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借鉴（共6篇）
有效借鉴 篇1
近年来, 中国企业积极向海外市场拓展, 2008年上半年, 海外并购金额已飙升至311亿美元, 超过2007年全年海外并购资金的总和。2009年前两个月, 海外并购资金总额达到218亿美元, 同比增长40%, 在总量上仅次于德国, 位居全球第二。在并购金额迅速增长的同时,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 从过去以石油、矿产行业为主拓展到制造业、金融业等。
然而, “企业用‘30年代的基础, 60年代的工具, 90年的目光’来参与跨国并购, 在谈及并购时自拉自唱, 除了自我证明判断准确、出手得当以外, 少有专业界的参与, 加之传媒的不懂行……这些, 都使得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看起来很美。[1]”除了联想集团并购美国IBM的个人电脑事业部门、中国集装箱集团并购英国一家罐式集装箱公司等屈指可数的几项海外并购称得上成功以外, 中国企业海外出击并不如人意。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七成不成功, 亏损达到约2, 000亿元人民币, 这已经大大超出了2008年海南省总量为1, 466亿元的生产总值。因此, 在当前的跨国并购热中, 我们有必要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保持清醒的头脑, 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海外并购, 避免国民财富的流失, 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日本也曾经像今天的中国一样, 将海外并购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手段, 在欧美掀起并购旋风, 但结果却造成了日本经济十年的低迷。1985年9月, 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五国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在这之后的10年, 日元对美元升值将近3倍。美元的狂贬使得日本企业普遍产生“抄底”心态, 1985年至1990年间, 日本企业超过500亿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购案达到21起, 到1990年更是达到高峰, 当年跨国并购的次数就有45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6年的220亿美元猛增到1989年的675亿美元, 日本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 而在1986年到1991年的5年时间里, 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更是达到了4, 000亿美元[2]。当时举世震惊的并购事件有三菱财团以13.73亿美元购买了纽约的标志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1989年以34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创下当时日本最大的海外并购案。在洛克菲勒中心被日本人摘走之后, 美国人非常担心日本会把整个美国都买下来, 但事实证明, 一向擅于海外试水的日本企业在美国“水土不服”。索尼无法消化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到1994年, 索尼因该起并购案背负了2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三菱最终以半价将洛克菲勒中心出售给美国企业[3]。
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相比, 有大规模海外生产经验, 并且日本企业从一出生就瞄准了海外市场, 无论是海外投资的经验还是经济实力, 日本企业都胜过中国企业, 但其雄心勃勃的海外扩张仍惨淡收场。在当前的跨国并购热中, 中国企业反思日本企业的前车之鉴, 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 海外并购并非“点金石”, 其成功率不高, 中国企业应谨慎对待海外并购。
目前有些国内企业家认为, 欧美银行信贷出现紧缩, 很多公司的现金流陷入危机, 但这些公司的资产质量、技术水平、管理经验仍具有一定的优势, 在加上金融危机冲击, 企业资产大幅缩水, 正是中国兵团海外“抄底”的大好时机, 有些企业家甚至呼吁政府提供信贷支持帮助企业海外并购。“抄底”的心态反映出中国企业家对于海外并购的认识还很肤浅, 盲目乐观, 低估了海外并购可能蕴含的风险。事实上, 海外并购对中国企业的管理能力、控制风险能力、国际化运营能力、并购后的内部整合能力等提出了高要求, 而中国企业在各方面都颇为欠缺。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公有性质, 并购交易的决策者用别人的钱成就自有的“功业”, 这更是一个危险的因素, 使得海外并购决策往往流于草率和疏漏。而海外并购的金额又异常庞大, 动辄几十亿美元乃至上百亿美元, 一旦失手, 其苦果不仅要中国企业来承担, 整个社会都要背上包袱。有专家指出, 全球15年的兼并收购中80%的案例都是失败的[4]。中国企业需要冷静的分析企业实际状况, 不能把海外并购当作一并就灵的“灵丹妙药”, 可以考虑合资、授权经营、特许经营、海外独资建厂等经营方式, 这些也是企业成长的有效途径。
(2) 中国企业应当做好海外并购风险评估工作并采取有效手段降低并购风险。
新闻媒体最近报道四川滕中重工准备收购美国通用的“悍马”品牌的消息, 引来业界普遍的质疑。据悉, 美国通用原本看好印度塔塔集团, 但塔塔集团对于海外并购有个原则, 任何并购实施前必须回答三个问题:是否对所在国有利?是否与本公司发展目标相符?能否带来“新的东西”?只要其中的答案之一为“疑问”或“否定”, 并购计划就必须取消, 因为“失败的风险太大”[4]。恰恰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考量后, 塔塔集团放弃了“悍马”品牌。而中国企业对于海外并购的风险重视不足, 往往花高价竞购成功后, 发现到手的企业远远不值购买价格。曾经被评为2002年中国十大并购事件之一, 标的为5.85亿美元的某油田项目, 并购成功后才发现, 所购五块油田的含油量低得让人难以置信[5]。跨国并购面临的风险包括政治法律风险、融资风险、汇率和利率风险、目标企业的资产评估和定价风险、反并购和被动并购风险、整合风险、技术和信息不对称的风险等等[6]。因此, 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 在并购开始之前尽可能做好可行性研究, 不仅要对并购目标国进行政治和法律风险评估, 还要对目标企业进行价值评估和整合风险评估, 只有在正确判断形势和充分恰当分析目标国政策、情报的基础上, 中国企业才能有效避开并购的陷阱和控制损失, 实现企业预期目标。
(3) 我国目前熟悉海外并购的专业人才匮乏, 国内企业应重视中介机构的作用, 借中介机构之力降低并购风险。
目前我国企业普遍缺乏了解海外市场、精通法律、财务及被并
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苏出口企业的影响分析 (1)
盐城工学院胥晨慧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外贸出口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来, 江苏的出口明显下滑, 出口形势严峻。本文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苏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原因, 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金融危机江苏外贸出口
