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借鉴（共11篇）
保护借鉴 篇1
投资者保护组织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正处于初始阶段, 很多方面还不健全。域外部分国家或地区建立了很多投资者保护组织, 运营也很久了, 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部分域外主要投资者保护组织立法情况及特点 (表1)
(一) 立法产生的背景及原因大体相同或相似。
20世纪六十年代域外金融监管普遍放松, 一方面刺激了资本流动, 原有体系不能满足需求, 交易清算过程中违规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资本流动加快, 投机机会增多, 券商普遍利用自身优势, 采用虚假信息、操纵股价等行为, 首先是致使自身濒临关门破产, 再次也造成投资者大量损失, 严重挫伤市场信心。在这种背景下, 各国或地区纷纷成立投资者保护组织 (最早是投资者保护基金) 来重树投资者信心。
以美国为例, 六十年代末美国证券业遇到经营危机、财务困难, 以及市场萎缩的打击, 造成数百家证券经纪商被迫合并或停业, 或因为无法对客户履行义务而破产, 不少投资者担心资金的安全, 纷纷撤离证券市场。为重树市场信心, 美国国会在1970年通过了《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案》, 成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
(二) 立法模式的选择。
域外主要投资者保护组织立法模式也各不相同, 主要分为以下两类:第一, 在基本法律的基础上, 制定投资者保护组织专门立法。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台湾地区和印度等。如美国国会在1970年通过了《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案》。第二, 未制定投资者保护组织专门立法, 只在综合性法律中规定投资者保护组织的相关条文。如英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地区。英国在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中, 规定了金融服务局应根据规定成立金融服务赔偿计划, 在相关人不能或者可能无法赔偿的情况下, 代为赔偿。
(三) 与政府监管机构间关系的选择。
虽然域外对投资者保护组织监管机构规定各异, 但归纳起来, 投资者保护组织与政府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形式:
一是隶属关系。主要有英国、印度、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等。如英国规定须由金融服务管理局设立计划管理人管理金融服务赔偿计划。计划管理人委员会主席及其他组成人员须由金融服务局任命和免职;主席的任命和免职还须获得财政部批准。
二是非隶属关系, 仅是监管关系。主要有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如美国规定SIPC是在国会要求下成立的证券业非营利性会员组织, 但仍受到SEC的监管。
二、部分域外主要投资者保护组织的作用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 域外主要投资者保护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广泛, 从最初单一赔偿功能发展到目前赔偿为主, 兼具投资者教育、诉讼、清算破产证券公司等功能。
(一) 赔偿功能———投资者保护组织最基本的功能。
成立之初, 域外投资者保护组织就定位于补偿投资者, 恢复市场信心。该功能的特点主要有:
1、仅对一般投资者赔偿, 排除合格投资者、机构合伙人、股东、董事或高级职员等。
如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案》就明确规定, 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的赔偿范围不包括面临破产的证券机构一般合伙人、股东、董事或者高级职员, 持有其任何类型证券达5%或以上的优先股股东, 占净资产份额5%以上的有限合伙人, 对公司管理和政策具有控制影响力的人等。《新加坡证券期货法》第186条也明确把合格投资者排出在外。
2、赔偿的范围较广, 包括各种类型的证券。
这与域外对证券的定义较宽泛有关, 如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案》就把股票、政府债券、共同基金、票据、无抵押债券、股权、认股权证、期权、货币市场基金和可转让存单都包括在赔偿范围内。
3、规定了赔偿后组织的代位追偿权。
如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第21条就规定:保护机构依第一项规定偿付后, 得于其偿付限度内, 代位行使证券投资人或期货交易人对于违约证券商或期货商之请求权。保留组织的代位追偿权, 对震慑市场, 维护市场的稳定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 投资者教育功能———近期的关注点
1、赔偿类投资者保护组织的投资者教育。
域外赔偿类投资者保护组织的法定职责中一般都没有要求组织开展投资者教育。而且这类组织投入投资者教育工作的精力一般都较为有限, 其开展的教育多与介绍保护基金有关。如美国SIPC、加拿大CIPF都通过印制小册子等方式向投资者介绍保护基金, CIPF还同相关机构创立了有关投资者保护的门户网站就是一例。
2、非赔偿类投资者保护组织的投资者教育。
除了以上这些赔偿类组织外, 有些国家还有各种专司投资者教育职能的投资者保护组织。这些组织专门从事投资者教育工作, 其教育等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如加拿大证券行政会 (CSA) , 印制各种各样的宣传册或者其他出版物, 召开研讨会等形式的教育活动。另外, 还寄送《投资者警报》以提醒投资者注意证券市场中一些欺诈活动。
(三) 为政府立法提供建议。
一些国家投资者保护组织还进行了一些活动, 为政府立法提供建议。如加拿大中小投资者保护协会 (SIPA) 目前相继发布了《给中小投资者一个公平的机会———改革共同基金产业》、《入息信托:我赢定了———个人投资者和退休基金注意到了缺失的结构》和《SIPA:五年回顾———中小投资者眼中的加拿大投资者保护》等报告。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加拿大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以及加拿大中小投资者的无奈, 期望能够引起当局的重视。
(四) 其他功能
1、代为集体诉讼或帮助应诉。
部分投资者保护组织还代表自己的会员进行集体诉讼或帮助应诉。如, SIPC作为托管人参加了对全国城市银行的诉讼。最终法院支持原告以违约和证券欺诈以及协助欺诈等几项诉求起诉被告, 并且判决银行支付615万美元。
2、清算破产证券公司。
如, 美国SIPC在证券公司的破产程序中扮演了非常重要和活跃的角色。在美国, 也只有SIPC才能够把一个破产的证券公司转入到清算的程序。
三、域外经验借鉴与我国投资者保护组织的运作
(一) 立法模式。
域外主要投资者保护组织立法, 无论是进行专门立法还是在综合性法律中规定, 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投资者保护组织立法。这种模式有利于提高投资者保护组织的法律层级, 更好地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
而我国目前只有一部名为《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的部门规章, 是由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 效力层级比较低, 不利于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据报道, 作为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体系的一项重要法规,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条例》目前正在起草之中。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条例》仍是一部行政法规, 建议制定《证券投资者保护法》。另外, 可借鉴香港经验, 在制定一部基本法律的基础下, 把基金申索、征费、赔偿限额及投资者赔偿公司职能等运作细节通过4个附属法例规范。既强化了赔偿基金运用的可操作性, 也增加了基金赔偿的透明度、公开度, 增强了监管机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 与政府监管机构间关系的选择。
域外主要投资者保护组织, 或由政府机构设立, 或由交易所设立。而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是由国务院出资, 归口中国证监会管理。
我国投资者保护组织不应由交易所设立。从域外经验看, 存在多个证券交易所的国家, 一般都采取独立模式, 以便更好地覆盖全国的投资者;地域较小、证券交易集中在一个交易所的国家或地区, 则倾向于采用附属模式。我国证券市场集中在两个证券交易所, 采取独立模式, 能够更好地使基金保护覆盖到全国投资者, 同时成本也相对较低。
(三) 强化投资者保护组织的赔偿功能。
对投资者进行赔偿, 强化市场信心, 永远是投资者保护组织最基本的功能。从域外经验看, 限额偿付是投资者保护组织都具备的基本功能, 虽然总体实际偿付并不多。
2007年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共筹集基金306.644亿元, 共使用基金186.326亿元, 占筹集金额60.76%。可以说, 我国目前赔偿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有力地保护了证券投资者利益。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基金的用途为:“证券公司被撤销、关闭和破产或被证监会实施行政接管、托管经营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时,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对债权人予以偿付。”较之域外, 我国的赔偿范围还较小。
(四) 发挥投资者保护组织的其他功能
1、投资者教育。
从域外经验看, 各国主要赔偿类投资者保护组织投入投资者教育工作的精力较为有限, 其开展的投资者教育活动多与介绍保护基金有关。如美国SIPC、加拿大CIPF都通过印制小册子等方式向投资者介绍保护基金。在这些国家, 除赔偿类投资者保护组织外, 监管机构、行业协会、自律组织等都开展投资者教育, 另有大量专司投资者教育工作的投资者保护组织。总的来说, 是否将投资者教育作为赔偿类组织的基本职能还是与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法制的健全程度有关。
我国目前这种专司投资者教育的组织几乎还是空白, 监管机构、行业协会、自律组织等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也还刚刚起步。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从成立开始也承担了大量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我国应大力发展专司投资者教育的组织, 充分挖掘监管机构、行业协会、自律组织等的投资者教育资源, 能够把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解放出来, 专司投资者赔偿工作。
2、代为集体诉讼或帮助应诉。
除了上述功能外, 部分域外组织还有代为集体诉讼或帮助应诉功能。
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 中小股东一般难以得到切实补偿。单独对公司提起诉讼的费用并非一般小股东所能承受, 而且个人相对于作为组织体的公司, 在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如由专业机构组织中小股东集体诉讼, 有利于平衡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 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参考文献
[1]《境外主要投资者保护制度类比》, ht t p://www.si pf.com.cn/conf er ence/pages/l ei bi.ht m, 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2日.
[2]《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
保护借鉴 篇2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调整新疆农业保护政策
本文在了解WTO农业协议的.基本规则和主要成员国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基础上,分析了主要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的起源、农业保护政策的调整,并对新疆农业保护提出政策建议.
