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历史

借鉴历史（共9篇）

借鉴历史 篇1

摘要：教育文物是教育领域内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教育价值的物质遗产。教育文物是教育发展的历史见证,是教育历史文化的传承载体,是教育发展存史、证史、续史的重要依据。教育文物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透露着民族教育智慧和科学教育发展水平。教育文物具有审美、愉悦、观赏等功能,提供休闲、享受和借鉴、创新。教育改革与发展要有教育文物意识,要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关键词：教育文物,内涵与价值,文化传承,历史借鉴

教育文物是教育领域内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文物是教育发展的历史信息载体,是教育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见证,是教育发展过程中证史、存史、续史的主要依据。同时,教育文物也是教育变革的物质基础之一,是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必须依赖而不能回避的保障之一。教育文物的存在是教育史的一面镜子,它可以检验教育发展的得失,避免教育改革的弯路,预见教育发展的未来。重视教育文物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作用,是学校教育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课题。

一、教育文物的内涵与价值

教育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各个时期各种教育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教育物质遗产。中国教育文物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代教育遗址、古教育建筑、教育碑文、石刻、壁画;与重大教育事件或者著名教育家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教育史料价值的教育遗迹、教育实物、代表性建筑;教育历史上各个时期珍贵的教育艺术品、教育工艺美术品;教育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教育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教育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反映教育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教育制度、书院制度、科举制度、私学等代表性的教育实物。

教育文物直接和教育历史发展相连,见证着教育的历史,承载着教育的发展变迁,透露着教育历史的信息,其社会教育价值比其他文物更直接、更具体、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其教育效能更为有效。

(一)教育文物的历史价值

教育文物是教育历史发展的重要物证,既可以证实史料的记载,又可以纠正教育文献中的错误和补充教育文献记载的不足。教育文物是教育发展的信息载体,通过教育文物可以了解教育史的发展真相,研究教育发展的经验,预见教育发展的未来。通过展览教育文物可以丰富学生的教育史知识,提高教育发展的历史意识,形成科学教育史观,为科学教育决策,不犯历史错误提供借鉴。

(二)教育文物的科学价值

教育文物具有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教育文物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体现着历史各时期民族教育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透露着民族教育智慧和科学教育发展水平。通过研究教育文物,可以了解历史上各时期中国教育发展的科学因素、专业因素以及发展程度与水平,可以为认识教育历史发展规律提供参考。通过教育文物的展示,为教育发展提供科学借鉴,吸取教育传统的精华。

(三)教育文物的艺术价值

教育文物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指教育文物具有审美、愉悦、观赏等功能,为人们提供休闲、享受和借鉴、创新。珍贵教育文物就是一道风景,可以为人们提供美的享受,提供学习、娱乐的场所。珍贵教育工艺品、美术品以及教育家的书法绘画作品,可以使人得到美的享受和传统文化知识的熏陶。

(四)教育文物的教育价值

通过对教育文物的收藏、展览与研究可以丰富学校教育内容,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提供新的教育场所与机会。通过教育文物的社会教育作用,可以增进人们的历史教育知识,形成唯物历史观。所以说,教育文物是一个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文物就是一个课堂,一本教科书,对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教育文物的历史借鉴

教育文物的历史借鉴价值主要是指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教育改革的每一项活动,都要考虑到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教育改革的行为及其后果要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今天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应该成为未来继承的教育文物,今天的教育业绩应该成为后人继承的教育经验而不是教训。教育文物意识要求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深谋远虑,万无一失,减少失误,确保成功。

教育文物的历史借鉴价值十分具体,表现于学校建设以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方面面,我们仅从学校的校名、选址、布局、建筑、文化等方面来分析其特征。

(一)学校的校名应该成为一个历史文化品牌

学校的校名要有文化内涵、历史内涵和教育内涵,学校之名要有出处,有来源,有依据,有典故,这样的学校名称,才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品牌价值。学校之名最好不用数字,以数字来命名的学校,缺少历史信息、文化气息和教育意义,缺乏对学校教育者的尊重,不利于学校文化的传承。学校之名也不能总变,学校的名称不断变化,不利于文化的传承,不利于教育的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变动学校之名是要付出历史代价的。

(二)学校的选址、布局、建筑要有文化价值

学校校址是学校教育的物质载体,是学校存在与发展的物质保证,是学校能否成为一所名校的重要标志。所以,学校的选址以及变动要极为慎重。选址要注意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发展价值。从著名学校的旧址来看,学校的选址都极为考究,有文化内涵,有历史依托,有山水凭证,有人文理念。

古代的书院选址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书院选址注重自然环境的“风水”,做到“山屏水障,藏精聚气,钟灵汇秀”,同时,书院的选址根据“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理论,强调人文环境与历史文化的延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与人的和谐。书院的选址,从教育意义上分析,具有极高的教育学价值。一方面,为人才的培养与成长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自然环境,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可以修身养性,潜心治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为各种教育活动的开展创造了物质条件,讲学、研究、祭祀、藏书、刻书等教育学术活动,都有自己的场所和空间,为有规律性的教育教学,长期性的教育活动提供了保障。

学校的建筑布局要具有文化价值与教育学价值。建筑布局要有人文理念,可以吸取古代书院建筑布局的精华。书院注重“礼乐相成”,“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礼注重的是秩序,突出建筑对人社会行为的规范,乐注重的是和谐、和睦,突出人与人的情感教育,礼教和乐教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营造和谐有序的群体活动空间。

学校的建筑物要有文物性、标志性,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学校建筑物是一种文化,学校建筑应该是一种教育建筑,是一种凝固的教育艺术,学校的建筑物应成为建筑艺术中的艺术品。学校的建筑物不仅要坚固、耐用、安全、环保,还要美观、卫生,富有文化内涵和教育价值,要符合学生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要体现学校的特色和历史价值。不同的学校要有自己的标志性建筑物,要有不同的布局、功能、风格和色彩。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百年学校,都有自己的百年建筑物,历经世纪风雨,仍然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使用价值,其建筑质量和设计风格至今也不过时,仍然在教育发展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成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和一道亮丽的风景。学校老建筑是学校教育历史的见证,是学校教育历史信息的重要载体。

(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要有文物意识

学校的一切都有教育意义,这是衡量学校文化建设的一个标准。学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街一道、一楼一阁等都要有文化的内涵,都要有文化文物的价值。

