土地流转问题展开积极的治理,但目前土地流转不畅仍是我国农村的一个基本情况。政府应该履行职责,全面推行新农村的改革,但过去的实践表现证明政府发挥的作用甚微,政府只充当了活动得提出者和推动者,因此政府必须出台更加行之有效的配套政策,以实现对市场配置的调节能力,提高农村经济活力。借鉴日本一村一品实施中政府的做法,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政府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政府应将自身定位为小政府角色,明确工作方向,即切实做好政策导向、生产培训、营销推广、依法监管等保障性服务工作,而并非将工作重点放在具体的农业经营生产中;第二,必须严格保障农民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选择怎样的“品”、怎样选择应该都由民众意愿产生,必须确保农业生产活动中农民享有自主决策的权利,才可以将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使“品”向好的方向发展,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符合市场规律的要求.也才能最大可能地提高农民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摘要：日本“一村一品”的优势在于:首先,其构造了产品推广平台,通过平台可以扩大产品的影响,在着眼本地的基础上不断面向全球发展。其次,采取主动宣传的方式,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再次,注重对专业性及素质性带头人才的培养。最后,在政府和农民间形成了良性的交流机制,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我国从日本的“一村一品”活动中应该学习三点经验:一是必须发展有特色的农业产品,发挥品牌优势;二是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重视对“一村一品”优秀人才的培养;三是建立政府和农户间良好的交流机制以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
关键词：一村一品,日本,政府,专业人才培养,品牌
参考文献
[1]秦富.“一村一品”与现代农业组织[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2):1-6.
[2]李酶.温彩虹从日本农业“一村一品”看我国农业的出路[J].陕西农业科学,2007(1).
[3]赵玮,陈军.关于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考察与启示[J].湖北农业科学,2007,46(5):698-670.
[4]常凤霞,鲁彦真,张志宇.日本“一村一品”运动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启示[J].新农村(黑龙江),2014(10):323-324.
[5]木耳.日本农业创新传奇—“一村一品”[J].农产品市场周刊,2014(10):61-63.
[6]许孙鑫,一村一品路在何方[J].农产品市场周刊,2009(24):20-21.
[7]王欲鸣.一村一品-日本农业产业化的成功模式[J].农村科技与经济,2007,18(2):64.
[8]何春红.注重创新形成特色—日本“一村一品”运动考察体会[J].市场周刊:研究理论,2012(8):33-35.
日本原产地规则的运用及其借鉴 篇11
[关键词] 原产地规则贸易保护普惠制
20世纪90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企业破产增加，失业率连创新高。加之，由于日元的升值，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导致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锐减。至此，日本各商会要求保护国内市场的呼声不断上升，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但由于日本政府在此之前已将关税降至5%，重新实行以“关税”为主的贸易保护政策已不可能，因此，日本转而采用了灵活性高、隐蔽性强的非关税壁垒（NTMs）来为本国产业进行保驾护航，而原产地规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粉墨登场，成为日本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宠”。
一、日本原产地规则的运用
货物的原产地（Origin），是指货物的最初来源地，即货物的产生、提取、采集、饲养、加工、制造地，常被形象地称为货物的“经济国籍”。而原产地规则（Rules of Origin），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确定货物原产地而实施的法律、规章的总称，是为判定货物的“国籍”而制订的“货物国籍法”。
日本真正意义的原产地制度始于实施普惠制（GSP）之时，是由财务省（原大藏省）、经济产业省（原通商产业省）和海关署共同主管的。原产地规则本是一个中性规则，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借鉴欧美并根据本国国情将其运用在对外贸易上，以达到保护贸易的目的。其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产地规则在反倾销中的运用