作 者：王鹏飞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学院经济学系 刊 名：新疆财经 英文刊名：FINANCE & ECONOMICS OF XINJIANG 年，卷(期)： “”(5) 分类号：F3 关键词：WTO 农业保护政策调整 政策建议保护借鉴 篇3
关键词: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日本制度;借鉴;法律体系
中图分类号:DF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4-0104-05
文化遗产是指由先人创造并保留至今的一切文化遗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经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文化遗产凝聚了人类共同的智慧,沉淀了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资源和物质财富,是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基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认为文化遗产( culture heritage)主要包括历史纪念物(文物)(monuments)、建筑群(groups of buildings)以及考古遗址(sites)三个方面。[1]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文化遗产划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一般称非物质类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文化遗产等不同类型。本文主要以历史文化遗产为讨论对象。历史文化遗产,是相对于自然文化遗产而言的,主要包括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它是历史的浓缩,文化的积淀,是对人类影响最为直观、最具感染力的文化符号。现存遗产中,历史文化遗产占绝大多数。
时光的消磨和人欲的横行,已使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受毁坏。历代有识之士都在呼吁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但却收效甚微。在现代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最有效的保护方式是构建完善的法律制度,这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迈上法治之路的必然选择。
一、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
中日两国在自然环境、气候特征、文化传统、建筑形式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所以研究和总结日本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经验,对构建与完善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有着与欧美国家不同的遗产保护传统和体系,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挫折和探索的过程,在法律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将“cultural property”直译为“文化财”,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始于19世纪的明治初年。1871年颁布《古器旧物保存方》以来的130多年间,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挫折和探索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1950年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之后,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制度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文化财保护法》在1975年进行了一次大修改,其主要内容包括文化财的概念,包含了与重要文化财形成一体、构成其价值的土地及其他实物,它们的现状变更以及对其保存有影响的行为必须事先得到许可并设“传统建组物群”为新的一类文化财,创设了“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度,将民俗资料改称为民俗文化财,设立了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的指定制度和文化财保存相关的传统技术的保护制度。以后,分别于1996年和2004年又进行了两次较大的修改,主要是引入了登录制度,并在资金、程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一些修改。《文化财保护法》是日本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部重要法典,是今天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根本性法律。相对于过去的法律,它不仅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而且为了满足文化遗产保护新的需求,还增加了若干新的内容。比如:(1)拓展了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在传统建筑、美术工艺品、名胜古迹及天然纪念物等四个方面的基础上,将无形文化财、地下文物一并列入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从而形成大文化财理念。这个理念的提出具有世界意义,它为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传统文化遗产,在法律上开了一代先河。(2)为推进文化财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文部省之外另设文化财保护委员会,以负责文化财的全面保护。(3)确定了文化财保护工作中中央与地方彼此协作的行政体制,这种由国家、地方公共团体、文化财所有者及全体国民一起保护的做法,充分反映出了日本社会在保护传统文化遗产过程中的全民意识。(4)修订了国家指定制度。[2]
《文化财保护法》不但注重物质实体的保护,也注重精神遗产和技术的保护。其重要有形文化财、埋藏文化财两部分的保护内容相当于我国《文物保护法》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具、有价值的手稿、图书资料等,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财相当于《文物保护法》反映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包括风景名胜和史迹两部分,范围大于我国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对于无形文化财、文化财保存技术和民俗文化财中的无形民俗文化财及一般有形民俗文化财则是我国没有的。其中,对无形文化财和无形民族文化财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是在2003年才通过的,因此,《文化财保护法》在保护内容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文化财保护法》反映了技术——物质——精神的关系。把它们作为共同的保护对象,使之相辅相成。其中,物质实体是这一系统的中心环节,物质是精神遗产的载体,精神遗产需要在一定的物质环境中才能充分体现。同时,精神遗产促进对物质遗产的保护,丰富物质遗产的意义。保存技术是物质遗产得以保存的必要手段,同时,通过对物质的保存也可以使古老的技术得以延续。
日本立法保护的对象往往只是由中央政府确定和负责的全国历史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的由地方政府通过地方立法确立保护。以日本1966年的《古都保存法》为例,其保护的对象限定为京都、奈良、镰仓等古都内的历史风土的整体环境。而该区域内的非历史风土保存区则不受《古都保存法》的保护,由各地方政府另行制定的法规如《历史环境保护条例》、《传统美观保护条例》等进行立法保护。被保护地区的名称、范围、保护方法、资金来源等都由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地方法规予以确定。日本《文化财保护法》中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的情况也如此,地方政府可以自己设立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定保护条例、编制保护规划,而国家在此基础上通过选择重要地区作为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保护范围。
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实质上是以地方立法为核心。这种立法体制明确划分和规范地方和中央各自责任,有利于调动地方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对具体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国性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与其历史文化遗产地方保护体系相配合,形成比较完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框架。同时,法律规范的操作性很强,法律文件在明确对象和范围的基础上,对保护的方法与手段只作原则性的限定,而对保护管理的程序,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以及保护资金的来源及违法罚则的规定则较为详尽与严格。对保护管理过程本身的严格控制与约束的同时,给予具体的保护做法以一定的灵活性,使法规本身兼具了操作性强与适应性强的双重特点。此外,日本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实行的平行管理体制也值得肯定。在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由文化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两个相对独立、平行的行政体系分管。其中文化部门主要负责文物的保护工作,包括建造物、绘画、雕塑、典籍、传统建筑群保护区等。中央主管机构为文部省设立的文化厅,地方主管机构为地方教育委员会。城市规划部门主要负责古都的保护及城市景观的保全等与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中央主管机构为建设省设立的城市局,地方主管部门为地方城市规划局。对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保护管理都只设立有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或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3]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个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职责不清、互相扯皮、推诿的状况。
二、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
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按照各自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建构而有所区别。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年)的规定,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有三个层次,每个层次保护的任务和重点不同,工作方法也有区别。
第一层次是保护文物古迹。包括古建筑、古墓葬、古文化遗址、石窟寺和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二个层次是保护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指保存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历史建筑物或构筑物且风貌相对完整的生活区。其整体环境和秩序反映了某一段历史时期的风貌特色。历史街区保护的核心是它的整体风貌,包括建筑物外观、道路、绿地等。第三个层次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对有价值的古城即“保存文物十分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具体的审定标准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历史文化名城不只看城市的历史,关键是要保存有丰富的有价值的历史遗存。第二,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是有区别的,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格局和风貌应保留有历史特色,并具有成片的历史街区。第三,文物古迹和历史街区主要分布在城市市区和郊区,保护它们对城市的建设方针、发展方向有重要性影响。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范围、内容、要求要通过城市规划来予以确定。明确规定城市政府保护的责任,其保护内容可以归纳为保护文物古迹及历史地段,保护和延续古城的规划格局和风貌特色,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4]历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三个层次构成一个从点到面的完整保护体系,使各种形态的历史遗产都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可以尽量减少保护与发展建设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法律法规的规范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轨道,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绩,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也有显而易见的缺憾,首先是我国不仅缺乏针对特定的文化遗产的立法,地方性立法也较为薄弱,中央层次的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只有《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与之配套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较少,没有形成中央和地方相配套的完整的法律保护框架;其次是我国现有的历史文化保护法只对保护的方法与手段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对保护管理的程序,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以及保护资金的来源等的规定很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第三是历史文化遗产行政管理机构重叠、职责不清,管理过程中互相扯皮、推诿等现象经常发生。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中存在上述问题和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新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发展缓慢,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再加上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领导人根本无暇顾及以对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还以“破四旧”的名义毁坏了许多传承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无益估量的损失。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百废待兴,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主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创造物质财富上,对于环境资源保护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对较弱;此外,历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我们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缺乏现成的经验和法律制度可资利用。因此,充分利用我们已有的相关资源,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法律制度和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完善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制的有效途径。
三、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因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任务也十分艰巨,如何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学习和借鉴欧美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立法经验,完善我国历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笔者认为在学习和借鉴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
(一)完善法律体系
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体系以地方立法为核心,立法详尽、灵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1966 年《古都保护法》,保护的对象限定为京都市、奈良市、镰仓市以及奈良县的天理市、樱井市、檀原市、班町和明日香村。京都市的非历史风土保存区域则不受《古都保存法》的保护,由京都市地方政府另行制定的法规如《京都风貌地区条例》进行补充。[5]对被保护地区的名称、范围、保护方法、资金来源等都予以详细确定。[6]我国有关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立法可以借鉴日本的这种立法模式,不仅全国人大常委可以针对特殊的名城或文化遗产立法,地方也应当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立法中加强可操作性,增加具体而便于管理实施的规定,将保护内容的形成及确定、保护管理的运行程序、保护机构的职能、保护资金的来源和运用等涉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下来,真正做到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二)协调行政管理体系
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由文化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分管,为双平行体系。文化部门负责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城市规划部门负责古都保护及城市景观保全等与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保护管理。地方政府机构中还设立法定的常设咨询机构——审议会,其作用是提供技术与监督,为政府决策提供高层次的参谋,使行政与学术有效地结合起来。我国的双重行政管理体系应当适时进行调整。对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和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明确分工,使其各自的职权范围规定得更为简单明了。在具体事务性保护工作方面,只有一个部门承担,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或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既可以减少行政成本的耗损,也能杜绝多头管理带来的弊端,提高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另外,借鉴日本设置审议会,建立监察机构的模式。整合地方的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文物保护协会等,赋予其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咨询和监督的职权,以监督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性。[4]还要注意加强与ICOMOS国际保护中心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全方位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和发挥我国在国际交流平台中的资源优势。
(三)构建公众参与体系
公众参与是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重要特点。它渗透到保护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得自下而上的保护要求和自上而下的保护约束能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空间中相互接触和交流,并经过多次反馈而达成共识,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为具体的保护参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在专家不断地呼吁下由政府主导开展起来的,基本上是以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制度为保护制度的核心,长久以来公众历史保护意识的淡漠使文化遗产保护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为此要大力提高全民参与意识,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应该广泛而深入地宣传有关的法规和政策,增强社会各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观念。可充分利用法定纪念日、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等有利时机,集中开展保护意义、目的和要求的宣传教育,采取群众喜闻乐见、行之有效的形式,如举办文物陈列、知识竞赛、街头咨询、张贴标语、新闻媒体报道、专题讲座等。促进全社会保护意识的提高,使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深入人心。同时要建立公众参与体系,给全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以法律制度的支持,体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开放性。在历史环境保护中,当前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领导者和规划师的价值观取代了市民的价值观,或是体现了政治及经济能力强的阶层的利益。尤其是当改造规模过大时,规划师更是难以顾及人际权益、人性和价值分歧等因素。应加强这一方面的立法,引入公开展示制度、听证制度,使权力平衡,减少人为因素,使保护行为能够更加透明华、合理化、群众化。尤其对于历史环境的所有者和占有者,在保护过程中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我国音乐、书法、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蕴涵丰富,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正式纳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范畴。只是原则性规定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历史事件、地名典故、诗词歌赋、地方戏曲、传统工艺、饮食文化、民风民俗等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理、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这显然是不够的。可借鉴日本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经验,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古乐、书法等文化遗产,对民俗文化系统进行发掘、整理和抢救保护行动,并明确给予法律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人作为载体来传承,公众参与有利于促使人们通过发展旅游、文化产业,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等方式开辟展演、开发其物质、精神内涵;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利于增强民众对历史文化名城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提高凝聚力,更深切地体会保护的意义、内涵和理念,进一步唤起广大市民在城市动态变化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与自发行为。因此,引导公众参与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两者之间良性互动,才能取得更加良好的效益。
结语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体系的形成、发展及逐步完善的过程应以相关法律的制定为标志,法律基本原则的连贯性与内容的不断深化与调整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成功的基础。为此,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协调行政管理体系,使法律法规有效贯彻实施,建立公众参与体系和监察咨询机构,是完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推进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全面、稳定、持续地开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刘红婴.王健民.世界遗产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
[2] 苑利. 日本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历史和今天[EB/OL].[2006-08-2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3] 王景慧.历史文化遗产应分清保护层次[N].中国建设报,2005-03-07.
[4] 陈来生.世界遗产在中国[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
[5] 王 林.中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比较[J].城市规划,2000(8):50-51.