中图分类号:F4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00 (2009) 11 (b) -157-02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已经成为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 突出表现为各国资产缩水、投资萎缩、消费减滞、贸易下滑、经济减速。江苏是仅次于广东的全国第二大出口大省。就市场结构来看, 江苏的外贸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2008年, 江苏对美国出口额达493.90亿美元, 占全部出口的21%, 美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江苏第一大出口国。如果考虑到与美国经济息息相关的欧盟的出口量 (2008年对欧盟出口占全省总出口的26%) , 接近一半的出口额直接受美国经济的影响。如此之高的依存度, 使得江苏出口企业在此次危机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1 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苏外贸出口的影响
1.1 总额渐趋下降, 规模萎缩
从海关2008年底的统计数据可知, 江苏省2008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922.7亿美元,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比2007年增长12.2%, 比2007年的增幅下降了5.7个百分点, 这是我国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者”以来江苏外贸总值的增长速度第一次低于20%。其中出口2380.4亿美元, 增长16.9%, 下降了8.5个百分点。
1.2 加工贸易比重下降
2008年, 江苏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260亿美元, 增长8.7%, 占2008年全国总值的57.6%, 比2007年下降4%。截止2008年8月份,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江苏加工贸易进出口的增幅出现了连续3个月的个位数。 (而此前的增速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 而到了2008年的11月, 江苏进出口增速首度出现同时下降的情况, 12月份的情况更为严重, 2008年12月江苏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为100.5亿美元, 下降了17.8个百分点;进口43亿美元, 下降41%;12月份的进出口
(1)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社科联基金课题:“国际金融危机背景
下江苏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发展障碍研究” (编号09B36) 的部分研究成果。
购国语言的专门人才, 在实施海外并购计划时必须依靠中介机构的支持。例如, TCL在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时, 管理层认为阿尔卡特情况简单, 手机业务部门只有不到1, 000人, 且只有研发和营销体系, 没有工厂, 因此没有聘请中介机构进行精密策划, 而是自己设计了收购方案。虽然省了几百万欧元的咨询费, 结果却因为对并购风险认识不足, 低估了整合国外业务的难度, 造成了阿尔卡特整合困难, 给TCL集团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并购之初, 我国企业应当寻求精通被并购国法律及政治的律师团队的支持, 尽可能绕开可能遭遇的政治和法律障碍;企业还应当聘请专业收购调查公司对目标企业进行财务尽职调查及价值评估;在并购后的整合阶段, 可以寻求有经验的整合咨询服务机构的帮助。我国企业要想顺利实施“走出去”战略, 必须借助有全球服务经验的专业中介机构之力, 否跌幅分别比11月份增加了6.5%和2.2%。从2008年最后两个月加工贸易的现状, 可以预测出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江苏省加工贸易出口形势将会很严峻。而对于江苏而言, 其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在总出口额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下降将会导致江苏总体经济发展的形势更为严峻。
1.3 产品结构发生变化
2008年, 在江苏出口的产品中, 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为1614.1亿美元, 比2007年增长14.1%, (2007年的增速为27%) , 占全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67.8%, 所占比重提高了了0.9个百分点。此外, 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服装及衣着附件的总额为292.2亿美元, 比2007年增长15.3%, 增速下降了3.4个百分点。
1.4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步伐放缓
2008年, 江苏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为3011.8亿美元, 增长了12.5%, 比2007年下降了25.7个百分点, 占当年江苏出口总额的76.77%。其中出口1749.6亿美元, 增长12.9%, 占当年江苏出口总值的72.86%;进口1277.3亿美元, 增长3.6%, 占当年江苏进口总额的82.7%。
2 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苏出口影响的原因
2.1 美国等国际市场需求减少
由于江苏是全国对外贸易大省之一, 全省外贸出口依存度为89.9%,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由于全省的出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占着较高的比重, 因此出口情况稍有变化就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在出口中, 美国及欧盟等国家是江苏出口的主要地区, 约占总出口的47%。因此, 江苏出口受首发于美国然后波及欧洲等国家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据统计数据表明, 美国个人消费开支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美国个人开支总额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 。但是此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的商业环境、就业市场以及薪酬等方
则, 跨国并购将是一个高风险的经营行为。
参考文献
[1]宋雪莲.商务部出<报告>总结跨国并购得失企业自揭“家丑”坦承海外并购教训[J].中国经济周刊, 2007, (26) .
[2]谢良兵.海外并购的“日韩教训”[J].新闻周刊, 2005, (27) .
[3]冯赫.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若干思考—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海外并购狂潮的比较[J].经济研究参考, 2006, (24) .
[4]搜狐财经报道.兼并收购要理性金融行业更要克制[EB/OL].
[5]赵艳丽.我国石油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管理研究[EB/OL].中国石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6]廖运凤.中国企业海外并购[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61～68.