20世纪80年代末，欧美国家强烈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至此日本经济向内需主导型转变，逐步扩大了对其他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这使日本对本国产业的保护越来越频繁地求助于反倾销手段。其中，原产地判定是反倾销诉讼中的关键环节，如果反倾销调查对象的原产地被确认为被调查国，则此货物将被征收反倾销税。在日本，有权对反倾销案件做出原产地判定的是海关署及其三个行政机构，即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和农林水产省，其中财务省的权限最大，有终裁权，可以否决海关署对“货物原产地非被调查国”的判定意见，从而加大了进口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可能性。可见，日本在原产地的认定上行政自由裁量权较大。
2.原产地规则在政府采购中的运用
日本的政府采购一般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至15%，是本国最大的买主。在国内供应商要求比国外供应商享有更为优惠待遇的政治压力下，日本政府颁布了《政府采购协议》，规定在一定差价范围内，只要“日本货”价格不超过“外国货”价格的6%～10%（有些产品可达10%以上），政府就优先购买“日本货”。并且在《协议》中专门制定了“日本货”原产地规则：即“日本货”是指那些在日本开采或生长的未经制造的物品、原料及供应品，或视情况大部分采用日本开采、生长或制造的物品、原料；允许“日本货”的原产地标准高于日本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判断标准。这就是说，一项取得日本原产地认证的出口产品并不一定能成为“日本国产货”。 这些规定不仅保护了日本国内市场，扩大了内需，而且还能起到合理引导外资，将先进技术转移至日本的重要作用。
3．原产地规则在执行国别配额政策中的运用
在日本，国别配额中的原产地规则，是用以区别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产品，从而确定该进口产品是否符合配额的要求。具体做法是当进口商在进口商品时必须向海关提供符合条件的原产地证书。为了制止非法转口贸易，达到更严厉地限制进口的目的，日本国别配额中的原产地规则制定得很苛刻。以纺织品为例，由于纺织品是敏感产品，为了达到保护国内纺织品行业的目的，特别是为了阻止有关纺织品出口国将受配额限制的纺织品，非法转口至不受配额限制或配额还有余额的国家或地区后再输出到日本的行为，日本制订了严格的纺织品原产地规则。如，日本服装的原产地标准为“缝制地”。由于服装生产至少需经过织布、裁剪和缝制三道工序，依此标准，在香港裁剪的衣服，在中国进行缝制，该种衣服就为原产于中国。这种标准划分，占用了中国原本就已十分紧张的服装配额，使“香港裁剪——中国缝制——香港转口”这种规避配额的行为无章可循，从而限制了中国服装的进口，有力地保护了日本服装生产商。
4.原产地规则在普惠制中的运用
普惠制是国际法赋予发达国家的义务，但具体的普惠制实施方案却由各给惠国自行确定。在各国的普惠制方案中，原产地规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用以确定一个产品是否原产于受惠国，从而确定受惠产品是否应该享受关税优惠待遇。
日本是33个普惠制给惠国中的一员，在其普惠制方案中，对原产地规则的规定如下：
(1)享受普惠制税率的商品必须是完整地在受惠国（地区）制造的。
(2)受惠国需提交正确的原产地证书。
(3)采用给惠国成份规则。这是指允许受惠国可以把所用日本的原材料、零部件，全部计入产品价值中，并视为该受惠国原产产品的一部分，有资格享受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
(4)采用原产地地区累积规则，即将一个地区的国家视为一个单独的受惠整体。如，将东盟各国视为一个受惠整体，受惠国在东盟地区内任一国家获得的原材料都视为东盟地区的原材料，都可视为该国原产地成份（即非进口成份）。
(5)采用直运规则。可见，受惠国要取得日本普惠制的优惠关税待遇，除了要向日本提供真实的原产地证书外，还要将货物直接运往日本，其货物还必须“完全原产”，在无法“完全原产”的情况下，为了获得优惠的普惠税率，受惠国就被迫大量使用日本的半成品。而對于日本而言，通过原产地规则不仅可以避免非受惠产品享受普遍优惠关税待遇，而且还可以针对不同的受惠国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并可以运用给惠国成份规则，增加日本产品的出口。
5．原产地规则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运用