耕地保护的重大意义及措施借鉴 篇4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 只有储备足够的、高质量的耕地资源, 才能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确保国家发展中的稳定和可持续。在所有土地资源中, 耕地是精华。当其成为基本的生产资料之后, 就将关系到国内数十亿人的生存安全。就国内实际情况而言, 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 已经侵占了更多的耕地面积。没有了基本的农田保障, 我们在谈论粮食安全问题, 就如同是纸上谈兵。文章由此出发, 展开论述, 阐述耕地保护的重大意义, 汇总可借鉴的保护策略, 以供参考和借鉴。
2 耕地保护的重大意义
2.1 耕地保护工作落实到位, 是确保粮食生产的根本途径之一
就目前形势来看, 国内现有人口数量不仅基数大, 而且逐年有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口, 就需要更多的粮食补给。有统计证实;国内80%~90%的粮食, 是通过自给来完成的。此外, 中国求发展, 城镇化的步伐已经阻挡不住。接下来的城市化、工业化, 必然将侵占更多的耕地面积。没有了基本的农田保障, 粮食安全又从何而来?所以, 现阶段, 如下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思考, 如何平衡城镇建设与粮食保护之间的关系, 如何保障“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 既不能因城市化、工业化而无止境地占用耕地尤其是高质量的耕地, 也不能由于保护耕地从而影响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因此, 只有保证相当质量的耕地, 不断提高自身的粮食生产能力, 才能满足当今社会乃至子孙后代的粮食需求。
2.2 耕地保护工作落实到位, 将更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耕地质量保护的同时, 可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有效改善周边的耕作环境。像是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等等, 都可在耕地保护中得到综合质量。而生态环境的改善, 又可防止土壤污染。同时, 保护耕地, 改造中低产田, 类似坡地改梯田、早地改水田、渍涝盐碱地改造等, 都将在耕地资源的保护中得到改善。总的来说, 保护耕地资源, 使得耕地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同时让人类生存在良好的环境中, 而无后顾之忧, 促进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另外, 通过保护耕地质量的实践, 可以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评价体系、相关规程, 还能够更加合理地选择评价指标、评价因子等。
3 耕地保护可借鉴措施
3.1 完善耕地保护的政策法规
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 是保护耕地的基础。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严格执法, 强化监督检查, 将更好的约束破坏耕地行为的发生。实际上, 目前国家针对性制定的保护政策很多。比如:高质量耕地中, 基本农田地位最高, 在粮食生产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 工业化、城市化的实现, 对基本农田的侵占是不可避免的。针对此, 处于保护基本农田考虑, 国家明确出台了相关的保护政策, 制定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并相继出台有关基本农田保护的规划和基础性工作, 确保了单位面积耕地的基本生产能力。同时, 为确保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 经过科学分析认证, 相继提出了改造中低产田, 实施水路林田等综合治理的方案, 切实保证耕地的动态平衡。在保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 更注重质量的动态平衡, 以便弥补城镇化对优质农田的侵占。
3.2 耕地保护的技术化
涉及到耕地保护, 既囊括质量, 又包括数量。上述介绍的政策法规, 借助法律化的手段, 强制做好耕地的整理、复垦工作, 有效弥补耕地在数量上的缺失。但是, 很多被侵占的耕地, 多数为城郊良田, 熟化程度较高。虽然在数量上得到弥补, 而在耕地质量上得到平衡, 需要的是技术上的保障措施。新开发的耕地, 达到耕地的生产力水平, 需要如下技术作为基础保障。
1) 制定相应的评估制度来测定新增或存量耕地质量, 对被占用耕地后“造补”的土地, 在达到规定质量等级后予以验收, 认定合格。
2) 开展农用地分等工作, 对农用地按质量、利用状况进行等量划分, 对农用地在占补过程中增加了质量这一硬性指标, 并为耕地占补平衡由单纯数量平衡向数量和质量综合升级提供基础。体现出耕地质量的变化情况, 增强人们对耕地不断退化的认识。
3) 结合农用地分等定级工作, 研究制定耕地占补平衡中的耕地质量标准和评价指标, 为评价补充耕地质量提供可靠依据和耕地质量保护体系, 并在保护耕地质量时必须注意耕地污染的防治。通过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防止耕地质量的下降, 甚至在某些地区耕地的生产能力还会提高。
3.3 耕地保护的全民化
珍惜耕地资源, 有效利用耕地资源, 切实保护耕地, 已成为现行的基本国策。在保护耕地行为方面, 首先需要政府做出表率。而作为一项公益性项目, 政府的保护作用更为突出。实际上, 随着社会普遍认知到耕地质量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政府在耕地保护中的作用也不断被强化, 通过各种行政性措施完善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 规范各类不正当侵占耕地的行为。在具体任务的下发中, 通过建立保护耕地质量的省、市、县长和土地管理局长的目标责任制, 由组织人事部门将耕地质量保护与考核领导政绩挂钩, 增强各级领导对耕地质量保护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从而对耕地实行精心而强有力的保护。此外, 耕地资源的保护, 归根结底受益于农户。由此, 实现耕地资源的保护, 基层农户更应该相应政府的号召, 积极参与到农田保护的行为中去。
参考文献
[1]李强.做好耕地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谈耕地保护的意义及措施[J].党史博采:理论, 2008, (6) :38.
保护借鉴 篇5
专业论文
利用工会组织保护农民工权益：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利用工会组织保护农民工权益：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摘 要：工会是国外劳工权益保护的重要组织，通过工会组织的努力，劳工工资和福利逐步提高，其他的权利也取得了重要改善。中国当前农民工的权益遭到严重缺损，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利用中国工会组织保障农民工权益不失为一条好的途径。
关键词：工会组织；农民工；权益保护；国外经验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5-0052-02
中国正处于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迈进的高速发展时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的生活现状却令人堪忧。主要表现为就业机会不平等、劳动待遇极差、政治权利受损、社会保障欠缺等等，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因此，农民工的权利保护问题就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笔者认为，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应借鉴国外经验，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
一、国际经验：利用劳工自己的组织来保障他们自己的权利
近现代社会的出发点就是相信自我，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来解救自己、完善自己、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创造出最多的财富、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就是近现代社会的伦理——人文主义与古代社会的伦理——神本主义最根本的分异点。过去我们依靠神，现在我们靠我们自己。靠别的我们终将受压抑，靠我们自己才会取得幸福。因此，德国著名的思想家、法学大师椰林提出了我们要“为权利而斗争”的伟大宣言，此言一出，全世界响应，因为此言道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的人生真谛。
美国在维护劳工权利上就深邃地洞察到这一切，放手让劳工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这比任何的其他办法都灵验。而劳工们在为自己的权利斗争的过程中，组织起来集体斗争比单个斗争更为有效、有力，因此，美国法律就充分放手让劳工们组织起来。正如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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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所言：美国法律在保护劳工权利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支持劳工组织起来与雇主抗争。劳工们组织起来最有效的形式就是组成工会，利用自己的这个组织来与雇主斗争。在美国的劳工运动史中，工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劳工工资与福利的提高以及劳工其他权利的改善，工会功不可没。
为了让劳工们充分地利用自己的组织保护好自己的权利，最为关键的是，国家法律必须赋予劳工们充分的组织起来的结社自由和严厉惩处一切妨害劳工们组织起来的行为。美国支持劳工们组织起来与雇主斗争的重要法律文件——《国家劳资关系法》第一条就宣布：“美国的政策，是鼓励集体谈判的做法和程序，保护工人充分的结社自由、自己组织起来的自由及指定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的自由，以便对他们就业的条件进行谈判或就其他问题进行互助或互相保护，以便在发生对商业的自由流通造成某种重大阻挠时，消除其根源并减轻和消除这种阻挠现象。”为了保障劳工们有效行使这些权利，该法第八条将雇主、劳工组织种种可能的侵犯这些权利的行为进行了总结归类，并详尽的列出，以便严厉禁止。比如雇主的非法行为有：在职工们行使本法第7条保障的权利时，进行干涉、加以限制或施加压力；控制或干涉任何一个劳工组织的成立或活动，或给它以财政或其他方式的支持；以雇用或就业期限或任何就业条件上的歧视，来鼓励或阻碍职工参加劳工组织；拒绝同职工代表进行集体谈判等等。
另外，德国、日本等国在这方面的做法也是比较成功的。德国保障劳工们组织起来组成工会争得自己的权利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基本法（即宪法）和集体协议法。依据联邦立法确定的结社自由原则，工人成立工会。1949年德国基本法对劳动者的结社权规定，所有德国人有结社的权利。并且随后又对工会的罢工权正式在法律上予以许可。日本关于劳工结社权的确认和其他一系列权利的获得的法律主要是宪法和劳动组合法（即工会法）。日本宪法规定：保障劳动者的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其他的集体行动权。日本于战后的当年制定了工会法，工会获得了组织权、罢工权和谈判权。也就是说，集体谈判权等工会代表权自工会成立起自动获得，无须经过内部竞争和专门程序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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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劳工们自己的组织与资本方抗争，终于取得了自己权益保障的重要进展。比如美国，在1935年罗斯福总统促成通过了国家资关系法以后，劳工们利用工会组织与雇主们斗争，就取得了以下可喜战果：1938年公平劳工标准法规定了全国最低工资和个人可被要求工作的最高时数。它还有加班费的规定和防止虐待童工的标准。1963年，该项法律经修正，增添了禁止在工资上歧视妇女的条款。1964年民权法确定雇主不得因种族、性别、宗教和原国籍而在雇用或使用上歧视雇员（该法还禁止在选举和住房上的歧视）。1967年反对就业年龄歧视法保护老年员工在就业上不受歧视。1971年职业健康与安全法要求雇主必须提供安全的劳动条件等等。
二、经验借鉴：充分发挥中国工会的维权功能，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利
在中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规定，工人可以组成工会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关键是农民工的结社自由权实现的途径以及怎样深化的问题。笔者以为，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农民工的结社自由权应通过参加工会的途径加以解决，并进一步建立农民工工会使之深化，以更好地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实现。
（一）贯彻落实《工会法》，建立农民工自己的保护组织
中国《工会法》第2条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第3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