古代书院文化建设对于今天校园文化建设有积极启示。书院除了选址与布局具有文化内涵外,在书院整体风格和样式的装饰上,也具有丰富的教育学内涵。诸如书院根据自然环境灵活和谐对称地安排房舍,设置园林,布置亭榭,在建筑空间点缀梅兰竹菊、柏松莲荷、碑文石刻等。院门和各种建筑上的楹联、牌匾、书画都有教育意义,内容多以宣扬立志向学、教化劝诫为主,使学生置身于一种浓厚的文化伦理环境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陶冶性情,增添文人气质。书院各种建筑的名称,如讲堂、教学斋、御书楼等,直观表达教育的含义,书院装饰的桃李图案,寓意桃李满天下,书院台阶的卷云形装饰,寓意“步步高升”,书院各种学规的碑记、石刻,体现文以载道的教育学内涵等。有的书院还配有文庙、魁星楼、文昌阁等礼制性建筑,这些标志性建筑物令人感觉肃然,和书院建筑相呼应,使教育的空间表现得更加宽阔,教育理念更加厚重,教育内容更加厚实,教育形式更加多样,更衬托出书院空间丰富的文化内涵。

(四)学校重大教育事件、重要教育人物、重要教育贡献要树碑立传

学校重要历史名人、文化名人、科技名人、教育名人等,要成为学校发展的宝贵财富,要为重要教育贡献、重要教育人物、重大教育事件树碑立传。学校档案建设要有文物以及文化价值观,重要教育文献原件要规范管理,使之系统化。学校各种证书、证章、奖章等要有文物价值,要制作精良,设计优美,选材考究,今天是文献,明天就应该具有文物价值。学校要发展具有本学校特色的教育工艺品、美术品,使其具有教育内涵,具有收藏价值和传世价值。

学校教育文物是先人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是记录教育发展,承载教育变迁,见证教育贡献的重要载体。教育是百年大业,教育的成果是代代累积的结果。教育只有在教育文物与教育遗产的基础上,才能有创新和发展。为此,教育改革与发展要增强历史责任感,重视教育文物及前人在教育发展中的贡献,从而推动教育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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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借鉴历史 篇2

1933下半年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5次“围剿”，一直到1934年10月，与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利开始了长征。长征中经过了许多战役如：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巧度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等。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之后，于1936年到达了陕北与红一方面军在台堡会师。

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红军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这是反动派没有的，我们就是凭着这种精神才打败了反动派的。

历史上废弃中医的争论可资借鉴 篇3

回顾历史，关于对中医是“扬”还是“弃”的废存之争，已是第四次，但均以失败告终。中医似乎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呢?

早在1929年，国民政府就有人提出“取消中医”。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褚民谊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借此大做文章，鼓吹全盘西化。留学日本学西医、时任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废止中医的四大理由：一、中医理论皆荒唐怪诞；二、中医脉法出于委侯之学，自欺欺人；三、中医不能预防疾病；四、中医病源学说阻遏科学化。余云岫要求逐渐取消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

当时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一次出诊，镇住了汪精卫。时逢汪精卫岳母患恶性痢疾，每天腹泻十几次，请遍了当时的著名西医，都不见效果，病人已经奄奄一息。有人向汪精卫推荐施今墨，刚开始汪精卫怎么也不同意，后来没办法只好请施先生来诊治。施先生仅把了一下脉，便找到了汪精卫岳母的病症，说到她症状时，每言必中，汪精卫岳母频频点头，心服口服。施先生当即为她开了10天的汤药。汪精卫的岳母问：先生何时再来?施先生告诉她：你安心服药，3天后痢疾就会停止，10天后会康复如初，不必复诊!汪精卫的岳母果然按时痊愈。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亲笔题字送匾。施先生不收牌匾，只提出一个要求：请收回“取消中医”的决定!自此，汪精卫对“取消中医”的态度不再那么坚决。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医界曾本着科学救国的精神，提出废除汉医，尊崇“兰医”(即西医)。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纪50年代末，日本医学界开始出现“复兴汉医”的声音。因为他们认识到，“现代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汉医有许多实际价值值得借鉴。

日元升值对我国的历史借鉴 篇4

日元升值从1971年开始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1年到1973年。1971年8月, 美国总统尼克松颁布了“新经济政策”, 即停止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本位制度, 美元不再可以兑换黄金。这对那些对美国拥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日本。日本被迫妥协, 直接将l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8日元, 并以此为基准实行只可上下浮动2.25%, 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第二个阶段为1973年到1985年, 实行浮动汇率制。1978年初, 央行裁定日元汇率在银行间浮动汇率连续升值的压力下被迫升值30%以上, 此后开始浮动。日元逐步升值到1美元兑240日元~250日元。这一阶段日元升值过程比较平缓。

第三个阶段为自1985年“广场协议”到1989年。1985年“广场协议”, 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日元~140日元。“广场协议”促使日元大幅升值。1985年9月22日, 美、日、英、德、法5国财长会议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 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决定5国联合行动, 有秩序地使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 以矫正美元估值过高的局面。这项联合声明被称作“广场协议”。日元迅速升值到1美元兑90日元~140日元。

第四阶段是在1994年底到1995年初发生。从1993年开始, 2月下旬日元汇率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猛升, 于八月份升至接近1美元兑100日元, 1995年4月突破一美元兑80美元大关。

二、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的相似之处

2007年中国经济更像1983年的日本经济, 两国有着非常相似的金融环境。日元1982年开始升值周期, 人民币升值2005年9月迈出第一步, 两个国家都在这一时期逐步步入升值周期。

1. 相似的升值背景和宏观环境。

两国同样面对国内长时期的高速发展的经济, 同样的对美国持续的顺差, 同样的高额美元储备, 美国同样的双赤字恶化, 美元持续走低的压力, 甚至相似的低利率, 最终我国也受到了同样的升值压力。当年, 由于美国面临巨额贸易赤字, 美元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相反, 日本与联邦德国经济快速发展, 竞争力增强, 经常账户大量盈余。所以日元面临着由于美元的贬值压力以及本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升值压力。1980年到1985年, 日本经济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 外贸出口年均增长达到6.3%, 外贸顺差规模逐年上升, 1985年达到466.8亿美元;而我国在“十五”期间, 经济增长率年均为8.8%, 大大超出7%的预期值。而在对外贸易方面, 2007年全年出口总额12180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5.7%;进口总额9558.2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0.8%, 全年实现贸易顺差2622.0亿美元, 顺差额为去年增长近五成。但进入2007年, 虽然人民币汇率不断突破7.6、7.5、7.4等关口, 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的速度并没有相应的快速回落, 由此美国政府及民间组织在各种场合也不时表达出希望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