日本自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了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FTA）以来，日本又陆续与墨西哥（2003年）、菲律宾（2004年）、马来西亚（2005年）、泰国（2005年）达成了FTA，对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FTA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包括优惠原产地规则。以日新双边协定为例，其规定的原产地规则为：完全取自或产自日本／新加坡的商品，或在日本／新加坡经过足够改造的商品，才能被视做原产于日本／新加坡的商品，享受免除或较低进出口关税的优惠。在FTA中制定原产地规则，有利于防止第三国贸易规避和分散的行为，扩大区域内中间产品、原料产品贸易。虽然自由贸易区设置原产地规则的目的在于区分产品不同来源，但它通过关税或非关税歧视待遇，直接或间接地鼓动生产商更多地使用区域内的当地成分，人为破坏了基于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的自然流动，形成大量贸易转移，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这违背了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以获取贸易利益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滥用的新“大棒”。
二、日本原产地规则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如上所述，日本的原产地规则，不仅体系完整，标准较高，而且在对外贸易中广泛运用。比较之下，我国的原产地规则不仅体系有缺陷，而且未充分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通过借鉴日本的做法与经验，我国在实施原产地规则时应改善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原产地规则的立法水平
2005年，我国在“86规定”、 “92规则”的基础上，又新出台了《进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以下简称“05规则”），确定了原产地标准，将进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统一，并且增加了适用范围，如增加了反规避条款下的原产地规则。但“05规则”中并没有确立政府采购下“国产货”的原产地判断标准；也没有规定在对外贸易中，怎么运用原产地标准来达到贸易保护的作用；并且这些条款只是适用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双边贸易安排的发展，我国还应学习日本制定相关的优惠原产地规则，
2.提高特定产品的原产地标准
特定产品指的是配额产品和国内生产配套能力较强的产品。提高前者的原产地标准是为了逐步提高我国加工贸易的层次。如，我们可以规定某些配额项下的服装（如亚麻服装、丝绸服装）必须用国产面料，方能取得“中国国籍”；而提高后者是为了控制中国货的出口量，扩大国内原配件的需求，避免贸易摩擦和反倾销制裁。如，我们可将录像机的原产地标准由“插件、焊接和组装”修改为“磁头制造”，以此鼓励出口录像机采用国产磁头。
3.原产地规则和政府采购相结合
目前，我国政府采购支出数额高，市场潜力大。政府制定采购法律时，应与原产地标准有机结合起来，以政府采购作为吸引高水平外資的一块“磁石”，诱导外商为进入我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在我国进行高科技含量的加工和科研开发，尽量采用我国的配套产品，实现我们“市场换技术”，扩大内需的目标。
4.加强原产地证发放的管理工作
我国可签发原产地证的行政机构有国家商检局各地方分局和贸促会各地分会，众多发证机关签发原产地证的标准不统一、不规范，给管理工作带来麻烦，甚至个别发证单位只盖章收费，不检查其合同产品是否符合原产地规则，也不监管货物。 此种情况的出现很不利于我国原产地规则的正确执行，也会影响到我国与一些国家的贸易关系。因此应借鉴日本的经验，签发原产地证的主要机构应以商会这个民间机构为主，签发和管理工作应采用全国联网，并通过EDI的工作方式来强化管理，使其逐步走向统一、有序。
参考文献：
[1]刘昌黎著:现代日本经济概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2]刘丽娟徐进亮著：原产地规则——产生、运用及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7月版
[3]郭燕编著: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实务．化学工业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4]侯金法:量体裁衣须适度——调整我国现行《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国际贸易，1998，10
[5]朱廷君:WTO原产地规则：缺陷、影响、对策．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8
[6]刘文艳高山行李双月：WTO原产地规则作用诌议．商业研究，2004，8
[7]张国元:我国原产地规则的完善．国际贸易，200年6月第1版
[8]张祥：原产地规则的认识与运用——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利益的重大问题.经贸论坛，2003，5
[9]刘义伟章爱民:原产地规则与价值链．经贸论坛，2002，2
日本应对贸易摩擦之经验借鉴 篇12
日本也是通过对美国的贸易不断完善自身产业结构建设和经济腾飞的, 同为在亚洲的两个国家, 尽管条件不一定完全相似, 但是可以从日本的对美贸易摩擦经验中看到几点经验。
一、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演进过程