有效借鉴 篇2
---------读《名师备课经验》有感
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学校工作了33年的历史教师，上了一堂非常出色的观摩课，邻校的一位教师问他：“你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巨大的思想威力。请问，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准备这堂课？”那位教师回答说：“这节课我准备了一辈子，而且，一般地说，每堂课我都准备了一辈子。但是，直接针对这个课题的准备，则花了约15分钟„„”
一辈子与15分钟，一语道出教师备课之真谛。
备课是教学的重要行为之一，是教师上好课的关键，如果备课无效，教学就无效。目前，我的教学中仍然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教师很辛苦，学生很痛苦”这一问题，我特意读了《名师备课经验》，想从学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方法。
《名师备课经验》从多角度展示了名师们多年教学时间中总结出来的备课智慧。这本书中有于永正老师主张的隐型备课，张化万主张“系统备课、换位备课、多次备课、板块备课”，赵景瑞主张的通过点线面等多角度去钻研教材、用足教材。窦桂梅关注预设和抓“题眼”备课，闫学提倡对文本进行“立体式的解读、深式的解读、有宽度的解读、有创见的解读”进行备课。品读众多名师的备课经验，让我学到很多，感悟很多。其中窦桂梅关注预设和抓“题眼”备课这一观点让我体会颇深。
窦桂梅在文中阐述了抓“题眼”是上好课的关键，预计与生成照耀每一片叶子来剖析自己对备课的理解。窦桂梅认为师生行走在40分钟，要走出精彩的关键是要抓住课眼，抓住了课眼，教学就会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她以《圆明园的毁灭》为例：紧抓“毁灭”，这个中心词，进行建构——圆明园毁灭的究竟是什么？不应该毁灭的是什么？永远也毁灭不了的是什么？这三个问引发开去。纵深、横向，建构整个课堂，演绎出课堂的精彩。
看了窦桂梅的抓“课眼”让我明白，作为一篇课文，首先应该考虑它的“教学价值”在哪里。所谓教学价值就是“如何传播信息的信息，就是文章的怎么写。”这与《语文课程标准中的高段的课程目标》“注重作者的表达方法。”是一致的，我在上《将相和》时，让学生读课题后提问：你有什么疑问？学生就提出了：将指谁？相指谁？将和相因什么不和？为什么又和？课堂一解决学生问题为线索，让学生走入了套路，没抓住课眼，可上得非常平凡。在学了第7单元人物描写后，我觉得《将相和》的教学内容应抓住“学习依据
文本，尤其是文章中的主要事件，人物在事件中的言行，来分析人物。”《将相和》这篇课文，蔺相如个性化语言多突出：与赵王对话：权衡得失，入情入理；与秦王对话：有理有节，进退自如。与秦王在渑池会上对话，针锋相对，义正辞严。与廉颇对话：巧妙类比，以德服人，司马迁正是凭借那出神入化的人物语刻画了蔺相如这样一个光彩夺目的外交家形象，如果再上《将相和》我会在学生提出的原有基础上追问，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如何知道的，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如何知道的？引导学生分析人物在事件中的言行，来分析人物。所以说，备课抓不住课眼，那确定的教学内容就有问题，教学内容有了问题，那教师的教学再精致，再精彩，课堂气氛再活跃，价值都极为有限。
窦桂梅老师的第二个观点就是预没与生成要照耀每片叶子。“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每堂语文课因对面对的对像发生变化，所上课时间发生变化，课堂风格也有了变化，同一节课，预计得好，课会上得好。
我在上古诗《牧童》为了让学生从诗中感受乡村生活的静寂与安闲，我在预计中抓了诗中数字，让学生从数字上感受到什么，学生一下子说出了从六七里感受到草茂盛。“三四声”感受到笛声断断续。由此，学生又由感悟上体会上如何读，接着学生在动情抑扬的中感受出了牧童的悠闲自得、怡然而。，从而名抒己见地想象出“卧月明”的情景。从作者描写出这样的诗，可看出作者的什么心，将学生的思考引向深处、引向人生和价值的思考，此时的学生如千差万别的叶子，每一片的颤动都是属于自己思考和独特的体验，预计的问题是学生的土壤，教师课堂是起光合作用的阳光，让每一片不同的叶子闪耀生命最亮的足迹。
有效借鉴 篇3
一、彰显鲜明规范的少先队特色
就像体育课要热身运动，音乐课要发声练习，队课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定动作——少先队仪式。
落实队课开展的第一步就是需要规范少先队活动特有的仪式。学校大队辅导员可以通过辅导员例会、队长学校等多种途径，加强对辅导员、队员进行少先队的礼仪规范建设，逐层突破，逐级落实。可以每学期定期举行“我是光荣的小旗手”——旗手检阅、展示活动，“我是队会金话筒”——小主持人风采展示，“我是称职小当家”——大中小队队委基本能力比拼，“队歌在我心”——队歌小指挥、唱响队歌等系列活动，夯实队干部参与队课实施的工作能力，为加强队课推行提供强劲的助力。
规范的队活动仪式更能让队课显示出勃勃的生机，使队员们在队旗、队歌、队礼、红领巾的包围中，找到强烈的归属感。
二、探索形式多样的课型
要上好队课，当然也要设计好队课的组织形式。综合少先队活动的类型，主要可以设计以下课型：
（一）展示观摩型队课
展示观摩型队课类似于我们普通学科中的公开课，具有一种展示性。往往是某些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中的一次小结汇报，成果展示，需要队员有大量的前期活动积累。
如“红领巾心向党，中华文化我弘扬”的主题大队活动课，就通过红领巾民乐社团汇报演出民乐经典曲目，展示民族音乐精粹；唱念童谣，宣传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唱越剧，传承弘扬戏曲文化；诗词配乐表演朗诵，展示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又如“少年强 中国强 祖国未来我担当”五年级争国防章汇报展示队课，采用中华武术操表演体现当代少年努力锻炼强身健体；以“军歌嘹亮”拉歌形式来体现军队生活；以相声《说武器》把包罗万象的军事武器知识以队员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展示，轻松有趣，深得队员的喜欢。
这种模式的队课一般情况下一学期可以组织一至两次，频率不可过高。否则容易给辅导员、队员造成思想、工作压力，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正常学习和教学安排，甚至容易出现队课观摩成为少数有特长的队员专利的误区。
（二）主题教育型队课
主题教育型队课在操作上避免了大量的节目表演准备，它应该是我们日后追求的队课主流模式，也可以称为家常队课。
通过调查发现，许多中队辅导员的确存在忧虑：日常教学工作已经很繁杂，哪里还有可能去准备每周一节的队课呢？
其实，这样的忧虑大可不必。家常队课不在于队课看起来有多美，更在于这堂队课蕴含的教育意义。因此，家常队课更多的是考验辅导员的预设、引导能力。
因为目前队课还没有权威的统一教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队课可以由辅导员针对队员的实际情况，或者近期的节日、时事、教育主题等，自主地进行设计安排。辅导员在教学设计中需要根据本中队队员的实际情况进行周密的前期设计，巧妙地把思想教育活动渗透在看起来类似聊天、讨论、交流等轻松的形式中，可以是请相关小队汇报自己的课外工作，也可以是结合某些实际情况来表达观点，进行思维风暴。
如在《美丽家乡》主题队课中，辅导员先期可以邀请队员拍摄家乡美景，绘制家乡景观图；在课上请队员展示，说说家乡美，比比家乡变化；引导他们在交流中分析家乡变化的原因，提出建设家乡的愿景；鼓励他们把思想化为行动，把愿望付诸现实，产生热爱家乡之情，建设家乡的责任感。