从这些规定看，如果解决了“城市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农民工就可以直接加入工会组织，利用工会组织的维权功能，全面实现自己的各项应有权利。从现有的学术讨论来看，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而且，全国总工会也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工会应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工会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利方而的作用。在全国总工会和其他国家部门的号召下，在城市农民工相对较集中的沿海发达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在地方政府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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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引导与帮助下，已经积极组织起了农民工参加基层工会组织。如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省温州、宁波，地方工会在组建和发展民营企业工会组织时，就吸引了农民工加入，有些还实施了基层工会主席的直接选举。据报道，截至2010年底，在京备案的1 100家劳务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的有800多家，农民工会员数达到33万人。大批农民工进入工会后，更加有利于在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下，实现对农民工基本权利的保障。
（二）制定工会法的特别法、专门法，把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引向深入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农民工完全可以依据《工会法》，直接加入工会组织，通过工会的组织作用来达到维权的目的。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工会法》适用的对象较为广泛，即一切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因此，它应该属于一般法、普通法。一般法在保护一些较为突出的对象或者规制一类较为具体的行为时，往往存在着保护不周和规制乏力的缺陷，因此，各个国家在制定较为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法律时，都纷纷制定相关的特别法、专门法，以增强对某个时期较为突出的具体对象和行为的保护和规制。
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法制建设的过程中也频频出现，比如说，中国现行刑法专门规定了一节《金融诈骗罪》，实际上这一章就是较为一般的、普遍的一个罪名——诈骗罪的特别法，为什么要专门规定这个特殊的一类罪名？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更强有力地打击这类在现在这个时期较为突出、对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危害较为严重的在金融领域的诈骗犯罪。光凭一个泛泛而谈的诈骗罪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说：“刑法除规定普通诈骗罪之外，还规定了其他一些特殊诈骗罪，后者主要是指刑法第192条至第200条规定的各种金融诈骗犯罪……这些特殊诈骗罪主要在诈骗对象、手段上与普通诈骗罪存在区别，规定这些特殊诈骗罪的法条与刑法第266条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根据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关系，对符合特殊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应认定为特殊诈骗罪。”实际上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立法经验，在明朝、清朝的时候，都先制定了一个《大明律》、《大清律》，但后来由于这些基本的律典太过泛泛、太过普遍了，在司法适用的时候太不方便，特别不利于公平正义的伸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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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纷纷制定较为特别、具体的条例，并且为了提高这些条例的效力，两朝都把这些条例附到律典之后，形成了《大明律集解附例》和《大清律例》。在适用的时候则是例优于律，正所谓“有例则置其律，例有后者则置其先者”。
借鉴古今中外的法制经验，我们以为，应该制定专门的关于农民工的工会立法，以更好地保护在中国目前农民工问题较突出的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农民工的权益。
而且，关于“城市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问题，在理论界解决得并非彻底，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给大家造成了一定的疑问，比如说，农民工（包括其家庭）是否都以其打工的工资为主要生活来源，农民工及其家庭还有相当的生产资料等等。笔者就曾注意到，好多农民工并不以其在外打工的工资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工资只是其农业和副业收入的补充而已，如果到了耕种或收获的关键时期，他们好多都是要放弃城里的临时工作回来抓他们的主业的。因此，更应该制定专门的农民工工会法以保护农民工的权利。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制定工会法的特别法、专门法，并非只指在《工会法》之外另立一部特殊的、专门的法律，也可以像中国现行的刑法那样，在《工会法》里边另辟一章或一节专门的关于农民工工会的特殊规定。
参考文献：
[1] 常凯，张德荣.工会法通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 黄锟.论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J].社会主义研究，2005，（1）.[3] 陈剩勇，张明.中国地方工会改革与基层工会直选[J].学术界，2004，（6）.[责任编辑 陈丽敏]
保护借鉴 篇6
关键词 大学生就业权益 劳动合同 德国借鉴
一、德国的劳动合同形式对我国的借鉴
（一）德国的劳动合同形式
劳动合同的形式，《德国劳动法》坚持基私法自治这一民法基本原则，对其不作限制。显然，德国承认劳动合同形式的多样性，放宽对劳动合同成立形式的规定，以避免由此产生的无效劳动合同，从而扩大了劳动法律的保护范围。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劳资双方的利益，既相应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控制在用人单位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样，就不至于造成因过度偏袒劳动者而使劳资关系紧张的状况，有助于形成和谐的劳动关系。
（二）我国劳动合同形式的完善建议
1、《劳动合同法》在劳动合同形式上除了承认书面劳动合同外，同时，应使劳动合同形式多样化，即将口头合同纳入到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我国劳动法中对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的规定，其目的是促使当事人双方谨慎签约，以及在出现争议时便于提出证据。因此，为了保护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当然不排除有证据证明的条件下，符合法律要求的口头合同的存在。
2、在立法上，对事实劳动关系做相应的规范，填补法律上的空白，引导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合同。同时，明确规定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用人单位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上应当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
二、德国的劳动合同期限对我国的借鉴
（一）德国的劳动合同期限模式
《德国雇主法》坚持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属于例外情况，需要特殊理由。可以看出，德国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合同的主导形式，并在法律中明确限制了定期劳动合同使用范围及使用规则。
这些做法很明显有利于企业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使雇员具有较强的职业稳定感，并能促使其在职业上有所发展，同时还可以防止企业过度使用劳动者黄金年龄，从而维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使企业能长远发展。
（二）我国劳动合同期限的完善
1、从我国国情出发，制约合同的短期化，用人单位应发掘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积极因素，完善管理机制建立起适应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制度体系。立法充分考量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从固定期限合同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双向改革人手，将固定期限合同与无固定期限合同界定成为两种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用工形式。
2、扩大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适用范围。建议适度放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订立条件，参照劳动者黄金劳动年龄和劳动力市场的普遍情况，对劳动年限加以压缩，将劳动者的考核合格义务与签订意愿代替双方当事人同意续延这一签订要件。同时明确规定视为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情况。
三、德国的劳动合同试用期对我国的借鉴
（一）德国的劳动合同试用期
德国劳动合同试用期的期限一般不长，当然，这与其对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的限制有不可或缺的联系。不仅如此，试用期期限的确定不与劳动合同期限挂钩，而是按照工种和工作性质确定。根据岗位确定试用期也比较符合试用期对劳动者工作能力考察的本质要求。
另外，试用期的解除条件也比较宽松。试用期是劳资双方进行双向考核的特殊阶段，解除条件宽松，既方便劳动者选择适当的工作，也可避免日后解聘带来的风险和成本。
（二）我国劳动合同试用期的完善
1、确定试用期的适用范围，缩短试用期限。对试用期的适用范围，给予明确的具有说服力的具体的规定，对期限较短的劳动合同可以不约定试用期。另外，可在现行试用期规定的思路指导下，适度缩短试用期期限，以达到试用期规定的本质要求。
2、加强对试用期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确定试用期为劳动合同期限的一部分，双方劳动关系的确立从劳动者的试用期开始算起，试用期限应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3、劳动者试用期限内的劳动报酬应由双方在平等资源的基础上自行约定，但是，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确定的标准和国家规定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将“工作岗位条件”作为劳动合同试用期考察的范围和条件，这样就比较符合劳动者的立法本意。
基金项目：长江大学创新实验计划项目（1038）
参考文献：
[1]孙英浩.欧美国家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及对我们的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04（11）.
[2]黄越钦.劳动法新论[M].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杨燕绥.新劳动法概论[M].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徐前权，男，湖北仙桃，1963.12-， 中共党员，长江大学法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江大学法律顾问。兼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律师。沙市区第五届政协委员。
保护借鉴 篇7
一、国外水资源保护的财税政策
1. 俄罗斯。
俄罗斯的水资源税是向所有的水资源使用者 (包括不取水而使用水利设施者) 收取的, 具体包括使用地下水资源税、开采地下水矿物原料基地再生产税、工业企业从水利系统取水税以及向水资源设施排放污染物税四种。水资源税的最低和最高税率由俄罗斯政府规定, 而具体税率则由地区执行权力机关规定, 其税收收入专门用于水资源的管理与开发。
其中, (1) 使用地下水资源税是向在俄罗斯境内寻找、勘探、开采地下水的所有法人和自然人征收的, 根据其在报告期内地下水的开采数量, 并且充分考虑开采时发生的超定额损失、销售价格来确定税基。俄政府1992年10月28日第828号决议规定, 地下淡水开采权的最高水平为所开采原料价值的2%~8%, 同时赋予联邦主体规定矿泉水纳税额的权限。税收收入按照《俄罗斯联邦税收法典》规定, 分别以40%和60%的比例缴入联邦预算和联邦主体预算。 (2) 开采地下水的矿物原料基地再生产税则是以报告期的产品销售款和产品质量的价格为准, 按实际开采地下水所取得并销售的初级产品的价值确定税基, 以5%的税率进行征收。税收收入原则上为联邦预算、联邦主体预算和企业分享, 留归企业的部分作为地质勘探经费, 具体数额由自然资源部、经济部、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构协商确定。 (3) 工业企业从水利系统取水税是向按照国民经济部门分类法列入工业企业部门的企业征收的, 根据企业自身需要的取水限额及水的价格作为计税依据, 纳税范围包括生产性用水、用于社会文化设施的用水、住宅公用事业用水、附属农业用水、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用水。俄罗斯水资源税法规定, 开采医疗用地下矿泉水、热力工程用水、用于提取有用成分的地下工业用水的所纳税款不纳入预算。 (4) 向水资源设施排放污染物税是向水资源设施排放含超标有害物质的污水, 以及超过规定限额排放符合质量标准污水的行为, 根据污水所达到的标准及排放量按较高的标准进行定额征收。税收收入的10%列入联邦预算, 30%列入联邦主体预算, 60%列入地方预算。另外, 向水资源设施排放污染物税的80%税款必须用于水资源设施的恢复和保护措施。
俄罗斯水资源税法还规定了一些优惠措施: (1) 在属于自己的或租赁的地段开采地下水用于自身需要的, 地段所有者凭地块所有权证书或地块租赁合同免税; (2) 联邦主体代表权力机关可以为某些类型水资源使用者, 免交应纳入联邦主体预算的税款而规定其他一些依据和措施; (3) 对于开采地下淡水向居民出售的企业, 地区权利机关规定低于其开采成本的税率, 国家给予这些企业适当的补贴。