1950年~1965年, 二战后日本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 纺织品、收音机、自行车、等轻工业的出口产品领域有价格的比较优势, 1955年出现了著名的“连衣裙事件”, 在当年对美出口的贸易总额为5亿美元的产品中, 连衣裙等棉纺织产品占其中的2亿美元, 引发了日美的贸易摩擦, 美国要求日本对面纺织制品、化纤制品实施自主限制。
1965年~1973年, 日本实施的贸易立国的政策使得更多产品涌入美国市场, 对外贸易的增速达到平均的16%, 钢铁、机床、彩电等成贸易摩擦的重点, 后通过日本的自主限制出口使得摩擦暂告平息。
1974年~1985年, 日美贸易摩擦在多个领域频发, 涉及纺织品、彩电、汽车、钢铁、半导体等多个产品, 日本最后也是达成了对美国的出口数量协议。
1985年~1995年, 半导体、集成电路成为日美贸易的摩擦焦点, 美国提出要日本做出医药、电子通讯方面的出口限制, 1989年的《日美构造协议》, 摩擦范围超越个别商品市场开放问题, 涉及经济结构、商业习惯、产品基准认证制度等文难题。1985年日本被迫签署“广场协议”, 使得日元大幅度升值。之后日美的贸易摩擦由货物贸易转向航空运输、保险、金融、电信等服务领域, 涉及大米、大型零售业、通讯等弱势产业市场开放和知识产权, 金融管理制度和建议制度改革。
二、对我国的启示
1. 注意谈判和公关策略
在解决贸易摩擦的过程中, 双边的磋商和协调是不可或缺的。在长期的发展后, 日美之间已经逐渐建立起来一系列的贸易对话和协调体制和机制。由政府出面成立的协商机构, 定期讨论两国政府的经济合作, 以消除两国在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分歧。出现贸易摩擦, 则通过谈判、签订协议, 解决分歧, 维护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我国也可以逐步和美国建立和完善这种机制。
一国使用的外贸政策除了要考虑本国的产业结构改革目标, 也要考虑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国际政治大环境的总体考虑。日本在应对对美的贸易摩擦的初期采取的是自主出口限制、有秩序地市场协定、价格触发机制等。在80年代的日美半导体摩擦中, 解决办法是以1986年的日美半导体协议中美国迫使日本将外国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设定为20%为条件, 除此以外还有诉诸于美国的管理贸易。随着WTO的成立, 日本日益重视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 通产省新设立了国际经济争端对策室;外务省在经济局下面设立了WTO争端解决办公室具体负责WTO的争端解决事务;2004年外务省中的条约局更名为国际法局, 负责美日之间的条约, 更多的注意力给予了WTO等多边法务上。2002年日本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成功的在日美胶卷贸易摩擦案件中胜诉, 增加了日本用多边手段解决摩擦的信心。
美国的法律规定法案要通过议会的投票才能生效通过, 所以在产生贸易摩擦后, 如何对美国的政府、议会进行公关活动, 也是解决贸易摩擦的重要办法之一。日本在美国不但雇佣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和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 并且与美国的各州和地方城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对美国民众进行攻关, 这些活动在处理美日贸易摩擦中受到了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在游说初期, 即便不能找到合适的代理人, 起码我们可以寻找与中国市场联系紧密的企业集团, 用他们的院外游说达到影响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决策的目的。寻找和培养相应的能够读懂和运用国际法的人才和律师, 仍然是我国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去解决中美以及和其他国家间贸易摩擦的重要砝码。谈判不应该一味退缩, 适时地和美国说不, 也是一种手段;国家更应该培养重要人才去参与到这些国际性的谈判中;不仅是在国际贸易方面, 从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的方面来看, 我国也应密切和美国的利益集团进行联系和公关, 受益肯定是体现在长期的。
2. 合理利用多边贸易机制应对贸易摩擦
在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当中, 日本处理贸易摩擦的主要手段都是以双边协调和谈判为主。因为这个时期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发展采取的是全力支持和有效提携的做法, 日本本身也还没有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日本总结出的“以柔克刚”、“软磨硬泡”的谈判方法, 并同时用大量的公关资金在美国找到公关人员同美国的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打交道, 都使得最后日本出口的损失减小。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并不健全, 也是美国没有运用多边贸易体制解决贸易摩擦的原因。在WTO建立之后, 日本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在日美胶卷贸易摩擦案件中胜诉, 增强了日本的信心。