辅导员在队课中担任的角色，在队课前期是摸底了解，进行必要的铺垫；在队课过程中要穿针引线，把队员的主流意识往理想的方向引导；在队课结束后还需要持续观察，才能让队课不流于形式，切实有效。
（三）实践体验型队课
实践体验型队课需要辅导员利用综合资源，简单的可以在课堂内操作，更多应走出课堂，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考虑到学习任务、师生安全及各类其他相关协调问题，一般这样的队课一学期也不能多次安排，每月一次为宜。
实践体验型队课设计的范围广泛，在教室里也可以开展，如在母亲节来临之际，组织一次礼物创意活动，画一张表彰妈妈的“奖状”，做一朵献给妈妈的小花；校园里可以开展的队课如在植树节期间组织毕业班开展“我为母校添绿意”的校园植树活动，低年级开展“我给小树过个节”的浇树、拔草活动，或者走出校园组织队员和家长一起“大手小手建树林”；社会上可以开展的队课更是五花八门，可以组织队员到消防大队体验消防官兵的工作流程，到交警大队和交警叔叔上街当小交警，宣传交通法规，到附近景区当小导游等。
三、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
如果说规范的活动仪式给队课穿上了一件外衣，多元的课堂模式为队课蹒跚学步提供了扶持的双手，那么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就是队课良性发展的坚强后盾。
要促进辅导员规范化的开展队课，当然也需有助推的动力。如今的政策导向意味着辅导员未来也能在这个岗位上评定职称，职务晋升，队课相关荣誉已然落实到相关的条例中。在队课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开展“优秀队课辅导员讲话稿征集”、“主题中队课设计方案”、“经典队课案例”、“优质中队课现场比赛”等展评、交流的形式，给队课搭建广阔的成长锻炼的舞台，“以学促教”、“以赛促教”，促进中队辅导员组织设计队课的能力不断提升。
学校教科室要大力提倡辅导员积极开展少先队活动课的相关课题研究，积极撰写队课相关论文、案例，把一系列的队课教科研活动列入学科教学队伍，不让队课有先来后到的劣势，反而需要萌生一种后起之秀，后来居上的气场。
有效借鉴 篇4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伴随着中国封建制度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强化的, 最主要包括御史监察制度和言谏制度。自秦朝开始, 御史专门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 负责监察朝廷、诸侯官吏, 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国古代言谏制度兴于汉, 发展于唐, 衰减于宋, 终结于明。言谏制度以匡正君失为目的, 是封建专制制度自我调整、自我补救、自我充实提高的一种制度。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一) 封建皇权决定了监察机构的一切职能
自秦朝开始, 各朝各代均实行封建君主专制, 皇帝集大权于一身, 无法进行监督。因此, 古代监察的兴衰和取得的成效, 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品质意志及皇帝权力的强弱。皇帝是要依靠大小官僚对国家进行统治和治理的。在皇帝的眼里, 官僚仅是一种统治工具, 是靠不住的。监察制度也是维护皇权的工具, 御史是皇帝下派的耳目, 同样具有不可靠性。既然都是统治工具, 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如果两种工具发生冲突, 皇帝可以自由裁量, 随意使用, 人治的观念就凸显出来, 并非是法治。御史是奉旨办事, 对于皇亲国戚和官僚利益集团, 监察就显得苍白无力, 往往是形同虚设。
(二) 行政权力和监察权力相互交叉混淆
在秦和西汉, 御史大夫是以副丞相的职位来履行职责, 虽是专职监察机构的官员, 但又直接插手国家行政, 监察职能往往就被淡化。西汉武帝时, 设置《刺史六条》, 刺史直接听命于皇帝, 代表中央到地方进行监察, 就直接干涉地方行政;到了东汉末年, 刺史不仅仅是干涉地方行政, 而且成为了位居郡县之上的行政长官。明代, 巡按御史的品级虽低, 但是, 由于他们掌握了地方官吏的考察大权, 即使是三品以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大员也对其十分敬畏。监察官员插手行政事务, 就是本位职责的缺位, 同时产生新的腐败的可能性风险也成倍增加。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有效借鉴
(一) 中国古代的权力牵制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权力牵制。权力牵制是靠御史监察制度和言谏制度来完成的。御史监察系统呈纵向放射状, 最高是皇权, 再由御史、刺史和巡按御史等将权力实施至地方, 整个监察过程, 从纠参到议复, 从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 由皇帝决断。从而上至中央, 下至地方, 形成了严密的监察网络。而且在御使监察官的选任过程中, 有严格的任职资格限制, 强调回避制, 类同当今干部异地任职, 严格监察官员考核, 在其内部, 监察御使等在行使监察职权时, 也会受到上级、相互之间和其他机构的监督, 形成了多重的监督制度, 但在制度的执行上是有缺陷的。
相比当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其本质也是要牵制权力。牵制权力就需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制约权力和完善监督体系靠的是制度,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 腐败就无法控制。
(二) 广开言路与民主、法制相结合
广开言路是中国古代言谏制度中的一部分。最著名的成功案例之一就是“贞观之治”期间, 唐太宗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 任人唯能, 知人善用, 广开言路, 尊重生命, 自我克制, 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 厉行节约, 休养生息, 文教复兴, 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 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 尊重边族风俗, 稳固边疆, 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广开言路是发扬民主的一种有益做法, 然而, 明朝朱元璋则利用严刑酷法来惩治贪官污吏, 并制定了《大诰》来代替法律, 使得人们对其酷刑心惊胆战, 也凸显出封建皇权下, 皇帝的为所欲为, 治理国家是靠人治而非法律。因此, 广开言路需要民主和法治相结合。
三、反腐败需要民主和法治共同驱动
(一) 把国家权力全部纳入法治轨道, 确保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
我国的党政干部是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行筛选任用的, 要为人民群众服务, 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意愿, 否则就不能当选, 如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选举是民主的根本, 选举制度的健全与否, 直接决定“民主、公开、竞争、择优”这一原则能否顺利实施, 也是实现国家民主的关键性因素。现在我们提出的依法治国与古代法治是有所不同的, 依法治国要以民主为基础, 民主是法治的最根本动力。要保障民主就要建立独立而健全的司法体系, 一切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都应遵循法律体系的标准, 而不是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 司法是没有上级的。因此, 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是我国推行依法治国必备的两个条件, 其直接决定了我国法治化的程度。