2. 升值后相似的政府干预态度。

两国政府都放松资本流出管制, 采用相关政策为经济降温。中国政府也采用了各种措施来缓解升值压力:央行票据的发行、三年期央票的创新、企业加大海外投资力度、筹划发行企业融资券等等。总之, 政府同样采用了各种措施减缓升值压力。日本货币当局面对日元升值压力, 总希望拖延货币升值, 给市场留下的印象是日元总留有升值预期。而我国的宽松银根、低利率政策也加大了市场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三、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的区别之处

1. 我国市场机制完善程度与日本尚有差距。

我国和日本之间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我国家的根本区别, 无论从市场机制还是经济发展程度, 我国目前的实力远逊色于日本。如我国外贸规模在2004年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 但人均只有850美元, 而据WTO统计, 世界人均是2400美元, 日本7136美元, 我们是规模的大国, 但却不是外贸的强国。同时, 日本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转轨阶段, 市场机制不完善, 许多经济运营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和法制化的管理。在这种环境下, 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能力来影响经济运行, 因此, 我国政府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决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会比日本政府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更大。

2. 我国工业基础相比日本较薄弱。

1970年, 日本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的发展目标, 在1970年日本已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而到了1974年, 日本就已经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同时钢铁等高端产品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上半期, 日本加速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 许多产业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也因此在汽车领域成为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而我国的工业化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 工业基础特别是民族工业基础相对比较薄弱。虽然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 但是中国的民族企业的竞争力不强。我们的增长更多的依赖的是粗放的投入, 我们的竞争力更多的来自于低廉的劳动成本。中国在很多领域甚至跟70年代的日本还有很大的差距, 汽车产量还不足世界的6%, 汽车出口更是微乎其微。中国的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也与70年代的日本相差甚远。可见, 中国的产业基础还是相当薄弱的。

3. 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与日本尚有区别。

目前, 我国已向“资本自由浮动”迈出了一步, 但至今中国的汇率并未实现完全的浮动, 而日元汇率于1973年2月实现完全的浮动, 虽然我国也实施了开放港股等措施, 但是否表明“市场决定汇率应有水平”会很快实施呢?从我国金融环境分析, 资本还不能达到自由兑换, 我国汇率完全由市场化决定的时机并不成熟。我国汇率在现阶段仍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机制, 这种机制可能会持续两三年左右, 在接受日元失调的教训时, 需要据此甄别借鉴接受。

4.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层次较日本尚待提高。

在对外贸易中, 当时美日属于竞争性贸易, 日本的出口商品结构中, 96%以上是工业制成品, 技术含量高、加工精细、附加价值高的商品。这些产品与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处于同一行业, 因而竞争激烈;同时, 当时在国际市场上, 日本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出口的增加, 主要靠的是本土企业的发展。而且日本企业的许多核心技术都是由自己研制开发的, 日本外资所发挥的作用很小, 这从根本上提高了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比如, “广场协议”时, 外资企业在日本对外贸易中能够的比重只有5%左右。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美属于互补性贸易, 我国目前对美出口产品主要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是在全球生产体系逐渐形成的背景下美国产业向外转移的结果, 美国本土基本上已不生产或极少生产这些产品, 虽然,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努力的引进外资。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外贸进出口中比重越来越大。2005年外资企业的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量中占的比重达到58%。但是重大的外资企业选择中国只是利用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和优惠的税收条件, 并没有带来核心的技术和工艺, 然后作为其加工制造基地, 从中国出口到全球市场, 导致对于中国出口产品遭遇更多的贸易摩擦。

四、人民币升值的可借鉴经验

中国在人民币汇率改革方面, 从比较与日元升值的异同点, 可以总结吸收日本过去三、四十年的汇率政策方面许多经验教训。

1. 要注意渐进式战略, 同时既要参加国际协调, 也要坚持原则。

从日元升值的过程看,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巨幅的汇率变动对市场将产生负面的的冲击。随着市场的变化, 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的利益, 但我国要防止汇率在短期内的大幅变化。而且, 我国应注意协调经贸关系, 减少摩擦, 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但国际协调应以不损害本国利益为前提。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与贸易伙伴之间经常会存在着既摩擦又协调的关系, 即使是美国这样曾经在战后给予过日本巨大帮助的国家, 当对日贸易出现巨额逆差的时候也不能容忍, 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 逼迫日元升值, 对此, 日本为了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和获取政治上美国对其的支持, 以牺牲国内经济发展为代价, 最终造成日本经济的长时间的停滞不前。与日本不同, 中国在政治上是大国, 不需要通过牺牲经济利益来换取美国的支持, 我国国际协调的原则应以本国经济金融的安全和稳定为前提, 兼顾本国的利益。

2. 加快金融改革, 力求使人民币汇率制度更具灵活性。

根据日元汇率制度变迁的经验, 要使人民币汇率制度变革和汇率调整的利大于弊, 必须加快金融改革, 特别是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组和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推进金融改革。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谈及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时表示, 人民币汇率会不断加大浮动幅度。中国的汇率改革将继续按照自主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有条不紊地推进, 通过改革不断增大人民币汇率弹性,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汇率问题上, 我国强调改革的自主性。同时, 人民币一旦升值, 就要允许国内价格水平相应地变动, 以获取贸易条件改善的益处, 这是很重要的。而且要允许资源在外贸部门和非外贸部门之间重新配置。但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并不意味政府的袖手旁观, 当升值的压力持续增加时, 政府应进行外汇市场干预, 放松进口管制, 放宽资本流出管制, 加强短期资本流入的管制, 以减轻投机压力。同时政府应尽力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以维持宏观经济和汇率的稳定。