2. 荷兰。
荷兰为保护水资源同时开征水污染税和地下水税。其中, 水污染税是由省级政府所属的30个水资源管理委员会代表政府向地表水及净化工厂直接或间接排放废弃物、污染物和有毒物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其税率根据排放物质的耗氧量和重金属的含量来确定, 对不同的水资源保护区实行不同的税率。其地表水污染协定规定, 任何排放污水的企业和个人根据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都必须被征税。企业则按它们排出污水的量和成分交税。污染税的80%用于污水处理, 其余20%花在与改善地表水有关项目中。污染全国性水系的缴纳中央税, 污染费全国性水系的缴纳地方税。地下水税则是对水资源的开采和使用课征的一种水资源税。该税从1995年1月1日开始征收, 实行全国统一税率, 其税基是抽取地下水的数量, 饮用水企业税率为0.34荷兰盾/立方米, 其他单位和个人为0.17荷兰盾/立方米。如果在取水中或取水后回渗或回排的, 可以从地下水税中获得抵扣。用地下水制成的饮料如果使用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或者单纯使用地下水进行冷却或供热之后完全回排的, 可以减免税款。另外, 少量的取水, 比如紧急情况下的取水、灌溉取水、施工用水, 以及为环境原因进行的取水不需缴税。
荷兰水税大大增加了荷兰的国库收入, 在环境方面的投入也明显增加。环境资源税收增加之后, 荷兰政府在环境设备加速折旧 (VAMIL) 、特别环境投资补贴 (MIA) 、能源投资补贴 (EIA) 和绿色节能与投资财政奖励四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3. 丹麦。
作为1994年丹麦绿色税收改革的一部分, 丹麦新开征了自来水税。该税主要适用于家庭用水, 税率在1994—1998年间从1丹麦克郎/立方米提高到5丹麦克郎/立方米, 现行税负相当于平均水价的15%~20%, 这一税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该税对使用水资源生产自来水和饮用水的公司征收 (工业和农业用水并不在征收之列) , 但会通过在消费者的应付水费单上明确标明应付自来水税金额的方式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由于丹麦地下水占全部水资源使用的99.6%, 因此这项税收实质上是针对地下水征收的。税法还规定, 出口商品可以不缴纳水资源税, 若已经缴纳, 政府会予以退税。自从该税开征后, 在减少浪费、保护水环境, 刺激自来水公司保持管道的良好状态, 减少水输送过程中的渗漏等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4. 韩国。
为了保护环境, 韩国实行排放负担金制度。排放负担金是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污染程度不同向排放者收取的费用, 具体分为超标负担金和基本负担金两种。其征收范围在水质领域中有生化需氧量 (BOD) 或化学需氧量 (COD) 等17种, 在畜产废水领域中有生化需氧量、悬浮体等。同时实行水质改善负担金制度, 即根据《以保护地下水资源和改善水质为目的的水管理法》, 对饮水生产或进口销售的企业进行征收的制度。其收费依据不是地下水抽取量而是销售额的20%。此外, 为了确保对地区的均衡开发和水质改善以及水资源保护等所需的资金, 对发电用水、地下水、地下资源等征收地区开发税。
5. 波兰。
目前, 波兰对几百种污染物征收污染税, 其中最主要的是三类, 含盐的采煤用水便是其一。其税率根据污染物的有害程度制定, 并按一定比例适时调增。税收收入通过特别环境基金返还企业和市政当局专款专用。波兰有三个层次的环境基金:国家环境保护基金和水资源管理基金 (即国家基金) 、地区环境基金和市政环境基金。国家层次的基金中特设水资源管理基金, 可见水资源管理在波兰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程度。污染税、水抽取费、废物处理费等收入在不同层级的基金间均有明确的预算划分。
6.法国。
法国于1996年开征水资源税。该税向所有抽取水资源 (地表、地下) 和消费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 按照抽取和消费的水资源 (地表、低下) 的数量, 依据水的类型和取水的地理位置不同, 实行地区差别税率。法国同时也开征水污染税, 所得收入用于改造和完善污水处理厂。另外, 法国对环保投资支出允许给予税前扣除的优惠。
7. 德国。
德国自从1981年起开始征收水污染税。该税以废水的“污染单位” (相当于一个居民一年的污染负荷) 为基准, 在全国实行统一税率, 税收收入全部归地方政府用于改造和完善废水处理厂, 改善水质, 其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8. 其他。
挪威规定了11个环境保护的优先领域, 水污染是其中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挪威政府大规模实行排污收费、税收返回等措施保护环境。美国对公共事业建设和公共投资项目, 包括城市废物贮存设施、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市政污水处理厂等, 给予免税的优惠待遇。新加坡征收污水费, 同时政府还规定, 对用水再循环设备的投资, 可以用其他产品的所得税予以补偿。加拿大联邦税法规定, 对纳税人投资用于节约能源、减少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的设备可以采用加速折旧法以减少企业纳税。沙特阿拉伯也表示将在两年内开征水资源税。
二、国际经验对中国水资源保护的借鉴意义
综观世界各国水资源保护的财税政策, 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陆续开征以水资源税和水污染税为代表的税收, 再辅之以产品收费、使用者收费、排污交易等多种经济手段相互配合, 运用税收优惠、差别税率等政策, 营造出一个积极有效的水资源保护的社会环境。
中国是联合国认定的“水资源最为紧缺”的13个国家之一, 近几年来水资源危机越发严重, 进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之一, 但至今中国保护水资源的专门财税政策仍相当缺乏。因此, 借鉴国外水资源保护的相关财税政策和实践经验, 并结合中国的实际, 制定中国水资源保护的财税政策体系, 是中国保护水资源、减少水污染的必由之路。对此, 笔者认为国外保护水资源的财税政策对中国有以下的借鉴意义: (1) 在充分考虑税收中性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开征水资源税和水污染税, 同时注意与现有相关税种相互协调配合, 结合收费、排污权交易等多种经济手段, 逐渐形成绿色税收为主的综合调控体系。 (2) 在原有减免税和零税率的税收优惠形式的基础上, 借鉴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返税、税收抵免、费用扣除、延期纳税等多种方式, 加大水资源保护的税收优惠力度。 (3) 改变和取消不利于水资源保护的政策安排, 保证相关政策在保护水资源方面的协调一致。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水资源短缺与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如何采取相应的政策保护水资源已经迫在眉睫。通过比较国外水资源保护的财税政策, 提出应当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循序渐进地开征水税, 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调控作用, 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资源保护,水税,财税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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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贤周.韩国的环境税费制度[J].税务研究, 2003, (6) :54-58.
保护借鉴 篇8
1.1 对投资主体即企业和自然人的定义
协定强调只要实际上在从事商业活动就构成协定所称企业, 而不论企业营利与否, 企业所有者的名称性质以及企业所采取的法律或组织形式。对于自然人, 范本规定, 拥有双重国籍的自然人视为其拥有的有支配力和有效的国籍所在国国民。
1.2 适用范围
协定适用于缔约方采取的措施不仅包括涉及投资、投资者的措施, 还包括涉及履行要求、投资限制、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等措施。
1.3 对增强投资措施透明度的规定
协定主要是规定了以下保障措施: (1) 要求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建立联络点制度。 (2) 要求给利害关系人和其他方提供合理的机会, 便于他们对有关措施发表自己的评论。 (3) 一缔约方应客观、及时地应另一方要求, 通过联络点提供信息, 回应提问, 只要是另一方认为可能实质性影响双边协定运行或影响其在协定项下的权利, 不管这些措施是已经实施还是打算实施。 (4) 在行政管理程序中对特定案件中的本协定所覆盖投资或另一方的投资者适用的法律法规、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行政规章所规定的措施时:首先, 在可能的情况下, 应给任何一个为程序所直接影响投资者以合理的通知, 包括对程序性质的描述, 启动程序和当局的陈述以及争议的焦点的一般性描述;其次, 在行政机关采取终局性行政管理行动前, 给予投资者合理的表达支持其观点的事实和争论的机会, 只要时间、程序的性质和公共利益允许的话;最后, 这些程序应该符合国内法的规定。 (5) 缔约方应该建立或维持司法、准司法或行政裁判程序来及时审查、纠正终局性行政管理行为, 而且这种程序应是公正和独立的, 特别是要独立于被赋予行政执法权的机构, 同时裁判机构与处理结果不能有任何利害关系。缔约方还应确保在审查时, 参与程序的各方有合理机会捍卫自己的立场, 且应确保裁决是基于证据和行政管理机关执法时提供的记录做出的。更重要的是要确保上述机构做出的裁决能得到与该行政行为有关的机关的执行, 并能约束他们的行为实践。
1.4 投资者与东道国间争议之仲裁
协定详细就投资者与东道国仲裁解决投资争议中涉及的程序做了规定, 将争议按照产生原因细分为违反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规定的义务、违反投资授权和违反投资协议三类, 并相应地规定了不同的适用法。主要内容是: (1) 磋商和协商不能解决争议时, 投资者作为原告可以提起仲裁。提起仲裁的条件是:在被告违反范本第3条至第10条中的任何一项义务或被告违反一项投资授权或被告违反一项投资协议时, 原告因此而遭受损失, 并且须在其知道或应该知道受有损失之日起3年内提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原告若提起仲裁就要书面放弃将争议提交其他行政或司法解决程序的权利, 但此项放弃不妨碍原告发起或继续寻求被告国内法中的命令式救济, 只要其不涉及要求被告进行金钱损害赔偿支付, 而只是为了在仲裁期间保留原告权利和利益。 (2) 原告提交仲裁申请90天内应书面通知被告己方此意图。 (3) 仲裁可适用的规则包括ICSID仲裁规则 (当两缔约方均为其成员时) ;ICSID附加规则 (当仅有一缔约方是其成员时)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 以及原、被告同意提交的任何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 (4) 仲裁地点的确定可以按照 (3) 中所指仲裁规则协商确定, 若协商不成, 由仲裁庭根据可适用的仲裁规则决定, 只要该地点在纽约公约缔约方的领土内。 (5) 被告认为原告提出的诉请不属于第24条下与原告有关的诉请的反对的审查。a.被告提出反对的时限:不迟于仲裁庭为其确定的反对备忘录日期, 或者在仲裁庭通知有修改时, 不迟于其为被告确定的对修改的回应期限。b.反对提出的法律后果:仲裁庭应将其视为一个先决问题, 中止任何正在进行的仲裁程序, 建立一个解决该反对的时间表。被告不因提出反对而丧失对仲裁庭管辖的异议权。c.反对的审查:如果仲裁庭在成立后45天内受到反对, 则应在150天内对此反对及其他任何有关争议不属于仲裁庭管辖范围的反对做出仲裁。150天可以因争议一方要求听证或特别事由而延迟30天。 (6) 内部保护令即仲裁庭为保护争议一方的权利, 确保其管辖权的完全有效, 可以做出一项内部保护令用来保全争议一方占有或控制的证据或保护其管辖权, 但不可以要求或建议实施违反范本第24条的措施。 (7) 裁决前的通告, 应争议一方的要求, 仲裁庭应在发布科以义务的裁决之前将拟定的裁决通告争议双方和非争议缔约国。争议各方有60天评论期可向仲裁庭递交评论。60天届满后45天内仲裁庭将发布裁决。 (8) 仲裁程序的透明性。a.被告收到下述文件应迅速通知非争议缔约方。它们是:原告提交的意图通知, 仲裁通知, 提交给仲裁庭的请求、备忘录、摘要以及基于第28条第2、3款和第33条提出的书面材料, 仲裁听证会的记录和仲裁庭的命令、裁决。b.仲裁庭将面对公众公开举行听证。c.应保密信息得到特殊处理。声称某信息构成保密信息的一方将信息提交仲裁庭时应注明, 并将一份不含该信息的编辑版本同时提交 (此版本专门提供给非争议缔约方和公众) , 但国内法要求公开的信息不在保密之列。 (9) 适用法。a.违反第3～10条, 适用本协定或国际法适用规则裁决。b.违反投资协议或投资授权时, 先适用投资协议或授权中规定的或依双方另行约定的法律规则, 若无, 则适用被告国内法, 包括其冲突法规则以及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c.一项双方的共同协议 (即双方通过基于本条指定的代表达成的声明他们对本协定某条款的理解的决议) 亦对仲裁庭有约束力。 (10) 专家报告, 争议双方、仲裁庭均可要求指定一名或多名专家就任何涉及环境、健康、安全或其他程序中一方提出的科学事宜的事实问题做出书面报告。并案 (合并诉请) 。a.并案的前提是, 依第24条第1款规定有两个或以上诉请被分别单独提交仲裁, 且上述诉请涉及共同的事实、法律问题。b.并案请求的提出方可以是争议的任何一方或双方。c.仲裁庭的组成:30天内组成仲裁庭 (双方共同指定一名仲裁员, 被告指定一名仲裁员, 秘书处指定首席仲裁员, 但不能是争议任何一方国民;若收到并案请求60天内争议方仍未指定仲裁员, 则由秘书处指定其本国国民担任) 。d.并案后, 未提出并案请求的原告也可以提出参与进来的请求。e.仲裁应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仲裁规则裁决, 除非本部分另有规定。f.并案后, 新组成的仲裁庭决定以前进行的听证是否重新进行。
1.5 间接征收