(二) 广开言路要确保言论自由
总体来说, 封建专制下的广开言路并不成功, 其根源在于封建皇权专制制度, 集中的权力, 使得官吏更容易受到腐败的诱导, 其道德水平也相对百姓来说是更低层次的。如今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路线, 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进一步促进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寄托于人民群众身上, 因为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把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才是最可靠的, 并不是像中国古代依靠个别官员的清正廉洁造就社会短暂的繁荣。如今, 人民群众可以利用各种途径向官员和国家机关检举、控告和申诉。要保证人民群众有效监督公共权力, 就要确保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发表自己意见和见解, 甚至是批评, 都会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促使各级官员和国家机关正确行使人民群众交付的权力, 促进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良好发展。通过言论自由使人民群众自我教育, 而不是古代官员一言一行的教化。
总之, 反腐败需要把权力牵制到法治的铁笼中, 防止腐败分子在我国推进“四个全面”的过程中利用制度的空子攫取不当利益, 确保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常态。
摘要：腐败和反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王岐山同志指出, 当前,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我们以史为镜, 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同时, 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 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有效借鉴 篇5
一、张明楷教授的重伤害承诺无效说
张明楷教授主张, 对重伤的承诺原则上是无效的。其一, 与得承诺杀人相比, 得承诺的杀人没有例外地构成故意杀人罪;重伤一般具有生命危险。其二, 自己决定权虽然应当受到尊重, 但是, 刑法对自己决定权的尊重存在界线。当自己决定权的行使可能给法益主体自身造成重大侵害结果时, 就需对这种自己决定权进行适当限制。
二、黎宏教授的重伤害承诺有效说
黎宏教授认为, 得承诺的伤害一概不成立犯罪。[1]首先, 对于被害人处分自己可以自由处分的利益的行为, 都应充分尊重。其次, 行为人意识到了生命危险, 而仍然决意实施伤害, 应当说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 在引起了死亡结果的场合, 该行为成立故意杀人罪 (责任较轻的得承诺杀人罪) ;在有死亡危险但没有发生死亡结果的场合, 应当构成故意杀人罪 (责任较轻的得承诺杀人罪) 未遂, 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构成故意伤害罪。
三、两位教授的观点无本质差别
危及生命的重伤害行为所产生的死亡危险和杀人行为产生的死亡危险没有差别, 危及生命的重伤害和杀人在行为和结果上都存在模糊的过渡的灰色边缘地带。危及生命的伤害身体接近甚至无限接近于杀人。由此, 刑法理论区分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 (危及生命的重伤) 罪的关键在于故意内容而不是构成要件。黎教授观点的有力之处在于, 在构成要件上, 将危及生命的伤害行为认定为杀人行为;在责任要件上, “行为人意识到了生命危险, 而仍然决意实施伤害”标明了杀人故意。本文赞同并借鉴黎教授的责任要件的分析, 认为行为人在进行危及生命的重伤害行为时, 具有杀人故意。
其实, 张教授和黎教授的结论虽然不同, 但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被害人承诺是违法层面的违法阻却事由, 张教授仅从违法层面得出“危及生命的重伤害承诺”无效的结论, 并不影响责任层面中故意内容的认定;换言之, 张教授的“危及生命的重伤害承诺”无效说, 也可以得出黎教授故意杀人罪的定罪结论。请看下图1: (1)
从以上思考路线图看, 张教授的结论更有内在逻辑的一贯性。而根据黎教授得承诺的伤害一律不可罚的观点, 得承诺的危及生命的重伤害行为缺乏违法性, 那么, 到此为止, 直接认定为无罪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再考虑责任层面是否有杀人故意。然而, 黎教授并没有得出无罪结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 危及生命的重伤行为与杀人行为无异, 因而承诺重伤害也具有刑事可罚性。这样的思考路径相对于张教授的论证过程而言, 相对繁复。
四、对两位教授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张教授指出:“在单纯伤害而没有保护另一重大法益的情形下, 虽然得到被害者承诺, 但造成了有生命危险的重伤的, 宜认定为故意伤害罪。”[2]又提出:“对重伤的承诺原则上是无效的。……重伤一般具有生命危险, 对于造成重伤的同意伤害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比较合适。”[3]再写道:“根据《人体重伤鉴定标准》, ‘任何一手拇指缺失超过指间关节’即属于重伤。”虽然“重伤一般具有生命危险”, 但是确实也存在不具有生命危险的重伤。
两种稍有差别的表述是否意味着观点的些许不同?在甲经乙同意而在超过指间关节处砍掉其右手拇指的场合, 对此承诺的重伤是否有效?换言之, 张教授首先持“危及生命的重伤害”的承诺无效的观点, 后是否在表达“一般重伤害”的承诺也无效?暂且理解为“一般重伤害”的承诺也无效。请看下图2:
由上图分析可知, 在故意杀人罪 (未遂) 的场合, 造成的是生命危险的重伤,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而在故意伤害罪 (致人重伤) 的情况下, 造成的是一般重伤, 处相同的法定刑, 但没有“从轻或者减轻”;而且故意伤害罪 (致人重伤) 和故意杀人罪 (既遂) 的法定刑相同, 都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 的法定刑 (10年以上、无期、死刑) 重于故意杀人罪 (既遂) 的法定刑 (3年以上10年以下) , 造成了明显不协调的局面。这一不协调的局面是由于承认“行为人意识到了生命危险, 而仍然决意实施伤害, 应当说具有故意杀人罪的故意” (黎教授关于危及生命的重伤害行为下的杀人故意的认定) 的观点, 以及“得承诺杀人属于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中的‘情节较轻’”的观点造成的, 本文也赞同这两点。可是, 这一不协调的局面如何化解呢?