我国到目前为止已经结束了加入WTO的过渡时期, 对WTO规则的了解和掌握逐渐加深, 可以尝试向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寻求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办法, 并同时注重双边的磋商和谈判, 可以更好的减少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经济影响。
3. 调整出口结构
我国是对美国出口的大国, 但是从1978年到现在, 工业制成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产品的比例中进一步提高, 但是纺织品、玩具鞋类等低附加值的产品仍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这些产品基本是靠价格优势在美国进行销售, 又是美国人的生活必需品。可见中国出口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很大, 一旦在美国市场受影响, 直接影响着部分企业的生存。所以我国应该从如何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和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角度入手, 实现出口产品的多元化和差异化。除了美国、欧盟、日本等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家之外, 出口企业可以积极拓展非洲、中东、东南亚等的市场, 这部分的市场对产品的质量指标体系不及欧美严格, 并且中国现在是东盟 (10+1) 的成员之一, 可以让出口企业积极的拓展出口的市场领域。这样既可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也可以减少由于同类产品进入一个国家所引致的贸易摩擦。
日本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对亚洲地区扩大在纺织品和电器方面的直接投资, 将出口能力迂回转移到这些亚洲国家, 然后再向欧美进行出口, 同时带动本国的零部件、中间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进入20世纪的80年代, 由于日美的巨额贸易顺差, 日本增加了对美国商业和服务业的投资, 特别是在房地产和金融方面。由于进行简单加工业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不可忽略的环境影响, 如果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的产品占到本国该类产品生产的50%, 可以考虑到当地生产或者进行产业的境外转移。中国也可以采取这一策略, 从周边和我们文化价值观相似、市场准入要求低的亚洲国家开始考虑。
4. 以摩擦为动力,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从二战后到今天的日美贸易摩擦是不断升级的, 但是伴随着这些摩擦, 日本也在国内施加相应的改革举措, 积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1950年~2000年的短短50年当中, 日美贸易范围逐渐扩大, 从原材料产业逐渐扩展到加工组装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20世纪50年代从纺织品开始了日美贸易摩擦的序幕;20世纪60年代, 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转移到了合成纤维和钢铁, 这个时期日本的产业结构也由轻工业化转向重工业化;20世纪70-80年代, 彩色电视机、汽车、机床和半导体是贸易摩擦的主要产品, 日本的产业结构转向了技术密集型;20世纪90年代, 由于日本在美国的金融、通信、房地产等领域的重度投资, 进一步引起了宏观经济摩擦和制度摩擦, 日本的产业结构也成功转向了信息化。我国也应学习日本的这点经验, 以贸易摩擦为契机和动力, 积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通过产业升级使贸易摩擦逐步降低。
5. 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和自主科技创新
日本在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起步晚, 但是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树立起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 从零开始的日本首先确定的是"引进-模仿-创新"的技术进步模式, 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通过消化吸收, 并进一步在引进的基础上开发新技术, 研究新产品。由引进电视机的国家到今天在世界上生产半导体产品的佼佼者, 日本靠的完全就是技术的自主研制和开发。尽管在研发科技中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而且中小企业基本缺乏启动资金, 但是如果不走这一步, 我们的产品根本不可能升级, 和国际市场中的其他产品进行竞争根本没有长期的优势。