协定将间接征收定义为无直接剥夺或正式的财产权转移, 但有与直接征收同等效果的征收行为。它强调判断应是个案的, 在事实调查基础上考虑下列因素:第一, 政府此行为的经济影响, 但仅是对投资经济价值的负面影响本身不能说明间接征收已发生。第二, 此行为对明显、合理的投资预期的影响程度。第三, 此行为的特征。另外, 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 一缔约方为保护合法公众福利目标如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的非歧视性监管行动不构成间接征收。
2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2.1 对协定投资主体界定方面的借鉴
协定对投资主体的定义从最广义上包含了各类投资主体, 有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在自然人投资主体国籍的问题上, 我国目前不承认双重国籍, 但从发展趋势上看应该逐渐放宽对唯一国籍的要求, 况且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中也会有承认本国居民拥有双重国籍的情形, 为顺利达成相关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允许我国居民拥有双重国籍是很有必要的。
2.2 对协定重视投资与环境及人权保护协调的借鉴
协定适用范围反映了当代人们对环境和人权保护的重视, 希望投资的效益是不以牺牲环境和劳工基本权利为代价换回的。随着我国外资管理重心从量向质的转变, 吸收环境友好和不损害基本人权的优质外资成为我们的既定政策。在与别国订立双边投资协定时可借鉴美国的经验, 在适用范围的约定中体现这一政策方向。
2.3 对增强投资措施透明度相关规定的借鉴
协定中对透明度的问题规定了多方面的保障措施, 这些规定与世贸组织对透明度的规定有很大的相似性, 笔者认为它们对于创建稳定、可预见的投资环境, 提高行政、司法效率都是有帮助的, 值得我们借鉴。
2.4 对投资争议解决程序性规定的借鉴
我国作为一个外国资本青睐的东道国, 因外国投资的涌入, 投资者争议在所难免, 为创造一个更好的外商投资环境, 完善现行粗糙和笼统的投资争议法律法规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美国的协定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借鉴对象。
2.5 间接征收相关规定的借鉴
现在许多国家已事实上接受了间接征收的概念, 我国与印度2006年订立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也借鉴了美国的经验。这一做法可以在日后沿用, 符合未来国际投资法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保护借鉴 篇9
1 从楝树 (Neem Tree) 案到姜黄案引发的印度对传统医药保护的高度重视
目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传统知识的盗用, 大都与生物多样性和传统医药有关, 如印度的姜黄案 (Curcuma longa) 、楝树 (Neem Tree) 案、Basmati香米案。以楝树案为例, 美国的Grace公司在1994年以楝树油作为杀虫剂得到美国专利。同年, 欧洲专利局通过相同的专利。由于在印度, 用这种树来驱虫, 已是相当古老的传统, 因此将这一方法申请专利, 不但对印度不公平, 而且还违反专利申请的“新颖性”标准, 因而引起印度以及35个国家200个团体的不满。印度认为这是剽窃印度的传统知识, 于是向欧洲专利局提出异议, 导致这项专利于2000年5月被撤销。该案中, 对印度而言, 可以说由国家作为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向生物剽窃者宣战的一大胜利。
姜黄案。姜黄其橘黄色的根茎作为药品, 它可以用于愈合伤口和治疗皮疹。1995年, 密西西比医学中心的两位印度公民利用姜黄申请了名称为“姜黄在创伤愈合中的应用"的美国专利, 并被授权 (专利号为 5401504) 。该专利获授权后, 印度科学与产业研究委员会 (CSIR) 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 (USPTO) 提出了重新审查该专利的请求, CSIR 指出:姜黄被用于愈合伤口和治疗皮疹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因此其医药用途并不具有新颖性, 要求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复审这一专利。CSIR 在的撤销程序中使用了包括一份古代梵文文本和1953年印度医学协会出版的一份文献在内的32份文献, 尽管专利权人表示反对, 但基于这些文献, USPTO支持了CSIR的异议, 做出了撤销该专利的决定[1]。 “姜黄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案例, 虽然印度在此案中负担了大约10000美元的诉讼费, 但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对发达国家以传统医药为基础而直接获得专利的首次成功挑战, 鼓舞了传统医药资源丰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本国资源的士气, 以至于有很多人据此提出有必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传统知识的数据库, 以便专利审查员对来源于传统医药的发明在授予专利前进行在先权利的检索, 以此来避免基于传统医药的专利申请被错误的授予专利权。特别是在印度, 姜黄案的胜诉, 使印度意识到防止“生物海盗"行为、保护传统医药的重要性, 同时也使印度意识到传统医药的文献化在传统医药保护领域的重要作用。
2 印度对传统医药的保护措施
2.1 对传统医药知识进行收集归档
在印度目前所进行的保护传统医药知识的工作中, 将传统医药知识进行收集归档[2], 以便于今后全面开展保护传统知识, 是其很有成效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印度为了抑制生物盗版活动, 率先建立了“生物性登记"制度。到1998年, 印度各地已有 60个相关登记机构在运作。可以登记的知识有三种: (1) 有关物种、 物种的用途及相关技能的知识; (2) 关于自然事实的知识; (3) 传统生态知识。登记时不需要区分是否商业或产业秘密, 但必须提供充分的权利人信息, 以便权利人在他人使用该知识但未承认其所有权和知识价值并分享相应利益时提出请求。在印度, 为所有传统知识归档所进行的村一级社区生物多样性记录的准备工作已经在一些省内进行。
2.2 建立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
这是印度做的最有建设性的工作, 成为发展中国家保护传统知识工作的样板, 被国际上广泛关注。为了防止传统知识被窃事件的再次发生, 需要为已进入公共领域的草药建立数字信息库以确保有关在先权利。在印度开展了名为数字图书馆的实验工作。这项工作为有关药用和其他用途植物 (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 的传统知识进行收集归档, 以为建立一个便利的计算机数据库做准备。这类数据库将使全世界的专利管理部门都能够查找和审查专利是否已经普遍应用过或是否存在在先权利, 从而避免为一些专利颁发许可, 也可以避免生物剽窃。 1999 年, 印度在对美国专利局的姜黄和 basmati 专利提出最终成功但却代价高昂的异议后, 同意由印度国家科学普及局 (NISCOM) 和印度药品和疗法系统部 (ISM&H) 合作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 其建立具有双重目的: 一方面通过提供现有技术情况, 帮助专利审查人员进行新颖性和创造性判断, 防止盗用传统知识获取专利;另一方面旨在构建现代科学和传统知识之间的桥梁, 促进基于传统知识的研发, 催化新药发明。传统知识数据库最初以印度草医学 (一种传统的印度医疗系统) 为对象, 并且提出以数字化格式记录公众得到的知识 (现有的印度草医学文献) 。来自大约 35000 种 Slokas (Versus & Prose) 和配方的信息被输入数据库。数据可以采用几种国际语言 (英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日语和北印度语) 予以利用[3]。
传统医药知识的归档是一种认定知识持有人的方法, 但仅有归档不足以解决因应用这类知识而产生的利益分享问题, 除非还存在一些保护传统医药知识的具体制度作为支撑, 这就使得扩展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成为必需。传统医药知识的归档可能只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 即防止这种知识以其现存的形式被注册专利, 但仅有归档是不足以保证传统医药知识持有人进行利益分享的。
2.3 建立注册登记和发明专利体系
印度正在开展一些有关登记注册的工作, 其在 10年前所建立的“蜜蜂数据库 (the HoneyBee Database) "就是一个让发明者登记注册其发明的工具, 它包括土著知识的归档、 实验和推广, 目前约有1 万个包含发明者的姓名和住址在该数据库登记注册。 该数据库的建立, 使得人们可以改良在该数据库登记注册的发明从而增加其价值, 也可以与发明者和知识提供者进行利益分享。通过该数据库的“蜜蜂通讯 (the HoneyBee Newsletter) "这个传媒, 在该数据库登记注册的发明被推广到75个国家以上。
2.4 建立专利来源的披露制度
印度于2002年专利法中第10章 (关于说明书内容) 规定, 专利申请人必须在其说明书中公开涉及任何生物物质的来源和地理起源。第25章 (对专利授权的异议) 规定, 允许以“整个说明书没有公开或不正确地提及发明所用生物材料的来源或地理起源" 为由, 对专利提出异议[4]。
2.5 制定《生物多样性法》
印度2002年制定了《生物多样性法》 , 该法规定:任何人要就基于印度的生物资源或相关的传统知识得到的研究成果获得知识产权, 必须实现获得其生物多样性国家管理局 (National Biodiversity Authority) 的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管理局的职责之一是制止其他国家对来自印度的任何生物资源及相关知识授予知识产权, 获得这些生物资源或传统知识之前应获得该机构的批准, 而管理局在批准申请人获得生物资源或传统知识时, 应规定确保利益公平分享的条款和条件。同时, 规定中央政府应为地方居民的传统医药提供保护, 既包括以特别法的形式提供保护, 也包括在其他法律中规定相关条款进行保护。
2.6 设立专门的投资基金会
印度设立了专门的投资基金会以促使传统医药知识产业化, 对传统知识进行增值, 以便将其转化为可盈利的投资项目或者产业。绝大多数发明人本身并不具有这种增值的能力, 因此, 需要通过建立绿色风险促进基金和孵化器机制来为这些基层发明搜集情报, 长期维持、鼎立支持, 提高发明人的技术能力和自主能力。
3 借鉴印度经验保护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
3.1 高度重视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
印度政府重视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工作, 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基础性保护工作, 因为只有在坚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保护制度才不会是空中楼阁。因此, 建议我国在进一步完善中医药保护制度中, 应该做好基础性的工作, 如进行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搜索、分类归档、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数据库等。
3.2 充分发挥政府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的主导作用[5]
从宣传指导以及设立专门保护基金, 直到建立数据库以实现传统医药的文献化, 以及侵权诉讼、制裁上的支持。因此, 建议我国政府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费用的投入, 建立传统知识保护基金, 支持对各种传统医药知识采取必要的技术性保护措施, 鼓励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条件地来合理开发和保护传统医药知识;保护与传统医药知识相关的主体的权利, 建立必要的禁止性规范, 防止一切可能的破坏传统医药知识的行为。对于破坏和侵犯传统知识的行为, 要坚决制裁。
3.3 增加专利来源披露要求
专利来源披露及事先知情同意是一项防止生物盗版的措施, 要求以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为专利来源的专利申请人做到:第一, 就直接或间接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做出陈述;第二, 提供来源国或土著社区知情同意的适当证据;第三, 就这些材料进行国际认证。没有认证, 专利申请将自动驳回[6]。这一方法由印度最先提出, 印度通过建立专利来源的披露制度, 不排除用知识产权法或其他法律保护传统医药, 这些都是我国传统医药保护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可以借鉴的经验。
3.4 制定出适合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法规
按照国际知识产权惯例, 只有在本国受到保护的权益才能请求国际社会给予相应的保护, 在国内都没有受到保护的权益, 在国际上是不可能受到保护的。印度制定了《生物多样性法》。因此, 建议, 我国应尽早制定出适合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为在国际社会上保护中医药知识权益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防止中医知识被他人不当占有。
摘要：印度政府高度重视传统医药的保护, 对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艰苦卓绝的斗争, 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保护和合理开发传统医药知识的实践, 印度在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方面开展的大量积极有成效的工作, 值得学习和借鉴。文章论述了印度在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方面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关键词：印度,传统医药,保护,借鉴
参考文献
[1][印]甘古力.知识产权:释放知识经济的能量[M].宋建华等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4, 117.
[2]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事务理事会文件 (WT/CTE/W/156IP/C/W/198) [EB/OL].http://commerce.nic.in/wto sub/Envi-ron/sub Environ-W198.htm, 2000-07-14/2006-03-04.