一般的重伤害的承诺无效, 亦即一般的重伤害行为具有违法性, 然而基于被害人确实承诺的事实, 行为人重伤害行为的违法性降低, 且为了处罚上的协调, 对一般的重伤害行为的处罚, 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降一格。结局就是:上图中在故意伤害罪 (致人重伤) 的场合, 由原本的“3年以上10年以下”降格为“3年以下、拘役、管制”, 亦即判处故意伤害罪 (致人轻伤) 的法定刑;在故意伤害罪 (致人死亡) 的场合, 由原本的“10年以上、无期、死刑”降格为“3年以上10年以下”, 亦即判处故意伤害罪 (致人重伤) 的法定刑。这样, 和谐的局面就会出现:
参考文献
[1]黎宏.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2]张明楷.刑法学[M].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有效借鉴 篇6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人民币离岸市场,内外分离型,IBF,JOM
1 引言
2013年9月22号正式挂牌成立的上海自贸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极大便利, 满足这些企业对离岸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越发紧迫, 因此在上海自贸区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迫在眉睫。上海自贸区人民币离岸市场不仅可以为对外贸易提供融资渠道、提高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比重, 还能够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循环流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国际上已有的离岸金融市场模式可以分为四种:内外混合型、内外分离型、渗透型和避税港型。就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以及金融监管水平而言, 学者们大多认同内外分离型最适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这是因为实行内外分离型模式既有利于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又可以较为有效地阻挡国际金融市场投机活动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 增强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之间客观上形成一种竞争效应, 而这种竞争效应会迫使在岸金融机构采取更具竞争力的对策, 从而提高在岸市场的资本开放程度和金融深化程度。目前全球采取内外分离型模式的离岸市场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纽约的IBF和日本东京的JOM。从1981年设立以来, IBF对美国国际金融业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5年第一季度总资产达到美国对外总资产的15.7%。然而, 1986年设立的JOM虽然已经成为继伦敦、IBF之后全球第三大提供全能服务的离岸金融中心, 但是因为并未在日元国际化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作用而重要性不断下降。因此, 对这两个离岸市场的有效性进行对比分析, 对于我国建设上海自贸区内外分离型人民币离岸市场将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2 我国构建上海自贸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文献综述
对于我国构建上海自贸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模式选择问题, 大部分学者主张现阶段应该实行严格的内外分离型人民币离岸市场。徐海涛 (2001) 从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出发, 考虑了我国资本项目管制现况、外债审批监测制度、国内金融体系的不成熟程度和与国际投机资金抗衡的金融实力。徐明朝、高中良 (2007) 指出渗透型模式虽然可以增强我国境内离岸市场对境外机构与资金的吸引力, 但是必须建立在较高的监管水平之上, 否则更不利于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 因此内外分离型模式更适合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水平。马俊 (2012) 则从市场套利的角度出发, 认为上海自贸区可以效仿美国IBF、日本JOM设立内外分离型的人民币离岸市场, 通过防止以套利为目的的资金流动来阻挡国际市场投机活动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汪川、刘佳俊 (2014) 从上海自贸区监管原则入手, 考虑到上海自贸区基于“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的原则已经将自贸区与国内市场进行了隔离, 因此上海自贸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应该首选内外分离型, 待国内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后再转型为渗透型离岸市场。
综上所述, 已有的相关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大多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定性分析而缺乏系统的经济理论论证和定量研究, 鲜有文献涉及到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的金融深化、放松管制等方面倒逼作用的实证分析。因此, 本文构建了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有效性模型, 通过实证研究来论证IBF、JOM对在岸金融深化程度和资本开放度的影响, 进而为上海自贸区构建人民币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提供政策建议。
3 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有效性的理论模型
现有的离岸金融市场有效性模型主要侧重于分析地理位置以及空间距离等因素对于离岸金融市场交易活跃度的影响, 然而金融创新和科技发展导致地理优势和空间距离等因素的作用正在不断弱化, 而其对在岸市场金融深化程度以及资本开放程度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却在逐渐增强。在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中, 由于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实行严格分离, 因此可以把两者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市场, 并且两个市场彼此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与相互促进的关系。基于上述原因, 本文借鉴Rose&Spiegel (2006) 的理论模型, 剔除了原模型中空间距离变量而加入了在岸金融深化程度和资本管制变量, 构建衡量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的有效性模型, 据此推导离岸市场发展程度对在岸市场开放程度及其金融深化程度的影响。模型假设条件如下:
(1) 在岸市场有i个投资者, 且i=l, 2, …, m。
(2) 投资者i拥有的初始财富记为w (i) , 且w (i) w (i+1) , 即按照存款者初始财富量进行从小到大排序。
(3) 对于每个投资者而言, 其目的是通过合理分配投资达到税后收入最大化。其主要投资方式仅限于在岸市场储蓄或者离岸市场储蓄两种, 并且两者均属于无风险投资。
(4) r*记为在岸市场的存款利率, r0记为离岸市场的存款利率。
(5) 若投资者选择到离岸市场交易则会产生一个交易成本, 并且假设该交易成本与在岸市场的资本管制强度正相关。用a*x表示该项成本, 其中, a为常数, x定义为资本管制强度的大小。