3. 对于货币升值要避用过度的宏观经济政策, 同时注重政策工具的搭配使用。

日本经验表明, 当局在面临货币升值的时候应该谨慎的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造成日本后来严重通货膨胀问题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实际上不是汇率上浮本身, 而是为了应对货币升值而采取的过度扩张的财政, 金融政策。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 应慎重考虑各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日本在“尼克松冲击”和“广场协议”以后, 日本政府试图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日元升值;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减轻日元升值的通缩效应。这种扩张性的政策导致20世纪90年代乃至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经济的长期停滞。由惧怕日元高汇价导致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 对经济的危害超过了日元升值本身产生的危害。假如日本不去尽力维持确定的308日元兑1美元的汇率水平, 日本央行在1972年不采取过松的货币政策, 日本严重的通胀就不会发生, 资产泡沫问题就不至于那么严重。同时, 国际经验显示, 为平抑汇价的剧烈波动, 采取包括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的国家往往比采取单一政策的国家更成功。但由于某些政策工具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甚至相互抵消的关系, 因此选取适当的政策搭配非常重要。所以结合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实际, 为了能够使货币政策更为有效, 中国货币当局应该发展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如短期货币市场, 并增强其对国民经济、国际收支以及汇率的影响力, 这就需要货币市场和短期金融工具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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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建堂杨正位:日本经济:全面衰退、积重难返、教训深刻[J].世界经济, 2002 (1)

[3]再从广场协议看人民币升值.财经界, 2007.6107-108

[4]日本应对本币升值压力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南方金融, 2007.852-54

借鉴历史 篇5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在这片饱受苦难的土地上，从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各方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就这样1XX年过去了，但大家都应该清楚;历史老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事实也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其次，我深刻的体会到我党的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得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的武装发动，在**的年代为人民开路，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等一批元帅运筹帷幄，再无数个不眠夜的灯下统领大军为百姓作战。工农红军从1928年起，不断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结合了不怕死的爱国战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不顾一切只为革命的胜利。最难忘的是红军的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横渡金沙;铁索桥在险，同样可以征服;饥寒交迫再苦，同样可以忍受。是的，我们牺牲了很多的战士，可是我们最终以一支部队的名义克服天险，走完长征。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路程上，只要回首长征就点燃了一种精神，照亮了一个民族，我觉得，无论将来我们走到哪里，长征将会是一首精神之歌，不断唱响耳畔。

我们的历史也有创伤，那惨烈的日军30万人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是我们心头无法抹去的阴影。1937年日本的侵华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惨无人道的行径毫无天理。可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反而拍案而起，在全国范围内与日本鬼子斗争到底。在艰苦的环境下，在被动的局面下，我们党充分集中才智，密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历经8年终于捍卫了祖国的尊严。这当中多少优秀的爱国爱党人士牺牲，多少无辜的善良百姓受害，可是，中国共产党挑起了责任，强人悲痛，义无反顾。

借鉴历史 篇6

[关键词]细说体 精于业 善于言 勤于行 享受课堂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5）160083

新学期第一课，笔者曾在九年级某班做过一项小调查，发现全班四十多名学生心中排在前几名的“历史学家”分别是：易中天、当年明月（笔者注：石悦）、阎崇年、纪连海……对梁启超、吕思勉、郭廷以等知之甚少，这种现象在教师群体中亦不鲜见，由此可见“现代讲史者”对现代人尤其是中学生的巨大影响，而提及“讲史者”这个群体，就不能不提到被称为“中国讲史第一人”的黎东方教授以及由他创造的“细说体”。

一、“细说体”产生的背景和特点

黎东方，原名智廉，曾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又曾师从法国史学家马第埃教授，学贯中西，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陪都”重庆市区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物资极度匮乏，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就想到了卖票讲史，借用“说三分”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开讲三国。黎东方讲三国，起初完全是为了生计，随后逐渐过渡到为了兴趣、为了普及历史而讲史，因此抗战胜利后，黎东方又到南京、安顺、贵阳等地进行讲史，同样听者如云。

虽然黎东方教授在讲三国时已有“细说体”之实，但“细说体”的成立在于口头讲述在先，笔之成书在后，因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黎东方教授将当年的讲史内容加以整理，并以此为基础写成了《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等五部书，才标志着“细说体”体裁的创立。“细说体”不仅别开了一种史著新体裁，更独辟了一条历史通俗化的蹊径。

关于黎东方讲史的特点，李伟国从专业的角度概括了六大点，通俗地说就是“精英讲史，大众听史”八个字[1]。“精英讲史”对演讲者的专业知识和表达技巧都有极高的要求，即演讲者本身不仅要对史事熟稔于心，更能用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语言加以表达。

二、“细说体”对中学历史教学的借鉴意义

中学历史教材具有时间跨度长、涵盖范围广等特点，但由于篇幅所限，所选内容都是精华中的精华，过度的浓缩使得“历史教材成为枯燥无味的文字堆砌”（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语）。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认为黎东方的“细说体”使“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笔者认为这也正是中学历史教学的基本要求，我们也应以黎东方教授为目标，努力成为一名“精于业”、“善于言”、“勤于行”的中学历史教师。

1.精于业

由于受自身知识水平的局限，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成为黎东方教授那样的“精英讲史者”，但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善于抓住历史教材，凝聚课堂之“神”。历史教材是精华中的精华，只有围绕历史教材这个“神”去组织教学活动才能达到“形散神聚”或“形散神不散”的效果。作为工作在一线的中学教师，必须吃透教材，下苦功夫研究教材，才能抓住历史课堂的本质内涵。二是善于补充细节材料，丰富课堂之“形”。历史教材具有高度浓缩、高度抽象的特点，如果教师按部就班地教，学生逆来顺受地学，只能使“本来非常精彩的历史变得很无趣，面目可憎”（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语），因此巧妙、充分地利用细节材料可以使历史教材更丰满、更生动。盛巽昌曾撰文对黎东方的《细说三国》和易中天的《品三国》进行了点评，认为二者虽然各有千秋，但黎东方教授能“坚持史学的基本游戏规则，严格遵守时空常识，不随意发挥，不断章取义，不望文生义，不把戏剧评话充史事”[2]。郑士波也认为虽然黎东方与易中天的走红方式及走红速度极其相似，但黎东方是地道的“学院派”，是梁启超最后之及门弟子，是“通俗讲史人” ，而相比之下易中天是“电视说书人”[3]。