[3]the Commiss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Rights.Integra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ndDevelopmentPolicy[EB/OL]http://www.iprcommission.org/papers/pdfs/final re-port/Ch4final.pdf, 2006-03-25, p.93.
[4]the Commiss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Rights.Integra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nd Development Policy[EB/OL].http://www.iprcommission.org/papers/pdfs/final report/Ch4final.pdf, 2006-03-25, p.99.
[5]邓伟生, 陈玉文.借鉴国外经验以保护我国传统医药知识[J].中国药业, 2008;17 (2) :4~5.
保护借鉴 篇10
1 全球海洋生境现状
海洋生境的变化主要是人类活动影响的结果。全球一半左右的近岸海域遭受活动威胁, 其中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海域主要是北海、挪威海、东亚和东南亚海域、南海、东加勒比海、北美洲东部沿岸海域、地中海、波斯湾、白令海以及斯里兰卡周边海域。地处高纬度的南北极海域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 但是人类活动对南北极海域的影响强度也在持续增强[1]。
1.1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遭受陆源污染严重
陆源污染是危害近海环境的主要形式, 约占海洋污染的80%, 这种危害通过食物链传递等进一步波及全球范围的人类健康、食品安全, 造成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陆源污染的形式包括未经处理或者处理不当而直接或间接排海的生活和工业污水、人类活动造成的生境改变、过多的营养物、有机污染物、放射性物质、重金属、由于扰动导致的沉积物活化作用、固体废弃物、油类等。其中, 污水是最主要的陆源污染物类型, 世界各地污水处理情况有很大差异。总体而言, 北美洲、西欧国家经济发达, 污水处理达标率较高, 周边海域海洋环境较好, 中东欧、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附近海域海洋环境质量较差。
另外, 近岸海域出现死亡区是一种典型的陆源污染物排放导致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由于含氮和磷的污染物大量排入近岸海域, 海藻和其他植物大量繁殖, 这些植物死去后沉入海底, 并且植物体的分解耗费水中溶解的氧气, 由于海水缺氧导致鱼类、甲壳动物及其他动植物死去, 整个海域变成无生物存活的死亡区。在过去50年中, 死亡区的面积持续扩大, 波罗的海、卡特加特海峡、黑海、墨西哥湾及东海等尤其严重。至今全球已有400个此类死亡区, 所占面积超过24万km2[2]。
1.2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破坏严重
根据《2008世界珊珊礁现状报告》, 全世界范围内54%珊珊礁处于危机状态, 其中的15%将在今后10~20年内消失 (特别是在东南亚、加勒比海海域) , 另外的20%将在20~40年内消失。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指出, 由于大量红树林被砍伐, 大面积红树林被围垦转变为农业和海水养殖用地, 导致红树林面积日益缩小。1980年世界红树林面积约1 880万hm2, 到2005年红树林面积下降为大约1 520万hm2[3]。与红树林、珊珊礁等的消失速度相比, 海草消失的速度更快。自1980年以来, 每年有110km2海草消失。据估算, 全球剩余海草面积约17.7万km2[4]。
分地区来看, 东南亚是海岸带生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 88%的珊瑚礁遭受人类活动的威胁, 60%以上的红树林被砍伐。加勒比海地区超过2/3的珊珊礁正遭受人类活动威胁, 珊瑚礁大面积退化。仅在1995—2001年间, 苏弗里耶尔地区47%的珊珊礁消亡。在北海沿岸地区, 海砂开采比较普遍, 对底栖生物群落破坏严重。波罗的海90%的群落生境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拉丁美洲地区海岸带原始生境大量消失, 直接导致渔业资源衰竭。例如, 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河三角洲商业性渔业资源减少了90%。
1.3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了海洋生态环境恶化
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的深刻影响, 已经成为讨论各种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的大背景。全球气候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温室气体增加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研究表明, 从1906—2005年, 地表温度的全球平均值增加了大约0.74℃[5]。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极地冰川融化, 加快了海平面的上升速度。海平面上升不仅会引起潮滩湿地与其他低地淹没, 加剧海岸侵蚀、低洼地洪涝和盐水入侵等海洋灾害, 风暴潮等海洋灾害还加速海岸侵蚀, 并降低海水盐度、增大海水混浊度、减少溶解氧等, 破坏海洋生态环境进而影响生物群落, 给海洋生态环境安全带来了严峻的威胁[6]。
同时, 全球海水表面温度上升造成的大量珊瑚礁白化的现象, 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1982—1983年, 发生在印度尼西亚、澳洲大堡礁和巴拿马附近海域的珊瑚白化以及1997—1998年的全球珊珊礁大量白化, 都与水温升高有关[7]。自1980年以来, 全球珊珊礁生物的疾病频频发生, 科学家发现许多怪异的疾病都与气候变迁有关[8]。臭氧层破坏导致太阳辐射或紫外线增加, 也会导致珊珊白化和死亡。降雨异常集中等气候异常现象, 使珊珊礁区的海水盐度产生剧烈改变, 也可引起珊珊白化。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致使海洋中吸收溶解的二氧化碳也在增加, 并导致海水正在逐渐变酸, 海洋酸化会使珊珊和其他含石灰质海洋生物的碳酸钙骨骼部分崩解。
2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2.1 实施全球区域海行动计划
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之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开始积极推动区域海项目 (regional seas programme) 的实施, 区域海项目作为管理海洋及海岸资源、控制海洋污染的地区合作框架, 为全球区域性海洋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可操作平台。区域海项目在其所涵盖的地区内是以行动计划为支点的。从1975年第一个区域海行动计划———地中海行动计划开展以来, 迄今为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制订和实施了西非和中非、非洲东部、东亚海、南亚海、西北太平洋、波斯湾和阿拉伯湾、红海和亚丁湾、南太平洋、东南太平洋、泛加勒比海、黑海、东北大西洋和波罗的海等14个区域海行动计划, 参加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40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下属的海洋与海岸带规划行动中心 (OCA/PAC) 负责组织协调区域国家的具体工作, 通过开展一系列的研讨会与沿岸国家协商开展环境评估、环境管理、环境立法、机构设置、资金安排等事项, 并通过有关的国际机构和专家咨询机构, 确定每个行动计划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2.2 建立海洋保护区
海洋保护区的概念在1962年举办的世界国家公园大会上首次被提出。目前, 根据世界保护区委员会 (WCPA) 的统计, 世界上已经建立了超过5 000个海洋保护区, 覆盖海域面积累计超过250万km2, 约占海洋总面积的0.73%, 占各国管辖海域总面积的2.0%。美国和澳大利亚拥有的海洋保护区面积最大, 分别达400万km2和88万km2, 占管辖海域面积的比例分别超过36%和10%。尽管世界海洋保护区数量不少, 但是各沿海国家建设的力度并不均衡。在12个管辖海域面积超过300万km2的海洋大国中, 美国海洋保护区面积占其管辖海域面积的36%, 新西兰只占0.3%。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关于建立有代表性的海洋保护区网络这个目标, 不少沿海国家提出了自身的海洋保护区建设目标。这些国家普遍提出在2020年之前, 把至少20%的海域设为保护区。
2.3 建立公海保护区
进入21世纪以来,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的高度重视, 公海保护区建设开始成为热点。2000—2003年, 澳大利亚在联合国海洋和海洋事务非正式磋商进程会议上连续提出了有关养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文件, 并提出了在公海设立海洋保护区的建议, 推动对该问题的讨论。欧盟对澳大利亚的建议予以呼应, 表示欧盟高度重视海洋环境的保全, 还建议制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三个执行协定, 目的是建立公海保护区。2008年, 海洋保护生物研究所、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区委员会等共同宣布将推动南极附近的罗斯海等10个公海区域的保护。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在积极推动设立公海保护区。联合国已就此问题设立了非正式的特设工作组。2009年, 公海保护区建设取得突破,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批准了关于建立南澳克尼岛海洋保护区的提议。
2.4 设立禁渔区
当前国际社会已经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工作。其中, 区域性渔业组织通过建立禁渔区、限制特定捕捞方式等手段, 在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 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在罗科尔和哈顿浅滩设立了禁渔区, 禁止底层拖网捕捞和使用固定渔具捕捞, 包括使用底层刺网和延绳钓捕鱼, 该委员会还制定了保护脆弱深水生境的临时措施, 禁止在赫卡特和法拉第海隆、雷恰内斯海岭的部分地区、阿尔泰海隆和安蒂阿尔泰海隆进行底层拖网捕捞和使用固定渔具捕鱼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 当前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已经成为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手段, 一些海洋国家通过划定海洋保护区和禁渔区变相扩大管辖海域面积, 另一些国家则通过在争议海域设立海洋保护区和禁渔区来行使管辖权, 体现实际控制。
3 主要海洋国家海洋环境保护实践
世界各国政府高度关注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积极通过立法、行动计划和政策措施致力于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产生之后, 各国的海洋意识空前提高, 海洋法规和海洋管理机构逐步完善, 一些发达国家提出了“大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环境综合管理”等新的海洋环境保护管理原则和思想, 建立了一些新的海洋环境保护制度。
美国积极倡导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综合管理, 在原有海洋管理部门的基础上, 成立新的内阁级海洋政策委员会, 协调海洋与大气局、渔业管理委员会、交通部、海岸警备队等多部门协作负责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更好地管理海洋环境资源。同时美国还与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一起建立地区性的海洋保护区行动计划, 并为国际社会提供经验借鉴及相关技术与方法支持, 共同推动全球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制订国家行动计划来保护海洋环境的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实施跨部门的“海洋环境质量 (MEQ) ”计划, 形成了《联邦政府海洋环境质量管理框架》和《联邦海洋环境质量行动计划》, 对海洋环境管理相关部门行动进行了统筹规划, 实现联邦政府相关政策与计划的整体协调, 并出台了加拿大海洋环境质量管理战略。1996年成立了防治陆源海洋污染国家行动计划办公室, 负责协调与推进海岸带水域保护计划, 2000年发布了《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活动污染国家行动计划》[9]。
韩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展了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的调查, 并积极参与西太平洋保护行动计划和东亚海洋环境保护计划。同时为加强陆源污染物控制和防治海洋环境恶化, 出台了多部抑制海洋废弃物产生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的法律, 如《海洋污染防治法》《港湾法》《渔港法》《废弃物管理法》《渔场管理法》等, 并适时修订与完善, 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01年, 韩国制订了《海洋环境保护综合规划》, 从“七大推进战略和五个实施领域”来促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实施[10]。
4 国际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对我国的借鉴
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难以得到根本遏制。在当前世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发展趋势已经从单一的国家行为向国际合作迈进的形势下, 我国应充分借鉴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和措施, 坚持海洋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方针, 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实现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4.1 制定完善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制度
目前, 我海洋环境保护法律相对比较完善, 但是法律的协调性不佳, 可操作性差, 还存在诸多模糊和空白地带, 亟待进一步修改完善, 尤其是配套制度建设不足, 导致在具体问题的执行过程之中很多行为难以受到约束。2011年渤海湾的蓬莱l9-3油田发生漏油事故的讨论与相关处理结果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因此, 应进一步加强海洋污染防控、生态多样性等立法进程, 完善配套政策制度建设, 健全海洋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在区域层次上, 由于区域海洋经济保护法律制度的缺乏, 导致此类严重损害中国海洋环境利益的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约束, 中国也无法有效保护本国的重要海洋环境利益。因此, 中国一方面应积极推动渤海区域等管辖海域立法;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
4.2 继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
目前, 中国已缔结和参加的国际环境条约有50多部, 其中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主要有10多部。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环境署区域海组织之间的合作, 还先后与美国、加拿大、印度、韩国、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签订了20多项环境保护双边协定或谅解备忘录。通过参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 为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当前, 由于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有限, 在海洋污染防控技术、典型性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技术、渔业资源的养护、保护区建设与管理、海洋环境的监测方法和手段、GIS及RS等海洋环境监测技术等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需要进一步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 规范海洋生态环境管理行为, 努力提高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水平。