(6) 若投资者要将在岸投资转向离岸市场交易, 由于在岸市场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 会使该交易需要增加一个在岸市场金融深化程度带来的额外机会成本, 并且机会成本与在岸市场金融深化程度成正比。用b*y表示成本, 其中, b为常数, y表示在岸市场金融深化程度。
投资者i便会将其资金存放于在岸市场银行, 进一步推导可得:
若式 (2) 成立, 则投资者会选择投资在岸市场, 反之则会投资于离岸市场。由于该模型假设中的初始财富w (i) 随着i增长而增长, 所以式 (2) 说明从第i*+1个至第m个投资者都会将其资金投资于离岸市场。此时离岸市场上的商业银行总储蓄额为:
4 IBF和JOM离岸市场有效性的实证检验
4.1 变量定义及数据说明
由上述理论模型的推导结论可知, 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在岸金融深化程度和资本开放程度都有着正向促进的关系。本文选取的三个变量均属于无直接来源的综合性指标, 因此采用相关统计数据分别予以测算 (见表1)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年度数据, IBF的时间跨度为1981年至2014年, JOM的时间跨度为1986年至2014年。
4.2 IBF离岸市场的实证结果
(1) 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由于时间序列的非平稳而引发的伪回归现象, 选用ADF单位根检验对各个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最优滞后期由AIC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表明, 每个变量序列的零阶皆含有单位根, 而这些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 即所有变量皆为一阶单整序列。
(2) 滞后阶数的选择标准。依照滞后阶数的选择标准, AIC、SC等各项指标均选择一阶为最优滞后阶数, 所以选择VAR (1) 进行后续分析。
(3) 协整检验。为检验各个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对三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从迹统计量和MaxEigenvalue统计来看, 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在岸市场金融深化程度以及资本开放程度三个变量间仅存在一个显著的协整关系。
(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 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会促进在岸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 这种正向的促进作用大约在第5年时达到顶点, 持续到大约20年结束。可见, 随着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 更多的境外资本开始涌入在岸资本市场进而促进在岸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 这促使DEPTH指数的上升。OFC对DEPTH的正面冲击持续的时间更长、绝对值也更大, 表明IBF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从长期来看是有益于美国的金融深化改革的。从图2可知, 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在岸市场资本开放程度的促进作用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初期较为明显, 大约在第4年达到顶点, 然后持续下降直至第15年结束。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初期, 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措施和宽松政策会吸引大量投资者进入离岸金融市场投资, 而资本开放水平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在岸投资者进入离岸金融市场的成本, 因此在该阶段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会带来资本开放程度的加深。而当离岸市场参与者达到一定水平时, 离岸市场业务规模趋于稳定, 这种影响便会逐渐消失。
(5) 方差分解分析。从方差分解表可以看出, DEPTH的变动主要是源于其自身变动带来的冲击, 在第3年贡献度为87.71%。OFC贡献度只有1.74%, 但是到了第20年上升至9.39%。由此可见OFC的变动对于DEPTH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 但是相比于DEPTH波动对OFC影响依旧不算大。在第20年时, 28.97%的OFC变化归结于DEPTH的变动, 只有11.17%的变化归于OPEN的变动。相对于OPEN对OFC的影响, OFC对OPEN的影响更为明显, 在第20年时18.30%的OPEN变化源于OFC的变动。从上述方差分解分析不难看出, IBF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在岸金融深化程度的影响小于对在岸资本开放程度的影响。这也能为政府制定相关的金融政策提供指导, 例如实行资本账户开放必须依托于一个强大的离岸金融市场, 这样才能为资本循环提供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
(6) IBF实证结论。IBF离岸市场上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措施和较为宽松的监管政策会吸引大量在岸投资者投资离岸业务。同时, 由于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基本上是相互割裂的, 因此投资者要进入离岸市场交易就必须承担资金转移所带来的成本, 而该成本是由在岸市场的资本开放程度决定。也就是说, 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通过相互竞争进而提高在岸金融深化程度和资本开放程度。通过VAR分析, IBF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和在岸市场的金融深化程度及资本开放程度三者之间存在稳定的相互影响关系, 但是各自影响程度略有差异。虽然不能忽视在岸金融深化程度及资本开放程度对于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 但是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对在岸金融深化程度及资本开放程度的冲击更为长期、猛烈和持续。
4.3 JOM离岸市场的实证结果
JOM离岸市场实证方法与上述IBF离岸市场实证方式一致, 故不在此重复进行。从迹统计量和Max-Eigenvalue统计量来看, 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在岸金融深化程度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即两个变量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所以难以说明日本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促进本国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
5 美、日离岸市场有效性差异的原因
同样是选择发展内外分离型模式的离岸市场, 但是IBF和JOM的实证结果并不一致, 它们给美、日两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截然不同, 这主要是由于两者差异所决定的。
第一, 从两个离岸市场的资产和负债币种结构来看, IBF交易的币种绝大多数为美元而非外币, 而JOM交易的币种则绝大多数是外币而非日元。从IBF的资产和负债币种结构可以看出, 美元资产和负债占比从一开始的95%以上随后降至85%左右, 近些年来则基本稳定保持在90%左右, 从始至终美元在IBF都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在JOM资产中, 日元资产和负债占比均只能维系在50%左右, 日元这样的劣势地位也导致了JOM在日元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远远低于日本当局的预期。