2.善于言

黎东方成为“现代讲史第一人”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其借用了“说三分”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我们的才思、文采不能望黎东方教授项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如今的教学辅助手段与黎教授当年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多媒体教学的发展和应用。著名心理学家特瑞赤拉（Treychler）在1967年通过大量的心理学实验证实，人类五官中视觉和听觉是获取知识最主要的途径，分别占83%和11%，此外，同时利用两种知觉（视听并用）进行学习的记忆保持率显著高于利用单一听觉或单一视觉[4]。中学生处于青春期，精力旺盛，接受新知识能力强，更愿意以多媒体这样的方式接受课堂知识，充分利用多媒体作为教学辅助手段能更好地契合中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思维特征，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有效提高课堂效率。因此我们在“精于业”的基础上加上新颖的教学方式、精炼的教学语言、环环相扣的教学体系，势必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凡事都讲一个度，切忌以“放”代“教”，有“机”无“人”以及固定预设[5]，否则就有可能形式大于内容，学生反而忽略了课堂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

3.勤于行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拥有那些让人羡慕的天分，因此只能通过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勤奋加以弥补。黎东方教授年近九十仍以老骥伏枥的精神撰写《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后四册（《细说秦汉》、《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和《细说两晋南北朝》），如此精神更是我辈楷模。而勤奋的落脚点除了前面提及的专业知识和表达能力两方面外，更重要的在于了解中学历史教学的主体——学生。笔者认为，正是中学生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导致我们的教学陷入“以为照顾了所有人，最后可能只照顾到教师的‘自我感觉”这一怪圈。而破解这一怪圈的方法在于重新认识我们的学生。笔者认为中学生学习历史的效率起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性别（男、女）、兴趣（感兴趣、一般、不感兴趣）、历史科目成绩（好、一般、差）以及其他科目成绩（好、一般、差）。单是考虑这几个因素就可以初步将学生分成五十四个不同类型，针对这五十四种不同类型的学生制定合适的教学方案是一项浩大但必需的工作，因为这才是“因材施教”的基本内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相信“有教无类”。

三、结语

中学历史教学有很多目标，比如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并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陈述历史问题的表达能力”[6]等。随着获取历史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学生对中学历史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精于业”，能多角度、多层次地掌握历史知识，让自己先有“一盆水”，更要“善于言”，能营造轻松愉悦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快乐学史，享受课堂。

[ 注 释 ]

[1]李伟国.讲史、品史热析——兼论黎东方和南怀瑾[J].河南教育（高校版）， 2008（1）.

[2]盛巽昌.看黎东方如何讲三国——兼评易中天《品三国》[N].中华读书报， 2007-06-06（10）.

[3]郑士波.黎东方：现代讲史第一人[J].学习博览， 2008（5）.

[4]袁凌云.多媒体技术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2006.

[5]甘彦章.谈历史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存在的三大误区[J].甘肃教育， 2012（7）.

[6]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历史作用与借鉴 篇7

一、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历史进程

1.世卿世禄制。 世卿世禄制是夏、商、周时期选拔人才的制度,是指官员和将领世代相袭,晚辈继承祖辈的公爵职位,这是以亲缘和家族关系为纽带的。 夏朝实行世袭制,子承父业;商代实行分封制,统治者子孙被封的诸侯,贵族的官职都是世代相袭;西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更加形成体系,分封的诸侯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区分,父子、兄弟世代享受职位和俸禄。 这种世卿世禄的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员的体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适合现实需要,选拔的人才和官员也不能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 同时也是毫无公平性的,最终被取代。

2.军功封爵制。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战争不断,武力显得尤为重要,此时军功封爵制应运而生,军功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这种制度在秦朝的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军功封爵制重武轻文性质明显,缺陷太大,最终被淘汰,并没有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

3.察举制。 两汉时期,选拔人才和官员的主要制度是察举制。 察举制主要通过推荐的方式选拔人才,即中央官员和地方郡守、刺史等官员根据选拔标准,如品德、才干等,将符合标准的人才进行推荐,政府根据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推荐进行任命和提拔官员。 察举制在西汉至东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选拔了人才,加强了中央集权。 但是,随着察举制被地方宗族控制,推荐之人皆不能满足要求,违背了察举制的初衷,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最终被取代。

4.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察举制被世家大族控制,难以选拔到可用之才,统治者推行了新的选拔人才和官员的制度,即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和官员的方式为:各地大、小中正官根据人才选拔标准如品德、才能对士人进行品评,将士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并将品评结果上报朝廷,朝廷根据品评结果并考察家世,综合授予官职。 九品中正制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选拔可用人才和促进中央集权的作用, 但随着该制度的执行不断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品评的标准变成了家世和出身,成为世家大族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丧失了原有的作用,最终走向衰落和废除[2]。

5.科举制。 科举制起源于隋朝,隋文帝、隋炀帝期间先后设立了“ 二科”、“ 十科”、“ 四科”作为选拔人才的科目,这是分科取士的雏形。 隋炀帝期间,建立进士科,科举制正式形成。 随着隋朝的灭亡,科举制在隋朝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唐代承继了隋朝的科举制,并进行了发展,主要包括:第一,考试内容和科目更加全面、具体。 考试科目分为常科、特科,区别在于前者是一年举行一次,后者为不定期举行,这种模式既能保证人才选拔的及时性,同时又能满足特殊时期的人才选拔,如水患灾害时期。 第二,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在考试科目、程序上保证科举制管理的有序、正常。 第三,设立了监督机制。 唐代设立了与科举制相配套的法令和监督机制,使得科举制能够发挥选拔人才的作用。

宋代对科举制进行了改革,使科举制更加完善。 第一,宋代开创了殿试制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 第二,废除了推荐制度, 人才和官员的选拔和录取全部依据科举考试成绩。 自此,察举制在科举制的残余彻底清除。 第三,创新方法。 宋代在科举制实行过程中发明了锁院、弥封、誊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营私舞弊的可能性,保障了科举制的公平性和人才选拔的择优性。

元明清三代期间,科举制走向衰落。 元代减少了考试科目,缩小了考试范围,即“ 四书五经”;明代对科举考试中的文章形式和机构进行了严格规定;清代进一步规定了文章的字数,俗称“ 八股取士”。 这样的变化严重削弱了科举制的选拔人才和官员的作用,使文人的思想禁锢,即使选拔出了人才,也是不为当时所用之才,因此,清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被废除[3]44。