中国出口到美欧的产品中不乏质量优异, 品相出众的产品, 证明中国企业具备生产这类产品的能力。但是很多的企业为了眼前利益只愿意去获取国外商家愿意支付的定制费用, 中国的消费者在国内的市场上都无法用同一价钱消费到这些优秀品质的产品, 要么追求国外品牌的高价值产品, 要么消费一般价值但是质量低一些的产品。如果这类型的企业愿意花上一定的时间, 在国内做品牌建设, 经过5年~7年的品牌建设, 一定可以在国内获得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由于品牌带来的价值附加会远远大于出口的微薄利润。如果品质相同, 国内的消费者有部分可以转移向这类产品进行消费。
6. 加强行会建设, 紧密联系企业、行会、政府
尽管日本在现在越来越多使用多边磋商手段来解决贸易摩擦的问题, 但是由于日美之间密切的政治、外交关系, 双边磋商手段仍然是日本的重要手段。在长期以来, 日本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特殊的对美国贸易政策公关的链条, 而且在政府、行业协会和行会之间能够紧密配合, 联手对抗, 形成了外贸摩擦预警机制。日本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 包括贸易会议、通产省、大藏省、日本银行、日本进出口银行等, 通过体系的安排组织, 对国家层次的贸易经济安全态势进行预警, 对涉及国家贸易安全的重大冲突进行预报和科学决策, 并通过这些国家权力和行政系统使国家的安全决策可以实施。日本的企业行会既是日本政府管理外贸组织的外延, 也是企业利益的代表, 可以起到协调和监督的作用。收集外贸外资等专项调查的委托;调解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贸易关系;可以使企业避免在投资、市场和价格方面的过度竞争;协调不同地区和行业的企业, 形成一致的统一对外的经济战略。日本的企业注意外贸信息的收集和沟通, 他们在国外搜集好相关竞争对手情况, 反规避法律的具体规定、出口国的市场状况和相关市场动态后, 不但为己所用, 还会向行业协会报告。同时日本企业有很强的行业自律精神和协作精神, 他们能够听从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安排, 在价格和市场方面进行协调, 避免了本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只顾眼前利益的企业是没有办法生存长久的, 我国企业也只有在行业内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 和其他企业一起作战, 协同行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指导, 才能实现对现在的技术壁垒、反倾销、反补贴的贸易壁垒和案件调查的应对。短期来看, 出口企业应该和国内的同类型企业和行会进行紧密联系, 多了解出口地的贸易政策动态及相关贸易诉讼的立案, 以及时调整出口的方向, 或者有相关的信息也应该不吝赐教, 给更多的同类型企业给予提示。从长远目标来看, 提高企业家的管理才能和培养熟悉贸易规则的人才是出口企业规避风险和应对贸易摩擦的终极目标。加强了出口行业行会的建设, 才能让国家相关部门的信息更快的流入到企业家那里, 也更加便于整个行业对于贸易新形势作出相关调整, 旨在价格战的打赢的出口企业是没有什么利润可言的。
摘要：出口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改革的重要因素, 但在近几年的发展中, 中国的出口产品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在应对贸易摩擦方面可以向邻国的日本学习。从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六十年的经验, 我国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注意双边谈判中的谈判手段, 和对美国议员和利益集团的游说;利用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应对摩擦。通过自主技术研发和自主品牌的建设, 不断改善出口产品的结构, 调整产业结构, 同时实现销售市场的多元化, 以减小贸易摩擦。加强行业行会的建设, 以更紧密地联系企业和政府, 使贸易信息更加快速有效地传递, 企业更为有效地改变出口方式应对摩擦。
关键词：贸易摩擦,公关,出口结构,行会
参考文献
[1]李智:应对贸易摩擦, 确保经济发展——日本应对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发展的启示[J].中国贸易, 2006, (5) :17-21
[2]贺平:多边贸易体制下日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No.6, 91-97
[3]刘向丽王厚双:日本应对外贸摩擦手段变化趋势分析.国际经贸探索, 2009, No.5, 15-19
[4]马文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效果及其启示.本问题研究, 2007, No.4, 6-11
[5]马文秀裴桂芬:日本的全套性产业结构与日美贸易摩擦.日本学刊, 2008, No.2, 9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