4.3 推进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
迄今为止, 主要海洋国家都在其海岸附近建立海洋保护区, 也有一些国家已通过或正在通过国家立法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建立海洋保护区。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工作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截至2010年年底, 已建成珍稀濒危海洋动物、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及自然景观等各类海洋保护区, 初步形成了海洋保护区网络体系。未来, 中国应继续推进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 通过建立部门间合作机制并加以制度化, 利用科学决策工具来确定和选择新的海洋保护区, 共同确定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目标与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代表海洋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海洋保护区网络体系。加大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与陆地保护区网络以及地区或全球海洋保护区网络的紧密联系, 促进国际化的区域海洋保护区行动计划实施, 推动区域性、全球代表性海洋保护区网络体系建设。
4.4 加强海洋环保意识的教育和宣传
目前中国民众虽然对于海洋生态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是从整体来看, 海洋法制观念与海洋环保意识相对仍然较为淡薄, 中国应当加大对于民众的海洋环保宣传力度。首先, 对广大的渔民、沿海居民、企业职工等进行海洋环保知识普及性宣传教育, 在人民群众内心树立起海洋环保意识。其次, 要加强对于海洋法律法规的宣传, 不能够等民众触犯了海洋法律后再进行处罚, 而是应当注意培训广大民众的自觉性。再次, 要充分利用世界海洋日、海洋文化周等海洋主题活动和海洋馆、海洋公园等生态环境保护基地, 开展海洋环保主题实践活动。最后, 要加强中小学和大中专院校的海洋知识教育, 从小培养海洋环保意识。
摘要：由于受到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 世界海洋生态环境退化趋势不断加剧, 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各国通过制定国际公约、建立保护区等方式, 积极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合作, 促进各国共同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资源。我国应借鉴国际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 采取更加有效的保护措施, 形成可持续利用海洋环境资源, 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氛围。
关键词：生态环境,海洋保护区,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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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借鉴 篇11
1 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美国汽车产业的保护政策
美国汽车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对汽车产业由充分竞争到实施保护的过程, 在其初始发展期 (19九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期) 以及成长期 (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 , 几乎见不到保护政策的影子, 整个市场上以自由竞争为主线充分发展。
美国汽车产业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发展,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进入成熟期, 在此期间日系车在世界市场上不断发展壮大, 为了确保美国当年的汽车产业在世界上的有利位置, 美国政府实施了保护政策, 要求日本实行“自愿出口限制”政策, 当时美国和日本的汽车贸易摩擦日益严重, 日本汽车在美国的市场份额逐年呈现上升趋势, 这对美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最终在1981年美日双方商议达成由日本主动出面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协议, 也就是日本开始向美国每年出口最多168万辆日本汽车, 3年后日本向美国年出口的日本汽车却提高到185万辆, 虽然表面上看, 美国汽车产业的产业保护政策以日本打破“自愿出口限制”而失败, 但是, 如果从市场的供求角度分析, 鉴于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上大幅减少了供应量, 市场上的日本汽车供求关系转变为供不应求的局面, 根据供求原理, 供不应求将导致日本汽车在美国的售价提高, 这从一方面导致日本汽车产业拥有高额的出口经济收益, 另一方面为日后日本汽车产业在美国直接投资设厂和日本汽车在美国大范围推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美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进入衰退期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后, 美国政府的汽车产业保护政策也开始不断增多。1982年, 美国国会通过制定《当地成分法案》开始对外资汽车公司进行限制, 法案规定外资汽车生产公司的整车必须使用美国本土75%以上的零部件才能够列在美国本土国产车的范围内, 要求该法案最迟不晚于1985年实施生效。美国政府不断总结过去不断扶持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 结果却导致日本汽车产业成为美国汽车产业最大的竞争对手的教训, 美国政府开始通过“不公平贸易”保护政策促进本土汽车产业的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中提出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的汽车企业不能扭曲双边贸易以实行国内股份的规定。发展到1992年, 美、加、墨三国共同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在该协定中, 由于美国单方面强制要求, 墨西哥必须在针对美国汽车贸易的相关协议中给出对贸易区内的成员国适当放宽其汽车产业股权投资的限制的承诺, 最终甚至被要求应该取消该限制, 并对各类当地相关的限制进行废止。美国政府一度对本土汽车产业给以直接补助。在世界上两大石油危机爆发后, 美国本土汽车产业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为了脱离这种困境, 政府开始放弃由市场主导的自由竞争发展模式, 通过制定集群政策对美国最大的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予以直接补助, 主要是对底特律汽车企业提供资金方面的援助以保护其不断向前发展, 但由于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公司在资金的使用方向上并没有按照政府直接补助的使用方向——汽车新型产品的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水平的提高, 却把直接补助的资金用于非汽车制造的非使用范围内, 最终政府施行的集群政策以失败而告终。
通过分析美国汽车产业的政府保护政策发展历史, 可以看出, 由于美国的汽车产业实行的是市场自由竞争为主导的发展思想, 虽然政府在特殊时期内通过保护性集群政策对汽车产业集群进行扶持, 但只起到辅助的作用, 仍然缺少强制力对汽车产业的发展给以正确的指导, 导致美国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逐渐走向了衰败。
2 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日本汽车产业的保护政策
在日本汽车产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程中, 每一个生命周期阶段日本政府均根据汽车产业的发展水平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政策, 其保护政策分两方面, 一方面集中在对外贸易政策上, 即与汽车产业相关的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政策的使用;另一方面集中在国内汽车产业政策上, 即对日本本土汽车产业制定的具体优惠政策。
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汽车产业进入初始发展期, 直至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成长期阶段, 日本政府始终限制国外汽车特别是国外的小型轿车, 主要用的保护性政策是对国外汽车征收, 曾达到40%以上的高关税, 直到1971年, 进口汽车关税率才开始有所下降, 降为10%, 对外国汽车征收关税的保护政策直到1978年才停止使用。即使如此, 汽车产业的相关其他非关税壁垒却没有停止使用, 日本政府通过外汇限制手段、进口配额办法以及环境和卫生标准等规定对外国汽车的进入加以限制和规定, 1954年日本政府限制了进口车的使用方向, 规定进口汽车只能做新闻业务用车或者出租车使用, 而且3年内不允许其进行交易。1964年日本政府对进口汽车配额的管制范围从进口金额的限制演变到了进口汽车数量的限制上。
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进入成熟期, 虽然表面上日本政府已经取消了对进口汽车的关税征收政策, 但开始针对欧美等大型车以反公害为主要缘由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 在1976年政府对该法案进行了二次修订, 致使日本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限制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最为严厉的国家, 由于这种新的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政策, 严格限制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等先进汽车生产国的大型车的进口, 有效保护了日本国内汽车产业的持续性发展。所以说直至今日, 日本政府仍然通过隐蔽性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政策 (如规定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等) 在技术层面和环保角度不断加强对本国汽车产业的保护。
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政府一直对本国汽车产业给以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本国汽车产业直接性发展补助的保护政策, 一方面对进口汽车的挤占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则鼓励本国国民消费本土汽车, 日本政府曾经为保护国产小型车的发展在制定不同类型汽车的相关税率时, 规定高级豪华轿车的税率多达50%, 规定普通型轿车的税率为40%, 而规定小型轿车的税率为20%, 仅仅是普通型轿车的一半。日本政府也曾规定过不允许外商在日本进行汽车产业的直接投资, 直接保护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即使后期日本开始开放了国外汽车内胎制造行业, 仍然限制外商投资在内胎制造行业的比例必须少于50%。
综上, 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对汽车产业发展的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导致日本国内生产和消费国产车出现垄断, 伴随着日本产业集群的发展规模日益增大, 政府保护性集群政策的规定范围内长期促进了日本汽车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可以说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对本土汽车产业的发展通过保护政策而取得成功的国家之一。正是由于日本对汽车产业保护政策的有效合理使用为日本汽车产业与欧美汽车不断竞争并最终赶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分析、比较及启示
通过对比美国和日本汽车产业在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保护政策, 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对汽车产业规定的相关保护政策与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规定的相关保护政策相比针对性不强, 大多是暂时性保护性政策, 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美国的自由竞争式发展导向使得美国的汽车产业发展是以市场为主导, 政府适当干预为辅助, 政府的汽车保护政策只是以辅助方式对本土汽车产业的发展从侧面进行扶持, 缺少强制力对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行正确指导, 最终美国以底特律为代表的汽车产业集群不断走向了衰败;二是日本的政府主导式发展导向使得日本政府把保护政策贯穿在日本汽车产业发展的始末, 日本的汽车保护政策主要体现在多项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政策的规定, 以及日本政府对本土汽车给予的直接性以及间接性补助方面, 在日本汽车产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 虽然汽车产业的关税政策已经被取消了, 可是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的发展始终有不同方面的严格保护政策, 在发展形式上越来越具有隐蔽性。日本汽车产业集群尤其是日本丰田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就是在日本政府不断制定相关保护性政策的指导下逐渐完善和完成的, 由于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的保护政策比美国的保护政策更为严格, 导致日本汽车产业不断快速向前发展, 成为世界上第一汽车生产大国。
我国作为汽车产业的后起之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环境下, 与美日的经济基础差距巨大, 相比之下, 日本的保护多于竞争的发展模式更适合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尽管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诸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东北等汽车产业集聚区, 但是由于保护政策跟不上, 出现了短期内的百花争鸣局面, 甚至在汽车发展的品牌上分区域重复度较高, 为避免这种情况带来的弊端, 我国政府在制定汽车产业保护政策过程中应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汽车产业保护政策, 尤其是日本汽车产业的保护政策, 在发展中注重抵御国外力量, 保护本国的自主创新, 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如果保护政策跟不上去, 则只能做世界大牌汽车公司的加工厂。
综上, 根据对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美国和日本政府制定的不同汽车产业保护政策进行比较, 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得出我国汽车产业保护政策的制定应该更多地学习日本, 对与汽车产业相关的关税、关税壁垒及本土汽车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三方面多加重视, 争取早日从汽车制造大国跻身汽车制造强国。
摘要：美国和日本作为世界先进汽车工业的代表, 两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都是以集群为主要形式, 政府在其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不论从保护政策的制定, 还是具体的监督实施上均采取了合理有效的手段。因此, 对比美日两国汽车产业在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保护政策, 可以从中总结经验, 为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所用。
关键词：生命周期,汽车产业,保护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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