二、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历史作用

1.政治方面。( 1) 加强了中央集权。 纵观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和官员任命制度,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都曾加强了中央集权,但由于体制自身限制,起到的作用有限。 随着科举制的诞生和不断发展完善,使得中国古代在选拔人才和官员任命方面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家大族的控制,使得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员的权利收回到中央和官府手中,加强了中央集权。( 2) 选拔了治国之才。 科举制作为人才选拔和官员任命的主要方式,使得考试取代了考察、推荐的官员任命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才能,而通过科举制的方式选拔出的人才和官员则大部分是具备一定知识和素养的人才。 换言之,科举制虽不能把所有具备才能的人才选拔出来,但是却可以淘汰一批无能但有势之人。( 3) 防止阶级固化。 参加科举制的门槛不高,使得很多寒门子弟也能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才学取得功名,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阶级的上下流动,防止阶级固化。 同时,科举制成为常规的全国的大事,很多参加考试的人员通过科举结识,相互探讨学识,促进了人才交流和进步,并且选拔出来的人才和官员将根据朝廷的安排确定做官地点,而不是在一个地方,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腐败和被世家大族操控现象的发生。 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稳定[4]。

2.经济方面。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重农轻商,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依次下降。 由于士的社会地位和受认可程度, 使得科举制成为很多非世家大族子弟改变社会地位、入仕途的重要手段,因此科举制受到高度重视,激励文人努力学习知识,修炼品德和才能,能够通过科举制的成为治理国家的人才。 即使没有通过科举制,但是也积累了相应的知识、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在从事其他行业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3.教育文化方面。( 1) 儒家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科举制在考试内容上多是以儒学为主,督促广大文人学习、研究儒家文化,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使得儒家文化得到更多的人认可,得以发扬光大,占据了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4]47。( 2) 营造重视文化的社会氛围。 重视文化和文人是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科举制的实行激起了社会各阶层对文化和学习的重视,激励文人通过学习改变自身阶级阶层,实现自身理想。 而科举制已经成为常规化的受社会高度认可的制度,这就促进了社会对文化和文人的重视,营造了重视文化的社会氛围。( 3) 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通过科举考试需要学习,而学习需要教育,科举制的开展使得社会对官方和民间的书苑、私塾等教育机构重视起来,文人可以通过教育机构进行学习和相互交流,提升科举考试成功的几率。 而一些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员则可以通过举办私塾等谋生和传播文化,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当然,科举制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第一,科举制明确把读书和做官相联系,使得读书的唯一目标就是做官,这种官本位的思想至今仍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可见影响之深远,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场腐败现象有推进作用。 第二,科举制发展到后期,考试内容形成固定的模式,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能与时俱进,使得选拔出来的人才不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原因并不在于科举制本身,而在于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和方式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三、中国古代科举制的现实借鉴

1.制度初衷。 任何一种制度的实行效果如何,均可从制度实施过程中与初衷的相符程度得出总结,科举制的初衷是为古代中国朝廷选拔人才和官员,打破选拔官员为世家大族所掌控的局面,为朝廷选拔出可用之才,巩固中央集权。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科举制在历史长河中曾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不能选拔出可用的人才,使得科举制的存在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或者说背离了初衷。

2.取才原则。 科举制、高考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都需要遵循一个公平原则,即为社会上有能力、有理想、道德高尚、勤奋努力的人提供一个机会和途径,天赋、能力、品德、勤奋应该成为社会中人才的重要组成因素。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在一定时期确实起到淘汰一批无能但有势之人、选拔了可用之才的作用。 不论是科举制还是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制度,都要坚持自身的取才原则,并围绕原则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

3.内容和形式。 中国古代科举制的内容和形式随着制度发展不断变化:有些方面起到促进作用,如唐朝武则天时期增设武试;有些方面则起到消极作用,如“ 八股取士”。因此,制度的发展变化是否适用于时代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从制度本身的内容和形式出发,制度的内容和形式是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那么制度本身则会与时代的发展更加契合。 科举制的最终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5]181。 反思当代的高考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制度,同样需要理清所试科目是否足以致用,这是一个长期存在并不断变化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举”含义与科举制的起始年份[J].厦门大学学报,2008(5).

[2]路莉莉.隋代科举制度考论[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1.

[3]黎昌文.浅析科举制的影响及启示[J].民办高等教育研究,2013(3).

[4]王金炳.科举制的利弊和借鉴[J].南方论刊,2007(4).

借鉴历史 篇8

一、狠抓作风,反对“自由主义”

甲午战争后中国各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各种救国思想,自由主义思潮也随着20世纪初期的“大思潮”洪流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各级组织群体不断壮大,自由主义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在革命队伍中传播开来。1937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深刻批判了当时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2)毛泽东在当时就已经看到自由主义泛滥带来的不良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后自由主义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由于缺少了革命年代的政治紧迫感,部分官员在政治仕途中犯了“任人唯亲”“任人唯近”等原则性错误,缺少了党员的自律性,自由化首先从思想上对一些干部造成了腐蚀,降低了党员的政治觉悟。自由主义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个人主义的泛滥,党员干部开始滋生家长制作风,法治观念也淡漠起来。有些党员干部“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3)把个人私利放在第一位,以追求个人仕途和家族利益为目标。我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邓小平曾经在讲话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4)而新时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方向性的根本转变,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干部有向腐败转化的倾向。因此在现有体制下,如何严格把光掌握大量公共资源财产的“一把手”“二把手”成为党和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既是一个形象说法,又是我党更加注重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的有力措施。“分析以往腐败案例,腐败分子大都是从不良作风滑向腐败堕落的。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5)习总书记关于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的论断再次表明了“党风”与“廉政”的互生关系,不正“党风”则无以言“廉政”,“廉政”建设有赖于“党风”的纯洁。