第二, 两个离岸市场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了两国资本管制的差异。虽然JOM的建立效仿IBF, 但是在资金来源方面, IBF主要是吸收为期2日以上的非居民定期存款, 并且每笔存款最低不得少于10万美元。针对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IBF主要吸收其开设行海外分行期限1日以上的定期存款。JOM的不同点在于东京离岸市场上的金融交易账户与有密切关联银行的普通账户间的资金转账不受限制, 这就与当时日本选择的内外分离型模式背道而驰, 最终促使日本经济泡沫加速破裂。在资金运用方面, 两个市场都向境外在本国的非金融机构提供信用, 不同之处在于JOM提供信用的对象不涉及个人。IBF既能为客户提供贷款又能进行证券投资, 而JOM仅允许为客户提供贷款却不允许证券投资。
第三, 在JOM运营过程中发生的迂回贷款是导致其失败的直接原因。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国内资金的过度投资, 并且在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过早放开外汇管制, 大量外资借机通过JOM涌进日本套利。国际投机者投入JOM的资金通过日本外汇银行海外分行绕道回到日本国内, 好比开设了一条进入日本国内金融市场的投机道路。也就是说, 日本离岸市场在运作过程中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内外分离, 离岸和在岸市场之间上演了一场“迂回贷款”。显然, 这一迂回流动 (见图3) 极大地限制了海外金融市场日元的使用, 助推了日本泡沫危机的形成。
6 IBF、JOM经验对我国建立上海自贸区内外分离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启示
首先, 一国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推动本币国际循环、加快本币国际化进程的根本。同为内外分离型的离岸金融市场, IBF的运行流程与JOM类似, 但是IBF并没有出现迂回贷款而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创。这是由于美国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乐观, 寻求贷款的美国企业都是优质企业, 拥有良好的信用评级和强大的创利能力, 所以发生违约风险较小。而日本当时却处于经济泡沫时期, 国内企业纷纷濒于破产边缘, 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外分行的不良贷款会急速飙升, 最终通过日本离岸市场反馈到日本银行, 影响日本银行收益。可见构建境内离岸市场的重要前提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在本国经济出现泡沫、汇率严重偏离均衡的情况下, 境内离岸市场很有可能会加大国内金融市场风险。类似的, 上海自贸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是在资本账户仍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 将境外人民币经由出口贸易结算回流至国内以便形成健康的人民币国际循环。但是现阶段巨额贸易顺差阻碍了人民币回流, 因此必须将经济增长动力分配于国内消费和投资, 才能为人民币回流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 一国拥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是发展境内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的基础保障。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金融市场已经非常发达, 拥有国库券、银行存单、抵押贷款、公司债券、公司股票和各类联邦信贷机构长期债券等长短期市场, 通过选用各种创新的交易技术为居民、非居民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金融投资工具。这不仅为建立境内离岸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也为美元提供了重要的回流渠道。而同时期日本金融市场仍旧不算发达, 对非居民的融资限制较多, 当时的东京只是以境内业务为主的金融市场。就上海自贸区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来看, 对内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 对外还未完成汇率市场化改革, 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与内部风险控制机制尚未健全, 政府的金融监管能力仍旧处于较低水平, 盈利模式依旧是依赖于存贷差等传统金融业务, 欠缺金融业务创新能力。因此必须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 不断努力进行金融业务的创新和交易技术的革新, 只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为人民币回流提供重要金融工具以迎接上海自贸区人民币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的快速发展。
再者, 资本账户开放步伐不宜过快, 国内金融制度改革应该与资本账户开放同步进行。日本于1984年6月废除了外汇兑换限制, 原则上外汇资金可以自由兑换, 并且可以投资于国内金融市场。由于该限制的废除, 银行可以不受数量限制将外汇兑换为日元, 或者吸收欧洲日元用于国内金融市场。正是由于该项限制的废除为国际投资者提供给了一条通向国内资本市场投机的道路, 冲击着国内金融市场。可见因为日本资本账户开放早于国内金融改革, 致使在JOM发生了迂回贷款而危害了日本经济。相反, 美国早在实现外汇资金的可自由兑换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国内金融制度的改革, 这为美元国际循环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也避免了迂回贷款的发生。从上海自贸区金融市场监管的现实水平出发, 为避免国内金融市场受离岸市场的负面冲击以及维护国内金融秩序, 监管当局应在稳步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同时完善国内金融市场。
最后, 境内离岸银行应该严格遵守“内外分离”原则经营离岸业务, 控制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相互渗透。一方面, 境内离岸银行经营的外币离岸业务短期内仍需坚持“内外分离”。IBF的经验说明银行作为传统的融资渠道具有高度透明和便于监管的特质, 尽管当时的美国金融业已经很发达, 其依旧把主要的离岸市场业务放于银行体系内部进行并且实行严格的内外分离。随着资产证券化和货币市场基金等直接融资工具的发展, 离岸业务与在岸业务的边界不断模糊, 离岸银行业务发挥的功能将会逐渐弱化, 最终实现渐进过渡的目的。但是我国目前仍然是以银行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宏观经济平衡的目标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外汇管制维持, 在这种情况下离岸业务的发展还应从离岸银行业务着手出发, 并且必须严格地坚持内外分离原则。
另一方面, 在本币持续升值时, 尤其要重视坚持“内外分离”原则。日本迫于美国压力签订了广场协议致使日元大幅升值, 这时日本银行为了防止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而抛弃了本应对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实行严格分离的做法, 反而利用持续的日元升值预期进行套汇。但是由于日本离岸市场规则设计与操作的漏洞, 迂回贷款致使大量外汇资金进入日本国内进行套利, 加剧了日本的经济泡沫。当前人民币处境与当时的日元处境很相似, 为了防止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经由上海自贸区人民币离岸市场进入国内套汇, 冲击国内金融市场, 在运营过程中应该坚持“内外分离”, 并且实行相应的资本管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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