二、营造风气,善抓典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贪腐分子也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因此对腐败分子的惩治一定要形成气候,抓住典型严肃处理,以此形成震慑。1952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了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顺应了民意,对少数怀有腐败思想的干部形成了有效的震慑。“反腐”首先要形成“大环境”,否则反腐倡廉很难成功。晚清末年官场腐败盛行,买官卖官、贪污受贿成为公开的秘密,大有“顺腐败者昌,逆腐败者亡”的趋势,在这种条件下“倡廉”显然没有任何生存土壤。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下,首先需要中央政府的坚定决心,动员一切力量,形成全国范围的反腐败之风,“没有一定气候,这类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6)没有形成不可阻挡的反腐潮流,各级群众、单位就不敢主动发起反腐败运动,也没有力量发起反腐败运动。因此,我党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反腐倡廉斗争要想继续深入,就应当运用包括现代网络通讯等在内的各种媒体手段对腐败势力形成强大的舆论围剿。

虽然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环境与建国初期已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党风廉政建设从高级领导机关、干部抓起以示“带头作用”的基本要求是不变的,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的讲话中就指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7)党的十八大以来周永康、徐才厚案正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抓住典型严肃处理的体现,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更加完善,对于贪腐分子要依法处理,在执法、司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执行。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风雨历程已经证明,诸葛亮不斩马谡不足以明军纪,中国共产党不处理党内“巨蠹”就不足以明党纪正国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了全国范围内惩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行动,同时在国际上引渡潜逃多年的通缉犯,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以猛药去苛、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8)再次表明了新时期我党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十八大以来“公款吃喝”“公款送礼”“高级宴会”等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时间与实践证明,抓住典型“大案”进行严肃处理,才能给公众社会一个交代,影响才大,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意义也就更大。

三、坚持“精兵简政”

1941年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等向延安边区政府提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建议,毛泽东看到后批示:“这个办法很好”,于是便采纳了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并付诸实施,实践证明效果很好。“精兵简政”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部分党政组织人员繁多、机构臃肿给了腐败分子赖以滋生的土壤,“中国当前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到4000多万,还有300多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这意味着全国人口中,每20多个人中就有一个属于财政供养。”(9)如此庞大的行政机构必然使得各级群众在监管中“力不从心”,“精兵简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简单的精简人员,缩减机构,而且在于可以使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监督权力。近年来,公检法内部发生的腐败案件,更反映了这些“绝对权力”部门的“一把手”在群众监督缺失情况下的监督难度,查处腐败过程中暴露出的“二奶反腐”“子女反腐”等案件也充分反映了当下中国群众监督的不足,各级政府部门办事相互推诿、不积极为群众解决问题的现象正反映了机构改革这一紧迫问题。在此情况下“精兵简政”已非常迫切。只有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才能便于人民群众行使监督的权力,诸如各地方“公款私用”的现象也会得到有效遏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如果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则会使党的自行监督形同虚设,直接行使本不属于自己的行政权力从而导致忽视自身的建设。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而“精兵简政”则对明确党、政职责,加强党的领导能力与自身建设有着了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反腐工作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但如要保持廉政之风继续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就要形成新常态。新时期新条件下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是防止腐败的必要举措,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则是处理腐败的有效手段,党在革命时期防止和处理腐败问题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党情国情以及世界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只有吸取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结合新时代的变化才能找到最有效的中国反腐之路。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央的高压反腐下,一大批“老虎”“苍蝇”被绳之以法。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始终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共同推进,如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反对自由主义、狠抓典型、坚持“精兵简政”等措施,都是中国共产党现阶段反腐倡廉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自由主义泛滥则要侵蚀党的肌体;资产阶级自由化则要取消党的领导;“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才能防止滥用权力或以权谋私,预防职务犯罪,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有关廉政思想的论述就是新时期反腐败工作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

关键词：自由主义,典型,精兵简政,反腐倡廉

注释

1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卷):359.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2卷):361.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卷):368—369.

5靳凤山,王绍军,主编.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百问[M].北京:研究出版社,2013:118 .

6朱兰芝.毛泽东邓小平反腐败理论与实践[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0:98.

7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7.

8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5.

借鉴历史 篇9

关键词：专业外贸公司,利丰模式,借鉴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80年,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为181.9亿美元, 2000年, 增长到了2492.1亿美元, 2009年, 虽然受到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 仍达到惊人的22073亿美元, 稳居世界第三位, 成为无可争议的贸易大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在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 到21世纪初, 我国对外贸易一直实行许可制, 即必须有经营权才能进行对外贸易, 因此很长一段时期, 我国的外贸被专业外贸公司垄断,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对外贸易模式。加入W T O以后, 尤其是2004年7月新《对外贸易法》实施以后, 外贸经营权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依法经营的企业, 中国进入全民外贸的纷争时代, 外贸总额不断攀升。而对于一贯垄断经营权资源的专业外贸公司而言, 经营权放开却是一场灾难, 专业外贸公司的所占份额不但没有扩大, 反而不断缩小, 甚至解体倒闭, 或者进入生产、金融、房地产等其他行业。在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下, 专业外贸公司就真的没有生存空间了吗?在原有的国有专业外贸公司改制、解体之后, 一些股份制或个体的外贸公司又纷纷出现, 仍然以国际贸易为主要的经营内容, 他们将来会重蹈老专业外贸公司的覆辙吗?

纵观世界, 中间贸易商仍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繁荣世界经济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日本的九大综合商社的业务中, 贸易仍是重要的经营内容;沃尔玛、家乐福等零售巨头都是以跨国贸易作为基础的。香港利丰集团则更是一家完全的跨国贸易公司, 至今仍然以国际贸易作为自己的主业。利丰熟练地应用供应链管理, 使全球8300家工厂, 160万名工人日夜加班为其生产。利丰提供的成衣、玩具等各种商品源源不断地摆上“维多利亚秘密”、“美国之鹰”、以及“迪斯尼”等知名品牌的货架。现在的利丰运营版图横跨四十个国家, 正以专业的素质为300家以上的国际最知名的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仔细研究利丰的经营战略对中国的专业外贸公司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发展阶段借鉴

香港利丰集团1906年在广州成立, 是中国最早的外贸公司, 经营的商品为瓷器、丝绸等。1945年, 因为战争和运输等原因, 利丰总部迁往香港, 开始了发展壮大之路。

利丰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传统贸易商阶段 (1 9 0 6-1979) 。这个阶段, 利丰毫无惊人之处, 从事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买卖, 将中国生产的瓷器、藤器、服装等商品卖给国外客户。中国内地的外贸发展了几十年, 但到目前为止, 大多数的外贸公司仍然停留在这一阶段。

第二阶段, 建立区域业务网络 (1979-1995) 。这一阶段中, 中国内地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 其他亚洲国家工业步伐也迅速加快, 利丰抓住这一机遇, 投入巨大资源建立区域性采购业务网络, 将新兴的供应能力纳入自己的供应链中, 为服务环球客户打下稳健基础。据统计, 与利丰有合作的生产厂家在亚洲就超过30万家。正是掌握了这么多资源, 利丰可以做到在最短的时间内, 为客户提供最好的生产选择。中国的外贸公司普遍缺乏这种意识, 仅满足于拥有现有的货源厂, 很少主动从提高效能的角度去寻找工厂作为资源储备, 因此大多不具备为客户提供选择生产厂的能力。

第三阶段, 跨国发展阶段 (1995年以后) 。利丰在建立区域业务网络后, 于1995年起先后收购了英之杰采购、太古贸易、金巴莉有限等其在香港的主要竞争对手, 从而把自己的市场份额从主要在美国地区迅速扩大到了欧洲等地, 同时, 采购网络也从亚洲扩展到了加勒比海及地中海地区。利丰通过一步步地并购有同类业务的全球采购机构, 真正完成其全球战略布局, 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大型商贸集团。

当一个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必定会受到来自地域和经营等方面的局限, 这时企业必须做出跨越性的突破才能获得下一轮发展。从利丰各发展阶段看, 其每一阶段比前一时期都有质的飞跃, 正是这样不断地跨越, 才使利丰有今天的成就。中国大部分的外贸公司仅仅做到了利丰集团的第一个阶段, 而且因体制原因长时间停留在这个阶段, 因为没有突破而使得发展缓慢。好在已经有部分具有先进理念的公司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努力, 或在货源或在市场进行区域布局, 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而利丰所进行的第三阶段无疑是中国专业外贸公司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融入国际大市场。

二、供应链管理借鉴

一件产品, 从客户有需求到最后获得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设计、生产、物流、交货等诸多环节, 任何一个环节都相对独立却又紧密相连, 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供应链管理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下一种先进的商业模式, 能够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实现全要素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从而使效率达到最大化。利丰的成功是在很大程度上深刻理解了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和内在联系, 并将这一过程精细化, 使是每一个环节的效率都达到最大。早在70年代, 利丰就开始把单纯的为客户提供产品转变为为客户提供产品方案和生产管理。首先根据客户提出的产品概念进行市场调查, 设计出产品式样, 然后指定生产计划, 安排原材料采购, 挑选合格的工厂生产, 为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及监督, 确保产品品质, 选择最佳的运输路径, 最后交付产品。因为是站在全球的高度与视野, 可以做到无疆界生产, 所以整条供应链的效率达到最大。利丰就是这样为每一份订单、每一个客户都提供一条最完整最有效的供应链, 全面对客户服务, 保证了客户在最短的时间, 以最低的成本享受到最满意的服务。利丰在使自己的贸易活动得到增值的同时又增强了客户的竞争力, 实现了双赢,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条完整的供应链下, 竞争对手完全失去了与之抗衡的机会。

在新的市场形势下, 企业的竞争表现在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响应市场要求, 满足客户的需要。我国的外贸企业普遍没有从整体上去看待贸易过程, 长期仅仅作为一个中间商存在。由于总是处于整条供应链上的某一环节, 不可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不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当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 这些外贸专业公司就会陷入巨大的危机。在新的市场时期, 中国的外贸企业应该借鉴利丰的做法, 重新审视自身在全球供应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 努力成为供应链或供应网络的管理者和运营者, 确立自己在价值链中的战略地位, 对供应链进行有效规划, 调整运营战略, 通过管理创新实现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服务客户理念借鉴

利丰在长期的商务活动中, 建立了整套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服务理念。利丰为客户提供的不仅仅是一项产品, 而是一整套客户无法拒绝的服务。利丰的服务包括:从事市场调查, 了解消费者需求, 为客户提供市场潮流信息;研究与开发原材料, 为客户搜集最新的原材料信息;根据市场最新潮流趋势设计和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与客户共同选择最佳的采购国家、地区及制造商;执行无疆界生产, 实现产品全球化增值;监控采购、航运, 配置原材料与配件到各国工厂, 在生产过程中提供技术援助, 确保产品质量和个生产环节遵循客户的生产要求;监控主要生产原料的供应, 策略性地管理库存并适时适量补充库存;计划组织运输和航运送货服务;将信息技术应用到产品开发及新的供货工厂的环节中, 尽量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要求。纵观利丰的经营宗旨, 无处不透露着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的服务意识。贸易的目的是获取利润, 服务的宗旨是让客户满意, 利丰却有机地把这两者联系到一起, 在服务中完成了贸易, 让客户满意的同时赚取了利润。因为能让客户获得满意, 这一过程又得以重复延续,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利丰正是在这种良性重复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服务意识正是我国外贸企业亟待加强的理念, 单纯买卖的时代已经远去, 客户的需求从某一具体的产品升级为整套的服务, 现代商家的比拼也已经超出了价格、质量的范畴, 现代市场中, 只有那些能为客户提供最好服务的企业才能长久留住宝贵的客户。可喜的是我国的外贸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服务意识在贸易活动中的重要意义, 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把客户的要求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这种做法将来必定使自己受益, 利丰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我国, 外贸经营权作为垄断资源的时期一去不复返, 外贸企业开始面对真正的市场行为, 进入了残酷竞争、优胜劣汰的全新时代。从全球范围看, 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在不断攀升, 从1980年的181亿美元到2009年的22073亿美元, , 足足增长了120倍;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的经济还在迅猛发展, 中国经济对外贸出口的依存度依然很高, 国家对出口仍然高度重视, 对外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专业外贸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 已和客户和工厂建立了一定的诚信关系, 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经验, 有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拥有专业的人才队伍, 可以进行深入的市场挖掘和开拓。我国的外贸企业只要能利用好已经打下的基础, 理顺思路, 仔细研究类似利丰集团这些成功企业的做法和经验并加以借鉴, 调整战略, 不断完善, 一定能获得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继刚.香港利丰.世界一流的供应链管理专家[J]经济管理, 2003, (8)

[2]、陈旭.我国国有外贸企业发展探析[J].科技资讯, 2007,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